伤寒金匮 伤寒论谈说【原创】

[zhongyi684055]

55．伤寒脉浮紧，不发汗，因致衄者，麻黄汤主之。 一，此为红汗，可与46、47条放一起看 二，而实际临证的时候，以前和一些同道聊天，发现有一个现象，也是学伤寒论的一个误区，说白了就是机械不知变通。见到有发热，流鼻血了就说是红汗，而告诉患者不用管，但是实际上，有很多时候根本不是什么所谓的红汗，这里的红汗只是一个大背景下的小背景，没有太阳伤寒的大背景，单单抓着红汗这个小背景，去套大背景，有什么意义呢？ 三，所谓红汗，举一个直观点的例子，就好像你拿着一个矿泉水瓶子，倒满水盖着盖子，水是流不出来的，这个时候想要水流出来，就把瓶盖打开，但是如果不打开瓶盖，也可以在瓶子上扎个口，水肯定就会顺着口流出来，虽然扎的口小，水留的慢，但是也是为水流出来又找到了一个通道，这个就是这条所谓红汗的意思，在这里例子中也会发现，把瓶盖也打开，这样侧面以及瓶口都会流水，这个打开瓶盖的举动，就是这条最后所说的“麻黄汤主之” 四，此条也进一步说明了，“汗血同源”的道理

“汗血同源”这么说，用汗法与刺血疗法是相似的了。

 

[zhongyi684055]

57.伤寒发汗，解半日许，复烦，脉浮数者，可更发汗，宜桂枝汤主之。 一，此条简单说，告诉你了，一汗未尽，可再汗，这个原则之前太阳上篇的时候已经提到过，具体运用的时候还是那句话，不能机械，关键点是去判断一汗后，怎么样是未尽，怎么样是过汗了，之后你才能去着手看是未尽再汗，还是过汗证转变用其他方法去处理，这个怎么判断？还是根据舌、脉、证三者结合一起来判断。 二，此条可以和太阳上篇的第25条、26条互参

“发汗后，脉浮数，可更发汗。”一般小孩感冒发烧后用发汗的方法，解之后，脉浮数的话，烧还会烧起来，那还得再发汗。

 

[在田2017]

谢谢，学习了

 

[苍穹jiff]

62，发汗后身疼痛，脉沉迟者，桂枝加芍药生姜各一两，人参三两新加汤主之
一，这条告诉你，临证的时候，不要见到身体疼，就觉得是不是有表实证了，要知道，阴血不够，也会导致身体疼痛，就好像一台机器，缺润滑剂了，运转起来也会不流利。就会身体疼，就会运行缓慢，也就是脉沉迟。
同时，你也要有体会，具体临证的时候，一定不要只看一面，一定要舌脉证，三者去定位来诊断，才能准确，就说这条，看症状，可能会有表实的情况，但是如果你再看下脉象，立马就知道，不是这回事儿，或者你再细问下症状，恶寒是否明显？等，也能马上知道，不是表实。

二，这条也告诉你了解决的方法，就是后面说的这个方子。有新加两个字，可能是仲景自己发明的，这里说一点，伤寒杂病论的很多方子，在仲景之前，就有了，你可以看看辅行决，可以看看五十二病方，有伤寒论的影子，所以，不要迷信说，伤寒论就是仲景写的，应该说，是他总结归纳的，又加上了自己的见解而成的。
然后看方，其实就是在桂枝汤的基础上，家了人参，同时，加大了芍药和生姜的用量，简单化的去理解，桂枝汤，调和了营卫，而由于这个时候津液营血不够，中部也虚弱，所以加了芍药和人参，最后关键是重用了生姜，把药力带到了体表，最后把表解了的同时，身体疼也好了，条文最开始说发汗后，怎么怎么样，其实是有隐含的意思，有几点，一，发汗了，病没好，二，发汗了，身体疼了，发汗带走了什么？少了什么？身体有了什么变化？在结合方剂，就能体会到加减的端倪来。三，发汗后，病没好，就还得从表解，但是又不能用之前的办法来，那怎么办？所以，条文最后的方子就出来了。这里也在告诉你，具体临证的时候，看到一些中部虚弱的桂枝汤患者，不能直接发汗解表的，就可以用这个。有时候有些医家还会先用小建中，等脉浮起来了，在用解表剂，也可以。具体自己揣摩。
然后就是发汗后的一些变化，同样是发汗后，一些人转阳证，一些人转阴证。为何，在于其本身的内在因素，而所谓的发汗后，你也要灵活的理解，不要就觉得必须是发汗后才怎么样，这里只是给你列举的一个场景，提示的内在的东西是指某个人，津液，营血受损了。这个背景下的一些处理方式罢了。
至于这个大背景下，会有什么归转，得灵活看实际情况。有些人发汗后还漏汗不止呢，那是阳不固摄了，就得用桂枝加附子了。
发汗后，虚弱的人，或者说，虚弱的人，津液，营血受损了，也会有两种归转，但是无非还是阴阳两面，桂枝加附子就是阳的一面，新加汤就是阴的一面。
发汗后，不虚弱的人，或者说，本身中部不弱的人，发汗后，可能会导致胃里水分缺失，到了阳明。这也主要是患者本身的内在体质原因导致的。
也有发汗后，不彻底的，还可以再发汗等等，你要注意到，这些条文，全部都是活的。而且，这种情况下，津血的缺失，可以导致身体疼痛，也可能这个疼痛会是头痛，只要内在病机一致，就是一回事儿。不要见到不是身疼，就又迷糊了。再如津液损伤了，也可能会累及到肠道，津液少了，还可能会大便不下呢。也不要一看，我去，大便不下了，这又该怎么办呢？又蒙了，再说这个汗出不解，刚才也说了，这只是个大背景，在告诉你津液流失。
所以说，如果你碰到一些比如说，病人带下多，清白带，比如说，病人例假完了还有止不住，等，从大背景下看，也可以说是津液的流失。如果也符合新加汤的病机，也都是可以用的。
所以说，你要抓大背景，抓内在病机，去学，才会学到根源上，这个方子该怎么用，临证的时候，才能灵活运用。再比如说，一些肩周炎的，如若不能前伸，也不能后伸的，那是需要解表，也温里的，在结合舌脉和其它症状，也是可以用新加汤的思路的。里寒中的你灵活加减就行了，表重的同样，灵活加减。再就是该用人参的地方，别用党参代替。至于身体疼，除了表实麻黄汤，里虚新加汤之外，还有更深层次的少阴层面上的附子汤。附子汤的这种情况又怎么和新加汤的区别？其实很简单，看有没有少阴的症状不就行了，有没有水肿啊，小便不利啊等等。没有就用新加，有了就用附子，其实也没有那么严格，也可以柔和在一起用。
法有了，大框架有了，在这个里面，你可以随意创造，根据实际情况的需要，就此条而言，你还可以对比体会下脉象的不同，表实体痛什么脉象？少阴体痛什么脉象？新加汤的血虚体痛呢？分别是浮紧，沉细，沉涩。
这样，是不是脉象就又和证给对应上了？再就是临证的时候，如果遇到血虚体痛的，同时营血有偏热的该咋办？也可以适当的加点赤芍药，白赤通用就行了，同时桂枝量减一些，都是可以随机应变的。

 

[苍穹jiff]

“发汗后，脉浮数，可更发汗。”一般小孩感冒发烧后用发汗的方法，解之后，脉浮数的话，烧还会烧起来，那还得再发汗。

要注意津液是否充足。不要一味辛散解表，干烧。

 

[苍穹jiff]

63条 发汗后，不可更行桂枝汤。汗出而喘，无大热者，可与麻杏石甘汤。
麻黄四两(去节) 杏仁五十个(去皮尖) 炙甘草二两 石膏半斤(碎，棉裹) 上四味，以水七升，煮麻黄，减二升，去上沫，内诸药，煮取二升，去滓，温服一升。

一，条文说发汗之后，不可更行桂枝汤，这是为何？后面说了，汗出而喘，无大热者，其实这里也可以把汗出而喘，无大热者放在不可更行桂枝汤前头，这样读起来就是发汗后，汗出而喘，无大热者，不可更行桂枝汤，可与麻黄杏仁石膏甘草汤。这样可能读起来逻辑上更顺溜些，这里是有倒装，你注意下。

二，此条的内在病机是什么？肺的宣降失常，表不开，且肺有留热。这里的汗出而喘的根源在肺里的热的熏蒸，肺主皮毛，且肺很娇气，眼睛里容不得沙子，所以才会汗出而喘，这里的喘，反应到临床，是咳喘，也就是通常意义上说的咳嗽，有时候也会是哮喘，这不一定，曾经有一个学生问，他在实践中，遇到了病人，符合这个方证，但是，病人是咳嗽啊，不是喘，就不知道该怎么用了，这个学生暂且不谈，这里要告诉你，学伤寒论，千万别学死板了，切记教条，切记生搬硬套，守株待兔！在治疗咳喘的时候，从症状上看，可能有黄痰，可能鼻腔里热，口渴，也常会见到大便不通畅，有时候会轻微恶寒，有时候是只热不寒，脉象上除了看脉位置的深浅之外，重点切一下右手的寸脉，这是是肺和大肠，如果是哮喘的话，还要同时切尺肾脉，辅助区分虚实。
这里的无大热，个人觉得不用理会，因为，从临床的角度讲，符合此病机的情况出现的时候，有时候也会伴随着高热，那这时候算不算无大热？如果说这里的无大热指的是热在气分，肠胃没有内结，似乎也说的过去，但是临床上，也经常能见到符合此病机，但是大便也不通畅的，这是因为疾病也是运动的，不是不动的，疾病有很多时候也游走在一个临界状态，而有时候，也确实会遇到只咳喘，不发热的，一些西医所谓的肺炎，就属于此情况，所以，这个无大热，不要拘泥。而同时，这个汗出而喘也不一定就是核心点，其实临床上，一些痔疮患者，以及脱肛的情况，并不咳喘，但是也有机会用麻杏石甘法来治疗，也会取得良好的效果，这里你要注意，一，内在病机要符合，肺和大肠相互表里，心经有热可以移到小肠，比如说，导赤散，而肺里的热，也是可以转移到大肠的，因此，在治疗一些痔疮，痔漏，脱肛方面，也能派上用场。二，我说用麻杏石甘法，而没有说就用麻杏石甘汤。这是为何？这是要告诉你，内在方法对了，那它是麻杏石甘汤也好，还是其他的方子也好，只不过是同一个人，换换衣服罢了，可别换了衣服，就不认识了。

三，说说麻黄在这里的作用，个人见解，麻黄不是发汗药，只是行阳开宣肺气的药，而肺主皮毛，如果和桂枝配合，汗能出来，一是麻黄开了道路，二是桂枝给了动力。从另一个角度讲，桂枝强心阳，汗为心之液，阳加于阴谓之汗，这是环环相扣的。而麻黄在这条里，也是一个行阳，宣发开表的作用，热郁结在肺，用麻黄是两个作用，一是开出路，让热可以透发，一是宣发肺气。之后的杏仁是来配合麻黄形成肺部宣降的循环的，石膏是来配合麻黄把肺里的热，顺势利导，双管齐下清理掉的。最后的炙甘草，简单讲，还是守中的，对石膏的寒性有所牵制，整个方子，简单明了，示人以法。只是你要注意方子里麻黄的量和石膏的量的多少，之后你再去对比着看，大青龙里麻黄和石膏的量，从麻黄的配伍看，你可以看看麻黄汤里麻黄配桂枝，这里麻黄配石膏，还有麻杏薏甘汤里，麻黄配薏仁，体会下配伍的不同，作用的不同，你才能更懂得药性的规律。

四，再往内层次的说，肺和大肠相表里，刚才已经说过，而同时，肺金又是肾水的上源，二便上的一些问题，有时候内因属于肺气闭阻内有热的，也有机会用的到，当然，这里不是在告诉你，它都能治疗什么病，而是在跟你说，思维，再跟你说，抓内在实质，也是在间接的告诉你，平时要熟读经典，临证要胆大心细！

 

[苍穹jiff]

64
发汗过多，其人叉手自冒心，心下悸，欲得按者，桂枝甘草汤主之。桂枝甘草汤方：桂枝四两(去皮)，甘草二两(炙)，上二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顿服。

一，发汗过多，会损伤心阳，为何，因为汗为心之液，这个汗之前也说过，阳加于阴谓之汗，就好像天地阴阳合而后雨，人身也是阴阳合而后汗的，汗就好像烧开水的水蒸气，它需要热量，才会蒸腾出来。好了，心阳损伤的大背景告诉你了，接着又很形象的描述了下望诊可能看到的一个样子，就是其人叉手自冒心，为何这样？因为心下悸，欲得按。你看，这条理是很清晰的，且是结合临床上的表现从望诊角度去说。之后说了该怎么办？桂枝甘草汤主之。好了回过头来再读一遍，先说大背景，再说临床表现，最后说解决方法。简洁明了。

二，接着说说这个方子，简单讲，桂枝强心阳，炙甘草味道是甘的，合上桂枝的辛温，之后就好像产生化学反应一样，辛和甘合到一起，化为阳。这样心阳就得到了直接的补充，同时，炙甘草也有镇守中土防止水逆的意思。所以，方子大意就是强心阳，守中土，防水逆。
这个和桂枝汤相比较，少了白芍，为何？之前也说过，白芍阴性，收敛，这里用了，会妨碍桂枝和炙甘草强心阳的工作效率。这里没有用大枣和生姜，其实也是为了药简力专。但是实际作用的时候，也不要死板，很多时候，也是可以加上大枣生姜的，来调整下营卫，甚至白芍，也不是说心阳不足了就不能用，因为临床上病情往往不是单一的，而是缠绕的，心阳不足的同时，很多时候还可能伴有其他的情况存在，也有可能会用到白芍，这都不一定，因此，这条你学习的关键不在于发汗多了，心阳不够了，用这个方剂，而在于学到了一个强化心阳不足的药对儿，桂枝和炙甘草。学到了桂枝还可以强心阳，学到了桂枝汤除了调理中风，营卫不合的同时，也是可以用来温心阳的，再引申到心阳不够的时候，后背平时也容易冷，再引申，桂枝汤用来强心阳的时候，也有威力加强版，可以同时加上红参，红景天，配合桂枝，这可以看作是强心阳三剑客，再配上酸枣仁，白芍，加上炙甘草，这是增心液三剑客，配合到一起去，就好像油灯一样，既加了火，又加了灯油，这样灯就会更亮，燃烧时间更长了。心悸虽然很多时候是心阳不够有水气，但是临床上，往往心阳不够，有水患的同时，也有心的灯油，心血不足的一面，有时候，水收了，心阳够了，还会心悸，这往往就是心血不够导致的，因此上面才说了所谓的增心液的三剑客的配合用法。

三，具体临床运用的时候，你还要注意，如果患者心下悸，想按着，你还是一定要注意，舌脉证结合，如果有里实证，那就不能这样用了。如果心悸的同时，心里还会很烦躁，那么，你就还要考虑到栀子豉汤是否需要，还可以考虑生龙骨，生牡蛎能否用到。还可能考虑到，是否有虚损的心悸而烦躁等情况。
如果心悸的同时，汗还出的厉害，单纯的走温心阳的路子是不够的，必须得配合酸，去收敛，比如说生脉散，这时候也可以用到白芍了。
再就是桂枝配合炙甘草，这是心阳不够的轻证的用法，如果再严重些，刚才说的心阳三剑客，心液三剑客，就能用得上，如果更严重，那么往往脾肾也会有影响，后背可能有一片地方很冷，就要加上温脾的干姜，而一身阳气，根植于肾阳，这个时候，还可以考虑用到附子，巴戟天等温肾阳的药材，心，脾，肾同治才可以。反应到伤寒论中，往后的，82条，你看，用的是真武汤，相对于这条的桂枝甘草汤，程度上的轻重，一目了然，可以对比着看。总结来讲，桂枝甘草汤的情况下，心阳心阴损伤的的都不严重。如果心阳损伤更严重，参，附这些就有机会用的上，如果心阴损伤更严重，白芍，五味子这些，收敛的也就有机会用得上，包括后面条文里说到的炙甘草汤，具体视临床实际情况而定，加减变化，随机应变！再如和往下的65条相比，简单来讲，此条仅仅是内忧，65条还有外患。此条仅仅是心阳不够，65条还有水气的欺负。所以病机大体相同的情况下，用药也有了明显的变化和应对。要把握内在病机，注意区分。

四，过汗伤了心阳，心液，临床上脉象也往往会跳的偏快，也就是所谓的促脉，胸口的膻中穴会不舒服，这个时候，如果在没有药的情况下，可以取心经的原穴神门，配合络穴通里，同时取胃经的足三里，针刺用补法，也能收到强心阳，培中土的良好效果。还需要特别强调一点，也是之前条文里跟你强调过的，脑袋瓜子要灵活，这里说的是大汗过后怎么怎么样，而实际临床的时候，有时候呕吐严重，或者腹泻严重，或者失血严重等情况出现的时候，也可能会因为津液减少，阳气受损伤而心悸，这样的例子也是常能见到的，昨天中午和一朋友吃饭，朋友来的时候是让人扶着过来的，坐下后，说自己浑身无力，心悸难受，我赶紧买了红参的生脉饮，让他喝了3支，过一阵子后，渐渐好转过来，一问才知道，前一天晚上喝多了，早晨来之后，吐了5次，之后就浑身无力，心悸，说话都没力气，这个你看，就是我刚才说的，剧烈呕吐后的心悸，因为不管是呕吐，还是失血，下泄，内在损伤的都是津液和阳气。在这里，我点出来，你要灵活掌握。通过此条，以及此条我延伸出来的一些东西，你掌握了，临床上，一半以上的心脏的问题，就都能随手而解决了。

补充:

一，桂枝这个药，用的时候，最好能用桂枝尖，这个药效最强。
二，这里用炙甘草，一方面是配合桂枝化阳，一方面，是镇守中土，防止水逆，但是，此条所说的情况下，还没有水逆发生，否则，也就不会仅仅用桂枝，炙甘草了，具体你和后面的条文对比，茯苓四逆，苓桂术甘，真武，都夹的有水气，和此条相比还是不一样的，另外，逆还需要回过头来，去看看本经上是怎么说桂枝的，再好好体会下桂枝的用途。最后这里没有用白芍，没有用大枣，虽然上面我说了，实际临床中，也有可能会用到，反过来讲，也就有可能，有时候就是不能用，用了就会有反作用，这里你要能悟出来，有时候，益气的同时，要行气，比如说厚朴配人参。有时候，益气的时候不能泻气了，比如说，这里，不用白芍。有时候，补中但是不能滞中，比如这里，就没有用大枣，还是不去妨碍的意思。
三，今天说了针刺的代替法，如果不会用针，此条的情况也可以艾灸水分穴，不分时间，直到没有心悸为止.

学生问:之前我遇到心悸的病人，有些有心阳不足的情况，但是还有些却是舌红苔少，脉细数，但又怕冷。用了桂枝甘草汤加减，一部分有效，一部分没感觉，知道要顾心阴，但是不会选药，而且治疗的步骤不对，用上生地、山茱萸来资肾阴，往往不能速效。

答:根据实际情况，调整心阳，心阴的侧重，同时，有时候还得心肾同治，有时候得心，胃同治，有时候得心，胆同治。你说的那种情况，得心肾同治，有可能会用到黄连阿胶鸡子黄的思路。二黄降心火，白芍敛肝木，断虚热的来源，阿胶走肺肾，金生水，接住二黄降的心火，鸡子黄作为舟楫，使得心火下降以济肾水。也可以考虑炙甘草汤的思路。

 

[苍穹jiff]

谢谢，学习了

欢迎交流，太忙，来的少

 

[苍穹jiff]

再没有了吗？

平时太忙，往后会继续逐条谈说

 

[苍穹jiff]

跟着才师学伤寒变的简单了，很容易理解，最主要是从临床实践中得来的宝贵经验。期待继续。。。

欢迎交流

 

[苍穹jiff]

此贴，不定期更新

 

[zhongyi684055]

学习了。

 

[zhongyi684055]

要注意津液是否充足。不要一味辛散解表，干烧。

谢谢提醒。

 

[瓶泉居士]

这种荒唐的话题，只有zhongyi684055，即千秋雪、西门赏雪来顶帖了。

伤寒论的价值​

新浪博客/棒棒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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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寒论》是一部论述外感热病为主的感染性疾病专著，由于其确立了辨证论治的原则而被后世中医奉为经典中的经典，地位甚于《黄帝内经》。医学发展到今天，尤其是微生物学、免疫学、流行病学、抗菌药物、检验技术等的高度发达，人类对传染病已经有了强有力的手段，《伤寒论》的现实价值还残留多少呢？

一、《伤寒论》产生的时代背景

谈《伤寒论》产生的时代背景，必须先做一个假设，即它的作者张仲景的生平是可靠的，就是说他大约生于公元150~154年，死于215~219年。这其实是一个很不靠谱的假设，有较真的学者考证，就像扁鹊、华佗，张仲景很可能也不是历史上真实人物，《伤寒论》更可能是王叔和的伪托之作。这种考证相当无趣，且不必管它。
根据假设，我们将镜头拉到东汉末年，对于中华民族，尤其是屁民们，这是一个不堪回首的恐怖时代。在这个时代里，人民不仅要承受频繁的战乱和自然灾害，更饱受“瘟疫”带来的苦难和恐惧。史家统计，公元119至217年百年间(正是传说中张仲景生活的年代)，发生过几十次大瘟疫。仅东汉末年短短三十年间，有明确记载的全国性大瘟疫就有十二次。那时的医学对于瘟疫的真正原因还远远没有摸到边，更谈不上有效的治疗。因此死亡之惨重，尤胜于战争。尽管并没有可靠的统计数据，留下的文字记载足以使人对其悲惨景象感同身受。曹植《说疫气》：“家家有伏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亡，或覆族而丧。”令人毛骨悚然。曹操《蒿里行》：“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并非是文学的夸张，实是苦难时代的素描。而据曹丕回忆录：“昔年疾疫，亲故多摧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可言邪!” 在建安二十二年的大瘟疫中，就连著名公知“建安七子”也难逃其厄，七个竟然死了四个。“七子之冠冕”王粲有诗哀叹：“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就是他，据说在20岁时有幸遇见过张仲景，被预言40岁时会眉毛脱光而死。这个故事可以断言是编造的，因为这种能提前20年出现征兆以脱眉毛为主征的疾病固然不存在，而能精确计算20年后会脱眉百日而死的医学更不可能产生，无论过去今日还是未来。有专家考证王粲后来也死于瘟疫，“建安七子”七死五，蝼蚁屁民复何如？东汉末年大瘟疫究竟死了多少人？是不是如著名老中医邓铁涛所说我中华民族在中医的护佑(忽悠)下，从无死亡超过百万的传染病发生？非也！根据官方记载，瘟疫爆发前的汉桓帝永寿三年(公元157年)时，全国人口为5650万；经过大瘟疫，仅仅八十年后晋武帝太康元年(公元280)时，全国人口仅存1600余万，锐减达四分之三。而在瘟疫最惨烈的中原地区，到三国末年，其人口仅及汉代的十分之一。刨去战争和灾荒的原因，仅仅瘟疫所带来的人口减少少说也有2000万。
医圣张仲景躬逢其时，亲临其境，亲受其灾，他的家族本是望族，人口众多，达两百余口，不到十年，三分之二死于瘟疫(他排除了战争和饥荒因素)。除了哀叹外，他做了怎样的研究和努力？他写的《伤寒论》是怎样认识“瘟疫”的？又提供了怎样的治疗方法？对后世瘟疫的治疗和控制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二、伤于寒乎？

自19世纪后期，随着现代微生物学的诞生，经过巴斯德、科赫等科学家艰苦卓绝的研究，人类终于逐渐弄明白了历史上种种瘟疫的真正原因，随后才逐渐有了有效的武器。根据历史记载，各种传染病，如天花、鼠疫、白喉、猩红热、霍乱、斑疹伤寒、伤寒、肺病、麻疯、疟疾、吸血虫病等都曾袭击过我们中国大地，一个也不曾少。古人对这些传染病的病因、传播途径、病理生理过程等均一无所知，在漫漫长夜中进行无可奈何、收效甚微的探索。古人把所有的传染病一律笼统称之为“瘟疫”，体现了现代医学诞生前人类对疾病和死亡的原始恐惧。
东汉末年的大瘟疫，张仲景称之为“伤寒”，这个名词实际上就是他的传染病病因学说。这也不是创新，《素问》说：“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又说“人之伤于寒也，则为病热”。大凡传染性疾病，几乎都有发热的症状，古人想当然的推测，“热”是伤于“寒”，至张仲景则干脆把“伤寒”作为一切外感热病的总称(不仅包括鼠疫、霍乱，也包括痢疾、疟疾甚至更多的是普通感冒)。他凭什么？他是如何得出这个结论的？根据相关记载，我们没有发现他曾经有过特殊的实地调查、疾病观察、临诊研究，他所作的是“勤求古训”“用思精”，也就是说，他不过是从《素问》等古书里得到启发，加上自己的苦思冥想而得到的结论。这正是古人尤其中医做科学研究的最根本的方向性错误。因此，士大夫长沙太守张仲景闭门造车的“伤寒”之论实际上还不如蛮族匈奴人对瘟疫的朴素认识。
早在西汉武帝时，匈奴人基于对瘟疫朴素的认识对汉军采取了史上最早的“生化武器”：“匈奴闻汉军来，使巫埋羊牛，于汉军所出诸道及水源上，以诅汉军”。果然，汉军接触或饮用被牛羊尸体污染的水源后，就发生了瘟疫，连著名的军事家霍去病，也在远征匈奴大获全胜后，年仅二十四岁就病死了。
这说明，匈奴蛮族甚至认识到这次瘟疫来源于被污染的水源，与医圣的“伤寒论”相比，这是多么了不起的见解！现代医学在千年之后，通过无比复杂的流行病学调查和微生物学研究才确定这一点。后人根据现代医学理论进行合理推测，汉军带回了匈奴人馈赠的瘟疫之源，在中原地区落地生根，并潜伏下来，一伺外界环境成熟，就大规模发作。病人排泄物通过老鼠及家畜向内地反复传播，由此引发自公元1世纪至4世纪前后数百年间在中原地区反复发作的“伤寒”瘟疫。作为始作俑者，匈奴人一样受到了“诅咒”，史料表明，随后百多年间，匈奴各部屡遭瘟疫，人口锐减。同时，在汉王朝的打击下，急剧衰落，大部被迫西迁，疫病随之“一路豪歌”向西延，直至贯穿整个亚欧大陆。公元2世纪后，这种瘟疫暴发于中亚，公元2—3世纪传播到罗马。此后渐次传播到中亚、南亚、阿拉伯半岛、北非以及整个欧洲，对整个文明世界的历史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正如考古学可以探知现代人类疾病几乎都存在于古人甚至史前人类一样；根据现代医学理论，不仅可以合理推测东汉大瘟疫的起源和传播，也大致推测出其病原。根据其“发高热而苦寒，患者体有斑瘀，死亡率高”的临床特征和流行特点，这次瘟疫很可能是“流行性出血热”(1982年世界卫生组织统一定名为“肾综合征出血热”)，这是一种由小型啮齿动物为主要传染源(也有部分家畜)，由布尼亚病毒科的汉坦病毒属病毒引起的，以消化道为主要传播途径的高死亡率烈性传染病。这种病与“风寒”无关，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整本《伤寒论》失去了其赖以立足的根基。
当然，我们不必苛求古人去认识病毒。但是，今天的中医如果仍然拒不接受微生物学，坚持用风、寒、暑、湿、燥、火等六淫外感之邪来解释传染病的病因，那可连明代的吴有性都不如了。吴有性在《瘟疫论》中大胆猜测“温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他这种敢于突破古人的创造性思想已然超过医圣张仲景。但他若生于今天，靠了显微镜，一定更恍然大悟，他所说的“异气”原来就是各种病源微生物，比如汉坦病毒。
《伤寒论》对于传染病病因的认识是根本错误的，那么，它所分析描述的病理生理过程又如何？

三、伤寒病理邪说

法定传染病39种，著名的如鼠疫、霍乱、疟疾、天花、流行性出血热等，均曾在历史上肆虐。《伤寒论》把这些外感热病统称之为伤寒；这几种可怕的瘟疫的病原体分别是鼠疫杆菌、霍乱弧菌、疟原虫、天花病毒和汉坦病毒，既有细菌，也有病毒和原虫，《伤寒论》把这些可怕的微生物笼统“黑箱”为风寒之邪。几十种病原、侵袭途径、病理各异的传染性疾病在古人想象中意外的简单：仿佛自然界之风之寒，吹拂于人体，其衣厚者无恙，衣薄者易病，如此而已。风寒之邪，首先侵袭肌表，而太阳经主一身之大表，为六经藩蓠。凡外邪入侵，首当其冲者必是太阳经，邪在肌表时叫太阳病的经证(又分为中风、伤寒、温病三种，此皆为表证)；若邪在太阳经不解而内传于膀胱或大肠，其所引起的病变叫太阳腑证(分蓄水和蓄血二证)。外邪进一步内侵，入里化热，热与燥相合于胃与大肠，就分别造成阳明病的经证和腑证。外邪侵犯肝胆，肝胆之气火上逆而亢，致少阳病。中焦阳气虚衰，寒湿内阻，损及脾阳，或寒邪直犯脾经，叫太阴病。外邪入侵病程中，心肾阳虚，虚寒内生或心肾阴亏，阳热亢盛所表现的证候曰少阴病。厥阴病，乃肝木失调，心包受邪犯，相火上炎为热，心火不能下达为寒，所以有上热下寒；在正邪交争中，阳胜阴衰则热多寒少；阴胜阳衰则寒多热少，所以有厥逆胜复。病邪内陷，气血紊乱，阴阳不能顺接，所以有各种厥逆证。《伤寒论》就这样把外感热病归纳为六经病(太阳、阳明、少阳、太阴、少阴、厥阴)，无论何种外邪，都是自肌表，循六经，入脏腑，每一步都经历正邪交战。这仿佛攻城战，从城墙，循巷道，达首府，挡得住则胜王，挡不住则败寇。这看起来很有道理，它实际上也是源于取类比象思维，让人一听就觉得很好理解。中医的迷惑性也在这里，如果不能站在现代医学的高度是很难批判中医的。却看现代医学如何说？现代医学认为，不同的传染病有不同的传播传入途径，是不存在共同途径的，“外邪”(病原微生物)侵入人体后致病的机制也各相异。如鼠疫，人鼠间借蚤为媒介传播鼠疫杆菌，其侵入皮肤或呼吸道后，先在局部繁殖，随后迅速经淋巴管至局部淋巴结繁殖(腺鼠疫)，淋巴结里大量繁殖的病菌及毒素入血，引起全身感染、败血症和严重中毒症状。脾、肝、肺、中枢神经系统等均可受累。病菌播及肺部，发生继发性肺鼠疫。如霍乱，霍乱弧菌进入人体的唯一途径是通过饮食由口腔经胃到小肠。经过胃时多数被胃酸杀死，少数通过胃酸屏障而进入小肠，粘附于小肠上皮细胞表面并在这里繁殖，产生霍乱肠毒素，引起肠液的大量分泌，结果出现剧烈的腹泻和反射性呕吐。又如疟疾，受染的雌按蚊吮吸人血时，疟原虫子孢子随蚊唾液直接进入人体血循环，约半小时即全部侵入肝细胞，在肝细胞内裂体增殖，然后胀破肝细胞逸出成千上万的裂殖子进入血流，再侵入红细胞，再发育成雌雄配子体。此期间如被雌性按蚊吸入胃内，再在蚊体内进行有性增殖。现代中医们面对这种中西医对同一病的不同解释，往往辩解不能用西医思维来理解中医。这其实根本不是什么思维问题，而是是非问题。从上面对比我们可以看到，中医的概念从经络到脏腑到六淫外邪，全是虚拟的，关于外感热病的病理生理全是想象臆测的，毫无根据。现代医学则完全是实证的结果，每一条结论都是铁板钉钉般的可靠，像疟原虫钻入红细胞的过程甚至可以用高分辨微镜技术进行摄像。二者之间的可信度根本不可同日而语。
一种医学，如果它对疾病的病因、传播途径、病理生理等全然靠想象推测而得出，它会是可靠的吗？基本理论不可靠，以其为根本依据进行的临床“辨证”会可靠吗？再以“辨证”为名进行的“施治”会有效吗？

四、辨证蒙治

《伤寒论》最伟大的“成就”(其实毋宁说是罪过)是确立了“辨证论治”的法则，并从外感热病扩展到一切疾病，成为万世不易的临床诊疗纲领。这种法则撇开了疾病的本质，使得后世中医不再费心费力去探索疾病真正的病因和病理，而一味沉浸在“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实际虚幻无凭的“法则”里作纯粹主观的思辨玄想，把医学沦落为算命术。张仲景罪莫大焉！
从历史事实看，《伤寒论》出现后对中国瘟疫的防治并没有起到任何实质影响。瘟疫依旧史不绝书，死亡依旧触目惊心。从1500年至1911年不到500年中，共发生大疫238次，平均两年就有一次。尤其明末清初的大瘟疫，惨烈程度尤胜于东汉末年，死亡在2000万以上。从历史记载中，我们看不到在任何一次瘟疫流行中，有任何名医以他神妙的医术大大降低过死亡率，更不曾有任何“上医”以传说中的“治未病”神术防止过瘟疫的发生。这种情况持续到现代医学进入中国才发生根本改变。1910年12月，东北肺鼠疫大流行，吉林、黑龙江两省死亡达39679人。时俄、日均以保护侨民为由，以兵要挟，欲独揽防疫工作(对我中华上医的不信任)。清政府作出英明决策(说不定是他们作出的唯一英明的决策)，派出纯正西医博士伍连德(剑桥出身)为全权总医官主持东北防疫工作。伍连德时年31岁，绝非名老西医，但熟谙细菌学、流行病学与公共卫生学，他深入疫区调查研究，追索流行经路，采取了加强铁路检疫、控制交通、隔离疫区、火化鼠疫患者尸体、建立医院收容病人等多种防治措施，不久便控制了疫情。伍连德的成功说明在抗生素和疫苗发明之前，面对大型传染病，唯一有效的方法是控制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即使在今天，这仍然是最有效的方法。如张仲景一样对一个一个病人进行辨证再施治，就算他狠，治一个好一个，又到哪里去找那么多的能精确辨证的神医？清代温病学说据说是《伤寒论》的发扬光大，但是并无实质进步。如叶天士创立卫气营血辨证，以营卫作为辨证论治纲领，一厢情愿的认为“温病”(传染病的又一个说法)是由卫到气，自营入血，由表入里，自浅入深发展传变。而吴鞠通则认定三焦(不知道是什么鬼东西)辨证，臆想“温病”自口鼻而入，鼻气通于肺，口气通于胃，肺病逆传，则为心包。上焦病不治，则传中焦脾与胃也。中焦病不治，传下焦肝与肾也，始上焦，终下焦。这些学说与张仲景的六经辨证一样，均着眼于具体病人，而不知传染源和传播途径。古人想不到天地间还有一种“邪”叫做“微生物”，他们在病人身上用虚拟的经络、营卫、三焦辨来证去，不过是毫无意义于事无补的折腾而已。折腾出再多的学说、再多的学派、再博大精深，还是要等到伍连德的出现才行。
难道说就一无是处？“辨证施治”虽然对瘟疫的整体控制无能，对患者个体的治疗难道也无效？
根据推测，张仲景时代主要的“伤寒”很可能是流行性出血热，我们以此病为例进行分析。流行性出血热临床上表现为五期经过，即发热期、低血压休克期、少尿期、多尿期和恢复期。但是并不必然经过这五期，有些病人前期表现轻微，仿佛直接进入多尿期；同在发热期也表现各异，并不都不全有全身酸痛，头痛、腰痛、眼眶痛，《伤寒论》恰恰喜欢把它们进行无比复杂但是没有必要的区分辨析。《伤寒论》的辨证基本就局限在发热期，这可谓本末倒置，当然限于技术难以观察血压、肾功能、血生化等关键指标，也是无奈。因为该病一个显著的特征是发热消退，给人以疾病康复的假象，而真正的危险才刚刚开始：休克、肾衰竭、电解质紊乱、继发消化道大出血、继发感染等等。其第二个假象是休克、少尿期度过，仿佛危险也度过，实际上死亡多发生于多尿期。《伤寒论》对重要的生命征象和指标无能顾及，却孜孜不倦穷究于是有汗还是无汗，是脉缓还是脉急？有汗而脉浮缓者属太阳病中风的桂枝汤证；无汗而脉浮紧者，属太阳病伤寒的麻黄汤证；无汗、脉紧而增烦燥者，又属大青龙汤证等等。这样精细的辨证及选方用药法则，使人产生精密可靠的错觉。实际上，这些千奇百怪的“证”，其本质上并无不同，即是由汉坦病毒感染导致的全身小血管和毛细血管的损伤，引起渗出、出血，造成各器官功能的异常。初期抗病毒治疗可能有效，退不退热，发不发汗，与疾病预后全不相干；后期则以生命支持技术为主，如少尿期的透析，消化道大出血时的止血和输血技术，多尿期的电解质紊乱调整，重症时的生命监护等等都非常重要。
要之，由于不明出血热等传染病的根本病因和病理生理，所谓“辨证施治”只能是“辨证蒙治”。 “辨证施治”的神奇效果和《本草纲目》中各种荒诞的“效验如神”一样，全是自说自话，迄今没有一例能经过严苛的双盲对照实验的验证。效何在？在嘴上。
现在我们大概可以确定《伤寒论》的价值了，它只有医学史的价值，没有临床实用价值。清人张志聪说“不明四书者不可以为儒，不明本论(《伤寒论》)者不可以为医。”若以今日的医学认识，后半句当改为：不明本论之谬者不可以为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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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穹jiff]

这种荒唐的话题，只有zhongyi684055，即千秋雪、西门赏雪来顶帖了。

伤寒论的价值​

新浪博客/棒棒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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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寒论》是一部论述外感热病为主的感染性疾病专著，由于其确立了辨证论治的原则而被后世中医奉为经典中的经典，地位甚于《黄帝内经》。医学发展到今天，尤其是微生物学、免疫学、流行病学、抗菌药物、检验技术等的高度发达，人类对传染病已经有了强有力的手段，《伤寒论》的现实价值还残留多少呢？

一、《伤寒论》产生的时代背景

谈《伤寒论》产生的时代背景，必须先做一个假设，即它的作者张仲景的生平是可靠的，就是说他大约生于公元150~154年，死于215~219年。这其实是一个很不靠谱的假设，有较真的学者考证，就像扁鹊、华佗，张仲景很可能也不是历史上真实人物，《伤寒论》更可能是王叔和的伪托之作。这种考证相当无趣，且不必管它。
根据假设，我们将镜头拉到东汉末年，对于中华民族，尤其是屁民们，这是一个不堪回首的恐怖时代。在这个时代里，人民不仅要承受频繁的战乱和自然灾害，更饱受“瘟疫”带来的苦难和恐惧。史家统计，公元119至217年百年间(正是传说中张仲景生活的年代)，发生过几十次大瘟疫。仅东汉末年短短三十年间，有明确记载的全国性大瘟疫就有十二次。那时的医学对于瘟疫的真正原因还远远没有摸到边，更谈不上有效的治疗。因此死亡之惨重，尤胜于战争。尽管并没有可靠的统计数据，留下的文字记载足以使人对其悲惨景象感同身受。曹植《说疫气》：“家家有伏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亡，或覆族而丧。”令人毛骨悚然。曹操《蒿里行》：“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并非是文学的夸张，实是苦难时代的素描。而据曹丕回忆录：“昔年疾疫，亲故多摧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可言邪!” 在建安二十二年的大瘟疫中，就连著名公知“建安七子”也难逃其厄，七个竟然死了四个。“七子之冠冕”王粲有诗哀叹：“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就是他，据说在20岁时有幸遇见过张仲景，被预言40岁时会眉毛脱光而死。这个故事可以断言是编造的，因为这种能提前20年出现征兆以脱眉毛为主征的疾病固然不存在，而能精确计算20年后会脱眉百日而死的医学更不可能产生，无论过去今日还是未来。有专家考证王粲后来也死于瘟疫，“建安七子”七死五，蝼蚁屁民复何如？东汉末年大瘟疫究竟死了多少人？是不是如著名老中医邓铁涛所说我中华民族在中医的护佑(忽悠)下，从无死亡超过百万的传染病发生？非也！根据官方记载，瘟疫爆发前的汉桓帝永寿三年(公元157年)时，全国人口为5650万；经过大瘟疫，仅仅八十年后晋武帝太康元年(公元280)时，全国人口仅存1600余万，锐减达四分之三。而在瘟疫最惨烈的中原地区，到三国末年，其人口仅及汉代的十分之一。刨去战争和灾荒的原因，仅仅瘟疫所带来的人口减少少说也有2000万。
医圣张仲景躬逢其时，亲临其境，亲受其灾，他的家族本是望族，人口众多，达两百余口，不到十年，三分之二死于瘟疫(他排除了战争和饥荒因素)。除了哀叹外，他做了怎样的研究和努力？他写的《伤寒论》是怎样认识“瘟疫”的？又提供了怎样的治疗方法？对后世瘟疫的治疗和控制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二、伤于寒乎？

自19世纪后期，随着现代微生物学的诞生，经过巴斯德、科赫等科学家艰苦卓绝的研究，人类终于逐渐弄明白了历史上种种瘟疫的真正原因，随后才逐渐有了有效的武器。根据历史记载，各种传染病，如天花、鼠疫、白喉、猩红热、霍乱、斑疹伤寒、伤寒、肺病、麻疯、疟疾、吸血虫病等都曾袭击过我们中国大地，一个也不曾少。古人对这些传染病的病因、传播途径、病理生理过程等均一无所知，在漫漫长夜中进行无可奈何、收效甚微的探索。古人把所有的传染病一律笼统称之为“瘟疫”，体现了现代医学诞生前人类对疾病和死亡的原始恐惧。
东汉末年的大瘟疫，张仲景称之为“伤寒”，这个名词实际上就是他的传染病病因学说。这也不是创新，《素问》说：“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又说“人之伤于寒也，则为病热”。大凡传染性疾病，几乎都有发热的症状，古人想当然的推测，“热”是伤于“寒”，至张仲景则干脆把“伤寒”作为一切外感热病的总称(不仅包括鼠疫、霍乱，也包括痢疾、疟疾甚至更多的是普通感冒)。他凭什么？他是如何得出这个结论的？根据相关记载，我们没有发现他曾经有过特殊的实地调查、疾病观察、临诊研究，他所作的是“勤求古训”“用思精”，也就是说，他不过是从《素问》等古书里得到启发，加上自己的苦思冥想而得到的结论。这正是古人尤其中医做科学研究的最根本的方向性错误。因此，士大夫长沙太守张仲景闭门造车的“伤寒”之论实际上还不如蛮族匈奴人对瘟疫的朴素认识。
早在西汉武帝时，匈奴人基于对瘟疫朴素的认识对汉军采取了史上最早的“生化武器”：“匈奴闻汉军来，使巫埋羊牛，于汉军所出诸道及水源上，以诅汉军”。果然，汉军接触或饮用被牛羊尸体污染的水源后，就发生了瘟疫，连著名的军事家霍去病，也在远征匈奴大获全胜后，年仅二十四岁就病死了。
这说明，匈奴蛮族甚至认识到这次瘟疫来源于被污染的水源，与医圣的“伤寒论”相比，这是多么了不起的见解！现代医学在千年之后，通过无比复杂的流行病学调查和微生物学研究才确定这一点。后人根据现代医学理论进行合理推测，汉军带回了匈奴人馈赠的瘟疫之源，在中原地区落地生根，并潜伏下来，一伺外界环境成熟，就大规模发作。病人排泄物通过老鼠及家畜向内地反复传播，由此引发自公元1世纪至4世纪前后数百年间在中原地区反复发作的“伤寒”瘟疫。作为始作俑者，匈奴人一样受到了“诅咒”，史料表明，随后百多年间，匈奴各部屡遭瘟疫，人口锐减。同时，在汉王朝的打击下，急剧衰落，大部被迫西迁，疫病随之“一路豪歌”向西延，直至贯穿整个亚欧大陆。公元2世纪后，这种瘟疫暴发于中亚，公元2—3世纪传播到罗马。此后渐次传播到中亚、南亚、阿拉伯半岛、北非以及整个欧洲，对整个文明世界的历史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正如考古学可以探知现代人类疾病几乎都存在于古人甚至史前人类一样；根据现代医学理论，不仅可以合理推测东汉大瘟疫的起源和传播，也大致推测出其病原。根据其“发高热而苦寒，患者体有斑瘀，死亡率高”的临床特征和流行特点，这次瘟疫很可能是“流行性出血热”(1982年世界卫生组织统一定名为“肾综合征出血热”)，这是一种由小型啮齿动物为主要传染源(也有部分家畜)，由布尼亚病毒科的汉坦病毒属病毒引起的，以消化道为主要传播途径的高死亡率烈性传染病。这种病与“风寒”无关，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整本《伤寒论》失去了其赖以立足的根基。
当然，我们不必苛求古人去认识病毒。但是，今天的中医如果仍然拒不接受微生物学，坚持用风、寒、暑、湿、燥、火等六淫外感之邪来解释传染病的病因，那可连明代的吴有性都不如了。吴有性在《瘟疫论》中大胆猜测“温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他这种敢于突破古人的创造性思想已然超过医圣张仲景。但他若生于今天，靠了显微镜，一定更恍然大悟，他所说的“异气”原来就是各种病源微生物，比如汉坦病毒。
《伤寒论》对于传染病病因的认识是根本错误的，那么，它所分析描述的病理生理过程又如何？

三、伤寒病理邪说

法定传染病39种，著名的如鼠疫、霍乱、疟疾、天花、流行性出血热等，均曾在历史上肆虐。《伤寒论》把这些外感热病统称之为伤寒；这几种可怕的瘟疫的病原体分别是鼠疫杆菌、霍乱弧菌、疟原虫、天花病毒和汉坦病毒，既有细菌，也有病毒和原虫，《伤寒论》把这些可怕的微生物笼统“黑箱”为风寒之邪。几十种病原、侵袭途径、病理各异的传染性疾病在古人想象中意外的简单：仿佛自然界之风之寒，吹拂于人体，其衣厚者无恙，衣薄者易病，如此而已。风寒之邪，首先侵袭肌表，而太阳经主一身之大表，为六经藩蓠。凡外邪入侵，首当其冲者必是太阳经，邪在肌表时叫太阳病的经证(又分为中风、伤寒、温病三种，此皆为表证)；若邪在太阳经不解而内传于膀胱或大肠，其所引起的病变叫太阳腑证(分蓄水和蓄血二证)。外邪进一步内侵，入里化热，热与燥相合于胃与大肠，就分别造成阳明病的经证和腑证。外邪侵犯肝胆，肝胆之气火上逆而亢，致少阳病。中焦阳气虚衰，寒湿内阻，损及脾阳，或寒邪直犯脾经，叫太阴病。外邪入侵病程中，心肾阳虚，虚寒内生或心肾阴亏，阳热亢盛所表现的证候曰少阴病。厥阴病，乃肝木失调，心包受邪犯，相火上炎为热，心火不能下达为寒，所以有上热下寒；在正邪交争中，阳胜阴衰则热多寒少；阴胜阳衰则寒多热少，所以有厥逆胜复。病邪内陷，气血紊乱，阴阳不能顺接，所以有各种厥逆证。《伤寒论》就这样把外感热病归纳为六经病(太阳、阳明、少阳、太阴、少阴、厥阴)，无论何种外邪，都是自肌表，循六经，入脏腑，每一步都经历正邪交战。这仿佛攻城战，从城墙，循巷道，达首府，挡得住则胜王，挡不住则败寇。这看起来很有道理，它实际上也是源于取类比象思维，让人一听就觉得很好理解。中医的迷惑性也在这里，如果不能站在现代医学的高度是很难批判中医的。却看现代医学如何说？现代医学认为，不同的传染病有不同的传播传入途径，是不存在共同途径的，“外邪”(病原微生物)侵入人体后致病的机制也各相异。如鼠疫，人鼠间借蚤为媒介传播鼠疫杆菌，其侵入皮肤或呼吸道后，先在局部繁殖，随后迅速经淋巴管至局部淋巴结繁殖(腺鼠疫)，淋巴结里大量繁殖的病菌及毒素入血，引起全身感染、败血症和严重中毒症状。脾、肝、肺、中枢神经系统等均可受累。病菌播及肺部，发生继发性肺鼠疫。如霍乱，霍乱弧菌进入人体的唯一途径是通过饮食由口腔经胃到小肠。经过胃时多数被胃酸杀死，少数通过胃酸屏障而进入小肠，粘附于小肠上皮细胞表面并在这里繁殖，产生霍乱肠毒素，引起肠液的大量分泌，结果出现剧烈的腹泻和反射性呕吐。又如疟疾，受染的雌按蚊吮吸人血时，疟原虫子孢子随蚊唾液直接进入人体血循环，约半小时即全部侵入肝细胞，在肝细胞内裂体增殖，然后胀破肝细胞逸出成千上万的裂殖子进入血流，再侵入红细胞，再发育成雌雄配子体。此期间如被雌性按蚊吸入胃内，再在蚊体内进行有性增殖。现代中医们面对这种中西医对同一病的不同解释，往往辩解不能用西医思维来理解中医。这其实根本不是什么思维问题，而是是非问题。从上面对比我们可以看到，中医的概念从经络到脏腑到六淫外邪，全是虚拟的，关于外感热病的病理生理全是想象臆测的，毫无根据。现代医学则完全是实证的结果，每一条结论都是铁板钉钉般的可靠，像疟原虫钻入红细胞的过程甚至可以用高分辨微镜技术进行摄像。二者之间的可信度根本不可同日而语。
一种医学，如果它对疾病的病因、传播途径、病理生理等全然靠想象推测而得出，它会是可靠的吗？基本理论不可靠，以其为根本依据进行的临床“辨证”会可靠吗？再以“辨证”为名进行的“施治”会有效吗？

四、辨证蒙治

《伤寒论》最伟大的“成就”(其实毋宁说是罪过)是确立了“辨证论治”的法则，并从外感热病扩展到一切疾病，成为万世不易的临床诊疗纲领。这种法则撇开了疾病的本质，使得后世中医不再费心费力去探索疾病真正的病因和病理，而一味沉浸在“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实际虚幻无凭的“法则”里作纯粹主观的思辨玄想，把医学沦落为算命术。张仲景罪莫大焉！
从历史事实看，《伤寒论》出现后对中国瘟疫的防治并没有起到任何实质影响。瘟疫依旧史不绝书，死亡依旧触目惊心。从1500年至1911年不到500年中，共发生大疫238次，平均两年就有一次。尤其明末清初的大瘟疫，惨烈程度尤胜于东汉末年，死亡在2000万以上。从历史记载中，我们看不到在任何一次瘟疫流行中，有任何名医以他神妙的医术大大降低过死亡率，更不曾有任何“上医”以传说中的“治未病”神术防止过瘟疫的发生。这种情况持续到现代医学进入中国才发生根本改变。1910年12月，东北肺鼠疫大流行，吉林、黑龙江两省死亡达39679人。时俄、日均以保护侨民为由，以兵要挟，欲独揽防疫工作(对我中华上医的不信任)。清政府作出英明决策(说不定是他们作出的唯一英明的决策)，派出纯正西医博士伍连德(剑桥出身)为全权总医官主持东北防疫工作。伍连德时年31岁，绝非名老西医，但熟谙细菌学、流行病学与公共卫生学，他深入疫区调查研究，追索流行经路，采取了加强铁路检疫、控制交通、隔离疫区、火化鼠疫患者尸体、建立医院收容病人等多种防治措施，不久便控制了疫情。伍连德的成功说明在抗生素和疫苗发明之前，面对大型传染病，唯一有效的方法是控制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即使在今天，这仍然是最有效的方法。如张仲景一样对一个一个病人进行辨证再施治，就算他狠，治一个好一个，又到哪里去找那么多的能精确辨证的神医？清代温病学说据说是《伤寒论》的发扬光大，但是并无实质进步。如叶天士创立卫气营血辨证，以营卫作为辨证论治纲领，一厢情愿的认为“温病”(传染病的又一个说法)是由卫到气，自营入血，由表入里，自浅入深发展传变。而吴鞠通则认定三焦(不知道是什么鬼东西)辨证，臆想“温病”自口鼻而入，鼻气通于肺，口气通于胃，肺病逆传，则为心包。上焦病不治，则传中焦脾与胃也。中焦病不治，传下焦肝与肾也，始上焦，终下焦。这些学说与张仲景的六经辨证一样，均着眼于具体病人，而不知传染源和传播途径。古人想不到天地间还有一种“邪”叫做“微生物”，他们在病人身上用虚拟的经络、营卫、三焦辨来证去，不过是毫无意义于事无补的折腾而已。折腾出再多的学说、再多的学派、再博大精深，还是要等到伍连德的出现才行。
难道说就一无是处？“辨证施治”虽然对瘟疫的整体控制无能，对患者个体的治疗难道也无效？
根据推测，张仲景时代主要的“伤寒”很可能是流行性出血热，我们以此病为例进行分析。流行性出血热临床上表现为五期经过，即发热期、低血压休克期、少尿期、多尿期和恢复期。但是并不必然经过这五期，有些病人前期表现轻微，仿佛直接进入多尿期；同在发热期也表现各异，并不都不全有全身酸痛，头痛、腰痛、眼眶痛，《伤寒论》恰恰喜欢把它们进行无比复杂但是没有必要的区分辨析。《伤寒论》的辨证基本就局限在发热期，这可谓本末倒置，当然限于技术难以观察血压、肾功能、血生化等关键指标，也是无奈。因为该病一个显著的特征是发热消退，给人以疾病康复的假象，而真正的危险才刚刚开始：休克、肾衰竭、电解质紊乱、继发消化道大出血、继发感染等等。其第二个假象是休克、少尿期度过，仿佛危险也度过，实际上死亡多发生于多尿期。《伤寒论》对重要的生命征象和指标无能顾及，却孜孜不倦穷究于是有汗还是无汗，是脉缓还是脉急？有汗而脉浮缓者属太阳病中风的桂枝汤证；无汗而脉浮紧者，属太阳病伤寒的麻黄汤证；无汗、脉紧而增烦燥者，又属大青龙汤证等等。这样精细的辨证及选方用药法则，使人产生精密可靠的错觉。实际上，这些千奇百怪的“证”，其本质上并无不同，即是由汉坦病毒感染导致的全身小血管和毛细血管的损伤，引起渗出、出血，造成各器官功能的异常。初期抗病毒治疗可能有效，退不退热，发不发汗，与疾病预后全不相干；后期则以生命支持技术为主，如少尿期的透析，消化道大出血时的止血和输血技术，多尿期的电解质紊乱调整，重症时的生命监护等等都非常重要。
要之，由于不明出血热等传染病的根本病因和病理生理，所谓“辨证施治”只能是“辨证蒙治”。 “辨证施治”的神奇效果和《本草纲目》中各种荒诞的“效验如神”一样，全是自说自话，迄今没有一例能经过严苛的双盲对照实验的验证。效何在？在嘴上。
现在我们大概可以确定《伤寒论》的价值了，它只有医学史的价值，没有临床实用价值。清人张志聪说“不明四书者不可以为儒，不明本论(《伤寒论》)者不可以为医。”若以今日的医学认识，后半句当改为：不明本论之谬者不可以为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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