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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经>时代》补注(草稿)

⒂黄老:黄帝、老子的合称。始见于《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申子之学本于黄老而主刑名。”亦为“黄老之术”、“黄老学派”之简称。它以老子哲学为基础,而寓托于黄帝以进行现实政治的改革。这股政治哲学的思潮兴起于战国中期,它之渊源于齐或楚越固有争议,但它昌盛于齐,为稷下道家所倡导并在稷下学宫百家争鸣中取得主导地位,当无疑义。黄老思想经稷下道家的发扬而流传于全国各地,儒家的孟、荀和法家的申、韩,都受到黄老道家的重大影响(陈鼓应注译《黄帝四经今注今译》)。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经法》、《十大经》、《称》、《道原》等帛书,经过今人唐兰先生考证后,确认为是《黄帝四经》,亦即《汉书•艺文志•诸子略》道家类之《黄帝四经》四篇。

《黄帝四经》是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初付于帛书老子乙本前,当时称《老子乙本卷前古佚书》,后经专家鉴定,认为此书是失传已久的《黄帝四经》。《汉书•艺文志》曾经著录此书,但汉以后就失传了,学者根据书的内容、文字、篇章数目等研究,认为此书成书时期当晚于《老子》、早于《管子》、《孟子》、《庄子》。它体现了道家学说由老子一派变成黄老学派的转变,对先秦各家各派都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其中黄老学派、稷下学派与法家至为深刻;它的出现推翻很多一贯以来已经被认定的经学理论,于经学研究有极重要的地位。

张岱年《中国哲学大辞典•学派》:“黄老学派:战国至西汉时期道家流派之一。尊传说中的黄帝和老子为创始人,故名。《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载,战国时齐稷下学者慎到、田骈、接子、环渊等人,‘皆学黄老道德之术,因发明序其旨意’,当为黄老学派的代表。他们的思想不甚一致,其中慎到为法家,田骈则较多道家色彩,黄老学派似当为道家中兼取法家思想的一派,体现了当时道法合流的趋势。著名法家申不害、韩非等,或‘本于黄老而主刑名’,或‘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皆同黄老学派有密切的关系。在以道、法为主的同时,还兼采儒、墨、阴阳、名家的思想。西汉初期,统治者采取与民休息、恢复生产的政策,推崇‘黄老’。窦太后为黄老言,‘帝及太子诸窦不得不读黄帝、老子’(汉书•外戚世家))。为黄老之学极盛时期。其时黄老学者有河上丈人、安期生、乐瑕公、乐臣公、盖公。曹参、陈平、司马季主等是黄老思想的信奉者。此派提倡清静无为的治术。王充《论衡•自然》:‘黄老之操,身中恬淡,其治无为。正身共己而阴阳自和,无心于为而物自化,无意于生而物自成。’认为“‘道生法……执道者生法而弗敢犯殹(也),法立而弗敢废殹’(《经法•道法》),要求一切以‘法’为准绳。君主执法,‘审名察形,形恒自定,是我愈静;事恒自施,是我无为’(《十六经•顺道》)。但也重视仁义和德政:‘正信以仁,兹惠以爱人。’(《十六经•顺道》)主张刑德并用,‘春夏为德,秋冬为刑;先德后刑以养生’(《十六经•观》)。提出‘静作相养,德疟(虐)相成,两若有名,相与则成。阴阳备物,化变乃生’(《十六经•果童》),具有朴素辩证法思想。在形名观上,指出‘凡事无大小,物自为舍。逆顺死生,物自为名。名刑(形)已定,物自为正’(《经法•道法》)。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经法》、《十六经》、《称》、《道原》等帛书,是研究黄老学派的重要资料。”

《史记•太史公自序》:“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
 
《内经时代》的确是有研究成果。不过以东周和汉朝的知识研究《内经》依然不能完全读懂其内容,因为《内经》中的很多文献来自于商末周初。所以还要提前到商末周初的文史知识。其次即便有商末周初的文史知识依然还是不能完全读懂《内经》,因为《内经》毕竟是一本医学书籍,其中包括大量的医学实验内容。因此重复其中的医学实验才是最终读懂《内经》的关键。《内经》中有错误、有笔误、有漏简、有残缺。这些只有通过训诂和重复古人的医学实验才能得以修正或补充。否则还是读不懂。
冒名和托名是同义语,只是语气不同。
有人说:“黄帝的子孙都可以称作黄帝,所以不算托名或冒名”。我不以为然。
 
3、【原文】《史记》的先例对我国史学影响深远⑴。范文澜⑵先生说:“古书中关于黄帝的传说特别多。如用玉(坚石)作兵器、造舟车、弓矢、染五色衣裳、螺祖(黄帝正妻)养蚕⑶、仓颉造文字、大挠作干支、伶伦制乐器⑷,虞、夏二代禘祭黄帝(尊皇帝为始祖)⑸。这些传说多出于战国、秦汉时学者的附会。但有一点是可以理解的,即古代学者承认黄帝为华族始祖,因而一切文物制度都推原到黄帝。”⑹(中国通史简编•第一编.人民出版社,1995:89)范先生没提到黄帝发明医药⑺,也许是《黄帝内经》⑻这个书名太不可信吧。
 
【补注】

⑴《史记》的先例对我国史学影响深远:

我国史书最早者上起《尚书》,下接《春秋》。《尚书》是一部汇编记载上自唐(尧)、虞(舜),下至春秋时期(东周的一个时期,一般从周平王元年即公元前770年东周立国起,到周敬王四十三年即公元前477年为止)的秦穆公(前627年)之历史文献书,亦名“上古之书”,长达一千三四百年的历史。《春秋》记载了从鲁隐公元年即公元前722年到鲁哀公十四年即公元前481年的历史。然《尚书》记载君王臣子之政事,《史记•太史公自序》云“《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春秋》则以编年体记载鲁国之重大事件,《史记•太史公自序》云“《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汉书•艺文志•六艺略》亦云“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而《史记》则不同。它不同于前代史书所采用的以时间为次序的编年体,或以地域为划分的国别体,而是以人物传记为中心来反映历史内容的一种体例。此后,从东汉班固《汉书》到民国初期的《清史稿》,近两千年间历代所修正史,尽管在个别名目上有某些增改,但都绝无例外地沿袭了《史记》的本纪和列传两部分而成为传统。同时,《史记》还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在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正因为《史记》不以地理国家和统一纪年撰写,而是以各家之传记集合形势呈现,故《史记》中不以地理位置和时间发生顺序为线索,《史记》的重大发明是同时记录了各家对同一事件或人物的不同立场和看法,故《史记》各篇中对同一事件记录看法颇有矛盾之处,而这正是《史记》的特点。可谓“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汉书•司马迁传》),“迁文直而事核”(《后汉书•班彪传》)。

《汉书•司马迁传》:“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讫于大(天)汉。其言秦汉详矣。至于采经摭传,分散数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梧。亦其涉猎者广博,贯穿经传,驰骋古今,上下数千载间,斯以勤矣。又其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然自刘向、杨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
 
⑵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范文澜(1893年11月15日-1969年7月29日)初字芸台,后改字仲澐(一说字中潭),浙江绍兴人,历史学家。曾在南开大学、北京大学、国立河南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大学、辅仁大学等校任教。主编《中国通史简编》,并长期从事该书的修订工作,还著有《中国近代史》(上册)、《历史考略》、《群经概论》、《水浒注写景文钞》、《文心雕龙注》、《太平天国革命运动》、《范文澜史学论文集》等。

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4册):范文澜著,人民出版社,1978年6月第5版,101.3万字。

本书是第一部运用马克思主义系统论述中国通史的通史著作。1941年该书第1版,从原始社会到清代中叶,先后分两册在延安出版。以后作者对本书重新改写,分册出版,自1953年至1965年,共出版了4册,写到隋唐五代。终因病逝世,未能完成全部改写计划。本书是作者史学研究的代表作。

本书在“中国通史”的著作史上,具有开创作用。其特点在于:第一,肯定了劳动人民创造历史,否定了旧史书以帝王将相为历史主角的观点。第二,把阶级斗争理论作为研究历史的基本线索,着重叙述了阶级压迫和阶级反抗,肯定了中国各族人民反抗侵略、反抗压迫的伟大传统。第三,运用社会发展规律分析中国社会,将中国历史划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等各阶段。进而把中国封建社会划分为初期、中期、后期三个时期,说明它并非停滞不前,而是处于螺旋式的发展过程,与旧史学是古非今的观点划清了界限。第四,重视生产斗争的描述,尤其重视古代的科学成就,证明中华民族有着久远的、丰富的、创造性的科学传统借以提高民族自信心。第五,说明中国自秦汉起的长期统一,经济高度发展和文化进步,促使汉族形成为相当稳定的共同体。它既不是国家分裂时期的部族,也不是资本主义时代的资产阶级民族,而是在独特的社会条件下形成的民族。
1950年以后完成的4册修订本,除保留了旧本的这些特点外少又形成了一些新的特点。第一,强调中国是多民族的.统一国家,应平等对待国内各民族。对曾建立过政权的少数民族,如资料较多,便立专节专章,使之与汉族王朝并立。在论述少数民族与汉族关系时,力求摆脱大汉族主义的影响,公正论断。对各族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更予以充分肯定。第二,重视文化史的描述。各个朝代都有论述文化的章节,尤以文学方面的描述最为精彩。此外,在科学技术发展方面,对天文、历算、医学、博物、水利、矿冶的成就,也有比较详细的介绍。第三,尽量吸收考古发掘的新成果。

旧本说周口店“北京猿人”是“黄河流域最早的居民”,修订本则及时吸收“丁村人”、“山顶洞人”等新发现,说明由“北京猿人”到现代人进化的过程。修订本还专立“原始公社的遗迹”一节,叙述了新石器时代的各重要遗址及其文化,对中华民族的远祖作了概括的说明。第四,根据历史主义的观点,对帝王将相进行科学分析。既承认他们有压迫剥削人民的一面,又充分肯定他们中的某一些人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确实起了推动历史进步的作用,克服了旧本中的一些非历史主义的倾向。
(互联网《百度百科》)
 
⑶螺祖(黄帝正妻)养蚕:螺祖,当为嫘祖或纍祖、雷祖。螺字误。

《山海经•海内经》:“黄帝妻雷祖,生昌意。”

《世本》:“黄帝娶于西陵之女,谓之纍祖,产青阳及昌意。黄帝娶西陵氏女为妃,名纍祖。”

《大戴礼•帝系》:“黄帝居轩辕之丘,娶于西陵氏之子,谓之嫘祖氏。”

《史记•五帝本纪》:“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于西陵之女,是为嫘祖。嫘祖为黄帝正妃。”

《史记•封禅书》:“黄帝娶西陵氏之女,是为嫘祖。”

《隋书•礼仪志二》:“周礼王后蚕于北郊,而汉法皇后蚕于东郊。……后周制,皇后乘翠辂,率三妃、三(女弋)、御媛、御婉、三公夫人、三公内子至蚕所,以一太牢亲祭,进奠先蚕西陵氏神。”

唐•赵蕤所题唐《嫘祖圣地》碑文称:“嫘祖首创种桑养蚕之法,抽丝编绢之术,谏诤黄帝,旨定农桑,法制衣裳,兴嫁娶,尚礼仪,架宫室,奠国基,统一中原,弼政之功,殁世不忘。是以尊为先蚕。”

宋刘恕《通鉴外纪》:“西陵氏之女嫘祖为帝之妃,始教民育蚕,治丝萝以供衣服。”

宋罗泌《路史•后纪五》:“黄帝之妃西陵氏曰嫘祖,以其始蚕,故又祀先蚕。”(《路史》引《淮南子蚕经》:“黄帝元妃西陵氏始蚕,盖黄帝制衣裳因此始也。”)
 
⑷仓颉造文字、大挠作干支、伶伦制乐器:

《世本•世本作篇》:“黄帝令大挠作甲子,隶首作算数,伶伦造律吕,容成造历,仓颉造文字,史皇作图。”

《淮南子•修务训》:“昔者仓颉作书,容成造历,胡曹为衣,后稷耕稼,仪狄作酒,奚仲为车。”
 
⑸虞、夏二代禘祭黄帝(尊皇帝为始祖):

虞,舜帝有虞氏。夏,禹帝夏后氏。禘,祭祀。

《国语•鲁语上》:“黄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财,颛顼能修之。帝喾能序三辰以固民,尧能单均刑法以仪民,舜勤民事而野死。鲧鄣洪水而殛死,禹能以德修鲧之功……故有虞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尧而宗舜,夏后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鲧而宗禹。”

韦昭注:“以上四者(注,指禘、祖、宗、郊),谓祭天以配食也。祭昊天于圜丘曰禘,祭五帝于明堂曰祖,宗祭上帝于南郊曰郊。有虞氏出自黄帝、颛顼之后,故禘黄帝而祖颛顼;舜受禅于尧,故郊尧。”

《礼记•祭法》:“祭法: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喾,祖颛顼而宗尧。夏后氏亦禘黄帝而郊鲧,祖颛顼而宗禹。”

清孙希旦《礼记集解》:“杨氏复曰:禘、郊、祖、宗,乃宗庙之大祭。禘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以其祖配之也。郊者,祀天,以祖配食也。祖者,祖有功,宗者,宗有德,其庙世世不毁也。有虞氏、夏后氏皆禘黄帝……虞、舜皆祖颛顼,而黄帝者,颛顼之所自出也……有虞氏郊喾,夏后氏郊鲧。
 
⑹因而一切文物制度都推原到黄帝

《史记•历书》:“盖黄帝考定星历,建立五行,起消息,正闰余,于是有天地神祗物类之官,是谓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乱也。民是以能有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民神异业,敬而不渎,故神降之嘉生,民以物享;灾祸不生,所求不匱。”

《白虎通•号》:“黄帝始作制度,得其中和,万世常存,故称黄帝也。”

《白虎通•谥》:“黄帝先黄后帝者何?古者质,生死同称,各持行合而言之。美者在上,黄帝始制法度,得道之中,万世不易,后世虽圣,莫能与同也。后世德与天同,亦得称帝,不能制作,故不得复称黄也。”

《风俗通义•皇霸》:“黄帝始制冠冕,垂衣裳,上栋下宇,以避风雨,礼之法度,兴事创业。黄者,光也,厚也,中和之色,德施四季,与地同功,故先黄以别之也。”

⑺黄帝发明医药:见《帝王世纪》等古籍。

今人张岱年《中国哲学大辞典》已载录其发明医药传说的有关内容,云:“又相传《黄帝内经》是黄帝与岐伯等六位大臣讨论医学的著作。”

李经纬、林昭庚《中国医学通史•古代卷•传说中的医学人物》:“黄帝:传说中我国各族人民共同的祖先。姬姓,一姓公孙,号轩辕氏,有熊氏,少典之子。所处时代为原始社会末期,为部落或部落联盟的领袖。传说他的发明创造很多,如养蚕、舟车、兵器、引箭、文字、衣服、音律、算术等。我国古代文献也多有黄帝创造发明医药之记载。”
 
⑻黄帝内经:简称《内经》。

纵观《内经》其书,非医学内容很多,而这些旁支的传统文化现象并非可有可无。这是因为《内经》不仅仅是一部医书,而且是一部内容非常丰富、规模十分宏伟的中国古代的科学文献,它汲取了古代科学家们对天文、历算、气象、生物、地理,以及人类、心理、逻辑、哲学、养生等多个领域的研究成果,从而揭示了古代丰富的科学成就,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因此,我们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内经》是全世界第一部人体科技专著,它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骄傲。孔安国将黄帝之书谓之“三坟”,《尚书•序》云:“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大道就是自然之道与生命之道,《内经》与《老子》、《周易》论述的都是大道,可称“新三坟”。目前中华经典藏书之一就有《黄帝内经》。范先生《中国通史简编》没提到“黄帝发明医药”,憾事矣!

《汉书•艺文志•方技略》:“《黄帝内经》十八卷。”王应麟《汉志考证》:“王冰曰:《素问》即其经之九卷也,兼《灵枢》九卷,乃其数焉。”

皇甫谧《甲乙经•序》:“按《七略》、《艺文志》,《黄帝内经》十八卷,今有《针经》九卷,《素问》九卷,二九十八卷,即《内经》也。”

王冰《黄帝内经素问注•序》:“班固《汉书•艺文志》曰:‘《黄帝内经》十八卷,《素问》即其经之九卷也,兼《灵枢》九卷,乃其数焉。”

林亿等《素问》新校正云:“详王氏此说,盖本皇甫士安《甲乙经》之序,彼云:‘《七略》、《艺文志》,《黄帝内经》十八卷,今有《针经》九卷,《素问》九卷,共十八卷,即《内经》也。’故王氏尊而用之。又,《素问》外九卷,汉张仲景及西晋王叔和《脉经》只谓之《九卷》,皇甫士安名为《针经》,亦书名《九卷》。杨玄操云:‘《黄帝内经》二帙,帙各九卷。’按:《隋书•经籍志》谓之《九灵》,王冰名为《灵枢》。”

《黄帝内经》十八卷,首载于《汉志•方技略》。传统观点认为,《素问》与《灵枢经》各九卷,“二九十八卷,即《内经》也”,实源于皇甫氏《甲乙经序》,而王冰注序本之,已成公论,至今仍沿用。如目前权威著作李经纬、邓铁涛《中医大辞典》:“原书18卷,即《素问》和《针经》(唐以后的传本改称《灵枢》)各9卷。”及高校教参第二版程士德《内经•第一章绪论》:“现存《内经》,包括《素问》和《灵枢》两部分。”

然对此说,前人曾有怀疑者。清姚际恒《古今伪书考》:“《汉志》有《黄帝内经》十八卷,《隋志》始有《黄帝素问》九卷,唐王冰为之注,冰以《汉志》有《内经》十八卷,实附会也。或后人得《内经》而衍其说为《素问》,未可知。”

今人亦有对《内经》是《素问》和《灵枢》二书者,提出质疑,甚或否认与推翻传统说法者。如时贤余自汉等《内经灵素考辨》说:“皇甫氏关于《灵枢》《素问》即是《艺文志》所载《黄帝内经》的说法是值得考虑的。……《艺文志》是以《七略》做底本改编的……《七略》也没有关于《黄帝内经》内容的说明。如果有,皇甫氏为何不提出更确凿的证据来说明《灵枢》《素问》即是《黄帝内经》的观点,而仅以卷数的相合为唯一根据?……以此观之,《黄帝内经》包括现传《灵枢》《素问》两书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另外,又根据“篇”、“卷”异同考认为,《黄帝内经》十八卷当为十八篇,字数约为三、四万字,“这都清楚地表明:现传《灵枢》《素问》当是汉前我国医学理论之集大成者。由于‘《黄帝内经》十八卷’只是《方技略》医经四家二百一十六卷中的一小部分,所以它根本不可能包括现传《灵枢》《素问》两书。”愚见此说法可信。有兴趣者可查看一下余自汉等编《内经灵素考辨》。
 
4、【原文】然而读者须知,现本《内经》开头几句话和《史记》的开头如出一辙。仅抄《史记》的话以资对照:“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曰轩辕。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敏,成而聪明。”可以肯定,《史记》和《内经》的这几句话必然有同一出处。《史记》中这几句话略同《大戴礼•五帝德》。大戴大约和司马迁同时⑴,故《大戴礼》也不是原始出处。司马迁很讨厌武帝求神问仙⑵,弄长生不死药,所以他不用“成而登天”⑶的说法。细读这段话还是很像方士们的口气,其定型时代不会晚于秦,编造者就是燕齐方士⑷。秦皇、汉武访神仙都是到东海边物色⑸,引得“齐人之上疏言神怪奇方者以万数”。(《汉书•郊祀志第五上》)⑹“燕齐之间,莫不扼掔而自言有禁方⑺能神仙矣。”(《史记•孝武本纪》)统治者一旦好迷信,附炎趋势⑻之佞人⑼就大量出现。
 
【补注】

⑴大戴大约和司马迁同时:

戴德:约活跃在汉宣帝(前73~前49)、元帝(前48~前33)之时。戴德是后仓的学生,“迄孝宣世,后仓最明,戴德、戴圣、庆普皆其弟子”。王聘珍《大戴礼记解诂•本书前言》:“戴德是西汉元帝(公元前四八~公元前三三)时期的人,生卒年不详。……《大戴礼记》这部资料汇编,编定于东汉时期,收录的文章都产生在公元之前,其中有很多篇属于战国时期的作品。”

司马迁:约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前145),卒年约在完成《史记》以后的一二年或二三年,即武帝征和二年(前91)之后(前89)。
 
⑵武帝求神问仙:

《孝武本纪第十二》:“孝武皇帝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是时而李少君亦以祀灶、谷道、却老方见上,上尊之。……少君言于上曰:‘祀灶则致物,致物而丹沙可化为黄金,黄金成以为饮食器则益寿,益寿而海中蓬莱仙者可见,见之以封禅则不死,黄帝是也。臣尝游海上,见安期生,食巨枣,大如瓜。安期生仙者,通蓬莱中,合则见人,不合则隐。’于是天子始亲灶祀,而谴方士入海求蓬莱安期生之属,而事化丹沙诸药齐为黄金矣。居久之,李少君病死。天子以为化去不死也,而使黄锤、史宽舒受其方。求蓬莱安期生莫能得,而海上燕、齐怪迂之方士多相效,更言神事矣。”
 
⑶成而登天:传说黄帝驰骋疆场功成名就后,骑龙升天而位列仙班。

《素问•上古天真论》:“昔在黄帝,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敏,成而登天。”

王冰注:“有熊国君少典之子,姓公孙……习用干戈,以征不享,平定天下,殄灭蚩尤。以土德王,都轩辕之丘,故号之曰轩辕黄帝。后铸鼎于鼎湖山,鼎成而白日升天,群臣葬衣冠于桥山,墓今犹在。”

马莳《素问注证发微》:“按:‘生而神灵’四句,与《史记》同,其‘成而登天’,则曰‘成而聪明’。又见《大戴礼》文、《家语•五帝德篇》。孔子曰:‘黄帝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哲睿齐庄,敦敏诚信,长而聪明。’……《正义》曰:‘成,谓年十五冠时,成人也。’愚按:《正义》以十五为成,则不宜曰登天;若训为道之成,则登天亦或有之。世传黄帝铸鼎,鼎成,有龙垂髯下迎,帝骑龙上天,群臣后宫从者七十余人,小臣不得上,悉持龙髯,髯拔堕弓,仰攀莫及,报弓而号,因名其地曰鼎湖,弓曰乌号,群臣葬衣冠于桥山,墓今犹在。”

吴昆《素问吴注》:“黄帝,有熊国君少典之子,姓公孙,以土德王,故称黄帝。都轩辕之丘,故称轩辕……帝铸鼎于鼎湖山,鼎成而白日升天,群臣葬衣冠于桥山,墓今犹在。”

张介宾《类经一卷•摄生类一》:“成而登天,谓治功成,天年尽,在位百年,寿百十一岁而升遐也。凡人之死,魂归于天,今人云死为升天者,盖本诸此。世传黄帝后铸鼎于鼎湖之山,鼎成而白日升天者,似涉于诞。”

张志聪《素问集注》:“后铸鼎于鼎湖山,鼎成而白日升天,此亦寿蔽天地,无有终始之真人也。”

高士宗《素问直解》:“成而登天,帝铸鼎于鼎湖之山,鼎成升仙,群臣攀龙髯而莫及也。”

黄元御《素问悬解》:“成谓道成。黄帝铸鼎于鼎湖之山,鼎成升天。西汉方士传述此语,意黄帝、老子为道家之祖,尚养生之术,其终当必不死也。”

丹波元简《素问识》:“成,王注为‘鼎之成’,未允。马云:‘《史记正义》以十五为成,则不宜曰登天。若训为道之成,则登天亦或有之。’张云:‘谓治功成。’登天,《史记》、《家语》、《大戴礼》并作‘聪明’。盖从‘昔在黄帝’至此,略记帝始末,为小序,犹书序耳。此篇全元起本在第九卷,王移冠篇首,固宜矣。张以‘登天’为升遐。(《礼记•檀弓•告丧》曰:‘天王登遐。’《易•明夷》:‘初登于天。’《竹书纪年》曰:‘帝王之殁曰陟。’陟,升也,谓升天也。)而黄帝云‘登天’,出于《庄子》。《史记•封禅书》载鼎湖骑龙之事,而《论衡》、《子华子》辨其虚诞,盖其说之来远矣。故马、吴诸注,皆从王说。”

丹波元坚《素问绍识》:“以上六句,疑王氏所补,非古经之文,何以言之?此篇全氏训解在第九卷,倘使其本果有此六句,则是帝始末退在末卷,万无此理。盖王氏移《天真论》置之于八十篇之上,并添改其起语也。其文取之于《史记》、《大戴礼》及《孔子家语》,改‘聪明’作‘登天’,冠以‘昔在’二字,盖摹仿《尧典•序》,而乘以‘乃问天师曰’一句,组织痕自不可掩矣。顾全氏之旧,犹是不过‘黄帝曰问’四字而已。林亿等专奉王氏如此,七句既信为古经之真,故置而不校也。”

森立之《素问考注》:“[眉]或曰:登天者,即天子位也……案:王冰在玄宗时,开元天宝间,玄宗尊崇道家。当此时也,天下文籍,皆以长生不死为最上道术。故《素问》以此篇匿卷首,悬以‘昔在’云云数语。势不得不然而然者非,王偏僻好道家之一至于此也。”

俞樾《内经辨言》:“樾谨按:成而登天,谓登天位也。《易•明夷》传曰:‘初登于天,照四国也。’可证此经‘登天’之义。故下文即云:‘乃问于天师。’乃者,承上之词。见黄帝即登为帝,乃发此问也。王冰注‘白日升天’之说初非经意。”
张山雷《读素问识小录》:“颐按:‘黄帝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敏,成而聪明’,语见《龙门本纪》及《大戴礼•五帝德篇》。《素问》开卷,引用成语,而妄改二字,即以走入荒诞一流。考‘首山铸鼎,群龙下迎,乘彼白云,至于帝乡’之说,出于《子华子》,本是伪书,无庸致辩。即神仙不死,托辞黄老,亦始于秦汉方士之附会。初不谓医家圭臬之书,乍展卷而即见此荒诞不经之语,从可知《素问》一书,虽本周秦传述之旧,而后人掺杂篡改,固已不尟。读者于此,必当分别观之,不得辗转附和,为一盲之引众盲,亦不可因其不纯,而一概致疑,遂谓一真小道也。”

山东中医学院、河北医学院校释《黄帝内经素问校释》:“登天,登天子位。又,王冰注:‘有熊国君少典之子……后铸鼎于鼎湖山,鼎成而白日升天,群臣葬衣冠于桥山,墓今犹在。’此传说中事。”

《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孙国中按:“‘登天’一词,自王冰以后,学者均释为‘升天成仙’,加之古代‘登、升’二字通假,故均不得真解,惟晚清学者俞樾得此一真。其云:‘成而登天’,谓登天位。《易•明夷•传》云:初登于天,照四国矣。可证此经登天之义。故下文即云:乃问于天师,乃自者,乘上之词,见黄帝既登为帝,乃发问此也。’此说甚是,可谓破千古之暗。又按:‘登天’,乃登天子之位,即登帝位,必有帝师,故后呼天师云云。语义一脉,前后相乘,俞氏之解,又得一证也。又按:偶阅《周氏医学丛书》,周学海《内经评文》也发此义。”

胡天雄《素问补识》:“诸家对‘登天’的解释,约有三种意见:⑴ 升天。如王冰、高士宗;⑵ 死去。如张介宾;⑶ 登天子位。如姚止庵、俞樾。依常理而论,自当以张说为正。因王注取材于《史记•封禅书》皇帝骑龙的神话故事,殊荒诞无取;史载‘黄帝在位百年,寿百十有一岁’,则黄帝登天子位时才十一岁,非成而登天,故姚、俞之说亦误。考《史记》、《大戴礼》、《家语》,‘登天’均作‘聪明’。本篇全氏《训解》又在第九卷,王冰次注《素问》时才移冠卷首,此数语叙述黄帝生平,不应放在九卷篇中,故多纪元坚《素问绍识》疑为王氏所添改。诚如此,则‘登天’二字,是王氏有意欲神其说,语虽荒诞,从历史出发,仍应从王注。”

王洪图《王洪图内经讲稿》:“‘成而登天’,到成年而登天子位……对于这几句话,很可能是王冰在整理的时候加上去的。”

高校教参第2版程士德《内经•第九章养生学说》:“登天,俞樾《内经辨言》注:‘成而登天,谓登天位也。’即登天子之位。《史记》作‘聪明’。可参。”

范登脉《黄帝内经素问校补》:“俞樾云:‘成而登天’,谓登天位也。……黄帝既登为帝,乃发此问也。’脉按:俞樾之说对古人立说未有‘了解之同情’。黄帝得道升天之说,汉世十分盛行。《论衡》卷第七《道虚篇》:黄帝好道,遂以升天。又,儒书言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下,鼎既成,有龙垂胡髯下迎黄帝,黄帝上骑龙,群臣后宫从上七十余人。又卷第三《奇怪篇》:犹见鼎湖之地,而著荒地升天之说矣。《素问识》云:‘黄帝云登天出于《庄子》。《史记•封禅书》载鼎湖骑龙之事,而《论衡》、《子华子》辨其虚诞,盖其说之来远矣。’”

周海平等《黄帝内经大词典》云:“登天,黄帝登天子之位。”

傅景华《黄帝内经素问译注》:“成而登天,成年登至极位。”

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曰轩辕。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敏,成而聪明。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而蚩尤最为暴,莫能伐。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教熊罴貔貅(豸区)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逐鹿之野,遂禽杀蚩尤。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尝宁居。”

《史记•封禅书》:“黄帝时万诸侯,而神灵之封居七千。天下名山八,而三在蛮夷,五在中国。中国华山、首山、太室、泰山、东莱,此五山黄帝之所常游,与神会。黄帝且战且学仙。患百姓非其道者,乃断斩非鬼神者。百余岁然后得与神通。黄帝郊雍上帝,宿三月。鬼臾区号大鸿,死葬雍,故鸿冢是也。其后黄帝接万灵明廷。明廷者,甘泉也。所谓寒门者,谷口也。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下。鼎既成,有龙垂胡髯下迎黄帝。黄帝上骑,群臣后宫从上者七十余人,龙乃上去。余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龙髯,龙髯拔,堕,堕黄帝之弓。百姓仰望黄帝既上天,乃抱其弓与胡髯号,故后世因名其处曰鼎湖,其弓曰乌号。”

王充《论衡•道虚篇》:“儒书言:‘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下。鼎既成,有龙垂胡髯下迎黄帝,黄帝上骑龙,群臣、后宫从上七十余人,龙乃上去。余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龙髯。龙髯拔,堕黄帝之弓。百姓仰望黄帝,既上天,乃抱其弓与龙胡髯吁号。故后世因其处曰鼎湖,其弓曰乌号。’太史公记诔五帝,亦云:‘黄帝封禅已,仙去。群臣朝其衣冠,因葬埋之。’曰:‘此虚言也。’”

《大戴礼记•五帝德》:“孔子曰:黄帝,少典之子也,曰轩辕。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彗齐,长而敦敏,成而聪明。”

金栋按:根据以上内容分析,《素问•上古天真论》记载“昔在黄帝,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敏,成而登天”之语,原经文无,当是王冰沿袭《史记•五帝本纪》记载“黄帝者……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敏,成而聪明”等增补而成,《素问绍识》所云甚是。其中,“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敏”这十六个字,完全相同。由“成而聪明”嫁接转换为“成而登天”,则是根据《史记•封禅书》、《论衡》、《子华子》等古籍中黄帝骑龙升天之神话故事演绎而来。所以,“成而聪明”与“成而登天”这一嫁接转换,意义则完全不同。如果按照《史记》“成而聪明”之“成”(注:《史记正义》:“成,谓年二十冠,成人也。)来解释《素问》“成而登天”之“成”,则很难理解。

生、弱、幼、长、成,是人出生以后不同年龄阶段的连贯性排序,在《史记•五帝本纪》中甚为合理流畅,所以马莳说道:“愚按:《正义》以十五为成,则不宜曰登天。”成,从年龄上来说,无论是十五岁还是二十岁,嫁接至“成而登天”,都是不切实际的。所以“成”在“成而登天”中非指年龄。

从王冰注分析,“成而登天”之“成”,当指功成名就之成,即“成功”之义。上古轩辕时代(轩辕之时),神农氏称帝时国力渐衰(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群雄“逐鹿中原”,长年战争,最终轩辕战神农氏、蚩尤一统天下,代神农氏称帝是为黄帝,而功成名就,称帝后铸鼎以示其权力的象征及霸业的体现。然而王冰欲神其说,则“成”当指道之成。

登天一词,目前高校教参及多种工具书等多采纳俞樾之说,认为是“登天子位”,但未必符合王冰之嫁接。因“成而登天”是王冰嫁接而来,本是王冰之意,为什么要这样作呢?因“王冰在玄宗时,开元天宝间,玄宗尊崇道家。当此时也,天下文籍,皆以长生不死为最上道术。势不得不然而然者非,王偏僻好道家之一至于此也。”而“黄帝得道升天之说,汉世十分盛行。”

所以,“成而登天”当依从王冰之注为妥,即骑龙升天而位列仙班。《素问补识》说道:“诚如此,则‘登天’二字,是王氏有意欲神其说,语虽荒诞,从历史出发,仍应从王注。”

开篇语与医学无关,也无任何临床指导意义,但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分析,当尊重事实,尊重王冰注之原意为妥。
 
⑷燕、齐方士:燕,周代诸侯国,战国时为七雄之一,今河北北部和辽宁南部。齐,周代诸侯国,战国时为七雄之一,今山东北部一带。燕、齐方士通晓神奇方术,或收藏有多种药方,以此来鼓吹神仙之说,欺骗蒙蔽皇帝来邀宠。

《史记•封禅书》:“自齐威、宣之时,驺子之徒论著终始五德之运,及秦帝而齐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而宋毋忌、正伯侨、充尚、羡门高最后皆燕人,为方仙道,形解销化,依于鬼神之事。驺衍以阴阳主运显于诸侯,而燕、齐海上之方士传其术不能通,然则迂怪阿谀苟合之徒自此兴,不可胜数也。……及至秦始皇并天下,至海上,则方士言之不可胜数。”

方士,方术之士,即方技之士与术数之士。

《素问•五脏别论》:“黄帝问曰:余闻方士,或以脑髓为脏,或以肠胃为脏,或以为腑,敢问更相反,皆自谓是,不知其道,愿闻其说。”

王冰注:“方士,谓明悟方术之士也。”

《素问集注》:“方士,修炼方术之士。”

《素问识》:“《文选•七发》:‘方术之士。’李善注:孔安国《论语》注云:‘方。道也。’”

《素问考注》:“案:方士犹云道士,谓方术之士。巫相医卜之术,亦皆谓之方士也。《太平御览》六百六十六引《太霄经》曰:‘人行大道,谓之道士。又云:从道为事故称也。’可以征矣。盖修养真服饵诸方,故谓之方士,若医方亦其一端耳。即此云‘方士’者,医人之谓也。《广韵》十阳:‘方,法术也。’”

《素问补识》:“方术之士,好以长生不死之术以说人君,盖古代神仙家之流,秦之徐福,汉之辛垣平、李少君皆是。”

程士德高校教参《内经》:“方士:王冰注:‘方士,谓明悟方术之士也。’《素问集注•卷二》:‘方士,修炼方术之士。’又称‘道士’,指古代好讲神仙方术之人,这些人除以修炼成仙和‘不死之药’以迷惑人们外,亦懂得一些医理和方药,故亦引申为医生或通晓医理之人。但这里的方士是指医生。”

方士,或医或道,或医者道医也,或道者晓医也。古代有“道医”、“方士医”之称谓,为道者必须兼修医术,葛洪《抱朴子》:“是故古之初为道者,莫不兼修医术,以救近祸焉。”或“以医传教”、“借医弘道”,或“援医入道”、“援仙入医”,而有“医道同源”、“医道相通”之说。历代名医如汉之董奉,晋之葛洪,南北朝之陶弘景,唐之王冰、杨上善者等,皆道医也。

方,指方技。术,指术数。

方技,根据《汉书•艺文志》所云“方技者,皆生生之具,王官之一守也。太古有岐伯、俞拊,中世有扁鹊、秦和,盖论病以及国,原诊以知政。汉兴有仓公。今其技术晻昧,故论其书,以序方技为四种”及“医经、经方、房中、神仙”四类“生生之具”的知识内容,所谓“方技”,是指通过医药学、养生学、修炼求仙等有关生命科学技术知识及迷信巫术的知识内容,使人达到祛病延年、健康长寿、长生不死的目的,并可“论病以及国,原诊以知政”,是古代帝王的一种官职。

术数,又名“数术”。根据《汉书•艺文志•数术略》所云“数术者,皆明堂羲和史卜之职也。史官之废久矣,其书既不能具,虽有其书而无其人。《易》曰:‘苟非其人,道不虚行。’春秋时有梓慎,郑有裨灶、晋有卜偃、宋有子韦。六国时楚有甘公,魏有石申夫。汉有唐都,庶得粗觕。盖有因而成易,无因而成难,故因旧书以序数术为六种”即“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形法”六类“羲和史卜之职”的知识内容,所谓“数术”,是指以阴阳五行生克制化之理,附会各种迷信之说,以制定人事和国家的气数、推测吉凶祸福。

“方技”与“数术”不同。“方技”有四类(医经、经方、房中、神仙)皆是“生生之具”,而“数术”有六类(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形法)则是“羲和史卜之职”,但二者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方技-医经《黄帝内经》中“阴阳、五行、天文”等“生生之具”的有关知识内容,与数术-天文、历谱、五行、蓍龟中“阴阳、五行、天文”等有关内容是融合的。《周易•系辞》有“生生之谓易”,而“方技”则是“生生之具”。

《中国哲学大辞典•名词术语•道教哲学》:“方术:道教用语。中国古代方士所行之术。指天文、历算、占验、星象、医药(包括巫医)、卜筮、堪舆、遁甲、神仙、房中、冶炼黄白等。《后汉书•方术列传》载有华佗、费长房、左慈、解奴辜、甘始、王真等方士‘探抽冥赜,参验人区’,‘定祸福,决嫌疑,幽赞于神明,遂知来物’各种未来之迹兆。其炼丹采药、服食养生、祭祀鬼神、祈禳禁咒等为道教所承袭,成为重要的修炼济度方法。”
 
⑸秦皇、汉武访神仙都是到东海边物色:

《史记•秦始皇本纪》:“齐人徐巿(福)等上书,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请得斋戒,与童男女求之。于是谴徐巿(福)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因使韩终、侯公、石生求仙人不死之药。始皇巡北边,从上郡入。燕人卢生使入海还,以鬼神事,因奏录图书,曰‘亡秦者胡也’。”

《汉书•郊祀志》:“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莱、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传在渤海中,去人不远。盖尝有至者,诸仙人及不死之药皆在焉。其物禽兽尽白,而黄金银为宫阙。未至,望之如云;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水临之,患且至,则风辄引船而去,终莫能至云。世主莫不甘心焉。及秦始皇至海上,则方士争言之。始皇如恐弗及,使人赍童男女入海求之。船交海中,皆以风为解,曰未能至,望见之焉。其明年,始皇复游海上,至琅邪,过恒山,从上党归。后三年,游碣石,考入海方士,从上郡归。后五年,始皇南至湘山,遂登会稽,并海上,几(冀)遇海中三神山之奇药。不得,还到沙丘崩。”此段与《封禅书》语多同。
 
⑹汉书:

《汉书》亦称《前汉书》,班固撰。固字孟坚,后汉扶风安陵(故城在今陕西咸阳市东)人,生于光武帝建元八年(公元32年)。其父班彪字叔皮,生平好述作,专心于史籍。当时有好些人做过司马迁《史记》的续篇,班彪皆觉不满意,于是博采遗事异闻,作成后传六十五篇。班彪死于建武三十年(公元54年),班固回到家乡,有志完成父业,就着手《汉书》的编撰,时23岁。后来有人上书明帝,告他私改国史,他因此被捕下狱,所有的书稿都被抄。其弟班超怕他遭遇危险,赶到洛阳去替他上书辨白,同时当地官吏也把他的书稿送到京师。明帝看过后,觉得其才能卓越,就将其叫到京师,派他做兰台令史(事在永平5年,公元62年)。兰台是汉代皇家藏书之处。后升迁为郎,典校秘书,明帝令他将其未完成之书继续做下去。从此一连做了二十多年,直到章帝建初之中叶。

和帝永元初,窦宪出击匈奴,以班固为中护军,参与谋议。此后几年,班固都在窦宪幕中。窦宪在燕然山刻石勒功,那篇大文章即出自班固之手笔。窦宪原是外戚,此番出击匈奴立了功,封了候,威势更可炙手。因此班固家人亦不免有仗势欺人之事。有一次洛阳令种兢路遭班固家奴的侮辱,不久之后,窦宪失势自杀,宾客皆遭拿问,种兢就趁此逮捕了班固。永元四年(公元92年),固死于狱中,时年六十一岁。

其死后,《汉书》还有八表和《天文志》没有完成,和帝明其妹班昭参考东观藏书替其兄补作,又命其同郡人马续助班昭作成《天文志》。所以这部《汉书》正如赵翼所指出,是“经过四人(即彪、固、昭、续)手,阅三四十年始成完书”的。

《汉书》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的断代史。

我国古代原有像《春秋》那样按年月记事的史书,叫做编年体。至于用“本纪”序帝王,“列传”志人物的纪传体,则创始于司马迁的《史记》。班固作《汉书》沿袭《史记》,所不同的是《史记》有“世家”,《汉书》则无;《史记》记载典章制度的部分称为“书”,《汉书》改称“志”。一部《汉书》即由十二本纪、八表、十志和七十列传组成。

《史记》上起黄帝,下迄汉武,通贯古今,不以一个朝代为限,故称为通史。《汉书》纪传所记则断自汉高祖,止于王莽,都是西汉一代的史实,故称断代史(表、志亦有非限于西汉者,如《古今人表》就包括很多汉以前的人物,但此是个别)。断代为史始于班固,以后列朝的所谓“正史”皆沿袭《汉书》的体裁,正如刘知几所说“自尔迄今,无改斯道”矣。
 
⑺禁方:不公开之秘方。《史记•扁鹊传》:“长桑君……乃呼扁鹊私坐,间(闲)与语曰:‘我有禁方,年老,欲传与公,公勿泄。’”

⑻附炎趋势:亦作“趋炎附势”。《汉语成语词典》:“趣,迎合。炎,热,比喻有权势的人。比喻奉承依附有权势的人。《朱子语类•春秋•纲领》:‘左氏之病,是以成败论是非,而不本于义理之正,尝谓左氏是个滑头熟事、趋炎附势之人。’”

⑼佞人:惯于用花言巧语谄媚人。佞,音宁(ning)。
 
5、【原文】秦汉之前是否有托名黄帝的著作⑴,不可确考。现存秦汉以前的文献是没有的。到司马迁时代(公元前二世纪末),“百家言黄帝”,托名著作肯定已有。略早于《史记》的《淮南子》⑵说:“世俗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⑶者,必托之神农⑷、黄帝而后能入说。”(《淮南子•修务训》)略查中国人的崇古思想,至少可以追溯到孔夫子⑸和老聃⑹那里去,只不过汉人的崇古作法更露骨罢了。
 
【补注】

⑴秦汉之前是否有托名黄帝的著作:

《黄帝泰素》乃战国之所托也,已亡佚。《汉书•艺文志•诸子略》阴阳家:“《黄帝泰素》二十篇。六国时韩诸公子所作。”师古曰:“刘向《别录》云:或言韩诸公孙之所作也。”

又,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经法》、《十大经》、《称》、《道原》等帛书,经过今人唐兰先生考证后,确认为是《黄帝四经》,亦即《汉书•艺文志•诸子略》道家类之《黄帝四经》四篇。但汉以后就已失传。台湾学者陈鼓应曾作过详细的考订,论证它的成书可能早于《孟》《庄》,当在战国之初或战国初期之晚(《黄帝四经今注今译》)。

由上观之,《黄帝泰素》、《黄帝四经》当是秦汉之前托名黄帝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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