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发现你特别喜欢扣字眼,然后偏离话题跟人理论。好几次发现你跟别人争论的帖子都是这一样的问题。此种指责从何说起呢?
本帖的“标题”和“主题”中何处提到了“探讨的目的”是“寻找成熟的组方理论”?
中医学有“诸花皆升,旋覆独降;诸子皆降,苍耳独升”之说。
但还有一些花也是降的,比如清肝明目的密蒙花,泻水逐饮的芫花,而发散风热的牛蒡子、蔓荆子却是升的。
绝对完美、严密统一的理论体系世间有吗?
举几个特例来否定一种普遍规律,这种思维方式恐怕会浪费更多的时间和口舌。
你自己帖的图片上不是说“金元时期系统的归经理论成立”,明清时期是“臻于完善”吗?
我帖的资料上也没有“最早”二字,翻回去看看吧:“金元时期归经学说逐渐确立”。
你说我“在意的是【最早出现】”有何根据?
扭曲别人的观点,无端的指责,限定别人回答某个问题,这是有利于探讨的态度,有利于问题的解决吗?
这里是交流观点的论坛,不是大学生辩论会,诡辩没有任何意义、舍本逐末都谈不上。
个人崇尚务实,喜欢“外简内明”不喜欢“外宽内忌”,所以说话比较直,言语冒犯或者观点不妥之处还请老师包涵指正。
对啊,我一开始说的“性味归经”,强调的就是现在所使用的、成熟(完善)的组方理论(即营卫气血+性味+归经指导下的用药组方原则)是在(明)清完成的,所以才说它是在(明)清出现,而你指出“金元时期确立”。因为我用的是“出现”这个词,然后你纠正我说是“金元时期建立”。所以我才猜测你是在意【最早出现】(也就是“最早提出”、“最初建立”之意)——这是很自然的逻辑推断,不然的话,你自己说你强调“金元建立”是什么意思/目的?你自己帖的图片上不是说“金元时期系统的归经理论成立”,明清时期是“臻于完善”吗?
我帖的资料上也没有“最早”二字,翻回去看看吧:“金元时期归经学说逐渐确立”。
你说我“在意的是【最早出现】”有何根据?
药用对了就对身体有好处,相当于“补”;用错了药,即使用人参那也是害人。苹果也有类似功效,脾胃素凉吃多了腹泻,便秘则吃了润肠通便。你这又来抠字眼了。就不多扯远了。回答你“巴豆味辛,可它能补什么”的疑问:
巴豆味辛,可通寒积,止冷泻,自然是可以“温补阳气”。
李时珍曾用“蜡匮巴豆丸”治愈“寒积、冷泄”患者近百人。
李时珍《本草纲目》中记载的治愈老妇冷积的医案:
《本草纲目》原文:巴豆,生猛熟缓,能吐能下,能止能行,是可升可降药也。盖此物不去膜则伤胃,不去心则作呕,以沉香水浸则能升能降,与大黄同用泻人反缓,为其性相畏也。巴豆,峻用则有劫病之功,微用亦有调中之妙。王海藏言其可以通肠,可以止泻,此发千古之秘也。一老妇年六十余,病溏泄已五年,肉食油物生冷,犯之即作痛,服调脾、升提、止涩诸药,入腹则泄反甚。延余诊之,脉沉而滑,此乃脾胃久伤,冷积凝滞所致。王太仆所谓大寒凝内,久利溏泄,愈而复发,绵历年岁者,法当以热下之,则寒去利止。遂用蜡匮巴豆丸药五十丸与服,二日大便不通,亦不利,其泄遂愈。自是每用治泄痢积滞诸病,皆不泻而病愈者近百人,妙在配合得宜,药病相对耳。苟用所不当用,则犯轻用损阴之戒矣。
白话译文:{有一位 60 多岁的老妇人得了大便泄泻的病,已经五年了。吃了油大一点的食品或瓜果梨桃什么的就肚子疼,而且腹泻又加重。医生给她用具有 “调脾” 、 “升提” 、 “止泻”等作用的药物,吃了以后反而腹泻得更厉害。李时珍给她诊了脉,脉象沉滑,断定她的病因是 “脾胃久伤,冷积凝滞” 所造成,就给她使用了 “温热通下” 的治疗方法,服用了 50丸蜡匮巴豆丸,两天以后,病就好了。巴豆本来是一味具有强烈泻下作用的药物,正常人只要吃一点儿就会剧烈腹泻,可是这个腹泻五年的病人,为什么吃了巴豆以后,腹泻反而好了呢 ? 这正是李时珍诊断准确和用药精当之处。因为巴豆是一种热性的药物,它能祛除冷凝结滞在肠道里的停积物,而这个病人正是由于肠道里的 “冷积凝滞” 才造成腹泻的,所以效果很理想。李时珍在这一病例后面的总结说,治病要勇于打破常规,不为常法所束缚,而关键在于诊断正确,用药恰当,所谓 “妙在配合得宜,药病相对尔” 。}
是的,这就是后世的用药组方指导思想,但这也是导致一些问题的根源。尤其是协同作用这一块,才是重点。单就药材来说,其种类现在比古代仲景及之前都要多很多,而且炮制方法等都多了许多,但组方不等于简单的加减法。现代就是在营卫气血脏腑归经上搞加减法来组方而已(那些中医院的不少医生都是看你有一个症状就加一味对应治疗症状的药,复诊时告知无效了,于是又换几味不同但治疗症状相似的药)。治好了就会很自得,殊不知这种只算是经验公式而已,等到下次遇到同样或者类似的病,结果就不管用了——这倒不是最要紧的,最要紧的是,又要去重新试验、发现新的经验公式来治疗同样的病——就算管用了,下次遇到别的病,前面的经验公式又没法指导该怎么组新的方子治疗新的病。所以,目前的流行用的这套组方理论还不完善,虽然不能说它完全错了,但至少使用方法上有些问题。组方理论就目前来看,只有辅行诀有记载。
现代的方解比如说黄连是治疗什么的,干姜是什么功用,人参是如何如何,合起来又如何等,都是以药物主治来解说,好像是个个药物单打独斗,至于它们之间协同,由于没有理论指导避而不谈,或者牵强附会自以为是的解说一番。
这个思路可以说是朴素至简,也是提纲挈领的好原则。但问题在于,如何得知某脏腑气血虚实缓急。如果是脉象,那么又把问题抛给了把脉技术了,然后简单问题就归于复杂化。本来脏腑虚实的概念很清晰,但反应在脉象上就不一定那么容易分辨。例如,由于体内还存在其他错综复杂的问题,这些问题和脏腑气血虚实纠缠在一起反映在脉象上,那么医生又需要很多年的努力和经验,才能学会如何去抽丝剥茧,从脉象的细微变化上来揣摩这些本来区别很大的东西。中医里(内经),所有讲到脏府功能的,都是以气血而论的,气血有起点和终点,所以相应脏府也有始终,如果不以气血而论仅凭脏府在人体的位置是无法定义的。少阳(太阴)为始,厥阴为终。
气血贵在徐缓。急疾则病起。
脏腑对气血的通过能力它是有一个度的。就像河道对洪水的能力。过则伤。
而五脏也一样。气过多的在脏。脏苦。那么就要对其上下游进行调节。开放下游出路(五脏所欲),减少其上游所入(抑制其所克)。这就是五味对脏气的调节,也是内经的本意。
而脏腑之间的生克关系其实是由经脉所决定。所以真正的医者还是要以经络为本。络络是气血的通道。反观现在的中医皆以虚幻的阴阳五行为主。
诊断就是抛给五色五脉。这个思路可以说是朴素至简,也是提纲挈领的好原则。但问题在于,如何得知某脏腑气血虚实缓急。如果是脉象,那么又把问题抛给了把脉技术了,然后简单问题就归于复杂化。本来脏腑虚实的概念很清晰,但反应在脉象上就不一定那么容易分辨。例如,由于体内还存在其他错综复杂的问题,这些问题和脏腑气血虚实纠缠在一起反映在脉象上,那么医生又需要很多年的努力和经验,才能学会如何去抽丝剥茧,从脉象的细微变化上来揣摩这些本来区别很大的东西。
论坛中曾发过一篇关于她老公到国外学飞龙脉学的帖子,里面有个观点就是说明这个现象的。他说古代脉书种记录常见的24种脉其实不是独立的脉象,也就是说,它们说一些更为基础的脉象的某些复合,而这些基本脉象的把握才有利于反映细微的变化,但是这些更为基础的脉象数量非常多,而且需要花较大力气才能掌握。试想,从一些复合的东西中去察觉细微的变化,是比较难的,这就是为何脉学高手少的缘故,所以古人也感叹心中了了,指下难明。
第二个问题在于,人体不能简单地用脏腑气血状况来描述,比如有可能脏腑之间通路上某个位置气血遇到问题,而不是脏腑本身有问题。这样一来,组合就有好多种,反映在脉象上种类就更多了,这样又增加了难度。
我发现你特别喜欢扣字眼,然后偏离话题跟人理论。好几次发现你跟别人争论的帖子都是这一样的问题。
你自己看不出来本帖的目的(还必须“标题提到”,看看,又是抠字眼),可见你的理解能力有些问题(怪不得爱抠字眼咯)。我记起来好像有人称你为“教授”,当时还疑惑不解,现在总算是明白了,这是明抬暗贬——古代都把这种一丝不苟抠字眼辩真伪的人叫什么?是叫“腐儒”还是“书呆子”来着?
辅行诀中旋覆花为咸味,自然是降的,这没毛病。并且辅行诀里面用到它的地方都是用于降气的。
举几个特例来否定普遍规律一种普遍规律,这种思维方式恐怕会浪费更多的时间和口舌
这里我也学学你抠字眼来回答你——恰恰相反,我正是为了不浪费省时间和口舌,才举出几个。既然你说是几个,莫非你想说特例太少,或者除了我列举的那几个没有其他特例了?如果我理解没错的话,你这又犯了逻辑错误:证明一个普遍性理论是错的,最好方式就是举反例,而且一个就够了。这个你该不会不知道吧?比如你说天下乌鸦都是黑的,只要找出一个白的就行了呗,何况找出好几个。
这样的回答是不是很像你的风格?你作为读者有何感受?此外,如果你不满足于几个特例,我不想浪费时间给你找了,你自己翻阅《本草纲目》,里面药材那么多,尽情去找,找到你满足为止。
对啊,我一开始说的“性味归经”,强调的就是现在所使用的、成熟(完善)的组方理论(即营卫气血+性味+归经指导下的用药组方原则)是在(明)清完成的,所以才说它是在(明)清出现,而你指出“金元时期确立”。因为我用的是“出现”这个词,然后你纠正我说是“金元时期建立”。所以我才猜测你是在意【最早出现】(也就是“最早提出”、“最初建立”之意)——这是很自然的逻辑推断,不然的话,你自己说你强调“金元建立”是什么意思/目的?
但话说回来,管他是金元时期还是唐宋确立,现在我们组方时不还是要用性味和营卫气血三焦结合去分析?难道你就只用金元时期建立的那个理论?你自己前面不也说了补泻药看营卫气血?所以我不关心它什么时候建立,因为跟主题无关,所以用词不去考虑严谨不严谨,那不重要;而你还在抠字眼,忽视我提出的问题,还说什么无端的指责,限定别人回答某个问题——是你自己提出“辛甘酸补,咸苦泻”,我觉得有些不符,所以才提出疑问,并举例说明。莫非你的意思是你提出观点,别人还不能质疑?但为何别人提出观点,却见到你精确到扣字眼级别地批判?好一个双重标准!
药用对了就对身体有好处,相当于“补”;用错了药,即使用人参那也是害人。苹果也有类似功效,脾胃素凉吃多了腹泻,便秘则吃了润肠通便。你这又来抠字眼了。就不多扯远了。
我一开始说的“性味归经”,强调的就是现在所使用的、成熟(完善)的组方理论(即营卫气血+性味+归经指导下的用药组方原则)是在(明)清完成的,所以才说它是在(明)清出现,而你指出“金元时期确立”。
此“不严谨”虽然对于你来说不重要,但随意的说法对于不了解这个知识的人来说是一种误导。不关心它(性味归经理论)什么时候建立,因为跟主题无关,所以用词不去考虑严谨不严谨,那不重要。
这样就跟味没有关系了(比如前面举例有不少咸味大多为补肾的,巴豆味辛,可它能补什么呢?),而只是其功用上而言——这也是后世乃至现代医家组方的基本原则。我上面探讨五脏补泻,正是想搞清楚最古老的组方法则,因为(在满足你说的补不足而泻有余的原则上)现代这样组方仍还有一些可以个人发挥的空间,所以疗效各异时也说不出所以然。关于组方方面的理论几乎没有,后世到清朝才出现性味归经理论,勉强算是一个弥补,但这还不够。
多么荒谬的理论,既然你连帖子的意思都没搞明白,这点逻辑分析和理解能力都没有,好好提高自己语文能力,就不要来捣乱了。照你这种要求,如果此主题帖“盖”到几百楼,别人也要全部看完、抓住核心问题才能回帖了?
你是在哪里看到我说过”一切发言都要紧扣你的议题转换“这样的话了?(我也学学你抠字眼的习惯,感觉如何?)看来在你的主题帖里面,一切发言都要紧扣你的议题转换,一切回复都要紧密围绕你的即时关注点来进行
上面这段话。这只是其功用上而言——这也是后世乃至现代医家组方的基本原则。我上面探讨五脏补泻,正是想搞清楚最古老的组方法则,因为(在满足你说的补不足而泻有余的原则上)现代这样组方仍还有一些可以个人发挥的空间,所以疗效各异时也说不出所以然。关于组方方面的理论几乎没有,后世到清朝才出现性味归经理论,勉强算是一个弥补,但这还不够。
看看,又在钻牛角尖、抠字眼了。我只能说你真厉害!如果从”性味”到“归经”,从“归经”到“三焦营卫”算是理论上的完善的话,那么从明清时期到现代还能有什么完善,你说说看。看看到底是相比明清时期有多少理论上的完善的(而不是简单增加一些药的种类而已)?因为“明清时期”只是“臻于完善”而已,近代、现代、当代还有人在“继续研究、进一步完善”。
目前所使用的“性味归经理论”,也必定包含和基于最新的研究成果,不会是完全停留在“明清时期”。
借用你上面的回复来回答你这句话至于有人称我“教授”是不是“明抬暗贬”,我都不在乎,就不劳你费心猜解了。
这才是你对我在44楼疑问最正面、直接的回复,这才是真正的讨论。早点回复这段话不就得了,也用不着浪费口舌这么长时间。你的回复提炼一下,相当于是说“组方理论”是靠分析、归纳高效古方之后,总结出药效关系、量效关系、和配伍规律,根据临床实践不断检验、试验而得出的,而在“五行生克、五味补泻”的中医理论上推演不太行得通。个人觉得精简高效的古方恐怕大多数都不是根据“组方理论”配置出来的,
是在长期大量的临床实践中“试”出来,并在不断的“验证-调整”中完善的,
而“性味归经”和“组方理论”是根据这些原始古方(单方、验方、经方、祖方)临床上表现出来的“方效、量效、方证、药证”,
运用中医基本理论进行分析、归纳、总结而得出来的,这也是“性味归经”和“组方理论”逐渐产生和趋于完善的年代较晚的原因。
当然,分析、归纳这些高效古方之后,总结出药效关系、量效关系、和配伍规律,得出“组方理论”,反过来可运用于指导新方的组配。
这样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开发高效新方的效率,但据此组配的新方是否能实现预期效果仍然不是确定的,需要在临床实践上反复检验筛选。
纯粹在“五行生克、五味补泻”的中医理论上推演,不结合具体验方的功效实践来分析,对于提练出有效的“组方理论”具有多大的意义,值得考虑。
现在回复你跟主题相关的回帖内容
这才是你对我在44楼疑问最正面、直接的回复,这才是真正的讨论。早点回复这段话不就得了,也用不着浪费口舌这么长时间。你的回复提炼一下,相当于是说“组方理论”是靠分析、归纳高效古方之后,总结出药效关系、量效关系、和配伍规律,根据临床实践不断检验、试验而得出的,而在“五行生克、五味补泻”的中医理论上推演不太行得通。
既然存在高效的古方,其背后是否仍然存在更为严谨有效的组方理论呢?
现代这种靠试验、分析、归纳来完善现有的不完整的“组方理论”只有其应用价值,理论上的价值还可能不够。因为你所说的这种是通过实践来形成或完善理论,然后反再来过来指导实际(用数学语言来讲,这是一个“内插”过程,而不能预测)。理论的另一个重要意义在于能预测(数学语言相当于“外插”),也就是面对新的病能方便地创造新的、有效的方子治新病,而不是靠不断试验分析(西医研究疫苗或者新药的方式更接近与这种试验+分析的方式)。
这种试验分析归纳的方式并不是说不行,而是效率慢——古方还真不是传说的那样“尝百草”而成,肯定是有古组方理论或者有什么捷径(比如内视之类)。如果古人是通过试验分析归纳而得,光药味组合(单味到八味,这是经方大多味数区间)数就暴增。
为方便起见,以本经内药物记录算作360味,组合数为6619268727167307种(当然根据“十八反十九畏歌诀”,有些不能组合,但即便将这37味药全部去掉,用323种药组合,也有2762206996772799种)。尝百草,即使不用对照组来确认每个方子功效,拿一千万个人(上古代人少,可能不到一千万)满打满算一天不间断试验10组,每人从出生到死(算作80岁)能试验80x365x10=292000次,总共需要95代人连续不断试验才能完成上述组合。要知道孔子到现代的后人也不过80代。也就是说,从神农氏开始全部子民包括全部子孙连续将近3000年尝药试验,才能穷尽这些组合。这还没有考虑其间药材供应问题(药材也需要生长时间),实际时间只能更长。大量人员全部用来试药,不管是组织管理上,还是试验记录上都会增加额外损耗,不会像是上面一样呈现简单线性比例关系(比如,假设金字塔若100人需花三年完成,不能推出1000个人只需花0.3年,更不可能1万人就只需0.03年)。
上面是最多到八味的组合,现代用药很多医生动辄十味以上,二十味也不罕见。假设八味及其以下的组方我们已经知晓,无需试验,那么九味和十味的组合供有多少呢?3053304260705792016种,约等于上面单味到八味所有组合的1105倍!通过试验分析来获得“组方理论”,绝不可能。并且药物偏性会影响身体,没有对照组也很难排除之前吃的药对后面的药产生影响,所以别说试验产生组方理论了,最多只能产生“验方理论”而已。
仅凭医家和患者的“生活常识”和“直观感觉”就可以排除掉绝大部分“组合”——当然是这样,但这是具体在面对病患时候如何进行处方,而不是组方理论。这样一来,不需要所谓”系统组方理论“也可以看病,因为根据中医的常识和一些临床经验就能开方。但问题是,每个人开的方子可能都不一样,因为他们的人生阅历不一样、思维高度也不同,自然思路也不一样。这就就是现在中医的尴尬局面。之所以强调组方理论,就是为了统一标准,即使不细化到必须用某药,也可细化到用某个味、温/热/寒/凉/平,归某经的范畴,这样医生的选择范围就会减小,不至于因为思路不同选择太多而开出各种各样的方子。因为没有标准,会导致治好了说不出确信有力的理论依据(而自己根据用药思路来解释,其说服力不够强,只能算是不完全归纳的经验),治不好更是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只是知道这个思路不对(这跟试验没啥区别)。如果加入“剂量”参数,会得出更庞大的“天文数字”。
但是“医学实践”与“理论预设”之间存在着不小的差异。
开发“人工智能处方系统”如果主要依靠“组方理论”计算出方也是不行的,
需借助“机器学习”贮存和分析海量的古今临床验案,才能开出对证而且高效的处方。
而西医做临床实验,一定会首先设计研究方案,
预测最有可能获得突破的方向,选定优先测试的范围,不可能去“全盘遍历、逐一验证”。
中医祖方“经方”的“配伍验方”是同样的道理,
仅凭医家和患者的“生活常识”和“直观感觉”就可以排除掉绝大部分“组合”,
动物机体都有“纳养、排邪”的“求生本能”,
机体缺乏的就想吃而且觉得好吃,比如怀孕之后想吃酸以生阴血来养胎气,上实火的人吃黄连不觉得苦。
机体不需要的,或者代谢不了的就会觉得难吃、不想吃、甚至闻到气味就会恶心呕吐。
比如感冒之后会“闷油”,脾胃功能不好或者受伤就会不想吃东西、尤其是油腻的难以消化的东西。
而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哪些食药是什么气味,单独服用之后有什么常见的效果,
身体哪里不舒服、怎么不舒服了的时候,会好恶哪种气味,这些方面是很容易积累起丰富经验的。
药材和食物的种类再多,同一地区出产的也就几十种,而多种不同药食会属于同一类气味、有相近的功效。
再加上中医生理、病机、治法的理论指导,比如基于阴阳二分法的“辨证总纲”:“八纲辨证(表里、寒热、虚实、阴阳)”,以及与药证相配合的“六经辨证”。
所以作为中医祖方的经方,从“配伍”到“试验”到“调整”,没有专门的“组方理论”同样可以完成。
现存的《伤寒杂病论》中的二百多首经方,平均每方只有4点几味药,最常用的药材不过三五十种,最常用的剂量不过“二两、三两、四两”而已,其全部排列组合数也是不大的。
五行学说作为一种思想体系尽管相当完整,甚至可以用数学关系来表达,但是并不完美。
因为从思想领域到应用领域,在公式体系与实际事物之间,差别极大,并非照搬即可以致用。
一是事物配五行的法则是否唯一?二是五行生克关系模式过于简单,它是否足以全面反映复杂事物的复杂联系。
纵观五行学说在中医学中的运用,一直在不断地进行调整。两者结合之初,医学实践与五行理论预设之间在当时就已经出现了差异。
《吕氏春秋》记载古时祭祀,以春配脾,夏配肺,秋配肝,冬配肾,在夏秋之间则配心。这一配法是根据脏腑的解剖位置来确定的。
现在中医所用的肝木、心火、脾土、肺金、肾水配法在汉代才出现,是根据五行之 “性”来的。《尚书》说:“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
中医将五脏的功能与五行的各自特性相对应,从而找到配合点,形成了新配法。后一配法是中医所必须遵循的法则,否则临床不能取效。
为什么要放弃现成的、直观的、以位置为依据的配法不用?一个合理的解释就是这个配法不能很好地反映五脏的功能。这可以说是中医对五行配属法则的突破,或者说是灵活应用。
所以说你所想弄清楚的{“五味五脏补泻关系”究竟应该“以《内经》为标准”还是“以《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为标准”}也要以{临床治验实践}为准。
五行学说起于周末,在两汉时期也补中医吸纳运用,并借此哲学工具丰富发展了中医的基础理论,
而张仲景“博采”到《伤寒杂病论》中的“效如桴鼓”的二百多首经方,大部分不可能是在“汉代三四百年之间”产生并完善的,应该有更长久更古老的源流。
所以作为中医祖方的经方,不可能是在“系统的组方理论”的指导下“组配出来”的,而是来自于长期医疗临床实践的筛选和优化。
即使有“某些组方理论雏形”的参与,也与“五行学说”、“五味五脏补泻理论”没有什么关系。
看来你并没有认真读我之前的回复。楼主说要统一标准。认为中国的这些东西近代开始落后于西方。我觉得这个问题恰恰是很多中医人的通病。想标准化。想有套路。想一劳永逸。仅在我学习和实践的过程中,我的结论目前还是,没有标准,只有理论。所有复杂系统都不可能有套路来解决问题。如果不介意中间的治疗过程,那么慢性病的治疗是开放性的。你可以天马行空。只要把邪气祛除就行。内经的用药在阴阳应象里就有选择。不单单是五味选择,四气原则也很重要。而从本经来看,更是形质色性等等种种皆有效用。
中医的有效性,仍然是思维方式的胜利。使用方法必须在思维方式指导之下。所以,搞懂阴阳,同一味药,同一个方,别人用了没效,结果一个服药方式的改变就能效果斐然。
医学的下一次飞越,还是得靠科技,基础物理的突破才是所有学科大飞跃的前提。
别浪费脑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