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忘了我在8楼回复的内容,表明我并未坚定一定就是辅行诀正确的立场。这才导致我提出“可能是补泻”定义不同导致内经和辅行诀论述不一致。而你用哲学概念“体用”来定义补泻(体补用泻)。本想进一步讨教,你却置之不理,直接说什么补不足泻有余 。于是想让你就具体脏而谈补泻(而不是泛泛而说什么“补不足,泻有余”这种谁都知道的话)。然后你一直不回答,因此补泻定义未能确定之前,我只能从列表顺序上进行观察规律进行不完全归纳。
我真是奇怪了,虚心请教让你就具体脏腑谈补泻(即所谓的“就事论事”,不谈前面的五行生克,按照你所谓的有余与不足来谈),你只需要回答具体各脏不足有余用何味补泻即可。既然你写“个人浅见,仅作探讨”,又何必一开头就大肆批判冷嘲热讽,正义在握的样子?要么你就谦虚到底,有不同意见相互讨论,没必要附上额外的语气词口诛笔伐。要么做个辩论之士,引用案例一争到底,这样真理越辨越明。两面都想沾点光,我只能“呵呵”笑之。
按你的理论,甘辛都能补心脾肺,酸补肝肾。苦咸都可泻五脏,苦犹泻心,咸尤泻肾,那么肝脾肺呢,还是苦和咸泻。你相当于说《内经》和《辅行诀》都错了。甘辛补心脾能理解,可是肺用的是酸补(特别是五味子和麦冬),如果辛能补肺,烟也是甘辛味,酒也是,它们却伤肺,至少不补肺。咸泻肾,紫河车、鹿茸、龟板、肉苁蓉、阳起石都是咸味,可按照现代中医知识来看,它们都是补肾的。
我原话是这样说的:“按你的理论,甘辛都能补心脾肺,酸补肝肾。补心脾能理解,可是肺用的是酸补(特别是五味子和麦冬),如果辛能补肺,烟也是甘辛味,酒也是,它们却伤肺,至少不补肺。”
“甘味滋养,辛味发散,酸味敛藏,故“甘+辛”补脾心肺(如小建中汤),“酸”补肝肾(如肾气丸)。”
不渴,必遗尿,小便数,所以然者,以上虚不能制下故也。此为肺中冷,必眩,多涎唾,甘草干姜汤以温之。
这样就跟味没有关系了(比如前面举例有不少咸味大多为补肾的,巴豆味辛,可它能补什么呢?),而只是其功用上而言——这也是后世乃至现代医家组方的基本原则。我上面探讨五脏补泻,正是想搞清楚最古老的组方法则,因为(在满足你说的补不足而泻有余的原则上)现代这样组方仍还有一些可以个人发挥的空间,所以疗效各异时也说不出所以然。关于组方方面的理论几乎没有,后世到清朝才出现性味归经理论,勉强算是一个弥补,但这还不够。只是觉得纯哲学理论推演的临床实际意义不大,言语冒犯之处望老师海涵。
我原话是这样说的:
探讨五味对五脏的补泻,首先需明确补泻的判断标准:给其需要的即为补,撤其需要的即为泻。
甘味补脾,在脾气虚时用甘味才是补,“脾瘅”之人再用甘味就会加重痰湿碍运化伤脾气了,此时脾需要休息,不让它休息即为泻。
所以脱离虚实谈补泻意义不大。
补五脏也分为补阴和补阳,阴为体、阳为用,所以不区别体和用笼统的谈补泻也没多少临床实用价值。
肺阴(体)不足时的确用酸补(如您所说的:特别是五味子和麦冬),比如[麦门冬汤]。
肺阳(用)不足时就要用辛补,比如[黄芪建中汤]加减法:“胸满者加生姜”,又如治虚寒型肺痿病用[甘草干姜汤]辛温补阳:
辅行诀里面说……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天有五气,化成五味,五味之变,不可胜数。今者约列二十五种,以明五行互含之迹…… 可见它所说的药味乃自然的五气(风寒热湿燥)浸润下生长出来药物所具备的的特性。凡药之五味,随五脏五行互异,体先天之性,用后天之情,所入而为苦欲补泻,不过因其性而调之。
酸入肝而用于肺,苦入心而用于肾,甘入脾而守乎中,而含苦之水火交互,辛入肺而用于肝,咸入肾而用于心,体用奥彻,幽微致远,深识其妙,可以上工。
好心得!辅行诀里面说……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天有五气,化成五味,五味之变,不可胜数。今者约列二十五种,以明五行互含之迹…… 可见它所说的药味乃自然的五气(风寒热湿燥)浸润下生长出来药物所具备的的特性。
比如长在春天,夏天采获的就有有厥阴风木的酸味,长在夏天而长夏采获的为少阴君火苦味,长在长夏而秋天采获的有太阴湿土的甘味,长在秋天而冬天采摘用药的则为阳明燥金辛味,长在冬天而来年春天采获则为太阳寒水咸味。又说五味之变,不可胜数,可见五味并非固定不变的,很多不满足前面所说长在各个季节后具有五味的规律,而是尝起来是别的味道,但它仍然被定义为某味,指的是具有对应味相应的作用。例如长在春天夏天采获按理说应该是酸味,可是有种药假若尝起来不是酸味,仍然认为它是属于酸味(此时应该五行属金而不是木,因为这是用味),因为它秉承厥阴风木之气,有相应升发的作用,其他同理。至于后面论述他属于金中的哪个五行,则根据其主要作用靶脏,或者其尝起来的味道所作用的脏对应的五行。
运气七篇的核心是五运六气。五六结合六十。以我估计这可能与比内经之前的脉书六十首有关。素问脉法也是以五脉六变为基准的。
所以七篇绝非汉代之作。史记仓公传所记录的禁书有不少。每一部都是经典。
主要是这些传下来的文章中间是否有缺漏错简的可能,然后后人依据前后文或其他相关文章进行添补。仓公诊病多以色脉来诊断,凡是符合他从老师所给禁书中条文的,他才治病,不符合的就不诊治。不过他似乎并未涉及五运六气的内容(或许史记中并未记载他用过这些?)。仓公也有弟子,估计他的禁书流传在民间,被私藏了。整部內经在我看来运气七篇才是理论的核心,因为它结合了外界六气,人的先天禀赋来讨论疾病。比较全面。
这样就跟味没有关系了(比如前面举例有不少咸味大多为补肾的,巴豆味辛,可它能补什么呢?),而只是其功用上而言——这也是后世乃至现代医家组方的基本原则。我上面探讨五脏补泻,正是想搞清楚最古老的组方法则,因为(在满足你说的补不足而泻有余的原则上)现代这样组方仍还有一些可以个人发挥的空间,所以疗效各异时也说不出所以然。关于组方方面的理论几乎没有,后世到清朝才出现性味归经理论,勉强算是一个弥补,但这还不够。
你可能理解错了,我强调的是组方理论(而不是性味理论),神农本草写的什么内容我难道不知道?所以“性味归经”是指不同药物有其性味,但相同性味可能归属不同经络。单独强调“归经”就如你所说抛开具体脏腑和气血而谈“补泻”一样没有意义。药物的性味理论,在《神农本草经》上就有了。
比如:黄芪《本经》上记载:“味甘,微温。主痈疽、久败疮、排脓、止痛、大风癞疾、五痔、鼠瘘。补虚、小儿百病。 ”
归经是指药物对机体某部位(脏腑、经络)的选择性作用。
金元时期归经学说逐渐确立。成为药性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张元素认为取各药药性之长使其各归其经,则力专效宏,若不明归经,无的放矢则很难中病逐邪。
他综合分析了气味对脏腑经络的作用,总结出归经规律,“凡药之五味,随五脏所入而为补泻,亦不过因其性而调之。”同一泻火药,黄连则泄心火,黄芩则泻肺火,白芍则泻肝火,知母则泻肾火,木通则泻小肠火,黄芩又泻大肠火,石膏则泻胃火。
他还指出药物由于炮制方法不同,其归经亦会随之发生变化,主治的疾病亦相应不同。
不仅如此,张元素还认为制方必须引经报使,才能更好地发挥效用,有些药物不仅本身作用于某经,且配入方中尚能引导全方其它药进入该经。这类药物就是引经报使药。
组方理论就目前来看,只有辅行诀有记载。你可能理解错了,我强调的是组方理论(而不是性味理论),神农本草写的什么内容我难道不知道?所以“性味归经”是指不同药物有其性味,但相同性味可能归属不同经络。单独强调“归经”就如你所说抛开具体脏腑和气血而谈“补泻”一样没有意义。
至于归经理论,之前在查阅方药资料时有篇文章中提到“关于中医组方理论的缺失,《伤寒》只有方药却无组方原理,后世刘完素有《素问·药注》,可已失传,从其他文献引用中可看出《素问·药注》比较深奥,到了明清归经理论完善,形成现代组方理论”。于是我才那么不够严谨地说“清朝”出现性味归经理论。我原本的意思是指这种在药物原有性味所决定功能之内再增加归经体系以指导用药组方的【完善理论】(即现代所用的组方理论,包含你提到的营卫气血的补泻内容)是在(明)清形成的。
也许上面不该用“出现”二字,容易引起一些误解。但现代用的归经理论是被完善后的,当我们提到“归经”,自然指的是完善后的那套。
就好比五运六气在先秦时期也还是萌芽状态,在秦汉时期才逐渐完善,我们提到的“五运六气”当然是指现在所使用的、已经完善的这套理论,若说它是秦汉出现的,也不为过。而你在意的是【最早出现】,这对于我们前面解决寻找成熟的组方理论没有任何意义(希望你把重心放在本帖的主题上)。
治病务求于本,解决问题也一样,不要舍本求末。
首先,下述文字中五脏补泻均以其德为准——顺其德为补,逆其德为泻。所以并非单纯从”补“,”泻“字面意思来理解。针灸中补泻手法盖同此理。
《辅行诀》:肝德在散。故经云:以辛补之,以酸泻之。肝苦急,急食甘以缓之,适其性而衰之也。
《内经》:肝欲散,急食辛以散之,用辛补之,酸泻之。肝苦急,急食甘以缓之。
对于肝而言,辛散为补,散太过需要收,故酸收为泻。这一条没有问题,二者也是一致。
《辅行诀》:心德在耎(软)。故经云:以咸补之,苦泻之;心苦缓,急食酸以收之。
《内经》:心欲软,急食咸以软之,用咸补之,甘泻之。心苦缓,急食酸以收之。
同样,心以咸软为补,自然是苦坚为泻。所以《内经》可能在传抄有错简之误。软太过则缓,故酸收之。可见酸的功用是从两头往中间收,过急过缓都可以用酸收。
《辅行诀》:脾德在缓。故经云:以甘补之,辛泻之;脾苦湿,急食苦以燥之。
《内经》:脾欲缓,急食甘以缓之,用苦泻之,甘补之。脾苦湿,急食苦以燥之。
若上面关于肝和心的推理分析正确的话,那么缓的反面就是急,由于辛能散,上面说肝苦急可知,辛泻脾才对,而不是苦。因此《内经》可能有错简,脾该用辛泻。
《辅行诀》:肺德在收。故经云:以酸补之,咸泻之;肺苦气上逆,急食辛以散之,开腠理以通气也。
《内经》:肺欲收,急食酸以收之,用酸补之,辛泻之。肺苦气上逆,急食苦以泄之。
若肝用辛补酸泻,便可知肺应该是酸补辛泻,而不是咸泻。但若从酸收太过则坚,以此来说用咸泻也未尝不可。
另一方面,肺欲收,收得太过就造成滞,于是肺气上逆,所以肺苦气上逆。苦味坚,它没有泄气上逆的功能,所以《内经》可能传抄有误。所以肺气上逆应以辛散之才对。
《辅行诀》:陶云:肾德在坚。故经云:以苦补之,甘泻之;肾苦燥,急食咸以润之,至津液生也。
《内经》:肾欲坚,急食苦以坚之,用苦补之,咸泻之。肾苦燥,急食辛以润之,开腠理,致津液,通气也。
坚的对立面自然是软,所以肾应以咸泻。坚太过则燥(因为苦燥湿),故以咸软润之。《内经》这里用辛,也有人解释为辛散以疏通水道,从而津液分布。这种解释也可理解。我们知道口干舌燥时候酸梅汤,就是咸酸味,生津解渴。而《辅行诀》中提示咸酸化辛,这样也可以解释《内经》中的说法。
如何解释上述异同?
你可能理解错了,我强调的是组方理论(而不是性味理论),神农本草写的什么内容我难道不知道?所以“性味归经”是指不同药物有其性味,但相同性味可能归属不同经络。单独强调“归经”就如你所说抛开具体脏腑和气血而谈“补泻”一样没有意义。
至于归经理论,之前在查阅方药资料时有篇文章中提到“关于中医组方理论的缺失,《伤寒》只有方药却无组方原理,后世刘完素有《素问·药注》,可已失传,从其他文献引用中可看出《素问·药注》比较深奥,到了明清归经理论完善,形成现代组方理论”。于是我才那么不够严谨地说“清朝”出现性味归经理论。我原本的意思是指这种在药物原有性味所决定功能之内再增加归经体系以指导用药组方的【完善理论】(即现代所用的组方理论,包含你提到的营卫气血的补泻内容)是在(明)清形成的。
也许上面不该用“出现”二字,容易引起一些误解。但现代用的归经理论是被完善后的,当我们提到“归经”,自然指的是完善后的那套。
就好比五运六气在先秦时期也还是萌芽状态,在秦汉时期才逐渐完善,我们提到的“五运六气”当然是指现在所使用的、已经完善的这套理论,若说它是秦汉出现的,也不为过。而你在意的是【最早出现】,这对于我们前面解决寻找成熟的组方理论没有任何意义(希望你把重心放在本帖的主题上)。
治病务求于本,解决问题也一样,不要舍本求末。
此种指责从何说起呢?而你在意的是【最早出现】,这对于我们前面解决寻找成熟的组方理论没有任何意义(希望你把重心放在本帖的主题上)。
治病务求于本,解决问题也一样,不要舍本求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