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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效霞：对中医理论现有体系的思考
来源：中国中医药报
作者：张效霞 2006-9-18
摘录：
“辨证论治”这一词组最早曾见于清代医家章虚谷所著的《医门棒喝·论景岳书》，但“该书虽有较为完整的临床证治思路，也确实出现了‘辨证论治’字样。还有‘辨证论方’、‘审病用药’、‘随证而治’、‘详辨施治’、‘辨别论治’、‘论证立法’，涉及‘辨证’、‘论证’、‘审证’、‘辨治’、‘证治’、‘施治’等词组。但‘辨证论治’在全书出现仅见一次，寻常道来，并未成为稳定的固定词组。从训诂学‘孤证不定’的规则来推，他还不能视为‘辨证论治’的倡导者。” (符友丰“‘论证’的概念与‘辨证论治’思路”，《医学与哲学》，1994，8)现在我们已经知道：“把各种不同形式、不同内容的辨证论治方法综合起来组成一个体系，并把它写进中医教科书里那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一大批从事中医教育和研究工作的学者们(其中有印会河、王绵之、汪幼人等，以及中国中医研究院的一些专家，笔者也是其中的一员)，在党的中医政策鼓舞下作出的一项贡献。”(王玉川“关于‘辨证论治’之我见”，《中医教育》，1999) “辨证论治之精神，来源古远，但加以提倡宣扬，是在解放之后、中医学院成立之初，第二版中医学院教材编写之时。郭子化副部长在庐山教材会议上提出把辨证施治之精神写入教材之中。”(邓铁涛“辨证论治”，《新中医》，1999)王玉川、邓铁涛都没有说出将“辨证论治”写进教材的原因，但我们想这可能是出于尽量使中医理论沾染上“辨证唯物论”色彩的缘故。
诚然，哲学是让人“长聪明”的学问，我们今天研究中医理论应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作指导的原则。在中医学的历史发展长河中，不同时代的哲学思潮，如阴阳五行、魏晋玄学、宋明理学等等都曾经对中医理论的发生和发展产生过或大或小，或隐或显的影响，但这些哲学思想与中医学之间可谓是同一棵树上开出的不同花朵，它们有着共同的生长基因，有着相似的和彼此影响的发育过程。因此，这些中国土生土长的哲学理念引入中医学后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而“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这一“舶来品”则不同，要想将其正确地运用于中医理论研究，必须与中医的“实际”相结合才行。
三、注重创新研究，轻视或忽视继承研究
半个世纪以来，我们的中医研究工作可以说是遵从并践行了华格拉立克教授对“对中医学研究和科学论证方面的见解”和建议的：“同样，无可争辩的是，为了科学地研究中医所有问题，应当使用最为现代的，最为完整的和最为精确的研究方法，而且除了经常的临床观察以外，还应当进行动物实验和临床实验。”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诸如脏腑实质研究、证实质研究、经络实质研究等所谓“现代化”研究，在各级、各类科研课题的立项审批与科研成果的奖励评比中，占据了绝对优势。我们长期以来热衷于创新研究，轻视或忽视继承研究，将继承与创新这对矛盾完全割裂与对立起来。正是由于缺乏扎实的中医文献研究基础，缺乏对中医学有关学术问题实质内容的正确和全面的理解，缺乏对中医学内在规律的把握和可行性思路，因而其研究成果对中医理论和临床缺乏实用价值。令人欣慰的是，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中医理论的创新研究只有在继承研究进一步加强和深化，为中医理论的创新准备好赖以站立的“巨人的肩膀”之后，才能有所作为。这是因为虽然任何科学都是继承与创新的统一体，但继承和创新既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世界上从来没有孤立的继承，继承之中就孕育着创新；要创新就必须首先要继承，没有认真扎实的继承，创新也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空中楼阁而己。
来源：中国中医药报
作者：张效霞 2006-9-18
摘录：
“辨证论治”这一词组最早曾见于清代医家章虚谷所著的《医门棒喝·论景岳书》，但“该书虽有较为完整的临床证治思路，也确实出现了‘辨证论治’字样。还有‘辨证论方’、‘审病用药’、‘随证而治’、‘详辨施治’、‘辨别论治’、‘论证立法’，涉及‘辨证’、‘论证’、‘审证’、‘辨治’、‘证治’、‘施治’等词组。但‘辨证论治’在全书出现仅见一次，寻常道来，并未成为稳定的固定词组。从训诂学‘孤证不定’的规则来推，他还不能视为‘辨证论治’的倡导者。” (符友丰“‘论证’的概念与‘辨证论治’思路”，《医学与哲学》，1994，8)现在我们已经知道：“把各种不同形式、不同内容的辨证论治方法综合起来组成一个体系，并把它写进中医教科书里那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一大批从事中医教育和研究工作的学者们(其中有印会河、王绵之、汪幼人等，以及中国中医研究院的一些专家，笔者也是其中的一员)，在党的中医政策鼓舞下作出的一项贡献。”(王玉川“关于‘辨证论治’之我见”，《中医教育》，1999) “辨证论治之精神，来源古远，但加以提倡宣扬，是在解放之后、中医学院成立之初，第二版中医学院教材编写之时。郭子化副部长在庐山教材会议上提出把辨证施治之精神写入教材之中。”(邓铁涛“辨证论治”，《新中医》，1999)王玉川、邓铁涛都没有说出将“辨证论治”写进教材的原因，但我们想这可能是出于尽量使中医理论沾染上“辨证唯物论”色彩的缘故。
诚然，哲学是让人“长聪明”的学问，我们今天研究中医理论应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作指导的原则。在中医学的历史发展长河中，不同时代的哲学思潮，如阴阳五行、魏晋玄学、宋明理学等等都曾经对中医理论的发生和发展产生过或大或小，或隐或显的影响，但这些哲学思想与中医学之间可谓是同一棵树上开出的不同花朵，它们有着共同的生长基因，有着相似的和彼此影响的发育过程。因此，这些中国土生土长的哲学理念引入中医学后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而“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这一“舶来品”则不同，要想将其正确地运用于中医理论研究，必须与中医的“实际”相结合才行。
三、注重创新研究，轻视或忽视继承研究
半个世纪以来，我们的中医研究工作可以说是遵从并践行了华格拉立克教授对“对中医学研究和科学论证方面的见解”和建议的：“同样，无可争辩的是，为了科学地研究中医所有问题，应当使用最为现代的，最为完整的和最为精确的研究方法，而且除了经常的临床观察以外，还应当进行动物实验和临床实验。”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诸如脏腑实质研究、证实质研究、经络实质研究等所谓“现代化”研究，在各级、各类科研课题的立项审批与科研成果的奖励评比中，占据了绝对优势。我们长期以来热衷于创新研究，轻视或忽视继承研究，将继承与创新这对矛盾完全割裂与对立起来。正是由于缺乏扎实的中医文献研究基础，缺乏对中医学有关学术问题实质内容的正确和全面的理解，缺乏对中医学内在规律的把握和可行性思路，因而其研究成果对中医理论和临床缺乏实用价值。令人欣慰的是，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中医理论的创新研究只有在继承研究进一步加强和深化，为中医理论的创新准备好赖以站立的“巨人的肩膀”之后，才能有所作为。这是因为虽然任何科学都是继承与创新的统一体，但继承和创新既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世界上从来没有孤立的继承，继承之中就孕育着创新；要创新就必须首先要继承，没有认真扎实的继承，创新也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空中楼阁而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