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肉之客,长期大便稀溏的很多,不少医生有这个经验的。利有热利很平常,热利寒药很正常,比如白头翁汤。问题是长期便溏,用滋阴法却不多见。
六味地黄丸治便秘,大家都会想到;但用此药治便溏,可能很少有人能想到。
战友过奖了痛泻要方确实是一个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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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单是{不夹湿郁}的{热气阻肺}就能令{津液输布失常}而导致腹泻,学习了,谢谢老师分享临床经验。不一定是湿热,仅仅热、阴伤就可以导致慢性的腹泻或便溏,测试方式是用温阳健脾的药三天会加重,一用甘寒大便就会变好。
痛泻要方确实是一个例外。
痛泻要方是针对木克土的。
有次师兄在外地腹泻,判为木克土,当时没条件喝汤药,就买了逍遥丸,吃了两顿就好了。道理一样。扶土泻木。
溃疡性结肠炎,尤其是肠易激综合征,核心病机确实是{肝旺、脾弱、阴虚},患者几乎都有情志上的问题。
风药皆有解郁的功效,疏肝不一定都要用柴胡,[痛泻要方]就是用的防风疏肝,同时配伍白芍柔肝缓急、白术健脾止泻、陈皮和防风一起祛湿实便。
[痛泻要方]和[四逆散]的组方原理基本上是相同的,只不过将疏肝的柴胡换成防风,健脾的甘草换成白术,理气祛痰的枳壳换成陈皮而已。
这两个方子都归属于{肝脾调和剂},但[四逆散]偏重于疏肝,健脾之力稍弱,适合用于肝郁偏重、证候偏实的情况;[痛泻要方]偏重于健脾,疏肝之力稍弱,适合用于脾虚偏重、证候偏虚的情况。
一法曰:疏肝理气。如肝气自郁于本经,两胁气胀或痛者,宜疏肝香附、郁金、苏梗、青皮、橘叶之属。兼寒,加吴萸;兼热,加丹皮、山栀;兼痰,加半夏、茯苓。
说到这里,读者一定要问,既然四逆散疏肝理气如此有力,为什么王旭高却弃而不用,反而选用香附、郁金、苏梗、青皮、橘叶之属呢?这岂不是证明王氏不善用经方了吗?或者如同《中医各家学说讲义》所言(详见本书附篇《王旭高生平与学术业绩简介》),王氏“治肝药中不列柴胡,不能不说是一种缺陷”呢?都不是。首先,王氏在《夜话录》选用的龙胆泻肝汤及逍遥散中就有柴胡,王氏治肝医案中亦常用柴胡,显然绝不是因为受到叶天士“柴胡劫肝阴”说法的影响而畏用柴胡。其次,在《夜话录》中选用《金匮》旋覆花汤、甘麦大枣汤,《近效》白术附子汤、大建中汤以及强调“苦、辛、酸三者,为泄肝之主法”,显然都源于对仲景学说的深刻理解和亲身体验,正是善用经方的表现。所以,在本条本法中不用四逆散,确实发人深省。
根据笔者临床体会,肝气病初起,只见两胁气胀或疼痛,王氏所选药物确实比四逆散好。这是由于对肝气病初起,对肝气冲激于两胁局部的证候,当集中力量加以疏散为宜,而不应当酸敛、甘缓,且柴胡也确实过于升散,有伤肝阴之虞,故所选药物以香苏饮化裁,去掉甘缓的甘草,选用青皮、橘叶、苏梗等芳香理气之品配行气疏肝要药香附,如此则行气力大,迅速毕其功于一役;而郁金又为血中气药,兼用之防止气滞进一步血瘀,其性偏寒,更可防止辛燥伤阴。至于四逆散,因其有芍药、甘草,比较适合肝气病已久、因疏泄太过而伤阴者,故以上述酸甘化阴之品辅佐之。而且四逆散比较适用于影响全身的肝气病,范围广泛而不局限,这与本法药物所治局限于两胁者不同。据临床体会,二者尚可从舌脉鉴别应用。四逆散证脉沉偏细弦,舌质中间有裂纹而苔薄少;本法药物适应证则是脉在中候偏弦而不细,舌中无裂纹而苔薄腻。前者体现了病久气滞而阴伤,后者体现了初病气滞而湿阻。其中新久轻重的不同分寸,只要接触临床,自可一目了然,掌握并不困难。
刘保和 - 西溪书屋夜话录讲用与发挥
所以加了白芍的,基本都有肝阴不足的问题了,不能算是实证了。
风药都有疏肝的效果的,你说的对的。不过现在的市面上,风药也是被滥用了。
谢谢老师分享经验、资料。
看来我们是从不同角度来解读{肝脾不和证}中的“虚”了:
你更重视的是[肝阴血虚],而我首先想到的是[脾阳气虚]。
[四逆散]和[痛泻要方]均为4味药,只有芍药一味共用药,均用芍药说明都存在阴血虚的病机。
[四逆散]配伍了2味寒凉药加1味平性药,用甘草健脾益气,与芍药一起组成养阴良方[芍药甘草汤],且甘草比白术润,有保护黏膜的功效。
[痛泻要方]配伍了3味温燥药,用白术来益气健脾,用陈皮来燥湿理气,用防风来疏肝兼胜湿。
防风虽没有药书言其有舒肝作用,但从归经上看,入膀胱、肝、脾三经。
王好古:防风搜肝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