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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与湿证的辨证治疗
- 主题发起人 李荣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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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周长虹、赵绍琴：论分消走泄是湿热病的基本治则
一、分消走泄的涵义。
分消走泄之名始见于叶天士《温热论》第七条：“再论气病有不传血分而邪留三焦，亦如伤寒中少阳病也，彼则和解表里之半，此则分消上下之势，随症变化，如近时杏、朴、苓等类，或如温胆汤之走泄”。可见分消走泄是由“分消”与“走泄”相合而成。两者涵义本不相同，叶氏举杏、朴、苓以释分消，举温胆汤以释走泄，示人以规矩也。王孟英注曰：“其所以分消上下之势者，以杏仁开上，厚朴宣中，茯苓导下”。即以杏仁宣肺气开上焦，使邪从上出，以厚朴行脾气畅中焦，燥湿于中，以茯苓化膀胱之气利下焦，导邪下达，诸药合用，三焦并治，使邪气从上、中、下三部分头消除。陈光淞为本条注曰：“温胆汤……均属宣导之品，所以谓之走泄也”。综观温胆汤全方，均由走而不守之品构成，能化痰行水，宣气化湿，开郁泻热，使邪气外泄。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这样理解分消走泄：分即分开、分别，消即消除、消散。分消即分消上下之势，就是从上中下三部把湿热邪气消除。走，此处可作“动”或“通”解，指使用走而不守、流动不居的药物。泄即外泄、外散，走泄即通过“动”或“通”的手段使邪气外达。具体言之，就是宣畅气机，开郁行滞，疏通三焦，使水和气运行之路通达，驱邪外出。泻邪的途径有汗、小便、大便等，分消走泄是同一法则的两个方面，立论角度不同，分消以施治部位言，走泄从用药特点论，即分部而消邪，走动而泄邪，两者相辅相成。分消走泄又是相互交错不可分割的。如杏、朴、苓之类走动不居，宣气渗利，温胆汤开肺运脾、利膀胱，兼治上下。分消与走泄即有区别又有联系，共同构成了外感湿热病的主要治疗法则。总之就是通调三焦气机，开郁行滞，使湿热或痰热邪气从上中下三部得以消除。
二、分消走泄的立法依据。
治湿热必须分消走泄是由病邪的性质和病变的部位决定的。病邪的性质是湿热，病变的部位多在三焦(包括所属脏腑)，分消走泄用于湿热病主要在于：其一，就近祛邪。湿性散漫，湿热为病常布散全身，故须多种治法配合运用，使邪从上下、内外分部消散以加快邪气外达的速度，且不留邪。其二，疏调三焦。三焦为阳气和水液之通道，经历于五脏六腑，任何一处堵塞都可使气、水运行受阻，故除针对病变之处治疗外，尚须兼理它处，疏通三焦之道路，使气水运行通畅。若病变局限者，因三焦相连，仍可分消走泄，引湿热从多向溃散，以求速愈，不必囿于“三焦均受”。其三，流气化湿。湿易阻气，气能化湿，选用走泄之品，使气机流通则湿易化，热易透。
三、分消走泄的适用范围。
①分消走泄适用于各种湿热性疾病，并不限于湿温一病。
既然杏、朴、苓和温胆汤是行气化痰祛湿之品，那么不管何种温病只要是湿热阻滞者均可用之。如湿温、暑温、伏暑偏湿、温热夹湿等。而湿热、湿温和暑湿等疾病，古时概念模糊，界限不清，治法互同。叶天士认为“暑邪必夹湿”，《临证指南医案》暑门所收医案均为暑湿之症。吴鞠通暢发其义，认为“暑兼湿热”，把暑温和伏暑中属暑温的证候与湿温病一同归入湿热病范畴。薛生白《温热病篇》所论湿热以湿温为主，兼及温热挟湿、暑湿等证。
②分消走泄适用于湿热性温病气病不传血分，邪留三焦。
叶氏在论述分消走泄时，已经说明其适用范围是“气病有不传血分而邪留三焦”，这是湿热性温病的基本病理变化。由于湿邪易阻气机，故外感湿热病主要表现为邪在气分，有时可兼及卫分。卫分和气分均以气的功能失调为主，可统称为“气病”。湿热相合胶结难解，伤津化热较慢，很少深入营血，即“不传血分”之意。且湿热病邪易犯三焦，并循“上焦---中焦-下焦”之序移行，形成“邪留三焦”弥漫上下之证。叶、薛、吴、王诸家论著和医案中，外感湿热病每以三焦分证，较少用卫气营血，此之故也。因而认为分消走泄适用于湿热性温病的全过程，待邪已化燥深入营血时，病性已变为温热或燥热，可视为湿热性温病之变证或坏证，自不宜分消走泄。
四、分消走泄使用禁忌。
①温热病，分消走泄专为湿热病而设。②湿热病已经化燥或即将化燥，此时病性已变或将变，不可再用或滥用温燥之品助纣为虐。③邪入营血。④阴伤，分消走泄之品性多燥，不可单用之重伤阴津。⑤气伤，流动气机之品必耗气，只能用于气郁之实证，不能用于气伤之虚证。⑥阳伤，分消走泄旨在祛湿泻热，药多辛窜，用之可使惫阳益衰。⑦体质薄弱者亦当慎用。
五、分消走泄与祛湿清热的关系。
祛湿清热为治疗湿热病的总则，已为众所周知，而本文提出分消走泄为基本法则，人或不识。二者皆为治疗湿热病之准绳，只是立论角度有所不同。祛湿清热是针对病邪性质而言，分消走泄是祛湿清热的方式。从这一点讲，分消走泄是祛湿清热的具体化。在指导处方遣药时，祛湿清热指导药物性质的选择，分消走泄是药物配伍组方的法度。治疗时在分消走泄指导下，根据病变部位之侧重，“随证变法”，灵活选用宣肺渗湿、苦辛通降，行气开郁，泄湿透热等具体治法。
六、分消走泄的运用规律。
分消走泄应用甚广，举凡湿热性温病，无论病在表里、上下、脏腑、经络，只要湿未化燥，未入营血，正气未伤，均可灵活运用。叶天士说：“如近时杏、朴、苓类”之“近时”二字即说明了分消走泄在当时应用的广泛性。
无论湿热偏于上焦、中焦，亦或下焦，其处方用药绝大多数可分为开上、畅中、导下三部分，即“杏、朴、苓等类”。此即分消走泄之体现。当然并不是每个方中这三部分药物必须俱全，根据病情须要，有时开上与畅中合用，有时开上与导下同用，有时畅中与导下全用。病偏于上者，用药以开上和导下者为多，畅中者较少。病偏于中者，用药畅中者较多，其次是导下药和开上药。病偏于下者，用药以导下者居多，开上者最少，这是针对病变重心用药相互有所侧重。从三类药分布来看，无论病偏上、中、下三焦，大多都用导下药，这反映了诸医家在治疗湿热性温病时对利尿、泻浊的重视。
使用药物性味多辛温芳香，主要着眼于①宣降肺气，助一身气机运行，畅水之上源。②开腠理，使邪从微寒出。③芳化湿浊，开清窍之郁闭。畅中之品使用最多者是半夏、厚朴和陈皮，其次是枳壳、枳实、白蔻仁等，湿重配草果，湿热并重或热重于湿且病偏于中焦者，多加入黄芩、黄连。中焦用药性味多芳香走窜、辛苦甘温，主要在于化中焦痰湿，复脾胃运化，助气机升降。导下之品使用最多者是茯苓、滑石、通草、薏苡仁，其次是猪苓、大腹皮等。主要在于淡渗利湿，助膀胱气化，导湿热从小便出。若湿热阻滞大肠，肠道气闭者则配入槟榔、大黄、皂荚子、晚蚕砂等理气导滞、祛湿利窍。导下就是通利膀胱和肠道，使湿热前后分消。
开上、畅中、导下三者结合，构成了分消走泄的主要内容。有些药物虽不能单以开上、畅中、导下归类，亦多为轻清宣泄、通利三焦之品，如香附、柴胡、旋复花疏理三焦气机，二花、连翘、青蒿轻清宣泄湿中蕴热等，均体现了走泄原则。
一、分消走泄的涵义。
分消走泄之名始见于叶天士《温热论》第七条：“再论气病有不传血分而邪留三焦，亦如伤寒中少阳病也，彼则和解表里之半，此则分消上下之势，随症变化，如近时杏、朴、苓等类，或如温胆汤之走泄”。可见分消走泄是由“分消”与“走泄”相合而成。两者涵义本不相同，叶氏举杏、朴、苓以释分消，举温胆汤以释走泄，示人以规矩也。王孟英注曰：“其所以分消上下之势者，以杏仁开上，厚朴宣中，茯苓导下”。即以杏仁宣肺气开上焦，使邪从上出，以厚朴行脾气畅中焦，燥湿于中，以茯苓化膀胱之气利下焦，导邪下达，诸药合用，三焦并治，使邪气从上、中、下三部分头消除。陈光淞为本条注曰：“温胆汤……均属宣导之品，所以谓之走泄也”。综观温胆汤全方，均由走而不守之品构成，能化痰行水，宣气化湿，开郁泻热，使邪气外泄。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这样理解分消走泄：分即分开、分别，消即消除、消散。分消即分消上下之势，就是从上中下三部把湿热邪气消除。走，此处可作“动”或“通”解，指使用走而不守、流动不居的药物。泄即外泄、外散，走泄即通过“动”或“通”的手段使邪气外达。具体言之，就是宣畅气机，开郁行滞，疏通三焦，使水和气运行之路通达，驱邪外出。泻邪的途径有汗、小便、大便等，分消走泄是同一法则的两个方面，立论角度不同，分消以施治部位言，走泄从用药特点论，即分部而消邪，走动而泄邪，两者相辅相成。分消走泄又是相互交错不可分割的。如杏、朴、苓之类走动不居，宣气渗利，温胆汤开肺运脾、利膀胱，兼治上下。分消与走泄即有区别又有联系，共同构成了外感湿热病的主要治疗法则。总之就是通调三焦气机，开郁行滞，使湿热或痰热邪气从上中下三部得以消除。
二、分消走泄的立法依据。
治湿热必须分消走泄是由病邪的性质和病变的部位决定的。病邪的性质是湿热，病变的部位多在三焦(包括所属脏腑)，分消走泄用于湿热病主要在于：其一，就近祛邪。湿性散漫，湿热为病常布散全身，故须多种治法配合运用，使邪从上下、内外分部消散以加快邪气外达的速度，且不留邪。其二，疏调三焦。三焦为阳气和水液之通道，经历于五脏六腑，任何一处堵塞都可使气、水运行受阻，故除针对病变之处治疗外，尚须兼理它处，疏通三焦之道路，使气水运行通畅。若病变局限者，因三焦相连，仍可分消走泄，引湿热从多向溃散，以求速愈，不必囿于“三焦均受”。其三，流气化湿。湿易阻气，气能化湿，选用走泄之品，使气机流通则湿易化，热易透。
三、分消走泄的适用范围。
①分消走泄适用于各种湿热性疾病，并不限于湿温一病。
既然杏、朴、苓和温胆汤是行气化痰祛湿之品，那么不管何种温病只要是湿热阻滞者均可用之。如湿温、暑温、伏暑偏湿、温热夹湿等。而湿热、湿温和暑湿等疾病，古时概念模糊，界限不清，治法互同。叶天士认为“暑邪必夹湿”，《临证指南医案》暑门所收医案均为暑湿之症。吴鞠通暢发其义，认为“暑兼湿热”，把暑温和伏暑中属暑温的证候与湿温病一同归入湿热病范畴。薛生白《温热病篇》所论湿热以湿温为主，兼及温热挟湿、暑湿等证。
②分消走泄适用于湿热性温病气病不传血分，邪留三焦。
叶氏在论述分消走泄时，已经说明其适用范围是“气病有不传血分而邪留三焦”，这是湿热性温病的基本病理变化。由于湿邪易阻气机，故外感湿热病主要表现为邪在气分，有时可兼及卫分。卫分和气分均以气的功能失调为主，可统称为“气病”。湿热相合胶结难解，伤津化热较慢，很少深入营血，即“不传血分”之意。且湿热病邪易犯三焦，并循“上焦---中焦-下焦”之序移行，形成“邪留三焦”弥漫上下之证。叶、薛、吴、王诸家论著和医案中，外感湿热病每以三焦分证，较少用卫气营血，此之故也。因而认为分消走泄适用于湿热性温病的全过程，待邪已化燥深入营血时，病性已变为温热或燥热，可视为湿热性温病之变证或坏证，自不宜分消走泄。
四、分消走泄使用禁忌。
①温热病，分消走泄专为湿热病而设。②湿热病已经化燥或即将化燥，此时病性已变或将变，不可再用或滥用温燥之品助纣为虐。③邪入营血。④阴伤，分消走泄之品性多燥，不可单用之重伤阴津。⑤气伤，流动气机之品必耗气，只能用于气郁之实证，不能用于气伤之虚证。⑥阳伤，分消走泄旨在祛湿泻热，药多辛窜，用之可使惫阳益衰。⑦体质薄弱者亦当慎用。
五、分消走泄与祛湿清热的关系。
祛湿清热为治疗湿热病的总则，已为众所周知，而本文提出分消走泄为基本法则，人或不识。二者皆为治疗湿热病之准绳，只是立论角度有所不同。祛湿清热是针对病邪性质而言，分消走泄是祛湿清热的方式。从这一点讲，分消走泄是祛湿清热的具体化。在指导处方遣药时，祛湿清热指导药物性质的选择，分消走泄是药物配伍组方的法度。治疗时在分消走泄指导下，根据病变部位之侧重，“随证变法”，灵活选用宣肺渗湿、苦辛通降，行气开郁，泄湿透热等具体治法。
六、分消走泄的运用规律。
分消走泄应用甚广，举凡湿热性温病，无论病在表里、上下、脏腑、经络，只要湿未化燥，未入营血，正气未伤，均可灵活运用。叶天士说：“如近时杏、朴、苓类”之“近时”二字即说明了分消走泄在当时应用的广泛性。
无论湿热偏于上焦、中焦，亦或下焦，其处方用药绝大多数可分为开上、畅中、导下三部分，即“杏、朴、苓等类”。此即分消走泄之体现。当然并不是每个方中这三部分药物必须俱全，根据病情须要，有时开上与畅中合用，有时开上与导下同用，有时畅中与导下全用。病偏于上者，用药以开上和导下者为多，畅中者较少。病偏于中者，用药畅中者较多，其次是导下药和开上药。病偏于下者，用药以导下者居多，开上者最少，这是针对病变重心用药相互有所侧重。从三类药分布来看，无论病偏上、中、下三焦，大多都用导下药，这反映了诸医家在治疗湿热性温病时对利尿、泻浊的重视。
使用药物性味多辛温芳香，主要着眼于①宣降肺气，助一身气机运行，畅水之上源。②开腠理，使邪从微寒出。③芳化湿浊，开清窍之郁闭。畅中之品使用最多者是半夏、厚朴和陈皮，其次是枳壳、枳实、白蔻仁等，湿重配草果，湿热并重或热重于湿且病偏于中焦者，多加入黄芩、黄连。中焦用药性味多芳香走窜、辛苦甘温，主要在于化中焦痰湿，复脾胃运化，助气机升降。导下之品使用最多者是茯苓、滑石、通草、薏苡仁，其次是猪苓、大腹皮等。主要在于淡渗利湿，助膀胱气化，导湿热从小便出。若湿热阻滞大肠，肠道气闭者则配入槟榔、大黄、皂荚子、晚蚕砂等理气导滞、祛湿利窍。导下就是通利膀胱和肠道，使湿热前后分消。
开上、畅中、导下三者结合，构成了分消走泄的主要内容。有些药物虽不能单以开上、畅中、导下归类，亦多为轻清宣泄、通利三焦之品，如香附、柴胡、旋复花疏理三焦气机，二花、连翘、青蒿轻清宣泄湿中蕴热等，均体现了走泄原则。
3.赵绍琴：湿温先化湿，法当宣肺展气
湿在外遇凉则为水为冰，热在内被遏则愈郁愈甚。若湿邪不去，则热终难消，故湿热证当治湿，治湿必先化气，化气必当宣肺。盖肺主一身之气，肺气宣则一身之气机通达，三焦畅通，营卫皆和，津液敷布，气化得行而湿邪自去矣。故宣肺展气实为治疗湿热证之要法。
一、宣肺疏卫，治疗上焦湿热。
上焦湿热多属初起，邪在肺卫，当遵“治上焦如羽”之旨，用药轻清宣透，疏通气滞，使邪由肺达卫而解。用药当以芳香、宣化为主，如湿温初起，多见上焦肺卫证，寒热起伏，头晕胀蒙，周身酸楚，可用藿香、佩兰、大豆卷、炒山栀、前胡、苏叶之属以辛香宣透之。若湿重兼表闭者，再酌加杏仁、半夏、片姜黄、白芷之属以辛温开郁。要之，宣肺疏卫必假辛香流通之品，大忌寒凉直清。若治不如法，误投寒凉，必致冰伏其邪，致使病势转重，迁延时日。
上焦湿热，邪在肺卫，一般邪浅病轻，然亦有重至神昏抽搐者。此等昏迷，非温邪逆传心包可比，乃湿热之邪弥漫胸中，肺气闭而不宣，胸中清旷之地遂如云雾之乡，此时切不可一见昏迷便谓邪陷心包，而遂投安宫、至宝。因其邪在肺卫，仍须宣肺疏卫、芳香化湿法。
二、宣肺展气，治疗中下焦湿热。
湿热证当分三焦论治，上焦宜芳香化湿，中焦宜苦温燥湿，下焦宜淡渗利湿，大法如此。然三焦病症每多兼见，诸法配合奏效更捷，而宣肺展气更为治疗上、中、下三焦湿热证通用之要法。大凡宣肺展气之用于上焦，人所易知也，而中下焦湿热之治亦必以之为要法者，最当深究其理。以宣化通腑法为例，宣化通腑法用于治疗中下焦湿热证，病属暑挟湿滞，互阻不化，症见小溲艰涩，大便不通，上则恶心呕吐，下则腹胀矢气，舌苔白腻，根部垢厚，药用鲜佩兰、鲜藿香、香豆豉、山栀、新会皮、佛手片、槟榔、杏仁、前胡、通草、煨姜，另用酒军、太乙玉枢丹共研细面，装胶囊分两次用，方中佛手、煨姜煎汤，候冷送下，先服此药以定其吐。此法重在宣化降逆，宣肺展气以通二肠。全方治上焦者六，治中下焦者四，此病位偏于中下焦而治疗却偏重于上焦者何也？盖湿滞中下焦，阻碍气机，不得流通，故使三焦不畅，二便涩滞，此非攻逐可愈，必调气机，畅三焦，始能湿化便畅。而肺主一身之气，又与大肠相表里，且为水之上源，故肺气降则大肠可通，肺气开则水道得利，肺气布则一身气机流通，三焦畅，二便通，暑热湿滞自可从二便导出。
又前贤有云治湿不利小便非其治也，此固名言至理，然亦不可偏执于利之一法而忽视宣肺展气之法。且夫下焦湿热不可用车前、瞿麦之属利之，仍当宣展气机，使三焦畅，气化行，则小便自利，湿邪自去矣。
三、湿热误治，赖以宣肺开郁。
湿热证最多见，又最为误治。湿热证多有高热稽留，医者往往一见热势甚高，便不详察舌、脉、色证，偏执热者寒之一法，遂投大剂寒凉，以致凉遏其邪，遂成火郁，其热愈甚，或凛凛恶寒，其面色必暗滞，舌苔必水滑，脉象沉取躁动，此时急需开其郁，用升降开郁法，宜用蝉衣、僵蚕、片姜黄、杏仁之属，宣肺而流通气滞，开其郁结，使湿邪有外达之机，若兼便秘可用大黄粉少许。凡湿热证过用凉药，以此法加减救治，疗效十分显著。
又有湿热未除而误投滋腻，以致湿热缠绵，病深不解，或余邪未净而早用温补，以致死灰复燃，热势复起，则当以宣肺开郁为先，以升降散去大黄加杏仁，参入对证方中，开其郁结，每收捷效。
要而言之，湿热当先治湿，治湿当先化气，化气必当宣肺，肺气宣则一身之气皆化，则三焦畅，郁结开，津液布，湿得化，热乃清。故宣肺疏卫以治上焦湿热，宣肺展气以治中下焦湿热，宣肺开郁以治误治之湿热，总不离宣肺二字也。
湿在外遇凉则为水为冰，热在内被遏则愈郁愈甚。若湿邪不去，则热终难消，故湿热证当治湿，治湿必先化气，化气必当宣肺。盖肺主一身之气，肺气宣则一身之气机通达，三焦畅通，营卫皆和，津液敷布，气化得行而湿邪自去矣。故宣肺展气实为治疗湿热证之要法。
一、宣肺疏卫，治疗上焦湿热。
上焦湿热多属初起，邪在肺卫，当遵“治上焦如羽”之旨，用药轻清宣透，疏通气滞，使邪由肺达卫而解。用药当以芳香、宣化为主，如湿温初起，多见上焦肺卫证，寒热起伏，头晕胀蒙，周身酸楚，可用藿香、佩兰、大豆卷、炒山栀、前胡、苏叶之属以辛香宣透之。若湿重兼表闭者，再酌加杏仁、半夏、片姜黄、白芷之属以辛温开郁。要之，宣肺疏卫必假辛香流通之品，大忌寒凉直清。若治不如法，误投寒凉，必致冰伏其邪，致使病势转重，迁延时日。
上焦湿热，邪在肺卫，一般邪浅病轻，然亦有重至神昏抽搐者。此等昏迷，非温邪逆传心包可比，乃湿热之邪弥漫胸中，肺气闭而不宣，胸中清旷之地遂如云雾之乡，此时切不可一见昏迷便谓邪陷心包，而遂投安宫、至宝。因其邪在肺卫，仍须宣肺疏卫、芳香化湿法。
二、宣肺展气，治疗中下焦湿热。
湿热证当分三焦论治，上焦宜芳香化湿，中焦宜苦温燥湿，下焦宜淡渗利湿，大法如此。然三焦病症每多兼见，诸法配合奏效更捷，而宣肺展气更为治疗上、中、下三焦湿热证通用之要法。大凡宣肺展气之用于上焦，人所易知也，而中下焦湿热之治亦必以之为要法者，最当深究其理。以宣化通腑法为例，宣化通腑法用于治疗中下焦湿热证，病属暑挟湿滞，互阻不化，症见小溲艰涩，大便不通，上则恶心呕吐，下则腹胀矢气，舌苔白腻，根部垢厚，药用鲜佩兰、鲜藿香、香豆豉、山栀、新会皮、佛手片、槟榔、杏仁、前胡、通草、煨姜，另用酒军、太乙玉枢丹共研细面，装胶囊分两次用，方中佛手、煨姜煎汤，候冷送下，先服此药以定其吐。此法重在宣化降逆，宣肺展气以通二肠。全方治上焦者六，治中下焦者四，此病位偏于中下焦而治疗却偏重于上焦者何也？盖湿滞中下焦，阻碍气机，不得流通，故使三焦不畅，二便涩滞，此非攻逐可愈，必调气机，畅三焦，始能湿化便畅。而肺主一身之气，又与大肠相表里，且为水之上源，故肺气降则大肠可通，肺气开则水道得利，肺气布则一身气机流通，三焦畅，二便通，暑热湿滞自可从二便导出。
又前贤有云治湿不利小便非其治也，此固名言至理，然亦不可偏执于利之一法而忽视宣肺展气之法。且夫下焦湿热不可用车前、瞿麦之属利之，仍当宣展气机，使三焦畅，气化行，则小便自利，湿邪自去矣。
三、湿热误治，赖以宣肺开郁。
湿热证最多见，又最为误治。湿热证多有高热稽留，医者往往一见热势甚高，便不详察舌、脉、色证，偏执热者寒之一法，遂投大剂寒凉，以致凉遏其邪，遂成火郁，其热愈甚，或凛凛恶寒，其面色必暗滞，舌苔必水滑，脉象沉取躁动，此时急需开其郁，用升降开郁法，宜用蝉衣、僵蚕、片姜黄、杏仁之属，宣肺而流通气滞，开其郁结，使湿邪有外达之机，若兼便秘可用大黄粉少许。凡湿热证过用凉药，以此法加减救治，疗效十分显著。
又有湿热未除而误投滋腻，以致湿热缠绵，病深不解，或余邪未净而早用温补，以致死灰复燃，热势复起，则当以宣肺开郁为先，以升降散去大黄加杏仁，参入对证方中，开其郁结，每收捷效。
要而言之，湿热当先治湿，治湿当先化气，化气必当宣肺，肺气宣则一身之气皆化，则三焦畅，郁结开，津液布，湿得化，热乃清。故宣肺疏卫以治上焦湿热，宣肺展气以治中下焦湿热，宣肺开郁以治误治之湿热，总不离宣肺二字也。
4.曹永康：辛开苦泄法在湿温治疗中的应用
湿温病用苦辛法是湿温病治疗中的一个侧面，有其特定的治疗范围及适应标准。
湿温病用苦辛法，以“热重于湿，阳明为甚”的证候为临床指征。此时热蒸湿腾，胃失通降，浊邪上泛于舌，必见黄腻之苔。验苔首先要严格区别黃苔与白苔的分界线。湿盛之证苔多白腻，只宜用辛开不宜用苦泄，必须见到舌苔黄腻甚于舌本，舌质色红，才是“热甚于湿”的临床标准，也就是具备了应用苦辛法的条件。设或病起苔薄，一经高热，黄腻之苔渐生，为湿遏热伏而郁热勃发之证。再从苔垢的厚与薄，浮腻与掯贴，苔色的由黄而化灰化燥，以及舌质的红绛等变化，加以辨析，则对湿与热的孰轻孰重，化燥化火，或夹痰水，或夹食滞等病情，可以获得初步印象。
湿温见痞者居多。湿热之邪蕴阻中焦，或平素痰湿偏盛之体，当外邪内传，气机阻滞，热聚气窒，病灶在胃，常可出现痞烦形症。痞以内觉满闷，外无胀形，且不疼痛为特征，但也并非绝对。若胃气郁滞较甚，或兼夹有形实邪，亦可见痞硬有形，故辨痞当辨痞、闷、烦、满、痛等不同程度。大致闷为气窒，痞为湿阻，烦为热郁，满为痰壅，痛为燥实，循此以辨别病情的轻重缓急。
其次是辨脉及了解机体素质，亦很重要。如气窒热郁，其脉多濡涩不扬；湿热酿痰，或夹滞里结，可见滑数或沉数之脉；湿热化火动肝，则脉见弦数不静；若由病邪内干，影响脏腑功能失调，阴阳消长变化，与湿热纠结，从而加重病情的复杂性。如湿从热化，病在阳明，易流动肝胆气火充斥肆逆；素禀痰湿之体，或积滞内停，湿热无形之邪每藉有形为依附，而壅闭肠腑，资助邪势。再如病偏于表实，则阳气拂郁，可见热势起伏；病偏于里虚，则鼓托无力，可见热郁不扬。总之，由于本病是湿热合邪，病势纠缠，其病理演变湿与热交织相搏，有虚有实，因此辨证时必须从各方面综合分析，为临床应用苦辛相合之法的选药和用量提供依据。
苦辛法以三泻汤为代表方，取芩、连之苦，姜、夏之辛，为适应临床随症加减之需，而与温胆、涤痰、凉膈等方相结合，组成各半汤，主以苦味泄降，而赖辛味为先导，宣展气机之郁滞，拨开湿邪而达热于外。贯彻了“胃以通降为顺”的治则，是针对病机而有机结合的治疗措施。
湿温病蒸热汗多，热不为汗解；热甚伤阴，汗多伤阳，阴伤易知，阳伤则每易被高热掩盖其主要矛盾，而忽于隐微。要知热与汗交织，阳随汗泄，进而导致阳越发热，症见烘热颧红，躁扰不宁，汗出肤冷，脉来虚大重按不实(从高热中辨烘热，病人自觉热重心烦，而按其腹温相对地不甚灼热，甚或足冷不暖，时时烘然热起，阵阵面颧泛红，则烦热更甚，烘热暂退而面色转淡，神乏欲寐)。此种下虚上盛、下寒上热之证，最好结合腹诊，以探求“肾虚”本质。若诊得腹部板窒而痛，按之有声，小便量少或不行，则以真武、五苓各半汤温振肾阳，暖土御寒，宣气化而祛中下之寒浊；若诊得腹部板窒，当脐动气，溺黄难解，则用桂枝龙牡汤平冲导潜，反佐黄柏以泄下焦湿热相火；若脐跳上应虚里，心悸汗多，神思恍惚，呼之似醒，是虚极欲脱之象，急拟参附龙牡汤培元固脱，苟能阳回神定，方可转危为安。
湿温病用苦辛法是湿温病治疗中的一个侧面，有其特定的治疗范围及适应标准。
湿温病用苦辛法，以“热重于湿，阳明为甚”的证候为临床指征。此时热蒸湿腾，胃失通降，浊邪上泛于舌，必见黄腻之苔。验苔首先要严格区别黃苔与白苔的分界线。湿盛之证苔多白腻，只宜用辛开不宜用苦泄，必须见到舌苔黄腻甚于舌本，舌质色红，才是“热甚于湿”的临床标准，也就是具备了应用苦辛法的条件。设或病起苔薄，一经高热，黄腻之苔渐生，为湿遏热伏而郁热勃发之证。再从苔垢的厚与薄，浮腻与掯贴，苔色的由黄而化灰化燥，以及舌质的红绛等变化，加以辨析，则对湿与热的孰轻孰重，化燥化火，或夹痰水，或夹食滞等病情，可以获得初步印象。
湿温见痞者居多。湿热之邪蕴阻中焦，或平素痰湿偏盛之体，当外邪内传，气机阻滞，热聚气窒，病灶在胃，常可出现痞烦形症。痞以内觉满闷，外无胀形，且不疼痛为特征，但也并非绝对。若胃气郁滞较甚，或兼夹有形实邪，亦可见痞硬有形，故辨痞当辨痞、闷、烦、满、痛等不同程度。大致闷为气窒，痞为湿阻，烦为热郁，满为痰壅，痛为燥实，循此以辨别病情的轻重缓急。
其次是辨脉及了解机体素质，亦很重要。如气窒热郁，其脉多濡涩不扬；湿热酿痰，或夹滞里结，可见滑数或沉数之脉；湿热化火动肝，则脉见弦数不静；若由病邪内干，影响脏腑功能失调，阴阳消长变化，与湿热纠结，从而加重病情的复杂性。如湿从热化，病在阳明，易流动肝胆气火充斥肆逆；素禀痰湿之体，或积滞内停，湿热无形之邪每藉有形为依附，而壅闭肠腑，资助邪势。再如病偏于表实，则阳气拂郁，可见热势起伏；病偏于里虚，则鼓托无力，可见热郁不扬。总之，由于本病是湿热合邪，病势纠缠，其病理演变湿与热交织相搏，有虚有实，因此辨证时必须从各方面综合分析，为临床应用苦辛相合之法的选药和用量提供依据。
苦辛法以三泻汤为代表方，取芩、连之苦，姜、夏之辛，为适应临床随症加减之需，而与温胆、涤痰、凉膈等方相结合，组成各半汤，主以苦味泄降，而赖辛味为先导，宣展气机之郁滞，拨开湿邪而达热于外。贯彻了“胃以通降为顺”的治则，是针对病机而有机结合的治疗措施。
湿温病蒸热汗多，热不为汗解；热甚伤阴，汗多伤阳，阴伤易知，阳伤则每易被高热掩盖其主要矛盾，而忽于隐微。要知热与汗交织，阳随汗泄，进而导致阳越发热，症见烘热颧红，躁扰不宁，汗出肤冷，脉来虚大重按不实(从高热中辨烘热，病人自觉热重心烦，而按其腹温相对地不甚灼热，甚或足冷不暖，时时烘然热起，阵阵面颧泛红，则烦热更甚，烘热暂退而面色转淡，神乏欲寐)。此种下虚上盛、下寒上热之证，最好结合腹诊，以探求“肾虚”本质。若诊得腹部板窒而痛，按之有声，小便量少或不行，则以真武、五苓各半汤温振肾阳，暖土御寒，宣气化而祛中下之寒浊；若诊得腹部板窒，当脐动气，溺黄难解，则用桂枝龙牡汤平冲导潜，反佐黄柏以泄下焦湿热相火；若脐跳上应虚里，心悸汗多，神思恍惚，呼之似醒，是虚极欲脱之象，急拟参附龙牡汤培元固脱，苟能阳回神定，方可转危为安。
5.肖俊逸：治疗湿温主张攻下
湿温病的发热是由肠中毒素而来，病变部位是肠粘膜红肿发炎。肠肿是局部病，发热是全身病，如果病毒不除，则发热不，肠肿不消则溃烂出血，甚则肠壁穿孔而形成腹膜炎。。根据上述病理机制，就必须清除血中毒素和消退肠粘膜的红肿。红肿消退自然不会发生疮溃烂，则不会发生肠出血、肠穿孔的危险，治疗必须清肠解毒。
清肠解毒的药物是以苦寒的大黄、黄连、黄芩为主。大黄可以始终服用，一直服至热退苔化为止。若能早期服用，不但可以防止肠出血的危险，还能早日退热，缩短病程。吴又可治主早下，戴北山更推广其义曰：“下不厌早”，确是砺练之谈。有人认为湿温初起，在卫分期，有作寒热，不可用苦寒泻下。须知湿温病的机理在肠胃(胃亦包括肠在内，如《伤寒论》中说：“胃有燥矢”之“胃”系指肠而言)，初起本无卫分症状，其所以作寒热者，并非有表邪，亦非所谓湿邪外袭表阳被遏，实由肠肿发炎之故。正如疮痈初起，多有作寒热者，亦非表邪所致。
使用大黄的目的，局部作用是清肠消炎，全身作用是以清热解毒，非为攻泻肠中积滞而设。不可认为病人多日未食无物可泄，因此不用大黄。吴又可说：“应下之证，见下无结粪，以为下之早，或以为不应下而错投下药，殊不知承气本为逐邪，而非专为结粪设也，如必俟其结粪则血液为热所煿，变证迭起，是犹酿病贻害，医之过也。况多有溏粪失下，但蒸作极臭，如败酱，如藕泥，临死不结者，但得秽恶一去，邪毒从此而消，脉证从此而退，岂徒孜孜结粪而后行哉”？戴北山也曾说过：“伤寒在下其燥结，时疫(古时湿温亦称时疫)在下其郁热”。湿温有便秘及便溏者，不可认为便溏者都不可用大黄。吴又可说：“其人平素大便不实，虽冒家热盛，但蒸作极臭，至死不结，应下之证，设引经论‘初硬后溏,不可攻’之句,诚为千古之弊"。发热是乃血中毒素作祟，毒素一日不除则发热一日不解，故大黄须一直服至热退为度。若热虽退而黃苔未化，此由病邪尚未消除，亦须继续服用，否则必有再燃之虞。本病很易反复，就是这个缘故。
三黄合剂由大黄、黄芩、黄连配伍枳实、厚朴或青蒿组成，具有清肠解毒、健胃燥湿等作用，可以久服而无流弊，是本病的基本方。枳实有行气消胀的作用，厚朴有健胃燥湿、下气宽中的效能，据抑菌实验，对伤寒杆菌有较强的抑制作用。青蒿苦寒，有清热作用，但非必用之品。若有脘闷嗳气则加芳香化浊如蔻仁、木香等。口渴加花粉、知母、芦根、茅根；阴虚则加生地、元参、麦冬，正虚则加北芪、党参、当归。
有人认为：“化浊渗湿如三仁汤是治疗湿温的正确方法，因为本病一般便溏、脘闷、嗳气者居多，岂能再用大黄”？不知本病的脘闷、嗳气、便溏、舌苔腻浊等症，均系毒邪郁积，肠肿气逆所致，若仅用化浊渗湿之剂，不仅不能解决问题，而且贻误不浅。陈存仁《湿温伤寒手册》说：“湿温病注重湿字，固是时方派之特长，其实湿者均是缩滞未清，肠肿增甚之故”。化浊渗湿是姑息疗法，只有坐误病机，陷入于亡阳下血之变。须知大便溏泄正是肠中湿热已盛(即肠炎红肿之病)。惟其便溏，所以适合三黄苦寒泻下，以祛湿热而解湿毒。
湿温失下多有亡阳下血之变，因湿热毒邪蕴结肠内，致使肠粘膜红肿溃烂，多在3周后溃烂出血，此时应注意检查大便。若大便稀稠黑粪，或光亮色黑的硬便，这都是肠出血的征象，不过出血的程度尚轻。若身热未退，舌苔黄或黄黑，此时肠虽出血，但肠中湿热炎肿仍然存在，还须用大黄清热解毒，以防肠管溃烂扩大。若出现心力衰竭，可配人参以强心扶正。苟仅凭理想，而谓肠既红肿溃烂，肠部的安静保护尚不暇，还用大黄以亢进肠的蠕动，而使溃者愈溃？那么结果溃者愈溃，终不免于肠出血或肠穿孔的危险，不知肠虽出血，而肠的炎势(红肿)尚未停止，此时须防其溃烂扩大，故必用大黄以清肠解毒防腐生肌，用大黄正所以保护肠膜。只要肠内湿热邪毒彻底肃清，则肠的愈合是非常快的。比如痢疾下脓血，只要湿热清除，肠溃自愈。痢疾剧者亦必用三黄，乃得速愈。
本病湿热久稽，病邪深入，非短期泻下所能痊愈，必须有坚强识力，守法守方，才能大功竟成。
湿温病的发热是由肠中毒素而来，病变部位是肠粘膜红肿发炎。肠肿是局部病，发热是全身病，如果病毒不除，则发热不，肠肿不消则溃烂出血，甚则肠壁穿孔而形成腹膜炎。。根据上述病理机制，就必须清除血中毒素和消退肠粘膜的红肿。红肿消退自然不会发生疮溃烂，则不会发生肠出血、肠穿孔的危险，治疗必须清肠解毒。
清肠解毒的药物是以苦寒的大黄、黄连、黄芩为主。大黄可以始终服用，一直服至热退苔化为止。若能早期服用，不但可以防止肠出血的危险，还能早日退热，缩短病程。吴又可治主早下，戴北山更推广其义曰：“下不厌早”，确是砺练之谈。有人认为湿温初起，在卫分期，有作寒热，不可用苦寒泻下。须知湿温病的机理在肠胃(胃亦包括肠在内，如《伤寒论》中说：“胃有燥矢”之“胃”系指肠而言)，初起本无卫分症状，其所以作寒热者，并非有表邪，亦非所谓湿邪外袭表阳被遏，实由肠肿发炎之故。正如疮痈初起，多有作寒热者，亦非表邪所致。
使用大黄的目的，局部作用是清肠消炎，全身作用是以清热解毒，非为攻泻肠中积滞而设。不可认为病人多日未食无物可泄，因此不用大黄。吴又可说：“应下之证，见下无结粪，以为下之早，或以为不应下而错投下药，殊不知承气本为逐邪，而非专为结粪设也，如必俟其结粪则血液为热所煿，变证迭起，是犹酿病贻害，医之过也。况多有溏粪失下，但蒸作极臭，如败酱，如藕泥，临死不结者，但得秽恶一去，邪毒从此而消，脉证从此而退，岂徒孜孜结粪而后行哉”？戴北山也曾说过：“伤寒在下其燥结，时疫(古时湿温亦称时疫)在下其郁热”。湿温有便秘及便溏者，不可认为便溏者都不可用大黄。吴又可说：“其人平素大便不实，虽冒家热盛，但蒸作极臭，至死不结，应下之证，设引经论‘初硬后溏,不可攻’之句,诚为千古之弊"。发热是乃血中毒素作祟，毒素一日不除则发热一日不解，故大黄须一直服至热退为度。若热虽退而黃苔未化，此由病邪尚未消除，亦须继续服用，否则必有再燃之虞。本病很易反复，就是这个缘故。
三黄合剂由大黄、黄芩、黄连配伍枳实、厚朴或青蒿组成，具有清肠解毒、健胃燥湿等作用，可以久服而无流弊，是本病的基本方。枳实有行气消胀的作用，厚朴有健胃燥湿、下气宽中的效能，据抑菌实验，对伤寒杆菌有较强的抑制作用。青蒿苦寒，有清热作用，但非必用之品。若有脘闷嗳气则加芳香化浊如蔻仁、木香等。口渴加花粉、知母、芦根、茅根；阴虚则加生地、元参、麦冬，正虚则加北芪、党参、当归。
有人认为：“化浊渗湿如三仁汤是治疗湿温的正确方法，因为本病一般便溏、脘闷、嗳气者居多，岂能再用大黄”？不知本病的脘闷、嗳气、便溏、舌苔腻浊等症，均系毒邪郁积，肠肿气逆所致，若仅用化浊渗湿之剂，不仅不能解决问题，而且贻误不浅。陈存仁《湿温伤寒手册》说：“湿温病注重湿字，固是时方派之特长，其实湿者均是缩滞未清，肠肿增甚之故”。化浊渗湿是姑息疗法，只有坐误病机，陷入于亡阳下血之变。须知大便溏泄正是肠中湿热已盛(即肠炎红肿之病)。惟其便溏，所以适合三黄苦寒泻下，以祛湿热而解湿毒。
湿温失下多有亡阳下血之变，因湿热毒邪蕴结肠内，致使肠粘膜红肿溃烂，多在3周后溃烂出血，此时应注意检查大便。若大便稀稠黑粪，或光亮色黑的硬便，这都是肠出血的征象，不过出血的程度尚轻。若身热未退，舌苔黄或黄黑，此时肠虽出血，但肠中湿热炎肿仍然存在，还须用大黄清热解毒，以防肠管溃烂扩大。若出现心力衰竭，可配人参以强心扶正。苟仅凭理想，而谓肠既红肿溃烂，肠部的安静保护尚不暇，还用大黄以亢进肠的蠕动，而使溃者愈溃？那么结果溃者愈溃，终不免于肠出血或肠穿孔的危险，不知肠虽出血，而肠的炎势(红肿)尚未停止，此时须防其溃烂扩大，故必用大黄以清肠解毒防腐生肌，用大黄正所以保护肠膜。只要肠内湿热邪毒彻底肃清，则肠的愈合是非常快的。比如痢疾下脓血，只要湿热清除，肠溃自愈。痢疾剧者亦必用三黄，乃得速愈。
本病湿热久稽，病邪深入，非短期泻下所能痊愈，必须有坚强识力，守法守方，才能大功竟成。
6.何任：湿温证治述要
湿温乃湿热之邪所致的热病，故其辨证亦以卫气营血与三焦为要点。但本病初起，邪困卫阳，故亦有卫分见症，但为时甚短，且多同时伴有湿邪蕴脾的气分见症，而呈卫气同病。随着表症消失，则气分湿热逐渐转盛。但就湿温病的一般演变过程而言，初起阶段湿中蕴表，多表现为湿重于热，病程渐进，湿热逐渐化燥，出现湿热并重现象，甚则转化为热重于湿。湿热郁蒸气分，病变虽以太阴脾、阳明胃为主，但其病邪亦可弥漫三焦，波及其他脏腑，而出现多种证象。
湿温之偏重于湿者，见足太阴脾经症状，偏重于热者，则足阳明胃经症状。脾胃位居中焦，故湿温病见症虽有上焦、下焦之见症，但以笔者临诊所见，多以中焦症为主。足阳明病的见症是：发热不恶寒，反恶热，日晡益甚，语声重浊，呼吸气粗，大便秘，小便涩，苔黄，甚则焦黑起刺。足太阴脾经的见症是：身热不扬，午后热盛，体痛且重，胸闷不欲食，或见泛恶，大便溏薄，苔腻脉缓。此等见症均为常见。
由于湿温为湿热之病，故虽有卫气营血之不同，而治法总离不开分消湿热，既治湿又治热。即治湿不忘清热，治热不忽视治湿。其中又当分析其湿与热孰轻孰重及各种变证。大体上，初起内外合邪，湿遏卫气时宜芳香宣透以化表里之湿。表症解除后则宜宣化气分湿浊，并视症状，兼佐清热。湿渐化热，湿热症状具现，则既化湿又清热。湿邪化热而出现热重于湿，自以清热为主兼及化湿。湿热完全化燥化火，即以化燥化火论治。至于热炽气分，腑实燥结，络伤便血，气随血脱等症，则分别以清热生津、通腑清热、凉血止血、补气固脱施治。
总之湿温起病缓慢，病势缠绵，整个病程以气分时间比较长，兼症、变证甚至恢复阶段，亦须谨慎地重视余邪是否廓清，各阶段各时期总以按其病症所在，辨证施治为要。
关于湿温的诊断，吴又可《瘟疫论》说：“证有速迟轻重不等，……感之轻者，舌上白苔亦薄，热亦不甚，而无数脉，其不传里者，一二剂自解”。又说：“感之重者，舌上苔如积粉，满布无隙，服汤后不从汗解，而从内陷者，舌根先黄，渐至中央……如舌上纯黄色，兼见里证，为邪已入胃”。明确指出了病邪浅深，症势增进，舌苔亦因而转变，这对诊断湿温是非常重要的。叶天士《外感温热篇》论舌诸条更为详尽，不但指出其形成舌苔之病机，还指出各种不同的治法及禁忌，当为学习诊断湿温病不可不读之书。临床上见湿温之舌苔，初为白腻，继而转变为黄腻，白入积粉，表明湿重；舌苔转黄腻则表明热重，甚则黄褐乃至焦黑。若舌苔黄燥而舌质红绛，则湿邪化燥，至湿温后阶段，舌苔逐渐剥脱，舌尖先现红色。舌苔随病之进退而转变，此为望诊之不可不知者。湿温之脉象，并非随身热之高低而起变化。多见热甚高，有时达40℃以上而脉不过略现滑数者有之，常视兼症而异，或缓滞或弦疾，或有模糊难辨之形，然便血虚衰，脉多细小近无。湿温病之大便，亦为诊断辨治之重要依据。吴又可说：“热结旁流，协热下利，大便秘结，大便胶闭，总之邪在里，其证不同者，在乎通塞之间耳”。又说：“况多有溏粪失下，但蒸作极臭，如败酱如藕泥，临死不结者”及“……虽结粪后瘀 而润之下，结粪虽行，真元已败，多至危殆”。这种对大便之细致阐述，确为诊断治疗湿温之有益参考。
在湿温的诊断上，应注意四诊合参，做到诊断清楚。而于舌苔、脉象、大便更当十分重视。此外如面色晦，口秽臭，汗臭等亦为湿温之诊断要点。
湿温的辨治，应该严格做到“谨守病机”，而病机之判断首须辨证。如湿温化热，燔灼营分，血分热扰，上溢下决，或为吐血，或为便血，若血外夺而黑热降泄，自是吉象，若血既外夺而反昏谵烦躁，症不减轻，即是重症，必使血止而热亦渐解，方为顺手。
湿温初愈之时，往往余邪缠留不尽，其时既须药治，亦须谨慎饮食。《素问·热论》说：“病热少愈，食肉则复，多食则遗，此其禁也”。在临床上湿温初愈，其时胃纳转佳，由于饮食过多，或进厚味过早，往往病情反复，甚至导致死亡。故患湿温重症以后，只宜进清淡稀粥之类，经过一段恢复过程，时可酌增饮食。
湿温乃湿热之邪所致的热病，故其辨证亦以卫气营血与三焦为要点。但本病初起，邪困卫阳，故亦有卫分见症，但为时甚短，且多同时伴有湿邪蕴脾的气分见症，而呈卫气同病。随着表症消失，则气分湿热逐渐转盛。但就湿温病的一般演变过程而言，初起阶段湿中蕴表，多表现为湿重于热，病程渐进，湿热逐渐化燥，出现湿热并重现象，甚则转化为热重于湿。湿热郁蒸气分，病变虽以太阴脾、阳明胃为主，但其病邪亦可弥漫三焦，波及其他脏腑，而出现多种证象。
湿温之偏重于湿者，见足太阴脾经症状，偏重于热者，则足阳明胃经症状。脾胃位居中焦，故湿温病见症虽有上焦、下焦之见症，但以笔者临诊所见，多以中焦症为主。足阳明病的见症是：发热不恶寒，反恶热，日晡益甚，语声重浊，呼吸气粗，大便秘，小便涩，苔黄，甚则焦黑起刺。足太阴脾经的见症是：身热不扬，午后热盛，体痛且重，胸闷不欲食，或见泛恶，大便溏薄，苔腻脉缓。此等见症均为常见。
由于湿温为湿热之病，故虽有卫气营血之不同，而治法总离不开分消湿热，既治湿又治热。即治湿不忘清热，治热不忽视治湿。其中又当分析其湿与热孰轻孰重及各种变证。大体上，初起内外合邪，湿遏卫气时宜芳香宣透以化表里之湿。表症解除后则宜宣化气分湿浊，并视症状，兼佐清热。湿渐化热，湿热症状具现，则既化湿又清热。湿邪化热而出现热重于湿，自以清热为主兼及化湿。湿热完全化燥化火，即以化燥化火论治。至于热炽气分，腑实燥结，络伤便血，气随血脱等症，则分别以清热生津、通腑清热、凉血止血、补气固脱施治。
总之湿温起病缓慢，病势缠绵，整个病程以气分时间比较长，兼症、变证甚至恢复阶段，亦须谨慎地重视余邪是否廓清，各阶段各时期总以按其病症所在，辨证施治为要。
关于湿温的诊断，吴又可《瘟疫论》说：“证有速迟轻重不等，……感之轻者，舌上白苔亦薄，热亦不甚，而无数脉，其不传里者，一二剂自解”。又说：“感之重者，舌上苔如积粉，满布无隙，服汤后不从汗解，而从内陷者，舌根先黄，渐至中央……如舌上纯黄色，兼见里证，为邪已入胃”。明确指出了病邪浅深，症势增进，舌苔亦因而转变，这对诊断湿温是非常重要的。叶天士《外感温热篇》论舌诸条更为详尽，不但指出其形成舌苔之病机，还指出各种不同的治法及禁忌，当为学习诊断湿温病不可不读之书。临床上见湿温之舌苔，初为白腻，继而转变为黄腻，白入积粉，表明湿重；舌苔转黄腻则表明热重，甚则黄褐乃至焦黑。若舌苔黄燥而舌质红绛，则湿邪化燥，至湿温后阶段，舌苔逐渐剥脱，舌尖先现红色。舌苔随病之进退而转变，此为望诊之不可不知者。湿温之脉象，并非随身热之高低而起变化。多见热甚高，有时达40℃以上而脉不过略现滑数者有之，常视兼症而异，或缓滞或弦疾，或有模糊难辨之形，然便血虚衰，脉多细小近无。湿温病之大便，亦为诊断辨治之重要依据。吴又可说：“热结旁流，协热下利，大便秘结，大便胶闭，总之邪在里，其证不同者，在乎通塞之间耳”。又说：“况多有溏粪失下，但蒸作极臭，如败酱如藕泥，临死不结者”及“……虽结粪后瘀 而润之下，结粪虽行，真元已败，多至危殆”。这种对大便之细致阐述，确为诊断治疗湿温之有益参考。
在湿温的诊断上，应注意四诊合参，做到诊断清楚。而于舌苔、脉象、大便更当十分重视。此外如面色晦，口秽臭，汗臭等亦为湿温之诊断要点。
湿温的辨治，应该严格做到“谨守病机”，而病机之判断首须辨证。如湿温化热，燔灼营分，血分热扰，上溢下决，或为吐血，或为便血，若血外夺而黑热降泄，自是吉象，若血既外夺而反昏谵烦躁，症不减轻，即是重症，必使血止而热亦渐解，方为顺手。
湿温初愈之时，往往余邪缠留不尽，其时既须药治，亦须谨慎饮食。《素问·热论》说：“病热少愈，食肉则复，多食则遗，此其禁也”。在临床上湿温初愈，其时胃纳转佳，由于饮食过多，或进厚味过早，往往病情反复，甚至导致死亡。故患湿温重症以后，只宜进清淡稀粥之类，经过一段恢复过程，时可酌增饮食。
7.胡翘武：湿温夹虚应重养阴温阳
清热祛湿为治疗湿温可用之法，取效者固属甚多，但因未审阴阳偏虚之病体，少察病程中湿热之邪灼阴损阳之机理，及一味频投重施清热祛湿诸法，自觉或不自觉地导致阴耗阳伤，造成阴虚阳弱，正败邪恋，使病情迁延，病势转甚者也不少见。临床治疗湿温应用养阴温阳之法。
素体阴虚，或久病阴精亏虚，阴液本亏之体，阳热相对亢盛，无论外感内伤之湿，皆易趋于热化。湿为热化，互结不攘，遂发湿热病证。它既是导致由湿化热而成湿热病证之机因，又是留恋病邪，无以速愈的关键。张路玉谓：“湿热而夹阴虚者，在膏粱辈每多患此”。可见阴虚之体是较易罹染湿热病证的。
湿热之邪重着淹滞，粘腻胶固，一旦染身，常稽留日久，难以速解。无论湿热之邪孰轻孰重，蕴蒸日久亦必化热化燥而伤阴耗液。再者湿热之邪客着人体，所施之法不外乎清热祛湿。祛湿之药每多是芳化、苦温、淡渗之味，按此法所择之药，又多辛散、香燥、泻利之剂。若用之时久量重，或非其机而用其药，湿未去而阴先耗者，此乃人为药误所致，也常为湿热病证中耗阴劫液之一大机因也。
在湿温病中，如遇阴虚征象者，除慎投香燥辛利耗阴劫液之药外，滋阴养液之品必不可少。湿热之证投养阴滋液时最难措手，总有顾此失彼之虑。用药不能恰到好处，即有助湿恋邪之弊。施治时务须详审阴虚之性质、程度、部位，或投以甘淡养津，或施以甘寒增液，或主以咸寒填精等不同的养阴法，务使润燥合宜、刚柔协济，俾滋阴既有助固正托邪，又不碍热清湿利，方可缩短病程，提高疗效。
湿热之邪不但易感于阴虚之体，也为素本阳虚者常罹之疾。因阳虚之体，正气不固，御邪抗病能力低下，外邪有入侵之机，湿温病邪也乘虚而入。故常曰：“医者在寒湿病证中，责其阳虚者众，而在湿热病证中，知其阳虚者少矣”。
湿热之证久蕴不解，或湿邪偏重时，常可因湿邪之阴柔重着粘腻，或困遏中阳，或下损肾阳。中阳被困，脾失健运，湿热之邪无以运化而蕴遏不解，肾阳受累，膀胱气化失司，湿热之邪无以下泻而瘀蓄为患，无以运化下泄，湿热之病邪又可进而残损体阳。
在湿热病症中，常因湿热胶结不攘，充斥上中下三焦，病势弥漫，邪热燔灼。苦寒清热之品虽能顿挫邪热之烈焰，但如久施重投，热势虽有得伏之效，但湿邪适逢阴寒之助而暗中滋蔓，且苦寒之味必伤中阳，如此中阳残伤，凉遏冰伏，皆为用药不当，苦寒过甚之弊。此乃湿热病证损伤阳气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湿热病证不如温热病症哪样纯系热邪为其致病之因，也非苦寒直折烈焰所能了事，故在湿温(热)病证的诊治时，除苦寒清热之剂避免久施重投外，时刻注意顾护体阳，是治疗湿热病证之关键。
清热祛湿为治疗湿温可用之法，取效者固属甚多，但因未审阴阳偏虚之病体，少察病程中湿热之邪灼阴损阳之机理，及一味频投重施清热祛湿诸法，自觉或不自觉地导致阴耗阳伤，造成阴虚阳弱，正败邪恋，使病情迁延，病势转甚者也不少见。临床治疗湿温应用养阴温阳之法。
素体阴虚，或久病阴精亏虚，阴液本亏之体，阳热相对亢盛，无论外感内伤之湿，皆易趋于热化。湿为热化，互结不攘，遂发湿热病证。它既是导致由湿化热而成湿热病证之机因，又是留恋病邪，无以速愈的关键。张路玉谓：“湿热而夹阴虚者，在膏粱辈每多患此”。可见阴虚之体是较易罹染湿热病证的。
湿热之邪重着淹滞，粘腻胶固，一旦染身，常稽留日久，难以速解。无论湿热之邪孰轻孰重，蕴蒸日久亦必化热化燥而伤阴耗液。再者湿热之邪客着人体，所施之法不外乎清热祛湿。祛湿之药每多是芳化、苦温、淡渗之味，按此法所择之药，又多辛散、香燥、泻利之剂。若用之时久量重，或非其机而用其药，湿未去而阴先耗者，此乃人为药误所致，也常为湿热病证中耗阴劫液之一大机因也。
在湿温病中，如遇阴虚征象者，除慎投香燥辛利耗阴劫液之药外，滋阴养液之品必不可少。湿热之证投养阴滋液时最难措手，总有顾此失彼之虑。用药不能恰到好处，即有助湿恋邪之弊。施治时务须详审阴虚之性质、程度、部位，或投以甘淡养津，或施以甘寒增液，或主以咸寒填精等不同的养阴法，务使润燥合宜、刚柔协济，俾滋阴既有助固正托邪，又不碍热清湿利，方可缩短病程，提高疗效。
湿热之邪不但易感于阴虚之体，也为素本阳虚者常罹之疾。因阳虚之体，正气不固，御邪抗病能力低下，外邪有入侵之机，湿温病邪也乘虚而入。故常曰：“医者在寒湿病证中，责其阳虚者众，而在湿热病证中，知其阳虚者少矣”。
湿热之证久蕴不解，或湿邪偏重时，常可因湿邪之阴柔重着粘腻，或困遏中阳，或下损肾阳。中阳被困，脾失健运，湿热之邪无以运化而蕴遏不解，肾阳受累，膀胱气化失司，湿热之邪无以下泻而瘀蓄为患，无以运化下泄，湿热之病邪又可进而残损体阳。
在湿热病症中，常因湿热胶结不攘，充斥上中下三焦，病势弥漫，邪热燔灼。苦寒清热之品虽能顿挫邪热之烈焰，但如久施重投，热势虽有得伏之效，但湿邪适逢阴寒之助而暗中滋蔓，且苦寒之味必伤中阳，如此中阳残伤，凉遏冰伏，皆为用药不当，苦寒过甚之弊。此乃湿热病证损伤阳气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湿热病证不如温热病症哪样纯系热邪为其致病之因，也非苦寒直折烈焰所能了事，故在湿温(热)病证的诊治时，除苦寒清热之剂避免久施重投外，时刻注意顾护体阳，是治疗湿热病证之关键。
8.万文谟：清热与除湿
湿热毒邪是肝炎致病的重要因素，湿热逗留乃慢性肝炎的主要病理机转。如舌苔黄腻，口苦尿黄，腹胀纳差，大便溏而不爽等都是反复出现的证候。还有身热不扬，面目发黄，以及浮肿，腹水等也不少见。因热邪伤阴，湿邪困脾，而致阴伤湿困的证型占有较大的比例。故清热除湿为治疗之关键。湿热时一对矛盾，湿为阴邪，热为阳邪，湿邪要利要燥，热邪应清应下。治疗当注意清热而不助湿，祛湿而不助热。组方时可从药物的质和量两方面来考虑。一是选用具有清热解毒而苦寒性相对低和，化湿而不伤阴助热的药物，特别是注意选用一药多能之品。二是药味不宜过多，以防清热药过多而增加苦寒之性，芳化之品过重而发生耗气伤阴之弊。每宗甘露消毒饮的配伍原则予以增损，选用白花蛇舌草、垂盆草、蒲公英、败酱草、虎杖、苦芩、黄柏、白英、龙葵、贯众、山豆根等清热解毒，用土茯苓、猪苓、车前、薏仁、滑石、陈葫芦等清利湿毒，用藿香、佩兰、石菖蒲、苍术、厚朴等化湿醒脾。其中苦寒之品为清热的正剂。苦寒又能化燥除湿，对湿热病邪有较强的针对性，但过用损伤脾胃又须注意。
湿热毒邪是肝炎致病的重要因素，湿热逗留乃慢性肝炎的主要病理机转。如舌苔黄腻，口苦尿黄，腹胀纳差，大便溏而不爽等都是反复出现的证候。还有身热不扬，面目发黄，以及浮肿，腹水等也不少见。因热邪伤阴，湿邪困脾，而致阴伤湿困的证型占有较大的比例。故清热除湿为治疗之关键。湿热时一对矛盾，湿为阴邪，热为阳邪，湿邪要利要燥，热邪应清应下。治疗当注意清热而不助湿，祛湿而不助热。组方时可从药物的质和量两方面来考虑。一是选用具有清热解毒而苦寒性相对低和，化湿而不伤阴助热的药物，特别是注意选用一药多能之品。二是药味不宜过多，以防清热药过多而增加苦寒之性，芳化之品过重而发生耗气伤阴之弊。每宗甘露消毒饮的配伍原则予以增损，选用白花蛇舌草、垂盆草、蒲公英、败酱草、虎杖、苦芩、黄柏、白英、龙葵、贯众、山豆根等清热解毒，用土茯苓、猪苓、车前、薏仁、滑石、陈葫芦等清利湿毒，用藿香、佩兰、石菖蒲、苍术、厚朴等化湿醒脾。其中苦寒之品为清热的正剂。苦寒又能化燥除湿，对湿热病邪有较强的针对性，但过用损伤脾胃又须注意。
9.贺学泽：谈湿证与虚证
湿性重浊粘滞，最易困脾阻运，出现食欲减退、神疲乏力、四肢沉重等貌似虚证的体征。《内经》云：“因于湿，首如裹”，患者头昏重胀，是湿浊困遏，清阳不得伸展所致。脾主肌肉四肢，湿邪困脾则周身酸软，脾失健运则胸闷纳减。病本为湿，误投补剂反助湿生痰，致病情缠绵难解。叶天士曰：“湿邪害人最广”，他在《临证指南医案》中即指出治湿“甘酸腻浊在所不用”。甘则补，酸者敛，腻浊助湿，均不利于湿邪的祛除，用之必误。
湿之见症与虚之见症有不少貌似雷同之处，加之多数患者不懂湿而只知虚，在叙说病情时会举出种种“虚”的表现，致使医者往往错把湿证当虚证，此时辨证关键要根据古人“证之不辨察于脉，脉之不辨察于舌”的办法。察舌最为重要，湿证之舌质多淡，体胖，血虚证之舌质亦淡，但舌体不胖。湿证之舌苔多厚腻，虚证之舌少苔或无苔。
湿性重浊粘滞，最易困脾阻运，出现食欲减退、神疲乏力、四肢沉重等貌似虚证的体征。《内经》云：“因于湿，首如裹”，患者头昏重胀，是湿浊困遏，清阳不得伸展所致。脾主肌肉四肢，湿邪困脾则周身酸软，脾失健运则胸闷纳减。病本为湿，误投补剂反助湿生痰，致病情缠绵难解。叶天士曰：“湿邪害人最广”，他在《临证指南医案》中即指出治湿“甘酸腻浊在所不用”。甘则补，酸者敛，腻浊助湿，均不利于湿邪的祛除，用之必误。
湿之见症与虚之见症有不少貌似雷同之处，加之多数患者不懂湿而只知虚，在叙说病情时会举出种种“虚”的表现，致使医者往往错把湿证当虚证，此时辨证关键要根据古人“证之不辨察于脉，脉之不辨察于舌”的办法。察舌最为重要，湿证之舌质多淡，体胖，血虚证之舌质亦淡，但舌体不胖。湿证之舌苔多厚腻，虚证之舌少苔或无苔。
10.许公岩：治湿证恒用麻黄、苍术
湿证的治疗，许氏主张应以“治病求本”、“审因论治”为原则。其因虽有内外之别，但外因仅属变化的条件，内因则是变化之根据。内湿之成，虽与脾、肺、肾三脏有关，但多以脾为重点。如果观察是寒湿伤脾，必须详细做好问诊，重点了解其生活素嗜，或喜辛辣茶酒，或饮食生冷，饥甚暴食而挫伤脾胃等，然后结合脉证加以综合分析，根据理法再予立方遣药。如属湿阻中焦，气机不畅，法宜宣化湿浊，通利气机。属寒湿困脾，法宜温脾化湿，若属水湿上凌宜肃肺强心温化湿饮。肾寒氺泛，三焦气化失常，宜温肾散寒、宣化通利，视其兼症，随症施治。在治疗过程中，许老医生体会较深的是：过去治疗湿证时虽用驱湿、化湿、散湿、燥湿、渗湿、利湿等诸法，依法用药治之，仍有不少病例有湿去复聚、久治不愈，疗效每不满意，后来通过临床反复实践，分析其原因所在，进一步认识到湿邪为病，脾的上归与肺的下输功能必因湿邪久困，遏阻气机而减弱，如果处方用药着重以加强开脾宣肺的气化功能为主，就有可能达到治疗的目的。从这点认识出发，进行选药观察，即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在选药过程中许氏深切体会到苍术、麻黄效果最为理想。因苍术辛苦温为燥湿健脾之要药，能以其辛温之气味升散应化的水湿，使脾气继续上归于肺。脾健则湿化，因此许氏治疗湿证常以苍术复脾之升作为方药的主体，通过燥湿得到祛邪扶正。然在脾虚湿积时，肺亦不能独健，必失其下输之功能，通调受阻则湿伏停蓄，又将辛温能发汗利尿之麻黄作配以助肺宣达，使其迅速复其通调，两药协作具有开脾宣肺而化湿之功。多年来许氏对积湿为病恒用苍术、麻黄两药为主，再根据具体变异增加对证药物，运用已久，习而成规。有其证必用其药，得心应手，疗效显著。他通过临床长期观察与运用，并发现两药用量配伍不同而其作用有异。如两药等量使用，临床常见能发大汗，苍术倍于麻黄则发小汗，苍术三倍于麻黄常见尿量增多，有利尿作用。苍术四倍于麻黄虽无明显之汗、利，而湿邪则能自化。故多年来恒以两药之汗、利、化作用，广泛用于因湿邪引起的一系列临床湿证。如湿邪偏重在表在头部多配以白芷，兼风则加入防风，兼寒加桂枝、干姜，兼热选加公英、大黄之属。湿入筋骨多配以木瓜、通草，湿邪内蕴在肺多配以干姜、甘草，湿邪中阻多配以莱菔子、生姜，在肠中多配以胡连、莱菔子，在脾多配以吴茱萸、干姜，在肾多配以附子、干姜，在膀胱则加木通。湿在周身多配以白芥子，兼里热则配以生大黄，肝热则加菊花、芦荟等。根据四诊辨证，随症运用，堪称灵活。
湿证的治疗，许氏主张应以“治病求本”、“审因论治”为原则。其因虽有内外之别，但外因仅属变化的条件，内因则是变化之根据。内湿之成，虽与脾、肺、肾三脏有关，但多以脾为重点。如果观察是寒湿伤脾，必须详细做好问诊，重点了解其生活素嗜，或喜辛辣茶酒，或饮食生冷，饥甚暴食而挫伤脾胃等，然后结合脉证加以综合分析，根据理法再予立方遣药。如属湿阻中焦，气机不畅，法宜宣化湿浊，通利气机。属寒湿困脾，法宜温脾化湿，若属水湿上凌宜肃肺强心温化湿饮。肾寒氺泛，三焦气化失常，宜温肾散寒、宣化通利，视其兼症，随症施治。在治疗过程中，许老医生体会较深的是：过去治疗湿证时虽用驱湿、化湿、散湿、燥湿、渗湿、利湿等诸法，依法用药治之，仍有不少病例有湿去复聚、久治不愈，疗效每不满意，后来通过临床反复实践，分析其原因所在，进一步认识到湿邪为病，脾的上归与肺的下输功能必因湿邪久困，遏阻气机而减弱，如果处方用药着重以加强开脾宣肺的气化功能为主，就有可能达到治疗的目的。从这点认识出发，进行选药观察，即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在选药过程中许氏深切体会到苍术、麻黄效果最为理想。因苍术辛苦温为燥湿健脾之要药，能以其辛温之气味升散应化的水湿，使脾气继续上归于肺。脾健则湿化，因此许氏治疗湿证常以苍术复脾之升作为方药的主体，通过燥湿得到祛邪扶正。然在脾虚湿积时，肺亦不能独健，必失其下输之功能，通调受阻则湿伏停蓄，又将辛温能发汗利尿之麻黄作配以助肺宣达，使其迅速复其通调，两药协作具有开脾宣肺而化湿之功。多年来许氏对积湿为病恒用苍术、麻黄两药为主，再根据具体变异增加对证药物，运用已久，习而成规。有其证必用其药，得心应手，疗效显著。他通过临床长期观察与运用，并发现两药用量配伍不同而其作用有异。如两药等量使用，临床常见能发大汗，苍术倍于麻黄则发小汗，苍术三倍于麻黄常见尿量增多，有利尿作用。苍术四倍于麻黄虽无明显之汗、利，而湿邪则能自化。故多年来恒以两药之汗、利、化作用，广泛用于因湿邪引起的一系列临床湿证。如湿邪偏重在表在头部多配以白芷，兼风则加入防风，兼寒加桂枝、干姜，兼热选加公英、大黄之属。湿入筋骨多配以木瓜、通草，湿邪内蕴在肺多配以干姜、甘草，湿邪中阻多配以莱菔子、生姜，在肠中多配以胡连、莱菔子，在脾多配以吴茱萸、干姜，在肾多配以附子、干姜，在膀胱则加木通。湿在周身多配以白芥子，兼里热则配以生大黄，肝热则加菊花、芦荟等。根据四诊辨证，随症运用，堪称灵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