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战略任务,是大家的任务,也是历史使命。
不能急功近利,邓铁涛先生收我做徒弟的时候,曾经“约
“回归中医”是邓铁涛教授面对目前存在的“自我从属”、“泡沫中医”的严峻现实,向中医界发出的召唤,也寄托着邓老对一代青年中医的殷切希望。
毫无疑问,半个世纪以来中医教育培养了不少高级人才,中医的硕士、博士、主任医师、教授等职称系列齐全,科技成果不少。然而,透过中医事业“一片繁荣”的表面现象,不难看到中医界内部用西医的标准评价、改造中医,自我甘居从属地位的人不在少数;中医经典不被重视,历代中医名著不再有人阅读,中医学术萎缩,中医信仰危机不断蔓延的颓势,实在让人担忧;中医博士写不出十个中药处方,中医专家看病不再摸脉,中医院不姓中等一系列本不应该出现的现象的背后,反映了现实问题的严重程度。邓老因此呼吁青年中医学经典,做临床,能中不西,先中后西,“回归中医”,“做铁杆中医”,发展中医学术。
2005年5月10-12日召开了第253次香山科学会议,邓铁涛教授发表了三篇论文:《中西医结合的方向》、《中医与未来医学》、《再论中医药必须改革》,都是关于中医、中西医结合事业的重要论述。
所谓“再论”者,不得不再论也。为何不得不“再论”?事情的发展趋向不尽如愿,殷忧于心,不言之不快也,不言之将有大患也,故“再论”之。在“引言”里,邓老说美国的医疗模式不能学,中医药是实现“三个代表”的好方式。在“扫除障碍”的题目下,邓老说“科学”是中医头上的紧箍咒,必须去掉;肃清王斌的思想,必须贯彻宪法精神,发扬中医特色以振兴中医,解除西医模式的束缚。其中说到:“把大力发扬中医之特色说成是中西医结合的成果,这是对广东省中医院发展真相的歪曲”;以西医模式为准绳,“南辕北辙,如此下去,这样培养出来的硕士、博士,一旦居于领导地位,按他们的理念办一切中医事业,则中医之消亡,指日可待了!一言以蔽之曰:以西医学之模式办中医药事业,是对中医药学执行‘宫刑’也”。并说“今把中医药的理论与经验都一笔抹杀,唯西方之命是从,则中医之受‘宫刑’才刚刚开始耳”!词义激昂而殷切,读来心中不免震撼之感。
笔者切身体会到,自己从小学开始就受西方数理化的“科学教育”,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缺少认识。1978年初刚进河北医学院学习中医的时候,立即感觉到巨大的落差:中西医学对比强烈,学习原创于中国的中医学,比学来于外国的西医学不知要多费几倍的劲,简直是格格不入。中医的理论好象是外国、外星球的说教;西医的知识却象是自己的、本来固有的东西。中医药学术自“五四”以后,已经割断“地气”几十年了,要想学习中医、学好中医,必须重打基础,一切从头再来。
20年前,笔者有幸考入中国中医研究院,读著名中医文献学家余瀛鳌研究员的研究生。余老指定的必读历代中医代表性书目和经常翻阅的《中国医籍考》《宋以前医籍考》,使我看到了中医宝库的博大深邃。研究生部重视经典和互相争鸣、百花齐放宽松的学术氛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北大选修《古代汉语》《版本学》《目录学》《校勘学》之后,使我初步了解了古人治学的门径。余老指导我完成的“宋金元伤寒学术源流探要”,让我初步了解了宋金元时期的医学家如何继承了仲景开创的伤寒学术,又如何影响了明清时代的温病学说的发展。
硕士毕业后,在河北省中医药研究院工作期间,为了研究生活于春秋末期的扁鹊秦越人的生平事迹,我翻阅了一些经史与诸子的著作,弥补了不少自己对于中华文化知识的缺乏与无知。2001年,我的职称已经晋升到了“最高”,并且被批准为“中西医结合临床”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导师,我意识到自己已经站到了“承前启后”的岗位上了。可是,中医的学术特质是什么?自己手里的中医知识到底有多少,我们要传递下去的“中医学的未来”是什么样子?什么是中西医结合,它与中医的关系如何?实在说不好,也不好说。尽管我30年前就开始做赤脚医生,去掉上学的几年,从事中医临床治疗工作也有20几年,10年前也曾经获得过河北省首届优秀青年中医的金杯奖,我心中仍然充满困惑。
经过几年断断续续地写作,2003年初我完成了《中医外感热病学史》的初稿,在等待出版的时候,爆发了SARS之疫。面对迅速发展的疫情,我忧心如焚,因此不揣浅陋,在五月上中旬三次上书卫生部陈述管见。好在中医界不辱使命,再次彰显了中华大医的时代风貌。2004年初,拙著出版之后开始了我向邓铁涛教授、朱良春先生等大师的求教。没有想到,邓老寄来了他的著作,并且在来信中谈到他对于伤寒、温病关系以及将来发展趋向的看法。朱老不但寄来了学术著作,而且把我们的师生缘叙得那么久远:“令太老师无言先生与敝业师次公先生是志同道合之挚友,而瀛鳌兄与愚云鹤交往,因此与阁下虽未谋面,但早有宿缘存矣,不亦快哉!”2004年11月在广州亲耳聆听了邓老宣讲《中医与未来医学》,眼为之一亮,心为之激荡,中医的“仁心仁术”竟然可以代表未来医学发展的方向!在广州我也见到了仰慕已久的朱老,只是后来河北省中医药管理局开办的“优秀中医临床人才”培训项目,让“省队与国家队”一起听课、共同培训,才促成了我与邓老、朱老的师徒缘。
邓铁涛教授择徒甚严,在贾谦先生的大力推荐下,笔者才得以拜邓老为师。邓老说:“你我建立师徒关系,我感到很高兴,得英才而教育之,乃人生一大幸事也!兹将我对学生之要求提出如下,如同意希为遵守。一、培养德才兼备的人才,是我国优良的传统。‘德’在‘才’的前面。我认为‘德’更为重要。作为‘学者’必须尽量做到——淡薄名利,重视对国家与人民作贡献,为振兴中医,奋斗不息。二、学术上,把自己培养成为铁杆中医。三、建议你争取临证的机会,我的学生必须有较高的临床水平,千万莫做空头的理论家”。邓老曾经代表全国的名老中医,在人民大会堂以中华大医的胸怀,倡言:“学我者,必须像我,超过我!”他对于我的要求与期待,也正是他对于千万个未来中医的要求与期待。朱老也认为我“孺子可教”,收为门下。遥望着大师们的背影,我们应当努力追赶,并且大声地回应他们的召唤:“来了,来了!我们来了!”
在大师们的教导下,顺着他们的目光望过去,我逐渐地从只关心自己、只关心自己课题的狭隘境界解放出来,把目光投向中医的前途与命运,对于中医学的特质,特色与优势;对于中医的脉因证治、理法方药等不断思考;对于宏观中医学的微观基础;对于复杂微观变化与病灶、与证候的关系;对于病灶与证候的关系;对于既往的研究成果,进行了力所能及的反思。逐渐形成了一些初步的认识,先后得到《中国中医药报》王友智、白晓芸、毛嘉陵、刘智利和国内众多专家、同道的支持与鼓励,两年之间发表有关论述20多篇。
“有论必争”,浅见拙识,必然会引起学界的争鸣,当然也有不少鼓励的电信传来。互联网与现代传媒的空前发达,使得远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的尹德祺教授,这位移居美国多年的大学好友也打来越洋电话询问有关论争的情况。
尽管不能像古人那样“以文会友”,然而,如果把自己“另类”的想法“和盘托出”,或许能博得智者贤人的指正教诲,或因其偏颇而有益于借鉴,或因其“心忧”而引来“同声呼唤”,进而扬旗击鼓,张显中医个性,共同奋进于振兴之旅,岂非丰厚收获?何幸如之!故乐意翘首以待,将拙文尽早出版,“知其不可为而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