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医学通史

[花香丁]

八、法医学

(一)元代的检验
1、元初的检验规定 元代的检验法令最早见于元世诅忽必烈至元五年(1268)，其中提到检验中存在的问题，并作出一系列的规定：
(1)检验官：检尸委派本处管民长官，若长官有事，委其余正宫检视。
(2)赴检：受命后立即带领典史、司吏、信实惯熟仵作行人，不论远近前往停尸处。召集尸亲、邻佑、主首人等进行检验。
(3)检验：检验官躬亲监视仵作行人当众一一仔细查验应有伤损，定执要害致命因依。
(4)具结：仵作行人出具并无漏落不实甘结；检验官吏保明检验是实，报告本处官司。
(5)覆检：覆检官吏、仵作行人，应回避初检人员，依上检验，并具探结。
上述规定表明元代检验制度与宋代的显著不同点是，宋代要求检验官躬亲检验，元代则改为检验官躬亲监视，由仵作验尸，并出具保证书。这在我国法医检验史上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变化。
2、检尸法式 检尸法式又称尸帐，是元代检验制度中的一项重要规定，颁发于大德八年(1304)(《元典章·刑部卷五》)。这个文件的主要优点在于将宋代的验尸格目、验状、检验正背人形图等三种验尸文件简化为一种，取三者之长，去其繁琐之处，如宋代验状包括四缝尸首，检尸法式则只有仰合两面。不论与宋代的验尸文件还是与清代的尸格、尸图比，它都是简洁、扼要并具有代表性的记载外表检验结果与结论的检尸文件，其法律效用与今日的鉴定书相当。
检尸法式的影响相当深远，在中国应用到清代初年，在朝鲜到二十世纪初仍在应用(《三木荣·中外医事新报》1929：506)。
3、大德检验法令 在大德八年颁发的检验法令中，以河南行省、江西、福建道为例，指出检验中存在的各种违法现象，由“亲民之官，不以人命为重，往往推延，致令尸变”至“装捏尸状，移易轻重，情弊多端。”为了防止此类现象的发生，一是颁发“检尸法式”，一是制定一系列检验法令。
4、初复检验体式 初复检验体式是元代又一重要的检尸文件，其颁发的年代不详，详细内容载于《圣朝颁降新例》中，《无冤录·格例十七》载有“初复检验关文式”，两者内容基本相同，但也有差别，说明这个文件曾经不止一次颁布过。
从内容可以看出，初复检验体式相当于填写“检尸法式”的说明书，亦即一部外表尸体检验的指南，对于检验官吏很有指导价值。
(二)法医学的成就
在宋代法医学取得成就基础上，元代的法医学又有了发展，其主要成就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检尸法式的颁布与实施，科学地简化了繁琐的检尸文件，并或为后世检验文件的样版；二是《无冤录》的出版，《无冤录》是蜚声中外的宋元检验三录之一，王与编著，刊于至大元年(1308)，其主要成就将在医学著述项下介绍；三是儒吏考试程式(三本荣：《中外医事新报》1929：506)的颁发，进一步展示了祖国法医学在活体和物证检验方面的成就。
儒吏考试程式又称结案式，颁布于元贞三年(1297)。全文共分24个字，每个字代表一部分，计118条。与法医学有关的共4个字(尸、伤、病、物)计53条，儒吏乃是负责官府文案的属吏，考试程式是政府规定上报民刑案件结论的通式，并用它来招考儒吏，以达到文案的统一。考试程式中的“尸”相当于尸体检查，“伤、病”两部分相当于活体检查，“物“相当于物证检查，这样，考试程式在世界上第一个提出了现代法医学的三大组成部分——尸体、活体及物证，是继《洗冤集录》以后，对世界法医学的又一重大贡献。
儒吏考试程式所反映的元代法医学主要成就有以下几点：
1、活体损伤的检验原则 考试程式作为一种例行的检验报告格式，要求准确记载活体损伤的性质，记录其存在的部位、大小及程度，并推定凶器的性质，有意义的是关于损伤程度的记载，如眼部损伤二例，其一见“其睛已损，神水散尽，全不见物，久远不堪医治”，属于不能平服的“瞎一目”；其二见“瞳人亏损，微见物，其目已眇”属于眇一目，根据这种损伤程度的检查，即可据刑律处以相应的刑罚，如眇一目，徒一年；瞎一目不能平服者，徒三年。
程式中所记载的这种检验活体损伤格式，是迄今已知最早的格式，它标志着我国古代的活体损伤检验已奠定了较好的基础，尤其是从保辜检验例可以看出，验法以后，到了保辜限期，就要检查伤势是否平服。如未平服，还要确定其程度属于残疾、废疾还是笃疾，以便按律治罪。这种联系保辜的检验报告是第一次发现，有重要的医学的和法医学的意义。
2、物证 考试程式中的物证，主要是凶器的检验，详细描述了收缴的皮条、砖石、棍棒、手刀、弓箭等的性质，确定其是否属于应禁军器，能否致人性命，生动地说明了我国古代检验凶器的方式方法。值得注意的还有关于毒物、毛发、牙齿的检验报告，这些都是我国古代物证检验的最早报告，毒物检验，过去只知道银钗、卵白验毒法，程式所记载的却是检验毒物本身，结合本草的记载，判定其是否有毒，其科学性远大于前两种方法，这在毒物检验上有重要的意义。

 

[花香丁]

第六节 药物学和方剂学

一、药物学
与宋代明显不同，辽夏金元时期药物学著作的撰著者大多不是医官儒臣，而是临床医生。他们根据临床实际和用药需要，进行药性理论的总结和探讨，试图找出一条以简驭繁、由博返约的途径。
(一)对药性理论的探讨总结
1、药物归经学说的初步确定：归经是指药物对机体某部位(脏腑、经络)的选择性作用。金元时期归经学说逐渐确立。成为药性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张元素认为取各药药性之长使其各归其经，则力专效宏，若不明归经，无的放矢则很难中病逐邪。他综合分析了气味对脏腑经络的作用，总结出归经规律，“凡药之五味，随五脏所入而为补泻，亦不过因其性而调之。”同一泻火药，黄连则泄心火，黄芩则泻肺火，白芍则泻肝火，知母则泻肾火，木通则泻小肠火，黄芩又泻大肠火，石膏则泻胃火。他还指出药物由于炮制方法不同，其归经亦会随之发生变化，主治的疾病亦相应不同。不仅如此，张元素还认为制方必须引经报使，才能更好地发挥效用，有些药物不仅本身作用于某经，且配入方中尚能引导全方其它药进入该经。这类药物就是引经报使药。
2、升降浮沉学说的形成：升降浮沉是指药物作用的趋向而言，也是药性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张元素秉承《内经》理论，以药物的气味阴阳薄厚来阐述升降浮沉，他认为药物之所以具有升降之性，乃是由其气味厚薄参合而成，他还举出茯苓、麻黄为例说明气薄者未必尽升，味薄者未必尽降。他还精心制定出了风升生、热浮长、湿化成、燥降收、寒沉藏的“药类法家”，他注意到药物的升降浮沉与其质地和种类有关，并可随炮制或配伍改变趋向以适应临床复杂的病证。
李杲进一步认为药物升降浮沉之性与四时节气的更迭是相对的。并总结出凡气味辛甘温热之药及味之薄者性主升浮，气味酸苦咸寒及淡味渗泄之品主沉降。他还提出用炮制方法改变药物的升降趋势。升降浮沉理论用以概括药物作用于人体的趋向。对发展药性理论，指导临床应用起到重要作用。
(二)本草著作概况
1、综合性本草著作：金元时期，综合性本草著作的编纂进入了历史上的一个低谷时期。元代至元二十一年(1284)，元世祖命撒里蛮、许国帧召集各路医学教授增修本草著作，撰成后命名为《至元增修本草》。已亡佚。
元代崇尚医学，设立医官，常以《内经》、《本草》、《伤寒》等书为题考核医官。御诊太医尚从善有鉴于此，于至顺二年(1331)撰成《本草元命苞》9卷，以便于应付考核及临床实用。该书主要节自《证类本草》，分别对药物君臣佐使、性味、功效、主治、产地、采收、形态等加以记载，是现存唯一的元代综合性本草著作。
2、医疗本草著作：元代从开国初起，即已十分注重宫廷的饮食卫生措施，忽思慧约于天祐至天历(1314~1329)年间担任御膳太医之职，因而有机会接触从元世祖登位以来60多年积累的经验。他整理成书，名为《饮膳正要》，继承了我国古代食品、养生和医疗结合的传统，所载每一种食品基本上都是保健食品。该书还反映了当时北方少数民族药物学的成就及中外医药交流的史实，如卷18“搠罗脱因”条注，“系畏兀儿茶饭”，“畏兀儿”为今新缰少数民族维吾尔族的旧称。同卷“儿不汤”条注，“系西天茶饭名”。“西天”指天竺，即今印度。大量诸如此奖的记载跳出了以往以汉民族为中心的传统食疗圈子的局限，为我国食疗养生学掀开了新的一页。该书还增加了一些前人本草著作所未载的内容、有西瓜、回回豆、海红(沙果)、天鹅、黄羊、麅子等10余种新增加的药物。对本草著作已载的药物，该书也在功能主治方面予以补充。特别是对药物的特殊疗效更有明确记载，尤其突出的是对羊品药物的应用。
元天历年间(1328~1330)，海宁(今浙江海宁县)医学教授吴瑞集50多种前人记载，将各种食物对人体的影响都一一作了说明。撰成《日用本草》8卷，分为米、壳、菜、果、禽、兽、鱼、虫八门，目的是想从日常食物中寻求防治疾病的方法。所收切于药用的食品共540种，也是食疗的一部重要著作。
元代李＊飞《三元参赞延寿书》卷3为食疗专论“饮食有度”，专谈饮食宜忌。摘取历代有关资料，分成五味、食物两部分阐述食疗注意事项。《养生之要》为元代汪汝懋《山居四要》之卷2，汇集前人食疗等方面经验。对饮食宜忌、服药忌食、解饮食毒等内容作了论述。
3、其它本草著作：严格说来，《汤液本草》亦应属于综合性本草著作，但它不同于以住的类似著作，而是医药紧密结合，上阐经典奥旨，下集诸家之论及个人见解，偏重于药性理论阐扬和药物论述与临床实践相统一。在气味阴阳、五脏苦欲补泻、药类法家及归经理论等方面作了阐发和充实发挥。
朱丹溪有《本草衍义补遗》一书，是针对宋代寇宗奭《本草衍义》的发挥，载药153种，皆根据个人临床心得体会进行的总结；该书还介绍了某些药物的使用要点与宜忌，尤其反对服食金石药。这些实践经验的直接总结是极其珍贵的。
元代瑞州(今江西省高安县)医学教授胡仕可选出若干常用药物按韵语编类歌括，元贞元年(1295)成《本草歌括》8卷，每药附七言歌括一首，简述药物功能主治。
二、方剂学
同药物学类似，辽夏金元时期的方剂学也明显萎缩了。
宋时已设立御药院，《政和本草》中已引用“《御药院方》”，元代承袭宋制，亦设立御药院，掌握由各地进贡和外藩馈送珍奇药品，修造汤药。现存《彻药院方)系宋金元三朝御药院所制之成方配本，大多是搜集金元及宋的宫廷秘方，多为配制丸、散、膏、丹之类成药的医方，不少方剂为一般方书未见者，是名符其实的宫廷秘方。
《瑞竹堂经验方》为元代萨得弥实(一作沙图穆苏)撰。原书15卷，按疾病分为15门。
元代李仲南汇集古人医书，于至顺二年(1331)撰成《永类钤方》22卷，该书以医经为本，详列外感内伤诸病，尤重骨伤科，在体例上以脉、病、因、证、治为“五事’，钤而为图，贯穿彼此，互为发明，使人一目了然。
与李仲南不同，危亦林是医学世家，他积祖传五世分科习业的经验，撰成《世医得效方》19卷。在该书中毫无保留地公开了大量秘方，是难能可贵的。除搜集古方和整理家传方外，危亦林还注意博采民间验方，在该书中记载了很多劳动人民发明的简便易行的单验方。全书共载各种方剂3000余首，可说是现存元代方书中的巨著了。
元末出现了一部特殊的医方集《回回药方》。该书是一部中外医学交流的产物，是一部回回医学传人后在蒙古和元代百余年同汉族医学、蒙医学、维吾尔医学逐渐汇合而有明显的阿拉伯医学特点的医学著作，因元代大都(北京)和上都(多伦)设有两边回回药物院，或许《回回药方》为该机构的处方集，尚须新的史料证明。《回回药方》中大量阿拉伯药物，也有象牡丹皮、巴豆、当归、细辛、知母等中国特产药物，还有一些由阿拉伯经中南亚、欧洲、非洲传入，早已被中医习用的中药，如无花果、石榴、安息香、乳香、没药等，书中残存医方涉及内、外、妇、儿等科，还有制药技术的记载，其中对骨科的记载尤为突出。金元时期的方书还有金代赵大中编辑的《风科集验方》共28卷，载方632首，后经赵素增订，增至1900余方，成为风科最完备的著作。此外有释继洪的《岭南卫生方》和《澹寮集验秘方》，分别为论述山岚瘴气治法及生平历效方剂。还有艾元英《如宜方》、王东野《集验方》、元好问《集验方》、孙允贤《类证南北经验医方十戒》等等。

 

[cd小草]

我国古法医学为今时刑侦类案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花香丁]

第七节 少数民族医学史

一、藏医学
藏医学在公元八世纪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与当时的政治经济形势是密切相关的。从吐蕃王朝的统一，到赤松德赞藏王执政的二百多年间，社会经济高度发展，政治形势稳定，为藏医学的发展提供了较好的条件。
在后弘期里，佛法大兴。孟加拉高僧阿狄夏除从事讲经外，他也深谙印度古代医学，在西藏亲自传授印度的“医学八支”，对于藏医学的发展起十分明显的影响，他曾编译《头伤固定外科手术治疗》等著作，也是这一时期医学发展的一个特点。
这段期间里，西藏的医学有几个特点，值得特别提出。
首先，是较大量地翻译印度医学的著作。出现了一位著名的藏族译师洛青·仁钦桑波(958~1055)，他将当时阿狄夏带来的书都译成藏文，这些书有古印度的医学著作《八支集要》及其注释专著《月光》，另外，重要的印度医学著作《八支集要自注》也由藏族译者宁保·益格仁钦、玛鲁·热巴须努、益古格隆·夏甲洛珠也与天竺学者达玛希瓦尔玛合作共同译出。通过这些活动，古印度医学的八支学派内容才开始在西藏流传，并与固有的藏医学结合起来，仁钦桑波还培养了许多弟子，成为藏区的名医，这些人包括娘德桑给扎、释连益西穷乃、吾曼阿纳、芒木曼尊。在这四人当中，芒木曼尊最为突出，整个卫藏地区的医生都前来拜他为师，在这些弟子之中，芒卡其吉比较有名，他又与自己的弟子响顿西布·土吉赤卫共同编写了一些医学著作，包括《知识总纲·幢顶闪光》、《领会章节内容钥匙》、《消除魔障疑难雷轮》、《八支词意详释珍珠串详本·略本》、《亲传实践·老妇直接讲授甘露滴》等等。由他们的弟子辈们又写出了不少医著，使藏医学得到一些发展，这里值得提出的有后面两人培养的弟子藏堆玛贡布编写的《纪要》、《精要》；其再传弟子象雄的巴西绕沃(又名考洛杰布)的《佛陀总纲·金库》等，传授给宇陀·加嘎多吉，其继承的范围是很广的。
其次，是关于新的出土医书不断出现，在藏区，把从隐藏的地方发掘出土的经籍或法器称为“伏藏”。有关“伏藏”的原因，说法不一，总之，多是在赤松德赞之后被埋藏的，这一时期有很多吐蕃王朝写成的医书，不断被发掘出来。其中如定日地区掘出的莲花生编的《精华甘露瓶》，在洛扎地方出土的《茅膏菜养生方》，在达旺地方出土的《医药甘露宝瓶》，在隆子地方出土的《救命甘露》等等，但最具重大意义的当推从桑耶寺宝瓶柱下取出了赤松德赞时期埋藏的《四部医典》。
宇陀萨玛凭他的医学功底，以及在印度、尼泊尔等国家游学时所积累的经验，对《四部医典》做了十分深入的调查研究。由于这部书著成以后，西藏的社会经历了变化，已过去了四个世纪。有许多新的著作、人物问世，积累的经验也很多。于是，他对老宇陀的原著进行了一些注释性的补充和修改，使其内容更加充实。为了弘扬《四部医典》的奥义，宇陀萨玛还自己撰写了一些著作，其中有《四续亲阅》、《十万拳头》等医著。他所增订的《四部医典》已经成为后代《四部医典》的定型。
最后，就是这一历史阶段的萨迦王朝的医学发展，以昌迪家族的医学成就为其突出特点。昌迪家族家传的密诀医籍为《甘露引渠》，后来整理成为文字材料，称成《昌迪·花卷》、《红卷》。经数代发展，到十三世纪，昌迪·加佩桑布继承父业，练习医学八支的正文及注释。他著有《后续五部实践小卷》、《治小儿妖魔》，并在萨迦传达室授《四部医典》医学八支等方面的教导。他的小儿子名昌迪·班登措吉是这一时期较有影响的藏族名医。他为这一时期藏医学的发展做出许多贡献，功德无量，他的医学著作大小共十八种，其中较著名的有《八支总纲》、《经义注疏医学大纲·知识明窗》、《释难玛拉呀》、《根本续注释·续义明窗》、《释难后续注择·三理明辉》、《脉经广注阳光》、《水经注词义明释如意宝》、《后续配药例图》、《体腔区位线分布明灯》等。还有《解剖明灯》、《药物蓝图》等。其中除对《四部医典》的创造性注释和发挥外，对人体的解剖和药物图谱的编绘，也都有独到之处，为后世藏医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昌迪，巴登杰赞是斑登措吉的侄子。他从后者的教益中得到六种白色配方，把它们收集在一起，编著了《诀窍金升》和《银升》，也是萨迦时期的重要著作。
除昌迪家族之外，这一时期的医家还应当提到阿里芒隅的噶玛·让穷多吉(1284~1339)。他著有一部《药名海》，是经典性的药物学著作，全书共载药830多种，为后代医家所推崇，经常予以引用。另外，藏历第六绕迵木牛年生于后藏地区昂仁县沃边拉孜的唐东杰波(1361~1485年)，终身全心全意为藏医事业献身，珀东·斑智达吉美扎巴(1375~1451)，著有《婴儿疾病治疗法》、《儿病治疗莲花珍链》；1405年达仓译师协绕仁钦也著有包含医学史，医药学总义的《贤者意乐》和实用药物精选著作《手到病除》、《文汇总汇》等，都是很有影响的藏医学著作。
二、蒙医学
由于文献资料的缺乏，关于早期蒙医学的历史很难做出系统的研究，目前只有一些零星片断的记载，做为早期蒙医史的参考。
大约在秦汉时期，蒙古族的祖先就会制造极其简陋的茅庵，蒙古族称为“茅草安布拉”(《蒙古秘史》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84，蒙文版，第27条)，这是人们为了躲避野兽侵袭在树杈上营造小屋。以后，逐渐过渡到适合游牧生活的毡包(即蒙古包)、篷车。
对环境卫生，当时已知道要保持水井、挤奶场附近的卫生，严禁在其附近随地大小便。
在个人卫生方面，蒙古族人也早就知道洗手洗脸，凡早起必先洗手洗脸，饮食前也要求洗手洗脸，外出时各人随带碗筷。在十三世纪左右，人们已经有戴纱布口罩的习惯(《马可波罗游记》中华书局，1955，34页)，在挤马奶前，都要求先洗手，挤奶桶也要求用沸水洗涮。
随着医药卫生习惯的萌芽，医药知识也积累起来了。应该说，这个时期的蒙医学还缺少系统的理论知识，而只有初步的理论萌芽。
十四世纪时，古印度的寿命吠陀医学的某些内容随着佛经传入内蒙而输入，如印度的《金光明经》就是在此时由当时著名翻译家希日佈僧格参照畏兀儿和藏文而译出的。在这部流传甚广的佛经中，第二十四章为《养生八吠陀经》。其中有：“治疗赫依(气)症、希拉(胆)症、巴达干(痰)症和聚症”的内容，这说明，当时已经有古印理的医学内容传入。这部佛经中对这三种病症的发作时间、治疗这些病症的药物的性能、品味，六时(即印度的六个季节)病症，也都有所涉及，与此同时，古印度的四大元素学说，即土，水、火、风也随之而来。这些终于与蒙古医学朴素的理论结合在一起，成为蒙医学中最基本的理论内容。
在这一时期，蒙医学的实际医疗积累了十分丰富的经验。尽管萨满教巫师这时还掌握一定的医疗技术，做为他们谋生的手段，但广大民间以及专业人员还是在实践中与疾病进行斗争，使蒙医学的内容逐渐丰富起来了。这些医疗实践经验大致有如下这几方面：
(一)饮食疗法：
蒙古族的祖先过的是游牧生活，他们的食物自古以来就以动物性的食物为主，最主要的是肉食和乳食，肉食与乳食都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更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保存、制作乳食品的技术对于改善身体营养状态，提高体质的作用。据史书记载，蒙古族的祖先匈奴人早在汉代就已经知道酿制酸奶和制造奶酪，用奶酪救治急症的一例。这种方法在民间也是流行的。
蒙古族古代有“病之源，食不消；药之源，百煎水。”的谚语。百煎水是即经煮沸多遍的开水。这些都是简便的饮食疗法，与生活习俗密切相关，但最能反映蒙古族饮食疗法的精华的，当推元代饮膳太医忽思慧的《饮膳正要》。
(二)急救治疗及脏疗、皮疗等：
由于蒙古族过的游牧生活，特别是在战乱期间，战争外伤、摔伤等等，是很常见的，这就促成蒙古医学中的外伤急救治疗，包括骨折、脱臼等骨伤科，以及因疼痛、失血、脑震荡等一类疾病在蒙医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据有关文献的记载，就地挖掘坑穴，以急救失血或昏迷患者，从汉代匈奴开始即已应用，如苏武在匈奴地区自刎后用此法急救，武威汉代医简也有类以记载。
蒙医还有传统的瑟必素疗法、皮疗法及脏疗法。瑟必素指食草类反刍动物附胃中的食物，取出后，趁热把它敷在患处，以治疗寒冷症，皮疗法则是将动物杀死后，剥其皮并趁热将皮贴在患肢患处，也有驱寒散寒的作用，甚至妇女子宫寒症，也可蹲坐于动物附胃上以散寒。
蒙医脏疗法与上述两种治疗的原理相似，只是把瑟必素中的反刍胃中的食物或动物皮疗改为用动物的五脏。把新宰的绵羊等动物内脏趁热敷在患处，如把新宰羊的双肾敷在患者双耳、肝脾敷在肝脾部位。也还有利用动物的内脏内服治病的，这实际上属于脏器疗法的内容。
与此相类似的，还有一种急救术，即将病患者纳入动物腹内。这种疗法可能是前述的掘地为坑烧热后放入病人急救的发展。如成吉思汗时期其大将军布智儿“从征回回、斡罗斯等国，每临敌必力战，尝身中数矢，太祖亲视之，令其拔其矢，流血闷仆几绝，太祖命取一牛，剖其腹，纳布智儿于牛腹，浸热血中移时遂苏。”(《新元史·布智儿传》第26卷，中华书局)。
(三)针灸、按摩、放血等疗法：
针刺术在蒙医学中也占有一定的位置，在内蒙多伦地区发现的石器时代的石针，伊克照盟发现的匈奴时代的青钢针，都说明蒙医学早已有针术的应用。但由于文献的缺乏，难于断定当时针刺术的具体内容，不过用针刺放血治疗，则是是蒙医治疗中常用的一种方法，藏医著作《大宇陀传记》中就写有“来源于蒙古地区的放血疗法”的内容，说明蒙医的放血疗法起源是很早的。
火灸疗法起源较早，在广袤的草原上，尤其是严冬，牧民们十分需要火的温暖。蒙古族的祖先很早就学会用火，提高了身体的健康水平和保健。在实践中知道用火来温烤身体病痛的部位。后来，灸法就被称为“蒙古灸法”，如藏医的《由部医典》就有“蒙古灸法”的记载。据载，这种方法是将“小茴香拌油加热后用毛毡包扎”的一种热灸法，传统的蒙古火灸法用具是火镰、燧石、白山蓟绒三种，最早期用的并非用艾篙。
至于按摩术，蒙古族人民用得也很普遍。后来，用来按摩的还有黄油或其他油类。按摩时，有的用银碗，或直接把奶或油涂手掌上，进行按摩。银碗是一种没有底座，近乎半球形的碗，用圆滑的底面按摩。
(四)药物治疗：
早期的蒙古族人民用来治疗的药物，是取自广阔草原和大森林中的现成的自然赐予。直至十三世纪，还没有有关蒙药的专门著作，而只是在其他的一些著作中，提及一些有关蒙药的内容，如《饮膳正要》中提到的赤赤哈纳，就是沙棘，已经提到如何做成膏剂的方法。大黄也是常用的蒙药，如蒙哥可汗的胡图克皇后就曾接受大黄药浴的外治。再如蒙古地区的特产肉苁蓉应用也是极普遍的。《饮膳正要》、《瑞竹堂经验方》等书中均已提到。其他植物药还有八旦杏、人参、杏仁、甘草、山枣、百合等。
三、维医学
(一)西辽时期的回鹘医药
我国北方少数民族契丹族于916年建大契丹国，938年改国号大辽，其西境直达叶塞尼河上游，与高昌回鹘、喀喇汗国接邻，互相贸易十分活跃，其上京汉城因之设有“回鹊营”。回鹘文化甚至景教(基督教)亦于此时传入辽地。
这时期的回鹘医药文化有了更多成分和溶合。塔里木盆地南缘还出现了一个出色的医学家艾拉·伊丁·穆罕默德·和田尼，他出生于和田伊里奇肩波孜热纳村，就学于和阗，后到喀汁、布哈拉深造，并拜师访友，成了一个博学多才的医生。后来积多年亲身体会和经验，写出了《医学结晶》等许多医学著作，他还在当地开办的经学堂教授生徒，培养了许多医生和科学家。但至1211年，屈出律夺得岳父的西辽政权后，所有书籍被烧毁，医学典籍遭践踏。
(二)元蒙时期畏吾儿医药
1217年，蒙古军队进击屈出律，回鹘成为成吉恩汗西征欧亚大军的组成部分；元蒙帝国中亚、西亚、包括新缰西州移民和宿卫既多，阿拉伯医药更加快了传布，1263年爱薛掌管西城星历、医药二司，1270年设广惠司，皆与此有些关系。
这时期塔里木盆地基本倾向于稳定，医学也受到重视。喀什、莎车等地的学堂教育日益兴旺，还建立起专门的医疗机构，并鼓励医生们著书立说及从事翻译工作。阿拉伯、波斯文中的《提比·玉素夫》、《考黑日·哈日考才夏》等书被译成察合台语；由撒马尔罕人著成的《鲁则提沙怕》(《察合台医生历史》)是用察合台语写成的。还有许多医书手抄本印有国王印玺。根据当时著名诗人阿不都热衣木·纳扎里的诗著记载，汗国后期在塔里木盆地成长起来的著名医生努肉孜阿訇，一生中培养了许多徒弟，他擅长利用当地草药为患者治病。后半生行医于麦盖提，那儿的人民对他的墓地十分崇敬，称作“努肉孜阿訇寝陵”。
当时非常出名的用察合台语写成的长诗《古里与努诺孜》及后来的《赛卡克诗集》等中也都赞美了畏兀儿的医师和药物。
米尔咱·马黑麻·海答儿是一位军事家、文学家，同时也是医学家，博学多才，熟悉医术方药。擅长外科手术。
四、傣医学
元代，我国傣族聚居的大部分地区，已进入了封建领主经济的社会形态。元世组忽必烈在云南开创土司制度后，傣族封建领主的世袭统治制度得到了中央政府的法定认可，从而使傣族社会内部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获得了相对的独立和稳定，这种社会状态一直保持到清代。上述这一较为封闭的社会环城，更加之地处边远交通不便的地理因素，这是傣医学作为一种独特的传统医学体系得以长期保存和发展的历史环境。
傣医学在经历了漫长经验医学积累的过程后，至元代已逐渐地向理论医学阶段过渡。出现了有文字记载于贝叶上的具有系统医学理论的典籍及临床医书，对于元代以后傣医学理论的形成，与这一时期中佛教文化在傣族社会内的传播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傣医学理论形成的另一重要因素是傣文的出现。傣族传统医学随着傣文的发明，已从对疾病的感性认识向理性认识的阶段过渡，其医学经典理论，多混于经书之中，如《巴利藏经》中的“三比达嗄”。《经藏》中的“苏典打”，《律藏》中的“惟乃”。《论藏》中的“阿毗倘玛”等都是有关傣医学理论的记载。其中尤以“阿毗倘玛”记载最多。而有关系统论述傣医学基本理论的第一部专著，则是《嗄牙桑卡雅》。
《嗄牙桑哈雅》是傣医学的理论基础。该书阐述了傣医学对人体生理解剖学、胚胎学的认识，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在论述组成人体的要素以及与自然的关系是，世界是由风、火、水、土(傣语为塔、都、档、西)组成的，人体内也是由这四种基本元素所组成。人体的健康，即是体内四种元素自身的平衡并与外界四种元素平衡的结果，而一旦四种元素的平衡失调，就会发生疾病。如火盛则发烧，水盛则浮肿，风盛则四肢震颤，而土盛会出现冰冷，在对待人与自然，疾病与环境的关系上，傣医学根据傣族所生活的热带和亚热带气候特点，结合傣历一年三系，每系四个月的季节划分(傣历的三月相当于公历的一月)，得出了当地冷季、热季、雨季三个不同季节的发病规律和疾病特点。
傣医学中另一部值得提及的临床经典专著为《档合雅龙》，该书产生于公元1323年，全书在总结傣医临床实践的基础上，结合《嘎牙桑卡雅》的理论基础，论述了傣医关于人体肤色与血色，药性与肤色，年龄与药力药味的关系，运用相生相克的辨证法来指导疾病的诊断与合理用药。该书可为傣医学临床的经典专著。
傣族聚居地热带、亚热带的地理气候环境为傣医学提供了极为丰富天然药物来源，更有当地特有的野生动、植物药物。建立在理论基础上的傣医学，临床用药约有一千余种，可分为植物、动物及矿物三大类。按其药物的性质和作用可分为热性药(傣语称雅黄)；凉性药(傣语称嗄因)：平性药，按药性又可分为酸、甜、咸、苦、麻、辣、香等七味。在药物使用上按照傣医的理论，使用复方组成，一方少则二，三种，多则三十余种药物不等，有专方治病的，也有一病数方的。
关于傣医学临床实践的记录则是大量散播于民间的医学手稿，这种手稿称为《旦哈雅》、《丙利雅》，医学手稿记录和总结了傣医们长期以来积累的，对其傣医学理论实践的经验和认识；有趣的是，傣族社会内(解放前)并没有专职的傣医，傣族青少年进入佛寺当和尚。在佛寺生活的数年间，在接受宗教教育的同时，不仅学习了傣文，而且获得了本民族的传统文化，这其中含有傣医学的基本理论知识。还俗后，一些对医学感兴经的人，凭着从佛经中所获得的傣医理论，再运用流传于民间的医药手稿，而从事业余的医疗活动。这种医药手稿从而得到不断的相互传抄，在传抄中又不断地加以各自的补充、修订。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丰富其手稿的内容，这种医药手稿从不署传抄者的姓名，这是因为对信奉佛教的傣族社会来看，傣族医药既然是佛主所创造的，在手稿上署上自己的姓名，是对佛的极大亵渎，这是不能允许的。
从上述关于傣医学简要历史，可见傣医学理论的出现约在元代，可以认为，傣医学是印度医学、汉族医学与傣族本民族医学三者有机融合在一起的独特民族医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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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军事医学

辽、西夏、金及蒙古诸族，都长于骑射，实行部族全民皆兵的征兵制度，建国后也征用汉族及其它民族为兵，实行征兵制为基础的世兵制，父死子继，世代为兵，称为军户。
一、正骨金镞科的独立
宋代医学中与军事医学有关者，为“疮肿兼伤折”、“金疮兼书禁”两科。金代继承了这一制度，至元代“正骨金镞”成为独立的学科，与“疮肿”及“祝由书禁”分开，三科并立。这一方面，因为这一段时期战争频繁激烈，宋、辽、西夏、金、元之间相互兼并，更有甚者，元朝曾以武力征服欧亚，战争中多伤亡，必将促进战伤外科临证医学的发展。少数民族以骑兵为主，在战争时经常发生骨折损伤及箭伤，元代正骨金镞科的独立，很明显地是为了服从战争的需要。
二、士兵的选择
契丹、西夏、女真与蒙古，均以北方少数民族而统治中国。他们都是游牧民族，生长鞍马，多为骑兵。人民每日逐猎，上马则备战斗，下马则屯聚牧养，可以尽著军籍。
金代对士兵的选择已有规定。据《金史·兵志》载：“凡选弩手之制，先以营造尺度杖，其长六尺，谓之等杖，取身与仗等，能踏弩至三石，铺弦解索，登踏娴习，射六箭皆上垛，内二箭中贴者”，“又选亲军，取身长五尺五寸，善骑射者。猛安、谋克以名上兵部(金代军制，每25人为一谋克，四谋克为“千户”猛安为千户长)，移点检司、宣徽院试补之”；“又设护卫二百人，近侍之执兵仗者也，取五品至七品官子孙，及宗室并亲军诸局分承应之人，身长五尺六寸者，选补试之”。可见金代继承了宋代的选试办法，对士兵的身体素质和技艺已很重视。
三、伤病员的医疗
元代军中有医工从征，他们可以亨受免除徭役或赋税的优待。如《元史·成宗本纪》载：“元贞元年(1295)三月，诏免医工门徭”，及“大德七年(1303)冬十月己丑，诏从军医工止复其妻子，户如故”，金元著名的医家如张从正及罗天益等都担任过军医。在罗天益《卫生宝签》一书中，曾记载他在宪宗余年(1258)从征扬州时，治疗被俘宋军中流行的传染时气。
大德元年(1297)诏诸行省谨视各翼病军。中书省议：诸翼屯戍军人，果有残病者，合于本名应请月粮内，减半支付新米粥养病。大德三年(1299)十二月，规定病军除月粮外，另支新米一斗，煮熬粥饮，将养病军。大德十一年(1307)十二月，诏和林、甘肃、云南、四川、两广、海北、海南、左右两江镇守新附军人，除常例外，今岁量赐衣装，远方交换军官、军人、往还行粮依例应付。患病者官给医药，死者官为埋瘗，各处正官亲临提调，毋致夫所。延祐七年(1320)十月，和林、甘肃、云南、四川、福建、广海镇守新附汉军，除常例外，每名除布一匹，病者官结医药，死者给烧埋(均见兵部卷之一典章34军役)。
元代对战伤的救护也有其独特的经验。如《元史》载布智儿、郭宝玉、李庭等中箭及炮伤重，均剖牛腹置热血中而苏醒；张禧身中十八矢，得血竭饮之而生。《蒙古秘史)等文献，还载有用烧红的铁烙止血术治流血伤口，用蒸汽热罨的活血方法治疗内伤，用牛羊瘤胃内反刍物作热罨疗法，及用热血浸疗治愈而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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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节 中外医药交流

一、与阿拉伯国家和地区的医药交流
1206年蒙古国建立后的三次西征，给各国人民及本国人民带来严重灾难，但也开通了东西方交通的宽阔大道，在客观上对与阿拉伯医药交流的发展增加了很大便利。同时，为适应自身生存与军事扩张的需要，蒙古军队对包括医生在内的各种匠艺人员采取了一定程度的保护措施。蒙古统治者在所征服的地区征召医生为自己服务，这样，在当时蒙古最高统治者周围就逐渐集聚了一些著名的中外各族医生，如为蒙古太组成吉思汗(1206~1227年在位)服务的就有信奉景教的回回医生，诸多域外回回医生以医药服侍于蒙古统治者，这本身就是中国与阿拉伯医药交流的一种体现。而且，按照常理，回回医生与汉族医生既然同时服务于蒙古统治者，相互之间应该有直接接触，也可能进行过某些医药方面的交流活动。
在当时来往的一些使节中，世颇有本身即为医生或留意于医药者。如1254年由鲁本国(今日土耳其)派遣东往觐见蒙古宪宗蒙哥的使节叔札乌丁，就是一名医师，其后不久，有中国使节常德自和林(即哈喇和林，窝阔台于1235年建为蒙古国国都，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厄尔得尼召北)西行觐见旭烈冗，由刘郁撰《西使记》记其事，书中记载了一些关于回回医药的见闻，增加了当时中国人对回回医药的认识。书中所载的阿只儿、阿息儿、奴哥撒儿三种回回药物，后来《本草纲目》即据以收录。
忽必烈统治时期(1260~1294)，继承并扩大了成吉思汗以来所推行的重视医学，积极对外开放以及对各种宗教采取的兼容并蓄、广事利用等政策，使中国与阿拉伯的医药交流得到了较大的发展。
元廷专设有“西域侍卫亲军”等主要由回回人组成的侍卫部队，为了满足大量回回军士的医疗需要，以及处理回回药物的输入等有关事宜，忽必烈时期先后设立了西城医药司、京师医药院、广惠司、大都(忽必烈定为元都，今北京)与上都(即开平，元夏都。今内蒙正蓝旗东)回回药物院及回回药物局等6个回回医药专门机构，这些机构的创始者是来自叙利亚西部的拂林(东罗马帝国)人爱薛(‘Isa,1127~1308)。爱薛是唯一在《元史》中立有专传的回回医家，他及其家人在元代为回回医药在中国的传播起有重要作用。
除了回回医药专门机构外，在太医院、典医监等中国传统的医药机构中，也先后有野里牙(爱薛长于)、铁树、曲抠等多名回回人土人仕并担任领导工作，说明回回人士在元代医政机构中的影响是较为广泛的。全国统一后，中外交通一度极为畅通，出现中外各民族的大迁徙和广泛的民族杂居现象。除在元廷任职外，还有很多回回医生散居中国各地，在民间行医或卖药。在元人的诗文笔记中，记载着不少赞誊回回神医奇药的篇章，足见其影响之广泛。
元代回回药物输入的途径之一，是诸汗国的“进贡”。伊利汗合赞、不赛因诸王先后多次遣使向元廷进贡，在所贡物品中，回回药物占了很大比重，其中多有珍奇之品，如1332年10月，不赛因“遣使贡塔里牙八十八斤”，即属此类。1320年7月回回太医进药“打里牙”(即塔里牙)，一次酬其值竟达15万贯之巨，其进药数量之大足以想见。上述药物的进贡，由于一般均从元廷领取大量的回赐，实际上带有贸易的性质了。
忽必列时期采用的促进农业和工商业发展的经济政策，直接或间接促进了中外医药交流的发展。如对外贸易的繁盛，直接带来了与阿拉伯、东南亚等地的药材贸易的兴旺，这不仅是元代中外医药交流的一个重要方式，而且也成为元代中后期这种交流的一个显著特点，元代的对外贸易分陆路和海路，在南宋灭亡以前，陆路贸易是重要的。沿着古代的丝绸之路，商队络绎不绝，通向中亚、西亚和黑海北岸。回回商人是当时对外贸易领域中最活跃的势力，回回药物是他们经营的主要货物之一，有不少回回商人还直接在各地以卖药为业，这种习俗一直延续到元以后。元代统治者对回回药物很感兴越。如自波斯等地运入的橄榄油，他们“皆以重阶收买之，宝藏之，视若无上之药物”，在《回回药方》中可看到不少方剂内运用此药。回回药物输入的另一途径是经海路。据元人汪大渊《岛夷志略》记载，当时中国商船在同波斯湾地区的贸易中，运回不少药材，如甘埋里(今伊朗哲朗岛)的丁香、豆蔻、苏木、麝香；挞吉那(今伊朗塔黑里一带)的水银、硫黄，加里那(今伊朗西南沿岸)的水银、苏木；波斯离(今伊拉克巴土拉)的大风子、肉桂等。元代大量回回药物的输入，及一些回回药物在实际中的应用日益广泛，促进了当时人们对回回药物的认识和研究，某些回回药物并为中国本草学所吸收。逐渐华化为后世所习用的中药。《饮膳正要》在药物方面，也注意“本草有未收者，今即采摭附写”，收载了马思答吉、必思答等一些回回药物。
除药物外，当时还有大量回回方剂也输入中国。《史集》提到，当时有一些峻烈的蒙古药剂，被称为“合只儿”，这一名称的语源来自“合迪儿”。而“合迪儿”一词为阿拉伯语“伟大”、“强盛”之意(《波其》拉施特《史集》余大均、周建奇译，第一卷，第一分册，第三1版，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201)，显然，这类药剂与阿拉伯医药有着密切关系，在《饮膳正要》、《回回药方》等医著中，尤其是后者，更收录了众多的回回方剂。又如当时蒙古统治者对一种原产于回回地面的校称为“舍儿别”的糖桨制剂很感兴趣。我们知道，糖浆制剂、果实浸剂等是阿拉伯医生在中世纪时的药物实用领域中获得的重要成就，并为阿拉伯医药中习用的药剂。舍儿别即属元代时兴的此类制剂，当时因果品取用之便，元廷下令在闽浙、云南等地专门制造，并作为地方贡物而源源不断输入中原。舍儿别一类制剂，至清代赵学敏《本草纲目拾遗》中尚有记载。现存《回回药方》，(残卷)是研究元代中外医药交流史的一部值得重视的著作，它较为充分地反映了有元一代中外医药交流，尤其是与回回医药在临证实践方面交流的丰硕成果。书中载有一些古回回医人姓名，从现存残卷辫识统计，共约20名左右。这些古回回医人中多有中世记时著名的阿拉伯医药学家。《回回药方》不但是一部反映元代与阿拉伯的医药交流的总结式著作，实质上也是世界范围内东西方长期医药交流与融合在中世纪末的一个宝贵总结，是研究世界医药交流史的一部值得重视的中国医药文献。
在回回医药传入中国的同时，中国传统医药也在元代西亚、西南亚主要的伊斯兰国家伊利汗国广为传播。旭烈兀西征时，曾征调汉人匠师上千人随征，其中包括许多中国医生，并带去了中国的医学、历算等各类书籍，这些医生有不少人后来留在伊利汗任职，伊利汗国建立后，伊利诸汗十分注意吸取中国科学、医学、艺术和史学的成就，并对中国文化的西传充当了重要的媒介。1295年，阿鲁浑子合赞继任第七位伊刊国汗，他非常重视与元朝保持密切关系。合赞年功时即受过中国文化的熏陶，及长，通晓中国史事，并略知汉语。他颇有医药知识，熟悉植物及其功用，了解中国特产的草药。合赞患病时，常让中国医生治疗，他还注意招致中国学者帮助伊利汗国发展科学文化，如当他命令纂辑《被赞赏的合赞史》一书时，曾由拉施德丞相招致中国学者李大迟与倪克孙二人协助工作，合赞汗的继任者完者都汗继续遵循了合赞汗上述发展经济文化的各项政策。
伊利汗国著名的政治家、医生兼学者拉施德(Rashid al-Din al-Hamdani，拉施德·阿尔丁·阿尔哈姆丹尼，1247~1318)，为中国医学在伊利汗国的传播付出了辛勤劳动。约于13世纪末、14世纪初，他主持译编了一部波斯文的中国医学丛书《伊利汗的中国科学宝藏》，参加编译工作的医生和学者，有波斯人、汉人和波斯裔中国人。这部丛书包括四部中国医著的译本，第一部是《王叔和脉诀》的全译本，说明此时阿拉伯医学对中医脉学的了解较前代更为深入。后面三部书分别介绍了经络针灸、本草、疾病防治与养生等内容(参岳家明《中国医学在伊朗》中华医史杂志1981：14(1)：28)。这部丛书是较早由域外医学家和学者在政府支持下有组织地译编的中国医学专著，它不仅对当时波斯人民了解中国医药文化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在中国医学向西南亚伊斯兰地区的传播史上具有较为重要的意义，也是古代中国与波斯地区各族人民友好往来的历史见证之一。
多种中国药材也在蒙元时期输往阿拉伯国家和地区。著名的阿拉伯药学家拜塔尔(1197~1248)所著的《药用植物大全》中。首次收载了大黄、姜、新疆源柏等中药。大约在13世纪，蒙古人通过西夏和畏兀儿地区，将饮茶的习惯传到了亚洲西部。前往波斯湾地区贸易的中国商船，运去不少药材。
元代中国医学在伊利汗国的传播，加强了中国医学在阿拉伯地区的影响。元亡后不过半个世纪，郑和曾三至波斯的忽鲁漠斯一地(今位于伊朗东南部的波斯湾旁)，发现该地“医卜、技艺皆类中华”(清·张延玉等《明史》卷326，PS153，第三者版，中华书局点校本，1976)，这种现象显然与元代中国医学在当地的传播分不开的。另一方面，由于伊利汗国是当时东西方交流的枢纽之地，而阿拉伯医学又吸收了一些中国医学的内容，因此阿拉伯医学还成了向欧洲传播中因医学的重要媒介。
二、与欧洲、印度、非洲的医药交流
此时期中国与阿拉伯诸国并通过这一途径与欧洲各国医药交流频繁，元代蒙古人西进与欧洲人多次交战，此时西方诸国也曾派遣传教士来华，并在北京设有主教和教堂。这一切都促进了东西方医药的交流。法国传教士卢白鲁克受法兰西国王圣路易之命，出使挞靼诸王之廷，他著有《纪行书》，其中谈到了中国的风土人情和医药情况：他本人原通医术，曾在教堂中为平民百姓治过病。
元蒙时把西方来的医师和阿拉伯医师视同一体，因为中古时代的阿拉伯是沟通中亚与欧洲文化的渠道，很多希腊文译成阿拉伯文，从某种意义上说，当时阿拉伯和欧洲的科学文化是融为一体的。因此传入中国的回回药中有阿拉伯医药成份，但更主要的还是希腊、罗马医学的体系。
三、与朝鲜医药交流
契丹、女真聚居地与朝鲜直接接壤：据《高丽史》载，在古代，契丹与朝鲜、女真与朝鲜之间经常不和，也有修好之时，修好之时互贡方物，进行文化交流。
元代，中朝两国之间的医药交流比较密切。两国之间互派医生诊病传医术。元世组至元十二年(1276)八月，元帝遣德新等医生抵高丽王宫，至元三十年，(1293)十一月，高丽王派将军高世来中国向元帝请求派医生，同年十二月，元帝派太医姚生赴高丽。元成宗元贞三年(1297)六月，元遣太医王得中、郭耕去高丽。元末，中国河间人李敏道去高丽留居，高丽授予他为典医正和尚山君，于1395年在朝鲜去世。朝鲜也派医生来中国从事医疗。元世祖至元二十二年(1296)三月，元世祖帝有病求高丽派良医。高丽先后两次派尚药侍医薛景成来元朝廷，为元帝治病，对此，元世祖帝“赏赐甚厚”。
医事制度方面，高丽忠烈王沿用元制，在司医署里配备“提点”二名，给银印。元代的征东行省里设了医学提举司，一个时期由高丽医人担任了这个司的官职。
元代两国之间的药材交流比较频繁。据《高丽史》载，元世祖至元年间，成宗贞元、大德年间以及顺帝至正年间，高丽忠烈王和恭愍王先后八次遣使来中国向元朝廷献人参、松子、木果、榧实等药物，元朝廷先后九次向高丽王惠赠葡萄酒和香药等药物。元世祖中统八年(1267)九月，元世祖患脚肿病，闻见阿吉儿合蒙皮(一种鱼皮)做的鞋能治此病，故派必暗赤廉孛鲁等9名使者去高丽求此物，高丽元宗王将17个阿吉儿合蒙皮赠送元使。在元代，高丽通过中国输入引沉香等南国产药物。据《高丽史》载，元惠宗年间，浙江、江苏一带的地方官张士诚、张国珍、王晟等人经常向高丽赠送了沉香等南国药物，烧酒蒸馏法也是在元代传去朝鲜的。
四、与日本的医药交流
元朝对日本的海禁不严，甚至颇为宽大。日本方面，商人来华颇多，无名僧人更多，且皆为搭乘商船到华，由政府派遣者不多。这些商船贸易以织物类为主，但香药自古仰仗中国供给，这个时代自不例外。
此期间，日本国内有名医于嘉元元年(1303年)撰《顿医抄》50卷，正和四年(1315年)又撰《覆载万安》62卷(刘伯骥《中国医学史》第671页，华岗出版部出版，台北，1971年)，内容与《医心方》相近，据说其自称读方书二百余部、二千余卷，皆汉魏唐宋经验之方，加以试效而纂集并附己意而成。内容大抵引述宋以前中国医籍，而新奇疾病名目增加，病理主探五运六气学说。又有僧有邻于贞治年间(1362~1367年)撰《褐田方》12卷，集和汉医著100余部，亦蔚为大观。
五、与东南亚各国的医药交流
据《大越史记》所载，元代针灸医生邹庚到越南行医，治病神验，被誉为“邹神医”。官至宣徽院大使兼太医使，元世祖也曾数次赠医药于安南国，《新元史》记载占城输入中国的药物有犀角、龙脑、沉香、乳香、豆蔻等，1291年罗斛国(今缅甸)遣使入贡犀角、龙脑等(明·宋濂《元史·世祖纪》，卷十三)。
元·周达观于元贞元年(1295)随使赴真腊(今柬埔寨)访问，两年后返回，在其著《真腊风土记》中记述了真腊出产的犀角、降真香、豆蔻、紫梗、大枫子油等药。在该书“欲得唐货”中记载了中国的麝香、檀香、草芎、白芷、焰硝、硫黄、水银、银珠、桐油等深受真腊人欢迎和喜爱，该书中还记载了真腊人的医药卫生风俗。如“男女身上，常涂香药，以檀麝等香合成。”“(真腊)国人寻常有病，多是入水浸浴，及频频洗头，便自痊可，……亦有货药于市者，与中国之药不类，不知其为何物。”从真腊国当时癞病(相当于麻风病)流行和对大枫子的药用推测，真腊人已积累了防治麻风病的经验。
六、中外医药交流的评价
(一)中外医药交流，属于跨文化传统的范畴。
不同文化之间互相一旦有了接触或碰撞的机会，此种传通的过程就不可避免地要发生。但是，这一过程的兴衰久暂，却受到其它因素的制约或影响，并不完全是一个自发的过程。中国医学的固有传统体系又具有很大的涵容性，外来医学理论等既无法超越这一体系，也就无从言其冲破。而中医理论本身却有宽广的胸怀和足够的间隙来接纳它们，丰富自己。金元时代外来医药达到最为兴盛的地步，同时也开始了多种医药并存共荣的局面，此实中外医药交流史上一段佳话。
(二)中外医药交流的特点和影响：
首先是交流较之过去空前扩大了。而医家的传播、吸收也比过去更加增多和有效。例如《回回药方》、《钦膳正要》的编纂，既是传播了阿拉伯、回、蒙等族的医药文化，同时吸纳了中医文化，本身就有交流结晶的双重含义。在元代中医药学家与回回医药学家之间，从未未见有互相非议排斥的记载。即使他们也没有怎样合作携手，至少是和平相处的。各自进行的医药治疗，必然也是平等竞争，没有谁压倒谁或谁取代谁的问题，唯取有效之方也。
亦因此，双方在理论体系上均无大的影响。中医药被采纳进回回医药体系构成之中，但不能改变其来自阿拉伯医学理论的基本架构；同样，中医学采用阿拉伯的香药治疗诸法，也极大的丰富了中医学治疗方药，而于理论体系根本毫无触动。互相多是为我所用，取长补短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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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节 中外医药交流

一、与阿拉伯国家和地区的医药交流
1206年蒙古国建立后的三次西征，给各国人民及本国人民带来严重灾难，但也开通了东西方交通的宽阔大道，在客观上对与阿拉伯医药交流的发展增加了很大便利。同时，为适应自身生存与军事扩张的需要，蒙古军队对包括医生在内的各种匠艺人员采取了一定程度的保护措施。蒙古统治者在所征服的地区征召医生为自己服务，这样，在当时蒙古最高统治者周围就逐渐集聚了一些著名的中外各族医生，如为蒙古太组成吉思汗(1206~1227年在位)服务的就有信奉景教的回回医生，诸多域外回回医生以医药服侍于蒙古统治者，这本身就是中国与阿拉伯医药交流的一种体现。而且，按照常理，回回医生与汉族医生既然同时服务于蒙古统治者，相互之间应该有直接接触，也可能进行过某些医药方面的交流活动。
在当时来往的一些使节中，世颇有本身即为医生或留意于医药者。如1254年由鲁本国(今日土耳其)派遣东往觐见蒙古宪宗蒙哥的使节叔札乌丁，就是一名医师，其后不久，有中国使节常德自和林(即哈喇和林，窝阔台于1235年建为蒙古国国都，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厄尔得尼召北)西行觐见旭烈冗，由刘郁撰《西使记》记其事，书中记载了一些关于回回医药的见闻，增加了当时中国人对回回医药的认识。书中所载的阿只儿、阿息儿、奴哥撒儿三种回回药物，后来《本草纲目》即据以收录。
忽必烈统治时期(1260~1294)，继承并扩大了成吉思汗以来所推行的重视医学，积极对外开放以及对各种宗教采取的兼容并蓄、广事利用等政策，使中国与阿拉伯的医药交流得到了较大的发展。
元廷专设有“西域侍卫亲军”等主要由回回人组成的侍卫部队，为了满足大量回回军士的医疗需要，以及处理回回药物的输入等有关事宜，忽必烈时期先后设立了西城医药司、京师医药院、广惠司、大都(忽必烈定为元都，今北京)与上都(即开平，元夏都。今内蒙正蓝旗东)回回药物院及回回药物局等6个回回医药专门机构，这些机构的创始者是来自叙利亚西部的拂林(东罗马帝国)人爱薛(‘Isa,1127~1308)。爱薛是唯一在《元史》中立有专传的回回医家，他及其家人在元代为回回医药在中国的传播起有重要作用。
除了回回医药专门机构外，在太医院、典医监等中国传统的医药机构中，也先后有野里牙(爱薛长于)、铁树、曲抠等多名回回人土人仕并担任领导工作，说明回回人士在元代医政机构中的影响是较为广泛的。全国统一后，中外交通一度极为畅通，出现中外各民族的大迁徙和广泛的民族杂居现象。除在元廷任职外，还有很多回回医生散居中国各地，在民间行医或卖药。在元人的诗文笔记中，记载着不少赞誊回回神医奇药的篇章，足见其影响之广泛。
元代回回药物输入的途径之一，是诸汗国的“进贡”。伊利汗合赞、不赛因诸王先后多次遣使向元廷进贡，在所贡物品中，回回药物占了很大比重，其中多有珍奇之品，如1332年10月，不赛因“遣使贡塔里牙八十八斤”，即属此类。1320年7月回回太医进药“打里牙”(即塔里牙)，一次酬其值竟达15万贯之巨，其进药数量之大足以想见。上述药物的进贡，由于一般均从元廷领取大量的回赐，实际上带有贸易的性质了。
忽必列时期采用的促进农业和工商业发展的经济政策，直接或间接促进了中外医药交流的发展。如对外贸易的繁盛，直接带来了与阿拉伯、东南亚等地的药材贸易的兴旺，这不仅是元代中外医药交流的一个重要方式，而且也成为元代中后期这种交流的一个显著特点，元代的对外贸易分陆路和海路，在南宋灭亡以前，陆路贸易是重要的。沿着古代的丝绸之路，商队络绎不绝，通向中亚、西亚和黑海北岸。回回商人是当时对外贸易领域中最活跃的势力，回回药物是他们经营的主要货物之一，有不少回回商人还直接在各地以卖药为业，这种习俗一直延续到元以后。元代统治者对回回药物很感兴越。如自波斯等地运入的橄榄油，他们“皆以重阶收买之，宝藏之，视若无上之药物”，在《回回药方》中可看到不少方剂内运用此药。回回药物输入的另一途径是经海路。据元人汪大渊《岛夷志略》记载，当时中国商船在同波斯湾地区的贸易中，运回不少药材，如甘埋里(今伊朗哲朗岛)的丁香、豆蔻、苏木、麝香；挞吉那(今伊朗塔黑里一带)的水银、硫黄，加里那(今伊朗西南沿岸)的水银、苏木；波斯离(今伊拉克巴土拉)的大风子、肉桂等。元代大量回回药物的输入，及一些回回药物在实际中的应用日益广泛，促进了当时人们对回回药物的认识和研究，某些回回药物并为中国本草学所吸收。逐渐华化为后世所习用的中药。《饮膳正要》在药物方面，也注意“本草有未收者，今即采摭附写”，收载了马思答吉、必思答等一些回回药物。
除药物外，当时还有大量回回方剂也输入中国。《史集》提到，当时有一些峻烈的蒙古药剂，被称为“合只儿”，这一名称的语源来自“合迪儿”。而“合迪儿”一词为阿拉伯语“伟大”、“强盛”之意(《波其》拉施特《史集》余大均、周建奇译，第一卷，第一分册，第三1版，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201)，显然，这类药剂与阿拉伯医药有着密切关系，在《饮膳正要》、《回回药方》等医著中，尤其是后者，更收录了众多的回回方剂。又如当时蒙古统治者对一种原产于回回地面的校称为“舍儿别”的糖桨制剂很感兴趣。我们知道，糖浆制剂、果实浸剂等是阿拉伯医生在中世纪时的药物实用领域中获得的重要成就，并为阿拉伯医药中习用的药剂。舍儿别即属元代时兴的此类制剂，当时因果品取用之便，元廷下令在闽浙、云南等地专门制造，并作为地方贡物而源源不断输入中原。舍儿别一类制剂，至清代赵学敏《本草纲目拾遗》中尚有记载。现存《回回药方》，(残卷)是研究元代中外医药交流史的一部值得重视的著作，它较为充分地反映了有元一代中外医药交流，尤其是与回回医药在临证实践方面交流的丰硕成果。书中载有一些古回回医人姓名，从现存残卷辫识统计，共约20名左右。这些古回回医人中多有中世记时著名的阿拉伯医药学家。《回回药方》不但是一部反映元代与阿拉伯的医药交流的总结式著作，实质上也是世界范围内东西方长期医药交流与融合在中世纪末的一个宝贵总结，是研究世界医药交流史的一部值得重视的中国医药文献。
在回回医药传入中国的同时，中国传统医药也在元代西亚、西南亚主要的伊斯兰国家伊利汗国广为传播。旭烈兀西征时，曾征调汉人匠师上千人随征，其中包括许多中国医生，并带去了中国的医学、历算等各类书籍，这些医生有不少人后来留在伊利汗任职，伊利汗国建立后，伊利诸汗十分注意吸取中国科学、医学、艺术和史学的成就，并对中国文化的西传充当了重要的媒介。1295年，阿鲁浑子合赞继任第七位伊刊国汗，他非常重视与元朝保持密切关系。合赞年功时即受过中国文化的熏陶，及长，通晓中国史事，并略知汉语。他颇有医药知识，熟悉植物及其功用，了解中国特产的草药。合赞患病时，常让中国医生治疗，他还注意招致中国学者帮助伊利汗国发展科学文化，如当他命令纂辑《被赞赏的合赞史》一书时，曾由拉施德丞相招致中国学者李大迟与倪克孙二人协助工作，合赞汗的继任者完者都汗继续遵循了合赞汗上述发展经济文化的各项政策。
伊利汗国著名的政治家、医生兼学者拉施德(Rashid al-Din al-Hamdani，拉施德·阿尔丁·阿尔哈姆丹尼，1247~1318)，为中国医学在伊利汗国的传播付出了辛勤劳动。约于13世纪末、14世纪初，他主持译编了一部波斯文的中国医学丛书《伊利汗的中国科学宝藏》，参加编译工作的医生和学者，有波斯人、汉人和波斯裔中国人。这部丛书包括四部中国医著的译本，第一部是《王叔和脉诀》的全译本，说明此时阿拉伯医学对中医脉学的了解较前代更为深入。后面三部书分别介绍了经络针灸、本草、疾病防治与养生等内容(参岳家明《中国医学在伊朗》中华医史杂志1981：14(1)：28)。这部丛书是较早由域外医学家和学者在政府支持下有组织地译编的中国医学专著，它不仅对当时波斯人民了解中国医药文化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在中国医学向西南亚伊斯兰地区的传播史上具有较为重要的意义，也是古代中国与波斯地区各族人民友好往来的历史见证之一。
多种中国药材也在蒙元时期输往阿拉伯国家和地区。著名的阿拉伯药学家拜塔尔(1197~1248)所著的《药用植物大全》中。首次收载了大黄、姜、新疆源柏等中药。大约在13世纪，蒙古人通过西夏和畏兀儿地区，将饮茶的习惯传到了亚洲西部。前往波斯湾地区贸易的中国商船，运去不少药材。
元代中国医学在伊利汗国的传播，加强了中国医学在阿拉伯地区的影响。元亡后不过半个世纪，郑和曾三至波斯的忽鲁漠斯一地(今位于伊朗东南部的波斯湾旁)，发现该地“医卜、技艺皆类中华”(清·张延玉等《明史》卷326，PS153，第三者版，中华书局点校本，1976)，这种现象显然与元代中国医学在当地的传播分不开的。另一方面，由于伊利汗国是当时东西方交流的枢纽之地，而阿拉伯医学又吸收了一些中国医学的内容，因此阿拉伯医学还成了向欧洲传播中因医学的重要媒介。
二、与欧洲、印度、非洲的医药交流
此时期中国与阿拉伯诸国并通过这一途径与欧洲各国医药交流频繁，元代蒙古人西进与欧洲人多次交战，此时西方诸国也曾派遣传教士来华，并在北京设有主教和教堂。这一切都促进了东西方医药的交流。法国传教士卢白鲁克受法兰西国王圣路易之命，出使挞靼诸王之廷，他著有《纪行书》，其中谈到了中国的风土人情和医药情况：他本人原通医术，曾在教堂中为平民百姓治过病。
元蒙时把西方来的医师和阿拉伯医师视同一体，因为中古时代的阿拉伯是沟通中亚与欧洲文化的渠道，很多希腊文译成阿拉伯文，从某种意义上说，当时阿拉伯和欧洲的科学文化是融为一体的。因此传入中国的回回药中有阿拉伯医药成份，但更主要的还是希腊、罗马医学的体系。
三、与朝鲜医药交流
契丹、女真聚居地与朝鲜直接接壤：据《高丽史》载，在古代，契丹与朝鲜、女真与朝鲜之间经常不和，也有修好之时，修好之时互贡方物，进行文化交流。
元代，中朝两国之间的医药交流比较密切。两国之间互派医生诊病传医术。元世组至元十二年(1276)八月，元帝遣德新等医生抵高丽王宫，至元三十年，(1293)十一月，高丽王派将军高世来中国向元帝请求派医生，同年十二月，元帝派太医姚生赴高丽。元成宗元贞三年(1297)六月，元遣太医王得中、郭耕去高丽。元末，中国河间人李敏道去高丽留居，高丽授予他为典医正和尚山君，于1395年在朝鲜去世。朝鲜也派医生来中国从事医疗。元世祖至元二十二年(1296)三月，元世祖帝有病求高丽派良医。高丽先后两次派尚药侍医薛景成来元朝廷，为元帝治病，对此，元世祖帝“赏赐甚厚”。
医事制度方面，高丽忠烈王沿用元制，在司医署里配备“提点”二名，给银印。元代的征东行省里设了医学提举司，一个时期由高丽医人担任了这个司的官职。
元代两国之间的药材交流比较频繁。据《高丽史》载，元世祖至元年间，成宗贞元、大德年间以及顺帝至正年间，高丽忠烈王和恭愍王先后八次遣使来中国向元朝廷献人参、松子、木果、榧实等药物，元朝廷先后九次向高丽王惠赠葡萄酒和香药等药物。元世祖中统八年(1267)九月，元世祖患脚肿病，闻见阿吉儿合蒙皮(一种鱼皮)做的鞋能治此病，故派必暗赤廉孛鲁等9名使者去高丽求此物，高丽元宗王将17个阿吉儿合蒙皮赠送元使。在元代，高丽通过中国输入引沉香等南国产药物。据《高丽史》载，元惠宗年间，浙江、江苏一带的地方官张士诚、张国珍、王晟等人经常向高丽赠送了沉香等南国药物，烧酒蒸馏法也是在元代传去朝鲜的。
四、与日本的医药交流
元朝对日本的海禁不严，甚至颇为宽大。日本方面，商人来华颇多，无名僧人更多，且皆为搭乘商船到华，由政府派遣者不多。这些商船贸易以织物类为主，但香药自古仰仗中国供给，这个时代自不例外。
此期间，日本国内有名医于嘉元元年(1303年)撰《顿医抄》50卷，正和四年(1315年)又撰《覆载万安》62卷(刘伯骥《中国医学史》第671页，华岗出版部出版，台北，1971年)，内容与《医心方》相近，据说其自称读方书二百余部、二千余卷，皆汉魏唐宋经验之方，加以试效而纂集并附己意而成。内容大抵引述宋以前中国医籍，而新奇疾病名目增加，病理主探五运六气学说。又有僧有邻于贞治年间(1362~1367年)撰《褐田方》12卷，集和汉医著100余部，亦蔚为大观。
五、与东南亚各国的医药交流
据《大越史记》所载，元代针灸医生邹庚到越南行医，治病神验，被誉为“邹神医”。官至宣徽院大使兼太医使，元世祖也曾数次赠医药于安南国，《新元史》记载占城输入中国的药物有犀角、龙脑、沉香、乳香、豆蔻等，1291年罗斛国(今缅甸)遣使入贡犀角、龙脑等(明·宋濂《元史·世祖纪》，卷十三)。
元·周达观于元贞元年(1295)随使赴真腊(今柬埔寨)访问，两年后返回，在其著《真腊风土记》中记述了真腊出产的犀角、降真香、豆蔻、紫梗、大枫子油等药。在该书“欲得唐货”中记载了中国的麝香、檀香、草芎、白芷、焰硝、硫黄、水银、银珠、桐油等深受真腊人欢迎和喜爱，该书中还记载了真腊人的医药卫生风俗。如“男女身上，常涂香药，以檀麝等香合成。”“(真腊)国人寻常有病，多是入水浸浴，及频频洗头，便自痊可，……亦有货药于市者，与中国之药不类，不知其为何物。”从真腊国当时癞病(相当于麻风病)流行和对大枫子的药用推测，真腊人已积累了防治麻风病的经验。
六、中外医药交流的评价
(一)中外医药交流，属于跨文化传统的范畴。
不同文化之间互相一旦有了接触或碰撞的机会，此种传通的过程就不可避免地要发生。但是，这一过程的兴衰久暂，却受到其它因素的制约或影响，并不完全是一个自发的过程。中国医学的固有传统体系又具有很大的涵容性，外来医学理论等既无法超越这一体系，也就无从言其冲破。而中医理论本身却有宽广的胸怀和足够的间隙来接纳它们，丰富自己。金元时代外来医药达到最为兴盛的地步，同时也开始了多种医药并存共荣的局面，此实中外医药交流史上一段佳话。
(二)中外医药交流的特点和影响：
首先是交流较之过去空前扩大了。而医家的传播、吸收也比过去更加增多和有效。例如《回回药方》、《钦膳正要》的编纂，既是传播了阿拉伯、回、蒙等族的医药文化，同时吸纳了中医文化，本身就有交流结晶的双重含义。在元代中医药学家与回回医药学家之间，从未未见有互相非议排斥的记载。即使他们也没有怎样合作携手，至少是和平相处的。各自进行的医药治疗，必然也是平等竞争，没有谁压倒谁或谁取代谁的问题，唯取有效之方也。
亦因此，双方在理论体系上均无大的影响。中医药被采纳进回回医药体系构成之中，但不能改变其来自阿拉伯医学理论的基本架构；同样，中医学采用阿拉伯的香药治疗诸法，也极大的丰富了中医学治疗方药，而于理论体系根本毫无触动。互相多是为我所用，取长补短而已。

 

[花香丁]

明代医学
明代(1368年~1644年)是中国历史上政治比较稳定，封建经济高度发展的王朝，明代中后期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商品经济推动着对外交流、科学技术和文化发展，医学水平有了明显提高。
君主专制的加强：朱元璋建立全国统一政权后，鉴于元朝灭亡的教训，竭力加强中央专制集权制。重视争取团结忠实于封建统治阶级的知识分子，为了造就它所需要的人才，1370年，采用刘基建议，设科举，以八股文取士，考试内容宗《四书》、(五经)，主朱熹说，形式上八股文，代圣贤立言，把知识分子思想束缚在程朱理学范围内。八股取士的学风，对医学研究中的尊经崇古，故弄玄虚，不思革新等不良倾向，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从而把一批知识分子推入医学领域，这对于提高医务人员的文化素质和研究水平客观上是有利的。
商品经济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朱元璋即位后，采取鼓励垦荒，修治陂塘湖堰，实行军屯，限制蓄养奴婢等措施，推动了农业发展。采取扶植工商业，解放工奴，简约商税等措施，为工商业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对外交流和贸易逐步扩大。
明代中后期，资本主义萌芽日渐生长，雇佣劳动普遍出现，工场手工业的发展，逐渐形成一些行业中心。苏州是丝织业中心，松江是棉织业中心，景德镇是瓷器中心，芜湖是浆染业中心，铅山是造纸业中仑等，徽州的炼铁业，湖州的蚕桑业，佛山的冶炼业也很出名，商品经济发展，促进了人口流动和集中。苏州盛泽镇，明初只有五、六十户，随督织绸业发展，明末已拥有五万人口。
商品经济发展推动了交通发展，推动了信息传播和交流，为医学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人口集中和流动推动着保健需求的发展，也为某些疾病的传播创造着条件，梅毒的传入便是一例。交通发展拓宽了医生的活动范围，他们或随商旅外出，或受达官富商的重金礼聘，或为学习出外访师拜友，促进了学术信息交流，增加了互相接触和了解对方学术观点的机会。
思想文化和科学校术发展：明初，程朱理学占有统治地位。宋濂、方孝孺、薛等儒学大师都尊崇程朱。朱元璋把朱熹的《四书集注》定为科举考试标准，朱棣主持编纂了宣扬程朱理学的《性理大全》等书。官方的倡导、左右着学风。这种不利于学术争鸣的气氛，也引起学术界的不满。陈献章(1428~1500)出，开始向陆九渊的“心学”倾斜。王守仁(1472~1528)对程朱理学的批判，使陆王之学逐渐居于上风。
明代科学技术在经济发展的推动下，有了显著提高。各类科学是相互渗透的，明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从理论观点、方法、技术以至资料，都对医学有重大影响。元代王帧创木活字成功，明弘治间(1488~1505)铜活字已正式流行于江苏一带，万历间(1573~1620)又出现了套板印刷。明代出版业的繁荣，为医学著作出版和医学知识普及创造了方便条件。药物进入商品运转，对它的性能、产地、炮制、功效、真伪鉴别等方面的研究更为需要。农业技术为药物驯化栽培提供了条件，交通贸易促进了海外药物的传入及新药物的发现，推动了本草学的发展。药物学的发展又充实了农业知识，《农政全书》收录了朱棣《救荒本草》的全部内容，科学技术每一进步，都迅速渗入医学领域，据《外科正宗》记载，以前用马衔铁打造铍针，软而不锋，冶铁术的进步，改用钢铁打造，质量大为提高，改善了手术效果。
明代医学发展的特点：官方尊崇儒学，倡导孝悌，医学被视为履行孝悌的重要手段。“不为良相，便为良医”，在这样的环境中，科举失意的知识分子，涌入医学领域乃必然之势。大批知识分子由儒入医，改善了医生的文化素质和知识结构，改变了宋时攻外科者“多是庸俗不通文理之人”的状况，使医生的社会地位相应提高。
明代交通发展，信息传递日益进步。医学家向大城市集中，且得以负笈四方以拜名师，深入民间作实际考察。再加上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为医学经验积累和传播，医学理论深化，创造了有利条件。明代医家中世代业医甚多，他们或父子相继，或翁婿相传，极利于医学专门化，《霉疮秘录》的作者陈司成便是八世业医之家。一部著作常是父作于继，连绵续世，始克完成。这样形成的著作大都有专门性、独特性和权威性的特征，切于实用，得到公认。杨济时的《针灸大成》、万全的《幼科发挥》、薛已的诸种医书，都属于这类作品。
社会健康需求和临床实践永远不会停留在一点上，医学理论和实践的创新也永远不会停止。创新是明代医学发展的主流，吴有性的《温疫论》和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是其中两颗璀璨的明珠。
吴有性发展了戾气说，已接触到每种传染病有其特殊致病因子这一实质问题。
对天花的认识和人痘接种术的发展，是明代医学的突出创新，人痘接种术起于何时，尚无定论。它在明代得到普通应用，是公认的；人痘接种术是震动世界医学史的大事，它启迪琴纳而发明牛痘接种术，开辟了免疫学的新纪元。
明代医学发展特点，展示出医学的综合性应用科学的性质，它的特色是依靠长期经验积累和专门化的过程显示出来的。它受着传统文化和思维方式的强烈影响，但通过对经典中医学理论思维结构的深化，通过对临床经验新的概括，不断创新，明代医学形成了具有独特理论体系的医学。

 

[花香丁]

第一节 明代医事制度

明代医学归属礼部，其组织机构和职官设置，大体沿袭宋元旧制而有所损益，各个时期医事制度也有所变化。
一、中央的医药机构
(一)太医院的设置
朱元璋自称吴王之初(1364)，即仿元制设置全国性的医药行政管理机构——医学提举司。司中设有：提举、同提举、副提举、医学教授、学正、官医和提领。吴三年(1366年)，改医学提举为太医监，设少监(正四品)、监远(从五品)。洪武元年(1368)，仍设太医院，职官设置亦无大的变动。当时无御医一职，洪武六年(1373)始设御医。
(二)南北两京太医院
明代太医院分为南京、北京两处。
洪武元年(1368)，南京太医院设有院使、同知、院判、典簿，洪武十四年(1381)改设太医令1人，太医丞1人，吏目1人，御医4人。洪武二十二年(1389)，又改太医令为院使，太医丞为院判。永乐十九年迁都北京后，南京太医院仅设院判、吏目各1人，掌管医事，下设医士和医生。同时于北京建太医院，设院使1人，院判2人，御医4人(后增至18人)，吏目1人。隆庆五年(1571)设御医10人；吏目10人，下设医官、医生、医士若干人。
两京太医院均设有生药库，设大使、副大使各1人，掌管药物。每年药材由产地派人解纳，按药材的质量、炮制、燥湿程度分类。由太医院御医和药库大使辨验入库，礼部派人监放并登记造册，一式两份，一留太医院备案，一送礼部查考。生药库年入库量很大并逐年增加。
(三)太医院的分科
明代太医院分为13科，即大方脉、妇人、伤寒、小方脉、针灸、口齿、咽喉、眼、疮疡、接骨、盎镞、祝由、按摩，同元代13科相比，风科改为伤寒，金疮分为金镞和疮疡两科，杂科改为按摩，取消了禁科，较前代更适合临床需要。
太医院要求御医以下各专一科。隆庆五年(1571)太医院有御医、吏目共20人，统领13科，每科由一到数名御医或吏目掌管，下属医士和医生，各科御医或吏目人数为：大方脉5人，伤寒4人，小方脉2人，妇人2人，口齿、咽喉、疮疡、正骨、痘疹、眼科、针灸各1人，下属医士医生70余名。
(四)太医院的职能
1、医疗保健
太医院御医以上每天分两班在内府御药房值班，为皇帝及内宫嫔妃服务。遇皇帝出巡，太医院医官作为随行，沿途为皇帝、随行官员和侍卫作保健服务。
各亲王府、藩王府及接待外宾的会同馆均设有医官，他们遇有疑难病症，常向太医院请求医药方面的帮助。明代规定，各王府请医，不能直接向太医院提出，须上奏皇帝，经批准后由太医院奉旨派遣医官或医士前往诊治。文武大臣及外国酋长有病，太医院亦奉旨往视，将治疗结果具本覆奏。发现疫情，太医院有向军队、监狱、边关隘口等处派遣医官治疗的任务。
2、医官的任免与派遣
全国各府、州、县的医学机构中的医官，均由太医院考核委派。《明史·职官三》载，全国各府、州、县的惠民药局，边关卫所等处所设医官、医士、医生，俱由太医院派遣，年终考查其功过，以为升迁任免之据。据《古今医统大全》卷三记载，明太医院外遣医官达150人。
二、宫廷医事制度
明代宫廷除为皇帝服务的御药房外，还设有专为皇太子、后宫嫔妃和王府服务的医疗机构。
(一)御药局和御药房
吴元年(1364)，朱元璋设尚药局，尚药御奉品阶为正六品。洪武六年(1373)，内府设御药局，始置御医。御药局设尚药御奉2人，直长2人，药童10人，俱以内臣充之。御医4人由太医院医官担任。御药局主要任务是监制御用药饵，兼管收储各地进贡的名贵药材。
1373年又设御药房，由提监、太监理其事，近侍医官无定员，分两班掌管御用药饵，官阶与太医院医官相似。
嘉靖十五年(1536)，改御药房为圣济殿，又设御药房，由御医轮流值班。万历三年(1575)，圣济殿造御药库关防印一枚，由提督太监收管，以凭传取，年终将传取药材及剩余数额等项造册，送礼部查考。
(二)东宫典药局
洪武二年(1369)，东宫设典玺、典药、典膳、典服、典兵、典乘六局。每局设局郎1人，局丞1人，内使10人。典药局郎、局远及内使负责皇太子的医疗保健。
京师各亲王府在承奉司下置司药2人，以司亲王府的医药工作。建文间(1399~1403)。京师亲王府增设典药1人。
(三)后宫医药机构
洪武五年(1372)，后宫设六局，由尚食同负责医药，内设司药2人，掌管医方和药物，并有典药2人，掌药2人，均由女官充任。永乐间(1403~1424)及其后，这些职务均转由宦官担任。
皇后及嫔记有病，多由太医院医官诊视。后宫设安乐堂，专供后嫔养病；设有月子房，供宫内孕产用。后宫设医官3人，医士36人，还配有稳婆、乳婆、医整数十人。
(四)王府良医所
明代备藩王府均设良医所，主管王府医疗保健。洪武四年(1371)，良医所设良医正、良医备1人，寿官数人，俱从文官，由太医院推荐，吏部任命。杰出医药家王履、李时珍等曾任过王府良医。
三、地方的医事制度
洪武十七年(1384)规定，府、州、县均设专职医官。府设医学正科1人，州设典科1人，县设训科1人，负责辖区的医药卫生。据《顺天府志》等载，各县还设有惠民药局、养济院和安乐堂。
(一)惠民药局
明代沿袭宋元旧制，于洪武三年(1372)在南京、北京及各府、州、县均设惠民药局，两京惠民药局由太医院统辖，设大使、副使各1人，各府惠民药局设提领，州、县设医官。
惠民药局是为平民诊病卖药的官方机构，掌管贮备药物、调制成药等事务，军民工匠贫病者均可在惠民药局求医问药。遇疫病流行，惠民药局有时也免费提供药物。
惠民药局的设置及管理均很不完善，许多药局有名无实或有医无药，或局舍破败。
(二)社会福利组织
洪武七年(1374)，设养济院，收养鳏寡孤独贫病无依者，工匠、军人及其他老弱病残者，都是收养对象，院中有医官担任治疗。所需物资由所在府、州、县按时供给，永乐间(1403~1423)全国州、县普遍建立养济院。水乐十五年(1417)，京师民工中疾病流行，为此设立了一座临时性的民工医院，称安乐营。
明末广东出现民办育婴所。据《广东通志》裁：广东马应勋，字目明，建育婴所，存活婴孩无数。洪武三年(1370)，令全国各州、县设立义冢，掩埋遗骨。各州县奉令择宽闲地立义冢，凡贫穷无地可葬者，均可葬于其处，并禁水葬和火葬。天顺四年(1460)，京师于崇文、宣武、安定、东直、西直、阜城等门外，各置涌泽园一所，以收埋遗骨。
四、民间医学团体
隆庆二年(1568)，我国建立了最早的民间医学学术团体“一体堂宅仁医会”，它是由徐春甫等在北京发起和创办的，据徐春甫《医学入门捷径六书》中所载。“一体堂宅仁医会录”一文，可窥见其组成、宗旨和会款等内容。宅仁医会的成员多为集于京都来自全国各地的名医；会中多数人来自安徽，如徐春甫之师汪宦、新安名医巴应奎等：还有来自江苏、河北、湖北、四川、福建等地的名医，先后入会者达46人。医会的宗旨在于探讨医药学术，要求会员深入研究《内经》及四家学术之奥秘，提高医疗技术；讲求医德修养，深戒循私谋利，会员间真诚相待。存善去过，团结互助，患难相济。医会提出22项会款作为对会员的具体要求。具体款项为：诚意、明理、格致、审证、规鉴、恒德、力学、讲学、辨脉、处方、存心、体仁、忘利、自重、法天、医学之大、戒贪鄙、恤贫、自得、知人、医箴、避晦疾。从治学内容、方法、态度到医学家应具有的思想素质、道德品质、处世接物方法、对待患者的态度等，都作了具体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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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明代的医学教育

我国自南北朝出现学校性质医学教育以来，中经唐宋，到明代又有了一些发展。
明代沿元制。将户口分为民、军、医、儒、灶、僧、道、匠等，规定各户必须子袭父业。一入医户，子孙就必须世代业医。明代医户，大多社会地位低下，衣食不得温饱，与乐工、厨师、班匠等同，常有逃户现象，或于造册时贿赂官员改籍，统治者对此曾累加禁止。规定医生只有成为残废或年逾七十不堪应役时，才许放免。明代除此世医承继以培养医生外，官方医学教育也占有重要地位。
一、太医院医生的来源
明代官方的最高医学机构为太医院，它除为皇室服务外，还兼管医学教育。太医院医生主要从各地世业医生中考选。被选入太医院学习者，称医丁。医丁必须由嫡派子孙告补，经太医院学习三年，通候类考，中试后才准补役。如嫡派无人或不堪补用，经获准可从亲支弟、侄人等中，选一人参加学习考补。
尽管严令禁止，冒充改籍者仍时有发生。嘉靖四十三年(1564)九月，礼部安上清查太医院冒滥官生，且规定，现在子弟及寄籍候医丁者，有父祖收充年月时间可凭者，应听候礼部委官教习，按月按季考试，一次不到者量责，二次除名，三次除户。说明统治阶级为保证医生素质，严格坚持子袭父业的世医制度。
明代设有医生考选制度。嘉靖六年(1527)礼部尚书佳萼等提出对医生的考选问题，认为时录用医生，限于世医一途，使天下虽有卢扁、仓公，也无法选用，使太医院成为庸医栖身之所，于是主张由单纯世医制扩大为考选制。不是世医精通医术者，听其应试，试高考入籍而复其世业，不通医术者不被录用。现任医官，由礼部考其医术，以定升迁降黜。
明代还通过外访保举医官医士，以补充太医院。洪武二十六年(1393)规定，医生有缺，除由世医代补外，仍行天下访取，医生督同太医院堂上官。备考验收用。府州县举荐之医士堪任医官者，由礼部送太医院考试，委派会考官一名，考中者由吏部选用，不中者回原籍为民，原保举官吏治罪。精通医术者由太医院奏进圣济殿供事。
明代又规定，各地医官子弟精通医术者，可任其捐纳，送吏部免考，有的可获得吏目等官职；这是选用医官医士的一种陋习，不问技术如何，只要有钱捐纳，便可得到升迁。
二、太医院教学方法和考试制度
1、分科教学
明代太医院医生教育，按太医院所分13科分科教学，有教师二至三人担任教习，医官医生各选定专科进行学习。
所用教材有《素问》、《难经》、《脉诀》及有关各并重要方书，须熟读精解，考试即从以上经典出题，学生笔写作答。这些经典著作不易研读，一些医家着手编写通俗读物，以便习医者研读。
2、考试制度
医生每年分四季考试，三年大考一次。医丁和太医院的医学生、医士均参加大考。考试由堂上官1人会同医官2人主持。考试合格者，一等为医士，二等为医生；不及格者可学习一年再补考，三次考试不及格者，黜免为民。五年考试成绩均属优等者，由教师奏请，酌予升授。
明代注意医生的继续教育，充任医士、医生后，还要继续学习专科并参加考试。如嘉靖二十八年(1549)规定：考试成绩一等者，原为医生者可充任医士，医士无冠带者，给予冠带。原在内殿供事支俸且有冠带者，酌升俸一级。若内殿缺人，太医院依不同专科依次呈报礼部，送内殿供事。考试成绩二等，原为医生者与充医士，医士无冠带者，给予冠带。原在内殿供事者，不准继续供职，只能在太医院当差。
考试成绩三等，职位照旧。
考试成绩四等，原有冠带者，去其冠带。原支品级俸者，降俸一年，支杂职俸者，降充冠带医生。食粮七年者，降充医生，只支日粮。考列四等者均准许学习半年后送礼部再考，考取者，仍可支俸粮与冠带，再通不过，均降充医生，专在太医院锉碾药物。
纳银候缺吏目，须三年大考，成绩列为一等，才许和各差医士一样遇缺考补。纳银冠带医士，须经三年大考，才许换次拨差，未经大考通过者，不能留太医院。
在京差遣及临考不到者，限半年内补考。如再回避，没有起复，即差回。病愈销假一年以上，或服满、差满、患满给假限满，故意避考者，一年以上不回太医院希图避考者，由礼部参奏降职。
三、太医院医生的待遇
明代医生待遇很低。凡在太医院取充医役者，免除原籍民差。弘治二年(1483)规定，御药房供事者免两丁，太医院设者免一丁。太医院医士旧无月粮，永乐时始比照天文生例给月粮，有家的月支米五斗，无家的三斗。成化十年(1474)，医士月粮较有增加，有家小者，支米七斗，无者五斗。医生有家小者四斗，无者二斗。
医官旧例支米二石，弘治间照医士例，减为七斗。
四、地方医学教育
明代对地方医学教育比较重视，弘治十七年(1506)规定，府、州、县均设医学，主管地方各级医药行政和医学教育，府设正科1人为从九品，州与县的医官均未入流，万历中始改为从九品。地方医学教育在全国普通设立。新设州县，除设立儒学和阴阳学外，均设有医学。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地方医学教育的发展。
五、民间医学教育
明代民间医学教育，主要采用家传或师徒传授的形式，明代的世医制度造就了不少医学世家，使医学世代相传；不少世医将自己的经验编写成简易实用的医学读物，作为教材以教授子弟。17世纪，有多种这类医书刊行，起着传播和普及医学知识的作用，对提高医生的素质是有帮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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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卫生保健

明代采矿、冶炼、纺织、印染诸种工业的发展，使职业病成为突出问题。人们在和职业病斗争的过程中，积累了经验，提高了认识，推动了职业病的研究，提出一些相应的劳动卫生措施。明代卫生知识进一步普及，人们的卫生观念和体现在日常生活中的防疫措施，也有进一步发展。用于保健的气功、导引等养生方法，更受重视，出现了许多关于这方面的专著。
一、对职业病的认识及其防治措施
特殊的职业，特殊的工作环境和长期接触某些有害的物质，就会造成职业病。明代商品经济发展，工业日趋发达，职业病问题日益突出，引起医家的重视，使对职业病的研究也日起深入。
银中毒。薛已在《内科摘要》中明确提出银匠的职业病，指出销银匠因手工操作，经常接触冶炼物质，会出现劳倦、寒热及手麻等症状，是职业所致。并提出预防及治疗方法，用“补中益气及温和之药煎汤渍手”。
铅中毒。《本草纲目》记载了铅矿工人的职业病，皮肤痿黄，腹胀不能食，多致疾而死”。清代赵学敏根据《本草纲目》，提出食鹅肉以防治中毒。与现代治疗慢性铅中毒，应给予合理的营养的要求是一致的。
煤气中毒。煤的广泛使用，使防治煤气中毒成为重要任务。《景岳全书》对此提出了科学的预防方法，“但于顶开留一窍，或于窗纸揭开数楞，则其气自透去，不能下满，乃可无虑矣”。宋应星在《天工开物》里，记载了在矿井中用竹筒排毒气，以防煤气中毒的方法。关于测验毒气以防中毒的方法，《农政全书》中载有，“凡凿井遇此(毒气)，当有急飒飒侵入，急起避之，俟泄尽更下凿之。欲侵知气尽者，缒灯火下视之，火不灭是气尽也”。
砒中毒。砒有剧毒，《天工开物》指出，烧炼砒必须严密封固(即固济)，以防毒气外泄。“烧砒之人，经两载即改徒，否则须发尽落”。
热射病。如何预防热射病，是从事冶炼、高温作业必须注意的问题。《天工开物》“礁炼”项下提出的预防措施是，“靠炉砌砖墙一垛，高阔皆丈余”，用墙以抵炎热。
申供辰在《外科启玄》中，把日晒疮、冻疮、逡裂疮、担肩瘤、水渍疮等归之为与职业有密切关系的疾病。从事行船、推车、打鱼、印染、辗玉、肩挑负重、车镟等职业者，极易患此类病。明代关于职业病的认识，虽未形成完整的专科体系，但确实达到一个新的水平，在病因认识及防治措施方面，都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二、反映在民俗中的卫生观念与预防措施
明代积淀于民俗中的卫生观念与卫生行为多样，有走百病、薰虫儿、避毒、曝衣、扫疥、收瘟鬼等。走百病是指今北京一带，元宵节时妇女相率宵行，以消疾病。这对长年不出庭户的妇女，是一项很好的身心锻炼。熏虫儿指农历二月二日，煎祭余饼熏床炕，农历五月五日中午前，小闺女结群入天坛，名曰避毒，除夕门窗贴红纸葫芦，名曰“收瘟鬼”；农历六月六日，俗“曝所有衣物”，实际上起着杀菌消毒，使衣着被褥舒身的作用。“立冬日，以各色香草及菊花、金银花煎汤沐浴，谓之扫疥”，这些民俗，大多有利于祛病健身，归纳起来，不外加强户外活动，注意个人及环境卫生，利用药物预防疾病，实行有一定效果的消毒方法等方面。这些活动在本质上却反映着人们对健康美好生活的理想和追求，起着促进卫生行为的作用。
三、航海卫生保健
1、医药人才的准备
郑和曾率领船队七次下“西洋”永乐皇帝曾下令四方召募民间良医，甚至动用太医院的医官，医官医士中以沿海省市民间医生居多，因为他们比较熟悉水性和海上生活，如当时的常熟民间名医陈以成、陈常作等。
2、注重航海卫生保健
明代船的建造上颇为讲究，尤其是郑和的船队，比较合乎航海卫生之要求，据从泉州出土的郑和“宝船”考证，中、大型船有三层、四层甲板，分设住舱、食品舱、淡水舱和厨房等。舱室布局上很合乎现代卫生要求，即使是中、小型船，多为船员(士兵)居住的舱室布局也很合理，如船员居住二层和三层，马匹畜之底层。因为船队多在热带、亚热带海域航行，天气炎热而潮湿，因此，在造船设计上就十分重视自然采光和自然通风，这比当时和之后的西方船舶的卫生条件要优越得多。
3、重视流行病调查和防治
郑和船队所到之地，多为东南亚各岛国及大商港，气候炎热、潮湿，土民中染病者甚多。船队每到一地，十分重视当地山川地理，气候环境，风土民情，饮食起居，卫生习惯，以及地方流行病等方面的调查，采取不少有效的预防措施。如规定船舶抵达有理病流行的地区或港口时，责令船员不得随便登陆，在港外作短暂停留后即起锚开航，或将货物装卸后，船舶驶出港区，远离港岸后抛锚。这是一种很有效的、科学的隔离方法。直到十九世纪、二十世纪初、中叶，西方国家舰船为避免疟疾、黄热病等感染才采取这种隔离措施。
凡到有花柳病(性病)流行的岛屿和港口，严禁船员登岸或独行，并不准在岸上过夜；不准淫妇登船戏耍，以免淫染。
四、养生思想的发展
医学知识的普及，推动了养生思想的发展。明代从医家到非习医文人都很重视养生保健，出现了不少关于养生方法的专著。张介宾撰《类经》，将养生列为十二类之首。王文禄撰《医先》，认为养生当在医药之先，论述了多种养生方法。胡文换编成《寿养丛书》、收入前人养生著作以及自选自编的《素问心得》、《养生导引法》、《类修要诀)、《养生食忌》等34种。文学家高濂于万历十九年(1591)撰成《道生八笺》20卷，是养生学集大成之作，影响很大。此书由英国人德贞(J.Dudgeon)节译成英文，收入其所辑《功夫：道家健身术》中，于1895年在天津出版，传播国外。
除养生专著外，李时珍、张介宾、赵献可、徐春甫、万全、杨继洲、李梃、龚廷贤、龚居中等医家，在他们的著作中都有专篇论及养生。由于医学家着重实践，他们的养生论著大抵通俗易储，便于施行。如李梃的《医学入门》首卷即载有“保养论·附导引法”，提出“与其病后善服药，莫若病前善自防”。
明代养生强调静养心神，朱元璋第十七子宁献王朱权著《仙神隐》，提出“疗人之心”的命题。《霞外杂俎》一书更进一步主张调摄心神的重要，指出摄生之要在于“每日只服一利快活无忧散”。药方内容为“除烦恼、断妄想”，或遇事不如意，加服一剂“和气汤”，配方为“忍、忘”二字。
导引养生术是我国传统有效的健身术。明代此类著作也很流行。如《仙传四十九方》所录“五由由”，是现存书籍中以图文相配合的形式，对华佗导引法记述得最详明的一种。另有《修真捷径之导引术》，结合穴位按摩“搓摩肠腹利”。明末成书的《易筋经》，介绍了按摩结合器具，以拍打为主的独特的健身方法，以及以强身壮力为主的“易筋经十二势”导引术。明末清初陈玉廷创造、经杨露禅等发展的太极拳，成为后世经久不衰的健身方法。
把静养、动养、食养、药养结合起来，进行综合调理，是这一时期养生著作中的重要主张。《寿世保元》的“延年良箴”提出十一类延年的摄养事宜，包括“四时顺摄，晨昏护持”、“悲哀喜乐，勿令过情”等，万全的《养生四要》，把寡欲、慎动、法时、却疾视为养生的四大要义。龚居中的《五福万寿丹书》和《红炉点雪》强调养生要坚持动静结合，综合调理。老人的安养和延龄，应从居处、调摄、保形、节欲、按摩、功药六个方面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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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人痘接种术的发明与传染病学的进步

一、人痘接种术的发明
人痘接种术始于何时、何人，至今是一个谜。董玉山在《牛痘新书》(1884)中说：“考上世无种痘，诸经自唐开元间，江南赵氏，始传势苗种痘之法”。这条资料有时代，有姓氏，有具体种痘方法，但缺少细节。本书成书较晚，所引资料未见之他书，是一个存疑孤证。唐代发明人痘接种并非完全不可能之事，《备急千金要方》卷5下“痈疽瘰疬”中就有用脓汁接种以防治一些疗肿疣疵的方法；在敦煌药方中，有“兔皮疗碗豆疮方”，兔皮与痘衣或许有点联系。
朱纯嘏《痘疹定论》(1713)卷2“种痘法”提出，人痘接种始于北宋：“宋仁宗时丞相王旦，生子俱苦于痘，后生子素，召集诸医，探问方药。
时有四川人清风，陈说：‘峨眉山有神医能种痘，百不失一，……’不逾月，神医到京。见王素，摩其顶曰：‘此子可种’！即于次日种痘，至七日发热，后十二日，正痘已结痂矣。由是王旦喜极而厚谢谢焉”。此条资料叙述得详细且真切，其中“仁宗”当为“真宗”，之误。《御纂医宗金鉴》(1742)也持这一说法。略谓：“古有种痘一法，起自江右，达于京畿。究其所源，云自真宗时峨眉山有神人出，为丞相王旦之子种痘而愈，遂传于世”。此说不能认为全无凭信。
俞茂鲲《痘科金镜赋集解》(1727)则谓种痘术起源于明代：“闻种痘法起于明朗隆庆年间，宁国府太平县，姓氏失考，得之异人丹家之传，由此蔓延天下。至今种花者，宁国人居多。”
明代发明(或重新发明)人痘术又见于张琰的《种痘新书》(1741)，书中自序云：“余祖承聂久吾先生之教，种痘箕裘，已经数代。”由所叙可知张朗之父是位种人痘专家，由乃祖所传，其祖又得之聂久吾，种痘术已连续数代。聂久吾即聂尚恒，隆庆六年(1572)生。隆庆六年为隆庆最后一年，聂久吾刚出生，发明种痘术无可能。聂久吾现存著作《活幼心法》亦末涉及种痘术，据张琰说法，是因秘传而不愿披露之故。
另据《张氏医通》(1695)卷12婴儿门下，亦附有“种痘说”。“迩年有种痘之说，始自辽右，达于燕齐，近则偏行南北。”此亦可佐证明代已有种痘术之发明。
关于人疽接种的具体方法，张璐在《张氏医通》之“种痘说”中有云：“原其种痘之苗，别无他药，惟是盗取痘儿标粒之浆，收入棉内，纳入鼻孔。……如痘浆不得资，痘痂亦可发苗；痘痂无可窃，则以新出痘儿所服之衣，与他儿服之，亦能出痘”。
这里已提到痘浆法、痘痂法、痘衣法，清中期后变得更加成熟和完善。不管如何，人痘接种术的发明开创了人类预防天花的新纪元。
二、吴有性对传染病理论的创造性发展
吴有性生活时期，由于封建统治的残酷压迫剥削。人民生活极度贫困，疫病连年猖獗流行。吴有性目睹当时疫病流行、死亡枕籍的惨状，世医以伤寒法治之不效，深感守古法不合今病(浙江省中医研究所《温疫论评注》，人民卫生出版社1977：2，164)，于1642年编著了我国医学发展史上第一部论述急性传染病的专著——《瘟疫论》，给后世温病学说的发展以很大的影响，对传染病理论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一)吴有性对传染病的病因学认识——杂气论
吴氏根据长期的临床观察和实践经验，提出了新的病原观点——杂气论。其要点可归纳为：
1、杂气是有别于六气的一种物质。吴氏在《瘟疫论》自序中，开头第一句就断然否定了六淫致疫的可能性，指出：“夫温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吴有性把这种不同于六气的异气称作杂气，虽然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吴有性不可能通过显微镜观察到这些病原微生物，但他肯定杂气是一种“无象可见”、“无声无臭”的物质。这一创见，是对传染病病原学发展的一个重大贡献，特别在十七世纪中叶细菌学尚未出现之前，吴氏竟有这样独到的见解，是难能可贵的。
2、杂气致病的传染性、流行性和散发性。《瘟疫论》云：“此气之来，无论老少强弱，触之者即病，”说明杂气致病具有传染性，而且可以引起大流行。“延门合户，众人相同，皆时行之气，即杂气为病也”。另一种情况是“其时村落中偶有一、二人所患者虽不与众人等，然考其证，甚合某年某过众人所患之病，纤悉相同，治法无异。”这是对传染病散发的逼真描述，并告诫切勿以发病人数较少，未形成大流行而误诊为非传染病。
3、杂气的种类不同，所引起的疾病也不同，侵犯的脏器部位也不一。例如“……为病种种，是知气之不一也”，“盖当其时，适有某气专入某脏腑经络，专发为某病”，也正因杂气的种类不同，对人类或禽兽是否致病的情况也不一样。
4、痘疹与疗疮等外科化脓感染也是杂气所引起，“疗疮、发背、痈疽、流注、流火、丹毒，与夫发斑、痘疹之类，以为诸痛痒疮皆屑心火……，实非火也，亦杂气之所为耳”。吴氏把传染病的病因和外科感染疾患的病因联系起来，突破了历代“属心”、“属火”之旧说，对防治外科感染性疾患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二)吴有性对传染病的分类和流行规律的认识
在传染病的分类上，他提出了常疫和疠疫的概念。所谓疠疫，就是诸如“瓜瓤瘟、疙瘩瘟”者，来势凶恶，“缓者朝发夕死，急者顷刻而亡，而且他还联系疫病既有轻重之异，于是认为杂气有优劣之分，杂气之优者，可不致病或致病力很弱，杂气之劣者，不但可致病，且毒力很强。他把杂气中致病力强、传染性大的，又叫做“疫气”、“疠气”或“戾气”，说明杂气的毒力应有强弱的不同。
吴有性在《瘟疫论》中对传染病的流行规律，也作了相当精辟的论述：
1、“方隅有厚薄”指出某些传染病的流行有区域性。
2、“四时有盛衰”指出传染病的流行有季节性。一年之中，各种疫病，各有其盛衰的时间。
3、“岁运有多寡”指出了某些传染病的流行有周期性、起伏性，各年的流行范围和程度，并不完全相同。
(三)吴有性对传染病的病机学认识
吴氏认为人体感受杂气之后，是否致病则决定于杂气的量、毒力与人体抵抗力：“其感之深者，中而即发，感之浅者，邪不胜正，未能顿发”，“其年气来之厉，不论强弱，正气稍衰者，触之即病”，“本气充满，邪不易入，本气适逢亏欠，呼吸之间，外邪因而乘之”。
吴氏还认为杂气通过口鼻侵犯体内：《瘟疫论·原病》指出：“邪自口鼻而入”，“邪之所着，有天受，有传染，所感虽殊，其病则一”。所谓天受，是指通过自然界空气传播。传染则是指通过患者接触传播。这种来自临床实践的见解，与现代医学的观点也颇相吻合，
吴氏还认为入侵人体的杂气，潜伏在膜原而发病，提出“邪伏膜原”之说，“邪伏膜原”是吴氏根据瘟疫初起的憎寒壮热，脉不浮不沉而数等症侯群，用以说明其病变部位的一种方法，并以此作为他创制达原饮、三消饮方剂治疗疫病的理论依据。
此外，吴氏还提出瘟疫病的传变以及临床表现，因感邪有轻重，个体有差异，故有表里先后之不同，归纳为“其传有九”，并认为出现发斑、战汗、自汗等，是邪从外解，为病情好转的表现；如果出现胸膈痞闷、腋胀、腹痛、热结旁流、谵语、唇焦，舌黑、苔刺等，是邪从内陷，为病变趋向恶化的征兆。这对临床掌握病情变化的轻重，判断预后和选择治疗方法，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四)吴有性对传染病治疗的独特见解
吴氏对传染病的治疗提出了“客邪贵乎早逐”的基本原则，主张“急证急攻”、“勿拘于下不厌迟”之说，明确指出攻下法“本为逐邪而设，非专为结粪而设”，告诫医者“注意逐邪，勿拘结粪”，“凡下不以数计，有是证则投是药。”这种有邪必逐、除寇务尽的观点，是符合急性传染病的治疗原则的。
吴有性还强调病因治疗，排除致病因子，并且提出了以物制气，“一两只须一药之到，而病自己”的设想，在寻找治疗传染病的特效药物迈开了新的一步，虽然限于历史条件，他在研究特效药物方面不可能取得根本性的突破，但是他的创新精神是可贵的。
如上所述，杂气学说的内容是相当全面的。吴有性关于温病学的真知卓见和诊治经验，丰富了温病学说的内容，为后来温病学说的发展和系统化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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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药物学与方剂学的发展

一、药物学的迅速发展
明初，药物学发展缓慢，到了后期，发展速度加快，出现了象《本草纲目》、《本草经疏》等影响深远的著作。据文献记载，明代编写的本草著作不下百种，在药物学的研究深度和广度上，都有巨大进步，是我国药物学史上的重要时期。
(一)划时代巨著《本草纲目》：《本草纲目》是一部被公认为内容丰富、影响深远的医药学巨著，成为我国古代科学文化宝库中的一颗明珠，它的贡献是多方面的。
1、对明以前药物学的全面总结：《本草纲目》是李时珍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深入实践、认真总结所取得的伟大成果。他以宋代唐慎微的《经史证类备急本草》为蓝本，先后读过《素问》、《灵枢》、《难经》、《甲乙经》等古代医书277家；《神农本草经》、《16类本草》等布草著作84家；引据《说文解字》、《字说》、《名苑》等今古经史诸子440家；转引《易经注疏》等151家。李时珍在广泛阅读文献资料的基础上，深入实地，亲自采集标本，进行研究考察。他不畏艰苦，跋山涉水，南至武当，东至摄山、茅山、牛首山等地，亲临现场考察，足迹遍及湖广、河北、河南、江西、江苏、安徽，虚心向药农、野老、樵夫、猎人、渔民求教。历27年，“稿凡三易”，于万历六年(1578)完成全稿，又经十余年修订润色，于万历二十一年(1593)，始由金陵胡承龙雕版印行。
2、提出先进的药物分类法：《本草纲目》对以往本草著作的分类方法进行了变革，采用多级分类法，以水、火、土、金、石、草、谷、菜、果、木、器服、虫、鳞、介、禽、兽、人16部为纲。纲下设62类为目。每味药又“标明为纲，列事为目”。同一基原药物，“但标其纲，而附列其目”。如标龙为纲，而齿、角、骨、脑、胎、涎，皆列为目。这种提纲挈领，眉目清晰的方法，便于应用时的检对。各部排列则采取“从微至巨”、“从贱至贵”的原则，与由无机到有机、从低级到高级发展的顺序吻合，体现了进化发展的思想，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分类方法，其意义已超出了药物学。
3、系统论述药物知识《本草纲目》卷5~52，对各药按释名、集解、辨疑、正误、修治、气味、主治、发明、附方等项分别解说。对药物名称由来、产地、品种、形态、炮制、性味、功效、主治等都作了详细说明。所列“发明”一项，在于探讨药性及用药要点，多为李时珍对药物应用研究中的新见解，如通过以黄芩治愈自己骨蒸咳嗽的体会，指出黄芩汤能泻肺经气分之火，他将三七的功效概括为“止血、散血、止痛”，肯定延胡索止痛、大风于治麻风的功效，都是很有见地的。
4、纠正以往本草著作中的错误：李时珍通过研究，纠正了以往本草著作中的一些错误。不仅纠正对个别药物认识上的具体错误，还批判了某些错误观点、方法。分析造成错误的原因，如指出葳蕤与女萎本为二物而误合为一；南星与虎掌本为一物而误分为二。历代本草在水银项下载有不少迷信内容，“大明言其无毒，本经言其久服神仙，甄权言其还丹无母，抱朴子以为长生之药。六朝以下贪生着眼食，致成废笃而丧厥躯，不知若干人矣！”李时珍批判了这些记载，痛心地指出，“方士固不足道，本革岂可妄言哉！”李时珍靠实践，靠调查研究，纠正了前人不少错误。
5、对药物理论的充实提高：
《本草纲目》对药性理论十分重视。该书前两卷以大量篇幅介绍了历代药物学说，其中以金元诸家之言居多，间或发挥个人见解。经过他的整理，使分散于各书中的药性理论系统化和完整化。如将升降浮沉理论概括为：“酸咸无升，甘辛无降，寒无浮，热无沉，其性然也”。质轻者如花、枝、叶等多升；质重者如根、果、矿物、介壳等多降。但也有“一物之中有根升稍降者”。他还认为，可以通过炮制配伍，以改变药物的升降趋势，“升者，引之以咸寒，则沉而直达下焦，沉者，引之以酒，则浮而上至颠顶”，李时珍对药性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是多方面的。“反药”古人只言18种，李时珍扩展为31种。在性味、归经、七情合和、“十剂”等方面，李时珍也有不少创见。在各论“发明”项下，有不少发展药性理论的内容。
《本草纲目》的贡献不同限于药物学，它对医学、植物学、动物学、天文学、物候学、气象学、物理学等方面都有成就，在保存15世纪前的文献资料方面，也有贡献。
(二)《神农本草经》的研究
卢复所辑《神农本经》，是现存《神农本草经》的最早辑本，卢复辑本所据蓝本众说不一，一般认为内容辑自《证类本草》、编排次序依据当时流行的药物学目录，与《本草纲目》不谋而合。卢复辑此书历时十余年始成。
缪希雍的《神农本草经疏》，是明代影响仅次于《本草纲目》的一部药物学著作，简称《本草经疏》。作者医药著作甚多，《本草经疏》是他研究药物学三十余年的总结，晚年成书，刻印未完即遭流散，幸有人集流传散稿编成《读神衣本草经疏》12卷。作者遂命颐澄先检存稿，“按部选类，汇成全帙，细复捡阅，以为定本”。于天启五年(1625)刊行。《本草经疏》共30卷，卷1~2为序例，收药性理论文章和“诸病应忌药”7门。卷3以后编排次序悉从《证类本草》。卷30收补遗药物27种。全书载药490种，除卷30所载药物外，皆从《证类本草》选出，以《神农本草经》药物为主。文字不全来自《神农本草经》，有不少取自《名医别录》，并参以诸家主治。缪希雍个人增加的内容有三项：“疏”，阐发药性主治；“主治参互”，列述配伍及所治病证，引录诸家验方；“简误”，备注药物品种、适应证之易混淆者，该书重点在于阐发药学理论，多本《内经)、《本经》理论引出新见，缪希雍把从宋代起盛行的运气学说斥为“杂学混淆”，以之治病“譬之指算法”，对宋金元以来药性理论日益脱离临床实践的趋向展开的批判。在药物注疏上，缪希雍重视阐发《本经》、《别录》所载的功能主治，强调临床实用，多从药物的生成、性味、阴阳五行、归经、疗效等角度，结合脏腑学说进行推演，绝少空泛之论，并能结合实际提出新见，以切合临床实用而见长。
卢之颐的《本草乘雅半偈》也是有影响的本草著作，卢之颐系卢复之子，得家传而精于医。其父原有《本革纲目博议》，经他增补整理而成《本草乘雅》。因兵乱，原稿散佚，凭记忆重修，已非全璧，故名《本草乘雅半偈》。作者崇信佛教，以佛理、儒理阐释药理。全书议药365种，222种取自《神农本草经》。每药引录古说，以“核”、“参”、“先人云”三项阐发个人见解，“核”下述别名、释名、产地、形态、采收、贮存、炮制、畏恶等内容；“参”为作者对该药功能、形态等有关内容的理论推演；“先人云”是引卢复的论述。该书选药严谨，辨析药物功能主治颇详。由于受佛教影响，理论阐述亦常涉玄虚，是有不当。
(三)官修本草著作
《本草品汇精要》是明孝宗敕命太医院院判刘文泰等纂修的本草。元代《至元增修本草》不传，最后一部官修本草《绍兴本草》至明已历300余年，重修本草已非常必要。弘治十六年(1505)，由太医院刘文泰等纂修。弘治十八年(1507)该书纂完进呈，适值孝宗病殒，刘文泰获罪，加之该书彩图印刷技术准以解决，这部药典性本草被束之高阁，藏于内府，无人问津。
对《本草品汇精要》毁誉参半，评价不一。全书新增药物48种，有10种只列药名，而无内容；异名同物或相互重复有10余种，有16种出自《饮膳正要》。本书在药物分类上基本沿袭《证类本草》的编排形式，依据宋代《皇极经世》关于物象的自然分类模式。将矿物类药物按其生境来源分成本、火、土、水、金等类；将植物药按生长方式或属性分为草、木、飞、走等类；将动物药按繁殖方式、生长方式和外部特征分为羽、毛、鳞、甲、裸等类。每类下又有分类。其方法已具有现代某种生态学意义。在药物论述上，打破了以《神农本草经》为中心层层加注的传统格局，分割《证类本草》原文，逐条归入所列的24个项目中。24项的具体名称是：名、苗、地、时、收、用、质、色、味、性、气、臭、主、行、助、反、制、治、合治、禁、代、忌、解、膺。这种把药物的鉴定、炮制、配伍、药理等方面分条归纳，把有关内容集中在一起，避免了重复引文，且便于查阅也是一种进步，每味药不强求24项面面俱到，而是有则举，无则缺。该书又是我国古代最大一部彩色本草图谱，共收图1358幅，其中366幅为新增。所有药图皆出自画工，工笔重彩。图多临摹《证类本草》，写生者少，虽是本草彩绘图谱珍品，科学价值上却不及《证类本草》和《履岩本草》。书中有“谨按”一项，共146条，内容主要为“药有近代用效而众论佥同，旧本欠发挥者”。许多是经作者调查研究或经临证实践得到的“但不可多食，由其动气而发病故也”。它吸取了《证类本草》以后张元素、李东垣、王好古等人研究药物所取得的成就，特别是有关药物的归经和升降浮沉的理论，并以之确定了一些药物的气味、阴阳、归经和升降浮沉的性质。它依据“气奥”说，具体解释药物功效，作为鉴别药物的一项根据。
(四)明代的小型综合性本草著作
明代出现了许多有特色的小型综合性本草著作，继承了南宋以来注重节要与实用和金元以来注重药性理论的学风，具有易于普及，切合实用和提高临床医生理论水平的作用。
明代中期王纶的《本草集要》，是一部很有影响的著作。该书共8卷，分作三部。上部为总论，将《证类本草》序例内容与金元家药性理论揉为一体进行综述，间附个人见解，中、下部为各论。中部“取本草及东垣、丹溪诸书，参互考订，删其繁芜，节其要略”，分类上用传统的“草、木、菜、果、谷、石、兽、禽、虫鱼、人”的方法，作者把草、木、金、石诸“无知”之物排在前、将兽、禽、虫鱼“有知”之类列于后，终以“万物之灵”的人。向“从徽到巨，从贱至贵”(李时珍语)的分类迈进了一大步。下部“取药性所治，分为十二门”，即气、血、寒、热、痰、湿、风、燥、疮、毒、妇科、小儿。门下又分细目，如治气门分为补气清气温凉药、行气散气降气药、温气快气辛热药和破气消积气药四类，每药采用提要式按语，简洁明快。由于这种新的分类法简便实用，因此该书一问世就受到临证医生的欢迎。
陈嘉谟的《本草蒙荃》是明代前、中期最有特色的著作。作者历七年始成全书12卷，分类防《本草集要》，卷前总论亦取《证类本草》及金元诸家药性理论之说。各论分述742种药物，对其中448种重点介绍，分述其药性、有毒无毒、产地、饱灸、藏留、功效等。另外388种只作简单介绍。至今常用的鸡内金、青木香等均首出于该书，陈嘉谟重视药物与产地的关系，认为药物“各有相宜地产，气味功力自异寻常”。他根据产地区分药物，如将白术分为浙术、歙术；芎分为京芎、杭芎、台芎等，改变了金元时期的不重药物产地的状况。为鉴别药物真伪，于总论中专设“贸易辨假真”一节，例举药品作伪的例证，强调辨别真伪的重要性。药物贮藏是保证药物质量的重要环节，作者对此十分重视，强调“凡药藏贮，宜常提防”。如阴干、暴干、烘干的药材易反潮霉垢，阴雨季节要常烘烤，晴天要晾晒。他介绍了一些特殊的药材贮藏法，“人参需和细辛，冰片必同灯草，麝香宜蛇皮裹，硼砂共绿豆收，生姜择考砂藏，山药候于灰窖。”此外，《本草蒙荃》在保存历代炮炙资料的基础上，于炮炙多有发明。如论述辅料的作用，“酒制升提；姜制发散；入盐走肾脏，仍使软坚；用醋注肝经，且资注痛；童便制，除劣性降下；米泔制，去燥性和中；乳制，滋润回枯，助生阴血；蜜制，甘缓难化，增益元阳”。把药物配伍理论引伸为“以药制药”的炮制方法，对后世很有启发。
李中立的《本草原始》，突出生药形态。全书有药图420幅，其中360余幅是他据实物亲临写生所绘，全书12卷，资料主要取自《证类本草》、《本草蒙荃》和《本草纲目》。药品分类采用《本草集要》的十部分类法。论药体例沿用《本草纲目》而加以简化，重在药图与图注，突出药材的形态待征。《本草原始》之前本草著作所附图，绝大多数为基原图，《本草原始》则以药材图为主，突出描绘药用部分，适用于药业。黄精、地黄、白芨、人参等药用根，只画根形，使君子、补骨脂、蒺藜子等用果实，只绘果形，对树脂类，如龙脑香、阿魏等，则绘出基原植物以示来源。李中立深入药材集市写生并据实地考察写出图注，在区分药物混淆，辨别真的，揭露掺假等方面作出许多有价值的辨别方法。对以前著作有详细记载者略作说明，对以前著作论述不详者则详为考辨。沙参与桔梗，常使药商彼此代充，李中立指出，“沙参形如桔梗，无桔梗肉实，亦无桔梗金井玉栏之状”，他不仅绘出正品，还常绘出伪品以作对照，首创出真的药材同给的方法，为减少药名混乱。李中立对当时一些药材的俗名、习用名等，用《证类本草》、《本草纲目》的正名注明，如绩砂密即砂仁，鳢肠即早莲草等。同时以别名、商品名注正名，如高良姜俗呼良姜、茜草根俗呼茜根等。《本草原始》对前代著作有载，但无形态描述者，多详加论述，以补前人之不足，对古人记载有误者，通过直接叙述纠正之。李中立对药物的质量、规格、产地等也有深入研究，提出一些新见解，对通过药物形态鉴别药物产地也提供了不少例证，《本草原始》可谓另辟路径，总结辨识药材的经验，是在中药鉴定、炮制等方面做出贡献的一部药材学著作。
倪朱谟的《本草汇言》，20卷载药581种，附图530余幅，全书注重临床用药经验，是其显著特点。倪氏生当明末，周游各地，遍访通晓医药人土，卷首记载就有148位。该书资料来源广泛，内容新颖，保存了大量民间的用药经验，倪氏既重“登堂请益”，也重实地考察，他到晋、蜀山谷查看龙骨产区，到温州、处州观察山农种植茯苓。书中反映的明末药学理论和方剂，丰富了本草学的内容。
李中梓的《本草通玄》，是作者长期临床实践用药的经验总结，对世俗用药流弊及前人记载错误多有纠正。王纶谓“参能助火，虚劳禁服”。李中梓给予驳斥，详细分析介绍人参的正确使用方法。书中各药下常列炮制法，且多变动古法，以自己临床经验研究加以修正。“古人制黄芪多用蜜炙，愚易以酒炙，既助其达表，又行其泥滞也，若补痛及崩带淋浊药中，须盐水炒之”。此外，徐彦纯《本草发挥》膝弘《神农本草经汇通》薛已《本草约言》、皇甫嵩《醋是发明》、方谷《本草纂要至宝》、方有执《本草抄》、杨祟魁《本草真诠》、顾逢伯《分部本草妙用》、肖京《药性微蕴》等也均是明代颇有特色的小型综合型本草著作。
(五)专题本草著作
明代各种专题本草著作十分丰富，从不同侧面揭示了药物学的发展状况。
1、地方本草类
《滇南本革》是我国现存内容最丰富的古代地方性本草著作，作者兰茂长期生活于云南，为各族民众治病。他发现当地有许多有药用价值的植物尚未被利用，于是边医疗实践，边考查药物，广泛搜集民间医药经验，经多年积累形成《滇南本草》一书。全书载药446种，各药下依次记载性味、功效、主治、附方，个别药物还论及其生态与形态。书中记载了大量少数民族的医药经验。本书地方色彩浓郁，资料丰富，是研究云南地方药物和该地民族医学经验的珍贵资料。
2、食疗本草类
以食品培补身体，抗御外邪侵袭是中医学的一项重要内容。明代食疗类本草著作很多，以《食物本草》为题的就有卢和、汪颖、薛已、吴文炳诸人之作。穆世锡的《食物辑要》、赵南星的《上医本草》、施水图的《山公医旨食物类》等均属此类作品。
另一类是救荒本草书，内容为替荒年寻求代食品，以朱棣的《救荒本覃》最有名，收植物414种，依次为分布地点、生态特征、形状、食用制备方法等项分别论述，附有精美插图，有些还列有主治等内容。该书东传日本，影响较大。鲍山的《野菜博录》在调查可食用的山野植物的基础上，对其中一些植物还进行栽培观察，是在实践基础上参考文献而成书的。王磐的《野菜谱》、周履靖的《菇草编》也属此类著作。
3、药物炮制类
缪舌雍的《炮留灸法》是明比最有影响的炮制专书。书中阐释了439种药物的炮制方法，包括操作程序、贮藏保管等内容，对个别药还述及炮制前后的药性变化和不同的疗效，它以《雷公炮灸论》为基础。增入后世发展和个人经验，使之更切实用，书末“用药凡例”中亦有不少独到见解，加对煎药方法细致深入的探讨，就得有实用价值。
王文洁的《太乙仙制本草药性大全》、吴武的《雷公炮制便览》、俞汝溪的《新刊雷公炮制便览》等均属药物炮制专著。
二、方剂学的成就
随着药物学的进展，明代方剂学也有巨大进展。一方面，大量方剂书，尤其是巨型方剂著作的出版，另一方面，对理、法、方、药的研究也更为重视。
(一)医方巨著《普济方》
《普济方》是我国现存最大的一部方书，也是明代最大的方书。它搜罗极广，篇幅很大，几乎收录了十五世纪以前所有保存下来的方书内容，并兼及传闻、小说、道藏、佛书内的相关内容，还收入大量的时方，可谓集十五世纪以前方书之大成。《普济方》是由朱元璋第五子周定王朱棣组织编辑，由教授腾硕、长史刘醇等参与编辑考订而成，刊于永乐四年(1406)，原作108卷，《四库全书》改为426卷。共分为2175类，718法，收入61739方，239幅图，总论包括方脉总论、药性总论、五运六气、脏腑总论等。各论包括脏腑各论，按人身头面、体表、五官、口齿和内部器官。分述病候；伤寒杂病，包括急、慢性传染病与内科疾病，以后为外科，骨伤科，妇产科，儿科，针灸等。每种疾病有论有方，治疗方法多样，包括汤药、罨敷、针灸、按摩等。它的主要贡献是保存了古代大量医学文献，价值已超出方剂学范围。李时珍编修《本草纲目》时，虽说浏览参考文献800多种，实际上当时已有不少文献失传或成为罕见的孤本，李时珍并未能一一亲阅，其中不少是通过《普济方》间接读到的。
(二)推求古义的《医方考》
吴昆的《医方考》，撰于万历年间。作者15岁学医，行医后深感业医者知识贫乏，必须对医者的素质进行提高。他从历代方书中选出常用方剂700余首，编成本书，共6卷。按病症分为中风、伤寒、感冒、暑湿等72门，每门下列一证，先论病因，次列诸家治疗方法，再汇集名方。《医方考》虽汇集群方，却不追求方剂数量，而是严守质量，“揆之于经，酌以心见，订之于证，发其微义”，重在阐发分析。如中风门，首述中风名义、病因及各家认识，“风者，百病之长，得行天之象，故其发也暴。然上世论风，主于外感，乃河间主火，东垣主气，丹溪主湿，而末世之论纷纷然。今考名方23首，为风、为火、为气、为湿，皆时出而主之，初不泥于一说也”。论下先列乌梅撩牙关方、稀涎散、通顶散、苏合香丸、许胤宗黄芪防风汤熏蒸法等治标之方；次列治半身不遂、语言蹇涩、口眼歪斜等后遗症之方，有主风的牵正散、省风汤、小续命汤、防风通圣散；史国公药酒方，主火的泻青丸。主气的四君子汤加竹沥姜汁方、八味顺气丸，主痰湿的二陈汤、星香汤等。每方下列适应症及详细的方义分析——条理清晰，因证致用，说理是很透彻的。本书出版后影响广泛，清代汪昂的《医方集解》、吴仪洛的《成方切用》等都宗《医方考》所开之学风，《医方考》出版后，连续刊刻近十次，在医学界起了积极作用。
(三)张景岳对方剂学的贡献
《景岳全书》中的“八略”和“八阵”实为讲述方剂学的内容。他把治病立法比作战略战术。故称治则治法为“八略”；把立方选药比作布兵排阵，将方药主治的论述称“八阵”。八阵又分为古方八阵与新法八阵。他根据个人丰富的临床经验发议论，有不少创见。八略亦称新法八略，即补、和、攻、散、寒、热、固、因诸略。根据八略而列八阵，古方八阵选历代名方1516首，另有妇产、小儿、痘疹、外科等古方922首。新方八阵系张氏自创方利，共186首。新方八阵诸方多切临床实用，有不少至今仍为常用名方，如左、右归丸，左、右归饮，金水六君煎，玉女煎，理阴煎等。补略和新方八阵的补阵最能反映作者的学术思想，张景岳是温补派的代表人物，特别重视人体本元，谓为“人之大宝”，他从阴阳互根角度体察真阴真阳，认为“阴不可无阳，非气无以生形也，阳不可无阴，非形无以载气也”。以气血、形体性用的相互依存和消长关系来阐述生死之机，强调温补元阳，滋养真阴，使阴阳归于平衡，实现水火既济。强调古人之方，是示人以法，并非限人以药。对待成方，又要圆活。张氏对方剂的认识尽管也有不足，但仍是明代方剂学中一枝奇葩，后世虽有非议，也多偏执管见，其成就却是不可抹杀的。
(四)追源溯沉的《祖剂》
施沛辑明代以前著名方剂800余首，成《祖剂》一书，共4卷，收主方70首。该书以《素问》、《灵枢》及伊尹汤液之方为宗，以张仲景《伤寒论》、《金匮要略》之方为祖。选《和剂局方》及宋、元、明诸家流传方以归类叙述。追本溯流，把相类方剂归于一起论述如以《素问》之泽术麇衔汤为主方，其下述张仲景的泽泻汤、猪苓散、茯苓戎盐汤、五苓散、茵陈五苓散、猪苓汤、茯苓泽泻汤，后世的四苓散、加味五苓散、山栀五谷散、胃苓汤等，将17首方剂集中介绍，有些地方作者还加了按语“和得者也”，主方除选自《内经》、《伤寒》、《金匮》外，还有的选自伊尹《汤液经》、《和剂局方》、《肘后方》、《广济方》、《千金》、《得效方》、《集验方》、《济生方》及李东垣、张洁古、朱丹溪等人的医方，对学习古代方剂学有一定参考价值。

 

[花香丁]

第六节 医学基础研究的发展

一、医学典籍的整理研究
明代重视医学典籍的整理研究，把它视作提高医生素养，加强医学理论建设的基础工作。
(一)《内经》的经理研究：明代治《内经》的医家颇多，撰有约20种著作，突出者有如下诸种：
1、《灵》、《素》合注与发微：马莳对《素问》、《灵枢》全部作注，是合注最早的人，《黄帝内经素问注证发微》9卷，以期有补于对《素问》的理解。王冰分《素问》为24卷，马氏非之，改分为9卷，马氏注于每篇首有提纲挈领之总论，再逐章逐节逐句注之，颇有发明，亦有望文生义处。
2、《灵枢》最早的全注本：马莳的《黄帝内经灵枢注证发微》是现存对《灵枢》最早的全注本。马莳，以为《灵枢》和《素问》都为9卷，原文悉依宋代史崧本，认为《灵枢》较《素问》更重要，不能视《灵枢》仅为用针之书，指出书中用针方法，都可引伸为用药之法，不可“泥为用针”之书，这些说法很有道理。此书体例同《素问》注，后世学者认为此书之注在内容上优于《素问》，且属首创，其功颇宏。
3、张景岳的《类经》：张景岳把《内经)重新分类，再予合编，成《类经》一书。全书以《内经》原文为纲，吸取各家医论，附以个人心得，并对难懂词句加以通俗解释，有些议论十分精彩，全书分为摄生、阴阳、藏象、脉色、经络、标本、气味、论治、疾病、针刺、运气、会通共12类，390条。
4、小型阐释《内经》之悴为使人掌握《内经》的基本精神，明代出现了由博返约，提纲挈领，讲解《内经》主要现点的著作。由滑寿原注、汪机续注的《读素问钞》，是《素问》的节录注本，刊于1519年，该书分藏象、经度、脉候、病能、摄生、论治、色诊、针刺、阴阳、标本、运气和汇萃12类。汪氏在原注基础上作了重要补充，是学习《内经》的入门书。
李中梓的《内经知要》，执简驭繁，将《内经》按内容分成道生、阴阳、色诊、脉设、藏象、经络、治则和病能8类。本书除辑录原文外，结合基础和临床加以阐析，内容简要，条理清晰，选录切要，讲解明白，是便于初学员优秀的选本之一。1764年经薛雪重校加按，更为流行。
(二)《难经》的研究：《难经》于明代注家颇多，如王九思等的《难经集注》，马莳的《难经正义》，徐述的《难经补注》、姚浚的《难经考误》，张景皋的《难经直解》，张世贤的《图注难经》等，王九思的《难经集注》，5卷，系在石右谅、王鼎象、王惟一协助下，于1505年成书，本书属于集注，集吴时吕广、唐代杨玄操、宋代丁德用、虞庶、杨康候诸家之注，于每难下胪列诸家之说，历附说明主要是校正和音释。该书在保存明代以前的资料上，是有贡献的。
(三)《伤寒论》的研究：明代从事《伤寒论》研究的医家较多，有著作传世的也在20家以上。开始强调《伤寒论》编次真伪问题，是这一时期的突出特点。方有执始强调编次谬误，提出错简简订之说。以后，张遂辰主张维护原有编次，成为针锋相对的观点。到了清代，他们各有一批追随者，故一般认为伤寒学流派之争始于明代。
明代研究《伤寒论》诸家，涉及内容广泛。董的《伤寒秘要》重在约论经义；卢之颐的《仲景伤寒论疏钞金》偏于订正注家之误。有些医家则把重点放在临床治疗上，王肯堂的《伤寒准绳》、张吾仁的《撰集伤寒世验精法》，从分析病证入手；陈长卿《伤寒五法》从论述治法入手；张介宾的《景岳全书·伤寒典》对诸家方剂进行归类分析，都有临床参考价值。明代有人提出伤寒与温病的区别，如王履的《医经溯洄集》，强调“感天气恶毒异气”的温病，受到后世的重视。万全的《伤寒摘锦》、戈维城的《伤寒补天石》都论述了时行疫病的证治。李中梓的《伤寒括要》、陶华《伤寒六书》中的《伤寒一提金》，则属于普及启蒙的通俗之作。
1、错简重订说的提出：方有执的《伤寒论条辨》，是明代研究《伤寒论》最有影响的著作。他认为张仲景与王叔和仅两朝相隔，王叔和所撰纵不全是，也不会全非，按王叔和所列篇目看，王氏尤重太阳病，是明于辨证的。世传《伤寒论》，不合辨证处甚多，太阳三篇尤为混乱。这种编次肯定非叔和方位，乃后世误人之作。为此，方氏尽二十余年努力，置加考订，以还叔和之故，通仲景之源。
方氏指“伤寒例”一篇为赘附，宜删，“平脉”、“辨脉”为叔和赞经之辞，当移诸书尾；“平脉”篇题不符实，去其篇名，并入各篇。《伤寒论条辨》对六经均有改订，以太阳篇变动最大。将太阳病卫中风而病者列为上篇，收桂技汤证及其变证为卷一；荣伤于寒而病者为中篇，收麻黄汤证及其变证为卷二；荣卫俱中伤于风寒而病者为下篇，收大青龙汤证及其变证为卷三。其余备篇分为5卷，凡8卷。这种分法由清代喻昌发展成为“三纲鼎立”说。
方有执研究《伤寒论》，是有成绩的，但《伤寒论》是否因此恢复原貌，又当别论。方氏错简重订主观上是以“心仲景之心，志仲景之志以求之”。但并未找到错简的有力依据。对错简重订说，后世褒贬不一，争论激烈，并由此形成一个伤寒学术流派。
2、维护旧论说的首端：明末张遂辰在其《张卿子伤寒论》中明确提出，维护原有编次，他认为，“仲景之书精入无比，非善读者免滞于语下”。张氏尊重历代《伤寒论》研究医家，谓“诸家论述，各有发明”，书中未贬斥任何一家，认为王叔和的编次只在卷数上与仲景原书不同，成无己的注释尤称详洽。张氏依成氏《注解伤寒论》之编次，自“辨脉”、“平脉”始，至“汗吐下可与不可”先后次序分毫末动，只在分卷上厘为7卷。文后注释亦以成无已说为主，兼采郭雍、张洁古、庞安常、李东垣、朱丹溪等人之说；张氏虽未明确反对方有执的错简重订说，事实上却形成相互对立的两种观点。他的学生张志聪、张锡驹承袭师说，进行发挥，形成伤寒学中的维护旧论派。
二、基础理论和临床研究与发展
明代医学在诊断学、病案书写格式、医学书籍编著和传播、医德论述和医史研究上，均有较大发展。
(一)诊断学的研究与发展
明代医家在诊断上大都强调四诊兼备，脉证合参，强调全面掌握材料，抓住纲领，辨证施治。八纲辨证纲领即在明时发育成熟，脱颖而出。在遣方用药上，强调勿胶执，方应适证，药宜应病，不能胶执古方以治今病。在舌诊、问诊、脉诊上均有系统论述。
1、舌诊：明代舌诊受到广泛重视。16世纪下半叶，申斗垣著《伤寒观舌心法》，是继元代敖氏《金镜录》后又一集大成之作，他临床经验丰富，注意舌的观察，亲自给图，经长期积累，绘出135种舌图，运用分经、运气答理论，把舌和证联系起来，观舌成为诊断重要依据之一。
2、问诊：中国医家历来重视问诊。李梃的《医学入门》指出，问诊必须详尽，他列出48问，妇人需再加4问，产后又加4问。徐春甫强调四诊合参，反对完全依脉辨证。张三锡在《医学六要》中将李梃的48问，简化为26问，张介宾又简化为10问，编成《十向歌》，易记易行，为后世遵行。
3、脉诊：明代脉学专著甚多，一些类书、全书、方书、本草、临床专科著作，也常兼及脉学。现存脉学著作有：吴昆的《脉语》、李中梓的《诊家正眼》等近30种。影响最大的是李时珍的《濒湖脉学》。
《濒湖脉学》摘取诸家精华，分详27种脉。对同类异脉鉴别，各种脉象主病，既能博考，又能精研，编成歌诀，便于诵习。李梃的《医学入门》亦列27种脉，与《濒湖脉学》相较，少一牢脉，多一大脉，余皆同。徐春甫在《医学入门捷径六书》中指出，脉为“元气之苗，死生吉凶之先见”，是判断表里虚实的依据，吴昆《脉语》列怪脉12种，较前人多4种。
张介宾的《景岳全书》，专列“脉神章”3卷，对脉神、正脉16部、脉之常变等有详尽论述。李中梓的《诊家正眼》，较《濒湖脉学》增一疾脉，列脉象28种，在《医宗必读》中，他列浮沉迟数四脉为纲，以统余脉，长、短、弦脉则列于四纲之外。李中梓认为领会脉象，不能只凭语言，须通过临床揣摩。
4、八纲辨证：八纲辨证，是指导中医临床思维的基本原则，它的内容可追溯到《内经》和《伤寒论》。明初楼英在《医学纲目》中；明确提出八纲，“诊病者必先分别气血、表里、上下、脏腑之分野，以知受病之所在；次察所病虚实、寒热之邪以治之，务在阴阳不偏颇，脏腑不胜负，补泻随宜，适其所病”，1477年，王执中在《东垣先生伤寒正脉》中指出：“治病打字，虚实、阴阳、表里、寒热八字不分，杀人反掌”。方隅1584年出版的《医林绳墨·伤寒》中说：“虽后世千万方论，终难违越矩度，然究其大要，无出乎表、里、虚、实、阴、阳、寒、热八者而已。”1624年。张介宾在《景岳全书·阴阳篇》中，认为阴阳是医道之纲领，诊病施治，必先审阴阳。在《景岳全书·六变辨》中又指出：“六变者，表里、寒热、虚实是也，是即医中之关键。明此六变，万病皆指诸掌矣”。除缺少八纲辨证的术语外，表述得已十分明确。
(二)病案格式的建立
病案格式规范化是诊断治疗规范化的重要环节，它促进着医学的进步。明代出现了整理古代病案的专著，提出建立病案格式的具体要求。
1、韩懋的“六法兼施”
韩懋的《医通》，提出书写病历，要六法兼施。六法指望、闻、问、切，论、治。
六法作为填写医案的具体要求是：一望形色，如肥瘦、高低、肤色、润槁，主要看发育状况、形色神态、有无精神等。二闻声音，如音质清浊，发音洪细，说话有无气力等。三问情状，是问诊要求。韩氏提出“八何”，包括时间、地点、病因及治疗史。四是切脉理，按三部九候。五是论病原，提出六问，六是治方术，是研究治疗措施及效果的。韩氏认为，凡治一病，宜用此式一纸为案，填清年月日及地点，表明风土时令，再望之、闻之、详问之，以察其外；然后切脉、论断、处方，确立诊断和治法。各各填注，使病者持纸待续，更换医生，也有所据，还可使医生深入思考，做到百发百中。
2、吴昆关于病案格式的概括
吴昆的《脉语》对病案格式进一步概括，他称病案为“脉案”，“脉案”一名，流行至今，医家仍用之。书写内容分七条：一是时间籍贯姓名，时间占运气，地点占脉之方宜。二是望诊和闻诊，包括年龄、体态、神色、语声等，用以合脉。三是病人的苦乐、病由和发病时间，观其精神状态和疾病久暂。四是始发病、治疗措施及疗效，以为参考。五是昼夜孰甚，寒热孰多，喜恶何物，是疾病现状，以辨气血，察阴阳脏腑，六是写出病名定诊断，以及诊断的理论根据，区分标本缓急，确定某藏当补，某藏当泻。七是处方加减及用药目的，写清处方原则，药物配伍方法，令病人了解治病措施，以积极配合治疗。吴氏指出，病案后应有医者签名，以示负责，使病家验医者之工拙。
韩氏的“六法兼施”和吴氏的补充，对病案格式规范化起着奠基作用，对医学发展和后世医家也有重大影响：
三、医德理论与实践的发展
明代论述医德的专篇及散在内容，较前代均有增加，涉及到医学伦理学的诸多方面。许多医家履行医德的感人事迹，也为后世留下了楷模。
明代是中国医学伦理学发展的重要时期，出现了许多论述医德的优秀文献。李《医学入门》中的“习医规格”，对医生的学习和品德提出明确要求，认为医德要求概括为一点，就是不欺。徐春甫的《古今医统》，专列“庸医”、“时医”、“名医”、“论医”等篇，鞭挞违反医德的现象。龚信、龚廷贤父子都很重视医德研究，就医患关系和医生行为规范进行了全面论述。
陈实功行医从不求谢谢，深得病家信任，在《外科正宗》里，提出“五戒十要”。美国1978年出版的《生命伦理百科全书》将其列为古典医德文献。
孙志宏的《简明医毅》中“业医须知”一篇，要求医者勿重财利，勿危言珍秘而索重价；对易治病勿故言难疗；对难治病勿故言易愈；不可只尽心富家，而忽慢贫家。
明代医德文献，以医忌关系为轴心，兼及医际关系。它既考虑对医者的要求，又有对患者的提醒，较之西方古代医德文献，更为全面。在资本主义萌芽出现的明代，这些文献的共同特点是反对金钱腐蚀，反对把医术作为单纯谋利的手段，对借医术敲诈财物的行径深恶痛绝，强调保持医学救死扶伤的祟高目的，保持医学为健康服务的功能。在医德运行机制上，他们尚停留在医德现象领域，借因果报应之说，劝人们作阴功之举，以推动人们对医德的侍奉。这和他们在医术范围内反对巫术和迷信，形成鲜明对照。
四、医史文献研究
(一)散在的医史资料：明代留有丰富的医学史料，有不少是散在于各种书籍中的。一是明代编写的《元史》及明代各个皇帝的《实录》，多有医事制度、医家活动、疾病史等方面的材料。明代各种文件档案，官方编写的大型丛书如《永乐大典》等，也是医学史料的重要来源，二是地方志，常有正史见不到的内容，明代编写地方志之风甚盛，从清代编写的《古今图书集成全录》所收医史材料可以看出，大部取材于明代地方志，既有明代以前的医史资料，也有丰富的明代医史资料。三是名人文集，宋濂集中的《周汉卿传》，黄宗羲《南雷文定》中的《张景岳传》，戴良的《丹溪翁传》等，他们由于生活于同时代或相近时代，常能得到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资料，四是笔记小说中常有医史研究的记载。五是医家著作，徐春甫的《古今医统大全》介绍了270多名医家；李的《医学入门》叙述了医学源流，介绍了一些医家的事迹，孙一奎在《赤水玄珠》中为张仲景、张子和、刘守真等人写了《张、刘、李、朱、滑六名师小传》。此外医学著作自身，它叙述的源流、师承等，均是珍贵的医史资料。
(二)专题医史著述：最早以《医史》命名的医家传记明代出现了以《医史》命名的医家传记，由李濂撰写。李氏以古文著名当时，有《医史》10卷，实为古代医家传记，与书名不称。收录医家71人，其中55人来自《左传》等正史，包括医和、淳于意以至李杲等，10人采自诸家文集，自宋代张扩迄于张养正，6人为李氏补撰，为张机、王叔和、王冰、葛应雷、戴原礼、王履。传下附有论述。一般认为此书考核未精，多疏漏。
殷仲春的《医藏书目》，是现存最早的医学书目。本书于1656年由其孙观国刻印。生卒年月不详，书目录有谬仲淳、陈实功、张三锡诸人之作，可断定为明末人。此书分类采释氏之名，分无上、正法、法流、法水、结集、旁通、散圣、玄通、理窟、机在、秘密、普醒、印证、诵法、声闻、化生、杨肘浸、妙窍、慈保、指归、法真诸函。每函之前扼要总结，说明本函特点。天上收医经；正法主要收伤寒著作，但纳有东垣及太医院医书；普醒收本草；化生主要是妇科书，妙窍主要是针灸书；劳保主要是幼科书。指归也收《内经》、《难经》。本书编目虽有分类，但互相交错，不够清晰，有的分类十分勉强。段氏撰书态度实事求是，未见过完整书籍的，阙疑不书。限于见闻，错漏仍不少。对了解医史和医学目录学，极有价值。
明代的全书、类书、丛书和入门书。
明代社会稳定，造纸工业发达，印刷技术进步，交通也较宋金元时期有所发展，为医学书籍的编撰刊印创造了良好条件，出版了大量的全书、类书、丛书和医学入门书。
明代全书、类书和丛书多由私家收集、整理、编纂和刊印，他们在一些助手帮助下，常殚尽毕生精力。
徐春甫的《古今医统大全》，是搜罗丰富的全书。前7卷属基础理论部分，第8至79卷，分病为161门，每病论述较系统全面，除引录文献外，附有个人见解。后21卷，为临床各种及方药杂论。
张介宾的《景岳全书》戴思恭的《证治类廖》、楼英的《医学纲目》、王纶的《明医杂著》、龚信的《古今医鉴》、虞传的《医学正传》、皇甫中的《明医指掌》、孙一奎的《赤水玄珠》、李梃的《医学入门》、李中梓的《医宗必读》、武之望的《济阳纲目》，均有全书性质。
王肯堂的《证治准绳》是采摭丰富条理分明的类书，收有杂病、伤寒、疡病、妇科、儿科的理论和方药，查阅方便，且附作者经验和见解，受到后世推崇。张三锡的《医学六要》也有类书性质。
明代出现了多种形式的丛书。一类汇集古代医书，王肯堂辑、吴勉学刊行的《古代医统正脉全书》最为著名，全书汇刻古代医书44种，重要著作搜罗殆遍，校勘仔细，颇多善本。一类是个人著作辑录，薛己的《薛氏医案》16种，汪机的《汪石山医书》8种，万全的《万密斋医书》20种，李中梓的《士材三书》。有些也可说是医家个人的全书。
医案专辑：明代医案专辑，首推《名医类案》。作者穷搜博集，分门别类，并附自己验案和分析，因切临床实用，颇受后世欢迎。
明代医家著作中，多附作者验案，条分缕析，叙述疑难症的辨析和治疗，示人以规矩，明代以医案命名的独立著作亦不少。对研究中医临床医学发展特点与规律，对疾病史、诊断治疗史的研究，具有参考价值。
汪机的《石山医案》、薛己的《薛己医案》、孙一奎的《孙东垣医案》、王肯堂的《王肯堂医案》在个人医案中较有影响。他如聂久吾的《奇效医述》等十余种医案，都有不少精彩内容。
医学入门书：医学入门书对培养医生，进行医学教育，不可或缺。世医世代相传，或师徒相授，对普及医学知识，有不少限制。弃儒入医、特别在穷乡僻壤，更需学医门径书。一些医家注意到这点，所写医著，照顾到有经验者，也顾及自学者。
刘纯《医经小学》是明初的医学入门书。成书于1388年，共6卷。分本草、脉诀、经络、病机、治法、运气六部分。引用医学著作20余种，撮其旨要，以为编次。为初学易记，用四百或七言韵语，间附按语，以为诠释。
李梃的《医学入门》是在《医经小学》基础上编写的。文体是叙述与韵语相结合，必须记忆部分常用韵语。李氏要求习医者医德与医术并重；这一医学教育思想，很有价值。本书取材广泛，内容丰富，是重要的医学入门书。
李中梓的《医宗必读》也是有价值的医学入门书。对初学医者必须掌握的内容，叙述得简明、准确、易理解、切实用，很受后学欢迎。

 

[花香丁]

第七节 临床医学成就
一、内科杂病

二、妇产科

三、儿科

四、外科

五、皮肤病学

六、骨伤科

七、针灸学与推拿学

八、眼科、耳鼻喉科

九、口腔科

十、法医学

 

[花香丁]

一、内科杂病

明代是内科杂病学术全面发展并达到空前繁荣的时期，其特点，一是围绕金元四家与古代医学理论及医疗经验的继承和发展，所出现的不同学术流派及其学术争鸣，主要是以薛已、张介宾、赵献可等医家所代表的温补派对刘完素、朱丹溪医学主张所展开的论争，这种学术争鸣对内科杂病学术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其二，内科杂病学家们在临证上更为重视辨证论治理论的运用，使内科杂病辨证沦治水平较以前明显提高，其三，不少医家对内科杂病诊治的总结与医著空前增多，并能对临证实践发挥切实的指导作用。明代在内科杂病学术上所取得的成就，使这门学术的发展趋于成熟，并对后世内科杂病学术的发展产生了较大影响。
(一)丹溪学派传人的学术彭响
朱震亨的弟子较多，而且不乏在医学上有一定成就与影响者，因此元末明初时丹溪学说一度颇有影响。其中素炙丹溪之门的医家，有赵良仁、戴思恭、刘叔渊、王履等人。赵良亡所著《金匮衍义》一书，恪守丹溪家法，阐释杂病立方施治的要旨，戴思恭除协助其师整理《金匮钩玄》等医著外，自己还著有《证治要决》、《证治类方》、《推求师意》等书，对丹溪学说多有阐发，如从阳有余、阴不足的观点出发，更强调了“火之为病”的危害性，及进一步阐发“六郁之病”的证治等，对后世有一定影响。王履治学颇多创意，敢于大胆批评前人之说，他宗丹溪学说对东垣学说指斥甚力，王氏在内科杂病中的一个突出成就，是对中风提出了“真中凤”和“类中风”的独特见解，对后世影响很大。
(二)温补学派的盛行及其对内科杂病的影响
薛已可谓温补学派的倡导者，他在《内科摘要·脾肺亏损咳嗽痰喘等症》中提出，“当补脾土、滋化源，使金水自能相生”的观点，进一步推论说脾胃一虚则诸症蜂起。因此，他在治病时特别注重补益脾胃之气，同时他也探讨了肾命学说。由于脾肾在生理病理关系上极为密切，薛已对于以上虚为主者，主张“补肾不如补脾”之说；但当肾虚为重时，则又以补肾为先。至脾肾皆虚，则经常采用脾肾同治之法，兼筹并顾。在治则上，讲究固本滋源，因而他在处方用药时重视温补，不尚苦寒。
孙一奎对命门学说有潜心的研究，提出了肾间动气学说。他强调命门是客观存在的，其位在两肾之间，即命门穴所在之处，乃人身一太极，为阴阳之根蒂，造化之枢纽，是生命的原动力，在构成人体完整的生命系统中起着重要作用。他十分重视对下元虚寒的辨治，如论肾泄、癃闭、遗溺、小便失禁诸症，亦多从下焦命门着手。
赵献可特别强调命门之火，他认为八味丸是“益火之源，以消阴翳”的主要方剂，凡命门火衰，不足以化水者，非此方则无以济火。他在临证中强调保养命门之火为治病之要义，养命门之火为治病名要义。
张介宾力倡“阳非有余，阴常不足”的论点，既重视真阳又重视真阴，并把真阳与真阴归根于肾命之水火。他创制的右归丸和右归饮，是温补扶阳的代表方剂，张氏的温补学说，在虚劳等虚损疾患的治疗中起到重要的作用。
另一位医家李中梓，以注重先后二天水火阴阳著称。在疾病的论治中，特别强调膊肾的病理变化，重视脾肾之脉，常诊太溪以察肾气之盛衰，诊冲阳以察胃气之有无。如果脾肾二脉能应手，则患者有回生之望；若脾肾二脉不能应手，则多为危殆之腹，他治先天之本，基本上继承薛己、赵献可的补肾之法；治后天之本，则沿袭了张元素、李杲的理脾之方。
综上所述，温补学派发展了易水学派的脏腑病机学说，除注重调理脾胃以治疗内科杂病的积极作用外，还深入地探讨了肾命学说，从真阴元阳两个方面阐明了人体阴阳平衡的调节机制及重要意义，并于临床实践方面，在温养补虚治疗脾胃和肾命疾患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对后世临床各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内科杂病辨证论治水平的提高
中风：有关中风的病因，自金元以降，突出以“内风”立论，明代医家在各自临床实践中，对此又有新的认识。如吴昆指出阴阳异位，升降失常可以导致中风的形成。王肯堂则十分重视饮食习惯和营养成分与中风发病的关系，如久食膏梁厚味或肥甘之品的人，其发病率较高。孙文胤指出与情志、嗜欲、饮食、起居等因素密切相关。
张介宾继而提出“非风”之论，明确提出此与外风无涉，实际应该是《内经》所提的“厥逆”，因此正名为“非风”。
虚劳：明末汪绮石对虚劳病机、治疗和预防作了系统的论述。病机分虚劳六因说和虚劳由火说。虚劳的治疗，汪氏在《理虚元鉴·理虚三本》中提出“理虚有三本，肺脾肾是也”的原则，说明了调理脏腑的重要，在预防方面，汪氏强调“六节”(节嗜饮，节烦恼，节忿怒，节辛勤，节思虑，节悲哀)，从精神因素方面做到克制和解脱，起到非药物所能达到的治疗作用。“七防”(防风，防暑，防凉，防湿，防燥，防寒，防非节之暖)，注意随时调摄，以防时令和气候的变化。如“四护”(保护四时贼风不从风池、风府而入；保护秽恶不正之气不从口鼻而入)，防护于未病之时、“三候”(春初、仲夏和夏秋之交)是本病易发或加剧时期，故须严加注意、“二守”(服药与摄养宜守之勿失)，避免始勤终怠，延误治疗，“三禁”(用药禁燥烈、苦寒、伐气)诸法，都具有指导临床的作用。
咳嗽：明代医家对咳嗽的辨证论治有新的补充。李梃《医学入门》首先提出对咳嗽外感、内伤的分类，为后世提供了借鉴。《景岳全书》对外感、内伤咳嗽的病因、病机、证候、治疗，论述更为详细。提出外感咳嗽由肺而及他脏，故以肺为本，他脏为标；内伤咳嗽由他脏及肺，故以他脏为本，肺为标。这对后世治疗咳嗽有很大的指导作用。张氏还对外感、内伤咳嗽的辨证提出了若干要点。在治疗上则提出内伤咳嗽以阴虚为主，治以滋阴，但见虚寒而咳嗽不已者又当补阳，以上这些论述，都从不同方面大大丰富了对咳嗽辨证论治的内容。
消渴：关于消渴病的治疗，明代医家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戴思恭注重益气，专用黄芪饮治疗三消，把益气放在治疗的首位，在消渴病的治疗方面有一定的影响，李梃主张以补脾益肾为主，他在《医学入门·消渴》中说，消渴病其本在肾，其标在肺，肾暖则气上升而肺得润泽，脾旺则津液自生，故强调补脾益肾的重要性。赵献可力主三消肾虚学说，提倡治三消当以治肾为本。周慎斋治消渴强调以调养脾胃为要，并特别重视养脾阴，“专补脾阳之不足，用参苓白术散。”
哮证：虞传《医学正传》明确地对哮与喘作出了区别：“哮以声响名，喘以气息言；夫喘促喉间如水鸡声者谓之哮，气促而连续不能以息者谓之喘”，从症状特点方面说明两者的不同，明确了哮与喘的鉴别要点。关于哮证的病因，戴思恭在《证治要诀·哮喘》中，明确地提出本病有“宿根”之说，这在哮证的病因学上是一个重要进步。
(四)丰富的内科杂病著述
明代有关内科杂病的著述十分丰富，成为这一时期内科杂病学术繁荣的重要特点之一。重要著述有：薛己《内科摘要》，是中国医学史上最早以“内科”命名的医学专著；孙一奎《赤水玄珠》、楼英《医学纲目》，强调辨证论治理论的运用；虞传《医学正传》，本丹溪之说而有所发挥；王纶《明医杂著》提出“杂病用丹溪”的学术主张；龚廷贤《寿世保元》于中风预防有独到见解；秦景明《症因脉治》强调临证询视证候的宜要性等等，在内科杂病的诊治上均各具特色。
而内科杂病的专著与专篇则有王肯堂《杂病证治准绳》与张景岳《景岳全书·杂证谟》等，此外，方有执《痉书》为痉病论治专著，周履靖《金笥玄玄》为虫证论治专著，郑全望《瘴疟指南》为疟疾论治专著，龚居中《痰火点雪》、胡慎柔《慎柔五书》及汪绮石《理虚元鉴》均为虚劳论治专著等。

 

[花香丁]

二、妇产科

明代医学13科中，仍独立设妇人科，出现了不**产科专著，使妇产科学有了显著进步。王肯堂《女科证治准绳》影响较大，该书资料丰富，以薛已的《校注妇人良方》为蓝本，系统总结了明代以前妇产科学所取得的成就，反映了当代妇产科学的发展水平。武之望《济阴纲目》(1620)是以《女科证治准绳》为基础改编而成的，疾病分类条理清晰，选方实用，流行较广。《万氏女科》3卷(1549)，是一本简易的妇科著作，临证注重观察，方药配伍精当，富有创新精神。《景岳全书·妇人规》2卷，立论、治法均有独到之处。
明代妇产科学的进步还表现在，一些医家思想解放，企图摆脱封建思想束缚，要求给妇女患者进行客观检查。在一些妇产科论著中，记载了女性生殖器的构造。《女科证治准绳》记述了女性外生殖器阴蒂及其功能；《广嗣纪要》描述了**发育畸形，明代妇产科学在经、带、胎、产方面都有显著成就。
(一)有关月经生理病理的论述
1、李时珍论月经生理
明代关于月经的论述，以李时珍《本草纲目》最详，对月经周期性规律的认识也更加明确，李时珍把两月一次的称并月，行经期只吐血衄血，或眼耳出血者称逆行，一生不行而受胎者，称暗经；月月行经而产子者是为盛胎，俗名垢胎。
2、万全论体质病理与月经病
万全注重观察妇女的体质、性格特征与月经病的关系。他认为“肥白者多痰，瘦黑者多火”，性急躁者常兼气郁气逆，因而治疗时应在祁血调经的同时分别加以化痰，降火及理气。
(二)分娩临床护理
1、选用接生人员
张介宾认为，在分娩中，接生人员对母婴安全至关重要。《景岳全书·稳婆》指出，“凡用稳婆，必须择老诚忠厚者”。
2、产房卫生
《景岳全书·产要》要求产房内应人少安静、室温适宜，通风良好。尤为可贵的是，当时致病菌虽尚未被人门发现，薛己却已提出了一些可能对产房空气消毒有益的措施，如用黄芪、川芎、当归等药，置釜中水放，使药气散发满室。其设备简便，方法易行。
3、烧灼断脐预防脐风
薛已(1487~1559)发明的烧灼断脐预防脐风的方法，是明代产科引人注目的成就。它较宋代烧灼脐带断面的方法有明显提高。其使用目的、方法步骤也更加明确。据清代《达生篇》引《薛氏医案》称：“儿生下时，欲断脐带，必以蕲艾为燃，香油浸湿。重烧脐带至焦，方断。其束带需用软帛厚棉裹束，日间视之，勿令尿湿。此预防脐风乃第一要紧事”。
(三)万全论优孕优生
1、主张择优婚配
万全认识到婚配与优生的关系，著《广嗣纪要》16卷。他在“择偶篇”中讨论选择配偶条件时强调，婚前应考察配偶的身体发育和健康状况。其中记有多种关于女性生殖器先天性生理缺陷，不宜婚配。
2、种子学说
《万氏女科》提出“种子”论，提出“三虚四忌”作为不宜交媾受孕的注意事项，如环境恶劣、情感不畅、劳倦过度、醉后大饱等。现代医学证明，酒后受孕可致胎儿发育迟缓，出生后智力低下；恶劣环境、不良的精神刺激均可引起受精卵发育障碍。
3、养胎戒规
历代医家都重视孕妇的摄生养性，认为对胎儿健康发育有重要作用。《万氏女科》对历代养胎法进行了系统总结，归纳为六项戒规。“妇人受胎之后，所当戒者，一曰房事，一曰饮食，一曰七情，一曰起居，一曰禁忌，一曰医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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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儿科

明代儿科学渐趋成熟，在儿科理论和临床实践方面，都取得了较显著的进展。儿科名家辈出，儿科著述丰富，人痘接种术发明和应用，以及对麻疹、惊风、疳积等疾病的防治积累了不少新的经验。
明代的儿科著作相当丰富，仅存世的就有30多种，著名的有万全《幼树发挥》2卷(1549)和《育婴秘诀》(16世纪中期)；薛铠与薛已父子合著《保婴撮要》20卷(1556)、王肯堂《幼科证治准绳》9卷(1602)等。当时痘疹流行，研究专著甚多，约有20多种，如汪机《痘治理辨》3卷(1531)、万全《痘疹心法》12卷(1568)和《片玉痘疹》13卷等。此外，其他医书中也有较多的儿科内容，如张介宾《景岳全书·小儿则》等。
明代儿科学术是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结合临床证治不断发展的。如薛己继承了钱乙五脏虚实辨证，又吸收金元张洁古等医家的论说，加以总结、归纳，使原有理论进一步完善提高。在儿科理论上，万全根据钱乙“五脏所主”说，提出肝常有余、脾常不足；心常有余，肺常不足；肾常虚的观点，对后世医家探讨小儿生理、病理特点具有一定的意义。在治疗上，万全推祟李杲学说，重视调理脾胃；保护胃气；提出“五脏以胃气为本，赖其滋养……如五脏有病，或补或泄，慎勿犯胃气”；这都是在前代的基础上加以发挥而成的。
小儿指纹诊法是自唐发明后一直为儿科应用的独特诊法。至明代，《保婴撮要》对这一诊法作了进一步的研究，薛氏父子将小儿指纹概括为流球形、透关射指形、透关射甲形等13种，绘图说明，并分别论述各种指纹的主证及其治疗。多数医家重视四诊合参，对小儿则更强调形色望诊。除了一般望诊方法之外，在《全幼心鉴》、《古今医统》、《婴童类粹》、《片玉心书》等医著中还载有颅囟望诊法，通过望小儿颅囟的形状来辅助诊断。
在小儿病治疗上，万全赞同钱乙提出小儿“脏腑柔弱、易虚易实、易寒易热”的论点，认为小儿气血未定，易寒易热，肠胃软脆，易饥易饱。主张“调理但取其平，补泻无过其剂”、“当攻补兼用，不可偏补偏攻。”尤其推崇李杲学说，重视调理脾胃，保护胃气。《保婴撮要》非常重视乳母对婴儿身体的影响，凡因乳母的体质、情绪、饮食、疾病等因素所引起的小儿病，必须同时治疗乳母与婴儿。薛氏还提出“药从乳传”的论点，认为药物的有效成分通过乳汁可以对小儿起治疗作用。某些小儿病通过调治乳母的方法治愈，今已为现代医学所证明。
万全在临证中则非常重视小儿心理，常心身兼治。当时医家已注意到社会、心理因素对小儿健康的影响，真是难能可贵。
儿科病治疗方法上，除了药物之外，还有外科手术、推拿等。明代太医院设有按摩科，按摩术被应用于儿科疾病，并改称“推拿”，出现了专门的小儿推拿专著，如陈氏《小儿按摩经》(收入《针灸大成》)、龚云林《小儿推拿秘旨》、周于蕃《小儿推拿秘诀》等，形成了小儿推拿独特的理论体系。其中《小儿推拿秘诀》影响较大，书中将推拿多种多样的手法归纳为按、摩、掐、揉、推、运、搓、摇八法，颇得后世推崇。
明代关于麻、痘、惊、疳等儿科疾病的证治水平较前人有所梴进步。“麻疹”作为病名最早出现于明代。龚信《古今医鉴》首次记载“麻疹”一词，并详细叙述了麻疹症状、并发症、治法与预后、并从证候上与痘症作了鉴别。王肯堂曾补订《古今医鉴》，他对麻疹与其他发热性疾病作了鉴别：“痘症与麻疹，发热之初，多似伤寒。惟麻疹则咳嗽，喷嚏，鼻流清涕，眼胞肿，眼泪汪汪，面浮，腮赤，或呕恶，或泄利，或手掏眉目鼻面，此为异耳”，龚廷贤指出麻疹“黑陷及面目，胸腔稠密，咽喉攒缠者逆。发不出而喘者，即死”的不良预后(《万病回春》卷7)。可见，明代医家对麻疹的认识比前人更为深刻。其治疗，经过历代许多医家的不断探索，以解毒发表为麻疹的治疗xx逐渐形成，使后世医家临证有所准绳。
至明代中叶，对痘疹(天花)的预防有了新的突破，这就是人痘接种术的发明，并开始在临床使用取得成功，已如前所述。至于已发痘疹的治疗，明代儿科家多有研究，仅专著就有魏直《痘疹全书博爱心鉴》、汪机《痘治理辨》、翁仲仁《痘疹金镜录》、《痘疹杂证论》、孙一奎《痘疹心印》、万全《痘疹心法》、《片玉痘疹》、朱惠明《痘疹传心录》、吴勉学《痘疹大全八种》、徐谦《仁端录》等20多种，以及其他医著也多涉痘疹证治，对天花的治疗作了许多有益的探索。如万全在研究痘疮发病过程之后，提出痘疮发病经历生热、见形、发起、成实、收靥、落痂6个阶段，并分别给出治疗方药。治痘主张兼取钱乙凉解、陈文中温补之长，“温补凉泻，各随其宜”，并不偏执一法，然以清热解毒为常法，温补扶正为变法，更符合临床实践。
对惊风的证治，《古今医鉴》提出惊、风、痰、热为“惊风四证”，《幼科证治准绳》。提出“八候”：搐、搦、掣、颤、反、引、窜、视，为惊风的主症。“四证八候”提纲擎领，对于认识惊风很有意义。万全分析了急、慢惊风的病因，认为各有三种，并观察到瘫痪、失语等惊风的后遗症。其治疗，万氏在《幼科发挥》中介绍了家传秘法：惊风热甚之时，宜泻肝胆之火，吐泻不止，欲发慢惊风，宜补脾平肝。王肯堂从慢惊风中又分出慢脾风一证，治以生胃回阳为法。
小儿疳证。宋《圣济总录》分24种，钱乙分五脏之疳论治。至明，杨继洲《针灸大成》卷10简述为“面黄肌肉瘦，齿焦发落”，如此执简驭繁，大大方便了临床鉴别诊断，有较大实用价值。万全认为“疳证虽有五脏之不同，其实皆脾胃之病也”。因而治疗以健脾益肾、消积、杀虫为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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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外科

明代外科学在疾病认识、医疗技术改进及手术等方面，均有提高，出现了革新趋势，继元代之后，明代实行更为严格的医户制，这一制度虽不尽合理，但对技术要求较高的疮疡、骨伤、刀而箭治疗技术的继承和发展，却有不少长处。
(一)外科著作数量增加：明代外科著作，约有50种，其中有20余种至今仍是学习研究的参考书。综合反映了明代外科学的发展水平，这些著作中流传最广的是：《疮疡经验全书》仅现存历代刻本和抄本近20种；《外科准绳》亦名《疡医准绳》，作为丛书刊刻或单列刊刻近30种，《外科正宗》各种版本达50多种，流传之广，影响之深居历代外科著作之冠。陈实功的《外科正宗》实际上是明代外科学发展水平的代表作。
(二)外科学派与学术思想：明代外科学继承了宋元时代外科学的学术思想和经验，思想比较活跃，富有求实精神，出现了不同的学术观点，以及与之相关的治疗原则和医疗技术。外科学中不同观点和相互争鸣，对推动它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杨清叟对痈、疽化脓性感染的阴阳虚实辨证，论述甚详，保存有不少民间验方。赵宜真继承了他的理论、学术思想和经验。主张外科学的发展必须有大方脉作基础，从他处理化脓性感染的理论依据和指导思想看，比较保守，但强调外科学家必须掌握医学基础理论则应予肯定。
汪机的《外科理例》，多集前人之说而成。他强调外科学家必须重视掌握内科理论知识，并用以指导外科疾病论治的观点是正确的，与赵宜真的学术思想一致。江机则指出人体各个部位化脓性感染若已化脓，必须早期正确诊断，早期切开引流，不能一味等待自溃，汪机这一主张是很科学的。
申斗垣的外科学术思想比较激进，他崇拜华伦，深为其剖腹，刮骨等手术未能传世而惋惜。他对各种外科疾病，多能根据不同情况，在辨证基础上，给予手术或非手术的适时治疗。申氏提出的治疗原则和措施，至今仍有参考价值，如对筋瘤，主张“以利刀去之”；对血瘤，强调“以利刀割去，银烙匙烧红，一烙血止”，使不再生。这些由细致观察和经验总结形成的正确结论，对外科治疗学的发展极有价值。
王肯堂晚年撰成《外科证治准绳》，是集先代外科名医方论融合而成的代表作。王氏治外科学富有求实精神，重视临床效验，善于总结经验以提高理论认识。如关于诊断瘤肿性质与确定治疗原则的关系，他强调：“按之推移得多者，可用取法去之，如推之不动，不可取也，去法以药先腐，再剪割，必除瘤根。小瘤术后即愈，大瘤去后半年，其肌肉寐痹可复”。王氏对手术持慎重而积极的态度，主张扩大外科手术治疗领域。他是明代，也是外科学史上记述外科手术最多最详的外科学家，他对不少外科疾病的分析和认识，把中国外科学的学术水平大大提高了一步。
陈实功一生致力于外科学，强调作一位好的外科医生，必须勤读古代名医著作及文化哲学论著，以提高科学文化素质和外科学术水平。陈氏集40年外科临床理论研究和经验总结，撰《外科正宗》一书，即是这一学术思想的集中体现。陈氏重视理论联系实际，在医疗实践中，既重内治，也重外治，既强调宜手术者的早期手术，又反对给不适于手术治疗的滥施针刀。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提高了对若干外科疾病的认识水平，创造性地提出许多具有科学价值的医疗技术和外科手术。他首先强调外科治疗中必须配合饮食营养，认为“饮食何须忌口”，批判了无原则的饮食禁忌，是一种科学主张。陈氏改进了截趾(指)术、气管缝合术、死骨剔除术、咽部异物剔除术、下颌关节整复术，设计出巧妙的鼻息肉摘除手术器械和手术方法。陈实功反对内科医生轻视外科的错误观点，严厉批评外科医生轻诊断、乱投药和滥施针刀的不良倾向。在外科领域内，他是一位敢于创造，不墨守成规的学者，是一位言教身教并重的外科学家。
(三外科疾病认识水平的提高：明代对外科疾病认识水平有明显提高，对一些疾病的病因、症状描述、诊断与鉴别诊断，以至提出针对病因的预防方法等方面，都做出了突出贡献。
明代对化脓性感染并发脓毒血症，有了较清楚的认识。外科著作多于“疔疮走黄”或“痈肿内陷”项下论述此证，陈实功强调对该病预防，“贵在乎早”。特别是位于头面部者，“其形虽小，其恶甚大”。并指出，不可艾灸退毒内攻，反会倒陷定黄。薛己记载了鼻面三角危险区化脓性感染引起的脓毒血症，因患者未接受早期治疗而死亡的病例。
王肯堂在论述紫泡疔时，首先描述了炭疽症。他指出，“若因开割瘴死牛、马、猪、羊之毒，或食其肉，致发疔毒，或在手足，或在头面，或在胸腹，或在胁肋，或在背脊，或在阴胯。或起紫泡，或起堆核肿痛，创人发热烦闷。头痛身疼，骨节烦疼”。上述记载，正确的叙述了炭疽发病患者与羊毛市场、剥割疫畜的密切接触关系，并对该病症状与临床特点作出了比较确切的描述。
明代王肯堂，首次记述了男性乳腺癌。“万历癸卯(1603)二月，侍御赵荩庵……袒其胸，左乳侧疮口，大如碗，恶肉紫黑黯，鳞峋嵌深，宛如岩穴之状，臭不可近。于问何以得此，曰：馆试屡下意不能无郁，夏月好以手捋乳头，遂时时有汁出，或曰是真液也不可泄，因覆之以膏药，汁止而乳旁有核。既南来校阅劳神，乳核辄肿痛，……八月初，以滞下发哕死，夫男子思乳癌者少矣，其起又甚微渺，而三为盲医所误，不可不书之以为后鉴。”
(四)外科诊疗技术与急救：明代外科诊疗技术与急救技术均有较大进步，举例分述于下。
吸脓术：明代在处理脓肿切开引流方面，广泛使用了吸脓术。所用器具不尽相同，其原理却是一致的。赵宜真说：“用苦竹筒三、五、七个，长一寸，一头留节，削去其青令如纸薄，用拨毒药煮十余沸，乘竹筒热，以手便按上，紧吸于疮口上，脓血水满自然脱落，不然用手指脱更换别个竹筒，如此三、五次，毒尽消之”。用药煮十余沸，固在增加其秉性使真空性能更佳，但也不能否认其消毒和预防并发感染的作用。
切齐引流术：化脓性感染的治疗，围绕着脓已成是否应尽早切开引流，长期存在着尖锐分歧。反对者主张以内服药与外用药促其自溃，以达治愈目的，主张切开者认为等待自溃会延误治愈，但多数外科学家有力地阐发了后一种主张。汪机是积极主张切开引流的，陈文治则主张分别深浅部位不同处治。王肯堂认为切开引流对已成脓者十分重要。龚居中强调要根据不同部位，决定切口深浅：背、晌、腹部的痈疽要浅，“恐伤内膜”；臀、臀、胯等厚肉处所生痈疽，切开要深，“以泄内毒”。至于引流之纴，使用药物等，外科学家也各有不同要求，
(五)、外科手术、麻醉术及止血术
1、外科手术
明代在若干较小手术的技巧方面，有较大改进和新的创造。
自刎急救与气管、食管缝合术：对此术王肯堂与陈实功都有出色贡献，陈氏指出：“自刎者乃迅速之变，须救在早、迟则额冷气绝。……急用丝线缝合刀口，掺上桃花散，多掺为要，急以绵纸四、五层盖刀口”。并要求高枕使刀口不开。“待患者气从口鼻通出”。“外再用绢条围裹三转，针线缝之。”病人如有便秘，只能灌肠，不可用泻利药，王肯堂进一步强调，气管等应分层缝合，使这一手术达到新的水平。他说：“凡割喉者……，以丝线先缝内喉管，却缝外颈皮，用封口药涂敷外，以散血膏敷贴换药”，王氏且提出鉴别喉管是否全断的方法，认为全断者则不可治。陈实功认为，气管、食管全断者仍可治，但治愈率较低。
鼻息肉摘除术：对鼻息肉之病因、症状、摘除手术器械设计及手术方法步骤等，技术之精巧，效果之良好，当推陈实功。陈氏指出，鼻息肉结如石榴子，渐大下垂塞孔窍，使气不得通，药物不效时宜手术摘除。方法是：先用麻药吹鼻两次，次用细铜著二根，著头钻一小孔，用丝线穿孔内，二等相距五分许，以二著头直入鼻痔根底部，将著线束鼻痔根部纹紧向下一拔，其痔自然脱落，置水中观其大小，预用胎发灰同象牙末等分吹鼻内，其血自止，戒口不发。
王肯堂《外科证治准绳》中还载有许多外伤手术治疗方法，如耳落再植术。“凡耳砍跌打落，或上脱下粘，……看脱落所向，用鹅翎横灾定，却用竹夹子横缚定，缚时要两耳相对，轻缚住”。还说：“缺耳，先用麻药涂之，却用剪刀剪去外些皮，即以绢线缝合，缺耳作二截缝合”。王氏的记录，大体上反映了以外科手术治疗损伤的先进水平，肛门闭锁之手术治疗已如前述。
2、麻醉术：麻醉一般与外科手术是同步发展的，明代局部麻醉术的显著进步，就是一个突出表现。王肯堂唇裂修补术，陈实功鼻息肉摘除术等，都是在局部麻醉下进行的。
3、止血与清洁消毒：外伤止血，明代前已有烧烙止血的广泛应用，明代在烧烙器具上有所改进。陈实功强调综合止血术，他说：“血飞不住，治宜如圣金刀散掺伤处，纸盏，绢扎，血即止”。纸盖是压迫止血，绢扎是结扎止血，明代部已较普遍的应用。外科手术的顺利进行，除有效的麻醉及止血术配合外，防止并发感染十分重要。王肯堂对此似亦注意到，他说：“洗疮药须用文武火煎十数沸；洗疮时勿以手触嫩肉，亦不可气吹之，应避风”。这些是为预防并发感染采取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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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皮肤病学

明代是皮肤病学理论和临床实践取得突出成就的时期。薛已《外科枢要》、汪机《外科理例》、申斗垣《外科启玄》、陈实功《外科正宗》等著作记述了多种皮肤病，有关麻风、梅毒专著的问世，使皮肤病学水平有显著提高。
(一)梅毒 梅毒作为一种性病，于1493年传入欧洲，几年内得的广泛传播，被人们视为一种瘟疫，有“大天花”之称。葡萄牙商人东来，将该病带到亚洲。1497年首航印度，次年印度即发现梅毒；1502年第二次东航到我国广州，1505年我国发现本病)胡传揆：中国科技史料，1980年第二辑104-109)。从广州开始，由南注北，传播日盛，引起医家普遍关注，俞弁《续医说》(1545)指出：“弘治末年，民间患恶疮自广东人始，吴人不识，呼为广疮，又以其形似，谓之杨梅疮”(俞弁：《续医说》卷10“萆”)。李时珍指出：“杨梅疮古方不载，亦无病者，近时起于岭表，传及四方，……男女淫猥，湿热之邪积既深，发为毒疮，遂致互相传染，自南而北，遍及海宇”。明代医著中梅毒称谓甚多，如广疮、杨梅疮、棉花疮、霉疮等。明代许多著作都论及梅毒。《韩氏医通》载，“别著《杨梅疮论治方》一卷”，该书已佚。薛己《外科心法》(1525)载有下疳及淋病病例，描写了梅毒骨关节夜晚痛、晚期树胶肿、上腭穿孔等病状。提及以轻粉(汞剂)蒸治或擦治，并内服萆汤。汪机《外科理例》(1531)报告有梅毒眼症状及治疗中汞中毒案例。陈实功《外科正宗》论述下疳、树胶肿等涉及各期梅毒病变较为细致，对晚期器官损坏状况描述尤详。陈司成《霉疮秘录》是我国现存第一部梅毒学专著。陈氏总结梅毒在我国流行100余年的防治经验，系统地阐述了有关本病的理论、传染途径、各期梅毒及胎传梅毒的症状体征、治疗原则等。他反对内服轻粉，以防药病和变病；重视预防，在世界梅毒治疗史上首创减毒砷剂疗法，写下防治梅毒光辉的一页。
(二)麻风 麻风一词，首见于宋代王怀隐《太平圣惠方》，但未作解释。沈之问《解围元薮》始作出系统阐述。沈氏此书与薛己《疬疡机要》及清代肖晓亭《疯门全书》，合称祖国医学麻风三大专著。《解围元薮》肯定麻风为传染病，指出家庭内传染的重要性，首先主张给接触幼童“预常服药”。倡对本病施治行六经辨证，总结了大枫子治疗本病的新经验，否定前人服本药定致瞽目之说。薛己提出麻风与类似麻风病的鉴别要点，倡八纲辨证，注重先补后攻。萧晓亭强调隔离，治主活血，认为治疗必须彻底。沈、薛、萧三氏各彰其说，治疗经验丰富且各具特色，将麻风病的理论和实践提高到了一个新水平。
外治法：明代在外治法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首先体现在肛肠疾患的外治方面，如赵宜真在《仙传外科方》中已记载了脱管法与枯痔法。陈实功在《外科正宗》一书中将有关疗痔的外治方面作了系统总结，提出了唤痔、护痔、洗痔、熏痔、脱管、结扎、挂线等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外治方法，陈氏在治疗疮疡病时，配合手术切开明确将外治法作为一项治疗常规。此外，在方法和工具上亦做了一定程度的改进。如设计一种中间带有小孔，孔内装有活动木塞的罐子，其原理和现代吸引术已很接近。另外，陈氏还发明了止血带以止血，用多头带以缚疮。同时还记载了大量的外用药剂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