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医学通史

[花香丁]

第二节 卫生保健和养生

隋唐时期的卫生保健较前代有不少进步，隋代人们懂得蚊蝇接触饮食物之后，容易使人得病，并首次提出“饮食中毒”的概念，养生方法尤其是导引术广泛地应用于医疗，并开始与老年医学相结合。
一、卫生保健
隋代《诸病源候论》记载了当时人们对饮食卫生的认识。该书卷26列“诸饮食中毒侯”等十五候，多次强调“因疫病死者”、“著疫死者”、“皆有毒，不可食之”。该书卷34所述蝇瘘候中认为饮食清洁、不被蚊蝇玷污是十分重要的。《肘后方》中述有“治食中诸毒方”，明确提出“饮食中毒”概念。该书卷26对“饮食中毒”定义作了如下的论述，指出：“凡人往往因饮食忽然困闷，少时致甚，乃致死者，名为饮食中毒”。这是关于饮食中毒的一次理论性总结，该书还对动物传染性疾病对人体的毒害作用进行了论述，这对于防止食源性疾病的发生是有重要意义的。
孙思邈对饮食宜忌问题作了多方面的科学论述，“常须少食肉多食饭”，“每学淡食”；又如“常食如饱中饥、饥中饱耳”；“食当熟嚼”“久饮酒者，腐烂肠胃”，并强调食后漱口，摩腹与散步等卫生方法。
唐代长安是我国古代一座建筑很壮丽的大都市，其卫生设施也很先进，例如在地下系统设置排除生活污水与雨水用的地下水道(在东门外中兴路出土)和铁闸门(在北门外红庙坡出土)，其中铁闸门安置在水道的入口，作过滤渣物之用，在改善城市环境卫生方面与现代基本相似。唐代李肇《国史补》“锁井而饮”的记载，可见当时人们更重视用井口加盖的方法来保护水源。唐人还在井水中加矿物药改善水质，如“唐李文胜家药井，用朱砂、硫磺、金纪玉”(沈括《忘怀录》)，这类药井所用药物，可能是受神仙方士的影响，但这类药物确有杀菌、澄滤而不使井泥上泛的作用，无疑是有卫生意义的。
早在晋代《肘后备急方》就有“尸注”的记载，即“死后复传之旁人”。至隋代，《诸病源候论》卷24称为“殃注”，并采取隔离措施。
关于预防疾病的优良传统，在具体措施上也有发展。如《干金要方》“备急”卷中，介绍了应急药物以备不测。对于传染病更有不少预防的方法，如该书卷9“避温”节作了集中的论述，饮屠苏酒；或将避瘟药如雄黄、朱砂、菖蒲、白芷等投入井中，消毒水源；或焚烧烟熏，消毒空气；或佩带身上、悬挂于门前室内；或用药未涂体表局部和全身等等，现代研究表明，这些方法对于防疫均有一定的效果。
此期，有益于健身的运动也得到发展，如：“角抵”、“球戏”与“拔河”等。角抵相传起源于战国。至隋代，郡邑百姓每至正月十五日作角抵戏。唐代规定农历正月十五日和六月十五日为角抵之期。唐皇如穆宗、敬宗、文宗、僖宗等都是角抵迷，如《角力记》载：“敬宗御三殿，观角抵戏，一更三点方罢。”角抵相当于现在的“摔跤”，是增强体质的体育活动。唐代还有“打马球”及“蹋球的运动，如唐懿德太子墓出土的巨幅打马球壁画。拔河在先秦时期原是一种军事体育运动，到了唐代流传民间。
二、养生与防治老年病
隋唐时期，导引、按摩、吐纳、调气、眼食等养生方法部有新的发展，除了养生保健之外，它门还用来治疗某些疾病，尤其是与老年病防治相结合是其特点。
《诸病源侯论》虽不载方药，但有45门、106侯病症附有“补养宣导”法，转录《养生方》、《养生方导引法》达270条。治疗范围包括内科伤寒、温病、杂病，外科、妇科、耳鼻喉口齿等，使以前零散的导引法得到初步的整理，并作为一种治疗手段第一次系统地介绍给医学界，至今仍有相当影响。
隋唐时期是我国佛教与道教的全盛时期。宗教家都比较重视心性的修养，静功炼养是其重要的宗教实践方法。较著名的有：智(538~597)在其著作中，系统地讨论了调身、调息、调心，对我国静功的发展颇有影响。唐代道士司马承祯(647~735)主张动静兼练，对炼养理论颇多阐述。女道士胡愔于唐宣宗大中二年(848)写成《黄廷内景五脏六腑补泻图》，为后世所普遍遵循。
孙思邈则以吸取各家之说为特点，在他的著作《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中，就有精神调摄、饮食调养、导引按摩、服食补益等各种养生的详细而精辟的论述，如“古养性者，不但饵药餐霞，其在兼于百行，百行周备，虽绝药饵，足以遐年”，所谓百行周备，是指诸种养生方法兼行。其中指出“小有不好，即按摩推捺。令百节通利，泄其邪气”(《千金要方·养性》)，并介绍了“天竺国按摩法”、”老子按摩法”以及”黄帝内视法”和“禅观法”等保健功法。
孙思邈养生学说的第二个特点是把养生与老年病防治结合起来，他提出养老必须陶冶性情，劳逸适度，住房宜紧固防风，在饮食方面要求预防便秘与腹泻。
两部《千金方》载有服食方59首，大多适合老年人的生理病理特点。如茯苓酥方、杏仁酥方等无病时能补养防病，有病时能祛病延年。总之，“人凡常不饥不饱，不寒不热，善行住坐卧，言谈语笑、寝食造次之间，能行不妄失者，则可延年益寿。(《千金翼方·养性·养老大例》)为我国老年医学体系的形成创造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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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病因症候学的总结

中医的病因学说，自春秋以迄六朝，医学的发展基本上已形成了“千般灾难，不越三条”的概念，奠定了“三因学说”基础。即以六淫为内容的外因学说、以七情为内容的内因学说和以虫兽、房室、刀刃伤为内容的不内外因学说。隋唐时期医家本着医之作也，求百病之本而善则能全”(巢元方《诸病源候论》序人民卫生出版社，1955年)的精神，在医疗实践中作了新的探索，在病因学和症侯学方面均有显著进步。其特点为：开展一个病一个证候的研究，注意客观证状的描述：以证候分类，注意同类间的鉴别；证候与病因结合、证候与脏腑联系；并注意预后的分析。
一、逐个病研究，探索病因
对病因证候学的研究，隋·巢元方《诸病源候论》之成就最为卓越。该书分为67门，载述疾病病源证候共1739论，是我国最早的病源证候学专著。《千秋要方》、《千金翼方》和《外台秘要》也多先论病因证候，后述治疗医方，对临床各科疾病广收博采，对每一病证逐个深入研究，在病因方面多所发现，或则以其新的认识，提出相当符合实际的推断，是我国最早的病源证候学专著。《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和《外台秘要》也多先论病因证候，后述治疗医方者。
(一)乖戾之气学说
《诸病源候论》在对伤寒、时行、温病等的研究中，发现了这些病都由“乖戾之气”引起，如，伤寒、时行、温度在隋唐以前也有论及，唯葛洪在《肘后备急方》，中提到了温病是“其年岁中有病气兼挟鬼毒相注”而成，号曰疠气，但挟鬼毒，尚未完全脱离鬼神为病之迷信观点。而《诸病源候论》已不满足以外感六淫说明外感病之病将伤寒、温病、时行均明确归因于人感受“乖戾之气”而致病，气候之温凉失节是一个诱因，并认识到这些病之有传染性。
(二)虫致病学说
虫，作为病因之一，前人多指肉眼可见之虫类咬螫所引起者。如蜈蚣螫伤，蜂叮咬之类，隋唐医家对诸如尸注、鬼疰、麻风等病均认为是“虫”引起之病，这就超越前人认识的广度和深度，而赋于“虫”说更深更新的意义。
对尸注、死注、飞尸、鬼疰等病(类似今之肺结核病)，《诸病源候论》认为是因“人无问小大，腹内皆有尸虫。尸虫为性忌恶，多接引外邪，共为患害”(同①卷47，P，250)而致。作者相信，尸注、鬼注等病都因有“尸虫”客观存在而致。虫之由来，则为“人有病注死者，人至其家，染病与死者相似，遂至于死，复易旁人，故谓之死注”，很明显，这是接触传染所致；“人死三年之外，魂神因作风尘，著人成病，则名风注”，这已涉及空气飞沫传染：“坐席钦啖，而有外邪恶毒之气随饮食入五脏。……故谓之食注”，此为经过饮食等消化道传染，《诸病源候论》作者通过长期观察和临床研究，对尸注等病的传染途径作了合乎逻辑的论断。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对疥虫的逼真描写，对“寸白虫候”“蛲虫候”的科学论断，都证明他们观察研究之深入。
(三)体质差异学说
如则更认识到机体的特异性，《诸病源候论》对于有的人晕车晕船，指出“持由质性自然，非关宿挟病也”(巢元方《诸病涛候论》卷10，P217，P219，人民卫生出版社，1955年)，此外还有对漆疮的叙述等都明确指出由于体质差异，所出现的不同情况。
二、注重客观症状的观察和描述
隋唐医家对病症的认识显示了很高的水平，在他们的著作中对疾病症状作了客观而细致深入的描述，并且有所发现，使本时期症状学和治疗学的水平都达到新的高度。
“风为百病之长”，因而历代医京都对风病予以重视，隋唐医家的研究尤为缜密。明显较前代描述为详的是风偏枯、风痱、风懿(风癔)，特别是孙思邈将三者并列，反映了他对此病的认识，表明作者已意识到偏枯、风痱、风懿这三种现今被认为是脑血管意外疾患，有其轻重不同的类型，同时，也存在着内在联系，这是隋唐以前医籍所未认识的。
对虚劳病，《诸病源候论》以七十五论阐述，是历代医书述及虚劳最详细者。所述内容除部分为病后体弱，绝大多数证候均可与结核病的各期或各型相对应，如虚劳盗汗、虚劳骨蒸、虚劳寒热、虚劳咳嗽、虚劳唾血、呕血、衄血以及不能食、不得眠等，在肺核初期、浸润期都可发生；而虚劳兼痢、虚劳秘涩(便秘)、虚劳心腹痛则发生在肠结核时；虚劳症瘕为肠系膜淋巴结核；虚劳小便难、或小便余沥、小便白浊、虚劳尿血则为泌尿系结核的常见症，虚劳无子候则为生殖系结核。虚劳导致无子，这在病因学上也是新发现。而将盗汗、咳嗽、唾血、痢、尿血等均加以虚劳以区别于一般之盗汗、咳嗽诸症，也属对虚劳认识之进步，唐代医家崔知悌《灸骨蒸法国》则曰“骨蒸病者，亦名传尸，……其为状也，发干而耸，或聚或分，或腹中有块，或脑后近下两边有小结，多者乃至五六，或夜卧盗汗，梦与鬼交通，虽目视分明而四肢无力，或上气食少，渐就沉羸，纵延时日，终于溘尽”。(《外台秘要》卷B，P351~352，人民卫生出版社，1955年)，崔氏之论客观上反映了颈淋巴结核和部淋巴结核之症状。
唐代办思邈对附骨疽的论述，从其描述的客观症状看，“如疮不差，差而复发，骨从孔中出者，名为骨疽”。与现代医学对好发部位，病程认识，临床症状等基本一致，正因此隋唐医家能将附骨疽与其他疽病如缓疽、瘭疽及贼风等区别开来，体现了诊断水平的提高。
此外，对脚气病，清渴有证状亦有详述。对瘿病症状“瘿上短气”、“瘿上气胸满”、“瘿气面肿”(孙思邈《千金要方》卷21，P441，人民卫生出版社，1955年)，是中医文献中的首载，对反花疮的描述(巢元方《诸病源候论》卷35，P187，人民卫生出版社，1955年)，则是对癌证的最早记载，蔺道人的《理伤续断方》中，首先提出了“破伤风”之病名，使先秦以来诸多形容破伤风的名词如“伤痉”、“发痉口噤”、“金疮中风痉”、“金疮中风角弓反张”等得到了统一，并沿用至今。
三、证候分类与鉴别
隋唐医家在描述证候时，都注意到证候的分类，而在合理的分类与同类间的鉴别过程中，认识得到了深化。孙思邈的成就，就反映了这一特点。
首先，孙思邈在伤寒证候的整理方面，突出了“方证同条，比类相附”孙思邈又以脏腑辨证法，将证候按脏腑分类。有意思的是孙氏仅取五脏、五腑，这与现比解剖概念相符合。如在肺脏证候中，除一般常见之喘、嗽、肺痿、肺痈、吐脓血、胸背引痛等皆归于肺脏中叙述外，还将飞尸鬼疰亦归入肺脏中，飞尸鬼疰类之肺结核，而孙氏将之类证于肺脏，似隐含着他已意识到此病与肺有关。
隋唐医家在以证候分类的同时，也注意同类间的鉴别。如外科的瘭疽(类似今之比脓性指头炎)和代指(甲沟炎)就放在同一类证中叙述，但作者明确指出二者区别，鉴于当时医者每多以瘭疽为代指，作者详细描述其不同证侯，并指出代指有缘爪甲边结脓之特症，从而作出明确的鉴别诊断。(孙思邈《备急千金要》卷22，P.106人民卫生出版社1955年)，又如贼风和附骨疽，孙思邈详尽而生动地描述二者之异同，指出贼风痛而无热，久不化脓和附骨疽痛而壮热，久则化脓这些特征，令人信服地将两种性质不同的疾病明确地区别开来，而作出这些鉴别诊断正是隋唐医家对证候深入研究之结果，给掌握鉴别诊断方面以有益启迪。
四、注意预后分析
隋唐医家还很重观研究疾病的预后和转归，这对于准确地遣方用药是极有意义的。“治未病”的思想在《黄帝内经》早已提出。而治未病的内涵意义之一，即预知疾病发展的各种可能情况，从而及早预防，促使其向好的方面转化，力争阻断其向不利方面的发展。隋唐医家继承了这一光辉思想，提出了种种告诫和防治措施。
病由于糖代谢谢失常，机体抵抗力减弱而易罹感染，并易导致败血症之发生。一千四百多年前孙氏即敏锐地观察及此并提出预防之要，令人叹服。
《诸病源候论》中，同样也注意到了预后转归，如其曰“(黑疸候)黑疸之状，苦小腹病，身体尽黄，额上反黑，足下热，大便黑。是夫黄疸、酒疸、女劳疸，久久多变为男疸”，即临床上出现的诸多黄疸病、酒疸及女劳疸，日久不愈，均可变为黑疸，乃久病及肾，肝肾虚衰，瘀浊内阻之故。此时治病就棘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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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临床医学的发展

一、内科发展学

二、外科


三、骨伤科

四、妇产科

五、儿科

六、五官科

七、口腔科

八、针灸科

九、法医学之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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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内科发展学

(一)伤寒：隋唐五代时期有关伤寒等外感疾病和伤寒学说的理论与实践，与此时期中医学整体发展相一致，具有总结、提高的特点。病因、病证及治法、方药，各方面的认识都较为广泛而丰富，且有新的进展。
1、伤寒的概念、病因与预防
《诸病源候论》并列提出伤寒、时行、温病、热病、疫疠五类范畴，各自独立成篇分别论述其病因和不同证候。在此之前，《时后救卒方》虽曾分述伤寒、时行、疫疠之治法，但在《诸病源候论》则明确地从篇目和概念上将温病、时气、疫疠从伤寒中独立出来。《外台秘要》中的分类则趋向简洁，分为伤寒、天行、温病三大类。病因方面，隋唐医家已不仅仅拘泥于四气皆能为伤寒，而以伤寒最为杀烈之气的传统理论。同时，又进而提出了“乖戾之气”的新观点。
(1)伤寒《诸病源候论》认为：“伤寒之病但有人自触冒寒毒之气生病者，此则染不着他人。若因岁时不和，温凉失节，人感乖戾之气而发病者，此则多相染易，”这就突破了历来以冬日寒冷作为伤寒病因的传统，而指出有些伤寒病具有传染性。
(2)温病、热病病因有三，其一伏寒春发。其二“冬复有非节之暖，名为冬温，毒与伤寒大异。”其三“人感乖戾之气而生病，则病气转相染易，乃至灭门，延及外人。”
(3)时气、疫疠以“乖戾之气”为主要病因，并指出它有较强的传染性，甚至“如有鬼厉之气。”
隋唐医学家都比较同意伤寒与温病、时气病因异气，所宜不同。然就其病机、治疗看来，尚无显著差别。可以说此时期的寒温之分尚无明确的临床指导意义，但对后世温病学的发展无疑有所启发。
《诸病源候论》强调伤寒、温病、时气、疫疠各病的传染性，并且指出均可预服药以防之。唐代医家对此更为重视。《干金要方》与《外台秘要》中都有避温专篇，设方甚多。有些药物如雄黄、菖蒲等，至今仍在民间沿用。
2、伤寒的辨证治疗及方药
伤寒病的治法方药发展到了隋唐时期有了较大的进步。辨证体系力求简明易行。如《千金要方》按其证情及病势深浅，依次辨为在皮、在肌、在胸、入胃。治法以膏摩、发汗，宜吐、宜下，汗吐下后调治及杂治法区分为六类。此期治法丰富多彩。如《外台秘要》兼采各家之说，汗法有辛凉、辛湿之殊；吐法有苦寒、温热之异。下法中有寒下、温下、攻补兼施，以及峻下逐水；补法中有益气、养阴、生津、温阳等等。尤以清法最为突出，如辛凉、辛寒解表，表里双解、清热解毒、清热凉血、增液通下以及清肺止咳、清肝退黄、清肠止泻、清心除烦、养阴退虚热等，这些后世温病学家常用的治法，虽乏理论总结，实际应用却已很广泛。
唐代伤寒治疗的另一个特点是善用伤寒膏、发汗丸散等成药。孙氏认为治伤寒“救速为贵”。医生当预先调制成药，以备急用。《千金要方》与《外台秘要》都著录有治疗伤寒的膏、丸、散。多以温热药组成，有内服，也有外用，用于伤寒初发。今虽少用，但事实上，伤寒初起用膏药按摩发汗，兼治一些空肤病，简单易行，疗效快，副作用小，是一种很值得发掘的治法。
3、有关《伤寒论》的研究
孙思邈尽管感叹“江南诸师秘仲景方不传”，但《千金要方》中引用伤寒方仍以仲景方为最多。《外台秘要》伤寒各论第一篇，唯选仲景方证条文紧接《诸病源候论》证候之后阐述。虽然其他各家不乏伤寒逐日治法，但均不予收入此篇。可见王焘也视仲景所论乃伤寒病治法的正宗。孙思邈的《千金翼方》不仅为后世保留了一个较为可信的《伤寒论》版本，且以其独特的理解予以研究阐发，这不仅影响其本人对伤寒病的治法，也对后世《伤寒论》学说的研究主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可知孙思邈研究《伤寒论》的主要方法是“方证同条，比类相附”，(孙思邈《千金翼方》卷9，P.97人民卫生出版社，1955年)，这在他对“太阳病”的研究中，尤为明显。他将四十七个方子分为七大类，每类均以主方命名治法，如桂枝汤法五十七证，方五个。后世用这种以方类证方法研究《伤寒论》者不乏其人，甚至基本继承了类方的名称。
孙氏进一步认为：“夫寻方之大意，不过三种，一则桂枝，二则麻黄，三则青龙。此之三方，凡疗伤寒不出之也。其柴胡等诸方，皆是吐下发汗后不解之事，非是正对之法，”(孙思邈《千金翼方》卷9，P.97，人民卫生出版社，1955)，这种麻桂青龙三法之说对后世具有相当的影响。经宋金·成无己、明·方中行、清·喻嘉言等人继承、发挥而成“三纲鼎立”之说。
4、对一些传染性疾病的认识
(1)痢(痢疾)
古代中医言“痢”，往往包括各种具有腹泻症状的疾病。隋唐前医书论及下利脓血者，症状描述常较简单而笼统。而隋唐医著中，则有关于痢疾比较具体的记载。如《诸病源候论》、《千金要方》及《外台秘要》所载诸方中均提到了下痢赤白，或如烂血盗汗，或如脓涕夹血，或白脓上带血丝如鱼脑状，并可有发热、腹痛口渴、后部疼痛滞重等症。对慢性痢疾也有一定的认识，《千金要方》称之为“冷痢”、“久痢”，《诸病源候论》及《外台秘要》称：“邪气或动或静，故其痢乍发乍止，谓之休息痢。”(巢元方等《诸病源候论》卷17，P.683，四库全书743册，上海古藉出版社，1986)，关于痢疾的病因，仍以过食肥腻、饮食不节以及外感冷热毒气为说，比较重视患者本身的胃肠虚弱。
此时期治痢之法已甚丰富，《外台秘要》所载的治痢方在150首以上。清热解毒除仍是治疗菌痢的主要方法。在仲景“白头翁汤”的基础上增加了苦参、地榆、牛黄等药的使用。收敛固涩、温阳助运、健脾益气、以及消导等法都有了进一步的发挥。
(2)黄疸(传染性肝炎等病)
隋·《诸病源候论》提到“天行病变发黄”而将“黄病”另列一篇，分内28候。而《千金要方》将“黄疸”归入“伤寒”，《外台秘要》将“黄疸”归入“温病”加以论述。在其他病种分类趋于益细益专的情况下，反将“黄疸”隶列于伤寒、温病属下，说明唐代医家们已认识到了该病的传染性、流行性。
此时期对黄疸症状的认识较前更为全面，《千金要方》“伤寒发黄”篇中提到黄疸病的临床表现有：一身面目悉黄如橘，小便如浓煮黄柏液，或赤少不利，振寒、发热、渴、呕、心中懊浓、自利或大便时闭、好卧不欲动，发黄已久变作桃皮色，心下有坚、呕逆、不下饮食，体尽黄，额上黑，腹满而喘、大便黑、溏泄。其中包括开今传染性肝炎、肝硬化等多种疾病发展过程及其不同病期的症状体征。《诸病源候论》还提到了“急黄喉”“脾胃有热，谷气郁蒸”，因为热毒所加，故卒然发黄，心满气喘，命在顷刻，故云急黄也。这是对急性黄色肝萎缩的正确描述。
此期黄疸的治疗以清热化湿、利胆退黄为主。在仲景茵陈蒿汤的基础上加重清热解毒药的使用，如黄柏、黄连、黄芩、石膏、知母、龙胆草等等。
(3)虫症(肠道寄生虫病)
关于虫症的记载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对蛔虫病及绦虫病的认识。蛔虫在隋唐医著中被称作长虫或蛔虫。指出此虫长五、六寸或一尺左右，病发则腹痛，腹部可有团块隆起，能上下移动，疼痛呈阵发性。也可能导致心窝部钻刺痛，伴有呕吐清水，重则损伤心脉可致死亡。这就比较准确地描述了肠道蛔虫症与胆道蛔虫症的主要症状。绦虫称作白虫或寸白虫，指出寸白虫“长一寸而色白，形小扁”，实为绦虫的体节，且以为是由“以桑树枝贯串牛肉炙(未熟)，并食生粟所作”，或“食生鱼后……”发病。现代研究发现，纤虫病与生食猪、牛、鱼肉确有关系。
虫症治疗经验及杀虫药的使用也颇具价值。今天中医临床常用的杀虫药大多可在《千金要方》及《外台秘要》诸杀虫方中找到。如槟榔、雷丸、鹤虱、楝实、石榴根、萹蓄、牵牛子、香榧子、贯仲、狼牙等等。并且还强调杀虫药应空腹服用。此外，胆道蛔虫症用食醋安蛔，肠道蛔虫团块用麻油润肠缓急，散解虫体，至今仍为民间常用之法。
(二)内科杂病：
隋唐五代时期，内科杂病得到迅速发展，这反映在对内科杂病病名与证候特点的描述更详确，病因病机的认识更系统，辨证更深入，治疗更富有成效，并创制了许多方剂。
1、病名与证候的详确描述
此期更重视每个具体病的描述和确诊，从而对病名的确定日趋规范化。如消渴病，当时以病人的明显消瘦、口渴、尿多为症象而命名，这在《备急千金要方》中已有明确记载。《外台秘要·消渴消中门》引隋唐间医学家甄立言《古今录验方》所说：“渴而饮水多，小便数，无脂似麸片甜者，皆消渴病也。”是医学文献中消渴病尿甜的最早记载。
又如脚气病，此期对其症状已有详述。《诸病源候论》记述：初甚微，饮食嬉戏，气力如故，当熟察之。其状自膝至脚有不仁，或若痹，或淫淫如虫所缘，或脚指及膝胫洒洒尔；或脚屈弱不能行，或微肿，或酷冷，或痛疼，或缓纵不遂，或挛急；若治之缓，便上入腹，入腹或肿、或不肿，胸胁满，气上便杀人。”在这里脚气病症状不仅记载详细，且已发现了肿、或不肿及冲心之症，与今临床上脚气病之分干脚气、湿脚气和脚气冲心一致。
2、病机与辨证的深入认识
《诸病源候论》一书比较系统地论述了各种内科杂病的病因病机，在一些内科常见病的病机理论方面，能突破前人的见解，提出不少新的观点，现举数例略述如下：
水肿。自《诸病源候论·水肿病诸候》始，首次把“水肿”作为各种水病的总称。巢氏一方面认为”水病者，由肾脾俱虚故也”；另一方面更重视脾胃虚弱在发病中的作用，他在书中多处强调了脾虚不能制水，是导致“水泛成肿”的关键所在，作者把脾胃在水肿病机中的重要作用，提到与肺肾相等的重要位置上。淋证《诸病源候论·诸淋病候》中明确地提出了淋证的病位在肾与膀胱，并论述了二者之间的关系，阐发了症状发生的机理。他说：“诸淋者，由肾虚而膀胱热故也。”“肾虚则小便数，膀胱热则水下涩。数而且涩，则淋沥不宣。故谓之为淋。”巢氏以肾虚为本，膀胱热为标的病机分析，为后世多数医家所宗，成为临床上诊治淋证的主要病理基础。与此同时，还对诸淋各自不同的病机特性进行了探讨，指出：“气淋者，肾虚膀胀热气胀所为也”；“热淋者，三焦有热，气搏于肾，流入于胞而成淋也”；“石淋者，肾主水，水结则化为石，故肾客砂石，肾虚为热所乘”，“膏淋者……此肾虚不能制于肥液”；“劳淋者，谓劳伤肾气而生热成淋也”，为临床治疗不同淋证提出了理论依据。
在辨证方面，《千金要方》还以脏腑为纲类列内科杂病，又以寒热虚实为目，叙述内科杂病的各型证状及治疗，与现代按系统分类相似，这在杂病的认识相归纳方面是一较大的进步。如《备急千金要方》第十一卷论“肝虚实”中，指出有“肝实热”，“肝胆俱实”，“肝虚寒”和“肝胆俱虚”四型，根据这一分型。在“坚癥积聚”一节里，分别记述了“男子女人寒冷，腹内积聚”的寒性积聚和“腹内积聚，大小便不通，气上抢心，腹中胀满，逆害饮食”的实热积聚。
3、临床治疗的发挥
隋唐五代时期由于在内科杂病的病因病机与辨证的认识上有较大的发展，促使了在治疗上的全面发挥和更加富有成效，现举数例略述如下：
消渴。《备急千金要方》在药物治疗方面，收载治疗消渴方剂达52首，其中以花粉、麦冬、地黄、黄连等清热生津之品为多。《外台秘要》中根据消渴证候表现、并发症和预后的不同，将消渴病分为十四种证候类型进行论治，载方177首，常用药物有人参、花粉、黄连、甘草、麦冬、知母、地黄等。孙思邈认为消渴病“小便多于所饮”的机理是内热消谷，“食物消作小便”。这一观点为消渴病的饮食控制疗法提供了理论依据。王焘对饮食控制疗法的实施，提出了具体要求，主张“先候腹空，积饥乃食”，反对患者无限制地进食，而是提倡“食欲得少而数。不欲顿而多”的少食多留的合理进食方法，说明当时医家对饮食控制疗法的重要性已有一定的认识。
血证。孙思邈在《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中分为吐血和尿血二门，孙氏在治法上博采众长，大量收集各种疗法及民间单方验方，针灸治疗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孙思邈对衄血不止使用压迫止血与烧烙止血的方法治疗，不仅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而且一直受到历代医家的推重，并沿用至今，仍是治疗衄血的很好方法。
水肿。《千金要方》在继承《内经》“开鬼门、洁净府、去菀陈莝”理论与仲景学说治疗水肿病的经验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其中发汗法每以麻黄、防风、生姜、独活之类发汗解表，并常与健脾补肾，益气固表，淡渗利湿，化痰理肺之类药物配伍联合应用，表里同治或上下分消等方法消水退肿。利水法常结合辨证，配伍不同治法而用药，泻下消肿的方剂有猪苓散、中军候黑丸、麝香散、麻子煎及茯苓丸等，如麝香散中有芫花、甘遂逐水、茯苓丸以芫花、甘遂、芒硝泻水，皆能退水消肿。同时，孙氏还在书中记载有用外治法和饮食疗法治疗水肿的经验。外治法如用灸法、摩膏法、外洗法等，疗效甚佳。食物疗法有食物和药者或制饼而食者，有食物熟制如大豆煎与酒煎服。乌豆为末做粥等。亦有用血肉有情之品如鲤鱼、羊肺、猪肾熟制或加入药物而食者，均在调治水肿病中起到重要作用。
营养缺乏性病证，此期对瘿病、脚气病一类病证的治疗又积累了一些新的经验，如治瘿内服方剂，宋齐以来常用之鹿靥外，又增用羊靥，羊靥较鹿靥更为易得，在具体运用时更与海藻、昆布同方并用，更能提高疗效；另外用龟甲治佝偻病，用楮树皮(谷白皮)煎汤煮粥以防治脚气病及用麻黄、独活、防风、防已、细辛、蜀椒、吴荣萸等治疗脚气病。现代研究这些药物都富含各该疾病所缺乏之相关之成分或维生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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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外科

外科到隋唐五代时期得到很大发展，首先在国家的医学管理体制中，已有外科之专门设置，外科与骨伤科已一分为二，同时更有多种专门著作留传于世，专科医家的成长比前代也有所发展。外科医疗技术、手术水平以及理论探索等均有提高。
(一)外科专门机构的设置与作用：在隋唐太医署下，属于外伤科范围的骨伤科在此期被划入按摩科，关于医系下的疮肿科，即是以治疗化脓性感染为重点内容的普通外科。在医系下之角法，按其学习内容应属外科的外治法。无论是按摩、疮肿、角法，既是骨伤科、外科、外治法人才的专门培养机构，同时也是这三个专科疾病的医疗规构。如遇战伤、地震灾伤等，他们就必须立即奉命去急救和巡诊。
(二)外科专著与专业外科医家：外科与相关之专科在隋唐时分别独立成科或相对形成专科，与此相适应外科专著较前代明显增多。据史书记载的书目来看，总计隋唐五代时期外科疮肿书籍有15种，近60卷。可惜这些外科书籍多已佚失，部分内容尚可从其同代和后世大型综合性方书中窥见一斑。
以外科为专业的医家，除有一些专著之作者如甘浚之、甘伯齐、秦政应、喻义、沈泰之、蔺道人等之外，《诸病源候论》所记肠吻合术、大纲膜血管结扎切除等的术者，虽佚名，但其业绩不可磨灭，又如为剖腹肠出被地，眩而仆的安金藏，纳肠入腹进行腹壁缝合手术的“高医”(《新唐书·安金藏》第116卷，中华书局点校本，1973)，又如：有医“以利刀开其脑缝”的外科医家；为苌从简“以刃凿骨”，剔除箭镞入骨不能拨出病症的“医工”；为方干等十余名兔缺患者成功进行唇裂修补术的“补唇先生”；为人割治背部瘤肿的杨玄亮；以及为蒯亮割除额角瘤肿的医家等等。虽然上述擅长外科的医家，由于当时社会地位低下及史不详载，现已无法知其贯里和具体成就，但由他们的著作目录和若干外科手术所达到的水平，也足以代表我国此期外科发展的一般情况。
(三)化脓性感染等疾病诊疗水平的提高：在经验积累基础上，此期医学家尤其是外科医家在这个领域作出了令人注目的成就。随着认识水平的提高，诊断正确率和治疗有效率也大大提高了，例如：
糖尿病并发化脓性感染：孙思邈对糖尿病并发化脓性感染的论述尤为确切，他在强调该病“常须思虑有大痈”和“当预备痈药以防之”的同时，他还进一步指出：“凡消渴病，经百日以上者，不得灸刺，灸刺则于疮上漏脓水不歇，遂致痈疽，羸瘦而死。亦忌有所误伤。”他要求医生“慎之慎之”。
骨关节结核之发病：在孙思邈著作的外科部分里，对类似于骨关节结核的附骨疽等骨病的好发部位与临床症状作了较前更正确的描述。他说凡附骨疽，喜着大关节；更具体提出丈夫产妇喜着髀(髋关节、股骨部位)中，小儿亦着脊背(腰椎、胸椎)。大人急著者，先觉痛不得动摇……”，对下腿骨结核，也明确认为：有久痈余疮，败为深疽者，在胫骨、腓骨间，喜生疮中水恶露，寒冻不差，经年成骨疽……亦有碎辞骨出者。孙氏还对其他部区之骨结核作了比较正确的描述，说明其认识水平的提高。值得注意的是孙氏对骨结核与淋巴结核(瘰疠)互为因果关系已有了正确6论述。
狂犬病的预防：孙思邈指出：“凡春末夏初，犬多发狂，必诫小溺，持杖以预防之”。如果被狂犬咬伤，孙氏除强调“取狂犬脑傅上，后不复发”外，更告诫人们不可“若初见疮愈，即言平复，此最可畏，大涡即至，死在旦夕”。他强调“百日之中，一日不可阙(防治)者，方得免难。”这是孙氏对狂犬病潜伏期的正确认识。王焘进一步发展了孙氏的经验，要求“见狂犬咬，即急嗍去血，急吐之勿错咽之”。
(四)外科手术与医疗技术：中国外科手术发展到隋唐，已达到颇高的技术水平，《诸病源候论》较真实的保留了隋代肠吻合术、大纲膜血管结扎术、大纲膜坏死切除术等手术方法和步骤等。
肠吻合手术：《诸病源候论》指出：“金疮肠断者……肠两头见者，可速续之。先以针缕如法，连续断肠，便取鸡血，涂其际，勿令气泄，即推内之”，并强调肠吻合术后“当作研米粥饮之，二十余日后稍作强糜食之，百日后乃可进(普)食耳”(巢元方《诸病源候论》，卷21，人民卫生出版社影印本，1955年)，在叙述何为“针缕如法”时，较详细的讲了方法和步骤：“凡始缝其创，各有纵横，难舌隔角，横不相当，缝亦有法，当次阴阳，上下逆顺，急缓相望，阳者附阴，阴者附阳，腠理皮脉，复令复常，但亦不晓，略作一行”(巢元方《诸病源候论》，卷36，人民卫生出版社影印本，1955年)。从上述肠吻合以及其他手术的方法、层次、步骤、缝合针法等等来看，确已有了规范的连续缝合法、比较科学的护理和正确的饮食管理。
大纲膜血管结扎术与坏死大纲膜切除：在巢元方的著作里，叙述了外伤性大纲膜部分坏死的手术治疗。指出：“……，安定不烦，喘息如故，但疮痛者，当以生丝缕系，绝其血脉，当今一宿，乃可截之，勿闭其口，膏稍导之”。从这一段文字所描述的内容与要求看，首先强调了大纲膜部分切除的手术适应症；在手术疗法与步骤上则要求先用生丝线结扎大纲膜外伤坏死部位的血管“绝其血脉”，然后观察24小时，“乃可截之”。
外伤伤口内异物剔除原则：《诸病源候论》的金疮伤筋断骨候，箭镞金刃入肉及骨不出候以及金疮久不瘥等篇，均明确强调：“碎骨不去，令人脓血不绝”“须令箭镞出，乃应除碎骨尽，不尔永不合”；“缺刃竹刺久而不出，令疮不愈”。对种种创伤内异物不但认识其为创伤久不愈合或脓血不绝的根源，还确立了“当破出之”的手术剔除治疗原则，并指出只有如此，才能达到“疮则愈”的目的。
急救术与医疗技术：外科急救术和医疗技术在隋唐时期仍较进步，比前代也有一定的发展。例如：孙思邈在处理外伤性阴囊撕裂时强调：睾丸脱出“推内之，以桑皮细作线缝之”。又如急救小儿误吞针或骨刺哽喉，创造性提出“取鹿筋渍之令软，合而萦之大如弹丸，以线系之，持筋端吞之入喉，推至哽处，徐徐引之，刺着筋中出”。又如灌肠与导尿，孙氏也颇多心得。他强调煮好药汤“适寒温，用竹简缩(吸)取汁，令病人侧卧，手擘大孔(肛门)射灌之”，少时当出恶物。此外，孙氏还在其著作中记述了保留灌肠，用以治疗垂危之疳湿痢，一用竹管将药物吹入肛门内约10公分处；一用竹简吹药入肛门内疳疮上敷之；又如尿闭的急救处理，孙氏不但总结了前人许多用尿道刺激的方法促进排尿，而且创造发明了葱管导尿的医疗技术。他提出，凡尿不在胞中，为胞屈僻，津液不通，以葱叶除尖头，内阴茎孔中，深三寸，微用口吹之，胞胀，浸液大通，便愈”，
(五)麻醉术与鼻端瘤肿摘除术：麻醉是否有效对外科手术之成功与否关系密切。唐文学家薛用弱在其《集异记》中，叙述了狄梁公性好医药，尤妙针术，……有富室儿年十四五，鼻端生赘，大如拳石，根蒂缀鼻，触之酸痛刻骨……公因令扶起，即于随后下针寸许，乃询病者曰：针气已至病处乎?病人颔之，公出针，而疣赘应手而落。时人对此虽以为异，觉其奇，然分析其所叙述之内容，释之针灸麻醉和外科手术之成功例，基本上是可信的。
(六)皮肤病的重要进展：隋唐五代时期，防治皮肤病的理论和实践水平大有提高，其主要特点是：认识的疾病增多，对证候及发病机理作了阐释，还提出了相当详细的分类；治疗方法愈益丰富，护肤悦面防治药物大为扩展，皮肤病的防治水平明显提高。
1、皮肤病首次分类和新出现的病名：《诸病源候论》中有15卷、15门309候涉及皮肤疾患，分门别类阐述证候和病机。其所论述者，相当于130余种现代医学皮肤疾患，广度和深度前所未有，几乎包含了常见皮肤病的大多数，还记载了一些罕见疾患。首次见载的病名有：白癜风、乾癣(类似于慢性湿疹或银屑病)、脑湿(似于“皮角”)、鬼舔头(斑秃)、秃顶(早秃)、蛇身(鱼鳞病)、牛癣(类似于限局性神经性皮炎)、摄领疮(颈部神经性皮炎)、……等数十种。首次专题论述了妇女、小儿常见皮肤病，还专题列述若干全身疾患的皮肤表现，如伤寒斑疹、时气疱疮、热病斑疹、热病疱疮、温病下部疮等。
《备急千金要方》和《外台秘要》论述皮肤病，病因多取《诸病源候论》之说，主要是丰富了治法。孙思邈论列皮肤病有140余钟，其首次列述的疾病有妬精疮和老人常见之皮肤瘙痒症、阴下湿、毛发早枯和皮肤角化等等。
2、病因初诊治之进步
疥疮：“疥”原来是人体患皮肤病的象形字，先秦古籍即有记载。但只认为是一种浅表的瘙痒性皮肤病而已，《肘后救卒方》首先出现“疥虫”之说。《诸病源候论》则将“疥虫”和“疥疮”联系起来，指出病因为“并皆有虫”，对其症状体征，给予真实扼要的记述。在专述小儿疥疮时更指出，“小儿多因乳养之人病疥，而染着小儿也。”表明对疥的传染性已有明确认识。
漆疮(漆性皮炎)：《诸病源候论》首先指出漆疮的不同类型，病状描写逼真，首次指出：“人有秉性畏漆，但见漆便中其毒”和“亦有性自耐者，终日烧，竟不为害”两种截然不同的情况。说明此病和各人“秉性”不同有关。这是对各人机体免疫状况不同的朴素认识。
癞、恶疾、大风(麻风)：这一时期本病名称虽然仍未统一，分类亦较繁复，但对比早期或晚期症状之不同。已认识到有“通体无异而眉须已落”和“遍体已坏而眉须俨然”的区别，对“四肢腹背有顽处”、“顽钝不知痛痒“(麻木斑)、身体枯槁，“津液常不出”(不出汗)、“重者手足十指已有坠落”和鼻柱崩倒等器官残损以及各种皮损表现均有描述(孙思邈《备急千要方》卷23，卷5，人民卫生出版社1955年)。隋唐医家为防治本病进行了不懈努力。孙思邈“尝手疗六百余人，差者十分有一，莫不一一亲自抚养。”德高术精，成为中国古今医家的楷模。
3、隋唐时防治皮肤病的方法丰富，并多有创新。其特点是十分注意内治外治结合，药、针、灸疗法结合。药治食治结合，并吸收国外医学成果。这种通权达变的思想，是孕育创力的强有力催化剂。孙思邈即为其卓越代表。孙氏论述的140余种皮肤病中，治法约有复方、单验方234首，涉及药物230种，常用针灸穴位20多个，灸法多种，所用疗法剂型汤、散、丸、膏、糊、汁、酒、煎、熨、坐导、浴、沐、乳、烟熏、煮散、澡豆、蒸熏、枕、粥、泥等22种。
4、护肤悦面药：《五十二病方》、《肘后方》有少数载述，隋唐时有显著发展，尤以孙氏论说最为透彻而详备。孙氏不能容忍护肤防病的美容面药及衣香澡豆只私于少数贵胜有，应使之为全社会服务，对以后这类药物的普及推广起了极大作用。《千金方》两书中，仅面药即列有百余首，分外用热熨、冷冻熨疗法及内服法等。所用方药之中预防性护肤及美容悦面药有43首，其他为治疗性药剂。此外还有生发护发剂及唇膏。近年有人进行实验研究，证明孙氏立方遣药的科学性。现在许多中药美容剂也吸取了他的这些优良成果。
(八)外治法的发展
隋唐时期外治法得到了迅速发展，唐政府重视外治法，在太医署医学教育的分科中，将角法(拔火罐疗法)为代表的外治法纳入独立之学科以培养专科医生。《外台秘要》记载了两种新的针角法，即“水蒸气拔罐法和“针刺拔罐法”，孙思邈在其《千金要方》中还首先记载了磁石外用治疗耳聋的方法，即将完整的磁石放入病者患处，借助天燃磁石的微弱磁场来治病，这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唐代还有将磁石制成盆、枕一类的保健器具长期使用的记载。除此之外，《千金翼方》和《本草拾遗》中均有砂浴疗的描述，记载的方法和适应症和今天理疗学中听说的砂治疗法基本相同，值得一提的是隋唐时期的矿泉疗法，我国古代矿泉疗养开始很早，但隋唐以前在范围和规模上还是很有限的。隋唐时期，情况已大不相同，统治阶级耗资修建临潼矿泉，唐政府还专门设置了管理皇家矿泉的官吏，其影响大大扩大，矿泉疗法在普通百姓中亦有一定程度的普及。唐陈藏器在《本草拾遗》中记载了矿泉疗法，对其成因和适应症给以了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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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骨伤科

(一)创伤的病因病机理论的发展
关于失血、瘀血病机：创伤可致失血和瘀血。《诸病源候论》认为外伤失血可致经脉空虚、心血亏损，严重者可引起死亡。同时，指出创伤导致瘀血的机制；“若因坠落损伤，即血行失度，随伤损之处，即停积；若流入腹内，亦积聚不散，皆成瘀血”，《理伤续断方》，指出“凡肿是血作”，即外伤引起的局部肿痛，都是瘀血所致。由此可引起局部乃至全身的一系列血瘀为患的症侯。隋唐医家对“瘀”病机的论述，成为中医骨伤科病因病机学说的核心理论。
关于创口化脓的病机：《诸病源候论》对开放创口、开放性骨折化脓感染以至不愈合的病因病机所作分析相当透彻，认为污染、或再污染、包扎不当或缝合不当、清创不彻底、异物等因素至今仍有实际意义，蔺道人《理伤续断方》进一步论述骨折后因移位或畸形愈合导致肢体功能障碍或废用。
(二)骨伤科疾病诊断与治疗的发展
关于内伤的诊疗：《诸病源候论》载有“金疮病诸候”凡23论。讨论了创伤外观，从伤口的性状、分泌物及受伤部位，推测战伤的预后，指出如伤在颅脑及重要脏器则不易痊愈。对创伤出血，提出了从脉象来观察预后。指出胸腹腔内出血的见证，主要是胸胁和腹部胀满，还描述了创伤出血过多所出现的心跳加快、情绪不安、疼痛、烦躁、口渴等证状。《理伤续断方》强调对危重内伤先调气后补血，首创“四物汤”治伤损证。而且，该书对跌损内伤特别强调辨证论治，提出了根据伤情轻重缓急以第一至第七次序治伤损的步骤与法则。开创了攻下逐瘀、行气活血、养血活血、活血壮筋、补肾健骨的治疗法则和方药。其七步冶伤法则和方药，至今用于临床。
关于开放性创伤、开放性骨折的治疗：《诸病源候论》记载了开放性创伤和各种严重复合伤，如内脏破裂、膀胱尿道损伤等，特别是首次描述了开放损伤愈合继发动脉出血，称为“盗血”，指出不能破，破则死(《金疮惊痉候》)。对开放性骨折分别为早期并发症、化脓感染期和现代称之为慢性骨髓炎期分期诊断。这些诊断分型的方法，是开放性骨折诊断的重大进步。《诸病源候论》首次详细介绍了清创缝合的手术和筋缝合手术。对施行清创手术提出了要在创伤的早期，并强调清创和扩创，《理伤续断方》则主张对开放性骨折扩创复位可缝合，也可不缝合，外用夹板固定，还具体提出了十四步治疗方法，十四法主要是清创、复垃、外固定和外敷药物，它成为后世治疗开放性骨折的主要方法。
(三)关于骨折脱位诊断与治疗：
蔺道人把骨、关节损伤分为骨折和脱位：骨折又分开放性骨折和闭合性骨折两大类，并且首次把骨折分为可用手法整复者和不能用手法整复者。
蔺道人首次描写了肩关节脱位和髋关节脱位；并首次描写了髋关节脱位有前后两大类型；记载了颅骨骨折、肋骨骨折、股骨骨折、胫腓双骨折、前臂骨折、指(趾)骨折(见《理伤续断方》口诀)。
对于骨折脱位的诊断，蔺道人总结了手摸心会的检查法，强调“忖度”即检查后要思考骨折移位程度、方向、力量等，在治疗上，运用了麻醉、清创、复位、固定、练功和内外用药等六大步骤与方法，认为凡整骨都要先服**，其**叫“常用整骨药”，由大乌头等能导致睡眠，或用草乌、木鳖子等能使之晕昏，从而起麻醉作用的药物组成。
蔺道人创用闭合手法复位六法，即“相度损处”、“拔伸”、“或用力收入骨”、“捺正”四大整骨手法和”按摩法”、“导引练功法”。首创肩关节脱位的复位——靠背椅式复位法，髋关节脱位复位法——手牵足蹬法。蔺道人还运用了切开复位等外科手术步骤与方法技术等。
葛洪竹片固定骨折的方法，在隋唐时期得到迅速推广。蔺道人总结并发展这些经验，改为杉木皮夹板的制造、包扎技术和具体运用以及不同部位固定的方法，特别强调不包括关节的，夹板固定法和可以使关节作屈伸活动的绢布包扎关节固定法，充分体现了骨折固定技术从一开始，就贯串着“动静结合”的观点。此外，蔺氏主张对骨折复位固定后的按摩和功能锻炼疗法。
隋唐时期对骨折内外用药，显著特点就是铜类、虫类药物的运用和重视辨证论治。蔺道人的整复、固定、活动三大骨折治法及七步内治伤损法，重视保护软组织的动静结合的骨折疗法及其内外用药的经验，至今还为骨科医学家所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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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妇产科

隋唐时代，妇产科迅速发展，取得了显著成就。其特点是：开始从内科范围分化，日益趋向专科化。
隋唐间，出现了许多妇产科著作。据《新唐书》和《旧唐书》记载，有6种、凡26卷可惜均已散佚。昝殷著《经效产宝》(847)3卷，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产科专书。书中论述了妊娠、难产、产后等20余种产科常见病证，收载方剂260余首。有些论点具有一定的水平，方药大多简易实用。如四物汤通用于妇产科已千余年，至今仍为妇科圣药。另外，在一些综合性医书中，都收集保存了极其丰富的妇产科资料。
孙思邈以重视妇产科而闻名。他深感有设妇产科的必要，在《千金要方》中，明确指出：“妇人之病，比之男子十倍难疗。”专设“妇人方”3卷，列于各科疾病之首，促进了妇产科向专科化深入发展。
(一)关于接生的处理
1、帮助产妇安定情绪。唐代医家已注意到产妇的心理精神因素对分娩的影响，为了解除其临产时的恐惧紧张情绪，减缓分勉疼痛和防止难产，明确要求接生者态度应严肃谨慎，语言动作轻柔。
2、忌多人瞻视《干金要方·产难》说：“凡欲产时，特忌多人瞻视。惟得二、三人在傍，临产时，只许接生人员守护在旁,以保持产房内安静，镇定产妇情绪，并防止环境污染，减少新生儿感染。这一规定，也是现代化产房所必须做到的。
3、对胎儿娩出后的护理。巢元方强调：破伤风,是因新生儿断脐洗浴不即……通风入伤则变为痫”的关系。孙思邈也有许多独到见解，如脐带处理，要求断脐长度应适中，以六寸为宜，因为“长则伤肌，短则伤脏。”“乃先浴之，然后断脐，不得以刀子割之，须令人隔单衣物咬断”。并主张先以猪胆汁洗浴后断之，毫无疑义，这将会减少脐带感染的机会。
(二)月经常见病的证治
1、月经不调和闭经痛经《外台秘要》则更进一步提出了风冷、寒湿、外伤，癥瘕及情志不遂等多种因素均可引起月经不调；而且又认为月经不调，久之，则可导致癥瘕、不孕等症。
闭经痛经的病因病机，《诸病源候论》仍以因风冷使气血闭涩立论，治疗方面，《千金要方》大致仍遵循《金匮要略》通经活血的原则，但积有比较丰富的用药经验。
2、崩漏《诸病源候论》专列“崩中漏下候”，认为其病机和主症是：“冲任之脉虚损，不能约制其经血，故血非时而下。”并根据**不规则出血的情况，将其分为漏下和崩中,如“非时而下,淋漓不断,谓之漏下，”“忽然暴下，谓之崩中。”而且，《千金翼方》对崩漏症候又进一步描述：“妇人崩中漏下赤青黑，腐臭不可近，令人面黑无颜色，皮骨相连。”这与宫颈癌晚期的临床表现极为相似。至于药物治疗的经验，在《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中，更为丰富。用方多达40余首，方中应用了温补、收涩、化瘀、凉血、止血等多种治法。
(三)关于带下病的认识
带下病是指妇女**分泌物过多，色质异常的病证。这一概念,直至唐代王焘的《外台秘要》才被认定。
秦汉两晋时期，带下病是指妇女腰部以下的病症，涉及的疾病范围较广，包括了多种妇科疾病。至唐代，王焘《外台秘要》，设有“妇人带下门”。其中收录了专治妇人“下赤白、漏五色”的带下方11首；并认为带下病的病因病机是由于风冷乘虚入于胞，损伤经血，使血与秽液相兼而成。而且王氏将古代带下36疾病方，分别列于有关妇科疾病之下。从此，妇女带下病的概念，即由隋代以前统称的下腹部位的病变，转变为专指**分泌物异常的病症，从而使带下病，从广义的妇科疾病中分化出来，王氏关于带下病的概念，为后来多数医家所接受，一直沿用至今。
(四)妊娠常见病的证治
1、妊娠恶阻和妊娠水肿
《诸病源候论》将重度的早孕反应首次命名为恶阻，列有“恶阻候“专论。《干金要方》进而对恶阻的临床表现作了扼要描述：“阻病者，患心中愦愦，头重眼眩，四肢沉重，懈堕不欲执作，恶闻食气，欲噉咸酸果实，多卧少起，世谓恶食，其至三、四月日已上，皆大剧吐逆，不能自胜举也。”并认为其发生机理是“由经血既闭，水渍于藏，藏气不宣通，故心烦愦闷，气逆而呕吐也，血脉不通，络脉痞涩，则四肢沉重，挟风则头目眩也。”并创用了多种治疗方药，如治疗妊娠恶阻呕吐不下食方，方中应用的药物有青竹茹、橘皮、茯苓、生姜、半夏等，简明而有效。《经效产宝》专列有治妊娠水气身肿腹胀方论。论中认为妊娠水肿是由脾气虚弱所致，因而应用健脾利水、调和气血的治法。收载的千金鲤鱼汤，至今仍是治疗妊娠水肿的代表方剂。
2、漏胎和胎动不安
《诸病源候论》在“妊娠漏胎候”和“妊娠胎动候”中对漏胎、胎动不安的发病机理作了简要论述，指出：“漏胎者，……冲任气虚，则胎内泄漏”。“胎动不安者，多因劳役气力或触冒冷热，或饮食不适，或居处失宜。”《经效产宝》则从母子两方面分析了胎动不安的发生原因。它说：“因母病以动胎，但疗母疾，其胎动自安；又称胎有不坚，致动以病母，但疗胎则母瘥。”已认识到先兆流产的发生，或因孕妇有病，或因胎儿发育不良。这对后来胎动不安处理原则的形成具有理论指导意义。这一时期还应用了一些有效的安胎新药，如《外台秘要》的阿胶、艾叶、续断、桑寄生，《经效产宝》的杜仲等。
(五)产后常见疾病
1、产后血晕
《经效产宝》提出了产后血晕虚证和实证的辨证要点在于：“常问其产妇，血下多少即知”。治疗上《外台秘要》则先用醋涂口鼻，或以醋喷面等法急救，使其苏醒；再根据辨证求因、审因论治的原则，用补养气血、安神定惊、活血行瘀、祛风豁痰诸法调治。
2、产后乳病
产后乳痈多见于产后未满月哺乳的妇女。《外台秘要》已认识到乳汁积滞分泌不畅是产后乳痈的主要发病机理，指出：产后“不宜令汁畜积不去”，否则将会出现壮热、大渴引饮、乳结坚急痛、手不得近等乳腺化脓的征象。在治疗上，除内服药物外，并应用了吸出或挤出乳汁、湿热敷、灸疗等外治法，这些疗法至今仍在沿用。
产后缺乳的发生，《经效产宝》认为是由于“气血虚弱，经络不调”所致，《千金要方》在治疗上用猪蹄补虚，通草、漏芦、瓜篓等通络下乳。《千金翼方》治妇人无乳汁针少泽、液门、天井等穴位。
(六)妇科杂病
1、不孕症其病因
《诸病源候论》认为是由于经闭、崩带、癥瘕等常见的妇科病所引起，《千金要方》有进一步的阐发，指出：“凡人无子，当为夫妻惧有五劳七伤虚羸百病所致。”表明已冲破了只责怪妇女一方的影响，认识到男女双方有病都可引起不孕症，显然是一大进步；它将女子不孕症概括为两大类，即将婚后终身不孕的称全不孕(原发性不孕)，因病而久不复受孕的称断绪(继发性不孕)。
2、子宫脱垂及前阴疾患
《诸病源候论》将子宫脱垂称为阴挺或阴脱，并提出了其发病原因是由于平时体质虚弱和分娩用力过度所致，《千金要方》更提出了“禁举重”、“禁房劳”等预防措施。另外还记有阴痒、阴肿、阴疮等前阴疾患。《千金要方》除沿用洗法、**坐药外，并创用了洗榻法(罨包)、膏药、敷药等多种外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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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儿科

隋唐五代时期，中医儿科学有了迅速的发展，其主要特点是：儿科专业初步形成，对儿科经验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总结和整理。
据《唐六典》、《新唐书·百官志》等记载，唐太医署所没医科系下之“少小”，即为儿科，可见，早在公元七世纪初，我国医学分科上即把儿科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并开始由国家培养专门的儿科医生。随着医学的发展，隋唐医家对儿科诊疗经验进行了一系列整理研究工作，出现了许多儿科专著或专论。据史书记载的书目有11种67卷，可惜均已散佚，现存最早的儿科专著《颅囟经》。一般认为是唐末的作品。所论“脉法”和“病证”，有不少可取之处。在隋唐医学巨著中，均有一定篇幅的儿科专论。如《病源》卷45~50，集中论述小儿护养、杂病诸候，共255论，是最早小儿病源症侯学的专题论述。唐代孙思邈非常重视小儿，认为“夫生民之道，莫不以养小为大。”在他撰著的《备急千金要方》中，继妇人之后，列“少小婴孺方”1卷，晚年又撰《千金翼方》，其中补充了大量的儿科资料，写成“养小儿第一”、“小儿杂病第二”：《外台秘要》是一部文献整理性医著，书中也比较系统地整理了唐代及唐以前的儿科学成就，汇成“小儿诸疾”两卷，颇能反映中医儿科在唐代的发展水平。
一、小儿护养
小儿初生，孙思邈提出减少感染破伤风的断脐之法和预防新生儿吸入性肺炎的方法，“小儿初生，先以绵裹指，拭儿口中及舌上青泥恶血，……若不急拭，啼声一发，即入腹成百病矣。”如果小儿初生不啼，则要用“葱白徐徐鞭”小儿背部，帮助小儿建立自主呼吸。
隋庸医家认为，小儿皮肤娇嫩，应多进行空气浴、日光浴锻炼，提高对环境变化的适应能力。《诸病源候论》卷四十五“养小儿候”说：“小儿始生，肌肤未成，……宜时见风日”。同时，还认为小儿“不可暖衣，暖衣则令筋骨缓弱”，主张“薄衣”，并介绍了“薄衣之法”，即从秋天开始少穿衣，按小儿逐渐适应习惯，也是增强小儿体质的一种好办法。
新生儿的喂养也很重要，主张人乳喂养，《千金要方》还专门列有“择乳母法”。在“初生出腹”节中指出，乳母如果有发热、新吐下、酒醉、怒、新房过劳等，皆不可哺乳，否则，容易引起小儿疾病。还对哺乳的次数、姿势、宿乳的处理、防止噎乳等作了细致而具体的规定。
二、小儿生长发育规律的探讨
隋唐医家对新生儿的生长发育规律进行了细致的观察和研究，概括为：“凡生后六十日，瞳子成，能咳笑，应和人；百日任脉成，能自反覆；百八十日尻骨成，能独坐；二百一十日掌骨成，能铺匐；三百日髌骨成，能独立；三百六十日膝骨成，能行。”(《千金要方》卷五)孙氏认为一般小儿均有这一正常发育过程，如果反常即是有病，须进行诊治。
小儿为“纯阳”之体的提出，始于唐末。《颅囟经》开篇即说：“凡孩子三岁已下，呼为纯阳，元气未散”。当时所谓纯阳，系指元气聚集未散而言。后来经宋代钱乙、清代徐大椿、王盂英等人阐发。“纯阳”说有所发展，且作为指导临床用药的一种儿科理论。
三、小儿诊法
小儿脉诊，晋代王叔和《脉经》已有论列，唐末《颅囟经》则更明确指出小儿脉候至数之法与大人不同。“若有脉候，即须一寸取之，不得同大人分寸”，认为小儿“呼之脉来三至，吸之脉来三至，呼吸定息一至，此为无患。”小儿指纹诊法，最早在唐代医家王超(生活于贞观年间)在《仙人水镜图诀》中提出，此书已佚，但后世儿科著作则有所转载。
四、小儿常见病证的认识和治疗
隋唐医家对天花、猩红热、结核等小儿常见传染病的病机证候都有较为明确的认识。《诸病源候论》卷七描述“伤寒·登豆疮”说：“伤寒热毒气盛，多发疱疮，其疮色白或赤，发于皮肤，头作瘭浆。戴白脓者，其毒则轻，有紫黑色作根，隐隐在肌肉里，其毒则重”，其“疮痂虽落。其瘢犹黡，或凹凸肉起”，类似天花一类的传染病。
惊痫是儿科“四大症”之一。《诸病源候论》分列惊候、痫候等进行论述，大体包括各种原因所致的抽搐、惊厥一类疾病。《千金要方》归纳“候痫法”20条，从症状、体征诸方面进行鉴别诊断，使医者容易掌握。并提出惊痫重症的诊断标准，执简驭繁，方便临证，对于认识惊厥作出了有益探索。孙氏还主张用清热、镇静、息风、安神方法治疗惊厥，如龙胆汤等。《外台秘要》卷35则详列各种灸法，并提出“若风病大动，手足掣纵者，尽灸手足十指端，又灸本节后。”他们提出的治疗惊痫的原则和措施，至今仍有参考价值。
隋唐时期，儿科治疗方法丰富多彩，主要有内服、外治、针灸三类，内服药物的剂型有汤、膏、丹、丸、散等；外治法有洗浴、涂囟、敷脐、膏摩、滴鼻、掐(以讯代针)法，如孙思邈曾用十二味寒石散为末，粉扑小儿皮肤，治疗壮热不能服药的病症；针灸有针、灸两法，尤其是灸法在隋唐医家中用的较多，如孙思邈灸法40种，分治小儿多种病症，用途甚为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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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五官科

隋唐时期，太医署设耳目口齿科，标志五官科已从内外科分化出来，正式独立存在，对五官科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备急千金要方》首次把眼耳鼻咽喉口齿疾病总称为“七窍病”，使五官科病症有了更为紧密的归类形式。眼科史上早期重要专著《龙树眼论》的问世和装配义眼等，更反映了唐代多方面的眼科成就。
(一)五官科病症的早期总结
隋唐时，《诸病源候论》、《千金方》、《外台秘要》等书，对前代零散的五官科病症进行了系统总结，所论及的五官科病症已达百余种，针眼、雀目、睢目(上险下垂)、鼻衄、鼻生疮、耳疮、耵耳、风冷失声、中冷声嘶等病均为首载。
从局部证候表现认识五官科病症，是这一时期的重要特点。如《诸病源候论》“人有昼而睛明，至瞑则不见物，世谓之雀目。”(巢无方等：《诸病源候论》，卷28，P119，人民卫生出版社影印，1955年)，对夜盲症视力随白昼和夜晚的不同，出现的规律性变化观察得十分清楚。《外台秘要》所载“脑流青盲眼”，指出“其障作青白色”(晶状体混浊)是我国正确描述白内障之最早者。
(二)五官秒疾病注重外治法
《千金方》、《外台秘要》共收载五官科方剂约600首，针灸处方40余个，外治法占着绝对的优势，而内服药疗法相对较少，其原因当与五官科疾病之特点有关。
眼科治疗方法中，以敷法最为常用，薰洗、滴眼、钩割等多种外治法与外科手术都有运用，洗眼时采用仰卧法、并以绵注洗目，盐汤洗目，以棉沾药液滴眼，或以新毛笔将药粉撒入眼内，表明多种局部给药方法的运用。《外台秘要》在“脑流青盲眼”(白内障)中提出“……此宜用金蓖决……一针之后，豁然开云而见白日”。这是我国医学著作中关于金针拨障术的最早记载。”杜牧(803~852)《樊川文集》亦记有擅长金针拨障术的两位眼科医生，他们对白内陋的病变位置、颜色、手术适应症、手术时间、手术并发症等已积有较丰富的经验。从当时多位著名诗人的诗歌中也可看出唐代的金针拨白内障手术相当普通。应当指出：内服方药中的“神曲丸”(即后世有名的磁朱丸)，对早期白内随是有效的。此外，唐代医学家们对运用多种动物肝脏治疗目病以明目十分重视。
鼻病治疗以塞鼻为主,间有吹鼻、灌鼻、外敷等法。耳病治疗以塞耳为主。亦有少量点耳、吹耳、灌耳之方，喉病的治疗以含咽含漱法为主，并有热灼、含漱及刺手大指出血等。
此期所载五官科药方，多有详细的药物加工炮制相制作方法。眼科药已强调先捣后研再筛，或以绵滤之等，反映了五官科待殊用药要求已积有一定的经验。
(三)义眼的装配
唐代，我国已能装配义眼。如《吴越备史》记载：“唐制武选，以马上击球较其能否，有置铁钩于球杖以相击，(周)宝尝遇此选。为铁钩所摘一目，睛迭……敕赐木睛以代之，木睛不知何木，视之亦明”，据考。周宝是唐武宗(840~846)时人。可知我国远在公元九世纪就能装配义眼。且形象逼真。视之如真睛。
(四)《龙树眼论》
眼科专著始于南北朝，我国最早见于目录文献记载的眼科书，惜已佚失。《龙树眼论》为眼科名著，系历史上有影响的第一部眼科专著，亦佚。曾载于郑樵《通志·艺文略》，白居易的病眼诗“案上漫铺龙树论，盒中空贮决明丸”中亦曾提到，可见当时流传较广。有人推测为隋唐间人托名印度佛学家兼医学家“龙树”(一说为菩萨名)所撰，并认为《医方类聚》所载之《龙树菩萨眼论》即为其书，待详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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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口腔科

口腔医学无论在口腔保健、口齿疾病认识和治疗方面此期都有较大进展，并在此时出现了多部口齿专著。据《新唐书》等文史书目记载有5种8卷，可惜均未能保存下来。所幸《诸病源候论》、《千金要方》、《外台秘要》等综合性医书，都有专述口齿疾患病因病机或治疗方药的篇章。
(一)口腔卫生保健
揩齿以保口齿清洁，当时已渐趋流行。其方法主要有“杨枝揩齿法”和手指揩齿法”两种，《处台秘要》中载有“每朝杨柳枝咬头软，点取药揩齿，香而光洁。”手指揩齿法见于晚唐敦煌壁画中的“劳度叉斗圣图”。至于洁牙剂，或为盐、或为药物散剂。《千金要方》和《外台秘要》中就有不少揩齿方，所用药粉多有芳香祛风、解毒止痛、排脓消肿之功。
另外，隋唐医籍对食物、药物在口齿保健上的宜忌也有所论述。如孟洗《食疗本草》指出：“砂塘多食则损齿。”
(二)对口齿疾病的认识
1、口吻疮(燕口)《诸病源候论》描述其证候为口两吻生疮，其疮色白如燕子之吻，故亦名“燕口”，“恒湿烂有汁”。类似今之口角炎。
2、滞颐，亦名口下黄肥疮《诸病源候论》指出小儿涎唾多流溢浸于颐，生疮黄汁出，浸淫肥烂。此类似小儿口周真菌感染。
3、舌上出血候《诸病源候论》载：“舌上出血如涌泉。”《千金要方》采用烧灼止血法治之，实为先进之技术。Rende氏1896年的报导为国外之最早者，Hanes氏1909年为该病命名。
4、牙周病《诸病源候论》中有牙挺候、齿动摇候、齿漏候等，分别描述了牙龈的炎性肿胀、萎缩、溢脓和牙体动摇等。《外台秘要》对牙周病的症状描述更为详细：“齿龈虚软而无脓血。……，其齿龈触动著即脓血出。又口疳，其齿龈不触，自然脓血出。”(王焘：《外台秘要》卷22，人民卫生出版社影印，1982)，其所述齿龈虚软而无脓血是牙周病早期，”至后期则牙周袋形成，潴留脓液，故触之即出脓血。“口疳”为牙周脓液破溃后的慢性阶段，故虽不能被及牙周袋，脓血亦自出。国外Toinac氏首先提到齿槽溢脓一词是在1839年。《外台秘要》对牙石进行了描述，这也是牙周病的常见症，并名之为“食床”；“或附齿有黄色物，如烂骨状，名为食床。凡疗齿看有此物，先以钳刀略去之，然后依方用药，不仅描写了龈上、龈下牙石，并且指出应用钳刀除牙石的技术。
(三)口齿病的治疗
1、下颌关节脱位整复法。葛洪《肘后救卒方》已有记述，孙思邈继承其法且趋向完善。如：“一人以手指牵其颐以渐推之，则复入矣，推当疾出指，恐误啮伤人指也。”(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卷6上，七窍病上，人民卫生出版社影印，1982)，《千金翼方》更提出用竹筒保护手指，防止咬伤的办法。
2、牙齿充填术、《新修本草》已有牙齿充填用的银汞合金(银膏)：“其法用白锡和银箔及水银合成之，凝硬如银，堪补牙齿脱落”，目前牙齿充填所用之汞合金即由水银、银、锡、铜、锌以一定比例配制而成的。英国人Bell最初使用汞合金是在18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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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针灸科

隋唐时期政府对针灸学相当重视，如唐太医署内已设针科。更重要的是隋唐医家积极从事针灸学科的临床实践，善于总结并致力进取，使本时期的针灸学在理论和实践方面均有显著进步。
(一)针灸学说和理论之发展
隋代医家巢元方在阐释病因病机时，较多地将经络理论与脏腑学说结合起来。如“腰痛不得俯仰候”中说“肾主腰脚，而三阴三阳十二经八脉，有贯肾络于腰脊者，劳损于肾，动伤经络，又为风冷所侵，血气击搏，故腰痛也。”
孙思邈强调脉诊对针灸的指导作用，如他在《千金要方》中指出“每针常须看脉，脉好乃下针，脉恶勿乱下针也”而在该书“平脉”卷之“三关主对法”中，就是脉诊与针灸结合之示范。
隋唐医京甄权继皇甫谧之后，曾对针灸孔穴进行厘定，并撰有《明堂人形图》、《针经纱》、《针方》等，惜均已佚失。杨上善所著《黄帝内经明堂》序称：将十二经脉各为一卷，奇经八脉复为一卷，合为十三卷，是腧穴按经络循行排列的较早文献记载。王焘亦对针灸俞穴进行了整理，采取以经统穴的方法，将所有腧穴均分列于十二经脉中，并分述各穴其取穴法、主治病症、施灸壮数等，共收352个经穴。
(二)针灸临床
在针灸临床方面，孙思邈创孔穴主对法。“穴名在上，病状在下，或一病有数十穴，或数病只一穴，皆临时斟酌作法用之”。这种形式犹如针灸临床手册，便于使用。孙氏并创保健灸法。他还发现了“阿是”穴之临床效果，其曰：“有阿是之法，言人有病痛，即令捏其上，苦里当其处，不问孔穴，即得便快成痛处，即云阿是，灸刺皆验”，孙氏的阿是穴法对后世影响很大，临床所用不定穴、天应穴等，都从阿是穴演化而来。
孙思邈还创用了同身寸法，“取病者男左女右手中指上第一节为一寸，亦有长短不定者，即取手大拇指第一节横度为一寸，以意消息”，及“其言一夫者，以四指为一夫”(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卷29，P518，人民卫生出版社，1955)，这种同身寸的取穴方法，为医者提供了准确取穴的简便测算法，有利于针灸学的发展。
针灸治疗疾病种类，隋唐时期逐渐扩大，特别是《千金要方》《千金翼方》中，针灸治疗广泛用于临床各科。《千金冀方》基本已按科分述疾病之针灸治疗，更有利于医者掌握并提高针灸治疗效果。灸治法已应用于多种专科疾病，是为隋唐时期灸法的特点。除上述《骨蒸病灸方》外，尚有苏敬《脚气灸方》、《外台秘要》灸诸瘿法、《千金要方》灸诸癫法、小儿灸法等，隔药灸亦趋多样化，如隔盐灸、葶苈子灸、豆鼓灸、麻花灸等，燃料则推祟艾火与槐木之火，反映了有唐一代灸疗法之蓬勃发展。
(三)长于针灸之医家及其著作
隋唐五代长于针灸的医家除上述已提及者外，较著名的尚有为唐高宗治风眩刺百会、脑户出血之秦鸣鹤，及用针刺治愈小儿鼻端生赘疣之狄仁杰等。史书记载针灸文献有16种，约24卷，均已佚失，存世者有唐《新集备急灸经》(是我国最早雕印之医书)，为范子盈等咸通二年(861)抄本。原藏于敦煌石窟，光绪末被伯希和盗往法国，有甲、乙本。除载有十五种疾病的灸疗方法外，尚收载了针灸禁忌。据研究，敦煌古医籍中针灸类尚有《灸法图》六卷，存残图18幅和部分残文；《灸经明堂》一卷，述一月三十日人身禁灸部位及针灸人神所致危害；《人神流注》，述一月三十日人神在身体部位；《黄帝明堂经》甲、乙卷，均有部分残损，记有十余个穴位的刺灸法及部位、主治等；《亡名氏灸法》、《针灸节妙》等，此外，杨上善撰《黄帝内经明堂》十三卷，又名《黄帝内经明堂类成》。日本仁和寺旧藏此书卷子本(1143年写本)残存卷一，小岛学古双钩摹钞，藏于宝素堂。光绪间杨惺吾氏获于日本，持归付印。
(四)按摩疗法迅速发展
隋唐时期的按摩疗法发展迅速，其特点是有了专科，并开始了专科教育，而在按摩内容方面更有充实且应用更为广泛。
据《隋书》记载，隋太医署中置按摩博士两人，《唐六典》记载隋时有按摩医生达240人，并分为按摩博士、按摩师、按摩生三个级别，说明隋代不仅有了按摩专科，且有规模较为庞大的组织结构，并纳入政府正式的医学教育体系。按摩科在唐太医署中虽仍为四科系之一。但按摩人数较隋代减少，唯增有按摩士这一新的层次。按摩科的职能、教育考试等见医学教育节。
隋唐埋藏的按摩方法大致可分为养生导引、天笔国按摩、老子按摩及外伤按摩、摩膏法等。在《诸病源候论》中附有较多的养生导引法，通过自我消息导引，达到健康祛病延年之目的。“脚气缓弱候”有：养生导引法：“舒两足从，散气向涌泉，可三通，气彻到，始收有足屈卷，将两手急捉脚涌泉，换足踏手……去肾内冷气，膝冷脚疼也”。天竺国按摩和老子按摩均见于《备急千金要方》。前者为随佛教传入之印度婆罗门法，共18式，后者则是道教的养生按摩法，共49式。隋唐时期在治疗跌仆操作损伤中开始应用按摩术。如《诸病源候论》卷36“腕伤初系缚候”中就指出需“善系缚，按摩导引，今其血气复也”，《唐六典》中则明确强调若遇“损伤折跌者，以法正之”，而《理伤续断方》“医治理想补接次第口诀”中之拔伸、用力收入骨、捺正等手法，亦包含外伤按摩手法。此外，隋唐时期已开始借助器械和垫物按摩，如栉头理头保健即是一例。在《诸病源候论·又湿候》就记有“栉头理发，欲得多过”；“数易栉，更番用之”，栉是梳蓖的总称。上述栉头即梳头，而数易栉则是用不同的梳子、篦子，以梳头多遍，有按摩头部穴位、皮肤的作用，以流通血脉，疏散风湿，至元代《饮膳正要》发展为要“常梳头”的保健手段了。《理伤续断方》中则有在摩肩、腰、胸、背等部时，需用“软物，如缉片之类奠(垫)之”，这亦为后世直至现代按摩治疗所遵循，唐代医家王焘在《外台秘要》对逆产者施以脐上盐摩法，对脚气病亦有膏摩。对小儿液啼用摩几头及脊背的记载，《千金要方》亦将摩膏法用于儿科临床之中，按摩法已推广至妇儿科临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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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法医学之进步 (一)检验制度的确定
由汉至唐是我国古代法律进一步发展完善时期，除唐律外，历代法律均已失传，唐律规定的法医检验对象有三：病者、死者、伤者，相当于今日的活体检查及尸体检查。“如不做诚实检验，将受到刑事处分：诸诈病及死、伤受使检验不实者，各依所欺减一等；若实病、死及伤不以实验者，以故入人罪论。”(《唐律·诈病·诈病死伤不实》，贷南阁丛书本)，这一规定说明唐代的法医检验相当盛行，为防止检验人员作弊，才作出这一明文规定，该规定一直沿用到清代，成为历代检验制度的基础。
(二)唐律中与法医学有关的规定
1、损伤的法律定义与分类为了用刑法解决斗讼问题，唐律明确提出损伤的定义是：“见血为伤”。它包括伤后有血液流出或肉眼可见的皮下出血两方面含义，并且着眼于生前伤。唐律将致伤物分为三大类：手足、他物与兵刃。手足是以手足为例，即用头击之类也包括在内，其所形成的损伤就叫手足损伤，他物指的是“非手足者余皆为他物，即兵不用刃亦是”，其所形成的损伤就叫他物损伤，兵刃所指是“刃为金铁，无大小之分，堪以杀人者”，其所形成的损伤叫作刃伤。以上三者以手足为轻，他物次之，兵刃为重。手足与他物殴伤与今日的钝器伤一致，刀伤与今日的锐器损伤一致。
2、损伤程度的判定与刑罚唐律对非致命性损伤分类很细，并由轻至重规定了相应的刑罚。这一分类及其鉴定标准可以归纳如下表所示：
唐律根据损伤程度和凶器性质规定的刑罚表：

[td=2,1] 损伤程度与凶器性质 [td=1,1,23%] 刑罚 [td=1,1,6%] 1、
[td=1,1,71%]斗殴手足殴人无伤
[td=1,1,23%]笞40
[td=1,1,6%] 2、
[td=1,1,71%]斗殴手足殴人有伤(见血为伤)；以他物殴人无伤；以烫火未伤人；拨发不满方寸(《唐律·诈病·诈病死伤不实》，岱南阁丛书本)；鼻头出血
[td=1,1,23%]各杖60
[td=1,1,6%] 3、
[td=1,1,71%]以他物殴人有伤、拔发方寸以上至髡发不尽仍堪为髻者
[td=1,1,23%]各杖80
[td=1,1,6%] 4、
[td=1,1,71%]耳目出血；内损吐血；痢血
[td=1,1,23%]以手足者仗80以他物者杖100
[td=1,1,6%] 5、
[td=1,1,71%]兵刃砍射人不着者
[td=1,1,23%]杖100
[td=1,1,6%] 6、
[td=1,1,71%]折齿；毁损耳鼻口眼；眇一目；折手足指；破骨；汤火伤人
[td=1,1,23%]徒一年
[td=1,1,6%] 7、
[td=1,1,71%]折二齿、二指以上；髡发
[td=1,1,23%]徒一年半
[td=1,1,6%] 8、
[td=1,1,71%]刃伤；折人肋；眇两目；堕人胎(母辜限内子死)
[td=1,1,23%]各徒二年
[td=1,1,6%] 9、
[td=1,1,71%]折肢；骨移位；瞎一目等辜内未平服者
[td=1,1,23%]各徒二年
[td=1,1,6%] 10、
[td=1,1,71%]折肢；骨移位；瞎一目等辜内未平服者——残疾、废疾
[td=1,1,23%]各徒三年
[td=1,1,6%] 11、
[td=1,1,71%]瞎两目；十指并折；折二肢；断舌；毁败阴阳——笃疾(及因旧患令至笃疾)
[td=1,1,23%]流三千里
[td=1,1,6%] 12、
[td=1,1,71%]以手足他物斗殴杀人者
[td=1,1,23%]绞
[td=1,1,6%] 13、
[td=1,1,71%]刃杀人及故杀人者
[td=1,1,23%]斩
唐律没有象今天这样将非致命伤分成轻伤和重伤，但其中提到的残疾、废疾、笃疾，实际上就是不同程度的重伤，与将重伤分成三等相似。
唐律对于不同程度的损伤提出了明确的法医学鉴定标准，根据这些标准可以较准确地做出法医学鉴定，并据以决定判处何种刑罚。这些规定说明唐代的法医学活体检查相当严谨，且达到较高水平，在世界法医学史上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3、保辜
秦汉以来积累了大量活体损伤检查的经验，保辜即其中一条重要经验。
保辜之设，大概始于汉代，是为了确定受伤后经过一定时间死亡与损伤的因果关系而提出的。唐律对保辜有详细规定：“诸保辜者，手足殴伤人限十日；以他物殴伤人者二十日；以刃及汤水伤人者三十日；折跌肢体及破骨者五十日。”在受伤后立即经官检验，根据伤情按法律规定立下辜限。如果受伤者在辜限内死亡，依杀人罪论处；若在辜限外死亡，或虽死于限内但由于与损伤无关的原因而死，则各依相应的殴伤法治罪。
(三)其他与法医有关的规定
(1)唐律对各种损伤与死亡种类的认识相当广泛，并均有相应的刑法规定。这些伤亡如受杖死，车马伤人，以物置人耳鼻，故意屏去人服用饮食之物，威力制缚人，恐迫人，使人畏惧致死；诈骗人死伤(如明知桥朽败，诳令人渡以致溺死)等。
(2)共殴：对共殴伤人，须评定各伤轻重或进行死因竞争，而后处以相应刑罚：“诸同谋共殴伤人者，各以下手重者为重罪，元谋减一等，从者又减一等；若元谋下手重者，余各减二等；致死者随所因为重罪。”
(3)堕胎：唐律规定：“堕人胎徒二年”，堕胎指的是在孕未生，因打而落。并且是在母亲所受损伤的辜限内子死，才按律治罪，若在限外子死，或虽死于限内，而子未成形，均无堕胎之罪。所谓“辜内胎落而子未成形”涉及胎儿发育到什么程度始受法律保护的问题，具有法医学的意义。

 

[花香丁]

第五节 药物学

隋唐时期，海陆交通发达。使用药经验广泛交流，外来药物大量传入，尤其是唐代，政府重视药初学的发展，设置药园、促进了药物学的进步，无论在理论还是临床应用方面都很大的发展。
一、药物学的发展
唐代药物学的重大成就，首先是《新修本草》的编撰和颁布。这一部被誉为世界上第一部国家药典性质本草的问世，标志着本时期的药物学已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在此以后唐代还有《本草拾遗》、《食疗本草》等重要本草著作出现，使本时期药物学的成就更锦上添花，在药物学的发展史上，许多医药学家作出了创造性的贡献。他们之中不仅有苏敬等《新修本草》的编撰者，孙思邈、孟诜、陈藏器等也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本时期药物学的进步发展，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药物品种、数量的增加和产地的扩大
这一时期本草文献所载药物救量上远远超过前代。《神农本草经》收载药物365种。梁·阁弘景《本草经集注》共收载药物730种，而《新修本草》所载药物已达850种，其中新载入的药物就有115种。其后陈藏器《本草拾遗》又拾取《新修本草》所遗药物680余味。药物来源、收集的品种以及所涉及的分布区域扩大而更加广泛了。除内地所产药物之外，有不少品种是来自边远地区甚或外国进口的药物，如《新修本草》增加的药物，有不少为外来药物。另据学者研究，成书于这一时期的《海药本草》中所记药物的产地40余处，以我国南方(如岭南、广州等)以及海外国家或地区(如波斯、大秦、新罗等)为多。
(二)对药物认识的修正和补充
隋唐医家根据长期实践经验，对前代本草文献中所记载的药物功效等有了更深入的认识，进行了补充，并且纠正了前人对药物认识的许多错误。如甄权所著《药性论》，在叙述药物功效时，就有一些新的补充。如指出“藕节捣汁，主吐血不止，鼻并出血”；羌活可“治贼风失音不语，多痒，血癞，手足不遂，……”等。《新修本草》更纠正了《本草经集注》中的许多错误，如陶云：“铁落，是染皂铁浆”，《新修本草》纠正说：“铁落是锻家烧铁赤沸，砧上锻之，皮落者也”。
(三)药物分类方法的进步
这一时期在药物分类方法上也较前代有了很大的进步。孙思邈在七品分类的基础上，还按照药物的功用分为治风、湿痹腰脊等65类，每类之下提出了若干主治药物，共1415种次(因同一种药物可以在不同类疾病中出现，)如“阴下湿痒第十八”下列举了木兰、五加皮、蛇床子等8种药物。“目赤肿痛第二十六”下，列举了空青、车前子、决明子等15种药物，每类药物对该项病症都具有一定的疗效。陈藏器《本草拾遗》载有“十剂”的内容，即宣可去壅：生姜、橘皮之属；通可去滞：木通、防己之属；(3)补可去弱：人参、羊肉之属。(4)泄可去闭：葶苈、大黄之属。(5)轻可去实：麻黄、葛根之属。(6)重可去怯：磁百、铁粉之属。(7)滑可去着：冬葵子、榆白皮之属。(8)涩可去脱：牡蛎、龙骨之属。(9)燥可去湿：桑白皮、赤小豆之属。(10)湿可去枯：白石英、紫石英之属。这项药物分类方法和现代药物学的分类方法颇为相似，(一说“十利”的分类方法是北齐徐之才所创)对临床上起了直接指导作用，故为后世医家所乐于采用。
(四)药物炮制制剂理论的发展
甄权所著《药性论》中，补充了许多有关药物炮制制剂的内容。如连翘去心、瞻蜍取眉脂以朱砂、麝香为丸等。《新修本草》在其各药项下有不少炮制规定，孙思邈有《千金》两方中对炮制又作了详细的记述，并将其中同类的炮制品种作了归纳，在“合和篇”中作了专章讨论，指出：“诸经方用药，所用熬炼节度皆脚注之，今方则不然，于此篇具条之，更不烦方下别注。”较详细地记述了170多种炮制品，如乌头附子炮制，他强调“此物大毒，难循旧制……凡用乌头，皆去皮熬令黑，乃堪用，不然至毒人。特宜慎之。”又如地黄的炮制，《千金要方》是以熟地黄为名并记述采用蒸制法工艺最早的文献。地黄分为生熟，实自孙思邈始。
(五)有关药物的采集，栽培，炮制和保管
隋唐医家在有关药物的采集、栽培、炮制和保管方面又有了新的发展和提高，中药大多是生药，且大多是植物性生药，在生长发育的各个时期，由于采集季节之不同，不同部位有效成分的含量往往各异，药性的强弱也多有差别。因此，生药的采集，应该在其含有效成分最多的时候进行。有关这方面的本草学著作，在《隋书·经籍志》载有《入林采药法》二卷等4种，8卷。这些本草著作的出现，表明本草学研究的一大进步。孙思邈进一步强调和发展了重视采药时节的重要意义，指出：“不依时采取，与朽木无殊”。他还提倡医家要自采药物。为了便于学者掌握时节和进行辨别，他对233种药物的采集时节以及阴干、暴干、火干等，进行了集中的论述，并于每味药名之下，简述了各家的意见，并加以说明，是一部很有价值的药物采集的专论，对后世颇多影响。
有关药物的栽培，唐代已出现了专门栽种药材的药园，但方法和经验却未能传世。孙思邈总结和描述了二十多种常用药物栽培方法，从择地、选土、翻土、作畦、开垄、施肥、灌溉、下种、插枝、移栽、松土、锄草、收采，到采集、炮制、造作、贮藏、保管等各个环节，均一一予以记录，孙氏在药用植物栽培等方面，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
在药物的贮存和保管方面，隋唐医家也十分重视，如孙思邈讲到贮药的具体措施。这些理论和方法及其所用器具对药物防潮湿、防鼠、防霉变质等，都有着科学的根据和可靠的效果，在《千金翼方》中，孙氏更阐述了贮药库房之建筑规格和贮药柜的制备要求等。
(六)道地药材的整理和研究
由于土壤、气候、阳光、水分等自然条件各地不尽相同，药物产地对于疗效有着一定的关系，中药材强调道地是颇具科学性的。隋唐时期，国家统一，内外交通贸易畅通，学术交流繁荣，这就为医家进行道地药材方面的整理和研究工作提供了可能。在这方面作出突出贡献者，应首推孙思邈。他明确指出：“按本草所出郡县，皆是古名、今之学者，卒寻而难晓。自圣唐开辟，四海无外，州县名目，事事惟新，所以须甄明即因土地名号，后之学者，容易即知，其出药土地。凡一百三十三州，合五百一十九种，其余州土，皆不堪进御，故不繁录耳。”于《千金翼方》中列节专论。孙氏此项工作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
二、方剂学的成就
隋唐时期，无论在临床实践还是方剂理论的总结方面都有了新的进步。尤其是《千金》两方及《外台秘要》等书的问世，极大的丰富了古代方剂学的内容。
(一)大型方书的编撰
隋唐时期，在经方的收集和编撰方面成就显著。《四海类聚方》计二千六百卷，于大业十年撰成。但因雕本未行，流传困难，后又从中提取单方，名为《四海关聚单方》三百卷。唐之后均佚，唐代尚有闻名于世的孙思邈《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各三十卷，王焘《外台秘要》四十卷。还有《理伤续断方》及其它多种方书。
(二)化裁古方，创新应用
隋唐时期方剂学的成就中对古医方的化裁和创新应用是其重要的方面。如孙思邈在继承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化裁和创新了许多经方，张仲景《金匮要略》的当归生姜羊肉汤是治疗寒疝腹痛的一个扶阳补血的良方。孙思邈在此基础上，灵活化裁，扩大了治疗范围，用羊肉汤治疗产后风寒证兼腹痛：羊肉当归汤治疗产后风往来寒热无力、不能食；羊肉杜仲汤治疗产后腰痛咳嗽；羊肉生地黄汤治产后三日腹痛等等。再如小建中汤主治“虚老里急”等病。孙思邈加入黄芪一味，成了“黄芪建中汤”，主治“虚老里急，诸不足”，加入当归一味，成了“内补当归建中汤”，主治“妇人产后虚羸不足”等病。孙思邈组方原则尊古而不泥，继承而又善于发展。因此，清代医家张璐曾说“不读金匮方无以知千金之法源，不谈千金方何以广金匮之变法。”
(三)结合临床，创制新方
隋唐医家结合自己的临证经验创制了大量有效的新方，如孙思邈在其两《千金》方中，就记载了许多新方。如温脾汤，千金犀角汤，小续命汤，独活寄生汤，温胆汤，苇茎汤等等，这些方剂一直被广泛长期应用。并流传到日本、朝鲜等国。
三、食疗学的发展
隋唐时期我国食疗学有了长足的进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食疗学思想的发展
1、洞晓病源”食治为先：隋唐医家在临证实践中，重视食治食养，《千金要方·食冶》继承了《内经》的食疗思想，提倡临床诊疗应“洞晓病源”，食治为先。强调食治的优点在于“食能排邪而安脏腑，悦神爽志以资血气。”而药疗的弊端则在于“药势偏有所助，令人脏气不平，易受外患。”所以在食治和药治的关系上，孙思邈明确指出：“食疗不愈，然后命药。”孙氏的食疗思想对隋唐时期，乃至以后整个中国古代食疗学的发展均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2、老年食疗保健：有关老年人饮食的适宜量，《千金翼方·养老食疗》载有“人子养老之道，虽有水陆百品珍馐，每食必忌于杂，杂则五昧相挠，食之不己，为人作患。是以食啖鲜肴，务令减少，饮食当令节俭，若贪味伤多，老人肠胃皮薄，多则不消，彭亨短气，必致霍乱。”孙氏这里强调的老年人的饮食量一定要适当，一次进食的数量和种类不要太多，调节饮食使其多样化。上述食疗观点，即使今天看来，也是相当合理的。此外，针对老年人的生理特点，隋唐时期医家己注意到了食品种类的选择问题。如孙思邈主张应“常学淡食”。以清淡素食为主。认为老年人食品应以“大小麦面、粳米等为佳。”而“非其食者，所谓猪、鸡、鱼、蒜、鲋鲙、生肉、生菜、白酒、大酢，大咸也。”具体食用方法则强调“食当熟嚼”，“乳酪酥蜜，常宜温而食之，此大利益老年。”
3、妇产科应注意的食疗问题：这一时期医家对妇产科方面的食疗问题也给予一定的重视，《食疗本草》在收集众多食疗食品中，许多食品考虑到了妇产科的临床特点，提出了不同的食疗要求。如在“藕”条指出：“凡产后诸忌生冷物不食。唯藕不同生类也，为能散血之故，但美即而已，可以代粮。”昝殷《食医心鉴》对妇女孕产食疗方面则有一些更为具体的论述，如对妊娠恶食一症，强调治疗主要应靠“饮食将息”，认为只有“既得食力”，才能“体强色盛，力足养胎，母便健矣”，主张妇女孕后的调养应食补重于药补。还从分析妇女产后的身体条件出发认为患产后病的根本原因在于“血气虚损，因此成疾”。强调“药饵不知更增诸疾，且以饮食调理庶为良工耳。”
(二)食疗食物数量的增加和品种的丰富
隋唐时期，随着生产发展特别是本草学的进步，使食疗食物在数量和品种上均有了很大扩展。据统计，《千金要方·食治》共列出了可供食疗的药食物154条，计236种。《新修本草》中记载的可供食疗的食物亦有85种之多，而《食疗本草》中所记载的食疗食物已达261种，这些均较隋唐以前有了较大的增加。
食疗食物的品种亦更为丰富。如始载于《食疗本草》鱼类中的就有鳜鱼(桂鱼)、鲈鱼、石首鱼(黄花鱼)、菜类有雍菜(空心菜)、菠蓤(菠菜)等，米谷类有绿豆等，以上均为营养价值很高的食疗食品。乳类制品，在隋唐时期的食疗中已大量出现。孙思邈强调牛乳能“补血脉，益心长肌肉，令人身体康强润泽，面目光悦，志气不衰。”唐代茶的种植已遍及全国五十多个州郡，还出现了由政府经营的花园，饮茶已成了一种风气，这对古代医学产生了一定影响，医家注意到茶叶的药用价值，茶叶逐渐成了一种却病延年强身保健的重要食疗食品。《新修本草》首先记载了茶叶的药用功能，认为茶，味甘苦，微寒，无毒，主瘘疮，利小便，去淡热渴，令人少睡。”《食疗本草》认为除直接泡茶饮用外，还可以取汁煮粥，《本草拾遗》主张茶“食之宜热饮”，并强调“久食令人瘦，去人脂，便不睡。”
另外，这一时期食疗方法亦很丰富。《食疗本草》所载除一般传统的“煮食”(如芥之叶等)外，有制成“粉”而食者，如鸡头子(芡实)，有制成“油”而食者(如荏子)；有制成“餺飥”(一种煮食的面食)而食音(如薯蓣)；有“生揉，醋淹”而食者(如白篙)；有作“酱“而食者(如芥)等。
四、对偏食副作用动物实验等方法之观察
对营养性疾病的认识已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有趣的是为了进一步搞清脚气病的发病原因，唐代医家还作了一些有益的动物实验。如《食疗本草》载有：黍米“不得与小儿食之，今儿不能行，若与小描、犬食之，其脚变踒曲。行不正，缓人药骨，绝血脉。”陈藏器《本草拾遗》亦载有类似内容，如“懦米”条下载有：“糯米，性微寒……久食之，令人身软。黍米及糯，饲小猫犬，令脚曲不能行，缓人筋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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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少数民族医学

一、藏医学的发展
公元六世纪下半叶，西藏高原雅鲁藏布江一带的社会已经逐渐进步，由原始社会进入奴隶制社会，农业也有较大的发展。朗日松赞藏王(610~629)已经营造王宫赤泽布却宫。与邻近的民族、国家也有较多的接触，据记载，这一时期“从双边传来了医药和历算”(索南坚赞：西藏王统记，(藏文)民族出版社，1952)。法国一位汉学京胡亚(13，Huard)也提到西晋王叔和的《脉经》传入西藏、并经此转传到印度，直至阿拉伯国家(Medicine and Culture. Edited by ENI Povnter Wellcome Inst. For the History of Med.1969，1，291)。这些都说明，朗日松赞时的社会已经为进入封建奴隶制社会准备了条件，藏医学的发展已经具备了较好的条件。
公元641年(唐贞观十五年、藏历铁牛年)，文成公主入藏，与松赞干布联姻，密切了汉藏两个兄弟民族的关系。公主随带入藏大量汉族先进的文化典籍，据《吐蕃王朝世系明鉴》记载：公主带到西藏去的书有“医方百种，诊断法五种，医疗器械六种，医学论著四种。”这些书的具体内容已不可考，但其中比较重要的是公主带去了一部《医疗大全》，藏族重要史书《贤者喜宴》把此书又称为《汉公主大医典》或《汉文成公主所持大医典》。此书由汉地来的翻译家、医僧马哈德瓦和藏族翻译家达玛郭扎共同译成藏文，成为吐蕃王朝历史上最早的一部藏文医学著作。
不久，藏王又从内地聘请医生韩王海德、天竺医生巴热达扎、大食医生卡列诺到西藏，给藏王治病(所述三个不同的医学人物，并不是具体的真实姓名，而是代表三个古代不同医疗体系的象征性人物，因为据考证，汉族中医并无韩王海德其人，即便卡列诺真有其人，与印度的巴热达在时间上相差许多世纪，也不可能同时入藏，研究结果认为韩王海德是轩辕黄帝的谐音)，他们各自带来本国的医术，通过翻译，三者又共同编译，著成一部新的医著。该书共七卷，取名《无畏的武器》。显然，《无畏的武器》包括来自汉地、天竺、大食以及藏区本地的医疗经验和理论，可以说是藏医学中重要的古典文献，但可惜这部书后来也遗佚了，无从查考。
公元710年，藏王再次与内地唐王朝联姻。金城公主入藏，再次带去大批医工及医籍、历算著作等。医著《月王药论》(关于《月王药诊》原本的来历，有不同说法，一说是由汉地比吉杭戓马哈的原本译出，还有认为是来自天竺的原本，译成藏文的，再由天竺转到藏区的。这个问题目前尚无结论，有待学者进一步探讨，由汉族医僧摩诃衍(马哈也纳)和藏族名译师毗卢遮那共同译成藏文，吸收了藏族医药经验，还有印度寿命吠陀医学及其他医学的内容，充分说明藏族人民善于吸收外来文化精华的优秀品质。这部《月王药诊》已经成为现存藏医学中最早的一部较系统较完整的著作，对于研究藏医学早期的历史具有重要意义。
公元八世纪，藏王又从冲姆聘请当地名医占巴西拉哈入藏，聘为王室侍医，他译了一些医书，取名《太医医典养生经》。藏王赤松德赞(755~797)执政时期，从各地请来了马哈金达、赞巴希拉哈、达麻拉扎，当时号称“三神医”，他们编著了大量医书，命名为《国王保健紫色经函》。
此外，此期来藏的各地医生还有“四方九太医”，其中汉地的东松姆(口戈)瓦最为有名，在各地区生返故里后，藏王再次邀请时，只有他再度应聘入藏并在藏定居，因为他治好了藏王的病，而获得“塔西东松姆(口戈)瓦”的称号，有代表四方的名医之意。
此后，藏王又从各地选拔九名优秀青年，到王室由太医们授予医学知识，其中以宇陀贡布的影响最大。
宇陀·元丹贡布最大的贡献是他通过广泛的实践，在前人成就的基础上，又吸收了邻近地区、民族和国家医学的精华，加以总结、提高，著成了藏医学的奠基作品《四部医典》，为藏医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四部医典》是藏医学中最重要的古典著作，藏名简称《据悉》是西藏高原人民智慧的结晶，与疾病斗争的经验总结。但是，历来对于这一经典著作，有认为是外来的佛语说，也有认为是藏族自己的论著的不同见解。但是，细心的藏学研究者不难找到充足的材料，来否认《四部医典》是印度原著的说法。如大学者达仓大译师说过：“用切脉和查尿诊断病情，在古印度未有所闻，而且是吐蕃医生具菩提心者所训”，五世**对达仓的观点给予高度评价。还可以举出许多藏学者关于《四部医典》是藏族古先贤著作的资料，在这里不拟一一列举。总之，《四部医典》做为藏医的经典著作。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是西藏人民自己的创造，这是毋庸置疑的。从近年发表的敦煌出土的藏医资料《藏医杂疗方》、“藏医灸法残卷》，经学者研究，认为是公元八世纪下半叶的作品，其内容虽仅为一些简易的治疗方剂、火灸疗法，但也从一个侧面证明，在这一时期藏医已经自成体系，毫无从印度输入的痕迹，更谈不上是源于印度的一种医疗体系了。
二、丁零、高车、回鹘、维医学的发展
维医学(从丁零到回鹘的医药)：“丁零”一称，公元前三世又汉文史籍中已经出现。这是一个游牧于东起贝加尔湖，西至额尔齐斯河和巴尔喀什湖之间辽阔草原地带的部落。自公元二世纪至公元九世纪中叶回纥汗国灭亡，六百多年间蒙古草原一直是丁零及其后裔(高车、铁勒、回纥)的主要分布地。高车(铁勒)部族文化受匈奴、鲜卑及其它杂居民族影响甚大。铁器是从汉族那里由匈奴人传之于丁零的。医药卫生习俗与匈奴互相彷佛，“俗不清洁”。漠北铁勒诸部归附唐朝，成为唐“编户之民”，大大扩充了唐帝国疆域，同时唐文化也大大推进了铁勒部族文化的发展。其间医药文化也必有交流。唐政府曾先后下嫁过三位公主给可汗，每嫁都带去大批汉族工匠、医博士和随从人员。汉工匠帮助营造了“可汗城”、“富贵城”、“可敦城”、“公主城”等，医博士则专为公主又随从人员作保健服务，久之也为可汗及达官贵人诊治疾病。公元8世纪以后，回纥部众大批西迁。一支迁往中亚，建立了喀拉汗王朝；还有一支入居吐鲁番，建立了高昌回鹘王朝。回鹘既融合了早先就分布于天山以北和西部草原的突厥语各部，又融合了两汉以来移居这里的汉人；并且同原住南疆广大地区操焉耆、龟兹、于阗语的部族，以及后来迁入的吐蕃人、契丹人、蒙古人等长期相处，繁衍发展，最终逐步形成了定居于此的维吾尔族。
1974年吐鲁蕃小桃沟出土有汉文、回鹘文合璧药方(现藏新疆博物馆)，透露出回鹘人对汉族医学的学习和研究，据考证，年代在回鹘人迁入后不久，其方药内容已残缺不全，成方药多以中原用药为主；中原的炼丹术、华佗麻醉术等均可能是经西域(尤其高昌回鹘)而传之于阿拉伯及西方世界的。同样，阿拉伯、波斯及拜占廷的商人继续将香药等送到中国出售，也多通过高昌回鹘丝绸之路。
现在尚能见到的十世纪回鹘文献中，《金钥匙》一书于1920年由德国考古学家冯勒·高克在高昌古城遗址发掘中发现，为维吾尔历史上第一部重要医学文献，现存柏林。西方已有不少学者就此发表了研究专著。1980年，新疆卫生厅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帮助下，将之译成汉文，全书回鹘文共201行。分为理论、疾病、治疗、药物四部分，主要以血液、胆液、粘液三种体液在风寒影响下造成各种疾病立论。具体记述了创伤、皮肤、五官、呼吸、心脏、消化、泌尿生殖、神经、妇产、小儿及麻风、狂犬病、慢性发烧等病症，其中还有些今回鹘文考古专家也不明了的疾病，治疗则包括药物、营养、冷热敷、灸烙、放血、穿刺、天然水、引产等各种疗法，以药物与营养疗法为主。最多为动物药，其次为家畜家禽，少量为植物药，矿物药极少。一般都用本土所产。方剂有单方、复方、偏方、验方，并有油膏、软膏、溶液、丸药、含片、栓剂等剂型。药利配齐后煎到不糊或煮开锅后即可，然后用阴干之法最后制成。此书理论及实践均不同于印度、希腊及我国内地汉医，而又互见影响，值得进一步研究。
土耳其之中国籍(维吾尔族)针灸医师穆罕默德·亚库夫·市格热在德国柏林博物馆吐鲁番展厅参观时，发现出土于高昌故城遗址的回鹘文《针经》他说：“吐鲁番出土具有当代特色的半身**象，上有用箭头指出的数个穴位，穴位说明是用古代回鹘文字写的，但很少能读懂。”(参见其所著“突厥人的针灸疗法”文，刊土耳其《东土耳其斯斯坦之间》杂志)，所附回鹘文针灸图中可读出者有：
“头部……胸、上肢、踝部……如果人体发烧……它的穴位在这个部位……心脏穴下二指则二指。”
回鹘人的针灸术上继于唐时高昌王朝，更早则于公元5~6世纪《居延汉简甲编》已见内地针灸传于河西走廊，吐鲁番人今之热沙疗法也与灸术有些渊源关系。
由于阿拉伯文化和波斯文化持续不断流入维吾尔人民中间。回鹘医学也受到伊斯兰文化的巨大冲击。成书于1069~1070年间的《福乐智慧》虽是文学经典著作，却也反映出这种影响，作者优素甫·哈斯·哈吉甫将“四要素”学说揭示给人们，在这部长诗中，他说：“四位同伴于我，好似四种要素，四要素组合，才能沟成生命。”其引入火水土气四要素，人体中的红色要素即血液质，黄色要素为胆液质，白色要素为痰或粘液质，黑色要素即黑胆质，四要素失去和谐即可得病。
他对四大物质的四种属性热、寒、湿、干在病症中的表现以及相针对的治疗也作了表达，在养生用食物选择方面，他说：“若是少壮之年，正值生命之春，多食热性食物，血脉方能畅通。若是年过四十，面临生命之秋，多进热性食物，体素调理要周。年足六十，年华恰如冬日，仅可食用热物，凉食应该弃置。”
这一时期喀什最有名望的医师是伊麻地丁·喀什葛里，他曾将拉齐和阿维森纳的著作介绍进来，他所著的《中国土茯苓》药物手册传播到中亚及西方国家。他的主要著作是《医疗法规解释》，他认为，危害生命的是饱食胀死，因此要“不多食”、“不要多吃零食”，并劳逸结合。这位名医还主张“饱食时不洗澡，裸身时不睡觉，酒醉时不同房，发怒时不吃饭，适当进食，注意睡眠。”“健康时尽量不吃药，要是发现自己有一点小病，就要抓紧治疗，适当服药，使病痊愈。”此外还论述了营养、饮水、水果、四性等，认为“包括所有的东西，我们都应该保持中间的状态。”(《福乐智慧》，第603页，605页，民族出版社1986年)。
以上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观念，有不少中国内地的儒家和中医理论(如慎言、中庸、醉莫入房、治未病等)的痕迹，同时结合了回鹘本民族的经验，但主体已转化为阿拉伯四体液医学体系，可见伊斯兰文化渗透之力。
这一时期，维吾尔医学已经初步形成，漠北回鹘时期的医学传统在疾病治疗中仍居主导地位，万物及疾病均以寒、热类分，动物药和植物药也区别为寒性、热性两种，用作针对性治疗。
喀喇汗王朝时期的《突厥语大词典》堪称维吾尔族最古一部百科全书，作者马赫穆德·喀什噶尔，其中记载有34种常见病和治疗药方、诸种疗法，与《金钥匙》基本相同。例如治腰髋疼痛：“可以用鸽子粪与黑粗麦面同煮，连敷三个夜晚即愈。”“如有人被疯狗咬伤，让他吃疯狗的脑髓可愈。”这些都是维医民间疗法。
喀喇汗王朝的医学进步表现在不但有了职业医生，而且有了内、外、五官、妇儿科的分科。外科包括肠梗阻、损伤、天花、麻风、骨折、疣、色班等。内科疾病如伤寒、胃炎、赤痢、感冒、失眠、疟疾、头痛、腹积水、狂犬病、哮喘病、性机能衰弱、咯血、尿血等。五官疾病有白内障、失明、耳鸣、叮咛、耳嗅、耳聋、鼻血、牙疼等。妇产科病如妊娠斑、怀孕、不予怀孕。治疗用服药、药膏、泻药、解毒刃、放血、静养、心理疗法、温泉浴、食物疗法等，药物诸如荜、木通、檀香树、洋李、土木香、菖蒲等等。另外如酸奶泻药、硼酸等为成药。
伊斯兰教入主新疆之后，建立了大批寺院和学堂，其中也包括医学家和兽医学家，这是一种特殊的医学教育方式，因为每个学生都要学伊斯兰语(大约因此之故，后来回鹘文被阿拉伯文取代)、天文、地理、数学、文学、医学、药物学等。
卒于1083年的穆罕默德·伊本·拉西德·伊本阿里·喀汁噶里医师，用茄茴香酒治白癜风，用人参治阳萎，用小茴香、洋茴香、阿育魏实、卡拉莱籽治疗弱视等亦颇具特色。
医生在汗国比较受重视。《福乐智慧》有“如何对待医生”一篇，其中说：医生，他们为人们医治病痛。这种人对你十分需要，没有他生活断难过好，一生中总有个脑热头痛，医生能为你治好疾病。瞧，疾病乃是死神的帮凶，有生必有死，为人之常规。医生乃是有用之人，要多加亲近，莫亏负他们。”
喀喇汗王朝的文化包含有波斯、印度、阿拉伯诸地区文化的成份，曾先后受摩尼教、佛教、伊斯兰教的影响，并一直在汉族文化的熏染之下，丝绸之路的历史贯串其中，地跨葱岭东西，直抵原届苏联的塔什干、撒马尔罕及布哈拉等城市，故回鹘医学的基础也是奠立在这样广阔的基础之上的，阿拉伯的著名医学家阿维森纳等也是出身于突厥语族，因此回鹘民族接纳阿拉伯医学体系似有天然的便利，地理环境、民族特点等等成就了相似模式的医学。亦由于同样的原因，回鹘民族的医学家在中外医学交流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中国汉族医学西传及阿拉伯医学的东传都有着他们不可磨灭的贡献。
三、壮医药的发展
唐代，广西属岭南西道：设立桂、容、邕三管、壮族医药经过秦至隋代的积累时期，逐步形成具有独特民族风格，又渗透有汉医学的壮族医学。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反映出来：
(一)文献记载的壮族医药大量增加
唐宋著名的本草学、方剂学著作及有关壮乡风土人情的《岭外代答》、《桂海虞衡志》、《岭表录异》等，都记载了大量的壮族医药经验，反映了这一时期壮族的医药水平。
唐《新修本草》共载药850种，当时，曾下诏全国，征询各地药物标本，根据形色加以图绘，其中也收载了部分的岭南地区药物。如：
蚺蛇胆、钓樟根皮、获苓、蒜桂、滑石、黄芩、瓜芦木、青石、赤石、黄石、白石、黑石脂、钩吻、白花藤、蛇黄、郁金、蓝实、柏实、蒟酱、莎草根、苏方木、槟榔、白兔藿、狼跋子等产自岭南地区的药物，也被收入了《新修本草》。
陈藏器的《本草拾遗》在补充《新修本草》的遗漏祁纠正纷乱时，亦记载了不少壮族地区的药物。如：陈家白药相甘家白药。苍梧县，隋置，治所在今梧州市；龚州，唐置，治所在今平南县。陈家白药和甘家白药均是性味苦寒，但前者无毒，后者有小毒，二者均具有解药毒的特效，服之能使毒物吐出而愈。二者为当时著名的解毒药。石药。“出贸州山内石上。”贸州，即今之贺县。此外，《本草拾遗》还收入了许多产自岭南地区的药物，如鸡候菜、含水藤、赤翅蜂、独脚蜂、腆颗虫、枸橼、无风独摇草、予脂、陈思岌、草犀根、黄龙眼、万一藤、骨碎补、麂目、牛领藤、灰药、金钗股等。
唐·李珣的《海药本草》也有部分壮族地区药物的记载，如零陵香、钗子股、君迁子、蛤蚧、人肝藤、冲洞根、皋芦叶等。特别是其中对蛤蚧的记载尤详：“蛤蚧，俚人采之，割剖以竹开张，曝干鬻于市，力在尾，尾不全者无效，彼人用疗折伤，近日西路亦出，其状虽小，滋力一般，无毒，主肺痿上气，咯血、咳嗽、并宜丸散中使，凡用，炙令黄熟后，捣口含少许，奔走，令人不喘者，是其真也”。记录了壮族先民加工蛤蚧及辨别真假的经验。
唐·刘恂的《岭表录异》虽不是本草学专著，但其收录的部分壮药临床应用经验，确实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如山姜以盐藏暴干，煎汤饮治冷气；山橘子破气，蛤蚧治肺疾，槟榔祛瘴疣，倒稔子益肌肉，羊血解治葛毒等等。
唐以后《桂海虞衡志》及《岭外代答》作者范成大和周去非虽然不是医家，但他们在广西为官多年，对当地的医药有相当的了解，并加以记录，如记载矿物药、动物药植物药品种繁多，有治疗瘴气类的有解各种中毒的，有清热药，及芳香药材等等。
从文献记载来看，壮族地区盛产毒药，壮医善于制造和使用毒药，除了与广西的水土环境有关外，尚与当时的法律未能在壮族地区全面执行有关。虽然对于买卖毒药，国家都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凡是以毒药害人的都要给予严厉的制裁，或处以极刑。因此，在中原一带买卖毒药是非法的，但在偏僻的壮乡，由于交通不便，统治阶级鞭长莫及，这些法令难以生效。从《诸病源候论》记载的岭南俚人使用的五种毒药，以及《肘后备急方》提及的“俚人药毒”，充分说明了壮族地区出产的毒药，在当时已通过买卖进入了中原。
(二)方剂学的萌芽
壮药品种的增多和使用经验的积累，为壮医方剂学的形成提供了基础和条件，唐宋时期的方书，除了收载大量的中医药方外，也收入一部分岭南的解毒、治瘴气药方，其中包括壮医方药，显示出壮医方剂学的萌芽，《千金要方》、《千金翼方》等，都收有不少岭南方。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柳宗元被贬为湖州刺史后，曾患过不少疾病，为治病防病，他虚心向当地人民学习，亲自种植中草药，自采、自种、自制药物。柳宗元博采当地的医药经验，结合自身的治疗经历，编纂了《柳州救三死方》，记述了疗疮、脚气及霍乱三案。
(三)医书分类出现了”岭南方”
1161年郑樵氏在《通志》中进一步将医书细分为26类，其中岭南方类五部九卷，应包括壮族医药在内。分类中设岭南方一项，标志包括壮族医药在内的南方少数民族医药在祖国传统医学中的明确地位。据《岭南卫生方》前言，当时及随后的岭南方书有李喧的《岭南脚气论》、李继皋的《南行方》郑樵《通志》载的《治岭南众疾经效方》、《广南摄生方》等。
(四)涌现出一些比较有名气的壮医
宋代，见于文献记载的，有名有姓的名医，在壮族地区有两体位。《苍梧县志》记载：“宋代，邑育针灸名医梁大用，世奉洞宾，遇异人，授以白石，剖之得三针，并得针灸书，人有病患，针之无不立愈”。虽然带有神话色彩，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壮医针灸技术之高超。《广西通志》(嘉靖十年)记载：“宋，俞仲昌，贵县东部人，少业儒，不求仕进，不趋俗好，乐施舍，精医术，治人多不责其报，乡人尊为老先生，名公硕士多为篇什以杨其美”。
(五)对解剖及生理病理的认识
北宋庆历年间，广西宜山县曾发生了一次农民起义，统治阶段用蔓陀罗花酒诱捕了欧希范等起义首领犯人，全部杀害，并命宜州推官吴简及绘工宋景等，对尸体进行解剖，绘图成册，名曰《欧希范五脏图》。这是我国医史上第一张实绘的人体解剖图，它主要是关于人体内脏的图谱，对肝、肾、心、大网膜等解剖位置和形态的记载基本正确。
(六)对瘴气的认识和治疗
瘴气，是古代壮族地区的常见病，广西素有“瘴乡”之称，正如《桂海虞衡志》所说：“瘴，两广惟桂林无之，自是而南，皆瘴乡矣”，广西气候炎热、多雨潮湿，是导致瘴气的主要原因，宋代壮医不仅对瘴气的病因病机有所认识，而且进行了初步的分类，并运用当地的方药进行治疗。壮医所说的瘴气包括许多疾病，并不是专指某一个病，故《岭外代答》说：“南方凡病，皆渭之瘴”，瘴气，壮医按发病季节分为青草瘴、黄梅瘴、新禾瘴、黄茅瘴；按症状表现及性质分为冷瘴、热瘴、哑瘴，在与瘴气作斗争的实践中，壮医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经验。除了唐宋时期的本草著作收载不少岭南治瘴的药物外，《岭南卫生方》记载了大量的岭南人治瘴经验，《岭外代答》则记载了壮族地区使用针刺疗法治疗热瘴的经验：“南人热瘴发一、二日，以针刺其上、下唇，……发瘴过经，病已入里而濒死者，刺病人阴茎而愈”。壮医对瘴气的认识与治疗，丰富了祖国医学的内容，可以说，在当时是处于领先地位的。
综上所述，这一时期壮族医学不仅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而且出现了壮医理论的雏形。大约宋代以后，壮医已引进中医的阴阳概念，用以解释人体的生理现象及疾病的病因病机，促进了壮医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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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军事医学

隋代继续实行西魏与北周的府兵制：唐代的兵制有三变：建国初实行府兵制；开元时(713~741)行募兵制，至末年，方镇之兵盛。自中唐、五代以来，募兵和征兵取代了府兵制。隋代兵器无所改变，唐代长兵(如戈、斧、戟)已沦为仪仗门卫之具，短刀则刀剑并用，射远器有弓矢。对防御武器非常讲究，铜铁并用。当时以吐蕃的铠甲最为精良，周身均有蔽护、懊留两目，对刀箭具有一定的防护作用。
一、军队中的医药组织
隋朗军中设有尚医军主(九品)，可能系军医官。
有较明确记载的军医机构，似始于第七世纪唐初所设的”天策上将府”，其主持医药事务的官员为功曹参军，为中央最高军事机构中的一个单位。当时在地方政府中也设有此类官员。如在京兆(今西安)、河南太守牧、都督及刺史属下、也有功曹、司曹等兼管医药行政。唐太医署及地方医学也担任部队的医疗工作，这一制度为历代所继承。唐代地方部队多属于折冲府，全国共643府。而在折冲府中仅有太医、药童、针灸、禁咒诸生共211员，平均三府才有一个医务工作者(《通典》卷15选举一)。所以必须借助于医学中的博士、教授和医生等来为部队担任医疗工作。
五代时，“后唐清泰三年(936)……敕：所奏医博士，诸道合有军医，许得诸道补署，不在奏闻，余依所请”(《五代会要》卷12医术)，我国正式有“军医”之名，始见于此。在石晋时也设有军医，晋高祖天福二年(973年)八月，“敕下弄部大理寺、御史台及三京诸道州府，今后或有系囚染病者，并令逐处军医看候，于公廨钱内支药价，或事轻者仍许家人看候(《旧五代》卷149志9刊法志)。
五代十国时，兵戈纷扰，为了获得战争的胜利以巩固国家政权，因此对士卒的健康比较重视，故在部队中有专门的军医设置，可惜当时因战乱相寻，缺乏详细的记载。
二、士兵的选择
唐代对军士的选择已经注意。据《通典》记载：《大唐卫公李靖兵法》中说：简取强兵，并令试练器杖，兵须胜举衣甲，器仗须扎陷坚，须取甲试令斫身，然后取中”(卷148兵一选择附)。开元十年(723年)，张说建议招募将士以补充宿卫。朝廷规定选募条件是：“身体强壮，身高五尺七寸(约台177.27厘米)(唐一尺约合今31.10厘米)以上者，均可应募”(《新唐书·兵志》)。
三、战时伤病员医疗运送与抚恤
唐李靖《卫公兵法》中要求：各营应设有检校病儿官。每日巡查伤病员情况和饮食起居，以便安排医疗、运送，如发现新的病员或危重病员，必须于每晨通状报告总管，令医生巡营，给以适当的治疗。
营主和检校病儿官，应按照伤病员伤势的轻重安排运输工具和护理人员，能行走的病员给傔人(看护)一名；病重不能行走的病人加给驴一头；连牲口也不能乘骑的重伤病员，则给驴二头。看护二人缚辇(换车)运送(《卫公兵法辑本》卷上)。
至于患慢性病的伤病员。唐代拨交地方政府收治。《通典》载有唐太宗亲抚病兵，敕交州县供给的史实。”大唐贞观(627~649年)中，太宗亲征高丽，……有从卒一人，病不能起，太宗始至床前，问其所苦，仍勒(敕)州县厚加供给”(卷152兵五)。
《卫公兵法》还规定军校每三天必须巡行本部军士的营幕，检查其饮食精粗和劳逸情况，并关心战士疾苦，视察医药护理是否及时，战士如有死亡应即上报，以礼祭葬，并抚恤其家属。如果死于阵战间，同伙应掩埋其尸体；如因作战负伤死亡，本部将校应将经过情况详细呈报，以礼祭赠。如仅负伤，应随伤势轻重予以优赏。
在《卫公兵法》及《唐律疏议》中，还明文规定对伤病员医疗失职者，按照情节轻重处以杖刑或徒刑，甚至处斩。
根据以上记载，唐代在战时似已有比较完善的医疗、运送及抚恤制度。
四、行军及宿营卫生的注意
在行军中，除了防止敌人放毒外，往往还会遇到自然界的诸种毒害。首先是水源卫生；其次则为草木丛林中虫蛇的毒害；第三则为食物中毒。对这些问题已有某些防治措施，并以之施于敌方，谋取战争的胜利。
战时最要注意的是行军的水草问题。为了使军营能置于易守难攻之地，且能得到饮水供应，古人曾作出很大的努力，其中最突出的是“渴乌”的利用。唐代杜佑《通典》记载了军队中用“渴乌隔山取水之法”，“以大竹筒雄雌相接，勿令漏泄，以麻漆封裹，推过山外就水。置筒入水五尺，即于筒尾取松桦乾草当筒放火，火气潜通水所，即应而上”(卷157)。以后又称“注子”、“偏提”、”过山龙”、“漏”等。渴乌至晚在唐代即已用于军队供水，而且经过改良能”隔山取水”，成为我国古代战争史上的一大成就。(袁庭栋、刘泽模：《中国古代战争》，109页，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
五、有关军队多发病及流行病的记载
据史书记载，军中多发病及流行病以疾疫、瘴疠、瘴疫、痢、疳等为主。
《太白阴经》卷七中，首先指出兵瘴的原因说：“夫稠人多厉疫，屯气、人气有郁蒸，……”，它还记载了军中疾病，计有传染性瘟病、传染性皮肤病、疫疾、霍乱、脚转筋、马咬伤、兵器及剑伤、附马伤等，并强调军队出征，必须将治疗上述伤病的药物准备好，并将若干验方发至全军(卷七治人药)，此外，还载有治马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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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中外医药交流

隋唐时期，国富民强，百业兴旺，促进了国内外贸易的发展和科学文化的交流，长安成了中外文化与经济交流的中心。医药学，在隋唐时期比以往任何一代都更繁荣，而且由于当时中医学处于领先地位，对近邻如日本、朝鲜等国的影响更大。当然，中医药在中外医学交流中，也吸取了国外的用药经验、处方、药物，甚至医学理论。这些相互间的交流，对发展和丰富中国医药学，对保障人民身体健康，发挥了明显的作用，对促进世界医学发展也作出了有益的贡献。
据《隋书》新、旧《唐书》等记载，其时与我国有过交住的地区和国家有九十余个。由于历史的变迁以及其他种种因素，疆域也不断发生变化，在此只能就当时国家之属于现代的国家或民族地区为依据来讨论中外医药交流的问题。
一、中朝医药交流
中朝之间的交往相当频繁，高名丽、百济、新罗都曾派学生来我国留学。因新罗等国不断派遣子弟来中国求学，不仅中医药学传入朝鲜，中国的医事制度亦为朝鲜所接受。如公元693年，新罗置医学博士二人，以中国医书《本草经》、《甲乙经》、《素问》、《针经》、《脉经》、《明堂经》、《难经》等科目教授学生。后又增加《新修本草》课程，显然是仿照中国医学教育而施行的。
中医的医学典藉如《伤寒论》、《诸病源候论》、《千金方》和《外台秘要》等陆续传入新罗。
公元796年，唐政府颁行《广利方》，令各州府县抄写流传。新罗当局得知，即遣使向唐政府请求该书，《刘梦得文集》载有刘禹锡于贞元十九年(803年)九月十七日代淮南杜相公论新罗请《广利方》所写奏本，由此也可见朝鲜政府对中国医学之重视。
朝鲜医学也传入中国。如《外台秘要》记载了“高丽老师方”。《证类本草·威灵仙》下记有：“唐贞元中，高阳子周君巢作威灵仙传云：先时商州有人重病足不履地者数十年，……遇一新罗僧见之告曰：此疾一药可活，但不知此有否?因为之入山求索，果得，乃威灵仙也。使服之，数日能步履。可见朝鲜僧在公元八世纪时已在中国活动和进行医疗。公元723年，唐政府颁行的《广济方》中强调应用高丽昆布治膀胱结气者(李时珍《本草纲目》卷19，昆布P.1376，人民卫生出版社，1981年)，反映了唐代医家对朝鲜药材的重视和信任。
除医方之外，朝鲜的人参、牛黄、昆布、芝草等药不断输入中国，为中国应用和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朝鲜药材也较多见载于本草著作，如《本草拾遗》载有新罗产药材蓝藤根、大叶藻和昆布；《海药本草》里载有的附子等。此外，《海东绎史》卷26中载有新罗产药材土瓜、海石榴、海红花、茄子、石发、海松子、桃、榛子、腽肭脐等。
由上可见，隋唐两代特别是唐代，中朝两国医药相互交流之盛况。
二、中日医药交流
隋唐时期，日本正是推古天皇时期，圣德太子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治改革。他向我国派来留学生，直接把儒教、佛教思想等带回日本，同时还把我国的医药带回国去。如公元608年，日本政府派小野妹子等来我国，其中有药师难波惠日、倭汉直福音等前来学医，可谓是日本最早派来我国学医的留学生。小野妹子学成后得《四海类聚方》三百卷以归(松尾东洋《皇汉医学沿革之展望》P10，《皇汉医学从书》第十四册，世界书局，1936年)，惠日等在我国居住有十余年之久，于公元623年回国，携带有《诸病源候论》等书。惠日回国后在日本传播中国医学7年，又于公元630年和654年第二次、三次来中国深造。
以后，来华学医的日本学者，较著名的还有管原清、管原捤成等。此外尚有传到日本的药物，从日本著名皇家文物仓库“正仓院”收藏的药物可见一斑。公元756年日本圣武天皇逝世后，光明皇后把宫庭所存药品送到“正仓院”。其中有中药约60种，包括麝香、犀角、人参、大黄、龙骨、肉桂、甘草等，至今仍保存于正仓院中。
日本大宝年以后，更加全面地模仿唐代的文化，中国的医事制度也为日本所效法。公元701年8月，日本文武天皇颁布“大宝令”，其中的医事制度、医学教育、医官等设置，完全采纳唐制。如疾医令规定于中务省设正、佑、令使、侍医、药生等官职，宫内省设医师、医博士、医生；针师、针博士、针生；按摩师、按摩博士、按摩生；咒禁博士、咒禁生；药园士、药园生等职务，规定医生、针生分科习业，医生必修《甲乙经》、《脉经》、《小品方》、《集验方》。针生则必修《素问》、《针经》、《明堂》、《脉诀》、《流注经》、《偃侧图》、《赤乌神针经》等。学习年限：体疗、产科、针科均为7年；创肿、少小为5年；五官科4年；按摩、咒禁3年，上述这些明显具有唐代中国医学的特点。
除派遣留学生如和使者前来中国学习和考察外，日本还邀请中国学者去日本讲学和教授。如公元754年，我国高僧鉴真应邀东渡日本。他在传律讲经同时，还传授中国医药知识、鉴别药材的方法等，对日本双方医药的发展有一定影响。
中国医药传入日本以后，得到日本朝野重视，在日本出现了许多以研究中国医学而著称的学者，他们撰写了不少研究中国医学的巨著。如公元808年日本平城天皇的侍医出云广真等编成《大同类聚方》100卷，就是参考传入日本的中国医籍《黄帝内经》、《针经》、《脉经》、《甲乙经》、《小品方》、《新修本草》等书而成的。据藤原佐世所编《日本国见在书目录》(891)所载，当时日本官方所存中医药书籍已达163部，1309卷。其中包括不少后来在我国散佚的书，如《新修本草》、《小品方》、《集验方》等。这些书都是通过日本来我国的使节、僧人、留学生，以及赴日的唐人带去的，可见中医当时在日本之鼎盛。
三、中越医药交流
隋唐时期，中越之间的交往也更频繁，中国许多名士如沈佺期、刘禹锡、高骈、樊绰等人都曾去过越南，医药随之传入越南更多。《玉堂闲话》记载，当时有中国人申光逊者，曾治愈一越南人之脑痛症，唐代名医孙思邈在越南被当作医神塑于先医庙中供奉。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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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两宋时期医学
公元960年，赵匡胤废除了后周恭帝，自己登上皇位，建立宋朝，以汴粱(今开封)为都城。继而又结束了五代十国封建割据局面，中原暂告统一，但与当时的北方辽国，西方的西夏，仍然对峙。其后历经九帝，至1126年，被北方倔起的女真族建立的金国攻占汴粱，徽、钦二帝被掠，北宋灭亡。滋宗九子康王赵构渡江移都于临安(今杭州)，亦经九帝，至1279年为蒙古人所灭，史称南宋。两宋共计319年。
宋朝实行中央集权，赵匡胤即位初期，一方面用计谋令部下交出军权，由他统一掌握，另一方面着重文治，在国家职能上，增强文职官员对国家大事的筹划，并积极推行科举制度，选贤任能。在经济方面，宋代徭役税收在不同地区较有减轻，加上农田水利建设和科技文化进步，宋代初期社会生活确曾出现了比较繁荣局面。但自中期以后，由于辽与西夏的侵扰，经济不振，国势日渐衰退。南宋偏安一隅，与金元对峙，政府奸佞当道，置民族矛盾、民族斗争于不顾，只集中注意力横征暴敛，宣扬封建的纲常伦理，以加强对人民精神束缚，致使爱国的文臣武将才华得不到发挥，国家从衰弱终于灭亡。
宋代是我国科技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火药、指南针、印刷术三大发明和应用是它的重要标志。
由于中外交通日益发达和内陆漕运的需要，宋代造船业较前大有发展，海船航行中有“指南针”，进一步推动了我国航海事业。中国磁器、茶叶等大量出口，而南亚、中亚各地所产药物、香料等又大量输入我国，以至有宋一代，使用辛香药物逐渐增多。还应指出，宋代文化事业发达，是和造纸与雕板印刷术的飞跃发展分不开的。我国利用竹子造纸，原料无缺，加上技术进步，使造纸业发展很快。至于雕板和印刷，虽创始于唐代，但至北宋时，我国南北各地均拥有一批雕板高手，当时官修多种书籍规模很大，也促进了我国雕板事业的发展。北宋中期毕升发明活字板，更标志我国印刷事业的进步。
北宋中期，还有一些文人对宇宙起源，以及人的精神，(理)和物质(气)的依存关系等哲学基本问题进行了探索。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各自发挥了义理性命的论说。到了南宋，著名学者朱熹，集理学之大成，对太极、理气作了全面总结，提倡欲存天理必须克服人欲，其理论很符合封建统治者需要，因此很受重视。后世更被推祟为儒家正统。
另外，从北宋开始，历朝皇帝都很祟信道教。如宋太沮赵医胤纂修《开宝本草》就吸收道士马志参加。宋太宗纂修《太平圣惠方》，主撰者王怀隐也曾当过道士。宋太宗还曾诏见华山道士陈博，并赐封号。至真宗时，他续修《道藏》，在各地大建道观。至徽宗赵佶时，对道教更加祟信，他曾封道士林灵素为“通真达灵先生”，而自封“教主道君皇帝”。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赵佶主持编纂的医学书籍《圣济经》和《圣济总录》，其中的相当篇幅反映了他崇信道教思想的内容。
北宋历朝皇帝对医学之重视，是史无前例的，特别是在他们的影响下，一些文臣武将也多关注，如掌禹锡、欧阳修、王安石、曾公亮、富弼、韩琦、夏竦、宇文虚中也都参加古医书之整理，苏拭、沈括、陈尧叟、孙用和均有个人收集的医方著述，计北宋现存的医方与临床各科医书约近百种。至于由于北宋校正医书局刊印医书后，对于各科临床及伤寒学研究的专著增多，都反映了一定历史时代的背景和各自特点，宋代医学的发展还表现在医学教育的发展，疾病诊断水平的提高，以及临床各科的进步。

第一节 医政法令、医事制度和医学教育

第二节 校正医书局与医书大量刊行

第三节 卫生保健与养生

第四节 基础医学的进展

第五节 药物学方剂的发展

第六节 法医学

第七节 临床各科成就

第八节 军事医学

第九节 中外医药交流

第十节 医学著作

第十一节 医学家传记

 

[花香丁]

第一节 医政法令、医事制度和医学教育

一、医政法令
有宋一代，历朝皇帝都相当重视医药事业，屡次颁布关于医药卫生的诏令和制定律令，据《宋史》、《宋会要辑稿》稿《宋刑统》等记载，仅北宋时期颁布的医药卫生迢令就有200多条，是历代封建统治者无法比拟的。在这些医事诏令中以派遣医师防治疾病者最多。此外，还颁有关于征集、校正、编撰医学书籍；举办社会慈善机构和医院；改革与普及医学教育；提高医学与医师社会地位；改革旧习俗和禁止巫觋，开办卖药所，实行进口药专卖；修订或颁布本草专书；重用道士医生和草泽医生等等医政法令。
宋代律令大都承袭《唐律》。《宋刑统》是宋代的一部法典，有关医德、医疗事故、民众医药、饮食卫生、卫生保健、囚犯医药卫生管理等医事管理都制定了惩处的法规，律令将医生的责任事故、技术事故区别对待，使医生不致遭误杀。也对工匠、奴婢、士兵等下层人的医药保障问题作了具体规定。饮食卫生方面，对造御膳或外膳凡犯食禁者分别处以绞罪和杖罪，实际上是宋代的食品卫生法。《宋刑统》对同姓结婚者约处罚沿袭《唐律》，以律令条文固定下来。关于病囚的医药也有规定，对病因应给衣食医药、有病未愈不准拷打。为保障婴儿生命，防止流产，怀孕犯妇产后再行拷决，违者视情节给予处罚。
宋代的医政法令总的说来，许多措施在当时有其进步意义，但是又有些法令是专为封建统治者服务而订立，或者间接与统治者的利益相关连，且条文规定往往与具体执行并不一致，甚至徒具形式而已。
二、医事制度
宋代医事制度沿袭唐制而有所改革。医事行政与医学教育各设机构，分别管理。翰林医官院掌医政和医疗。太医局，则为管理医学教育造成医学人才的机构，使医事行政和医学教育分工明确，二者各有专责，有利于医药行政管理的实施和医学人才的培养。这是宋代医学比前代有较大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一)中央医事机构
翰林医官院是中央较高品位的医疗兼行政管理机构，掌供奉朝廷医药，对内廷、朝臣疾病以及军旅、学校、民间疾疫派遣医官治疗，元丰元年(1078)六月，翰林医官院改为翰林医官局，其职能仍旧。
翰林医官院初期，医官编制庞大，嘉祐二年(1057)医官院自直院发下定员142人，但后来却恣意叙迁、荫补、以致员额滥冗无度。宣和二年(1120)自和安大夫至祗候竟然达到1096人。后经过裁汰，宣和三年(1121)医官额减为350人，绍兴三年(1132)更减为43人。宋代职官十之八九官与职分离，本官不管本职，医官职位用武阶，徽宗鉴其弊端于政和二年(1112)，改医官职位武阶为文阶，共计22阶，和安大夫、成和大夫、成安大夫为从六品，是医宫中官品最高者，翰林医学为从九品，是最低者。
翰林医官的录用，选40岁以上，经过考试本科经义或方脉用药，以通六七分以上者为合格。为了补充医术精良的医官，淳熙十五年(1188)九月，诏命文武臣，从各州县民间医生中保举人才，经初试合格者，参加次年省试，合格者五人取一名，给帖补充习医生，二次省试，五人取一名，成绩八通补翰林医学，六通补抵候。
(二)地方州郡医官制
州郡也有医官。元丰六年(1083)规定医生数额：京府节镇10人，内小方脉3人，余州7人，小方脉2人，县每万户1至5人，3人以上，小方脉1人，遇有缺，差官于历习方书试义十道，以五通为合格，给帖补之。政和元年门(1111)规定：京府及上中州设医学博士(政和九年改作医博士)、助教各1人，下州设医学博士1人，诸州医学博士、助教阙，由本州医生中选医术精良者补充；如无合格人员时，选能医者通过考试录用，诸职医；助教、医生医术不精，治疗多失误者，经上级查验属实，另选合格者充任。
(三)国家药政机构
宋代药政较为进步，药物管理设有尚药局，专门负责御药、和剂、诊疗疾病。又设御药院，为皇帝御用药房，多由宦官主管。
1、尚药局 属殿中省，为六尚局，(尚食、尚药、尚酝、尚衣、尚舍、尚辇)之一，设有典御2人、奉御6或4人、监门2或1人及医师。此外，尚食局设有食医4人经管皇帝的膳食，似今之营养师。
2、御药院 至道三年(公元997)设置，属内侍省。起初御药院以入内内侍3人掌管，仁宗天圣四年(1026)又置上御药及上御药供奉多至9人。崇宁二年(1103)年御药院一切供御汤药的事改归尚药局管理，鉴于御用药品之重要，又增置内臣监官4人为奉御。
御药院职责是检验秘方，以时剂和药品进御及供奉禁中之用。此外，保管加工炮制国内外进贡药物，采购药材，官员也常奉敕出使，如代表皇帝向驻边臣帅赐药，率太医给疫区送药。
(四)官办药厂与药店
宋代药物被列为专卖品，由市易务卖药所经营。熙宁九年(1076)神宗诏令撤消合并旧有的熟药库、合药所、卖药所，在京城开封设置太医局熟药所，又称修合卖药所，通称药局。委官监制和销售成药，为官药局的创始。熟药所出售的成药比生药使用方便，很受医生和病人欢迎。经营一年来，收息钱二万五千缗，效益显著。崇宁二年(1103)熟药所增加至5所，另设“修合药所”2处，为制药作坊。政和四年(1114)“修合药所”改称“医药合剂局”，“熟药所”改称“医药惠民局”。南宋绍兴六年(1136)于临安设熟药所4处，其一为和剂局，由翰林医官院选保医官辨验药材。绍兴十八年(1148)改熟药所为“太平惠民局”，熟药所除日常以优惠价格向民间出售药物，向地方批发，交换药材外，还制定有每逢夏季，冬季和疫病流时施医给药制度，轮流值班制度，药品检验制度等。这些制度的制定及实施促进医药事业的发展在中国医药学史上有其积极意义。熟药所的设立，使《和剂局方》得以推广，成药使用有所普及，给民众医治疾病带来了便利，是宋代医学发展的特色之一。可惜原是嘉惠人民的官药局，随着宋政府的日益腐败，变得有名无实。
(五)与医有关的慈善机构
1、安济坊 政府设立病坊收容穷困无靠病人，给予医药照顾，滥觞于南北朝，唐代有悲田养病坊之设。宋代的病坊设置有较大发展。崇宁元年(1102)置安济坊于各路，收容贫病无靠者给予医药。病人依病情轻重异室居住，“以防渐染”，又有厨舍以调制汤药饮食。另有养济院收容臣病在道，旅店不能容留者，轮差医生诊治，俟病愈后再给钱米遣还乡里。政府对安济坊的医生和管理人员订有奖惩条例，并委官经常检察。此外，当时地方官绅也有个人出资建立病坊，从事慈善事业，收治贫困无靠病者。宋代病坊备有病房，医生和记录治疗效果与失误的，“手历”(类似令之病历记录表)，以便年终考绩，其组织已渐具“医院”雏形，理宗绍定二年(1229)绘制的平江图(藏今苏州市博物馆)已见有“医院”地名记载(宋政和三年(1113)升苏州为平江会，该府即今苏州市)。
2、居养院 居养院始于唐代的悲田福田院。宋元符元年(1098)淮东路设官房，居养鳏寡孤独贫困不能自存者，月给口粮，病者给医药。崇宁四年微宗赐名“居养院”，居养人的口粮，日用钱，冬季柴炭钱，政府也都有具体规定。
3、福田院 宋仁宗以前，京师已有东西两福田院，安置老疾乞丐，嘉祐八年(1063)增南北两福田院，各院有屋50间，所养各以300人为额，内藏年拔给经费5千贯。
4、漏泽园 元丰间(1078~1085)神宗曾诏令在开封府置，以官地收葬尸骸。崇宁三年(1104)徽宗再次下诏推广命各地择高扩不毛之地理漏泽园，掩埋贫无以葬者或客死暴圳者。漏泽园制定有应葬者登记，对葬穴面积、深度也有具体要求。漏泽园的建立，客观上改善了环境卫生，对防止疫病流行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5、慈幼局 淳祐九年(1249)理宗给官田五百亩，于临安创建慈幼局，收养遗弃的新生儿，并置乳母喂养，无子女者可来领养。慈幼局的建立为育婴堂的嚆矢，
6、保寿粹和馆 创立于政和四年(1114)，是掖庭宫人养病之处，位于宫城西北隅建官设属。宣和七年(1125)，徽宗下诏撤消。
7、病囚院 此院亦称病牢，为监犯治病的医院。真宗咸平四年(1001)，今诸路置病囚院，医治持杖劫贼、徒、流以上病囚，其它病囚得保外就医。
三、医学教育
宋代医学教育虽不如唐代稳定，却有所改革和发展，医政与医学分立，太医局成为国家最高医学教育机构，地方也设有“医学”专门培养医药人才。
(一)国家医学教育机构
太医局 医学教育设立机构，始自仁宗庆历四年(1044)，太常寺置太医同，于翰林院选拔医官讲授医经。王安石变法后，推行三舍升试法，改革医学教育。熙宁九年(1076)太医局不再隶于太常寺，成为医学教育专门机构，开医学教育独立发展的先河，置提举及局判、管勾官。局判以知医事者充任，掌医学教授学生。
通常每年春季招收学生，以300人为额，采取“三舍升试法”分级教学，外舍(低年级)200人，内舍(中年级)60人、上舍(高年级)40人。设方脉科、针科、疡科三个专业。本科学生必须兼通其他有关学科，所谓“三科通十三事”，即要求各科学生有广博的基本知识。
(1)方脉科：必修大小方脉及风科，兼习《脉经》、《伤寒论》。
(2)针科：必修针、灸、口齿、咽喉、眼、耳，兼习《黄帝三部针灸经》、《龙木论》。
(3)疡科：必修疮肿、折伤、金疮、书禁，兼习《黄帝三部针灸经》、《千金翼方》。
三科必修的公共课程则是《素问》、《难经》、《诸病源候论》、《补注本草》、《千金要方》。
在针灸教学中采用王惟一发明铸造的针灸铜人，进行直观教学，也是历代医学教育的一大创举。
考试访大学之法，建立了严格的制度。每月一次私试，每年一次公试。成绩分为优、平、否三等。优良者升为内舍，每年一次会试，及格者升为上舍。还根据学生的品德和技术水平，将上舍分为上、中、下三等。学生在学期间为使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除课业学习外，还要参加临诊，轮流为太学、律学、武学的学生及各营将士治病，年终根据每个学生的临床记录考察其成绩，按疗效高低分为上、中、下三等，其失误多者，酌量轻重给予处罚，严重者勒令退学。
元丰改制后，太医局隶太常礼部，学生限额300人，设大方脉(120)人、风科(80)人、小方脉(20)人、眼科〔20)人、疮肿兼折伤(20人)、产科(10人)、口齿兼咽喉科(10人)、针灸科(10人)、金镞兼书禁科〔10人)，神宗死后，王安石新法天折，医学教育一度实行的“三舍升试法”也被废止。
崇宁二年(1103)微宗诏令另在国子监设立“医学”，吸收儒生学医，造就有文化素养的医学人才，以改变医学的社会地位，医学教育恢复“三舍升试法”。由于徽宗的倡导，当时五运六气之说盛行。运气也成为学习重点之一，列为各科必试科目。
公试合格后，选取医疗技术精良者充当药局医师以下职务，其余各以其等第补官，或派为本学博士、正录，或委为外州医学教授。
(二)地方医学教育
宋代地方医学教育也较发达和普及，嘉祐六年(1061)，各道、州、府仿照太医局的教学方式，设立地方医学，吸收本地学生习医，选官管勾，由医学博士教习医书，学满一年时，委官进行考试，合格者补充为地方医官。学生名额大郡以10人为限，小郡以7人为限，其中小方脉专业各为3人。
政和五年(1115)，州、县医学隶属于当地提举学事司，学生分斋教养，设科及课程均仿太医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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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校正书局与医书大量刊行

一、政府编纂、校正、颁行的医书
宋王朝对医学事业较历代为重视，政府多次组织官员学者集体编纂医书，更建立专门机构校勘、刊行，医书得以广泛流传。
(一)政府组织编纂的医药学著作：
在药物学书籍方面宋政府曾7次组织人力、物力对大型药物学著作进行修订、校正。在方书和方剂学著作方面政府也曾4次组织医官集体编纂大型方书，并组织官铸针灸铜人，编纂针灸图经。最值得一提的是校正医书局的成立。
宋以前医籍多赖辗转手抄，流传，以致讹误、衍脱很多。宋政府在开国不久即诏令征集收购医书，进行整理、修订。嘉祐二年(1057)仁宗采纳了枢密使韩琦的建议，设置校正医书局于编集院，集中了一批著名医家，对历代重要医籍进行校正工作，并命直集贤院掌禹锡、林亿校理、张洞校勘、苏颂等为校正，后又增命孙奇、高保衡、孙兆为校正。这是我国出版史上首次由政府设立的医书校正专门机构。校正医书局设立后，搜求佚书，征集众本，进行严肃认真地校正，“正其讹谬，补其遗佚，文之重复者削之，事之不伦者缉之”(见高保衡等《新校备急千金要方序》)，几乎一言去取必有稽考。每完一书则作序陈述校正崖略并予以评价。随即奉请皇帝，亲览，然后交由国子监刻版刊行。经过校正的医书大部在熙宁间(1068~1077)陆续印行。宋代对医籍的校正和刊行对促进中国医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使许多濒临亡佚的重要医籍得以保存；又得力当时的印刷术和造纸术的革新，改变了手工抄写的落后局面，使这些古代医籍能够刊行流传至今，在中国医学发展史上，其历史作用不可低估。
经校正医书局重修、刊行的医药书籍，现在可知的有：
1、王冰注《黄帝内经素问》，校正后改名为《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2、皇甫谧《针灸甲乙经》；3、张仲景《伤寒论》；4、张仲景《金匮要略方论》；5、王叔和《脉经》；6、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7、王焘《外台秘要》；8、掌禹锡等《补注神农本草》；9、苏颂《图经本草》宋代刻书，可分为官刻本、家刻本和仿本三大系统，官刻本指的是政府机关刻书。官刻本又有中央和地方所刻的区别，中央所刻之书以秘书省国子监最为著名。当时国子监除镂刻经史外，也很注意校刻医药书籍，印行书籍还可公开售卖，并允许读者付款续印。中央官刻本以北宋时为多，地方官刻本则多见于南宋，南宋地方政府各司用公库钱刻印的书总称“公使库本”。此外，各州、军学、部学、府学、县学、宫以及书院也都有刻书。宋代印本书籍已大为普及，官刻的医书种类最多，数量最大。
北宋初中央官刻医书有；《开宝新详定本草》、《开宝重定本草》、《太平圣惠方》、《黄帝内经素问》；《难经》、《诸病源候论》、《铜人腧穴针灸图经》、《简要济众方》。校正医书局所刻刊行的医书计有《补注神农本草》等10部，已如上文所述。
南宋偏安江南后，国势衰弱、财力日础，因而中央官刻医书种数极少，仅三、四种。
北宋时期，地方官刻医书种类很少，主要有：熙宁二(1069)两浙东路茶盐司本《外台秘要方》40卷。南宋时期地方官刻医书种类和数量都比北宋时为多，主要有：司库副本9种，郡斋本8种、书院刊本10种。
此外，地方官也有医书刊刻，如《魏氏家藏方》、《医说》和《小儿痘疹论》等多种。

二、书商与医家个人列刻的医书
(一)书商刊本
书商所刻之书统称为坊刻本。宋代书坊有很大发展，有的刻书馆历史悠久，刻书流传广泛。宋代坊刻较多，以浙江杭州印的浙本为上、四川刻印的蜀本次之，福建刻印的闽本又称建本或麻沙本最下。
闽刻本主要有：《新编类要图注本草》等4种，麻沙刻本主要有《本草衍义》等4种。浙刻本及其他坊刻本主要有《增广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等4种。
(二)医家私人刊本
宋代医家多有私人出资命工刊刻自著或其他医书，以广流传。主要有史堪的《史载之方》；庞安时门生魏炳刊刻的《伤寒总病论)；朱肱曾校刊《金匮要略方》、又刊刻自著《伤寒百问》及《南阳活人书》、《重校正南阳活人书》；阎季忠刊刻《小儿药证直诀)；寇约刊刻《本草衍义》；严用和刊刻自著《严氏济生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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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卫生保健与养生

两宋时期，在清洁环境、灭蚊除害、推广火葬、开办商业性浴室、饮用开水、制定卫生法规等方面都有明显的进步，宋儒养生流派的形成，使中国传统养生学内容更加丰富和充实。
一、卫生保健
古代都市街道多为土路，通风尘埃飞扬，极不卫生。宋代采用洒水或在地面上铺砖的办法来减少或防止尘土的污染。南宋时，临安(今抗州)还有专门处理粪便和治水等秽污物的职业。如吴自牧《梦梁录》，卷13载：每年春天政府令“淘渠人”疏浚河道阴沟。“遇新春，街道巷陌，官府差顾淘渠人沿门通渠；道路污泥，差顾船只搬载乡落空闲处，”宋代人们采用更多的驱杀蚊虫方法，如北宋刘延世《孙公谈圃》卷上载有艾熏驱蚊法；储泳《祛疑》则载有香药驱蚊，南宋民间有从事制作和销售驱蚊药的行业。
此时火葬在民间较前代更多地采用，尤其是没有土地的贫民，因不能安葬在漏泽园内，只得用火葬。也有死于他乡逆旅者，火化后携骨灰而归的。当时已有专门火化的设备。如吴县城外通济寺内，设有“化人亭”。
宋代的一些城镇中，出现了商业性浴室，对普通人开放。宋·吴曾《能改斋漫笔》卷1记载这类浴室门上以挂壶为标志，这大大方便了普通民众的洗浴，于个人卫生大有益处。人们在沐浴的同时，还培养了剪指(趾)甲等卫生习惯。
饮食卫生方面较为突出的是宋人提倡饮用开水，庄绰《鸡肋编》说：“纵细民在道路，亦必饮煎水。”可见在家中饮开水就更为平常了，北宋欧阳修《憎苍蝇赋》说：“一有玷污，人皆不食”，较好地反映了当时人们讲究卫生，不食被苍蝇玷污的食物。
二、养生
宋代政府比较重视医学和养生学，在《圣济总录》中，就有两卷专论导引，如卷199辑录了晋唐以来常用的导引、按摩方法，如鼓腹淘气、导引按跷、摩手熨目、下摩生门等14种。其中，运动水土”有“转手摩肾堂令热”，即是后世擦肾俞穴法。这些健身方法多为后世气功养生著作所引用。卷200“神仙服气”为介绍吐纳法的专篇。八段锦是由八节动作编成的一套有保健作用的动功锻炼方法，据载，至迟在北宋末年就已有八段锦之功法，如后世的“武八段、坐式八段锦、十二段锦、十六段锦均在八段锦(立式)的基础上发展而来。
两宋时期，养生类著作时有问世。养生专著蒲虔贯《保生要录》，根据华佗“人体欲得劳动，但不当使极尔”的原理创编了一套“小劳术”，包括挽弓、拓石、筑拳、摆臂、顾首、转腰、洗手、摩面等导引按摩法，简便易行，颇有特色。陈直《养考荤亲书》着重论述了老人的食治及四时养生。后经元代邹铉增益，改称《寿亲养老新书》。该书以老年人的生理特点出发论述养生之道，十分强调保养元气，还强调精神心理卫生的意义。
两宋时期，出现了一批主张四时摄生与季节导引的养生家。他们多以《素问·四气调神论》等医经为依据，结合民间与作者的养生经验，阐述或推衍经旨。此类书中较引人注目的是《陈希夷二十四气坐功法》，书中载有按二十四节气制定相应的二十四种功法，并分治二十四类病症。这套功法常被明清之后的养生著作所引载，流传很广。
宋代，儒而知医成为一种时尚。不少文人如欧阳修、苏轼、黄庭坚、陆游等皆通医学及养生之道，其中尤以苏拭最为突出。在《东坡志林》、《仇池笔记》、《苏沈良方》、《道枢》、《类说》等著作中，都有苏氏养生之论，如认为“养生者必以胎息为本”，详尽生动地叙述了胎息的具体练法，即想象呼吸之气“如熏炉之烟，烹鼎之气”，而且“心不起于念”，强调入静与存想，不同于晋唐时期强闭呼吸之练法，已有较大的进步，《苏沈良方》载“上张安道养生诀”，介绍了他“闭息内观，纳心丹田，调息漱津”的锻炼方法，并说自己平生“颇留意养生”，“其初效不甚觉，但积累百余日，功不可量，比之服药，其效百倍。”在养生史上有一定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