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医学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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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外科

继秦汉时期之后，虽然在外科手术方面未出现象华佗那样突出的高水平代表人物，但在专科医师、外科专著以及一般外科医疗水平等方面，两晋南北朝时期则明显的超过了前代。
外科医师：《晋书》、《魏书》中可见有“金疮医”、“折伤医”之设。如：前赵国君刘曜，公元329年与石勒交战，伤十余，通中者三，被俘，“幽曜于河南丞，使金疮医李永疗之”，( 房玄龄《晋书·刘曜传》，卷103，741页，中华书局校点本，1976)，曜疮甚，勒载以马舆，使李永与同车而归襄国。又如公元512年，诏曰：肆州(今山西代县一带)地震，陷裂死伤甚多，……宜加疗救，可遣太医、折伤医并给所须之药，救治之”。(魏收《魏书·世宗纪》136页，中华书局校点本，1976)，由此可知本时期分裂局面下的一些政权都设有为战伤服务的外科与外科医家、或有随军外科医家。《刘涓子鬼遗方·序》中所说的刘涓子，就是随宋武帝北征的一位外科军医。这又证明随军外科医家此期非仅李永一人。
外科专著：由于对《五十二病方》就是《金疮瘛疭方》的见解尚未被普遍接受，因而《刘涓子鬼遗方》可以说是现存最早的外科专著，该书在对化脓性感染等外科疾病有突出贡献，无论诊断与鉴别诊断或全身药物治疗和局部外敷治疗，所用药物多具有良好抗菌作用，各种手术治疗适应症与手术时机的选择等，较前代均有所发展与进步，对外科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例如：关于疔疽等之治疗，强调“三日肿痛”，甚则口禁如痉状。“十日可刺，不治，二十日死”。不但体现了提倡早期治疗的思想，更明确阐明误治可能引起口禁、痉等类似脓毒血症而死亡。
在论述金疮等外伤引起肠出的治疗时，除叙述种种纳肠入腹的医疗技术外，更强调“十日之内不可饮食，频食而宜少，勿使病人惊，惊则煞人”，这些护理原则和要求也是很科学的。又如：对痈、疽等化脓性感染已形成脓肿者，十分重视切开引流的时机，强调：“若背生，破无善……胸背不可过一寸针”，“凤毒，勿针”，“其化为脓者，写则已”，“痈大坚者未有脓，半坚薄，半有脓，当上薄者，都有脓，便可破之。所破之法，应在下逆上破之，令脓得易出，甲铍针”，“脓深难见……用火针”等等，比较系统的论述了不同部位、不同性质化脓性感染保守治疗或切开治疗的原则和适应症；切开部位和所用刀针选择；对深部脓肿为了避免出血过多强调用烙法、火针切开等方法和原则等，都有着比较科学的依据。烧烙法、火针刺之，就是甲火烧红手术刀针后刺破、切开脓肿，这种技术要求，既可以达到器具消毒、避免继发感染，又可以达到烧烙伤口，以达到止血之目的。又如：对深部脓肿除强调烧烙法切开的治疗原则外，还正确指出用油纱布引流的要求，说明此时痈疽的医疗技术已达到很高水平。
外科手术与整形手术的新水平：关于目瘤摘除术。《晋书·景帝纪》记载，“初，帝目有瘤疾，使医割之”。又“景王婴孩时有目疾，宣王令华佗治之，出眼瞳，割去疾而纳之傅药”。如果真是华佗所作，当是司马师生后不久进行的，因为华佗被杀与司马师生年相当，如果司马师是在生下不久便进行了目瘤摘除手术，那么术后健康生存至少40余年。尽管司马师死因可能与目瘤及摘除术有关，但无论术后5年或40年死亡，均能说明该手术是很成功的。
唇裂修补术：晋代我国已有以修补唇裂为专长的外科医家，其技术水平也很高，这一医疗手术技术还得到了较好的传授。并代有改进和提高，这是我国外科学发展史上少见的突出例证。晋代荆州刺史殷仲堪(？~399)，因父病积年，仲堪衣不解带，躬学医术，究其精妙……”,因而成为一位精于医道的武官，故其帐下多有名医。《晋书·魏(讠永)之》记载魏(讠永)之，生而兔缺，为了谋取出路，于18岁时，“闻荆州刺史殷仲堪帐下有名医能疗之，贫无行装……。以投仲堪，既至、造门自通。仲堪与语，喜其盛意，召医视之。医曰：”可割而补之，但须百日进粥，不得笑语’。(讠永)之曰：‘半生不语，而有半生，亦当疗之，况百日邪’。仲堪于是处之别屋，令医善疗之。(讠永)之遂闭口不语，惟食薄粥，其厉志如此。及差，仲堪厚资遣之”。(讠永)之术后恢复了容貌美，乃至接任仲堪职为荆州刺史。这一生动的史实说明，仲堪帐下这位以擅长修补唇裂(即兔缺、兔唇)而名闻遐迩的外科医学家手术技术高超，既以此知名，必然有许多成功的手术记录，如果疗效不高，或失败者多，则不可能力遥远的普通老百姓慕名长途跋涉去求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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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骨伤科

对危重创伤的认识：葛洪《肘后方备急》最早记载对危重创伤的早期诊断和处理知识，描写了颅脑损伤和外伤大出血致死的症侯：“凡金疮，伤天囟、眉角脑户、臂里跳脉(肱动脉)、髀内阴股(股动脉)。两乳上下，心、鸠尾(剑突下)、小肠及五脏六腑皆是死处，不可疗也。”这些部位的创伤是十分危重的。这一见解，后人多予肯定。
《肘后备急方》还描述了类似现代所称的因外伤所致颅内血肿、脑干损伤，对类似创伤休克的证候也有认识。葛洪认为对创伤“昏绝”、“欲死”的危象应使伤员安静，并采取外用止血，内服生津液、活血化瘀药抢救。这是我国对创伤休克的早期知识。
关于开放性创伤的诊疗技术：《肘后备急方》对开放创伤(金疮)的认识，较前期有较大的进步，指出金疮伤口因污染水或异物导致“肿痛烦热”；主张用盐水或煮葱白、板兰水洗涤创口；对某些因感染“毒气”而继发的感染(肿痛化脓)主张药水洗后外敷黄连、黄柏为主的药膏。葛洪处理伤口的技术，为后世所推崇。
《肘后备急方》把创伤分为危重创伤、骨折、关节脱位和开放性创伤四大类型。除前述的致死部位外，《肘后备急方》还有“脱折、折骨、诸疮肿”的论述，指出骨折有粉碎性骨折，称之为“骨破碎”。
对骨折的治疗，《肘后备急方》首先报告“以竹片夹裹之”行竹夹板外固定，对下颌关节脱位，创用牵推复位法至今还在沿用。《北史》还记载“子彦少常坠马折臂，肘上骨起寸余。乃命开肉锯骨，流血数升，言戏自若”(李延寿《北史·长孙道生传》中华书局校点本 1984)，说明当时已能进行开放性骨折扩创复位术。
《小品方》描述的附骨疽与现比医学的急性骨髓炎很是相似，将慢性骨髓炎和骨结核作鉴别诊断，并将其分急、慢性两种，称为“附骨急疽”和“附骨缓疽”；还将慢性骨髓炎和骨结核予以鉴别。姚僧垣的《集验方》对肿瘤做了分类，有“肉瘤”、“石瘤”和“血瘤”等不同。在治疗上，这时期强调切开排脓以及排脓常用引流条的必要性；主张内外用药，有消肿、溃脓，收口、生肌、除瘢等疗法，初步积累了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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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妇产科

中医妇产科发展到晋代，出现了专科著作。在《小品方》古卷子本残卷序文内，引用的参考书目中，有《治妇人方》13卷，又据《隋书·经籍志》记载，南北朝时，有《范氏疗妇人药方》11卷和徐文伯《疗妇人瘕》1卷，这些妇科著作虽未见流传下来，但从现存医籍文献的有关论述中，可知这一时期，我国妇产科知识更加丰富和充实。
(一)月经生理
关于月经现象的认识王叔和在《内经》基本理论指导下，结合自己长期的临床观察，对生理性月经现象进行了仔细的研究。正常月经，古人叫月事、月水、月信，《脉经》则首称之为月经。
《脉经》还最早提出各种周期性不规则的月经现象。如将少数女子初潮后，停经一年的月经现象，解释为避年，又称月经三月一来的为居经，表明当时对不规则的生理性月经与月经病已有了区分。关于月经多少与津液盛衰的关系王叔和分析下利、出汗、小便利而行经量少的患者时，指出：“亡其津液，故令经水少。”如果行经量较前反而增多时，“当言恐大便难”。因此，他在治疗原则上主张，妇女在月经期患病不可用汗法，否则将会导致表里俱虚，而引起郁冒(虚脱)等不良后果。他在治疗另一例下利而经断的患者时，强调：“但当止痢，……利止津液复，经当自下”。这都表明了中医学津血同源的理论，在妇产科辨证论治中运用十分入微。
(二)早孕反应和临产征象
妊娠早期反应，早在《金匮要略》中已将妊娠早期反应，称为妊娠呕吐。《小品方》则首将其反应的临床症候进行了描述。指出：“沉重，愦闷不用饮食，不知其患所在，脉理顺时平和，则是欲有胎也”。“如此经二月日后，便觉不适，即结胎也”。并提出了治疗方药，如具有补益气血、调气降逆效用的半夏茯苓汤，温中健脾和胃的茯苓丸，二方均较《金匮要略》治疗妊娠呕吐的干姜人参半夏丸有新的增益和发挥。临产征象王叔和重视研究孕妇临产的临床表现。在《脉经》中，详细描述了孕妇正式分娩前常常出现的脉象改变和症侯特点。他说：“妇怀妊离经，其脉浮，设腹痛引腰脊，为今欲生也。”又说：“妇人欲生，其脉离经、夜半觉，日中则生也。”这对临床观察掌握产程进展，保证胎儿安全娩出，具有重要意义。
(三)孕产期保健
1、孕期保健——徐之才逐月养胎法：我国的妇产科是从注重妇女生育而开始发展起来的。早在马王堆帛书《胎产书》中，已记述了胎儿在母体中发育的知识。徐氏将其发展提高，认为：妊娠一月始胚；二月始膏；三月始胎；四月成血脉；五月四肢成；毛发初生；胎动无常；六月成筋；七月骨、皮毛成；八月九窍成；九月六腑百节皆备；十月五脏俱备。六腑齐通，关节人身皆备，即产。徐氏关于胚胎形态发育过程的描述与现代的认识相近，并成为现代中医人体胚胎理论知识的主要内容。
徐氏为了促进胎儿健康发育，更将人体胚胎发育的理论知识，首先应用于产科，指导研究孕妇的卫生保健，从而创立了逐月养胎法。对孕妇的情志、饮食、娱乐等，都随着胎儿的发育，逐月加以规定。其主要特点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1)注重饮食调摄：孕早期，要求“饮食情熟、酸美受御，宜食大麦，无食腥辛”。孕中期时，“其食稻谷，其羹牛羊。”“调五味，食甘美”。
(2)注意劳逸适度：“身欲微劳，无得静处”；要“劳身摇肢，无使定止，动作屈伸，以运血气。”或“出游于野”，“朝吸天光”。要”无太劳倦”，“不为力事”。
(3)讲究居住衣着：要“深居其处，厚其衣裳”，要“无处湿冷”，“避寒殃”。告诫孕妇“居必静处，男子勿劳。”这对预防流产、早产和产后感染有重要意义。徐氏并指出、孕妇穿衣要“缓带”，应经常“沐俗浣衣”。
(4)调理心神陶冶性情施行胎教：中国自古以来，对胎教十分重视，可算是中国医学一大特色，早在《列女传》就记载有周文王之母太壬施行胎教的范例，“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淫声，口不出傲言”。据《大戴礼记·保傅篇》记载古人曾把胎教之道“书之于板，藏之金匮，置之宗庙，以为后世戒。”并阐明了古代胎教理论的产生与《易经》中“慎始”的哲学思想有关。
徐氏继承了古代胎教的传统思想，又在对胎儿发育认识的理论基础上，十分重视研究孕妇心理精神因素对胎儿的影响，徐氏指出：妊娠三月，“欲子美好，数视璧玉；欲子贤良，端坐清虚，是谓外象而内感也”。又说：“当静形体，和心志”，“应无悲哀，无思虑惊动”，“无大言，无号哭”。唐代医家孙思邈遵循此说，也认为：应当“居处简静……弹琴瑟，调心神，和情志，节嗜欲，庶事清静，生子皆良，……聪慧。”他们都已认识到孕妇保持良好的心理精神状态，高尚的道德情操，可以影响胎儿，并与生后小儿的智力发育和性格特征的形成有密切关系。
(四)月经常见病
1、闭经的辨证治疗 关于闭经的病因病机，王叔和大致总结归纳为虚实两大类。虚者，可因肝血不足：“左手关上脉阴虚者，是厥阴(肝)经也。妇人病苦月经不利，腰腹痛”。实者，或因伤堕瘀积：“女人月事不来，时亡时有，得之少时有所坠堕”。或因气血壅阻：“血气实，妇人经脉不利”。在治疗方法方面，《针灸甲乙经》详述了针刺疗法，如针刺阴交、中极、会阴、带脉、血海、照海等穴治疗月水不通；针刺气冲、行间、临泣等穴治疗月水不利或暴闭塞。
2、崩漏的预后和治疗 王叔和应用脉法诊断妇科疾病、同样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首次提出了根据脉象变化来推断崩漏的预后。他说：“诊妇人漏下赤白不止，脉小虚滑者生，大紧实数者死”。这确是长期医疗实践的科学总结。对观察分析大出血患者的病情预后，至今仍具有临床实用价值。
在治疗方面，《小品方》记载了用生蓟根汁，或槐耳，或牡蛎，兔骨，或大枣，黄芪，甘草等药物治疗崩漏的丰富经验。从用药中，可看出当时治疗崩漏已应用了活血化瘀、凉血止血、益肾固涩、益气固冲等多种治法。同时，在《针灸甲乙经》中，还记载了针刺疗法，选用的穴位有天抠、血海、太冲、然谷、阴谷等。
(五)妊娠常见疾病
1、对漏胎、胎动不安(先兆流产)的认识妊娠**出血，《金匮要略》已有记载，称妊娠下血。《脉经》首称之为漏胎，并认识到了漏胎对胎儿、孕妇的严重危害，指出：“血下如同月水来，漏极胞干主杀胞，亦损妊母须忧虑”。对胎动不安的治疗，《小品方》创用了多种安胎良方，如安胎止痛方等。
2、对妊娠子冒(子痫)的认识《小品方》记载：“妊娠忽闷，眼不识人，须臾醒，醒复发，亦仍不醒者，名为痉病，亦号子冒。”后世巢元方《诸病源侯论·妊娠痉侯》则把妊娠子冒直称为妊娠子痫(妊娠中毒症)，所描写的症候，两者几乎相同。
3、难产的处理《隋书·经籍志》记载，南朝著名僧医于法开(约公元306~365年)，于旅途投宿中，见一产妇“积日不堕”(滞产)，遂“令食羊肉十余脔，然后针之，须臾即下。”这可说是中医妇产科史上，应用大补气血促使子宫收缩转强，并配合针刺治疗滞产的一个成功典型病例。
(六)反对早婚早育
魏晋期间，政府为了增殖人口、发展生产力，强制女子早婚，鼓励早婚多育。据《晋书·列女传》记载，有出嫁婚龄的女子中，其成婚年龄在13~15岁之间，并规定：“女年十七，父母不嫁者，使长吏配之”。“家有五女者给复(免役)”。“一胎多子者常赐乳婢、谷食、彩帛等物”(房延龄等《晋书》，907、2542、2737页，中华书局，1974年)。然而当时有些医家，对此极力反对，明确主张晚婚，并提出了婚育的适当年龄。如《小品方》指出：“古时妇人，病易治者，晚嫁，肾气立，少病，不甚有伤故出，今时嫁早，肾根未立而产，伤肾故也。是以今世**有病，必难治也，早嫁、早经产，虽未病亦夭也”。在《妇人大全良方》引述的南齐诸澄《褚氏遗书·求嗣门》中也提出：“合男女必当其年。男虽十六而精通，必三十而娶；女虽十四而天癸至，必二十而嫁。唐欲阴阳气完实而交合，则交而孕，孕而育，育而子坚壮强寿，今未笄之女，天癸始至，已近男色，阴气早泄．未完而伤，未实而动，是以交而不孕，孕而不育，育而子脆不寿”。这种根据妇女生长发育理论和优生观点来反对当时政府实施早婚多育的措施，表现了我国南北朝时期妇产科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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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妇产科

中医妇产科发展到晋代，出现了专科著作。在《小品方》古卷子本残卷序文内，引用的参考书目中，有《治妇人方》13卷，又据《隋书·经籍志》记载，南北朝时，有《范氏疗妇人药方》11卷和徐文伯《疗妇人瘕》1卷，这些妇科著作虽未见流传下来，但从现存医籍文献的有关论述中，可知这一时期，我国妇产科知识更加丰富和充实。
(一)月经生理
关于月经现象的认识王叔和在《内经》基本理论指导下，结合自己长期的临床观察，对生理性月经现象进行了仔细的研究。正常月经，古人叫月事、月水、月信，《脉经》则首称之为月经。
《脉经》还最早提出各种周期性不规则的月经现象。如将少数女子初潮后，停经一年的月经现象，解释为避年，又称月经三月一来的为居经，表明当时对不规则的生理性月经与月经病已有了区分。关于月经多少与津液盛衰的关系王叔和分析下利、出汗、小便利而行经量少的患者时，指出：“亡其津液，故令经水少。”如果行经量较前反而增多时，“当言恐大便难”。因此，他在治疗原则上主张，妇女在月经期患病不可用汗法，否则将会导致表里俱虚，而引起郁冒(虚脱)等不良后果。他在治疗另一例下利而经断的患者时，强调：“但当止痢，……利止津液复，经当自下”。这都表明了中医学津血同源的理论，在妇产科辨证论治中运用十分入微。
(二)早孕反应和临产征象
妊娠早期反应，早在《金匮要略》中已将妊娠早期反应，称为妊娠呕吐。《小品方》则首将其反应的临床症候进行了描述。指出：“沉重，愦闷不用饮食，不知其患所在，脉理顺时平和，则是欲有胎也”。“如此经二月日后，便觉不适，即结胎也”。并提出了治疗方药，如具有补益气血、调气降逆效用的半夏茯苓汤，温中健脾和胃的茯苓丸，二方均较《金匮要略》治疗妊娠呕吐的干姜人参半夏丸有新的增益和发挥。临产征象王叔和重视研究孕妇临产的临床表现。在《脉经》中，详细描述了孕妇正式分娩前常常出现的脉象改变和症侯特点。他说：“妇怀妊离经，其脉浮，设腹痛引腰脊，为今欲生也。”又说：“妇人欲生，其脉离经、夜半觉，日中则生也。”这对临床观察掌握产程进展，保证胎儿安全娩出，具有重要意义。
(三)孕产期保健
1、孕期保健——徐之才逐月养胎法：我国的妇产科是从注重妇女生育而开始发展起来的。早在马王堆帛书《胎产书》中，已记述了胎儿在母体中发育的知识。徐氏将其发展提高，认为：妊娠一月始胚；二月始膏；三月始胎；四月成血脉；五月四肢成；毛发初生；胎动无常；六月成筋；七月骨、皮毛成；八月九窍成；九月六腑百节皆备；十月五脏俱备。六腑齐通，关节人身皆备，即产。徐氏关于胚胎形态发育过程的描述与现代的认识相近，并成为现代中医人体胚胎理论知识的主要内容。
徐氏为了促进胎儿健康发育，更将人体胚胎发育的理论知识，首先应用于产科，指导研究孕妇的卫生保健，从而创立了逐月养胎法。对孕妇的情志、饮食、娱乐等，都随着胎儿的发育，逐月加以规定。其主要特点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1)注重饮食调摄：孕早期，要求“饮食情熟、酸美受御，宜食大麦，无食腥辛”。孕中期时，“其食稻谷，其羹牛羊。”“调五味，食甘美”。
(2)注意劳逸适度：“身欲微劳，无得静处”；要“劳身摇肢，无使定止，动作屈伸，以运血气。”或“出游于野”，“朝吸天光”。要”无太劳倦”，“不为力事”。
(3)讲究居住衣着：要“深居其处，厚其衣裳”，要“无处湿冷”，“避寒殃”。告诫孕妇“居必静处，男子勿劳。”这对预防流产、早产和产后感染有重要意义。徐氏并指出、孕妇穿衣要“缓带”，应经常“沐俗浣衣”。
(4)调理心神陶冶性情施行胎教：中国自古以来，对胎教十分重视，可算是中国医学一大特色，早在《列女传》就记载有周文王之母太壬施行胎教的范例，“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淫声，口不出傲言”。据《大戴礼记·保傅篇》记载古人曾把胎教之道“书之于板，藏之金匮，置之宗庙，以为后世戒。”并阐明了古代胎教理论的产生与《易经》中“慎始”的哲学思想有关。
徐氏继承了古代胎教的传统思想，又在对胎儿发育认识的理论基础上，十分重视研究孕妇心理精神因素对胎儿的影响，徐氏指出：妊娠三月，“欲子美好，数视璧玉；欲子贤良，端坐清虚，是谓外象而内感也”。又说：“当静形体，和心志”，“应无悲哀，无思虑惊动”，“无大言，无号哭”。唐代医家孙思邈遵循此说，也认为：应当“居处简静……弹琴瑟，调心神，和情志，节嗜欲，庶事清静，生子皆良，……聪慧。”他们都已认识到孕妇保持良好的心理精神状态，高尚的道德情操，可以影响胎儿，并与生后小儿的智力发育和性格特征的形成有密切关系。
(四)月经常见病
1、闭经的辨证治疗 关于闭经的病因病机，王叔和大致总结归纳为虚实两大类。虚者，可因肝血不足：“左手关上脉阴虚者，是厥阴(肝)经也。妇人病苦月经不利，腰腹痛”。实者，或因伤堕瘀积：“女人月事不来，时亡时有，得之少时有所坠堕”。或因气血壅阻：“血气实，妇人经脉不利”。在治疗方法方面，《针灸甲乙经》详述了针刺疗法，如针刺阴交、中极、会阴、带脉、血海、照海等穴治疗月水不通；针刺气冲、行间、临泣等穴治疗月水不利或暴闭塞。
2、崩漏的预后和治疗 王叔和应用脉法诊断妇科疾病、同样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首次提出了根据脉象变化来推断崩漏的预后。他说：“诊妇人漏下赤白不止，脉小虚滑者生，大紧实数者死”。这确是长期医疗实践的科学总结。对观察分析大出血患者的病情预后，至今仍具有临床实用价值。
在治疗方面，《小品方》记载了用生蓟根汁，或槐耳，或牡蛎，兔骨，或大枣，黄芪，甘草等药物治疗崩漏的丰富经验。从用药中，可看出当时治疗崩漏已应用了活血化瘀、凉血止血、益肾固涩、益气固冲等多种治法。同时，在《针灸甲乙经》中，还记载了针刺疗法，选用的穴位有天抠、血海、太冲、然谷、阴谷等。
(五)妊娠常见疾病
1、对漏胎、胎动不安(先兆流产)的认识妊娠**出血，《金匮要略》已有记载，称妊娠下血。《脉经》首称之为漏胎，并认识到了漏胎对胎儿、孕妇的严重危害，指出：“血下如同月水来，漏极胞干主杀胞，亦损妊母须忧虑”。对胎动不安的治疗，《小品方》创用了多种安胎良方，如安胎止痛方等。
2、对妊娠子冒(子痫)的认识《小品方》记载：“妊娠忽闷，眼不识人，须臾醒，醒复发，亦仍不醒者，名为痉病，亦号子冒。”后世巢元方《诸病源侯论·妊娠痉侯》则把妊娠子冒直称为妊娠子痫(妊娠中毒症)，所描写的症候，两者几乎相同。
3、难产的处理《隋书·经籍志》记载，南朝著名僧医于法开(约公元306~365年)，于旅途投宿中，见一产妇“积日不堕”(滞产)，遂“令食羊肉十余脔，然后针之，须臾即下。”这可说是中医妇产科史上，应用大补气血促使子宫收缩转强，并配合针刺治疗滞产的一个成功典型病例。
(六)反对早婚早育
魏晋期间，政府为了增殖人口、发展生产力，强制女子早婚，鼓励早婚多育。据《晋书·列女传》记载，有出嫁婚龄的女子中，其成婚年龄在13~15岁之间，并规定：“女年十七，父母不嫁者，使长吏配之”。“家有五女者给复(免役)”。“一胎多子者常赐乳婢、谷食、彩帛等物”(房延龄等《晋书》，907、2542、2737页，中华书局，1974年)。然而当时有些医家，对此极力反对，明确主张晚婚，并提出了婚育的适当年龄。如《小品方》指出：“古时妇人，病易治者，晚嫁，肾气立，少病，不甚有伤故出，今时嫁早，肾根未立而产，伤肾故也。是以今世**有病，必难治也，早嫁、早经产，虽未病亦夭也”。在《妇人大全良方》引述的南齐诸澄《褚氏遗书·求嗣门》中也提出：“合男女必当其年。男虽十六而精通，必三十而娶；女虽十四而天癸至，必二十而嫁。唐欲阴阳气完实而交合，则交而孕，孕而育，育而子坚壮强寿，今未笄之女，天癸始至，已近男色，阴气早泄．未完而伤，未实而动，是以交而不孕，孕而不育，育而子脆不寿”。这种根据妇女生长发育理论和优生观点来反对当时政府实施早婚多育的措施，表现了我国南北朝时期妇产科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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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儿科

继前代巫方及卫汛《颅囟经》之后，儿科医家有“江左苏家”，其医术“传习有验，流于人间”。还有北齐医家徐之才，曾撰《小儿方》三卷。梁代关于儿科的医书有：王未钞《小儿用药本草》二卷，王未撰《疗小儿杂方》十七卷，徐叔响《疗少儿药方》三十七卷。范氏《疗小儿药方》一卷，《杂汤丸散酒煎薄贴膏汤妇人少小方》二十九卷，《疗少小杂方》二十卷，又《疗少小杂方》二十九卷，均佚。从唐宋之后医籍所存佚文中，尚可窥其大略，说明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有关儿科疾病的治疗经验，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积累。
天花是危害小儿健康最大的烈性传染病。晋代葛洪《肘后备急方》中最早对它的典型症状和流行作了描述，防治天花从此成为医家的重要课题。
新生儿破伤风至晋代，医家发现该病与断脐不洁，感染“风”毒有关，提出使该病概念更为明确的病名“小儿脐风”。晋代皇甫谧《黄帝甲乙经》卷始载；“小儿脐风，目上插”。“口不开，善惊”，”风从头至足，痫瘛，口闭不能开，每大便腹暴满，按之下下，噫，善悲，喘。”所术多为神经系统和消化系统病候，是典型的破伤风征象，说明当时医生对该病认识水平的提高。
这一时期，儿科治疗方法日渐丰富。从现存资料看出，当时儿科治疗学已渐趋完备。陈延之《小品方》中详列小儿伤寒、客杵、咳嗽、身热、渴利、热利、积滞、疳症、盗汗、夜啼、小便不通、丹疮、解颅、蓐内赤眼、口舌疮、重舌、悬痈、齿不生、发不长等涉及各科病证的治疗。治法除汤药、散剂之外，还有外敷、点眼、针刺等多种。被誉为“急诊手册”的《肘后方》，也有救治小儿急证的方药，如“小儿卒死而吐利不知是何病者”方。
这一时期，医家已注意儿科医案的记录和整理。由于传世医书不多，现存《外台秘要》卷三十六中有《小品方》儿科医案二则佚文。一则为小儿误吞铁珠子，后渐瘦瘠，有时下利，恶寒发热，数医治疗无效，后医细察病由，处方施药而愈。另一医案更为详尽，有一位六七岁的女孩患腹痛，其母触摸，“觉手下有一横物在儿肉里，正平横尔。”脱衣察看，“肉完净无有刺处”，“其母即以爪甲重重介之，乃横物折爪下两段”。请医生诊治，认为“母常带针，裸抱儿体，针入儿肌肤中”，日久，针朽易折，故“令患腹痛不安”，遂令病孩“服温中汤”而治愈，并记录追访情况，“后长大嫁，因产乳，不闻道针处为患。”这一医案，从病因、症状、体征、诊断、治疗到预后等，叙述细致完备，反映了当时医家认真细致的诊疗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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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口腔科

在口腔卫生保健方面，西晋始见”牙签”之记载。晋·陆云在致其兄陆机书有“一日行曹公器物，有剔牙签，今以一枚寄兄”(周大成：中国口腔医学发展简史。日本齿科医史学会会志，8(3)：1-9，1981)之语。其制法虽不知其详，但可看出，牙签当时尚属罕见之物。
葛洪《抱朴子》中提到叩齿健齿法，即上下齿列轻轻相互叩击，此法至今仍有人奉行，且证实有效，其机理可能是通过叩齿给予齿龈以适度的刺激，以促进牙周血液循环，长期行之，可起到预防牙周疾患的作用，达到固齿的目的。
此外，此期对齿科的医源性疾病也有所描述，《晋书·温峤传》载：“温(峤)先其齿疾，至是拔之。因中风，至镇末旬而卒”，从此例可知晋代已有以拔牙治疗牙齿病者。但联系到死因，只能说与拔牙有关，但也不能排除单因中风致死者，故单纯因拔牙之医疗事故尚难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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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针灸科

魏晋南北朝时期，针灸科取得了显著进展，主要表现在针灸学科的确立。
针灸学科确立的显著标志，是针灸学大师皇甫谧根据《灵枢》、《素问》与《明堂孔穴针灸治要》三书，参考《难经》等古代医学文献，总结了春秋战国以来针灸学的经验与成就，撰成《黄帝针灸甲乙经》十二卷，一百二十八篇，集针灸学之大成，为中国现存最早的全面系统的针灸学专著。为我国针灸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其后，葛洪及其妻鲍姑，皆擅灸法，著《肘后备急方》，提倡针灸疗法，善用针灸之术抢救急证。
陈延之著《小品方》，重视灸法，提倡灵活应用，为其在针灸学上的主导思想和独到的特点。
(一)针刺治疗的成就
魏晋南北朝时期，在针刺治疗上，所取得的重大进展，以皇甫谧撰述《针灸甲乙经》(以下简称《甲乙经》)的成就，最为杰出。
在皇甫谧前，王叔和撰《脉经》，在《黄帝内经》基础上，阐述了经穴理论，以心与小肠，肺与大肠四经会于上焦神庭、云门。肝与胆、脾与胃四经会于中焦胞门、章门。肾与膀胱会于下焦关元等。
从三焦学和病理学角度，进行分析，这是《脉经》的首创，阐述了经络藏府表里、会合部位、临证表现等各方面的密切关系。《脉经·第四》：“腰脊强痛，不可俯仰，大人癫病，小儿风痫疾”等，此方运用督脉经穴。治疗癫疾等病证，经过千百年来的反复验证，确有良效，表明了《脉经》在经络病侯上，其学术成就的现实价值和深远影响。《脉经》阐述20多个穴位。未见于前人文献记载，在针刺深度上，提出足三阳经穴可刺6~9分，足三阴经穴，可刺3~6分。《脉经》卷六以足厥阴肝经病，取大敦、曲泉、太冲；手太阴肺经病，取少商、太渊、尺泽；足少阳胆经病，取足三里；足太阳膀胱经病，取委中等，无一不贯穿着循经取穴法则，并提出了远取穴与近取穴相结合，取躯干穴与四肢穴相结合的配穴规律。五藏病既可取四肢远隔的俞穴，又可取相邻近的募穴治疗。这种配穴原则的确立，为后世所遵循。
1、发展腧穴理论：皇甫谧《甲乙经》在《黄帝内经》130多个穴和《脉经》基础上，对十四经穴作了全面系统的归纳整理，增加到349个。穴位排列的次序，按头、面、耳、颈、肩、背、胸、腹、手三阴三阳、足三阴三阳经，由四肢至头面、躯干、依次向上向心排列；虽还没有完全与十四经结合起来，但却为腧穴经络相结合，开辟了新途径。
《甲乙经》记述有别名的穴位70多个。如攒竹穴，有员柱、始光、夜光、明光等四个别名；石门穴有利机、精露、丹田、命门等四个别名等等，都形象而准确地概括了穴位的位置与功用的特点。
《甲乙经》对349个穴位的位置与取穴方法，都有具体准确的记叙，有的根据患者口腔活动取穴：如取下关穴。“合口有孔，张口即闭”；取率谷穴，“嚼而取之”。有的根据患者体表静脉分布取穴，如取瘛脉穴，“耳后鸣足青络脉”即本穴；按之“细脉动应手”等。这样取穴，对提高穴位定位的准确率，具有重要意义。
《甲乙经》载有80多个会穴，后世极少增减。这些会穴，大多分布于头面躯干部，而头部及腹部又居其半，四肢部仅有三阴交、臂臑、居髎等几个穴位。交会的经脉，一般为2~3条，多者有4条，如中极、关元为足三阴与任脉之会，大椎为三阳经与督脉之会，不但能治督脉本经“脊强反折”等病证，且能治疗所有三阳各经的病证，其交会穴理论，不仅为后世考察和确定穴位提供了依据，对扩大穴位的主治范围，亦有重要意义。
2、针刺操作方法：《甲乙经》对每个穴位的针刺深度，都作了说明、规定。一般头面颈部穴位，多为刺3分深；背、胸、腋、胁等部穴位，多为刺3~4分深；肩、股等部穴位，多为刺5~7分深；腹部穴位，多为刺8~10分深；其中最浅者，为刺1分深，如井穴及瘛脉放血等，最深者，为刺二寸半，如水道穴等。
《甲乙经》对200个常用穴位留针时间，亦作了说明和规定：一般每次留6~7呼，短者，只留1呼如少商穴；长者，留10呼，最长者，留20呼，如环跳、内庭、公孙等穴。
《甲乙经》对误刺禁针穴位所能造成的后果，作了具体阐述，对禁针穴误刺所生后果，需作具体分析。其中有的是巧合，如神庭、上关等；有的是针刺后出血过多，引起休克、昏厥、如颅息；有的是刺中颈动脉窦，引起血压突降，如人迎；有的是针刺后发生气胸，引起呼吸困难(“逆息”)，如缺盆，云门；有的是针刺后引起感染，导致后果不良，如脐中；有的针刺恶性肿瘤局部，造成病灶扩散，如乳中。
3、针刺处方原则：由《甲乙经》有关章节可见，书中处方特点为针刺多有单穴，如呕血上气刺神门、暴怒不能言刺支沟之等治病多用具体穴位，很少有以经代穴者，处方内容，多不记载用针用灸，或用补泻手法等。
魏晋以后，由于封建制度的发展，技术保守日渐严重，在针灸学中家族关系显得突出。
南朝徐熙一家六代，父子兄弟，针灸世家，相袭传授，成为针灸世家的典范。徐氏一家，虽徐叔响著《针灸要钞》，但久已失传，现今我们只能在李延寿《南史》中见到徐秋夫针灸治腰痛，徐文伯针泻足太阴，补手阳明下胎，及《北史》称徐之才为北魏武成帝治疗精神失常“针药所加，应时必效”等事迹片断，说明徐氏针灸学派对应用针刺治疗均较为重视。
(二)灸法的成就
魏晋南北朝时期，葛洪《肘后备急方》和陈延之《小品方》较为突出。
皇甫谧亦作出显著贡献。《甲乙经》对施灸壮数，一般每次为3~5壮，其中，头、面、颈、肩、背等处，多为灸3壮；脑、腋、腹部，多为灸5壮；最小者为井穴，只灸1壮；最多者为大椎穴等，灸9壮；个别穴位如环跳等，灸50壮。《甲乙经》第三卷，还提到“欲令灸疮发者，灸复熨之，三日即发”。说明已运用发泡化脓灸法。《甲乙经》还提出禁灸穴位，指出误灸的不良后果。灸脊中可引起痿证；耳有脓，忌灸耳门；灸乳中、渊液可引起“蚀疮”等。
葛洪倡导以针灸救治急证，为其突出特色。《肘后备急方》共收录针灸处方109首，其中，99首广泛应用于内、外、妇、儿、五宫等科，三十多种病证。对其作用、效果、操作、技巧、忌宜等，都作了全面的阐述，为记载古代针灸治疗的早期文献之一，内容丰富。
其主要成就，大致可归纳为以下三点：
(一)急证用灸：《肘后方》提出以灸法救治卒中、恶死、昏厥、寒湿、霍乱、吐泻、癫狂、痈疽、狂犬咬伤、蝎螫等卒发急证，用穴较少，记忆方便，施灸方便。
(二)以灸补阳：《肘后方》以一壮、三壮、五壮、七壮为基数，然后以七为倍数加壮、为二七壮、三七仕、四七壮等。以七为阳数的代表，加倍翻番，其先阳后阴，从阴到阳，以阳治阴等治疗原则，亦无不体现了其以补阳为主的学术见解。
(三)灸不固定用艾，灸亦可隔物：《肘后方》为便于急救，除应用艾灸外，在仓卒无艾时，亦用竹茹、黄蜡、纸屑等为代用品，其中，竹茹、黄蜡，既有艾炷的温熨作用，又有艾炷所没有的清热开窍，通经活络等特点，所以，它们是艾炷的理想的代用品。《肘后方》还以隔蒜、隔盐、隔椒、隔面、隔瓦甄等施灸为治疗的多样化发展，开辟了新途径，成为隔物灸的最早文献。
葛洪以上建树，对后世灸治疗的发展，影响极大。
继葛洪之后，陈延之《小品方》重视灸法，并灵活应用，他认为灸具有简便易行、应用范围广泛、效果良好等优点，值得提倡与推广。从该书辑佚之部分灸处方，可反应其这方面的学术思想。
《小品方》认为，只有恰当地掌握火量，才能使火气沿着经络达到病变部位。火量过大，易烧伤机体；火量过小，火气不能抵达病变部位，不易发挥治疗效果。对用灸壮数，中有一般要求，但主张就根据地域，气候、体质的不同，分别对待。其用灸壮数，多至100，少仅14，即同一种病，也有100壮、50壮、随年壮，或一日三次用灸的区别。取穴特点是少而精，一般每次只取一穴，多的不过二、三穴，除十四经穴外，亦取经外奇穴。虽然重视灸，亦不排斥针刺治疗。
按摩疗法在秦汉的初步发展基础上，至魏晋南北朝在按摩手法上有较大发展，并已广泛应用于临床，成为治病健身的重要措施之一。
此时间，以按摩疗法用于急症和以“膏摩”应用广泛为特点，如《肘后备急方》中，即记载了许多用于急症治疗的膏摩法，如有治“中晋暴百病”的裴氏五毒神膏、“疗百病”的苍梧道士陈元膏、“疗寒时行赋风恶气”的丹参膏等，以及治中风口眼斜、治内胀、蛊、蜂、百毒、溪毒、射工病的膏摩、丸(亦属药)摩法，《小品方》、《刘涓子鬼遗方》亦有多首膏摩方。
按摩手法也较以前增多，具体有按摩法、爪掐法、拍法、抓腹法，抄举法、拈脊皮法、掷背法等。《肘后备急方》之抓切人中法，至今为急救常用，而其抄举法治卒腹痛，其法“使病人伏卧，一人跨上，两手抄举其腹，……轻举抄之，令去床三尺许便放之，如此二七度止”。与现代治急腹症肠梗阻之颠波法有异曲同功之妙，葛洪在《抱朴子》中提倡“……清晨建齿三百过者，永不动摇”，是吸收导家导引、按摩术的内容用于医疗保健者。陶弘景《养主延命录》中有论述养生保健按摩法的内容，如按摩明目法：“平旦以两手掌相摩令热、熨眼三过，次又以指搔目四眦，令人目明”及摩身法病：“摩手令热雷摩身体，从上至下，名曰于浴，令人胜风寒时气、热头痛。百病皆除”。颜面保健法：“摩手令解以摩面，从上至下，去邪气，令人面上有光彩”，这些自我保健按摩法，一直被后人所效法。此期亦有按摩法专著如《按摩经》、《导引经》等，惜亦已失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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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急救医学

随着临证医学的迅速进步与发展，本时期出现了不少有关窒息和中毒急救、创伤止血、灌肠导尿、虫兽外伤救治等记载，反映出中医急救医疗技术的逐步积累与发展。
(一)窒息急救
早在汉代张仲景已采用人工呼吸法急救自缢或水溺窒息患者，两晋南北朝时期，关于窒息的救治又有所发展。《肘后方》“自溢死”“卒中恶死方”中记载。可“捧两手忽放之，须臾死人自举手捞人言痛”(葛洪：《肘后备急方·救亭中恶死方第一》成都昌福公司，1912年印版)，其意为活动上肢扩胸以恢复呼吸；另一法是“以热血沥口中、并以竹筒吹其下部，极则易人，气能下即活”。《小品方》亦有数条抢救窒息的记载：“疗溺死身尚暖者方：便脱取暖釜覆之，取溺人伏上，腹中水出便活也”，这些有关溺死及窒息的治疗记载，是符合急救原则的。
(二)虫兽外伤救治和创伤止血
《肘后方》中记载有被熊、虎、狂犬、狐、蛇等许多猛兽毒虫抓伤、咬伤、螫伤的救治方法。狂犬咬伤之急救及预防已如前述，对熊虎爪牙抓伤，葛洪用“烧青布以熏疮口，毒即出。仍煮葛根令浓以洗疮，捣干葛根未以煮葛根汁，服方寸匕，日五夜一则佳”葛氏取维黄、麝香、干姜等分捣碎，……，著小竹管内，随带身旁，遇有蜂螫或蛇咬伤，即傅疮上，谓其作用“神良”。这些记载中，保留下大量治疗虫兽外伤的民间医疗经验，多次提到对创口的清洗，如葛根煎汁药洗及盐水洗法等。反映出清洗伤口己成为当时创伤治疗的一种常规处理。
止血为急救医学的重要问题之一。《肘后备急方》对各种原因出血，采取了多种治疗办法，如压迫止血：“……，苦酒渍棉塞鼻孔”。烧灼(葛洪《肘后备急方·治伤寒时气温病方第十三》卷之二，第14页，成都昌福公司，1912年版)丹波康赖：《医心方》，卷五，第138页，人民卫主出版社1956年影印本。止血：“忽乱伤舌下青脉，血出不止便杀人方：可烧纺铁以灼此脉令焦。”(王焘：《外台秘要》，卷二十九，第785页，人民卫生出版社影印本，1955年)，外敷及内服药物止血止痛：“《肘后方备急》疗金疮方……狼芽草茎叶熟捣，敷贴之，兼止血止痛，又方五月五日掘葛根暴干捣末，敷疮上止血止痛”(王焘：《外台秘要》，卷二十九，第785页，人民卫主出版社影印本，1955年)，“续断膏方……膏成去滓，若深大疮者，但敷四边，未可使合；若浅小疮者，但通敷便相连，令止血住痛，亦可以酒服如杏子大”。这些关于创伤止血的处理原则和治法记载，反映出止血术实践经验的逐步丰富。
(三)灌肠导尿术
此期尚有关于灌肠导尿、穿刺放腹水、消化道异物取出等急救医疗技术的记载。据《证类本草》引葛洪《肘后备急方》称：“治小便不通及关格方，取生土瓜根捣取汁，以少水解之，简中吹下部，取通”(唐慎徽：《证类本草》，卷九，王瓜条，第220页，人民卫生出版社影印本，1957年)。古以大便不通为内关，小便不通为外格，二便俱不通为关格。故此记载反映出公元四世纪可能已经运用的原始灌肠术及导尿术。《肘后备急方》未曾提出较详尽的导尿技术，但可以称得上我国医学史上最早的导尿记载。至于灌肠术，尚可上溯到东汉末年，张仲景将竹管套入猪胆囊内，把猪胆汁灌入直肠进行导泻的记载。(李经纬：“中国古代外科成就”《科学史集刊》(5)：1~12．1963)，对大腹水病，《肘后备急方》在提出多种内服药消腹水的办法后指出：“若唯腹大，下之不去，便针脐下二寸，入数分，令水出孔合，须腹减乃止”(葛洪《肘后备急方·治卒大腹水病第二十五》，卷之四，第2页，成都昌福公司，1912年版)。这是继《内经》之后，我国古代腹腔穿刺术的早期记载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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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急救医学

随着临证医学的迅速进步与发展，本时期出现了不少有关窒息和中毒急救、创伤止血、灌肠导尿、虫兽外伤救治等记载，反映出中医急救医疗技术的逐步积累与发展。
(一)窒息急救
早在汉代张仲景已采用人工呼吸法急救自缢或水溺窒息患者，两晋南北朝时期，关于窒息的救治又有所发展。《肘后方》“自溢死”“卒中恶死方”中记载。可“捧两手忽放之，须臾死人自举手捞人言痛”(葛洪：《肘后备急方·救亭中恶死方第一》成都昌福公司，1912年印版)，其意为活动上肢扩胸以恢复呼吸；另一法是“以热血沥口中、并以竹筒吹其下部，极则易人，气能下即活”。《小品方》亦有数条抢救窒息的记载：“疗溺死身尚暖者方：便脱取暖釜覆之，取溺人伏上，腹中水出便活也”，这些有关溺死及窒息的治疗记载，是符合急救原则的。
(二)虫兽外伤救治和创伤止血
《肘后方》中记载有被熊、虎、狂犬、狐、蛇等许多猛兽毒虫抓伤、咬伤、螫伤的救治方法。狂犬咬伤之急救及预防已如前述，对熊虎爪牙抓伤，葛洪用“烧青布以熏疮口，毒即出。仍煮葛根令浓以洗疮，捣干葛根未以煮葛根汁，服方寸匕，日五夜一则佳”葛氏取维黄、麝香、干姜等分捣碎，……，著小竹管内，随带身旁，遇有蜂螫或蛇咬伤，即傅疮上，谓其作用“神良”。这些记载中，保留下大量治疗虫兽外伤的民间医疗经验，多次提到对创口的清洗，如葛根煎汁药洗及盐水洗法等。反映出清洗伤口己成为当时创伤治疗的一种常规处理。
止血为急救医学的重要问题之一。《肘后备急方》对各种原因出血，采取了多种治疗办法，如压迫止血：“……，苦酒渍棉塞鼻孔”。烧灼(葛洪《肘后备急方·治伤寒时气温病方第十三》卷之二，第14页，成都昌福公司，1912年版)丹波康赖：《医心方》，卷五，第138页，人民卫主出版社1956年影印本。止血：“忽乱伤舌下青脉，血出不止便杀人方：可烧纺铁以灼此脉令焦。”(王焘：《外台秘要》，卷二十九，第785页，人民卫生出版社影印本，1955年)，外敷及内服药物止血止痛：“《肘后方备急》疗金疮方……狼芽草茎叶熟捣，敷贴之，兼止血止痛，又方五月五日掘葛根暴干捣末，敷疮上止血止痛”(王焘：《外台秘要》，卷二十九，第785页，人民卫主出版社影印本，1955年)，“续断膏方……膏成去滓，若深大疮者，但敷四边，未可使合；若浅小疮者，但通敷便相连，令止血住痛，亦可以酒服如杏子大”。这些关于创伤止血的处理原则和治法记载，反映出止血术实践经验的逐步丰富。
(三)灌肠导尿术
此期尚有关于灌肠导尿、穿刺放腹水、消化道异物取出等急救医疗技术的记载。据《证类本草》引葛洪《肘后备急方》称：“治小便不通及关格方，取生土瓜根捣取汁，以少水解之，简中吹下部，取通”(唐慎徽：《证类本草》，卷九，王瓜条，第220页，人民卫生出版社影印本，1957年)。古以大便不通为内关，小便不通为外格，二便俱不通为关格。故此记载反映出公元四世纪可能已经运用的原始灌肠术及导尿术。《肘后备急方》未曾提出较详尽的导尿技术，但可以称得上我国医学史上最早的导尿记载。至于灌肠术，尚可上溯到东汉末年，张仲景将竹管套入猪胆囊内，把猪胆汁灌入直肠进行导泻的记载。(李经纬：“中国古代外科成就”《科学史集刊》(5)：1~12．1963)，对大腹水病，《肘后备急方》在提出多种内服药消腹水的办法后指出：“若唯腹大，下之不去，便针脐下二寸，入数分，令水出孔合，须腹减乃止”(葛洪《肘后备急方·治卒大腹水病第二十五》，卷之四，第2页，成都昌福公司，1912年版)。这是继《内经》之后，我国古代腹腔穿刺术的早期记载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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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法医科

三国吴国末年，我国首次进行了烧死的动物试验，发现了生前烧死与死后烧尸的初步鉴别法。“张举，吴人也，为句章令。有妻杀夫，因放火烧舍。乃诈称火烧夫死。夫家疑之，诣官诉妻。妻拒而不承，举乃取猪二口，一杀之，一活之，乃积薪烧之，察杀者口中无灰，活者口中有灰。因验夫口中，果无灰。以此鞫之，妻乃伏罪”。(《疑狱集·张举烧猪》并见《太平御览》卷267《职官·良令长》)，与亲仅鉴定有关的事例最早见于三国时代。据谢谢承《会稽先贤传》载：“陈业之兄渡海殒命，时同死者五、六十人，尸身消烂而不可辨认。业仰皇天誓后土曰：‘闻亲者，必有异焉’。因割臂流血以洒骨上，应时沁入，余皆流出。”这是用于兄弟之间的滴骨验亲事例。父子间的滴骨验亲实例见于南朝的记载(《南史·孙法宗传》，中华书局校点本，1975年)：“以父尸不测，入海寻求。闻世间论是至亲，以血沥骨，当悉凝浸。乃操刀沿海，见枯骨则刻骨灌血，如此十余年，臂胫无完全，血脉枯竭，终不能逢。”与此同时代，也有阳性结果的实例：“豫章王综，其母淑媛，自齐东昏宫得幸于高祖，七月而生综，宫中疑之。综年十四、五，恒于别室祀齐氏七庙，又徽服至曲阿拜齐明帝陵，然犹无以自信，闻俗说，以生者血，沥死者骨。渗即为父子。综乃私发齐东昏墓，出骨，沥臂血试之，既有征矣。在西州生次男，月余潜杀之。瘗后，遣人发取其骨，又试之, 验，遂信以为实。”(《粱书·预章王综传》中华书局校点本，1975年)
滴骨验亲法是以生者的血滴在死人的骸骨上，看血是否入骨，入骨即认为有血统关系，不入则否。这种方法虽不科学，但是用血液进行亲权鉴定最早的方法，是现代用血型鉴定亲权的先声，因而受到中外法医学者的重视。如日本著名法医学家古(火田)种基就主张：“中国知道以血液鉴定亲权要比欧美早一千四百余年。”(吉种基日本医事新报1929：334：1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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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医学理论研究与文献整理



一、文献整理研究
中医药学典籍，先秦到两汉时期已经相当丰富。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不少医家对《黄帝内经》、《八十一难经》、《伤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等医药经典文献进行了整理研究或注释阐发。
(一)吕广注《八十一难经》
三国时吴国赤乌年间(公元238~250年)，太医令吕广注《八十一难经》，启注疏经典理论医著之端，也是已知的整理研究古典文献之最早著作，惜已亡佚。作者吕广，字博望，隋代因避国讳，又转称吕博，吕氏长于脉学，还著有《玉匮针经》、《金韬玉鉴经》等书，均佚，《太平御览》中保留有《玉匮针经序》。
(二)王叔和整理《伤寒杂病论》
张仲景《伤寒杂病论》问世后不久，即因战乱动荡或传抄讹误而残损不全，因此极有必要对该书进行整理。首次从事此项工作的，是著名医学家王叔和。
他在《伤寒论》中说：“今搜采仲景旧论，录其证侯、诊脉、声色，对病真方有神验者，拟防世急也。”表明其研究《伤寒沦》是从脉、证、方、治几方面着手，亦即按照张仲景辨证论治的精神进行的。现行《伤寒论》本，一般认为卷一、二《辨脉法》、《平脉法》、《伤寒例》三篇及卷七《辨不可发汗病脉证并治》以下八篇，为王叔和所增。从《辨太阳病脉证并治上》至《辨阴阳易差病脉证并治》共十篇，保存了张仲景对伤寒病辩证论治的主要内容，也是现行《伤寒论》的主要部分。《辨不可发汗病脉证并治》以下八篇，主要是王叔和从仲景治法研究《伤寒论》的思想，启以治法分析《伤寒论》之端。
对王叔和整理《伤寒杂病论》一事，后世医家议论褒贬不一，指责者以方有执、喻嘉言为代表，明代方有执作《伤寒论条辨》，认为《平脉》乃王叔和赞经之词，又说叔和伪作《伤寒例》，使仲录之道反晦，“究其叛乱，则叔和亦罪之魁”。因此，他把《伤寒论》原文不易讲通之处，说成王叔和编次该书时造成的错简。但是，历代多数医家对王叔和整理《伤寒论》的评价，还是较为客观的，宋代林亿说：“自仲景于今八百余年，惟叔和能学之”；金代成无己说：“仲景《伤寒论》得显用于世，而不堕于地者，叔和之力也”；明初王安道说：“叔和搜采仲景旧论之散落者以成书，功莫大矣”，同时也批评了王氏于书中杂以自己的言论；有玉石不分，主客相乱之嫌；总的来看，由于王叔和距离张仲景生活年比较近，故其编次整理之书，应较接近仲景书原貌。不但传书之功应予肯定，且将仲景汗、吐、下、温、刺、灸、水、火诸法，分类进行比较分析，亦切合临证运用，较勉强定为397法，更为符合实际。
(三)全元起注《黄帝内经》
南北朝时期，出现了校注《黄帝内经》的书籍，即齐梁间人全元起所著《内经训解》，这是已知有关《黄帝内经》的最早校注本。
全元起校注的《素问》本，北宋时尚存，以后便散失不见了。今从林亿等所校订的《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中，尚可看到全元起编排的卷目次第和少量注文。例如，他在解释《素问·生气通天论》“风客淫气，精乃亡，邪伤肝也”时说：“淫气者，阴阳之乱气，因其相乱，而风客之，则伤精，伤精则邪入于肝也。”把“淫气”解释为内在因素，“风客”为外在条件，合理地阐析了病变机理。再如对《素问·热病论》中“三阳经络皆崇其病，而未入于脏者，故可汗也”一句，全氏以“脏”为“腑”，并解释说：“伤寒之病，始于皮肤之腠理，渐胜于诸阳，而未入府，故须汗发其寒热而散之”，亦甚合理。现在虽不能看到全元起校注《素问》的全貌，于此亦可窥视其学术造诣之一斑。
(四)《神农本草经》的注解
陶弘景作《神农本草经集注》，除保存《本草经》原有药物365种外，复增补东汉以降名医所用药365种。
以上四部典籍文献，经过吕广、王叔和、全元起、陶弘景的分别整理注解，得以保存流传，对中医药学发展和后世文献研究，有着深远影响。
二、脉学的总结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中医脉学诊断学研究出现高潮，产生了大量专著。其中王叔和所撰《脉经》10卷，全面系统地总结了当时的脉学知识，并有许多创造发明，是中医脉学诊断学的奠基之作。除此之外，《梁七录》、《隋书·经籍志》等尚著录十余种脉学著作虽已亡佚，但亦可窥见当时脉学研究的兴盛状况。
王叔和《脉经》对脉学的总结
王叔和所撰《脉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脉学的专著，全书共10卷、98篇、约10万字。王氏结合临床实践，首次对中医脉学理论进行系统全面的论述，奠定了脉学基础。《脉经》的学术成就和贡献，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确立脉象指下标准《脉经》以前的古典医籍和历史文献，如《内经》、《史记》、仓公诊籍、《难经》、《伤寒杂病论》里，虽各有二、三十种以上脉名，但缺乏脉象的指下标准，没有明确概念。
《脉经》第一次系统论述各种脉象，总结归纳脉象为浮、芤、洪、滑、数、促、弦、紧、沉、伏、革、实、微、涩、细、软、弱、虚、散、缓、迟、结、代、动24种，并准确描述了各种脉象的不同指下感觉。如谓：
“浮脉：举之有余，按之不足”；
“沉脉：举之不足，按之有余”；
“促脉：来去数，时一止，复来”；
“结脉：往来缓，时一止，复来”。(王叔和：《脉经》，卷一，脉形状指下秘诀第一、二页，清光绪辛卯(1891)池阳周氏校刊本)
这几种脉象中，浮与沉相对，举按之有余不足迥然相反；促与结相对，脉虽同具“时一止”之象，但是有脉率数与缓的明显区别。寥寥数语，就把脉象特征描述出来，可谓言简意赅，标准明确。
24脉象奠定了诊脉指下标准的基础，使之规范化。《脉经》后历代中医著述对脉象的描述，均未离开《脉经》的基本概念。
2、奠定脉名种类基础
《脉经》在古代医学文献散载的30余种脉名基础上，整理归纳为24种脉象名称，奠定了脉名种类的基础，成为历代论脉书籍中脉名及其分类的基本准则。
3、首开脉象鉴别先河。
《脉经》卷一开篇提出24脉象后，紧接着提出浮与芤、弦与紧、革与实、滑与数、沉与伏、微与涩、软与弱、迟与缓八组相类脉，对脉象的鉴别有着重要意义。如沉与伏相类，二脉均重按乃显，然伏脉须“极重指按之，著骨乃得”(王叔和：《脉经》，卷一，脉形状指下秘诀第一、二页，清光绪辛卯(1891)池阳周氏校刊本)，较沉脉重按，又更甚之。迟脉“呼吸三至，去来极迟”，与之相类的缓脉“去来亦迟”，然又“小驶于迟”相类脉揭示学者注意脉象的区别对照，以免混淆不清，否则，“谓沉为伏，则方治永乖；以缓为迟，则危殆立至”(王叔和：《脉经》，卷一，脉形状指下秘诀第一、二页，清光绪辛卯(1891)池阳周氏校刊本)。这对后世辨脉有很重要的启示作用。
4、确立三部脉法和脏腑分候定位
诊脉独取寸口首倡于《难经》，但《难经》并未解决寸口切脉的寸、关、尺分部等关键问题。直到东汉末年，张仲景仍推崇人迎、气口、趺阳全身三部脉法，反对诊脉“握手不及足，人迎、趺阳三部不参”(张仲景：《伤寒卒病论》，引自成无己《注解伤寒论》，人民卫生出版社1956年)。《脉经》解决了两手寸口脉的寸、关、尺分部和脏腑分候等问题，为寸口诊脉的临床普遍应用铺平了道路。
《脉经》确立了寸口的寸关尺三部脉法，不仅在于提出三部之说和各部脉位，也在于确立了寸关尺脏腑分候，并从临床应用方面加以系统总结。《脉经》的脏腑定位，历代除大小肠、三焦脉位略有歧议外，一直沿用至今，成为中医脉学诊断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5、总结脉象临床意义
对不同脉象的临床意义，《脉经》也作了大量论述：一是对脉象主病进行原则概括，如谓：“迟则为寒，缓则为虚，洪则为热”；二是结合脉、证、病机、治疗进行综合总结，如“寸口脉滑，阳实，胸中壅满吐逆，宜服前胡汤，针太阳巨阀泻之”之类的大量条文。其中有许多脉象主病的可贵认识，如“寸口脉芤吐血，微芤者衄血。空虚血去故也。宜服竹皮汤、黄芪汤，灸膻中”指出失血者血脉空虚，故见芤脉，并治以黄芪汤等补益气血。“疟脉自弦，弦数多热，弦迟多寒，微则为虚，代散则死”，说明疟疾患者发热期脉博弦数，退热后脉率减慢呈弦迟。如见代散不齐之脉，则为病危之象。《脉经》中类似这样的大量论述，对脉象临床意义作了较为系统的专门总结，不但反映出当时的脉象病理研究已达到较高水平，今天在临床上仍有参考价值。
总之，《脉经》对当时的脉学成就作了全面系统的总结，奠定了中医脉学的脉象、脉名基础，在脉象主病和相类脉象鉴别上，也作出了重要贡献。《脉经》确立的寸口诊脉分寸关尺三部脉位和脏腑分候原则，解决了寸口切脉的关键问题，推进了独取寸口脉法的临床普遍应用。这些成就奠定了我国脉学诊断学的基础。
三、针灸学
魏晋南北朝时期，针灸科取得了显著进展，主要表现在针灸学科的确立。
针灸学科确立的显著标志，是针灸学大师皇甫谧根据《灵枢》、《素问》与《明堂孔穴针灸治要》三书，参考《难考《难经》等古代医学文献，总结了春秋战国以来针灸学的经验与成就，撰成《黄帝针灸甲乙经》十二卷，一百二十八篇，集针灸学之大成，为中国现存最早的全面系统的针灸学专著，为我国针灸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这一时期的针灸学，大致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针刺治疗的成就
1．发展腧穴理论：皇甫谧《甲乙经》在《黄帝内经》130多个穴和《脉经》基础上，对十四经穴，作了全面系统的归纳整理，增加到349个，将每个穴位的别名、部位、取法、何经所会，针刺深度、留针时间，禁针穴误刺后甲等，皆具体载述。穴位排列的次序，按头、面、耳、颈、肩、背、胸、腹、手三阴三阳、足三阴三阳经，由四肢至头面、躯干、依次向上向心排列；虽还没有完全与十四经结合起来，但却为腧穴经络相结合，开辟了新途径。
《甲乙经》记述有别名的穴位70多个，都形象而准确地概括了穴位的位置与功用的特点。
《甲乙经》对349个穴位的位置与取穴方法，都有具体准确的记叙，有的根据患者口腔活动取穴，有的根据患者体表静脉分布取穴等，对提高穴位定位的准确率，具有重要意义。
《甲乙经》载有80多个会穴，后世极少增减。这些会穴，大多分布于头面躯干部，如大椎为三阳经与餐脉之会，不但能治督脉本经“脊强反折”等病证，且能治疗所有三阳各经的病证，其交会穴理论，不仅为后世考察和确定穴位提供了依据，对扩大穴位的主治范围，亦有重要意义。
2．针刺操作方法进步：《甲乙经》对每个穴位的针刺深度，都作了说明、规定。对200个常用穴位留针时间，亦作了说明和规定。对误刺禁针穴位所能造成的后果，作了具体阐述，对禁针穴误刺所生后果，已有具体分析。
(二)灸法的成就
魏晋南北朝时期，灸治疗发展迅速，成就显著。其中，以葛洪《肘后备急方》和陈延之《小品方》较为突出。
在葛洪前，王叔和首倡灸治疗，其所著《脉经》，即提出“灸百壮”之说。
皇甫谧对灸治疗的发展，亦作出评著贡献。《甲乙经》对施灸壮数，一般每次为3~5壮，其中，头、面、颈、肩、背等处，多为灸3壮；脑、腋、腹部，多为灸5壮；最少者为井穴，只灸1壮；最多者为大椎穴等，灸9壮；个别穴位如环跳等，灸50壮。《甲乙经》还提出禁灸穴位，并指出误灸的不良后果。
葛洪倡导以针灸救治急证，为其突出特色。《肘后方》共收录针灸处方109首，其中，灸外方99首，广泛应用于内、外、妇、儿、五官等科，三十多种病证，其对灸作用、效果、操作、技巧、忌宜等，都作了全面的阐述其主要成就，大致可归纳为以下三点：
(一)急证用灸：《肘后方》提出以灸法救治卒中、恶死、昏厥、寒湿、霍乱、吐泻、痈疽、狂犬咬伤、蝎螫等卒发急证。甲穴较少，记忆方便，施灸方便。
(二)以灸补阴：《肘后方》以一壮、三壮、五壮、七壮为基数。然后以七为倍数加壮，为二七壮、三七壮、四七壮等，以七为阳数的代表，加倍翻番。其先阳后阴，从阴到阳，以阳治阴等灸治疗原则，亦无不体现了其以补阳为主的学术见解。
(三)灸不固定用艾，灸亦可隔物：《肘后方》为便于急救，除应用艾灸外，在仓卒无艾时，亦用竹茹、黄蜡、纸屑等为代用品。其中，竹茹、黄蜡，既有艾炷的温熨作用，又有艾炷所没有的清热开窍，通经活络等特点，所以，它们是艾炷的理想的代用品。《肘后方》还以隔蒜、隔盐、隔面、隔瓦甄等施灸为灸治疗的多样化发展，开辟了新途径，成为隔物灸的最早文献。
葛洪以上建树，对后世灸治疗的发展，影响极大。
继葛洪之后，陈延之《小品方》重视灸，并灵活应用，他认为灸具有简便易行、应用范围广泛、效果良好等优点。
《小品方》认为，只有恰当地掌握火量，才能使火气沿着经络达到病变部位。火量过大，易燃伤机体；火量过小，火气不能抵达病变部位，不易发挥治疗效果。对用灸壮数，中有一般要求，但主张就根据地域、气候、体质的不同，分别对待。其用灸壮数，多至100，少仅14，即同一种病，也有100壮、50壮、随年壮，或一日三次用灸的区别。取穴特点是少而精。

 

[花香丁]

第四节 药物学的丰富与发展

一、本草学
自《神农本草经》问世以后，医家用药，有所遵循，因而在药物学方面，有长足的进步。三国时代，有不少医家，都对该书进行研究注释。加以发挥，并不断增入药物新品种，使本草学的内容更加丰富。又经历两晋大约两个多世纪的时间，不同经验的积累和各家意见的参差，引起了用药方面混乱。客观形势需要对本草学进行另一次总结，《本草经集注》的著成，正是在这种形势的要求下出现的，成为我国本草史上的第二块里程碑。
除此而外，较有名的还有李当之、吴普二人的本草著作。
1、《李当之本草》
李当之系三国时代人，华佗的弟子，梁《七录》载《李当之本草经》一卷，早佚。宋·掌禹锡引韩保升认为李当之修《神农本经》。李时珍则认为此书即为《李氏药录》，其文散见于吴普、陶弘景等人所修本草书中，“颇有发明”云。但此书早佚，后世不行，因而于后代影响极少。
2、《吴普本草》
吴普也是华佗的弟子，他以华佗所创五禽戏进行养生锻炼，获长寿闻名，但主要在本草学上有一定成就。据梁《七录》载，该书六卷，而宋·掌禹锡在《嘉祐补注本草》所引的书传中则说：“吴氏本草，魂广陵人吴普撰。吴氏系华佗弟子，修神农本草，成四百四十一种，唐经籍志尚存六卷。今广内不复存，惟诸子书多见引据。
根据后代辑出的佚文可知，《吴普本草》一书对本草药性的叙述较为详明，诚如掌禹锡所说的“其说药性寒温五味，最为详悉，”书中对某一药常列述前代各家对该药药性的不同叙述，如认为丹砂，“神农甘，黄帝苦有毒，扁鹊苦，李氏大寒。”人参，“神农甘小寒，桐君雷公苦，歧伯黄帝无毒，扁鹊有毒。”对石钟乳，则谓“神农辛，黄帝医和甘，扁鹊甘无毒，李氏大寒。”……正如陶弘景《本草经集注》中所指出，当时本草学者较多，李当之、吴普是其中较著名者。所著本草作品，或五百九十五味，或四百四十一味不等，四百四十一味所指即《李当之本草》。由上述佚文体例可知，《李当之本草》曾引述其前代甚多医家的资料，保存了许多前代宝贵的药学文献，是一部本草汇编。
《吴普本草》大约著成于公元三世纪中叶，流行于世达数百年，后代有不少子书引述了它的内容，如南北朝贾思勰的《齐民要术》，唐代官修《艺文类聚》，《唐书·艺文志》还载有该书六卷的书目。直到宋初太宗所修《太平御览》，仍收载较多的条文。自此该书即散佚不存，因而《宋史·艺文志》及《崇文总目》都已见不到本书的书目，可见宋代建国后不久，此书即佚。
关于《吴普本草》的分类，据尚氏所辑，认为该书原为六卷，虽然分为：玉石、草木、虫兽、果类、菜、米食等类。但是对照陶弘景《本草经集注》中批评其“草石不分，虫兽无辨”的观点来看，这个分类似乎与原意不够吻合。
3、《本草经集注》
为陶弘景所著。在陶氏生活时代，本草学方面的书较多，据《本草经集注》的序言中提到的就有吴普本草、李当之药录、桐君采药录、雷公药对等等，这些本草学著作，由于作者所处环境不同，对药物的记载内容也各不相同，有时对药性的记载甚至互相矛盾，这种状态对医药学，尤其是本草学本身的发展是不利的，《本草经集注》就是作者为澄清这种混乱状态、统一认识而著成的，正如该书“序录”明显指出：又有桐君采药录，说其华叶形色；《药对》四卷，论其佐使相须。魏晋以来，吴普、李当之等更复损益，或五百九十五，或四百四十一，或三百一十九，或三品混糅，冷热舛错，草石不分，虫兽无辨，且所主治，互有得失，医家不能备见，则识智有浅深。今辄苞综诸经，研括烦省……精粗皆取，无复遗落，分别科条，区畛物类……”。确实如此，经过《本草经集注》的总结，使我国本草学进入一个新时期。
首先，《本草经集注》几乎包括了当时社会上所应用和了解的药物，全书共载药物七百三十种，其中包括《神农本草经》原有的三百六十五种，另又收集本经所载以外，其他医家所用的各种药物三百六十五种，即当时所收载的著作《名医别录》中的大部分药物，这是对南北朝以前药物学的一次总结。
其次，《本草经集注》的编著体例，为我国后代本草学著作提供了一个基本模式，这就是把本草书分成总论部分及分论部分。该书“序录”中对《神农本草经》原有的十多条序文进行了一些解释，并做了进一步的发挥。尽管当时还没有足够的勇气否定《本经》的错误或不足。如《本经》说过：“上药一百廿种为君，主寿命以应天，无毒，多服久服不伤人”，而《本草经集注》则指出“上药亦皆能遣疾……病既愈矣，命亦兼申”；关于药物配伍有君臣佐使，《本经》认为有一君、三臣、五佐、或一君三臣九佐；而《集注》则认为“而检世道诸方，亦不必皆尔，大抵养命之药则多君，养性之药则多臣，治病之药则多佐”。《本草经集注》在原有基础上对用药的份量及用药，首次提出应该给予注意，认为如果分量“用得其宜，与病相会，入口必愈……分两违舛，汤丸失度，当差反剧，以至殒命”，指出用药量的重要意义，对于毒药的用量，则强调毒药有毒性大小之别、强弱不同，更要加倍注意，以免过量而伤身体。
《本草经集注》比《本经》还提出了许多新的内容，其中有药物采制、炮制、各类疾病通用药物、服药禁忌、药物度量、煎配药方、七情畏恶等等。如指出药物产地对于该药之药性关系甚大，认为诸药“多出近道，气力性理，不及本邦”，也即强调了地道药材的重要性。而采药时节，也指出应认真讲究，所谓“春宁宜早，秋宁宜晚，其华实茎叶，乃各随其成熟年，岁月亦有早晏，不必都依本文也”，强调了所用植物药部位不同，采摘时间亦异，应根据各地情况而定，不必硬性规定。关于药物的度量衡，《本草经集注》更有明确规定，指出：
“古秤唯有铢两，而无分名，今则以十黍为一铢，六铢为一分，四分成一两，十六两为一斤。”认为“古秤皆复，今南秤是也。晋秤始后汉末以来，今一斤为二斤耳，一两为二两耳。”使人注意到不同时代量药的变迁。对于刀圭、方寸匕等容量的标准，也有明确规定：“凡散药有云圭者，十分方寸匕之一，准如梧子大也。方寸匕者，作匕正方一寸，抄散，取下落为度。钱五匕者，今五铢钱，边五字者以抄之，亦令不落为度。一撮者，四刀圭也。十撮为一勺，十勺为一合，以药升分之者，谓药有虚实轻重，不得用斤两，则以升平之，药升合方寸作，上径一寸，下径六分，深八分，内散勿案抑，正尔微动令平调耳。”这样详尽准确的衡量标准，是《本草经集注》首次记载的。
对于药物配伍的畏恶禁忌，《本草经集注》对《本经》做了较多的发挥，认为“案其主治虽同，而性理不和，更以成患……其相须，相使，不必同类。犹如和羹，调食鱼肉，葱、鼓各有所宜，若相宣发也。”其内还列举半夏与生姜、防已与细辛等“数十余条”配伍的例证，使中药的配伍得到更进一步的阐发，其中有的经历代应用证实确有道理，如半夏同姜制以减其毒，至今仍在应用。
《本草经集注》的药物分类及归纳法也是具有创造性的。作者明确指出：“今辄苞综诸经，研括烦省，以神农本经三品合三百六十五为主，又进名医副品亦三百六十五，合七百三十种。精粗皆取，无复遗落；分别科条，区畛物类……”也就是说，这七百三十种药的分类法是按照药物原来的自然属性来进行的。这些门类，作者分呈七部分，包括玉石(共七十一种)、草木(共二百九十九种)、兽禽、虫鱼(一百一十四种)、果菜(五十六种)、米谷(二十八种)和有名未用(一百一十七种)，比《本经》三品分类法是一大进步。
《本草经集注》还创造了一种“诸病通用药”的药物归类方法，即按不同疾病及病证，把具有治疗该病的各种药物都归纳于下，例如：黄疸一证之下有茵陈、枝子、紫草、白藓四种，宿食之下有大黄、巴豆、朴消、茈胡、桔梗、厚朴、皂荚、曲孽、槟榔等，治风通用有防风、防己、秦椒、独活等，全书的记载病证八十二种，并有解蛇虺，蜈蚣、狗毒等四十多种中毒的药物等。
最后，《本草经集注》创造性采用了颇为别致的朱墨书写办法来区别《本经》和《别录》两部分不同的经文，又采用同样的方法，在诸病通用药一节中，用朱墨两种不同颜色来书写药名，以分别表示药物的冷热属性，正如他在序录中所说：“诸药主治，唯冷热须明，今以来点为热，墨点为冷，无点者是平，以省于烦注也。”使人一目了然，易于掌握。
《本草经集注》原书早佚，清末曾在我国吐鲁番出土此书之残片，为一28.5×27厘米之断片，上仅载燕屎、天鼠屎、鼹(鼠泉)鼠三种药及豚卵之部分注文；此片原件现藏于普鲁士学院，万斯年曾从日文译载该断片之情况，并刊于《唐代文献丛考》一书中(1947)。罗福颐的《西陲古方技书残卷汇编》(1952)亦曾有此片临摹。敦煌石窟亦曾出土《本草经集注》残卷，为其序录部分。此卷曾于一九五五年由群联书店影印出版，现原件下落不明，有说在英国伦敦博物馆的，有说在日本的；由于出土原件均落入国外，故此断片残卷弥足珍贵，对于我们了解该书之内容，极有价值，目前尚无完整辑复本。
这一时期是古代本草学发展史上的一个繁荣时期。我们在这里虽然只介绍了上述三部著作，但据《隋书·经籍志》的记载；此期间的本草著作很多，计有25种约百卷。
二、炮制学
炮制是指对中药材的加工制作，以达到提高药物效力，减轻或消除毒性的目的，在中药应用的初期，原始的加工炮制是必然的。如《灵枢·邪客篇》中载有半夏秫米汤，所用的半夏就是炙半夏，张仲景在《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中所用的药物，有不少都要经过各种方法炮制。如(㕮)咀、去皮尖、炙甘草，炮附子，酒侵大黄，姜炙厚朴，虻虫去足翅等等。适至两晋南北朝时期，对药物的炮炙，已经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例如《肘后备急方》“以粉之火”炙甘遂令熟，熬捣葶苈、酒渍粳米、石上水磨鹿角取浊汁……等等，《本草经集注》，已经有较原则性的意见，如阴乾、曝干、蜜炙、水渍、去节、薄切、刮截捣碎等，都有提及，对各种剂型包括散剂、丸剂、汤酒剂、膏剂在配制过程中的注意事项，饮片制备、煎药过程、过筛、剥皮……皆有所论及，另还有熬、煎、煮、去木心、去皮心、去瓤、(㕮)咀、细切、薄切、槌破、镑、刮屑等种种炮制技术。积炮制大成的是这一时期，出现的专著《雷公炮炙论》，作者雷敩。关于对此书问世的时间，一般均倾向于本书为南北朝时刘宋。
据《雷公炮炙论》自序中提到：“其制药炮熬煮炙,不能记年月哉……某不量短见，直录炮熬煮炙，列药制方，分为上、中、下三卷，有三百件名。”强调“炮熬煮炙”在制药中的重要性，由于本书后来失传，其内容则散见于后世本草著作如《经史证类备急本草》、《本草纲目》等著作中，各载有该书234种和254种药的炮制内容。近人张骥、尚志钧均辑录其佚文，按雷氏自序所示，复原其三卷体例，足资参考。
按《雷公炮炙论》的主要内容，是对所列各种药物的修治炮制的具体方法，但其中也不乏药物的修治原则，如在自序中就有“凡修合丸药，用蜜只用蜜，用饧只用饧，用糖只用糖，勿交杂用。”又说：“凡修事诸药等，一一并须专心，勿令交杂，或先熬后煮，或先煮后熬，不得改移，一依怯则。”说明当时在制作成药方面的严格操作要求。书中特别重视药物真伪的鉴别方法，要求在使用药物时，要仔细辨认真伪，防止因品种之不同，误用而影响药力和疗效，现举附子一例，即可了解其重视鉴别的认真态度。书中称，附子一药有“乌头、乌喙、天雄、侧子、木鳖子。乌头少有茎苗，长身乌黑，少有傍尖；乌喙皮上苍，有大豆许者……黑如乌铁，宜于文武火中炮令皱折，即劈破用；天雄身全矮，无尖……皮苍色即是。天雄宜炮皱折后，去皮尖……，侧子只是附子傍有小颗，附子如枣核者是，宜生用……。木鳖子不入药。”这不仅对附子一类药的不同品种作了形态方面的鉴别、炮制的描述，还提到了木鳖子药用的历史。
全书在这种药物鉴别方面，提出了大量的材料，如黄精与钩吻、灰翟与金锁天等等。《雷公炮炙论》虽然著成于一千几百年前，但它对药物加工炮制的过程和要求，绝大部分都是符合科学道理和要求的，如对巴豆的炮制，要求“敲碎，以麻油并酒等可煮巴豆子，研膏后用”。经过这样的处理，其中的有效成份巴豆油可溶于麻油中，再经加热煮过，则其中所含的毒性蛋白质发生变性，这样，巴豆的毒性就大大减小。对大黄的炮制，书中提到：“细切，内文(汶)如水旋斑紧重者，剉蒸，从巳至未，(日煞)干”，这样，其中的蒽醌甙受热破坏，便于贮存，总之，虽然该书的内容，仍然是一些经验之谈，但这是古代人民在长时间用药过程中总结出来的宝贵经验，而不是主观想象的随意记录，千百年来经历了长时间的考验，有的炮制方法直至今天仍在应用。
由于本书早佚，后代已有一些人做了辑佚工作，如李仲梓辑有《炮炙论》，1932年张骥辑《雷公炮制论》，近人尚志钧辑《雷公炮炙论》，听录的佚文都不到三百种，但仅从这些辑本的材料，可知当时药物加工炮炙的内容已经十分丰富了。
总之《雷公炮炙论》是我国古代一部较完整的炮制专著，对后世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明清时期不少有关炮炙的专著，都是在该书的影响下著成的。
本时期在药物学方面，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从本草学、炮炙学的角度看，本草学在编写体例、内容及编纂思想直至具体方法方面，都具有自己的独创性。
附注：历代对《雷公炮炙论》成书年代及作者其人，有多种见解，如宋代苏颂认为是隋代之作，另说成于赵宋，又一说书成于五代，还有另一说是成书于刘宋，较多人赞同。
根据以上所述，药物的炮制，历史十分悠久，随着用药经验的不断积累，人们在这方面的知识愈来愈丰富。技术也不断提高，在《本草经集注》中所提到的炮炙技术，就已经比较多，但由于该书是一部综合性本草，故未专章论述炮炙。据《隋书·经籍志》所载，有《雷公本草集注》四卷，清人姚振宗的《隋书经集志考证》中，认为《雷公本草集注》即是《雷公炮炙论》按苏颂认为雷敩是隋人，亦未曾提出有说服力的论据。据宋·赵希弁在《郡斋读书后志》中说：“雷公炮炙三卷，古宋：雷敩撰，胡治重定，述百药性味炮熬煮炙之方。”晁公武《读书志》也有同样记述：明李时珍谓《雷公炮炙论》刘宋时雷敩所著，非黄帝时雷公也。自称内究守国安正公，或是宫名也。胡洽居士重加定述……”。胡洽原名为胡道洽，后因避讳而改为胡洽，系有北朝时刘宋人，因此，《雷公炮炙论》于此时著成，重订是可能和可信的。更重要的是客观形势的发展，也就是临床医学的需要，对药物质量的要求日益提高，需要有明确的质量要求，迫切需要炮制方面的逐步规范化，另一方面，中药炮制技术和学术方面的发展到这一时期已经达到一定的高度，有可能进行一次“观其书，乃有言唐以后药名者，或是后人增损之欤?”这是完全可能的，也是可以理解的，近人范行准在《中国医学史略》一书中，认为本书中多次提及“乳钵”词，足证其应为五代后之作品，这也极有可能为后世所加。基于上述之见解，我们还是把本书作为这一时期的作品加以叙述。

 

[花香丁]

第五节 服石与炼丹

炼丹术是中国古代的一种特殊方术，其目的是通过炼制某些自然矿石或金属，得到“神丹”或人工金银等长生不老药，因而又有“金丹术”“炼金术”、”黄白术”之称。
炼丹术并不是古人追求长生不老的最初手段。中国古代盛行过多种长生不老术，服食、行气、房中是其中最重要的三端。炼丹术就是在服食活动中发明出来的。
所谓“服食”，并非选择食物治疗疾病，而是指通过内服药物，以求延年益寿，乃至长生不老。动物、植物、矿物中，都有被选中的长生不老药，然而在服食家看来，作用最强、效果最可靠的长生药则是自然金石和人工炼制的“金丹大药”，因而尤其重视服石和炼丹。
服石和炼丹的显著区别，在于所服的药物一是自然矿物，一是矿物的人工炼制品，在观念上二者虽不等同，但又存在着密切的联系。这不仅在于二者的手段、目的和兴衰过程具有基本的一致性，更重要的是炼丹术正是在服石基础上产生的，“炼丹”的最初含义是炼丹砂，而丹砂正是服石的首选药品。服食自然丹砂无疑属于服石，而炼服丹砂活动的出现也就标志着炼丹术的起源。当然，早期的炼丹术与后来有所不同，因为炼丹技术和设备一直在不断发展和改进，“炼丹”的含义也就不只是炼丹砂了。
一、服石与石发
矿石何时开始作内服药，现在已难以确知，不过从淳于意的《诊籍》来看，扁鹊已有了“阴石以治阴病，阳石以治阳病”的理论，淳于意引的古《论》中，也已有“中热不溲，不可服五石”的告诫(司马迁《史记》卷一O五扁鹊仓公传。见《二十五史》第31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可知春秋战国时期，人们服用石药已经相当普遍。
古人最初服用石药的目的是治病还是养生，已无法作出确切的判断，所以上述记载不足作为断定服石发端时期的依据，而当时的文学作品《楚辞》中，已有“登昆仓兮食玉英，与天地兮比寿，与日月兮齐光”(屈原《涉江》见朱熹《楚辞集注》第7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等语，可以认为这些诗句反映了战国时代的服石活动。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养生方》中记载：“冶云母”以麦籍为丸如酸枣大，服后“令人寿不老”(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马王堆汉墓帛书(肆)第118页第1版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据此可知，秦汉以前确实已有服石活动。
秦始皇曾多次派人寻求不死之药。汉武帝追求长生而餐玉屑，曾“立仙掌以承高露”(陈焘《三国志》卷二十一魏志卫觊传：昔汉武信求神仙之道，谓当得王表之露，以餐玉屑，故立仙掌以承高露”：见《二十五史》第1139页)。还派数千使者去寻找蓬莱仙人。秦皇汉武的笃信挚求，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影响。“食金饮珠”、“餐玉”的服石活动，渐渐盛行于世。西汉时期己有多种矿物被选作长生药，人们不仅自己采食，而且作为商品进行交易。《神农本草经》基本上总结了汉代以前的药学成就，书中把丹砂、石钟乳、石胆、曾青、禹余粮、白石英、紫石英、五色石脂等18种石药，被列于“轻身益气、不老延年”的上品药中。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汉代服石的具体内容，为我们理解汉代服石提供了一定的帮助。
六朝时期的服百活动虽然也涉及多种矿物药，但其最突出的特点是服散之风的盛行。所谓“服散”，是指服“寒食散”而言。“寒食散”的名称来自服药后的节度方法，凡服后须寒饮、寒食、寒衣、寒卧将息的方药，都称之为“寒食散”，因而“寒食散”并不是特指某一特殊方剂，而是对一类方剂的泛称。
“寒受散”的来源，可以追溯到东汉时代。最早注明“宜冷食”将息的“侯氏黑散”和最早直呼“寒食”的“紫石寒食散”，都首载于《伤寒杂病论》中(汉·张肿景《金匮要略方论》第17、58页，人民卫生出版社影印本1956)，所以皇甫谧得出“寒食草石二方出自仲景”的结论(隋·巢元方《诸病源候论》卷六第33-35页，人民卫生出版社影印本1955)。魏晋时期，在仲景方的基础上，又衍生出“五石更生散”、“五石护命散”、“三石肾气丸”、”靳邵散”、“五石肾气丸”、“三石肾气丸”等多种方剂，这些方剂虽然都曾被当作“大药”、“上药”服用，但其中最著名的却是“五石更生散”和“五石护命散”，所以“寒食散’，和“五石散”几乎成了完全等同的概念。
但是，“寒食散”中多为燥烈剧毒之药，能引起严重中毒，变生种种疾病。如寒热时作、局部疼痛、体发痈疮，或出现泌尿系、消化系、神经精神症状。这些病症反复发作，经久不愈，甚则致残丧生。服散中毒在疾病谱中增添了新的内容，医生们给予了充分的重视，称之为“寒食散发侯”，纷纷研究预防和治疗方法，葛洪、秦承祖、皇甫谧、曹歙、道弘道人、陈延之等，都有相关的论述保留在《诸病源侯论》、《外台秘要》、《医心方》等医学著作中，其中以皇甫谧的《寒食散论》最具代表性。
皇甫谧曾经躬行服散，散发后自己调治而愈，所以服散发动者多来向他请教救治方法。曾有一姜姓患者“以药困绝”，经皇甫谧救治脱险得生，当时正服散发动的平阳太守刘泰听说后，遣使者询问解救方法。皇甫谧“辞不获已，乃退而惟之，求诸本草。考以《素问》，寻故事之所更，参气物之相使，并列四方之本，注释其下，集而与之。”(巢元方《诸病源候论》卷六第31页人民卫生出版社影印本1955)，这就是所谓的《寒食散论》。《诸病源候论》卷六“寒食散发候”所引“皇甫谧云”，当是《寒食散论》的主要内容。
皇甫谧认为，造成散发不够的原因，主要在于服散失其节度，故即首先提出了严格的将息节度方法。他指出，服散须臾要以冷水洗手足，待药行之后，则脱衣冷水极浴，常当寒衣、寒食、寒饮、寒卧；常饮酒令体内熏熏不绝；还须烦劳，如行走、跳涌、劳动出力等。这些方法可能具有一定的解毒和排毒作用，后世医家曾用之于丹药及其他石药中毒的预防和解救。
当然，六朝时期解救散症，并不止皇甫谧一家之法。如道弘道人著《解散对治方》，首创药物“相对”、“相动”理论，认为五石散中的石药分别与方中的草药相对，由于相对的药物可以相互发动，从而导致不同的散发症状。如：“钟乳对术，又对括萎，其治主肺，上通头胸，术动钟乳，胸寒短气；钟乳动术，头痛目疼。”(隋·巢元方《诸病源候论》卷六第32页人民卫生出版社影印本1955)，这样，就把散发症状同药物、脏腑特异地联系起来，治疗时则从相应的脏腑入手，显然与皇甫谧“六反”、“七急”、“八不可”、“三无疑”很不相同。《解散对治方》的理论，虽被孙思邈收入《千金要方》卷二十四中，但在晋代却不为医家所推重，《小品方》即指出“对治新方”不可轻信，唯有皇甫谧的节度之法可从。(隋·巢元方《诸病源候论》卷六第33页人民卫生出版社影印本1955)
皇甫谧的服散节度方法的救治措施虽然被人们所接受，但其实际效果却大为可疑，即以他自己的评价，也不过“释朝夕之暴卒”而已，并不能“终蠲此疾，没齿无患”，所以服散发动，经久不已，医治无效，致残毙命者大有人在。
服散的动机、流行及衰落：不少人认为“五石散”只是一种房中药，这种观点带有很大的片面性，综合古代文献记载，加以深入分析，就会发现服散目的大致有三个方面，以主次为序，则是补虚、长寿、增强性功能。
皇甫谧的《寒食散论》是考察服散可以依据的最早文献，他说：“近世尚书何晏，耽声好色，始服此药，心加开朗，体力转强，京师翕然，侍以相授，历岁之困，皆不终朝而愈。”(隋·巢元方《诸病源候论》卷六第33页影印本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55)，十分明显，“寒食散”一开始就被用来补虚，也是以强壮剂行世的，后来则作为高级补养药用于强壮身体，统治百病。余嘉锡在罗列了50余条六朝服散事例之后指出：“当时士大夫翕然从之。宋尚(宋尚西晋医生，著《太一护命石寒食散》，已佚)，更推广之以治一切之病，由是自西晋至南北朝，争相服饵，几成风俗，岂皆有劳伤之疾哉？以为护命散无病不治，且久服可以长生故也。”(余嘉锡《寒食散考》见《余嘉锡论学杂著》第210页第1版北京：中华书局1963)，正如余氏所言，服“寒食散”的另一目的是延年益寿。秦承祖说：“夫寒食之药，故实制作之英华，群方之领袖，虽未能腾云飞骨，练筋易髓，至于辅生养寿，无所与让”。(《医心方》卷十九第452页，影印本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55)，《千金翼方》《医心方》等多认为，熊使弱者复壮的药物，当可延年，故而无病之人服“寒食散”多希图延年益寿。
孙思邈说：“有贪饵五石，以求房中之乐”(唐·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卷一第2页，影印本，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2)，由此可知，“寒食散”确曾被当作房中药。
魏晋道德观的转变，也是服散之风盛行的重要条件。曹魏正始年间，人们开始用理性的眼光审察和批判过去的一切，“名教”和“自然”的关系成为玄学家们的重要论题，王弼的“祟本息末论”，强调扶植人的朴素情感和自然本性，嵇康则更明确地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主张。在玄学理论的影响下，人们开始强调人的真情实感、自然之性和个性，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名教的桎梏及名利的束缚，从旧道德观念的禁锢下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放。人们可因“散发”违命，也可以饮酒居丧。服散后的种种放荡行为，都不被视为违犯道德轨范而受到指责，这在两汉时代是不可想象的。
服散之风盛行约300年后开始衰落了，其根本原因则在于“寒食散”药性酷烈，“将息至难”，服散造成的一系列特殊病症引起了社会警觉。唐代服“五石散”者已不多见，人们多单服钟乳石、白石英、紫石英等强身延年，服石的历史呈现出一大转折。
二、炼丹术与医药化学
(一)炼丹术的兴起及其思想基础
炼丹术的产生至迟不晚于秦汉之际。有关专家对马王堆一号墓古尸进行研究的结果表明，尸体组织内铅、汞含量超过正常人的数十倍至数百倍，根据组织内铅汞化合物结构与棺液中的化合物不同，以及铅、汞在各器官分布极不均匀的选择性蓄积现象，排除了体内高量铅汞系由棺液经皮肤渗入的可能性；另外尸体小肠内还有大量含汞物质残留，所以研究者认为：“口服仙丹之类的药物可能是古尸体内铅汞的主要来源。”(湖南医学院《长沙马王堆一号墓·古尸研究》第224页文物出版社1980)，墓主人下葬于汉文帝初元十二年(公元前168年)，这表明在汉初已经有人炼服“仙丹”，炼丹术的实际发端时间应当更早。
炼丹术产生之后，在两汉时期发展很快，不仅有大量的文士从事炼丹活动，而且出现了专门的炼丹著述。据陈国符氏考证，现存的《太清金液神气经》、《黄帝九鼎神丹经》、《太清金液神丹经》，都是先于《周易参同契》问世的汉代炼丹专著。(陈国符“《道藏经》中外丹黄白法经诀出世朝**”，见赵匡华主编《中国古代化学史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东汉魏伯阳的《周易参同契》第一次把易理和炼丹联系起来，从哲学的高度对炼丹家的经验进行了概括和总结，所以被认为是现存最早的炼丹理论著作。(《中国大百科全书·化学》第1236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9)
汉代炼丹术的发展，还给当时的本草著作打下了时代的烙印。《神农本草经》记载了丹砂能化为汞：石胆能化铁为铜成金银；空青能化铜铁铅锡为金；曾青能化金铜；石硫黄能化金银铜铁奇物；水银能杀金银铜锡毒，溶化还复为丹，等等，这些都是炼丹家通过实践所得的认识。
炼丹术在汉代兴起，有其一定的思想基础，除不可避免地受到阴阳五行思想的影响之外，与神仙学说、物性互渗意识和尸体不朽的信仰也密切相关。
中国古人的不死观念与鄙薄尘世、超脱人生的丰富想象相结合，产生了战国对期的神仙思想，至秦汉时期进一步形成了完整的神仙学说。《抱朴子内篇》引《仙经》曰，“上士举形升虚，谓之天仙；中士游于名山，谓之地仙；下士先后蜕，谓之尸解仙。”(晋·葛洪《抱朴子内篇·论仙》卷二见王明《抱仆子内篇校释》第20页中华书局l985)，对这种三等神仙学说的虔诚信仰，使人们不能理解服石饵丹者的死亡与常人无异，而认为是“尸解”变成了仙人中的一种，这样不但不能接受前人中毒丧生的教训，反而更坚定了成仙的信念。尸解成仙的理论在汉代曾受到唯物主义理论家王充等的批判，但作为服石炼丹活动的重要思想基础，这种理论并没有因此而被抛弃，葛洪依然认为李少君、费长房、李意期等人的死，都是尸解成仙，并以此宣扬神仙学说。
炼丹术最早从炼丹砂开始，可能与古人的尚赤观念有关，但更重要的原因还是丹砂能使尸体不朽的信念。曾有人证明，组织中汞的含量增高可以延缓组织的腐败。(陈康颐死体现象(四)，内科学报2；162；1951)，古人常常把丹砂放入墓穴，主要目的可能是使尸体得到长期的保存。另外，丹砂受到特别重视，还由于它具有与水银互化的特性，这一化学性能的被发现，不仅增强了丹砂的神秘性，也使水银的地位大大提高。《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始皇陵内“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汉·司马迁《史记》卷六秦始皇纪见《二十五史》第31页版本同前引)，本世纪80年代初，曾有人两次将勘查地球化学中的汞量测量技术，应用于秦始皇陵，结果在125900平方米的陵墓封土范围内，发现一个12000平方米的强汞异常区，《史记》的记载，从而得到了初步的证实。(常勇、李同秦始皇陵中埋藏汞的初步形容考古190(7)；659；1983)，《抱朴子》说：“金汞在九窍，则死人为之不朽，况服食乎?”(转引自明·李时珍《本草纲目》第523页人民卫生出版社点校本1977)，可见秦汉似降，丹砂、水银一直被当作重要的炼丹原料，是与古人关于尸体防腐的认识分不开的，从尸体不朽，到肉体不死，人们对同一物质寄予了不同的希望。
(二)道教对炼丹术发展的影响
秦汉时期，炼丹术主要掌握在方士手中。魏晋之后，道教勃兴，许多方士成了道士，炼丹术则主要以道术的形式，与道教同步得到发展。一方面，炼丹术作为统治者信仰的长生术，成了道术的组成部分，吸引一些高级士族加入道教，促进了道教的发展；另一方面，宗教的外衣又进一步增强了炼丹术的神秘性，随着道教的传播，炼丹活动的范围和规模也在不断扩大，同时，历代统治者崇道，也使炼丹术得到更有力的支持。
晋唐之间，官方道教不断发展，在这段历史时期。炼丹活动主要由道士在深山、大观和帝王宫中进行。由于炼丹道士往往兼修医药，也有不少医生参与炼丹，因而出现了一些既是医生又是道士的人物。葛洪和陶弘景就是典型的代表。
(三)著名医家的炼丹活动
葛洪虽以儒学知名，但尤好神仙方术，先从郑隐和鲍玄学习炼丹，后在罗浮山炼丹积年，直至终殁。葛洪所著《抱朴子·内篇》，是关于道教宗教哲学和神仙方术的重要著作，书中专设”遐览”、“仙药”、“金丹”、”黄白”诸篇，收录了多种现已失传的炼丹书目，备载服石、炼丹、行气、房中等方术，集晋以前神仙方术和理论之大成。
《抱朴子·内篇》不仅记载了许多现已失传的炼丹著作、多种炼丹药物和具体的炼丹方法，而且还从实践中概括了元素循环的思想。如“金丹”篇指出：“丹砂烧之成水银，积变又还成丹砂。”(见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第72页、第281页版本同前引)，这是说煅烧丹砂(硫化汞)可使其中含的硫变成二氧化硫，而游离出金属汞(水银)：再使水银同硫黄化合，最后又生成赤色的硫化汞结晶，“黄白”篇中指出：“铅性白也，而赤之以为丹；丹性赤也，而白之以为铅。”这里描述的是，铅经过化学变化成为铅白(白色碱式碳酸铅)，铅白加热可变成铅丹(赤色四氧化三铅)，而铅丹经过化学变化，仍可成为铅白。葛洪在这里不仅是表述具体的化学反应过程，更重要的是通过列举化学变化的实例，阐述具有可逆性、循环性的物质变化思想，以论证丹砂能令人长生、黄金可人工合成信念的正确性。
葛洪及其《抱朴子，内篇》，在道教史和炼丹史上都有重大影响。南北朝时期，受葛洪影响而以炼丹修道闻名者，当首推宋梁间人陶弘景。陶弘景同葛洪一样，既是知名炼丹道士，又是著名医学家，他10岁时，“得葛洪《神仙传》，昼夜研寻，便有养生之志。”(《唐·李延寿》南史卷七十六隐逸下陶弘景传)，36岁退出仕途，隐居茅山。陶弘景曾经“遍历名山，寻访仙药”，得到神符秘诀之后，用梁武帝提供的黄金、朱砂、曾青、雄黄等药物，合炼“飞丹”，又把丹药献于武帝，进一步博得了武帝的敬重。陶弘景勤于著述，到老年更加孜孜不倦，所著道书和炼丹书，主要有《真诰》、《合丹法式》、《太清诸丹集要》等。
(四)丹药的临床应用
现代化学技术证明，古代丹家炼制的丹药，主要是有毒的汞、铅、砷、硫化合物，所以历代服食丹药中毒丧生者史不绝书。
炼丹术作为追求长生不老的方术失败了。但是，炼丹家们取得的化学成就却在中国科技史上永放光彩。中国古代的汞化学、铅化学、砷化学、矾化学以及冶金技术，都由于炼丹家的创造而遥遥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中国四大发明之一的火药，也是在丹家的炼丹炉里诞生的；中国炼丹术经过阿拉伯传到欧洲之后，又成了近代化学的摇篮。
从医学史的角度研究炼丹术，当然不能主要着眼于其一般的化学成就，更应该注重它在医药方面的重要贡献。
15世纪末叶的巴拉塞尔修斯有一句名言：“金丹术的宗旨不是炼冶黄金，而在于为人类疾患研制药品。”(转引前引李约瑟文，见《中华文史论丛》(3)；99；1979)。虽然炼丹作为长生术日趋衰落，但它作为“为人类疾患研制药品”的化学技术却没有被遗忘，医药学家们只是把它的应用重点从保健医学转移到治疗医学上来。
丹药用于疾病的治疗，有外用和内服两种给药途径。
郑玄注《周礼·天官冢宰下》疗疡“五毒”时提到的“五毒方”，是关于丹药外用的最早记载：“五毒，五药之有毒者，今医人有五毒之药，作之合黄礜，瞿石胆、丹砂、雄黄、礜石、慈石其中，烧之三日三夜，其烟上著，以鸡羽扫取之以注创，恶肉破骨则尽出。”(《十三经注疏》第668页中华书局影印本1980)。虽然，丹砂、雄黄、礜石等在《五十二病方》中已被用作疡科外用药，但这些用法不会是“五毒方”的直接渊源。
《抱朴子·内篇·金丹》载录的《太清经》“九光丹”中的五石，除曾青与“五毒方”中的石胆不同外，其余四味则全然无异，因此有人断定二者存在着同源关系(赵匡华、张蕙珍汉代疡科“五毒方”的源流与实验研究自然科学史研究1(3)；199；1985)。丹砂、雄黄、礜石、磁石、曾青等，在西汉时期已是被神秘化了的炼丹常用原料，“五毒方”将“五毒”混合升炼的方法，应当首先是炼丹家的技术成果。《周礼》把”五毒”与“五气”、“五药”、“五味”并举，似乎属于泛论而并无具体所指，所以郑玄只说：“今医人有五毒之药”，而没有断定周人也曾用过此方。不过，“五毒方”至迟在东汉时期已被用于外科临床。
汉代以后，丹药外治疮疡的方法一直没有失传。《外台秘要》卷十四、卷三十分别记载的“范汪飞黄散”和“广济飞黄散”，所用药物和炼制方法，都与汉代“五毒方”相近似。宋代文学家杨亿，曾在笔记中记述了宋人按郑玄法合药治愈疮疡的事例(许叔微《普济本事方》第99页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59)。可见“五毒方”通过方书记载或口耳授受，不绝如缕地流传下来。
《刘涓子鬼遗方》(499)等外科专著中，很少使用炼丹产物。随着服丹中毒事故的不断发生，人们对丹药内服的方式产生了怀疑和恐惧，而对外用丹药治疗外科疾患的疗效和安全程度却给予了越来越充分的肯定。一些外科专著及综合性医书的外科篇卷中，都大量记载了丹药的制备方法和临床应用，从而外科成了丹药的主要用武之地，炼制外用丹药成了炼丹术的主流。
根据丹药的烧炼方法和化学组成，可把众多丹药配方分为氧化汞类(如红升丹)、氯化汞类(如白降丹)、硫化汞类(如太乙小环丹)以及其它杂类四大类型。目前各类丹药仍被用于骨髓炎、骨结核、淋巴结核等，在外科临床上发挥着重要作用。

 

[花香丁]

第六节 少数民族医学

一、藏医学
公元前三百年左右，西藏最早的统治涅赤赞普从玻密来到雅隆神山绛妥孜(今山南地区穷结县附近)他认为雅隆是个好地方，这里的雅拉香波山奇异壮观，于是来到赞塘阁希(在今山南附近)。那里的人表达他们要推涅赤赞普为王的意愿。在即将就座之时，涅赤赞普提出了六条疑问，其中有一条就是关于“毒物”。当时，从象雄来的贤者拉·戈玛由德回答藏王说：“有毒就有药”，(《五都遗教·太臣教诫》(藏文版)，第135页民族出版社，1988)，意思是可以用药来对治中毒症，由此也可见，当时的人们已经掌握了一些药物方面的知识。
藏医学的形成据载：藏历木狗年出生的吐蕃王朝第二十八代赞普拉妥妥日年赞(254~374)在位时期，从天竺来了两位医生，名为戈齐碧齐和碧戈拉孜在西藏民间行医，传授医学知识，对本医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赞普把他请到永布拉岗王宫，并表达把他们留下来传授和从事医疗事业的愿望，两人欣然区允。赞普还把公主益吉悦怡嫁给碧章戈章，并生下儿子董格妥觉间。长大后，二位医生向他传授了《脉经》、《食经》、《药经》、《放血火灸经》和《医械工巧经》等，医术逐渐精通，并成为名医。后来两位天竺医生归国，董格妥觉间就担任了藏王拉妥妥日年赞及其子赤年松赞的保健太医。此后，董格妥觉间的儿子慧广子、慧无比子、慧明子、慧仓子、慧友子代代相传，五代业医，依次担任第29代~33代藏工赞普的保健太医。如30代藏王仲年德吾，因为受地魔所缠身，患有疠疾，他留下遗嘱：为免于后代再受此苦，他愿在活着时便住进穷结香达的坟墓，他的儿子叫贡巴札，患有眼疾(这是一种先天盲症，估计是一种先天性白内障)，请来吐谷浑一专治眼病的名医来为他治疗，其属下遵此嘱，请来吐谷浑医生，用金针治愈了王子的眼疾。王子重见光明后，最先见到的是拉萨何达莫日山上的羊，所以后来他即位时名叫达日年思(意为看到达日山上的盘羊)。
二、彝医学
彝族历史悠久，其民族散居于今四川、云南、贵州及广西等省区，先民与羌族也有联系。彝族传说其先民也是猴子所变，其民族文字据说在公元前若干世纪即已应用。现在挖掘，流传的彝医著作已有一些，如《勒俄特依》、《聂诺苏期》，还有民间存在的手抄本如《此母都齐》(补泄药)以及无书名之手抄本甚多。
根据这些资料、传说，研究者认为，古彝民很早就掌握了一些医药知识，如原始彝族先民利用火来治病、熟食保健，利用石器直至瓦片针和后来的金属针做针刺治疗。他们认为，人体以四大经络为主，其穴位大多是静脉放血点，经穴和气穴。彝族社会在进入父系氏族社会的曲布开始，就已经有巫术活动了。据《勒俄特依》记载：此时已有彝文记载的经书，书中还出现“医药”。“枯此齐”(内治、内服)和“依此齐”(外治)等名词术语。
彝族先民很早就认识药物，如对植物药中的“毒药”(草鸟这一类)认识深刻，毕魔的经书中，就有专门记载毒药的《都波都(火巴)》，用它们来治疗疮疡、肿毒、风湿及疼痛等病症。在动物药方面，用得多的是自然界一些小动物鲜血，生吞鱼、猪、牛、羊……等动物胆。也知道利用天然的硝石、硫磺、盐……等等来治疗外伤、跌打肿痛。
总之，这一时期的彝族医药是由原始医疗活动，积累经验，逐渐丰富的过程，但还没有形成系统的知识。
三、维医学
这一时期塔里木盆地周围绿洲又增加了新的居民成分。匈奴、鲜卑、羌族、汉族及印欧语系的雅利安人、粟特人等都有迁入。公元五世纪初，焉耆一带曾被柔然人统治，公元552年，突厥军队击败柔然，建突厥汗国，天山南北皆在其统治之下。
晋·崔豹《古今注》记乌孙国有一种青田核，“得碧水则有酒味，出如醇美好酒……饮之尽随更注水，随尽随盛，不可久置，久置则苦不可饮。曰青田酒。”一位中原汉人得到过的两枚“青田核”。乌孙墓出土有陶制扁平茧形壶，装酒、水或奶，甚便于携带。此壶形制与陕西关中战国墓出土所见相仿。《魏书》记“悦般因在乌孙北……其先匈奴北单于之部落也……其人清洁朝俗，日三澡漱，然后饮食。国南界有大山，山傍石皆燋熔流地数千里乃凝坚，人取以为药，即石流黄也。
葡陶及葡陶酒亦殊著名。曹丕云其“味长汁多，除烦消渴。又酿以为酒，甘于曲蘖善醉而易醒，”(诏令)尼雅出土卢文续记用阴干葡陶代替经蜜做丸，至今沿用，“琐琐葡萄”即南方所称“番葡萄”，阴干后入药，解表透疹，利尿解毒，可治小儿麻疹、热淋涩痛、胎动不安等。甜瓜(哈密瓜)亦入药，《本草纲目》谓其“止渴除烦热，利小便，通三焦闭壅气，治口鼻疮。”籽、蒂亦入药。民间认为长吃甜瓜可长寿。
高昌王朝墓葬出土物有铜网眼罩、踢鞠球书、树叶锦丑衣(月经带)文书记述、牙签、耳勺等个人卫生用具。城中有陶质下水道及良好给水系统、护城河。文书中包括货屋人“不得病死”，痈创病人不得参与祭祀，以及病情报告、医治不安致死之调查等，可见医事制度一斑。户口账中记有“2人，医学生”，推测有医学馆之设立。
吐鲁番受中原文化影响甚大。除四书五经教授，“风俗、婚姻、丧葬与华夏小异而大同。”(《梁书·诸夷传》)所出土医药文书，有《唐人选方第二种》、《车草经集注》、《耆婆五脏论》、《诸医方髓》、《七名氏禁方第一仲》、《针灸节抄》、《牛病重药方》、《萎蕤丸服药方》(并药丸实物一枚)、《刘湄子鬼遗方》、《怀男怀女法》等多种残卷，今藏于德国、日本及新疆博物馆。特别是日本人掠去药价文书16种，记载了药物互市情况，中原药物及西方贩卖之香药，石蜜等均在此交易。一份文书记售香药2983斤，硇砂925斤，合瑜右、郁金根、石蜜等共4190斤，数量甚大。
公元前二世纪，佛教首先传入于阗，印度医药亦影响到新疆。印度医书有被译为于阗语，称《于阗语医学文献》，为斯文赫定、斯坦因掠去。唐天宝年间(八世纪)出现了一位名医赞巴希拉哈(生年不详)，应藏王之邀入吐蕃，将印度医学和本地经验带到西藏。
1890年，Bowen氏在龟兹佛教塔发现七部古梵文著作，时代在公元前350年左右，包括医书三部。第一部论大蒜用途：长食可长寿；第二部名《精髓》(Naranitaka)，记妙闻氏等古医家及处方；第三部为药物方剂。由此推测，当时涌入新疆之印度医书必不少。据《隋书·经籍志》所载录之《西域诸仙所集要方》、《西域婆罗仙人方》、《西域名医所集要方》等，可能是经新疆(西域)、医师所手辑、转译之医方，传于中土。
四、壮医学
晋代的《南方草木状》，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植物学专著，其中就记载了许多壮医用药：如“吉利草，其茎如金钗股，形类石斛，根类芍药，交广俚俗多蓄蛊毒，惟此草能解之，极验。吴黄武中，江夏李侯以罪涉合浦，始入境，遇毒，其奴吉利者，偶得是草，与候服，遂解。”清代谢谢启昆的《广西通志》中尚有吉利草产于壮族聚居的上林县的记载。
“蕹，叶如落葵而小，性冷味甘……南方之奇蔬也。治葛有大毒，以蕹汁滴其亩，当时萎死，世传魏武能噉治葛至一尺，云先食此菜。”壮族民间至今仍流传这一治疗经验。
“豆蔻花……旧说此花食之破气消痰，进酒增倍。泰康二年，交州贡一篚，上试之有验，以赐近臣。”交州当时辖有广西部分地区。
葛洪曾经来过广西，在北流县勾漏洞炼丹，对广西壮族先民的医药情况多有了解，因此在所著《肘后备急方》中有关岭南壮医壮药的记载不少。如书中记载了岭南地区治疗脚气病、防治沙虱毒(羌虫病)的经验。该书对岭南土人、俚人(壮族的先称)的用毒、解毒方法尤为重视，多次提及。在论述毒箭时曰：“凡箭毒有三种，交广夷俚用焦铜作镞，……才伤皮便洪肿沸烂而死。……中若有中之，即便餐类，或绞滤取汁饮之，并以涂疮上，须臾即定。”并指出，广西盛产的蓝青、藕、生葛根、干姜、雄黄、竹沥等皆可解之。广西盛产的鬼针草、生蓼、干姜、荆叶等，内服或外敷，可治毒蛇咬伤，对岭南地区毒药，记载更详：“岭南俚人毒药，皆因食得之，多不即觉，渐不能食，或更心中渐胀，并背急闷，先寒似瘴。”说明当时的岭南毒药中，缓发者危害亦不小。“若中毒微觉，即急取一片白银含一宿，银变色，即是药也。银色青是蓝药，银色黄赤是菌药。久久毒入眼，眼或青或黄赤，若青是蓝药，若黄赤是菌药。俚人有解治法，畏人得法，在外预合，或言三百头牛药，或言三百两银药。余住久，与首领亲狎，知其药并是常用。”并言所用的方药如生姜、常山、土常山、黄藤、都淋藤、干蓝实、白花藤、甘草、甘蔗、巴蕉等“岭南皆有”。
岭南地方病水毒、沙虱，射工、蛊毒、脚气病等，在《诸病源侯论》中也有专篇论述。
岭南越人是壮族先民，秦汉至隋，广西地区的大部分居民是越人，他们所掌握的药物知识和医疗技术，对壮族医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奠基作用。壮族医学是在秦至隋时期岭南越人创立的基础上发展和完善起来的。

 

[花香丁]

第七节 军事医学

这一时期，甲骑是军队的核心。骑兵披甲戴胃，马也用甲铠保护。重装骑兵的武器，远战用**，近战用矛戟刀剑，特别马刀是最重要的格斗兵器，故战仍以刀箭伤为主。
一、军医的设立
《太平御览》载晋朝刘德“官至太医校尉”，《资治通鉴·晋纪》中记有武帝时程据为太医司马，又《晋书·刘曜传》所载刘曜被擒，石勒“使金疮医李永疗之”之事。可见公元五至六世纪时，朝廷已有专职治疗战伤的医生——金疮医。
北魏延昌元年(512年)，“肆州地震陷裂，死伤甚多”，世宗下诏说：“亡者不可复追，主病之徒，宜加疗救，可遣太医、折伤医，并给所须之药就治”(《魏书·过宗纪》)。以上太医校尉、太医司马、金疮医和折伤医,可能都是当时的军医。
两晋南北朝时，帝王及将帅出征，也多派遣太医，或有侍医跟随。
二、士卒的体检
历史上明文记载由医生对征募入伍士兵进行体检，首推齐东昏候萧宝卷在位之时以(499-501年)。《南史·齐本纪下》叙述其役政的腐败情形：“自永元(499年)以后,魏每来伐，继以内难，杨、南徐二州人丁，三人取两，以此为率，远郡悉令上米，准行一人五十斛，输米既毕，就役如故。又先是诸郡役人，多依人士为附隶，谓之属名。又东境役苦，百姓多注籍诈病遣外。医巫所在检占诸属名，并取病身。凡属名多不合役，止避小小假，并是役荫之家。凡注病者，或已积年皆摄充将役，又追责病者租布，随其年岁多少，衔命之人，皆给货赂，随意纵舍。”从上可知，当时检查人丁是否可服乓役，不仅是医生，且有巫师在内。一方面，豪绅地主包庇应征募者逃役；一方面，巫医又借工作之便，勒索百姓钱财，放走合格的兵丁，而将有病、孱弱、贫穷的丁口充数。
三、有关军队多发病及流行病的记载
疾病对于人类生命的威胁，往往超过战争的杀伤力。战争中远行征伐，风餐露宿，容易发生各种疾病，是古代军事家早已重视的事情。三国时赤壁之战，战争还未开始，孙权主将周瑜就已断言：曹操“驱中国(指中原地区)士众远涉江湖之间，不习水土，必生疾病”。果然，曹军到江汉水网地区后，尚未接战，“军众已有疾病”(《三国志、周瑜传》)。
《魏书，武帝纪》中也记载：“公(曹操)至赤壁，与(刘)备战不利。于是大疫，吏士多死者，用引军还”。这里更把“大疫”作为曹军败还的第一位原因，赤壁大战之后半年，曹操在第一项军令中说：“自顷以来，军数征行，或遇疫气，吏士死亡不归，家室怨旷，百姓流离”(同上)。
在这一时期内，历史上所载战时多发病及流行病，大致有以下几类：
(一)疫及大疫
北魏道武帝于皇始元年(396年)亲率“六军四十余万”，南下讨慕容宝，节节胜利，但至“皇始二年(397年)八月，丙寅朔，帝自鲁口进军常山之九门，时大疫，人马牛多死。帝问疾于诸军。对曰：在者才十四五。”(《魏书·太祖纪》)。泰常八年(423年)，刘义符遣道济等救青州，“刁雍求将义兵五千要峻破之。(叔孙)建不听”说：“兵人不宜水土，疫病过半，若相持不休，兵自死尽，何须复战？今不损大军，安全而返，计之上也”(《魏书刁雍传》)。
(二)疟疾、瘴气
梁武帝时(502~549年)，殷钧任明威将军，临川内史，“郡旧多山疟，更暑必动，……，郡境无复疟疾”(《梁书·殷钩传》)。
和平元年(460年)八月，魏文成帝拓拔睿行幸河西，“西征诸军至西平，什寅走保南山”“九月，诸军济河追之，遇瘴气，多有疫疾，乃行军还”(《魏书·高宗纪》)。
(三)虏疮(天花)
葛洪《肘后方》所载之“虏疮”，说明天花在我国之流行乃由部队传播。
四、创伤的诊断和治疗
魏晋南北朝时期，实践医学的发展，使金创折疡的临证经验得到积累和发展。
《肘后方》介绍了危重创伤的早期处理，描写了颅脑损伤和外伤可导致大出血致死的部位。《外台秘要》卷20“金疮禁忌序”中引葛洪“凡金疮出血，其人若渴，当忍之。常用乾食并肥脂之物以止渴，慎勿咸食，若多饮粥荤，则血溢出杀人，不可救也。又忌嗔怒大言笑，思想阴阳，行动作劳。勿多食酸咸，饮食酒、热羹臛辈，皆使疮肿痛发，甚者即死。现代对创伤休克及出血性休克的处理，仍然采取这些措施。葛洪认为：“凡金疮，伤天囟、眉角、脑户、臂里跳脉(肱动脉)、髀内阴股(股动脉)、两乳上下、心、鸠尾，小肠及五藏之腑输(位于胸背，去脊柱三横指)皆是死处，不可疗也”颅脑损伤、肱或股大动脉出血不止，或内脏破裂，肋骨骨折所致的气血胸等证候，对现代医学来说也是严重的战伤。
刘宋时龚庆宣整理的《刘涓子鬼遗方》是中国在痈疽金疮方面论述较详的第一本方书。刘涓子曾随宋武帝刘裕北征，在军中以善治金疮痈疽闻名。全书共载方140余首，其中治金痈疽方有34首。他还提出：如被有射网的毒箭所伤，可用兰子散解毒。如箭在肉中不出，可用半夏和白蔹下筛，以酒服。并说：“浅者十日出，深者二十日，终不住肉中”。

 

[花香丁]

第八节 中外医学交流

三国以后，与外国的陆上、海上交通均已逐渐发达，交往逐渐开展，其间自然也带来了医药卫生方面的交往。
一、中印医学交流
中印两国，都是古代的文明古国，各有自己的民族文化。两国的医学在古代都已十分发达。早在后汉时期波斯籍佛徒安世高开始翻译佛经，其中即有涉及医学的一些内容，如关于胚胎发育的内容，就出现在《地道经》中。古印度医学是吠陀时期出现的，称为“寿命吠陀”，或称阿输吠陀，其内容大致有八个方面，体现在后代古印度医学遗留的一些医学著作中如伐八他氏(Vagbhata)的《八支心要集》，此八支的内容包括内科，又称身病医方又称之为身患)，外科，小外科又称利器医方，鬼病方科，小儿科或称看童法，毒药科又称恶揭陀药科论，亦即解毒学，长寿科及性医学。由于两晋时代佛学已经陆续输入我国，而古代印度佛学中有五明学，其中之工巧明即包括寿命吠陀在内，这就难怪两晋以后，印度医学曾在我国产生一定的反响。如佛学讲究四大学说，葛洪《肘后备急方》经梁陶弘景整理后，就把它更名为《补阙肘后百一方》，并且提出：“人用四大成身，一大辄有一百一病，是故深宜自想。”这些都是受印度的“四大”学说的影响的。我国对印度的医学上曾有过一些影响，如六世纪的高僧宋云在其《行纪》中，就介绍了华佗医术在印度传播的情况。我国的药物，早就通过丝绸之路输入印度，被誉为“神州上药”，这从唐代僧人赴印度取经归来所写的著作中可以见到。
二、中日医学交流
中国与日本是一衣带水的邻邦，早就有友好往来。早期的日本在与中医学的接触方面，主要是通过古代朝鲜进行的，其后，我国与日本的往来就比较频繁。日人木宫泰彦在《日中文化交流史》中指出：“《宋书》和《南史》中所载日本和南朝的往来虽然主要出自政治关系，而来往于汉人的文化中枢南朝首都建康前后既达八次之多，亲眼看到中国宫庭中庄严的仪式礼节和汉人的灿烂的文化生活，必然带回一些新知识，对日本文化的发展发生很大的影响。应该说，在本时期的早期，中医时日本的影响主要是间接的，如日本仁德天皇时，当时朝鲜的韩医方即传入日本”。(史世勤《中医传日史略》，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后来，允恭天皇、雄略天皇(五世纪)、钦明天皇(六世纪)曾先后向朝鲜求医，有的是因为皇室成员或天皇本人患病，有的是时疫病流行。朝鲜曾应请分别派出金波镇、汉纪武及其他医家去日，以“韩医方”开展治疗，而当时之韩医方即是中药为主的医疗体系。
公元562年，日本钦明天皇时期，吴人知聪携《明堂图》共一百六十四卷到日本，对该国后来古代医学，尤其是针灸医学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此后，日本的医学发展很快，出现了一些著名的医家和医著，如公元808年出云广员的《大同类聚方》，是为最早的日本汉医方，深江辅仁有《掌中要方》、《本草和名》等，也都较有影响，其他医家还有和气广世、小野根藏等，也都是有名汉方医家。这些都与这时期汉医方的传入所打下的基础密切相关。
三、中朝医药交流
中朝两国山水相连，自古以来文化交流十分密切，早在西汉时期，中国与朝鲜之间医、药、卫生等方面交流已经开始。
中朝医药交流到了两晋南北朝时期更频繁和深入。早在公元四世纪中叶，中国僧侣顺道、阿道、摩罗难陀和墨胡子等携汉译文佛经相继到高句丽(公元372年)、百济(公元384年)和新罗(公元422年)。由于佛典“五明”中就有“医方明”，所以僧侣本身知医药会施疗(金斗钟：《韩国医学史》，第42，36，37，41，48页，韩国探求堂，1966年版)。
据朝鲜《三国遗事》卷三“顺道肇丽”，“阿道基罗”条的记载，当时去朝鲜的中国僧侣顺道、阿道、墨胡子等会施医疗，出入于宫廷，边传教，边施疗(然禅师撰《三国遗史》，第200，203~205页，韩国学友社刊，1964年改订版)。加之，以施疗为主的僧医也逐步增多，曾一度在朝鲜颇盛行僧侣医学。随后葛洪《肘后方》、陶弘景《本草经集注》也相继传去，中国养生法及炼丹、炼金术，朝鲜称它为“仙道术”，陶弘景《本草经集注》：“金屑，辟恶而有毒，不炼服之杀人，高丽……成器炼熟可服”(陶弘景：《本草经集注》)。百济把葛氏《肘后方》的治肺痈方和治丁肿方收载于《百济新集方》里(金信根：《韩医药书考》第1页，汉城大学校出版部，1989年初版)，据《周书》载，百济“兵有弓箭、刀梢……其秀异者颇解文，又解阴阳五行……又解医药卜巫占相之术。”(《二十五史》，“周书”，第8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版)。时隔二十年后，中国陈文帝天嘉二年(561)，吴人知聪携内外典《本草经》、《明堂图》等164卷医药书赴日，途中路经高句丽，在高句丽传授了汉医学，(坂本太郎等校注，《日本古籍文学大系》分卷，“日本书记”(下)“卷19”,第126页，岩波书店，1965年版)，更进一步地促进了朝鲜医学的发展。医事制度方面，朝鲜百济按照中国南北朝时期将医者与药者分工成为太医丞和药藏丞的作法，设置了医博士和采药师。(金斗钟：《韩国医学史》，第12，36，37，41，48页，韩国探求堂，1966年版)。
本时期，中朝两国间的药品交往亦较密切，陶弘景撰《本草经集注》里收载的高句丽、百济所产和使用药材就有人参、金屑、细辛、王味子、款冬花、白附子、蜈蚣、昆布、芜荑、银屑等，且对药材形状和药性做了详细记述，如对人参记述“乃重百济者，形细而坚白，气味薄于上党；次用高句丽，形大而虚软，不及百济……”，再如对款冬花记述“第一出河北，次出高丽，百济，其花以大菊花。”(陶弘景《本草经集注》)
四、与其他国家的医学交流
古代的越南属交州辖地，两晋南北朝时期，有一些有关交州的记载。如贾思勰《齐民要求》，晋·稽含《南方草木状》等，都载有交州的物产，其中有些与医药有关。如：《异物志》提到交州的椰树，说它”实如瓠……食之美于胡桃味也。肤里有汁斗余，其清如水，其味美于蜜，食其肤，可以不饥；食其汁，则愈渴。”《齐民要术》引《南中八郡志》说：“交趾特出好桔，大且甘，而不可多啖，令人下痢。”书中还提到诸如扶留蘖、桶子、槟榔、鬼目等也都可供药用。当时越南输送到中国的香药有沉香苏合香等。南齐时，苍梧道士林胜在越南行医，以温白丸治，下腹胀满颇效验。《南齐书》还载有“林邑国传”，其中有关于丧葬等卫生习俗的内容，如说人死后“燔尸中野以为葬，远界有灵鹫鸟，知人将死，集其家食死人肉尽，飞去，乃取骨烧灰投海中水葬。”《南史》记载、扶南(即今柬埔寨)国王遣使送中国以郁金、苏合香等。干陀利国、婆利国(即今印度尼西亚的加里曼丹岛)输送给中国物品内有香药。
我国医学在这一时期也传入阿拉伯地区。如西晋王叔和《脉经》，就曾传到该地区，后来阿拉伯医圣阿维森纳的《医典》中。就反映了《脉经》中关于脉象的内容。另外，我国还从其他国家输入一些医方书。如《隋书·经籍志》所载的《乾陀利国治鬼方》十卷、《新录乾陀利治鬼方》五卷，据考证。此乾陀利在刘宋时为干陀利，即今之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其中之治鬼方或与印度八支中之鬼病科相似(范行准：《中国医学史略》中医古籍出版社1986)。

 

[gqdxk]

学学历史很有好处，不要仅仅只学医学史啊，而且也不能只学中国医学史

 

[cd小草]

历史推前潮,怎可不知晓

 

[花香丁]

第六章 隋唐五代医学(公元581-960年)
公元581年杨坚夺取了北周政权，建立隋朝，改元开皇，定都长安，是为隋文帝。
隋的统一，加强了南北经济文化的联系，促进了各民族间的融合和经济文化的发展。尽管隋政权仅38年，但隋文帝创立的一些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方面的制度，对以后历代封建王朝都产生了深远影响。统一不久的隋朝，上层统治集团的腐朽逐渐暴露，土地兼并加剧，社会矛盾日益加深，特别是炀帝穷兵赎武，横征暴敛，穷奢极侈，大修宫河，巡游无度，连年征战，役税酷繁，劳民伤财，以致使国内“耕稼失时，田畴多荒”，严重破坏了生产和经济基础，广大人民被迫不得不“采树皮叶，或捣藁为末，或煮土而食之，诸物皆尽，乃自相食，”此致民怨沸腾遍处暴发起义，从根本上动摇了隋王朝政权。此时，官僚、地主乘机纷纷起兵，夺取农民起义的果实，公元618年，出身于关陇贵族的李渊攻入长安，废除恭帝，建国号唐。
唐高祖李渊和唐太宗李世民以及他们的辅臣，都亲眼见到隋末政治的腐败和隋政权的覆亡，亲身体验到农民起义的巨大威力，因此，唐太宗多次告诫太子、诸王说：“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因而他“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民衣食有余，则自不为盗”。
在意识形态方面，佛教经南北朝的长足发展，到唐朝进入鼎盛阶段，唐高祖托附老子李聃为先祖，提高了道教地位，而儒学则一直是统治者始终尊崇的治国之本。佛道儒的发展对医学和医学家也产生重要影响，许多医学著作中也可看到儒、道、释的时代烙印。佛经中若干医学思想和医疗经验，道家的养生学说等曾为隋唐医家广泛吸取。关于佛家的因果报应和道家的长生不老等唯心思想，柳宗元所作《天对》、《天说》、《封建论》等，指出天地、阴阳都是自然物，否定因果报应，反对韩愈无能行使赏罚祸福的唯心观点，他的“元气论”，也丰富了中医学的理论。刘禹锡则在《天论》中，探讨了天与人的关系，提出“天人交相胜”等说，指出天之道在生万物，人之道在于治万物，自然界与社会存在区别，又相互作用，有力地反对了宗教宿命论的世界观，有利于医学家在实际中研究。
随着生产发展，社会安定，人口也不断增长。永徽三年(652)全国有户三百八十万，较太宗初年增加将近一百万。开元二十四年计户八百一万八千七百一十，比永徽初年增加两倍余。
经济的繁荣，促进了商品贸易的发展，对外贸易也明显发展。唐代的统一，丝绸之路畅通，这条通道上的交流更为频繁，长安是此路的起点。通过这条道路，我国同中亚、南亚、伊朗、阿拉伯，直至欧洲都保持着联系；唐中期以后，海上贸易也发达起来，唐政府开始在广州设“市舶司”以管理国际贸易，造船技术与此相应也有很大进步。随着天文学进步，利用日、月、星辰来确定航行方位的天文航海技术亦进步熟练，更促进了航海事业的发达和海上航路的扩展。
在此时期，如传统的纺织、矿冶、陶瓷、造纸等手工业技艺也都达到了新水平。造纸手工业已遍及全国。雕版印刷术在隋唐之际问世，是人类文明史上划时代的发明。雕版印刷工艺简单，费用低廉，印刷便捷，较手写传抄优越，因而被迅速推广，当时印刷主要用于印佛经、佛像。
印刷术发明不仅推动了国内文化科学的发展，还相继传入新罗、日本，以至中亚和欧洲，促进了世界文化的传播。唐代绘画、书法、雕塑、音乐都有很高成就，敦煌莫高窟壁画和雕塑窟洞中，唐窟约占一半，其他虽以佛教故事为主要题材，但亦存不少反映唐代社会生活的内容。其中包括反映医药卫生的壁画，非常宝贵。唐代书法对后世影响很大，后世中医学者亦多重视书法，孙思邈书法功力颇深，其墨迹被收南宋淳熙秘阁续法帖之中。
唐代史学有重要发展。我国第一部史学评论著作刘知几的《史通》，富于批判精神，他提出史家须具才、学、识三长等见解，对史学家包括医史工作者，也深有启迪。
唐王朝曾把道教奉为国教，不少帝王热衷于炼丹饵药，炼丹道士出入宫庭，出现了不少炼丹家和炼丹著述，其中许多有关制药和化学的知识及技术已相当成熟。此外也掌握了炼丹过程中调节炭量和燃烧时间来控制温度的经验，知道了“以硫黄，雄黄合硝石，并密(当是“蜜”字之误)烧之”会发生“焰起，烧手面及屋宇”的现象，炼丹中所得到的化学药物，在唐代医药学上得到广泛应用。孙思邈在《千金方》记载的飞水银霜方和“太一神精丹”的制备，《唐本草》记述的齿科填充剂等等，真实地反映了这方面的情况。
医学，在隋唐时期也得到了全面的发展。经济文化繁荣昌盛，科学技术的进步，中外交流频繁，以及隋唐统治者对医学的重视都对医学发展和进步创造了良好的机遇和条件。

隋唐医学发展的特点：

一、隋唐时期特别是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医药文化也绚丽纷呈，医药学思维活跃，内外交流频繁，出现空前昌盛的局面。以前只以局部地区或医学个人经验从事医疗实践和著述活动的局面已被打破。全面综合整理以前的医学成就，吸取当代医家、人民群众和来自外国和兄弟民族的有效方药经验，在总结新经验和吸收新成就的基础上，继往开来，为医学的理论和实践在更高的层次上继续发展奠定了新的基础。

二、医药学术和疾病防治的研究，趋向深入细致，对每一类疾病和每一症侯的病因、病理、临床表现在更深的层次中提高了认识，治疗的针对性更强，也更为有效。

三、兴办医学教育，形成较完整的医学教育体系，同时注意医药学术和防治知识的规范和普及，培养医学后继人才，促进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唐代，从中央到地方已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医学教育体系。还吸收外国留学生入学，从而极大地促进了医学整体水平的提高，对后世学校式医学教育的发展有奠基作用。唐政府主持修订并颂布了《新修本草》，使药物学在新的时代有了新的规范，并且是学校教材。隋代曾编撰《四海类聚方》2600卷，掇其要300卷，颁行天下，到唐代先后编有《广济方》、《广利方》等颁行，对普及医药知识促进卫生事业发展起了良好的作用。

四、国家的统一，中外交通的发达，民族文化的融合，促进了医药知识的交流和传播，不仅对国外及我国许多少数民族医药知识兼收并蓄，并给祖国医学注入新的血液，如唐代文成公主、金城公主入藏，带去大批医书药物等，对藏医学的形成和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中外医学交流也有发展，如在唐代医学著作中有明显的印度医学的影响，而日、朝留学生的来华，中国医学对日、朝医学的形成和发展也有不可低估的作用。


第一节 军事制度和医学教育
第二节 卫生保健和养生
第三节 病因症候学的总结
第四节 临床医学的发展
第五节 药物学
第六节 少数民族医学
第七节 军事医学
第八节 中外医药交流
第九节 医学著作
第十节 名医传记

 

[花香丁]

第一节 医事制度和医学教育

一、医事制度
隋文帝建立政权后，除改周之六官外，其制度多依前代之法。唐朝则多承隋制，“随时署置，多从省便”(刘昫等《旧唐书》卷42，志第22职官志，P1783，中华书局)，仅有小的改动。五代十国时，政权更替频繁，典章多袭前代，无多创设。隋唐医事制度，主要建立有三个系统，一是为帝王服务的尚药局和食医；二是为太子服务的药藏局和掌医；三是百官医疗兼教育机构的太医署及地方医疗机构。
1、尚药局和食医
尚药局之尚药奉御的职责是掌管为帝王合和御药及诊候方脉事，直长则为其助理。合和御药时，尚药奉御与殿中监有责共同监视直至药成，然后由医佐以上人员尝试后封印，写上该药名药物及组成，并注明制成之年月日，监视者亦均需署名，然后方可上奏。待皇上服该药之日，仍需由尚药奉御先尝，次殿中监尝，再皇太子尝，然后才由皇上服用。侍御医的职责为诊候调和；司医则协助御医分疗众疾；主药、药童掌刮削捣筛等加工药物。按摩师、咒禁师所掌同太医。食医掌“和齐所宜”，即掌膳食四时五味配合之宜。
尚药局进御的药物，每季由太常检查，凡腐朽霉烂者发还。左右羽林军、飞骑万骑有病者，则赐以药。在王公等官奏请皇帝同意后，尚药局医官也为王公大臣以下官员诊疗。
唐贞元十五年(799)后有“翰林医官”职，如《唐会要》载“贞元十五年四月敕”，殿中省尚药局司医，宜更置一员：医佐加置两员，仍并留授翰林医官，所司不得注拟”。(王傅《唐会要》卷65，P.1127中华书局1955年)何时设置待考。这可能是中国医学史上最早设置之翰林医宫。
2、药藏局和掌医
药藏局是东宫官属下的机构，属门下坊管理，专为太子服务的医疗机构。药藏郎掌和医药，丞为之助理。皇太子有疾，由侍医诊侯议方，典药、药童为之修合医药。药进呈，由宫臣莅尝，如同尚药局之职。此外，太子内官中还有掌医三人，从八品，主医药，治疗太子宫人之疾患。
皇子的王宫中，置有“典医丞”(《隋书》卷27志22，百官中，P755)管理医事。
3、太医署为国家的医疗机关，也是教育机构。隋代属太常寺统领。有太医令二人(从七品下)、丞二人(从八品下)、主药二人、医师二百人、医生一百二十人、药园师二人、医博士二人、助教二人、按摩博士二人、咒禁博士二人，共三百三十余人。隋场帝时又增医监五人、医正十人。太医令掌诸医疗之法，并掌管该署之政令，丞则为其助理。医师、医正、医工主要为人诊疗疾病。诸博士及助教除医疗外，主要是以医术教授诸生。
唐代太医署承隋制，在人员配备上，似加强了医政的管理及教育的职责，在太医署下明确设医、针、按摩、咒禁四科，针科则为新设，各科均有博士、助教教授学生，有医工、医师辅助教学，并规定太医令、丞每季考核诸医针生一次，明显加强了太医署的教育职责。唐太医署仍有主药、药童以管理修合药材、药园师，药园生、掌固等栽培收采药材及药园师负有培养药园生成药师之责。太医署之教育管理、行政设施、课程考试等见“医学教育”节。
上述医事有关人员与其他官员一样按品级领取月俸。“医术者，不得过尚药奉御”，因而医官员阶最高为五品下。
隋唐时期地方医事制度也有所建树。隋代郡县官府均有医生。唐代地方医事较隋代更为重视，并建立了一套机构，其规定是：
京兆、河南，太原等府设医学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学生二十人。大都督府设医学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学生十五人：中都督府医学博士一人、学生十五人；下都督府医学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学生十二人；上州医学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学生十五人；中州医学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学生十二人；下州医学博士一人、学主十人(《旧唐书》卷44，志21，职官三，P.1915县官员)。
上述这些都督府，大、中、小州的医学博士，均身兼医疗、教学之职。既以“百药救民疾病”，又在助教协助下，教授学生，学主并有在州境内巡回医疗的任务。如贞观二十七年，在复置医学生时，就明确了“掌州境巡疗”(《新唐书》卷49下，志39下，百官下P1314)的职责，唐代州县等之医药设置，是由户口数决定的。以开元盛世言，四万户以上为上州，二万五千户为中州，不足二万户为下州，以每户平均五人计，约千人就有一医学生，这个比例在这一时期应该说是不低的。从而可见唐政府对医学的重视。
此外，隋唐时期有佛教徒办的疠人坊，以收容男女麻风病患者。唐代寺院并设立悲田院以收养病人，武后长安年后由政府置使专门管理。至开元二十二年，玄宗下令将京城乞丐也归由病坊管理，官府以本钱所收利息供给病坊开支。这些也弥补了民间医疗人员之不足，对贫病患者有所裨益。会昌五年(845)李德裕便奏请在两京及各州选取录事中年老谨厚为乡里称颂者管理，并改名养病坊。其两京给寺田十顷，大州、镇七顷，其他州五顷，以供养病充粥食之用，并以州镇羡余官钱置本收利以辅助。
此外，据《通鉴正误》载，“至德二载(757)，两京市各置济病坊，嗣后各州普遍之，多设于庙宇。”此则有平民医院之性质。
五代时后唐末帝清泰年间(934~935)，于太医署和诸道设置医药博士外，还设有翰林医官。如参加宋代《开宝本草》编撰工作的刘翰，后周世宗柴荣曾因其献经用方书而委以翰林医官职。南唐(937~975)也曾在各州设立医学，如陈士良曾任剑州(今福建南平)医学助教。
五代时对囚犯及监狱卫生也予以重视，如后唐明宗，曾敕令囚犯在狱疾病者，应委该处官吏当面录候，并令医人看候。每年夏初至八月，每五日差人洗刷枷杻一次。
周太祖曾令狱吏洒扫监狱、洗涤枷械，毋令蚤虱滋生；供给水浆，以免囚犯饥渴。如囚犯有疾，则全其家人看承；囚人无亲属，则官差医工诊候，勿致病死。
二、医学律令
隋开皇元年(581)颁布有《开皇律》，惜己佚，唐承隋制，《永徽律》在永徽四年时曾由长孙无忌奉命注疏，名《唐律疏议》，是保存至今最古最系统的封建法律著作。隋律虽不可见，但从唐代律法中，亦可见隋律之端倪，而《唐律》中涉及医药卫生的律令不少，现分录其要如下：
(一)有关医药的律令
《唐律》中涉及医药卫生的律令，均见长损无忌等撰《唐律疏议》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初编，1960年补印本)
1、诸医为人合药及题疏针刺误不如本方杀人者，徒二年半，其故不如方杀伤人死，以故杀伤论；虽不伤人，杖六十。即卖药不如本方者，亦如之。(卷26)
2、诸医违方诈疗疾病而取财物者，以盗论。(卷25)
3、诸诈病及死伤，受使检验不实者，各以所欺减一等。若实病死及伤，不以实验者，以故入人罪论。(卷25)
4、合和御药误不如本方及封题者，医绞；料理拣择不精者，徒一年；未进者各减一等；监当官司，各减医一等。(卷9)
5、诸以毒药毒人及卖者，绞；即卖买未用者，流二千里，(卷18)
6、诸诈疾有所避者，仗一百。若故自伤残者，徒一年半，其受顾请为人伤残者，与同罪。以故致死者，减斗杀罪一等。(卷25)
这六条有关医药律令部显示了当时是研究了临床实践作出的律令，否则就难以区分是医还是因药误治的种种情况，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百姓的健康。此外对犯人诈疾或故意自残、或请人伤残等以逃避罪责的手段也有所认识而用形成津令予以处理。台和御药有误而无效或误治，都要将医者处以绞刑，充分体现其维护封建帝王的特权。
(二)有关饮食卫生的律令
1、诸造御膳误犯食禁者，主食绞，若秽恶之物在食饮中，陡二年；拣择不精及进御不时，减二等：不品尝者仗一百。(卷18)
2、诸监当官司及主食之人，误将杂药至御膳所者，绞。(卷18)
3、诸外膳犯食禁者，供膳杖七十。若秽恶之物在食饮中及拣择不净者，答五十；误者，各减二等。(卷18)
4、脯肉有毒，曾经病人，有余者欲焚之，违者仗九十。若故与人食并出卖令人病者，徒一年；以故致死者，绞。即人自食致死者。从过失杀人法(盗而食者不坐)。(以上均见卷18)
上述有关卫生法令中，有两条是关于帝王的饮食的律令，误犯食禁、误将杂药带至用膳场所者亦都处以绞刑，同误医者一样，是量刑过重但此第4条则是对食物中毒之重视，这种处以重罪者可提醒人们对饮食卫生之重视，对保护健康是有利的措施。
此外《唐律》中尚有“如狂犬不杀者，答四十”亦是保障群众健康的有益措施。
(三)与囚犯有关的医药卫生律令
与囚犯有关律令有10条之多，体现了人道主义精神，囚犯有请给衣食医药的权利，与家人会面的权利，狱官不得克扣囚犯食粮，囚犯有病不得拷讯等，囚犯的这些权利由律令保障，也体现了隋唐时期社会的进步，末条徒囚病愈不计日令陪役者条，说明徒囚有病可以有病假而不服役，然后才会有病愈仍不服役而加刑事。对孕妇犯罪的两条规定是保障婴儿生命和防止流产的措施，关于应议请减条则是对老幼、残疾人的照顾。唐代对囚犯的医药卫主管理是由刑部负责的。刑部有都官郎中、员外郎各一员，“掌配役隶，薄录俘囚，经给衣粮药疗，以理诉竞雪冤。”(旧唐书》卷43志23职官P1838)，但具体执行这一工作的未见记载。
此外，唐律中还有对在役丁匠、军人及官户奴婢等医事律令，如“诸丁匠在役及防人在防、若官户奴婢疾病，主司不为请给医药救疗者，答四十；以故致死者，徒一年”。这些对主管者的处罚虽轻，但至少有警告之义，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在役丁匠、军人战士和婢仆之健康。
《唐律》又规定，“诸同姓为婚者，各徒二年，缌麻以上以奸论”。(《唐律疏义》卷44年)，同姓者，在古代一般血缘较近，缌麻则是五服以内之近亲，因而这两种婚姻对第二代的影响是很大的，用法律形式加以禁止有利于人口素质的提高。
除《唐律》规定之律令外，皇帝之敕令也同样有律令的作用。如贞观初，唐太宗阅明堂孔穴图时，见五脏之系均在背部，认为刑即鞭背，乃五刑之最轻者，岂能因鞭打背部影响脏腑甚或致死，因而于贞观四年十一月下诏：“决罪人不得鞭背”。
四、医学教育
隋唐时期是我国医学史上医学教育最为进步的时期之一，不但继续延袭着家传和师徒传授的优良传统，更开创和发展了学校式的医学教育，其规模之大，课程设置之新，教学目标之见。
我国有医学校教育性质者当始于晋，至刘宋时，医学校之性质已较晋为明显。后魏实际上已举办了医学校，但其设置、规模、制度等因缺文献记述而欠明确，隋统一全国后，在前代基础上，先后建立和完善了太医署，其它医学教育部分，分为医学教育和药学教育，医学教育设四个科系，医学系之编制有博士2人，助教2人，医师200人，医学生120人；按摩系有按摩博士20人，按摩师120人，按摩生100人；同时还设有咒禁博士2人。在药学教育方面有主药2人，药园师2人及药园生若干。共计隋代所设医学校之师生最多时达580多人，可知当时学院式医学教育已得到统治者高度重视。尤其在按摩医生的培养方面特别突出，其编制中按摩博士一职多达20人，按摩师120人，学生100人，这是整个封建社会绝无仅有者，结合隋炀帝命令集体编撰的《诸病源侯论》这部医学理论专著，虽然并不论述疾病的医疗方法和技术，但却详述了许多疾病的按摩导引等医疗技术和方法。
唐太医署实际上可视为中央医科大学，属太常寺主管，在行政管理上有太医署令二人，相当校长，负责全面领导之责。另有丞二人，相当副校长，协助太医署令之工作；府二人、史二人、医监四人、医正八人、掌固四人等，为协助校长分管教务、文书、档案和庶务等工作。
太医署学制，考核与晋升：唐代太医署的学制十分严格，据《唐六典》记载，体疗科修业期为七年；疮肿、少小科修业期为五年；耳目口齿科修业期为四年；角法修业期为三年。学生“初入学，皆行束修之礼，礼于师”，“其束修三分入博士，二分助教。以每年国子监所管学生，国子监试。州县学生，当州试，并选艺业优良者为试官。其试者，通计一年听受之业，口司大义十条，得八以上为上，得六以上为中，得五已下为下。及其学九年不贡举者并解退”。太医署对学生之学习成绩考核似更为严格，在原则上虽也指出“其考试登用，如国子监之法”，但又在注解中强调：“诸医针生读本草者即令识药形而知药性；读明堂者即令检图识其孔穴；读脉诀者即令递相诊侯，使知四时浮沉涩滑之状；读素问、黄帝针经、甲乙、脉经，皆使精熟”。最后在指出考察上述各门课程之学习成绩的制度时，要求“博士月一次试，大医令丞季一试，太常丞年终总试。若业术过于见任官者，即听补替。其在学九年无成者，皆退从本色”。又有“凡医师、医正、医工疗人疾病以其痊多少而书之以为考课”(《唐六典》卷14，第19页广雅书局刊本)，可见医主之晋升是十分重视实际技艺和诊病的疗效水平的。
关于教学纪律，对师生也都有明确的要求，《唐会要》记述：“凡学生有不率师教者则举而免之。其频三年下第，九年在学无成者亦如之”；“诸博士、助教皆分经教授学者，每授一经必令终讲，所讲未终，不得改业。诸博士助教，皆计当年讲授多少，以为考课等级”；诸生先读经文通熟，然后授文讲义，每旬放一日休假。前一日博士考试，其试读每千言内试一帖，帖三言讲义者，每二千言内问大义一条，总试三条。通二为及第，通一及不全通者，酌量决罚”。(《唐会要》卷66、卷35)
课程设置与学业教育：唐太医署的课程设置和学业教育方法也是很有特点的，既强调：集中进行医学基础课程教学，也很重视根据不同分科进行专业技术课程的小班教学方法，同时很注意学生实际临床操作技艺的培养，在共同基础学科考试及格的基础上，才可以参加分科学习。所谓“诸医生既读诸经，乃分业教习”，现分述之。
医科：是太医署五个系之最大者，其下还分五个学科，设太医博士一人，职位为正八品上，“掌以医术教授诸生习本草、甲乙经、脉经”，然后“分业教习”。“又置医师20人，医工100人，辅佐掌教医生”。(《唐六典》卷14，参阅《旧唐书》)，在其40名医学生中，学习体疗者占半数以上，为22名；疮肿科有学生6名：少小科学生6名；耳目口齿学主4名；角法学生2名，专业技术课因史料快无尚不知其详。
针科：设针博士一人，职位较医博士稍低，为从八品上，掌教针生以经脉孔穴，使识浮沉涩滑之候。又以九针为补泻之法，要求针生“针疾先察五脏育余不足而补泄之”，指出：“凡针生习业者教之如医生之法”。《唐六典)明确规定：“针生习《素问》、《黄帝针经》、《明堂》、《脉诀》；兼习《流注(针经)》、《偃侧》等图、《赤乌神针》等经。所规定之兼习课，都是五、六世纪医学家的著作，说明唐代的医学教育是很重视新理论、新技术的。针系之教育除针博士掌教外，还设针助教一人，针师10人，针工20人，辅佐针博士对20名针生之教学。
按摩：设按摩博士一人，职位比医博士低一品三级，为从九品下，掌教按摩生以消息导引之法、以除人风、寒、暑、湿、讥、饱、劳、逸之八疾，并损伤折跌者以法正之”。按摩系有按摩师四人，增置按摩工16人，辅佐按摩生30人(后减为15人)之学习，所学课程除与医科共同之医学理论、药物学学习外，专业课除上述”消息导引之法”外，还要学习“熊经鸟伸，延年之术”，如华陀之“六禽之戏”,魏文之“五槌之锻”等。按摩系实还包括有正骨之教学。
咒禁：在唐代仍有一麦位置，规模虽小，但也是五个系之一。设咒禁博士一人，掌教咒禁生以咒禁拔除邪魅之为厉者。其课程有山居方士之道禁，有出于释氏之禁咒等，其内容虽含有迷信成分，但气功以及某些心理疗法也多属之。该系有咒禁师、咒禁工各二人，辅佐博士对咒禁生10人进行教育。
药园：设府2人、史4人、掌固4人、主药8人、药园师2人、药园生8人、药童24人。但药园师除掌“以时种莳，收采诸药”。“辨其所出州土，每岁贮纳，择其良者而进焉”，更重要的是要负责药园生的教育，以及承担医科、针科、按摩科、咒禁科学生学习《本草》，辨药形、识药性，唐太医署药园之设具有很大的进步性，在“京师置药园一所，择良田三顷，取庶人16岁以上20岁以下充药园生，业成补药师”，给各科医学生提供了认药、辨药的实践机会，这也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药用植物园。
地方医学教育：唐代对地方之医学教育也比较重视，其设校之普遍和建制之严谨等，是我国封建社会所仅有。唐代的地方医学教育始于贞观初(627)，据《唐六典》记载，对全国各府、州医学校教师、学主的人数、品级都有规定。如“大都督府……医学博士1人，从八品下，助教1人，学生15人。”各地方所设之府、州医学校，除教育各地方所需医药人材外，并“掌疗民疾”，“以百药救疗平民有疾者”，凡诸州任土所出药物可用者，随时收采，以给人之疾患”。还强调：“掌州境巡疗”；“预合伤寒、时气、疟、痢等药……随需给之”，在新、旧唐书百官志中，还记有“诸州置助教，写本草、百一集验方藏之”。但同时地方医学校之设立和教学在执行中是不甚稳定的，尽管如此，仍可以反映出唐代在长安(今陕西西安)举办中央医科大学和在各州、府举办地方医校，以及在诸县设人管理“医药陈设之事”等等，均给予了前所未有的重视，这些措施对中国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都有积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