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医学通史

[花香丁]

第四节 基础医学的进展

一、解剖学
北宋在中国古代解剖学史上有重要成就。此期间前后曾进行过两次人体解剖活动，并由此产生了两部人体解剖学图谱——《欧希范五脏图》和《存真图》。
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广西地方官府处死欧希范等五十六名反叛者，并解剖死者的胸腹，宜州推官吴简(一作灵简)与医生和画工较仔细地观察了这些尸体的内脏器官，并由画工宋景描绘成图，这便是《欧项范五脏图》。这一史实在当时及稍后的许多史志及笔记文集中部有记载(范缜《东斋纪事》卷一，沈括《梦溪笔谈》卷二十六，叶梦得《岩下放言》卷下、赵与时《宾退录》卷四、李攸《宋朝史实》卷十六、杨仲良的《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四十九、郑景壁的《剧谈录》等都或详或略地记载了其始末)，该图早已佚失，难以知其详情，从《史记标注》转引杨介《存真图》中所载吴简的一段话中可以窥其大略，《存真图》云：
“宜贼欧希范被刑时，州吏吴简令画工就图之以记，详得其证。吴简云：‘凡二日剖欧希范等五十有六腹，皆详视之，喉中有窍三：一食、一水、一气，互令人吹之，各不相戾，肺之下，则有心肝胆脾；胃之下，有小肠；小肠下有大肠。小肠皆莹洁无物，大肠则为滓秽。大肠之旁则有膀胱。若心有大者、小者、方者、长者、斜者、直者、有窍者、无窍者了无相类，唯希范之心，……，如所绘焉。肝则有独片者、有二片者、育三片者，肾则有一在肝之右微下，一在脾之左微上。脾则有在心之左。至右蒙干多病嗽，则肺且胆黑；欧诠少得目疾，肝有白点，此又别内外之应。其中黄漫者脂也。’”
就已知中医文献来看，吴简对人体胸腹脏器间的位置及相互关系的描述，较之前人详明而准确得多，实际上他已注意到右肾比左肾的位置略低，这是了不起的发现，他明确指出脾在心之左(不言而喻，肝则在右侧)，从形态学上纠正了左肝右脾的错误认识。不过，吴简的论述中仍有一些错误。由于时代条件的同限性，我们不能求全责备。《欧希范五脏图》不仅在生理解剖方面取得一定成就，在病理解剖方面也有可贵发现。吴简所云：“蒙干多病嗽，则肺且胆黑。”久病咳嗽而致肺颜色发黑的病理解剖现象是完全可能的。这一解剖发现不仅以事实说明中医学“有诸内必形诸外”，脏腑相关理论，而且首开了中国医学史上从人体内脏形态的改变寻找体表病症产生原因的先例。
《欧希范五脏图》是已知最早的人体解剖学图谱。不过，就其在历史上的影响而言，实不及其后问世的杨介《存真图》。《存真图》是宋徽宗崇宁年间(1102~1106)由医家杨介和画工根据他们所观察到的被宋廷处决剖刳的反叛者的胸腹内脏绘制而成的解剖图谱。《存真图》至清代初期尚存，《文渊阁书目》和《汲古阁毛氏藏书目录·医家类》均有著录。元、明时期的一些医书还转录了其解剖图谱及其说明性文字，《存真图》现在虽已佚失，但其部分内容却由这些医书而得以保存下来。从中可知，《存真图》的绘制十分简细具体，它不仅有人体胸腹内脏的正面、背面和侧面全图，而且还有分系统、分部位的分图，如：《肺侧图》、胸部内脏的右侧图形；《心气图》为有侧胸、胸腔的主要血管关系之图；《气海横膜图》，为横膈膜正在其上穿过的血管、食管等形态图；《脾目包系图》，为消化系统图；《分水阑图》，绘出了泌尿系统；《命门、大小肠膀胱之系图》，绘出了泌尿生殖系统。所绘诸图及其文字说明大致正确。
《存真图》比《欧希范五脏图》有很大的进步，这种进步不仅是《存真图》更加详细具体，也更加精确。如《欧希范五脏图》认为喉中有三窍，而《存真图》则明显绘示出喉中只有两窍，纠正了前者的错误；《心气图》绘出了心脏与肺、脾、肝、肾等脏器的血管联系，这是中国古代生理解剖学史上的重要发现。不过，《存真图》中也存在一些局限性，例如，它认为肾脏有一管直通前阴(以泄精)，并漏绘了胰脏等等。尽管如此，《存真图》仍不失为中医史上一部最有价值、最有成就的解剖学图著。
《存真图》问世以后，很快便取代了《欧希范五脏图》在解剖学领域的位置，成为当时及后世生理解剖学图著的范本。宋以后医籍中所描述的人体脏腑图形及其文字说明，基上都取之于《存真图》。
在十六世纪以前，人体实际解剖在欧洲极少见到，《欧希范五脏图》和《存真图》的出现及其影响，说明我国人体解剖学的水平，早在十一世纪曾处于当时的世界领先地位，可惜囿于长时期封建社会诸种因素的束缚，没有进一步发展起来。
二、病因学和诊断学
(一)病因学由博返约
自唐代至北宋数百年间的医书，论述病因基本上都沿袭《诸病源候论》之说。南宋时期的医家陈无择另辟路径，他对历代所积累起来的丰富的病因学内容进行高度概括，使病因学理论获得了由博返约的发展，打破了数百年来病因学停滞不前的局面，他强调：
“然六淫，天之常气，冒之则先自经络流入，内合于脏腑，为外所因。七情，人之常性，动之则先自脏腑郁发，外形于肢体，为内所因。其如饮食饥饱、叫呼伤气、尽神度量、疲极筋力、阴阳违递，乃至虎狼毒虫、金疮踒折、疰忤附著、畏压溺等，有背常理，为外因。”
在这里，陈无择按照病因的来源、致病过程等将所有病因归纳为三大类：外因，指气候因素，即六淫，也包括疫疠之气；内因，指情志因素，即七情；不内外因，指内因和外因之外的所有因素，包括不适当的饮食、劳累、房事、外伤、事故等等。这种归纳概括了各类病因的性质，对于病因学理论有提纲挈领的作用，成为后世医学进行病因分类的依据。
(二)诊断学上的创新
脉诊在宋代有重要进步，产生了几部脉学或以脉学为主的诊断学专著，如崔嘉彦的《脉诀》、刘开的《脉诀》和施发的《察病指南》等，这些著作为普及和发展脉学发挥了积极作用。
南宋医家崔嘉彦所撰《脉诀》(又称《崔氏脉诀》、《崔真人脉决》、《紫虚脉诀》)是一部以四言歌诀形式写成的普及性脉学专著。它以通俗简捷的文笔阐述了脉诊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如寸口诊脉的生理学基础，寸口分部及其常脉，寸口各部之脉所主脏腑和躯体部位，迟、数、浮、沉四种基本脉象的标准，五脏常脉。“七表八里九道”脉的脉象，脉病互参之理，各种病证的脉象和各种脉象的主病以及脉应四时之理等等。尽管这部书在脉学理论和方法上没有多大突破，但却比较成功地将复杂深奥的脉学知识以简明晓畅的形式进行了概括和表述，便于初学者习诵和掌握，易于推广，以至成为后世学习和传授脉法的重要蓝本，反复为其它脉学著作所借鉴。
南宋另一位医学家，崔嘉彦的弟子刘开(字三点，号复真子)所著的《脉诀》(又称《复真子刘先生脉法》、《刘三点脉诀》撰于1241年，也是一部普及性的脉学专著，刘开并非照搬崔氏而别有新意。
刘氏是以浮、沉、迟、数为基本脉象，以风、气、冷、热分别为这四种基本脉象所主的基本病证。又根据脉之有力和无力区分病证的虚实；根据寸、关、尺三部与上、中、下三焦的配属关系。以三部脉象诊察三角病证，再按左右手各部脉与五脏六腑的配属关系，诊察五脏六腑之病证。从而大大简化了脉学的内容，抓住了脉学的纲领；其所提出的脉象主病的关系在脉学理论上也有一定的创新，对脉学诊断作出了贡献。
南宋施发的《察病指南》是一部以脉学内容为主的诊断学专著，其贡献在于他首次创造性地绘制了脉象图。在施氏《察病指南》的“卷中”将历代脉学文献中提到的三十三种脉象依其指下感觉一一描绘成图，该图依次是：“七表”——浮、芤、滑、实、弦、紧、洪；“八里”——微、沉、缓、涩、迟、伏、濡、弱；“九道”——长、促、短、虚、结、牢、动、细、代、数、大(实为十一种)：“七死脉”——弹石、解索、雀啄、屋漏、虾游、鱼翔、釜沸。
图中圆圈表示脉的搏动区间或诊脉的区域及其切按的深度范围。圆圈内的各种图形是对各种脉象指下感觉的形象描绘，例如肖脉的脉线在圆圈中线以上，表示该脉搏动部位表浅，轻按即得，而沉脉的脉线在圆圈中线以下，表示该脉搏动部位较深，重按才得；芤脉的脉形图象中空的软膏，按之则陷(“如按葱管”)；伏脉深伏不现，故脉象图的圆圈中没有脉线；滑脉的图形为一串小圆圈，表示该脉”如盘走珠”，往来流利……这些形象化的脉象图反映了各种脉象的基本特征，它比单纯文字描述也更加直观，对初学者在临床上体会对鉴别各仲脉象有一定的帮助。施发的脉象图，是一种有意义的尝试，应当肯定其历史价值。
三、《伤寒论》的整理研究
宋代治平二年(1065年)校正医书同刊刻《伤寒论》，并对其作出了很高的评价，熙宁九年(1076年)宋太医局将此书列入医学生的必修课程，这就使《伤寒论》的学术地位空前提高。《伤寒论》其书也大为流行，对《伤寒论》的研究更为深入和普遍，较唐代有了很大进展，有许多著名医家致力于此，涌现出一大批以“伤寒”命题的研究著作。
宋代《伤寒论》研究的特点是注重临床实践中的实际应用，而并不注重原文的注释和真伪的考证及条文的编次顺序；宋代医家对《伤寒论》固然相当推崇，但并末将其视为“不可更动一字”，条文往往是选择录用，方药也经常选用其他著作及本人经验加以补充。医家们在研究中使用的方法也比较丰富，六经分证，以方类证，以法类证，以病类证，以经络释六经，以八纲择六经等等，均为此期伤寒研究著作中的常用方法。此外，这些著作中所反映的对温热病的认识，也很值得注意。
(一)庞安常与《内容总病论》
庞安常曾以善治治伤寒而闻江淮一带。其现存的著作有《伤寒总病论》。书中包括了伤寒与温病两方面的内容，前三卷论述伤寒，卷一为六经分证，卷二以法类证，卷三以病名证。主要例举张仲景《伤寒论》及《金匮要略》条文加以论述，也收入部分非仲景方。庞氏对伤寒病的认识有两个特点，其一是强调人体正气在伤寒发病中的决定性作用。所谓“勇者气行则已，怯者则著而成病”(庞安常《伤寒总病论》卷一，578，四库全书73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其二是特别注重地理、气候对用药的影响，主张因时因地制宜。他认为江淮地偏暖处，唯冬春可用桂枝汤，春末至夏至间应在麻黄、桂枝、青龙方中加入黄芩，夏至之后又须加知母、大青、石膏等清热泻火解毒之品同用。
关于时行温病，庞氏将时行分为时行寒疫与天行温病论述：将温病分成伤寒之温病与四时自感之温病。庞氏论温病的重点在于冬温之毒及四时自感乖戾之气而成脏腑阴阳温毒，具有流行性，剧则流行天下，次则一方、一乡或偏着一家，即天行温病。他根据四季五行属性配合脏腑经络，将温毒分成青筋牵、赤咏拂、黄肉随、白气理、黑骨温五大类，虽然这种分类有失牵强，很难与今天所认识的传染病进行联系，后世对此也鲜有发挥。但重要的是，庞氏所言之天行温病从病因、病机、证候分类、治法方药各方面都完全区别于伤寒病，使天行温病具有相当的独立性。人们将庞安时视为早期温病学家，当源于此。
(二)韩祗和与《伤寒微旨论》
韩祗和的《伤寒微旨论》虽旨在广仲景之法，但已从《伤寒论》中脱胎出来，极少引用原文，而是阐述韩氏本人的临证心得，书中断载四十余首方亦均为韩氏本人的经验方，只在“可下”篇中强调了仲景的三个承气汤。
韩氏对伤寒的认识立足于阴阳二字，如伤寒病因病机，他虽然同意伤寒病热之说，但认为其原因是始于阳气内郁结而后方成热病。伤寒病的诊断分类，他尤其重视辨别阴阳虚盛，辨别的标准以诊脉为依据：先察脉之浮沉以别表里，再于沉浮中察寸尺虚盛。他指寸脉为阳，尺脉为阴，关脉为界，如关前寸小，关后尺大为阳虚阴盛，反之则为阳盛阴虚，采取不同的治法方药，其次他非常重视天时气候阴阳消长，并以此来调整自己的处方用药。如春夏二季阳气升发，韩氏于汗法、温法中均参酌药力轻清而立方，并将春夏分成三个阶段，逐步递成药物的温散而增加药物的清解力。
总之韩氏的主张是平衡阴阳，反对滥用温热药物，对原《伤寒论》方进行化裁变通。此外，关于阳黄的治法创用温阳退黄，对后世治黄影响很大。
(三)朱肱与《南阳活人书》
朱肱的代表作是《南阳活人书》，此书集朱氏隐居旨近二十年钻研《伤寒论》的心得，初名《无求子伤寒百问》。朱氏用分析综合的方法类聚伤寒条文，以问答体裁，设问答百题，对伤寒病机，辨证、治法、方药各个方面进行论叙，并采撷《千金要方》、《外台秘要》、《太平圣惠方》等书中的有关方剂进行补充。
在病机方面，朱肱的观点是以经络理论释六经实质。可以认为他是最早具体阐发这一理论者，即以足三阴三阳经络的通行路线及其生理特点来分析解释仲景三阴三阳病证的临床表现及传变转归。如伤寒一二日，认为是足太阳膀胱经受病，以太阳为诸阳之会，寒束阳郁解释发热恶寒，以该经循行路线所经过解释头颈强痛、腰脊强等症。他经均作类似说明。此说对后世影响颇深，在辨证方面，提倡识经络以辨邪之所在，识脉以分表里阴阳虚实，层次分明，比较易于掌握。在治法方面，强调用药不能偏执凉热，主张根据四时气候调整饮食辅助治疗；春宜凉，夏宜寒，秋宜温，冬宜热。他赞同庞安常使用麻黄、桂枝、青龙各方当因时因地治宜的观点，春夏之季在上方中加入清热之品。关于伤寒方药的研究，朱肱采用以方类证的方法，以《伤寒论》方为条目。汇聚有关条文，一方多用时，则汇集一处。
此外，朱氏对温病的认识也颇有见地。除冬伤于寒之温热病外，还提出了中暑与湿温两种病因与伤寒无关的病证。指出中暑外证与热病相似，治宜白虎汤等，若作热病治之，复用温热药，必致发黄斑出。湿温为湿热相搏，治拟白虎加苍术清热化湿，不可发汗，汗出则至变证。
(四)许叔微与伤寒论著三种
许叔微现存伤寒研究著作有三种，即《伤寒百证歌》、《伤寒发微论》、《伤寒九十论》，三书均脱离原《伤寒论》的体裁编次，博引群书，结合其本人的经验，旨在说明《伤寒论》的基本原理与临床应用。
许氏的学术思想主要反映在《伤寒百证歌》中。此书以七言歌诀体裁叙述仲景学术思想，《伤寒论》原文只在歌诀之间以注解形式出现。书中遇《伤寒论》中有论无方时，选《千金要方》、《活人书》等书补入。论之不详，则选用《诸病源候论》等书的病机学说加以补充。此书的独到之处，在于对八纲辩证的发挥。许氏认为人纲之中，应首辨阴阳，阴阳不辨，则表里寒热瞪实莫之能辩。他将六经分证与八纲辨证相互联系。指三田为阳，三阴为阴。而三阳之中，太阳属表，阳明属里，少阳属半表半里，三阴皆属里，故里证当有阴阳之别，阳热里证莫盛于阳明，白虎、承气汤证是其典型病证，阴寒里证莫盛于少阴、四逆，理中汤证是典型病证。寒热虚实的分证又各有表里之不同。至于阳证似阴，阴证阳阳、阴盛格阳则更需要脉证合参，详加审辨，这样使八纲辨证更为具体化、条理化，而且与伤寒六经辨证又达成较为合理的统一。因此他的理论在后世伤寒临床治疗中比较通行。
《伤寒发微论》大祗是许氏学习《伤寒论》的心得体会，此书聚集了二十二篇论文，对帮助后学者理解《伤寒论》颇有裨益。《伤寒九十论》是一册医案医话集。许氏选择了九十种不同的伤寒治验病案，记载详细而较为忠实，并包括了十一例死亡之病例，每例之后均予以分析讨论，反映了许氏较高的理论水平与治疗技艺。对于《伤寒论》理论的理解及中医临床工作，至今仍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五)郭雍与《伤寒补亡论》
郭雍的《伤寒补亡论》是宋代《伤寒论》研究著作中最接近原书面貌，引用原文数量最多，文字最忠实的一家，与《注解伤寒论》相比，其主体部分，即伤寒六经证治部分及“平脉”、“辫脉”篇均基本保留原编次面貌。全书排列先是总论与脉法，次为六经证治，再次为治法、病证，治法仍以“汗吐下温灸刺水火可不可”来分类。
本书所言之“补亡”即采撷《素问》、《难经》、《金匮要略》、《诸病原候论》、《外台秘要》诸论及宋肱、庞安常、常器之诸家之说来补充仲景《伤寒论》中所阙处。从参考书的选择、证类排列、论证说理各方面，郭氏均力求细致全面。因而此书既反映了《伤寒论》的学术观点，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伤寒论》前后中医有关伤寒学术的流传情况。
郭雍对伤寒病机及辨证的认识，受朱肱的影响极深，对其六经经络病机说以及分经络、辨脉二步辨证法几乎完全接受，溶为已说。因此《伤寒补亡论》的地位恐怕不在于它对伤寒病的诊治有何独到的创见，而在于它在学术流传方面所起的作用。
四、运气学说的兴盛
以“运气七篇”(指王冰次注本《黄帝内经素问》中卷十九至二十二中的七篇论述运气学说的专著)为标志的五运六气学说，虽然形成的时代较早，但在唐代以前它却是罕为人知的，几乎没有什么实际影响。直到唐·宝应元年(公元762年)，王冰将“运气七篇”补入《素问》之中并加以注解阐发以后，运气学说才为世人所知，并逐渐受到重视。唐代后期又陆续出现了几部运气学说专著和专篇，如《素问六气玄珠密语》、《天元玉册》、《昭明隐旨》和《元和纪用经·六气用药增损法》等，其中除《昭明隐旨》已佚失外，其余三部书尚存，这几部书旧题为王冰撰，但据其内容考证可知，均为唐代后期人士伪托王冰之名而作。
宋仁宗嘉祐至宋英宗治平年间(1057~1067)，由“校正医书局”将王冰重新编次的含有“运气七篇”的二十四卷本《黄帝内经素问》选作范本，加以校正并颁行全国。“运气七篇”在王冰次注本《黄帝内经素问》中占有近三分之一的篇幅，它被作为医学经典——《素问》的重要组成部分由官方颁行全国，这无疑大大提高了它在医学领域中的地位，扩大了运气学说在医界的影响。因此，北宋的医学校——太医局以及地方医学校也将王冰次注本《素问》作为教科书，并将“运气”列为基本教试课程之一。北宋末年，运气学说由于受到宋徽宗赵佶的大力提倡和推广而进入鼎盛阶段，《圣齐经》与《圣济总录》将运气学说置于突出地位。这一措施不仅在全国医界、而且在全民范围内推广普及运气学说知识，运气学说的影响和应用至此也达到空前的兴盛时期。
刘温舒《素问入式运气论奥》(以下简称《运气论奥》)成书于宋哲宗元符二年(公元1099年)。全书共三卷，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分三十个专题，对运气学说中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进行了阐明和发挥，《运气论奥》立论比较醇正，不象《玄珠密语》和《天元玉册》那样偏僻驳杂，更无占卜灾祥的内容。它忠实于“运气七篇”的基本精神，着重摘取。“运气七篇”中原有的概念、原理和理论格局，加以阐释和发挥，该书以相当篇幅对五行生克休旺、十干、十二支、五行生成数、纳音、月建、四时气候、九宫分野等自然哲学的基本概念和理论加以论述，也是为了阐发运气学说，使之便于理解。《运气论奥》是中医史上的一部较重要的运气学说专著。
南宋时期，陈言在其《三因极一病证方论》中针对年干和年支详细而具体地开出了治疗五运太过不及和六气司天所致病证的十六首方剂。这是将运气学说的治疗原则具体落实到方药上，继《元和纪用经》之后进一步发展了运气治疗学说。
宋代运气学说的另一特点是强调运气有常有变。最先明确提出运气的常变之辨者为北宋科学家沈括。
所谓“常”是指经常性的、规律性的变化，“变”为异常的、特异性的变化。沈括认为气候及其病候的出现有常有变，运气所决定的是规律性的气候病候，而在其之外还有特异性的变化；因此在应用运气学说时就不能胶执于定法，不知变通。而应结合其时其地的具体气候病候来加以判断，《圣济总录·运气》也承认运气有常变之别，运气理论格局反映的是其常——“定期之纪”；由于种种原因，运气也有变异；对于变异的情况，就不可拘泥于常理。
提出运气有常有变是为了告诫人们要灵活应用运气学说，将运气理论格局与具体时间地域的气候情况相结合，知常达变。这种主张在后世得到了广泛的响应。

 

[花香丁]

第五节 药物学方剂的发展

一、宋代药物学发展的成就与特点
宋代，特别是北宋，由于政府的关注与重视，造纸术和印刷术的进步与推广，大批知医儒臣的参与，以及宋以前本草文献极待整理，药物的新发现和用药新经验亟需总结的客观要求等等内外因素，促使本草的研究和编纂工作空前繁荣，先后问世的多种本草学著作及药学事业的发达，是我国的药物学发展到新的高度鲜明标志。
1、药性理论的新发展：“药理”一词首见于《圣济经》。这一时期解释药效的主要方式和依据是“性味”和“法象”。《本草衍义》、《圣济经》对药物“气臭”进一步发挥，创立“气臭学说”，沈括、寇宗奭、钱乙等部认识到药物作用部位具有一定选择性，对归经理论已开始探索。
2、药品种数的增加及鉴别：现在可知宋人各种药物著作收药达1883种，较唐代《新修本草》增加了1033种，宋代新增加的药品299钟；大多为常用药，如秋石、樟脑、银杏、炉甘百、胡萝卜、曼陀罗等。药材的鉴别和药物基原的实际调查是宋代本草著作的重要内容，两宋留存下了1000余幅药物写生图；沈括、郑樵、初虞世、陈衍、范成大等都对药物名实问题进行了文献整理或实地考察。
3、采集和栽培技术提高：沈括指出采集不可限于时月，要根据药用部位、地区、气候、种植条件等不同区别对待，宋代常用药物栽培品种不下70种，种植面积大、产量高，这与将药物作为重要经济作物进行栽培有关。一些外来药物也开始引种。
4、炮制和制刑方法趋于定型：宋代药品的炮制加工和药物剂型，已在继承前人经验的基础上。渐趋完善和初步定型，《和剂同方》中炮炙方法较雷敩的《炮炙论》要丰富优越得多。从《和剂局方》起，将中药饮片的炮灸方法列为法定制药规范。直至现在，很多都以局方为依据。
5、药市和药肆进一步繁荣：宋代商业、手工业的发达，医药进一步分工官办和剂局和民间药坊的增多，大大推进了制剂和成药的发展。除官办药局外，民间药商亦很活跃。宋代的大都市中多没有专门定期的大宗药物交易市场——药市。如梓州(今四川三台县)的药市从每年九月初九至九月十一日，名重阳药市。固定地点的药铺在大都市也非常之多，如北宋汴梁(今开封)著名的药铺就有“百种园药铺”、等等。
二、综合性大型本草著作
宋代的综合性本草著作中，既有由政府主持集中大量人力物力所编纂，也有民间医家个人不辞劳苦博览群书、观察实践修撰而成册，政府主持编纂者由国家颁布，具有类似于药典的性质；而个人著作不仅是对药典的补充，甚至成为再修药典的蓝本，在两宋300余年间，由政府主持修纂、国家颁布的本草著作就有5种之多，这是任何朝代不能与之相比的。
(一)《开宝本草》：
开宝六年(973)，宋太祖即诏令修纂本草。由尚药奉御刘翰、道士马志、翰林医官翟煦、张素、王从蕴、吴复生、王光宪、陈昭遇、安自良等9人，取《新修本草》为蓝本进行修订，并采摭陈藏器《本草拾遗》等书相互参证，订正错讹，补充遗漏，再由马志统一作出注解。最后由左司员外郎知制浩扈蒙、翰林学士卢多逊等详加刊定成书20卷，命名为《开宝新详定本草》。宋太祖为之作序，由国子监镂板刊行，这是宋代第一部官修的药典性本草著作，也是我国乃至世界上第一部板刻印刷的药物学书籍。
由于《开宝新详定本草》修纂仓促，质量不能尽如人意。次年，宋太祖再次诏命刘翰马志等人重新修订。这次修订对原书“颇有增损”。最后由园林学士李昉、知制诰王祐、扈蒙等重加校勘，成书后全书合目录共21卷，命名为《开宝重定之本草》又简称《开宝本草》(《开宝本草》实际上包括《开宝本草》和《开宝重定本草》二书，现多指后者)。全书共收载药物984种，其中新增药134种，它对时过300余年的唐《新修本草》在编纂和传抄中出现的谬误进行了修订。《开宝本草》还重视吸收其它本草著作的精华，在新增的134种药物中，近百种都是从前代诸本草著作中筛选而来，如蛤蚧出自《雷公炮灸论》，仙茅出自《海药本草》。
《开宝本草》编纂者成功地制定了严谨的体例，这一体例为宋代其它官修本草著作所继承。首先是首次采用黑白字来代替朱墨分书，《开宝本草》之前的本草著作为《神农本草经》内容用朱笔抄写。《名医别录》用墨笔抄写，年久多易混淆；《开宝本草》改《神农本草经》为白字(阴文)，其它为黑字(阳文)，清晰醒目。其次，用不同简称标明文字出处：如以“唐附”表示《新修本草》新增药，以“今附”表示《开宝本草》新增药，以“陶隐居”为《本草经集注》注文，以“唐本注”为《新修本草》注。而《开宝本草》编纂者，根据文献资料所作的注文，则冠以“今按”，根据当时药物知识作的注文冠以“今注”。这一体例规定，为保存古本草文献作出了重大贡献，其严谨求实之风足堪称道。
(二)《嘉祐本草》和《图经本草》：
时隔八十年之后，随着药物学的发展，《开宝本草》已落后于时代，“本草旧本经注中，载注药物功状，甚有蔬略不备处。”嘉祐二年(1057)校正医书局，成立伊始最早承担的任务就是校修《开宝本草》，主要参与者有太常少卿直集贤院掌禹锡、职方员外郎秘阁校理林亿、殿中亟秘阁校理张洞、殿中亟馆阁校理苏颂、医官秦宗右、朱有章、太子今舍陈检等。最后由光禄寺丞高保衡负责审校。历时三年，于嘉祐五年(1060)八月书成，命名为《嘉祐补注神农本草》，简称《嘉祐本草》。在该书编纂过程中掌禹锡等又奏请仿唐故事，编纂《图经本草》得到诏准，二书同时编修而各有分工。《嘉祐本草》在《开宝本草)基础上拾遗补阙，仿《新修本草图经》辨别诸药。为了编绘《图经本革》宋仁宗敕令全国各郡县进献药物标本，举凡药物根、茎、苗、叶、花、实之形色大小，并虫、鸟、兽、玉石等等堪入药者，逐件画图，且一一注明开花、结实、收采时间，以及功效等等。
至于进口药物，即询问市舶药商，并取药物各一二两，或一二枚封角送至京城，以作编绘注解之凭据。这是继唐代之后又一次全国范围内所进行的规模浩大的药物普查。将搜集到的涉及150多个州郡所产药物和外来药物的标本、实物图形及文字说明，分类甄别编次整理，历时三年，于嘉祐六年(1061)撰成图文并茂的《图经本草》一书。因考虑到“出异手则其体不一”故《图经本草》实际上是由苏颂一人执笔完成的。《嘉祐本草》20卷，目录1卷，收载药物1082种，其中新补82种，新定17种。在编纂过程中，掌禹锡等参考了大量文献资科，引文涉及书籍达50余种，大大超过了《开宝本草》。除继承《开宝本草》旧有体例外，掌禹锡等把自家从历代文献中摘录补入该书者标为“新补”，把民间采集到的新药物标为“新定”，由掌禹锡等自家注说的内容则冠之以“臣禹锡等谨按”。《嘉祐本草》新增内容多为《开宝本草》的遗漏部分或历代本草编修中的某些问题的讨论，而缺少药性理论方面的阐发，这与校正医书局以校勘补遗为宗旨的原则是一致的。《图经本草》20卷，共载药物780，并在635种药名之下绘制了933幅药图，这是我国第一部板刻印刷的药物图谱，该书还详细介绍了药物的产地、形态、性味、功效等，并记载了大量临床经验，其中尤其注重当时异间及民族他帮的用药经验。《嘉祐本草》与《图经本草》二书相辅相成，互为补充，把宋代本草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三)《重广补注神农本草并图经》和《经史证类备急本草》：
在《嘉祐本草》之后，宋代药学史上出现了两部重要的由民间医生编撰的综合性本草，一是陈承的《重广补注神农本草并图经》；一是唐慎微的《经史证类备急本草》。把《嘉祐本草》与《图经本草》二书原有资料合并，增加自己收集的内容。
(四)《大观本草》与《政和本草》：
《证类本草》问世不久，北宋先后出现了两个重要版本，一为《大观本草》，一为《政和本草》，唐慎微书成之后，或因为无资刊行，“其书不传，世罕百焉。”大观初年，集贤院学士孙觌见到《证类本草》一书，颇为喜爱，命所属官员校正，由通仕郎行仁和县尉管勾学事艾晟作序，然后出资募集刻工镂板刊行，以求“其利于世也。”因首刊于大观二年(1108)，被后世称为《经史证类大观本草》，简称《大观本草》。《大观本草)中收录了陈承的《重广补注神农本草并图经》有关内容，并冠以“别说”以为标记。《大现本草》问世不久宋徽宗十分赞赏，并敕命医官曹孝忠领衔校勘，曹孝忠等人刊正。于政和六年(1116)成书，命名为《政和新修经史证类备用本草》，简称《政和本草》，这以北宋最后一部官修本草著作，它不同于开宝、嘉祐时的官修本草著作以前次官修本为基础，而是在纯由民间医家个人著作基础上校订而成。它虽源于唐慎微个人之作，但经政府校订颁行，就具有了药典性质。
(五)《绍兴本草》：
宋朝南迁，高宗绍兴年间，由王继先领衔、张孝直、柴源、高绍功等奉诏重修本草，以《大观本草》为底本，进行整理校勘。绍兴27年(1157)8月25日上于朝廷，由秘书省润色，国子监刊行，绍兴29年为该书刊行时间。书成，命名为《绍兴校定经史证类备急本草》，简称《绍兴本草》，是为南宋唯一的也是宋代最后一部药典性本草著作。该书为32卷，释言1卷，共载药物1748种，新添6种，如炉甘石、锡蔺脂、豌豆、胡萝卜、香菜、银杏等即为《绍兴本草》新增药物，该书虽不如《嘉祐本草》等以文献校正见长，但能根据临床实践和实际观察补充更正，亦颇有见地。此外，该书还明显具有了注重药性理论的趋向。
三、丰富多彩的民间本草著作
宋代本草著作的主流无疑是大型综合性本草著作，与此同时，在民间还流传有众多民间医药学家的各种本草著作。其中除有最著名，学术价值很高的《证类本草)以外，还有其他不少综合的专题本草著作，具有内容新颖，见解精辟，风格独特等不同特点，也是宋代本草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阐明新义的综合性本草著作
1、《日华子诸家本草》：简称《日华子本草》。为五代十国末时吴越国佚名医人所作。该书原已散佚，幸赖《嘉祐本草》中引证大量资料，尚可知其梗概。该书对药性理论颇为重视，将各种药物按临床实际疗效分为凉、冷、温、暖、热、平等六种，指出同一植物常因部位不同，而药性相异，如茅性平，茅汁却性凉；某些药物由于炮制不同，药性亦异，如干地黄，日干者平，火干者温，指出炮制在改变药性上的作用。此外在药物新品种介绍、药物形态基原、产地、采收时月、栽培、饱制等方面也有新记载。总之，该书是一部具有较高价值的综合性本草著作。
2、《本草衍义》：北宋末年，寇宗奭鉴于《嘉祐本草》和《图经本草》两书排列和释义等方面的疏误，在“从宦南北”十余年间，留意医药，广搜博采，亲自观察实践，将《嘉佑本草》中的470种释义未尽的药物，详加辩析论述。撰成《本草衍义》20卷，目录1卷。该书对药物的性味、效验、真伪、鉴别等有不少精辟论述和发明并补充以往本草著作的未备之言，遇有疑问总以实际调查为论断依据，一时无法解决个别疑点，也实事求是地承认自身的不足，如在：蠡实条下，“今不敢以蠡实为马蔺子，更俟博识者。”对后世影响颇大，题为南宋许洪、刘信甫校正的《新编类要图经本草》就是将该书与《大观本草)合编而成，金代张存惠重刻《政和本草》时也将该书逐条附入其后。元代朱丹溪在该书邀础上加以补充发挥，撰成《本草衍义补遗》一书。
3、《宝庆本草折衷》：为南宋医生陈衍所作。作者基于当时本草书籍“异同杂糅，泛切混淆”，于是“笃志诠评”。他参考了南宋诸家本草著作，芟繁纂要，在宝庆三年(1227)写成《本草精华》一书，此后又经20年的实际经验相反复修订，于淳祐八年(1248)定稿，易名为《宝庆本草折衷》，约于宝佑五年(1157)筹足资金雕饭印行。全书原20卷，载药789种。今残存14卷，药物523种。该书博采众长，被征引的南宋医药学家有缙云、艾原甫等十多家，还从一些笔记方志中摘引了有关资料，该书很注重药性理论，是南宋难得的一部综合性本草著作，具有较高的实用价值和文献价值。
此外，南宋还有几部短小精悍的综合性本草著作，如张松的《本草节要》、艾原甫的《本草集要》、王梦龙的《本草备要》、黄伯沈的《本草之节》、缙云的《纂类本草》等，惜皆失传。从《宝庆本草折衷》书后，诸家著述年辰”的评价可知这些著作在药物分类的编排，新品种的介绍都有一定价值。
(二)节要摘抄性著作
节要摘抄性本草著作从北宋时就已开始出现，嘉佑初年的宰相文彦博发现药肆全凭从采药人手中收购，不能尽识各种药材，而医生们也很少有人精通此道，一些贪利妄行之徒便借机制作的药，将《图经本草》中“常用要切”者，选择出若干种，汇编成书，名为《节要本草图》。又如南宋陈日行的《本草经注节文》。“取本草药物，删繁摭颖。”依《证类本草》编排顺序分类编次，或与教学有一定关系。
节要摘抄性本草著作反映了临床应用的需要，体现了在主流性本草著作基础上，个人撰著由博返约的趋势。
(三)专题发挥性本草著作
与处于巅峰的药典性本草著作和内容丰富的个人撰著的综合性本草著作相比，宋代专题发挥性的本草著作显得苍白贫乏。
1、《神农本草经》研究：南宋已经出现了现知最早的《神农本草经》辑本——《本草正经》，以《嘉祐本草》为底本，“摭旧辑为三卷”，并对《神农本草经》的内容进行了考证。此书至明代尚存，今已亡佚。南宋另一文人郑樵曾著《本草成书》24卷，着重对《神农本草经》条文进行了注解疏正。此书为明清以降注疏《神农本草经》之嚆矢。
2、单味药研究专论：北宋文人丁谓，《天香传》，详细记述了沉香一药的品种、形态、产地、采收等情况。杨天惠《彰明附子说》一书，详细记述了附子的载培方法、植物形态、药材鉴别等内容。此外宋代还有《菖蒲传》、《灵芝记》等论述单映药之书，皆佚。
3、良疗类本草著作：宋代有不少与食疗有关的著作，如黄庭坚的《食时五观)，郑樵的《食鉴》等，多已亡佚。其中《四时养颐录》为尚药奉御赵自化所撰，书成后献给宋真宗，真宗大悦，改名为《调膳饮食图》是一部简明食疗养生著作。南宋末年杭州人林洪以山林农村常见食物为内容，撰成《山家清供》2卷，其中有不少与食疗有关内容，如柳叶韭“能利小水，治淋闭。”土芝丹“冷则破血，用盐则泄精，取其温补”。一定程度上补充了本草著作之未备。
4、本草图谱类：除前已提及的《图经本草》，《节要本草图》等外，现存南宋的彩绘本草图谱有明代嘉定十三年(1220)画家王介绘制的一抄绘本草图谱。该书是王介调查临安慈云岭附近的药用植物，逐药考订名休、品种及分布，就地取材写生，绘制了206种药物；药图比例匀称，形态逼真，其文字部分简要，记载药物性味、功能、单万及别名等，是一部杭州地区的地方性本草著作，也是现存最古的彩绘药物图谱。
四、方剂学的成就
宋代方书空前之多，方剂理论也日益丰富。以《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为转折点，方书定上由博返约的道路，理论也日益受到重视。使方剂向标准化、规范化前进一大步。
(一)国家组织整理编纂方书
1、《太平圣惠方》，宋太宗敕令王怀隐等人集体编纂，于淳化三年(992年)成书，100卷，是继《千金》、《外台秘要》之后的又一部方书巨著。它载方16834首，以门统方，每门之前以《诸病源候论》有关理论冠其首，然后汇集方药，是一部具有理、法、方、药完整体系的医书，对后世有不小影响。庆历六年(1046)何希彭为普及医学知识，破除巫术迷信，《太平圣惠方》进行认真筛选，辑为《圣惠选方》一书，该书被作为教本沿用数百年。皇祐三年(1051)官颁方书《简要济众方》5卷，是宋仁宗有感地方缺少良医而令医官周应从《太平圣惠方》中选摘切要方剂而成书。
2、《神医普救方》又称《雍熙神医普救方》，共1000卷，是北宋初继《太平圣惠方》后的又一次方剂大荟萃，该书由贯黄中领衔编纂。参与编写的人员还有宗讷、刘锡、吴淑、吕文仲、杜镐、舒雅等，历时五年，于雍熙三年(公元986)完成这部医学巨著。惜因本书卷帙过繁，不易流行，至南宋初年即已失传了。
3、《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为宋政府编成并颁行的我国第一部成药制剂手册。最初为“熟药所”的配方底册，因熟药所原因太医局下，故被称为《太医局方》南宋绍兴二十一年(1151年)，改名为《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简称《和剂局方》或《局方》。该书经多次修订补充直到淳祐年间(1241~1252)定型，现通行本为南宋许洪校订本，全书10卷，将各方分成诸风、伤寒、诸气等14门，医方788首，每方之后除详列主治和药物外，尤其对药物的炮制印制剂作了详细说明。既有配方手册作用，也便于医生和病人选购合适成药，在历代方书中，《和剂局方》实为继《伤寒杂病论》之后校医家选用最多影响最大的方书之一，其中所载有效方剂至今仍为临床常用。
4、《圣济总录》，为北宋末年，宋徽宗诏令由政府组织医家历时七年广泛征集历代方书和民间用药编成的又一部方书巨著，全书200卷，载方近2万首。《圣济总录》成书后即遭靖康之难，镂版虽成，未及颁布，终南宋一代江南不见流传。金大定(1161~1189)年间再刻，元大德(1297~1308)年间三刻，北方地区可以见到这部巨著，但终未引起足够重视。

〔二)个人方书著作不断涌现
受政府重视医学的影响，宋代文人编撰方书风气盛行，或整理家藏及个人秘方，或搜集民间验方，其中有的著作在宋代方剂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如，沈括撰集《良方》，且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后人将此方与苏轼的经验方合刻，名《苏沈良方》，影响很大。王硕撰有《易简方》，因此医名大振，该书迎合了简便易行的客观需要，很快盛行于天下，甚至有取代《局方》之势。宋代著名的方书还有严用和的《济生方》许叔微著《普济本事方》张锐《鸡峰普济方》等等，不胜枚举，呈现出宋代方剂学蒸蒸日上蓬勃旺盛的景象。

 

[花香丁]

第六节 法医学

我国法医学在历史上是有很大贡献的，而且对国内外有着深刻而广泛的影响，其发展尤以两宋之成就最为卓著，其代表性人物与专著当首推宋慈《洗冤集录》。
一、死亡与尸体现象认识水平的提高
(一)尸斑及其成因：《洗冤集录》最早认识到尸斑(血脉坠下)的发生机制与分布特点：“凡死人，项后、背上、两肋后、腰腿内、……有微赤色，验是本人身死后，一向仰卧停泊，血脉坠下致有此激赤色，即不是别致他故身死。”
(二)腐败的性状：《洗冤集录》最先科学地描述了尸体腐败的性状，指出首先在两胁、瞻前**微青(尸绿)；其后口鼻内有恶汁流出，蛆出，通身胖胀，口唇翻，两眼突出(巨人颜貌)，疱疹起(水泡形成)；遍身皮肤青黑(血红蛋白浸润)，皮肉一概消化，骸骨显露(白骨化)，并明确指出腐败的迟速受季节、地区乃至年龄、尸体胖瘦等的影响。
(三)浸软儿：《洗冤集录》最先提出死胎与腹外死婴的鉴别法：“堕胎儿在母腹内被惊后死，胎下者衣胞紫黑色，血荫软弱；生下腹外死者，其尸谈红赤，无紫黑色及胞衣白。”血萌软弱就是今日所说的浸软儿，早在七百年前我国已经发现浸软儿是腹内死胎的特征，
二、机械性损伤检验方法的进步
(一)刀伤的生前死后：《洗冤集录》最先以出血和组织收缩两个标志作为刀伤生前死后的鉴别点，指出生前刃伤有其痕肉阔、皮肉紧缩、皮缩骨露、血荫四畔、创口皮肉血多花鲜色等特点，而死后刃伤则肉痕齐截、被割处皮不紧缩、血不灌荫、**干白。
(二)骨折生前死后的鉴别：《洗冤集录》指出生前骨折的特征是“原被伤痕，血粘骨上，有干黑血为证”，“骨断处，其接续两头各有血晕色。再以有痕骨照日看，红活，乃是生前被打分明”，“若无血荫，纵有损折，乃死后痕，”在血荫不清时，提出在红油雨伞遮掩下验骨的方法，是现代红外线检查法的先声。
(三)致内伤的确定：《洗冤集录》提出了以损伤部位与损伤强度结合判定致命伤的方法，提出的致命部位有：“顶心、囱门、两额角、两太阳、喉下、胸前、两乳、两胁肋、心腹、脑后、乘枕、阴囊、谷道。”等，但并不是伤着这些部位就死，还要结合损伤程度来考虑。
三、机械性窒息鉴别方法的进步
(一)缢沟：《洗冤集录》对缢沟的特点作了科学的描述：一般长九寸至一尺左右，起于喉上或喉下直至左右耳后发际，并在“脑后分八字，索子不交，”“八字不交”是缢沟的重要特征，绳索的性质地影响深度：“用细紧麻绳、草案在高处自缢，悬头顿身致死则痕迹深，若用全幅勒帛及白练、项帕等物，又在低处，则痕迹浅。”索沟的颜色一般是紫赤色或黑郁色，有血荫；死后缢痕色白，无血荫，《洗冤集录》正确指出脚到地、膝跪地、病卧于床等各种体位均可缢死，在非典型位置自缢，其溢沟的经路即略有不同，
(二)舌的位置：《洗冤集录》正确地指出了索沟位置与舌是否伸出齿列的关系：“若勒喉上，即口闭，牙关紧，舌抵齿不出；若勒喉下，则口开，舌尖出齿门二分至三分。”
(三)缢死的其他指征《洗冤集录》指出的其他指征尚有：流涎、悬垂位的尸体“腿上有血荫如火炙斑痕。及肚下至小腹并堕下青黑色，”大、小便失禁。“头脑骨赤色”及“牙齿赤色”。
(四)勒死：《洗冤集录》正确指出了勒死与缢死的区别，勒死者绳索多缠绕数周，并“多是于项后当正，或偏左。右系定，须有系不尽垂头处，”若被人隔物勒死，“则绳不交，喉下痕多平过，却极深，黑暗色，亦不起于耳后发际。其他区别于缢死的特点为：“头发或角子散慢，或沿身有磕擦着痕”，“尸首四畔，有扎磨纵迹去处。”此外，对扼死后假作自缢也提出了鉴别：“项上肉有指爪痕”，指爪痕即扼痕。
(五)溺死：《洗冤集录》正确指出了溺死的重要所见：“腹肚胀，拍着响”(溺水进入胃肠)、“手脚爪缝有沙泥”、“口毋内有水沫”等。
四、活体检查技术的成就
(一)残废的分级 宋代则作了比较明确的规定(《庆元条法事类·老疾犯罪》)：1、残疾：一目盲、两耳聋、手无二指、足无三指、手足无大拇指、秃疮无发、久漏下、重大瘿肿之类。2、废疾：痴哑、侏儒、腰脊折、一肢废之类。3、笃疾：恶疾、阗狂、二肢废、两目盲之类。
上述分类与今日大体相似，可以认为残废的分级乃是祖国医学，法医学的一大贡献。
(二)**畸形：
周密《癸辛杂识》和张景《补疑狱集》各记载两例**畸形案例，其中3例发生性犯罪，2例被处死，3例处以重刑。这些例子都是男性假**畸形。
五、宋代的检验制度
(一)宋代的检验法令：
两宋时期是我国古代检验制度的发展完善时期。最早与检验有关的法令是宋真宗咸平三年(1000)颁布的，(《宋会要·刑法六·检验》)对参与检验的官吏、初检、复检等做了明文规定，其后的历届朝廷对于检验人员、检验官的职责、检验的实施、检验的文件等都陆续做了许多补充规定，使宋代的检验制度日趋完善。
1、检验 明确规定：凡“杀伤公事”、“非理死者”、“死前无近亲在旁”以及“禁囚死”等均应差官检验，是为初检。对于杀伤、非理死、和禁囚死尚应复检，初检与复检结果一致方准定案。对于某些死亡，于初检后可不复检：“自缢、自割、投水、病患诸股致死事理分明者，检验后尸首主别无词说，即给讨埋殡，更不复捡。”(谢谢深甫《庆元条法事类·检验·杂敕》手抄本，北京图书馆)，同时又规定：因病死而应验尸者，若其至亲至死所请求免检的，可以免检。
2、检验人员规定，检验这官，州差司理，县差尉，以次差亟、薄监当，若皆缺，则须县令自行。”(宋慈《洗冤集录·条令》元刻本，北京图书馆善本书室)，司理参军掌管一州之中讼狱勘之农。是法令规定的州检验官。县尉是主薄以下的官吏，掌管训练弓手、奸、禁暴之事，是县的检验官吏，县尉实质上就是县属刑敬负责人，与先秦的令史相似。如果县尉不在，就由县的各级行政官员——主簿、县丞乃至县令负责验尸。不论差派的是哪一级官员，都应当是与本案没有瓜葛的人。
与尸体检验有关的人员尚有仵作。仵作一词最早见于五代(郑克《折狱鉴》明万历年间刻本)，当时的仵作是辅助丧家埋葬的人。宋代的仵作参与检验，其任务是处理尸体，并在检验官指挥下喝报伤痕。与仵作类似的还有坐婆，又称稳婆，是女收生员，其职责与先秦时期的吏妾相当，仅在检验妇女的下部时，方才参加检验。
3、检验官职责：(1)法律规定应当验尸的案件必须验尸；(2)受差验尸的官员，不得借故推托；(3)接到验尸公文后，必须在两个时辰内出发；(4)带领仵作人员等躬亲检验；(5)如实检验，如实定要害致死之因；(6)检验结果须于检验当日向上司申报；(7)初检官与复检官不得相见，不得泄露各自所验事状；(8)不得受财枉法等，对于上述职资如有违反，就要受到刑事处分。
4、验尸文件最早出现的是“验状”，早在五代周显德年间(954~959)已经有记载，(《宋史·高防传》)，北宋时验尸，验状是正式的验尸文件，但迄今尚未发现官发的格式，其主要内容很可能就是《洗冤集录》中的“四缝尸首”。却将尸体分为四面，由头到脚记载各个部位有何伤损及其性质。最后指出致命伤与死因。验状既是审判杀人案件的根据，又有帮助尸亲认识无名尸体的作用，与今日的签定书性质相似。
宋代的第二个验尸文件是《验尸格目》，由南宋提刑郑兴裔所创。颁发于教宗淳熙元年(1174)，(《宋史·高宗本纪》)，鉴于当时检验官多忽视检验法令，遇有检图片件不即差官前去，或不肯亲临检验，或诈休尸坏不堪图覆，手下人员尽情作弊，以致“冤任不明，狱论滋繁，”为了杜绝以上弊端，特制定验尸格目：分初、复验尸格目两种，由刑部镂板颁下诸路提刑司，发给所属州县，每次检验，均应定字号，用格目三本，一份申报所属州县，一份给付被被害之家，一份申报提刑司(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从其内容看，《验尸格目》相当于验尸官吏报告赴验情况又执行检验制度的保证书，是为了杜绝各种检验失职情况的强制性措施，它对于了解宋代如何组织初检、复检、是极为重要的历史文件。
宋代的第三个验尸文件是“检验正背人形图”，颁发于嘉定四年(1211)，是我国最早的尸图。这个文件是江西提刑徐似道鉴于检验官指轻作重，以有为无，差讹交经，以故吏奸出人人罪。”而向胡廷推荐在验尸中使用的。此图最先刊行于湖南、江西，遇有检验，随格目结下，后经刑部详定，发下诸路提刑司。据《宋史刑法志》载，其用法是“检验官司于伤损之处，依样朱红书画横斜曲直，仍于检验之时，喝唱伤痕，令罪人共同观看所画图本。众无异词，然后著押。则吏奸难行，遇民易晓。”(《宋史·刑法志》)
由上述三个验尸文件可见，北宋验尸单独使用验状；南宋时，首先与验尸格目并用，以后又与检验正背人形图形成三者联用。这些文件的联合应用说明宋代对于控验十分重视，对于当时检验质量的提高，无疑是有促进作用的。
(二)唐宋检验制度的作用与本质
由唐至宋所形成的检验制度，其内容相当广泛，系统而严密。这个制度是保证以唐律为代表的封建法典贯彻实施的制度，其形成历经五百余年。它是中世纪世界上最先进，最完备的检验制度，是我国古代光辉灿烂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
唐宋检验制度的形成与实施促进了刑事技术的发展，诞生了闻名中外的宋代三大刑事技术书籍——《疑狱集》、《折狱龟鉴》和《棠阴比事》。《疑狱集》是五代和凝(897~955)及其子和(山蒙)(950~995)先后编辑的，约刊于公元989~990年。《折狱龟鉴》是南宋绍兴年间(1131~1162)郑克所撰。《棠阴比事》桂万荣侯，刊于嘉定辛未(1211)，主要内容都是讲究治狱之道、定案之法和破案之法。研究破案方法或刑事技术是这些书籍的重要任务。对于朝鲜、日本等邻邦古代刑事技术的应用与发展有重要的影响。
唐宋检验制度的形成与实施促进了系统法医学著作的诞生。世界上现存最古的法医学著作——《洗冤集录》为什么能在南宋诞生，其决定性因素有三：贯彻实施唐律和宋刑统等法典的需要；宋代特别是南宋检验制度的发展与完善；唐宋时期法医检验的盛行及其经验的积累。
由于历史的限制，唐宋检验制度本质上是受封建礼教束缚的制度，它使法医检验严格地限制在尸体的外表检查范围内，致使我国古代法医学不能完成向现代法医学的飞跃。

 

[花香丁]

第七节 临床各科成就

一、内科
(一)杂病
两宋时期是中国医学史上一个高度发展的时期，尤其医学理论研究的深化是此期医学的一个显著特点。这一特点也相应地反映在此期内科杂病学术的发展中。
1、病因病机的理论发挥
南宋医家陈言在《三因极一病证方论》中提出著名的“三因论”还注意到致病因素相互间的密切联系，并以之论证杂病的发病原因。如咳嗽，“要之内因七情，外合六淫、饮食、起居、房劳、叫呼、皆能单复倚互而为病。”陈言强调多种因素复合性变化的思想，揭示了导致疾病产生的内涵所在，这不能不说是病因学的一个进步。
病机理论的发展至宋代有了新的趋势，主要表现在对阴阳偏颇、生克等机制的强调上，杂病病机尤多体现，以体内阴阳的偏胜。说明了在病理上的变化和属性以及临床上的各种表现。
气机的升降乖逆也颇受重视，如《扁鹊心书》记载脾胃损伤，升降失调，可导致怔仲。
《济生方·吐衄》指出：“夫血之妄行也，未有不因热之所发。盖血得热淖溢，血气惧热，血随气上，乃吐衄也。”对胸痞的病理，也认为是“下虚，气上控膈”所致，与气机的升降不无关系。
两宋时代盛行一时的“运气”之说，亦波及到杂病病机理论之中。如《史载之方》叙述了“夫病之所起，其来有根源，其次有传受，其传有刑?”的发病规律，就是脏腑间五行生克乘侮的病理机转。
2、辨证理论的进一步系统化
宋以前，不少医家则重汇集方药的倾向较为明显，至北宋初叶，这种情况仍然存在。而在两宋时期，辨证理论得到了较为全面的发展，除源于仲景《伤寒论》的六经辨证和八纲辨证理论得以进一步深化外，还提出并初步形成了主要运用于内科杂病的脏俯辨证理论。
北宋著名医家钱乙博学而有创意，他根据《内经》五行学说及脏腑分证的理论，总结了一套以五脏虚实为纲领的辨证方法。他认为，五脏有所主之证，同时又有虚实之别。如：心主惊，为神明之府，邪气忧心，或心脏内虚，则神失其守而发生惊悸不安。其因于邪实者，则兼有发热、口渴、心胸烦热等，其因于虚者，则于卧寐之中悸怯不安。钱乙虽在辨证中结合小儿生理病理特点进行论述，但仍不失为脏腑辨证纲领之雏形。
3、杂病的治疗与“局方”的流行
成书于北宋大观闰目的《和剂同方》(习称“同方”)，颇能体现此期内科杂病的治疗思想普遍存在注重扶助人体阳气的倾向。精炼了名目浩繁的汤方，纠正了当时漫无边际的方书流行倾向，且从广泛的实践经验中，发现了许多有效的验方和药物。例如流传至今的成药“藿香正气散”、“逍遥散”、“平胃散”、“苏合香丸”、“至宝丹”、“紫雪丹”等，都来源于此书，影响十分深远。同时，该书载有大量的的芳香行气药物，对促进气机顺畅有比较显著的效果，对后世行气药的应用，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由于书中多采取丸、散等剂型，所以应用方便，易于保存，它的流行对杂病的救治，无疑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但另一方面，局方有偏用温燥之弊，如治风诸门中的热药，几乎全由香燥之品组成，其次更多为参、桂、乌、附、等燥热之药，形成了社会上喜用“暖药”的不良风气。同时鉴于该书是官府颁定的方书，有些医生因循守旧，处方用药墨守成规，以致形成泥于“局方”的流弊。
4、具体病证认识与临证水平的进展
对杂病的认识水平也有所提高，表现在治疗方法上也更丰富而有效。
水肿 宋代对水肿的认识有较多的记载，张锐《鸡峰普济方》对该病的临床表现有比较详细的描述：“项胫脉动，睡起眼浮，下如蚕卧。足胫肿，眼间冷，身重倦行，行即喘急，”指出水肿全身症状及肺脾肾三焦气化失司，阴水泛滥的病理机制。并进一步阐述该病日久“积年不去”，水湿与溶血互结，“其病面目黧黑，手足逆冶，身体枯燥，肌肤甲错，身无润泽，渐渐赢瘦”的晚期并发症。该书记载治疗水肿方剂78首，对重症多用丸、散，丹剂共47首，其部分方剂组成中分别含有粉霜、轻粉、水银、雄黄、硇砂等金石药物，重剂缓投，临床疗效肯定。
脚气病 宋代积累了较为丰富的辨证施治经验，出现了治疗该病的专著《脚气治法总要》，作者董汲对本病的病因、发病、证治方剂及内外治法等都有新的见解。例如病因，隋唐时代均说是风毒所致，而董氏认为致病原因主要是由于湿，但兼有冷热之别。治疗方法按证候、季节、地域、老少等特点进行了总结，较以前更为全面和系统。全书载方46首，计分总治法、寻常法、治其偏阴、治其偏阳、治老人血枯，治虚、治实、治风、治湿，风湿相兼、风湿挟虚，风湿瘴疠，兼淋闭以及外治法等。
风证 宋代对诸风病证有较全面的认识，元丰(公元1078~1085年)中太医局学生的学习科目中，设有“风树”，对于中风病。仲景有中经中络中府中藏之分：许氏在《普济本事方》中进一步分析道：“风中脉则口眼喎斜，风中府则肢体废，风中藏则性命危。”其治法抓住标本缓急，见卒然扑倒，不省人，口眼喎斜，半身不遂等证，急则先用开关，以救急稀涎散或胜金丸催吐，“得吐即省。”醒后则依“次缓而调治”，或月千金续命汤、排风汤、风引汤等扶正达邪、怯风通络，或用地黄洒、防风汤、防己汤等益气养血、宣通经隧，或用针灸“中风十二穴”辅治之。而《圣济总录》则有18卷86个子目专论诸风的辨证施治。对中风病、区分闭、脱之说，始见于宋，风证作为一种大证，当时诸医家在认识相辨证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二)传染病认识水平提高
宋代对传染病的认识较集中地反映在各种《伤寒论》研究著作中。与晋唐时期主要在篇目上区分伤寒温疫不同，宋代医家力图从病因、病机、证候、治疗等各方面，对二者的不同进行探索。致力最深的是春夏二季的温热病。事实上这正是大多数传染病的好发季节。此期医家们已不满足于有用伤寒伏气来概括所有的外感热性病，提出了一些独立于伤寒之外的概念，如冬温与温疫，并强调了它们的传染性或流行性。为温病学的独立发展打下了基础。
冬温：冬日温暖，人感乖戾之气，未及时发病，至春乃发，称为冬温或温毒。临床表现已能指出：斑疹，如锦文，或溃烂为疮，兼有外感热病的一般症状。治疗以清热解毒透发为主，在病因和传染特点上强调：其为感冒非节之气为病，故人人皆感，每每成疫。
温疫(天行温病)：强调：四时自感乖戾之气而成。特点是热重于伏气温病，而且具有流行性，重则流行天下，次则一方、一乡，或偏著一家。庞安时将其归织成五种类型，治疗均以清热解毒为主。
由于以上三病强调了感受乖戾之气及具有流行性，并以此区别于伤寒，所以宋代有关温疫的理论虽然比较幼稚，且无温病学专著出现，却是寒温分家的重要时期。宋代关于冬温、温疫之认识。代表了当时医学家们对传染病的认识水平。
二、外科与皮肤科
两宋时期外科学及其相关学科有发展，专科教学得到扩展，专著更多流传，外科与皮肤病类之疾病认识及理、法、方、药知识更加丰富，专业医师认伍不断壮大，并出现了以“外科”命名的专著，在这些方面多明显超越前人。然而，与前比较，在医疗技术上似无明显进步。
(一)外科之教育：公元1060年，太常寺言准，详定太医局学生限额为120名，其中属于外科专业的有疮肿4名，金镞兼书禁1名，金镞兼折伤1名。熙宁九年(1076)，宋神宗为了进一步改进医学教育，规定学生名额由120名增至300名，并强调：“设三科以教之”，此三科即方脉科、针科与疡科，外科在专业教育和人才培养上得到更多的重视，这或许与当时的内战需要有关。元丰(1078~1085)时，又对医学分科教授送行调整。在原九科的基础上、将外科的三个专业归并为“疮肿兼折疡科”，“金钱兼书禁科”，使分科更趋合理，学生人数也增加到30名，增加幅度明显高于其他学科。
(二)外科著作开始丰富：据《宋志》、《祟文总目》等所记，有外科类专著近30种，50多卷，其中由宋代外科学家所撰著有《卫济宝书》、(约1170年)2卷，《集验背疽方》(1176)1卷，《外科新书》(1207)1卷，5《外台秘要》(1263)3卷，《救急仙方》(1278)6卷，流传广而影响大，除《外科新书》已佚外，其他在明清甚至现代还是外科医生的常用参考书。由伍起予编撰的《外科新书》，是现知我国医学史上以“外科”命名书名的最早者。《卫济宝书)是一部影响深远的外科专著，作者署名为东轩居士。据查证，东轩居士即北宋襄阳之魏泰。该书虽只上、下二卷，但从其系统论述外科疮疡痈疽等化脓性感染之病因、症状体征、诊断以及诸种医疗方药和技术等来看，不但内容丰富多采，且有较高的科学性，《卫济宝书》幸得《众乐大典》、《四库全书》收录而传世。《集验背疽方》的作者是李迅，字嗣立，泉州人，《集验背疽方》确系一部内容比较丰富的治疗背部化脓性感染的专书，对当时和后世均有用显影响。考李氏学术思想，由於他称一位主张以锡管吮脓的民间医生为庸医，可知其医疗是比较保守的。
(三)外科医疗技术与疾病认识：宋《卫济宝书》中首先记述了癌肿，这是在历代医学家描述体表诸种恶性肿瘤形状特点基础上的一次科学的总结和确切的命名。他说：“癌疾初发者，却无头绪，只是肉热痛，过一七或二七，忽然紫赤微肿，渐不疼痛，迤逦软熟紫赤色，只是不破。”癌字是该书首创字，从疒从喦。喦者，通岩，取其盘纡隐深，磪嵬岑喦，岩崖连形，用以比喻癌肿凹凸坎穴之外观及硬如岩石之状貌。可见作者对癌肿病理症侯之认识十分确切，他为了帮助读者，更绘制了颇为形象的“癌原图”。化脓性感染之脓未成与脓已成的签别诊断在宋代有了更多的进步。在治疗指导思想上也进一步提高。《太平圣惠方》(992)关于脓已成的切开引流思想较前化更为积极。例如该书强调：“脓成，即当弃药从针烙也”，并说“生死之际，不可疑惧痛，项顿之间，以至内溃。古今同斃斯疾十有八、九矣”，又说，痈薄宜计，疽皮厚宜烙”。并谓针烙之法“有却痛之功也”；“烙法多差，殊稳妙于针法”，关于切开部位，指出“皆须近下面烙之，不透即再烙之令透”。对于较大痈疽还强调“即须散烙数处，并令透则气疏达，脓水易出”，“实者撚发为纴，虚者以纸为纴，涂引脓膏药纴之，为了彻底治疗，更明确要求警惕“脓根未尽，使令疮合后，必有再发之理”，上述所强调论述的诊断、治疗原则和方法等那是符合科学要求的，东轩居士所论乳痈之防治法也颇有科学价值，他在认识到乳痈之发病系因“乳汁不行而生痈”的基础上，创造了火罐吸乳法以防乳腺炎化脓而成乳痈。
枯痔手术之发展：《圣惠方》(992)是一部集宋以前方书大成的著作，在其论述肛门痔之治疗技术上，已多处强调了汞砷剂枯痔的方法。如用砒霜等研末路蜜和丸绵裹纳痔处；或用砒霜、白矾等为末炼黄蜡和丸“用绵裹一丸内下部……以痔头消为度”，公元1127年，《魏氏家液方》记载了枯痔散法，较《圣惠方》的方法提高了一步，从而进一步减少了对健康肠粘膜的伤害，效果得到提高。
外科医疗技术：剔除咽喉异物与治疗疣的技术，在综合性医书里已有了较确切的论述，由此可以证明这些技术已为普通医学家所掌握。例如：小儿科专著《小儿卫生总徽论方》的有关部分，所记述的外科医疗技术就有上述特点。在《千金要方》多处记载运用有血清免疫法思想的治疗疖病的基础上，被发展改进而用以治疗疣症。其方法是“以针或小刀于决疣子四面微微血出，取患疮人疮中脓汁傅之，莫得近水，三日外脓溃，其根动自落”，又如《小儿卫生总微论方》改进孙思邈用磁石吸取咽部铁钉、针等异物的方法，改口含为钻磁石孔窍以线穿系，从而不但提高了成功率，而且大大增加了安全性。小儿科集大成的专著《幼幼新书》(1150)卷39，不但收录了孙思邈及《小儿卫生总微论方》的相似方法。该书所引用《圣惠方》(992)剔除误吞鱼钩不出的医疗技术。一法要求绳犹在手中者，莫引之。……，稍稍令推至钩处，小小引之则出。一法强调用琥珀珠贯钩绳上，推令前入至钩所，又复推以牵引出矣，如此医疗技术在综合性医书的广泛引用，说明该法已比较普遍为医家所掌握。
(四)麻醉技术的发展：两宋时期的外科手术，特别是较大手术已有逐渐衰退之势，保守疗法已日渐发展。但是由外科手术发展而兴起的麻醉技术却并没有因此而停滞，相反由于化脓性瘢痕灸法的兴起，整骨手术的进步，麻醉术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例如：窦材《扁鹊心书》(1146)所记之睡圣散即其代表，方法是“人难忍艾火灸涌，服此则昏不知痛，亦不伤人，山茄花(即曼陀罗花)、火麻花，共为末。每服三钱，小儿只一钱，一服即昏睡”。
此外，在《小儿卫生总微论方》一书中，还正确指出小儿脐风与成人之破伤风是同一种疾病，这就把人们对破伤风的认识提到新的高度。
(五)皮肤病的认识：随着医学理论研究的深入和实践经验愈益丰富，对许多皮肤病的认识更趋深入，对隋唐时期某些皮肤病名繁复混杂之状况提出了新的分类见解，进一步提高了诊断治疗水平。
1、皮肤结核：狼瘘、蚝瘘相当于结核性初疮或为寻常性狼疮；蛴螬瘘类似于疣状皮肤结核；鼠瘘、瘰疬相当于瘰疬性皮肤结核：《圣济总录》在分类论述上虽多沿袭前说，但其“瘰疬门”总论则强调了以下观点：“瘰疬者，其疬本多因患怒气道，忧思恐惧，或改良有虫鼠余毒；或风热邪气，客于肌肉，随虚停结；或在颈项，或在胸肌，累累相连者是也。”所论情感忧惧、饮食余毒、风热邪气等病因，是在前人基础上的提高。宋·陈无择之《三因极——病证方论》论及瘰疬证治，则对前人之分类和解说提出异议，他认为“此往往是三阳传诸阴经方有之，若本脏发，未必有是，学者知之。”(引号内医论均见：宋陈言《三因极·病证方论》卷15，P204，人民卫生出版社，1957年)，陈无择对本病的理角和不同看法产生一定影响。而严用和《重订严氏济生方》，则着重根据患者情感体质及具体病症进行辨证施治。
2、诸癣：两宋时期《太平圣惠方》和《圣济总录》论述诸癣，基本上仍沿袭《诸病源候论》的论点，但分类已较简化。值得注意的是没有“白癣”。陈无择则提出：“见癣种类亦多，……虽以皮肤气血凝滞所为，或有风湿转成者；或为人传染得之者，种状不同，治之各有方，”是分为三种情况论其证治，宋代方书《太平圣惠方》、《圣济总录》以及《和剂局方》等，均含有大量皮肤病的治疗方药。反映了治疗经验更趋丰富。
三、骨伤科
两宋时期，太医局始设疮肿兼折疡科，骨伤科正式与外科疮肿并列为医学一门分科。随着这一时期解剖学的发展，骨伤科理论和临床诊疗均有较大发展。
(一)创伤骨科解剖生理的进步：
两宋时期由于对人体骨骼系统解剖、生理认识水平的提高，促进了对骨创伤疾病的诊断和治疗。《圣济总录》在“针灸门”记录了长干骨相扁状骨骨髓的多少，在“伤折门”中，更进一步明确提出四肢的运动功能，必须依靠筋肉和骨骼的“联结缠固”，如果丧失这种正常的“联续缠固”，就会丧失功能。公元1247年，宋慧在《洗冤集录》里，记录了人体骨骼系统的结构，并对人体的主要关节，上下骨的关系，脊椎骨、尺桡骨、胫腓骨、膝关节，包括半月板等构造，都有了较实际的描写。解剖学知识的进步，指导了骨折脱位的诊断和治疗。
(二)创伤骨科诊断学的进步：
检查及危重创伤的诊断，此期也有较明显的进步，据《洗冤集录》论述，宋代对创伤的检查诊断，已注意致伤外力的大小、方向及致伤的部位、局部组织的变化、血肿情况和肢体功能等，以辨别伤情轻重。上述验伤经验源于临床医学和法医学检验经验的积累，对骨伤科创伤之检查诊断有着重要的价值。例如受伤局部血肿的颜色、范围、形状、出血与否，即可判断受伤暴力的大小及伤情的轻重。
(三)创伤骨科治疗学的进步：
危重创伤的救治，《洗冤集录》除了介绍张仲景的人工呼吸法外，还推荐葱白炒热敷伤处的止痛法；用半夏末、皂角末吹鼻或生姜汁、韭汁灌服，灸肚脐、或酒调苏合香丸灌治“五绝及堕打卒死”、“若心下温”、“若肉未冷”者等急救技术，此外，在手法、手术治疗上也有很大进步，例如开放性创伤的治法。宋代的早期处理，仍沿用隋、唐清创方法，剔除异物等，强调：“要在血气未寒，急施治法”，用桑白皮尖茸为线，或用麻线缝合伤口(见《圣济总录》金疮门)，并皆主张用盐水洗净，或烧葱汁涂伤口然后涂贴药物。关于感染创口则注意到辨证论冶，如采取“淋渫”洗疮法以祛秽解毒，用刀剪清除坏死组织，用活血药物以生肌收口等等，并逐步发展了内外并治、辨证论治等理论指导，对于骨折、脱臼的复位、固定技术更有较大的进步。《圣济总录·伤折门》对骨折脱臼的治疗，已认识到首要目的是恢复原来的解剖关系，称为“接筋续骨”，当手法正骨不能恢复到解剖位置时，强调切开复位法，由于宋代麻醉技术的进步，外科手术水平与器械已有针、线、刀(柳叶刀、钩刀)、镊、剪、凿、钳，锥、锤等，均已取得进步，在复杂骨折的切开复位技术，也取得了发展，特别宋代随军医生，已运用了切开复位与凿除死骨治疗粉碎性骨折等。还必须指出，创伤方药疗法是我国骨伤治疗技术的一大特长。例如：淋、熨、帖熁膏摩的外治法在宋代也取得长足进步《太平圣惠方》记载11首淋、浴、帖熁(音协，火迫之意)、膏摩的方剂，选用药物除宋以前历代使用的桂、附、辛、椒、姜、芎、归、芷之外，还选用了白矾、接骨草、葱白、五加皮、桑白皮、松节、樟木节等，制成洗剂，称为淋洗方，治跌伤瘀血作痛；伤筋折骨，或久损腰膝，关节疼痛等症均有着肯定的作用。同时，治疗创伤的三大原则，即活血化瘀，养血舒筋和培元补肾(或称健脾补肝肾)，在前人论述的基础上，又经过广泛实践，在创伤治疗上得到确立。
四、妇产科
宋代，临床医学发达，妇产科的成就尤为显著。宋代太医局设有产科和产科教授，专门培养妇产科医学生，推动了宋代妇产科的发展。著名的妇产科学家和妇产科著作相继出现。中医妇产科已形成为一门独立的临床医学学科。
宋代对产科贡献较大的是杨子建，元符元年著有《十产论》，(1098)，对异常胎位作了详细的描述；继而有李师圣、郭稽中《产育宝庆集》1卷(约12世纪初)，后有朱端章《卫生家宝产科备要》8卷(1184)，总结了宋以前的产科临证经验和初生儿保育方法，是一部珍贵的产科文献。另外，有齐仲甫著《女科百问》2卷(1220)，这是一部综合性妇产科著作。宋代员著名的妇产科学家是陈自明，所著《妇人大全良方》，(1237)，是我国第一部比较完善的综合性妇产科专著。

 

[花香丁]

(一)有关月经失调的新见解：
对劳瘵骨蒸(结核病)引起的闭经，陈自明除了对闭经进行一般辨证，用通经或健脾益气方药治疗外，并在《妇人大全良方·众疾门》中明确指出：劳瘵、骨蒸可引起完全闭经。现在看来，这与妇女生殖器官结核引起的继发性闭经极其相似，而且治法也不同于一般闭经，即不用通经药，而采用滋阴清热药。体现了控制原发病，治病求本的原则，
(二)分娩处理：
1、注重观察分娩产程 产妇临产的精神状态和体力状况往往影响分娩产程的进展，陈自明要求接生人员在产程开始时，不仅要注意消除产妇时分娩的恐惧心理，而且要照顾产妇的饮食营养，以维护产妇体力，等待分娩。陈氏在《妇人大全良方·将护孕妇论》中指出：“欲产时不可多人，喧哄怆惶，但用二老妇人扶行及凭物站立”。又说：“苦心烦，用水调服白蜜一匙：觉饥，吃糜米少许。勿令饥渴，恐乏其力。不可强服催药，早于坐草，慎之。”陈氏还指出，当产程进展至胎膜破水，儿头面出时，始可正式接生。
2、全兔脑制剂的应用 《证类本草》17卷兽部中品兔条下所引用的《经验方》中，有关于兔脑催生丹的记载，其药物组成及制作用法是：“催生丹，兔头二个，腊月取头中髓，涂于净纸上，令风吹干，通明乳香二两。碎，入前干兔脑髓，同研。……以猪肉和丸如鸡头大，用纸袋盛储，透风悬。每服一九，醋汤下，良久未产，更用冷酒下一丸，即产，此神仙方，绝验”。其有效成分主要是兔脑；现已实验证明脑下垂体后叶含有催产素，具有促进子宫节律性收缩的作用，注射催产素仍是现代产科处理宫缩乏力促进分娩常用的特效制剂。而中医产科早在公元11世纪末。就已使用了兔脑制剂催产，并积累了一定的经验。
4、对新生儿断脐后脐带断面的处理 《小儿卫生总微论方》提出了用烙脐饼子炷灸的方法，处理新生儿脐带断面，以预防发生脐带痈疮和风证。早在《太平圣惠方》(刊于公元992年)卷76中，也记有烙脐四方，其药物组成、用法均与之相同。可见我国宋代，对新生儿断脐后，进行脐带断面烧灼消毒，已有了相当的经验，而且提出了使用目的。
(三)妊娠用药禁忌仍产后常见疾病：
1、妊娠用药禁忌 为了避免流产，保育胎儿，陈自明对妊娠用药进行了临床研究。首先指出孕妇用药应避毒药，并列举出60多种妊娠应禁忌的药物。其中有剧泻药、催吐药、活血破血药以及药性猛烈、毒性较强的药物等。还将其编成“孕妇药忌歌”，使医生容易背诵记忆，历代相传，沿用至今，成为产科用药戒规。
2、妊娠晚期**出血 陈自明《妇人大全良方·修胎门》更记载了妊娠晚期**出血。他说：“怀妊将满，胎神已具，坠扑伤胎，甚至下(血)而不醒”。
3、难产 杨子建《十产论》最早描述了因胎位异常引起的各种难产，如横产(肩先露)，倒产(足先露)，偏产(额先露)，坐产(臀先露)，碍产(脐带攀肩)，盘肠产(产时子宫脱垂)。并创用了矫正胎位转正的各种手法，(陈自明，《校正妇人大全良方》上海卫生出版社，1956年)，兹引述横位、脐带攀肩转胎法如下：
“凡推儿之法，先推儿身令直上，渐渐通以中指，摩其肩，推其上而正，渐渐引指攀其耳而正之。须使产母仰卧，然后推儿直上，徐徐正之。候其身正，门路皆顺，煎催生药一盏，令产母吃了，方可使产母用力，令儿下生。此名横产。”
“碍产者，言儿身已极，门路已正，儿头已露。因而转身，脐带攀其肩，以致不能生。令产母仰卧，稳婆轻手推儿向上，以中指按儿肩，脱脐带。仍令儿身正顺，产母努力，儿即生。”
(四)妇女各期卫生：陈自明对妇女的生理特点有一定的认识，比较注重月经期、孕期、产褥期、哺乳期的妇女卫生。
1、月经期卫生 妇女月经期间，全身及局部抵抗力减低，易感外邪。陈自明一再强调经期卫生的重要性，指出：“行经之时，最宜谨于将理”。
2、孕期卫生 为了保护孕妇健康和胎儿正常发育，预防流产、难产，陈自明强调“产前先安胎。”并在“将护孕妇论”中规定了，时常步履，不可多睡，不可饱食，过饮酒醴，不可乱服汤药，亦不可妄行针灸，不得负重相登高涉险，要求作好产前准备。
3、产后卫生 陈自明认为“产后气血虚竭，脏腑劳伤。”强调“产后先补虚。”并规定了产后生活起居应注意的事项。还提出要注意乳汁通畅，防止“妒乳”。
五、儿科
两宋时期，以钱乙为代表的儿科医家在儿科学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11世纪北宋政府设立的太医局中有“小方脉”即儿科。针对当时社会情况，政府还颁布了一些有利于儿童健康成长的法令，乾德四年(962)，诏令“士庶敢有阉童考，不赦”(《宋史·太祖纪))；淳佑九年(1249)又创“慈幼局”，收养道路遗弃的初生婴儿。这些措施对保护儿童是有积极意义的。

(一)儿科著作空前丰富：这一时期的儿科著作相当丰富，主要有董汲《小儿斑疹备急方论》(1093)；钱乙《小儿药证宜诀》(1119)；阎季忠《阎氏小儿方论》(1119)；张涣《小儿医方妙选》(1126)；《幼幼新书》(1150)；无名氏《小儿卫生总微论方》(13世纪初)；陈文中《小儿痘疹方论》(13世纪中期)及《小儿病源方论》(1254)场土瀛《婴儿指要》等，其中尤以钱乙和陈文中的学术影响为最大。此外，《太平圣惠方》和《圣济总录》两部方书中也包含有丰富的儿科内容。
(二)儿科基础理论之发展：钱乙在《小儿药证直诀》卷上中明确指出：小儿有“脏腑柔弱，成而未全，全而未壮”，“气血未实”的生理特点，和小儿得病后“易虚易实，易寒易热”的病理特点，在治疗上强调以“柔润”为原则，顾护小儿正气，侧重小儿脾胃和肾脏的调养，反对“痛击”、“大下”和“蛮补”。钱氏提出的这些学说，对于小儿病的证治有极为重要的临床意义，并很快为广大医家所接受，产生很大的影响。
(三)儿科诊断技术进步：钱乙结合实际提出了简要的小儿脉诊和望诊。钱乙把小儿脉法归纳为六种：即脉乱下治、气不和弦急、伤食沉缓、虚惊促急、风浮、冷沉细等，化繁为简，方便临证运用，钱氏望诊包括“面上证”和“目内证”，所谓“面上证”是以面部不同部位分候五脏病变，所谓“目内证”是根据目内色泽、光采来诊断五脏的虚实寒热，钱乙还注意将面色与其他治法结合，以便更准确地对病症进行鉴别诊断，如同为头身发黄的病症，钱乙认为如果“一身尽黄，面目指爪皆黄，小便如屋尘色，看物皆黄”属黄疸；如果“面黄腹大，食土，渴者，脾疳也”；如果“自生而身黄者，胎疸也”，这里已将引起头身发黄的传染性肝炎，肠道寄生虫病、新生儿黄疸等区分得相当清楚。钱乙提出的上述诊断方法，至今对儿科临床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继唐代王超小儿指纹法之后，宋代许叔微在《普济本事方》中记载了指纹法，记述小儿虎口的色泽变化与疾病的关系，如“紫风红伤寒，青惊白色疳，黑时因中恶，黄即困脾端”，至《幼幼新书》则进一步提出了虎口三关指纹法，这种诊法是将食指近辈端向指端的三节分别称为风关、气关、命关。指纹颜色主候疾病性质，指纹显现在“三关”预示疾病轻重，即风关病轻，气关病重，命关病危。
钱乙根据《内经》及前人关于脏腑辨证理论，提出儿科五脏辨证法，把五脏与一些儿科疾病直接联系起来，如心主惊、肝主风、脾主困、肺主喘、肾主虚。并用寒热虚实来判断脏腑的病理变化，继以制定五脏补泻治疗法则，指导临床遣方用药。如心热用导赤散，肝热用泻青丸，脾热用泻黄散，肾虚用六味地黄九，脾虚用益黄散等等。这种辨证法，执简驭繁，提纲挈领，大大提高了儿科辨证论治水平。
(四)疾病认识水平提高：对麻、痘、惊、疳等小儿病症有较为深刻的认识，钱乙细致描述了小儿麻疹初期的表现，并指出其即“天行之病”。《圣济总录》认为该病“或遇时疫”所致，《小儿痘疹方论》则指出是“因时气”而发，从而在病因学与发病学方面进一步明确了麻疹性质和特点。此外，开始注意发疹性疾病的鉴别，在小儿发疹性疾病专著《小儿斑疹备急方论》中，将麻疹与天花分别称为疮疹与痘疮，在临床上已能较清楚地加以鉴别，在治疗上，一般初期常用解肌透表法，使麻疹由里外透，如麻疹陷落，则采用清热解毒和补气托毒的治法，反对轻率使用热药。具体用药上，选用胡荽、升麻、芥穗等透疹效果好的药物，并注意病儿的护理，这些都为后世所推崇。
宋代专论发疹性疾病的医书，如《小儿斑疹备急方论》、《小儿痘疹方论)、《小儿痘疹论》等，对天花都有论述。并能较正确地与水痘相区别。相传十世纪宋神宗时我国已发明人痘接种术，成功地预防天花。
两宋时期，对惊风的认识有着明显的提高，宋以前，对小儿抽搐一类疾病统称为惊痫。至宋，《太平圣惠方》卷83首次提出了惊风的名称，并将惊风分为急惊风、慢惊风两大类，详细描述其病因病理、临床症状，关于惊风病因，钱乙认为除了大惊之外，发热是急惊风的主要原因之一。而慢惊风则大多是吐泻之后由脾胃虚损引起。至于治疗，《太平圣惠方》对急惊风提出清热、豁痰、熄风等治则。钱乙等医家又有镇惊截风、止搐、解毒等治法。对慢惊风则以温补镇惊为总则。在用药方面，《幼幼新书》开始试用新的镇惊药蔓陀罗，为治疗小儿惊风增添了新的方法。
六、五官科
宋代元丰(1078~1085)年间，医学分为九科，眼科和口齿咽喉分别单独成科，这是五官科理论逐渐进步和治疗经验不断丰富的结果。其中，眼科的进步尤为突出，它以独特的五轮八廓学说和内外障与眼病七十二证理论的产生为标志，而且在针拨内障、钩割针镰等手术的具体操作手法较唐代有了更大的进步。宋代多种方书和《眼科龙木论》更总结记载了大量的五官科方剂，包括一些为后世医家广泛重视的五官科名方。
(一)五轮八廓学说的形成
五轮学说渊源于《灵枢》大惑论有关眼与脏腑的论述，宋代多种医著中均有记载。如《太平圣惠方·眼论》记载的肝病，应于风轮，病应于血(轮)。脾病，应于肉轮，肺病，应于气轮，肾病应于水轮。但此时五轮的眼部分属仅瞳神、自睛较为明确，其余各轮尚有缺失。《秘传眼科龙木论》是宋元医家辑前人眼科著述而成，其“龙木总论”据考当成书于北宋，该节“五轮歌”中，关于两睑病位的论述对《太平圣惠方》有所补充。南宋末，杨士瀛的《仁斋直指方》始将五轮的眼部分属明确为：“眼属五脏”首尾赤皆属心，满眼白睛属肺，其乌眼圆大属肝，其上下肉胞属脾，两中间黑瞳一点如漆者，肾实主之，此说得到后世眼科医家认同，将五轮学说的主要内容基本固定下来。
陈言在《三因极一病证方论)一书中，首次提及八廓这一名称，《葆光道人·眼科龙木集》中载有八廓歌，其中列有关泉、养化等八种廓名，并分别与小肠、三焦等脏腑相联系。杨士瀛的《亡斋直指方》亦载有同样的八廓内容，不过此时尚属有名无位的初期阶段。
五轮八廓学说在论述眼与内脏之关系，眼病定位辨证论治之运用等均曾发挥过积极的作用。
(二)眼科疾病分类与认识水平明显提高
内外障和眼病七十二证是宋代出现的两种眼科病症概念。《秘传眼科龙木论·七十二证方论》中，将内障、外障作为归纳所有眼病的分类纲领。它根据病症发生的不同部位，将主要发生于瞳神的病症归为内障，发生于胞睑、两眦、白睛、黑睛的病症归为外障，形成了一种执简驭繁的眼病分类方法。内外障学说对后世眼科影响很大。
眼病七十二证是宋代产生的另一种眼科病症概念，它以七十二种常见眼痛确立了宋以后我国眼科病症的主线索。产生于《秘传眼科龙木沦》中的“七十二证方论”，列内障23证，将肉眼所能认识到的各种眼珠(晶状体)改变予以基本概括，影响深远，以至后世基本上都沿袭其说。所论外障49证中，黑睛疾病和胞睑疾病最多。花翳白障(角膜溃疡)、蟹睛(虹膜脱出)、混睛(角膜实质灸)和倒睫、暴风客热(急性脑膜炎)、睑生风粟(沙眼)等都是该书首先记载并沿用迄今的常见外眼疾病。
(三)五官科名方和外治法的深入研究
宋代多种方书所收集的大量五官科方剂，以及《眼科龙木论》等所记载的眼科专方，显示用药开始出现规律，已注意从调理脏腑功能着手组方、理论水平和临床效果都较前明显提高，产生了一批为后世所习用的五官科名方。如《济生方》的苍耳子散，数百年来一直用为治疗鼻渊的名方，此期，动物肝脏内服及用苍术治疗夜盲已受到高度重视，外治法的深入研究是宋代五官科的又一重要特点。《太平圣惠方》对针拨内嶂和钩刺针镰法有详细讨论，明确指出：“障翳内成，非草石疗之功，唯金针拨之乃效。”(王怀隐等《太平圣惠方》第一流3卷，P915，人民卫生出版社，1982)，对有关白内障的各种表现和针拨内障的进针部匝(外眦，鼻侧)、进针手法、针下感觉、入针后金汁进入瞳神的方向等操作过程及手术后护理等介绍，为早期医学文献记载最详尽者。该书对钩割治疗胬肉，述及以线剥离、术中勿伤及黑睛、务须割尽，以“火针熨令断其势”等手术要点及胬肉复发的认识亦极有见地。
七、口腔科
宋代随着分科的日趋精细，口齿病的认识与治疗也不断有所进步。《太平圣惠方》和《圣济总录》中反映了这方面的主要成就。《太平圣惠方》卷34、36专论口、齿、唇、舌，载医方500余首。《圣济总录》内更以五卷的篇幅专论口腔疾患。
(一)口齿疾患认识之深化
如口疮一证宋以前多注重清泻心脾实热。严用和用冷盐水送黑锡丹和养正丹以镇坠宁心，治疗虚热上攻之口疮，开后世治疗虚证口疮的先河。《苏沈内翰良方》还注意到失眠与口疮发病的关系，指出：“风口疮不可失睡一夜，失睡口疮顿增”，(宋·苏轼、沈括：《苏轼内翰良方》卷七，光绪仿知不足斋刊本)，现代医学出认为复发性口腔溃疡的发病中，神经精神因素为诱因之一。
(二)口齿保健
宋著名学者苏东坡提出茶叶对预防龋齿的作用，现代医学实验证实茶叶中含有较多的氟，故有防龋、防口具、杀菌消炎之功。此外，《太平圣惠方》指出刷牙匠早晚行之。《太平圣惠方》还载有药膏药齿法：柳枝，槐枝，桑枝煎水熬膏，入姜汁，细辛，等每用擦牙，此可谓今之药物牙膏的雏型，在宋代已有植毛牙刷。宋·周守中《养生类纂》：“盖刷牙子皆是马尾为之”。在欧洲，约500年后所记述的植毛牙刷与周守中的记录相同。
(三)医疗技术进步
1、牙齿再植技术 《圣济总录》有治牙齿摇落，复安令著，坚齿散方：“齿才落时，热粘齿槽中，贴药齿上，五日即定，一月内，不得咬硬物。”这是我国已知最早的关于植牙处方及手术的记载。
2、义齿修复 陆游(1127~1209)诗《岁晚幽兴》中有：“卜冢治棺输我快，染须种齿笑人痴”之句。并自注云：“近闻有医以补堕齿为业者”。与陆游同时代的楼钥(1137~1213)在《功媿集》中有《赠种牙陈安上》文，其中有“陈生术妙天下，凡齿之有疾者，易之以新，才一举手，使人终身保编贝之美”之句。这是我国最早的有关义齿修复的记载。
3、骨移植术 宋·洪迈《夷坚志》载：晏肃之妻，因下颌患疽久不愈，致下颏与下腭脱落。医生为其做了移植手术，术后又活了20余年。这是我国最早的有关骨移植手术的记载。
八、针灸科
针灸学在两宋时期有很大发展，是我国针灸发展史上一个新的里程碑。在此时期出现了闻名中外的针灸铜人和《铜人腧穴针灸图经》。两宋的针灸文献专著有影响者近10种，综合性医书之论针灸者更多，如《圣济总录》在统一经穴排列顺序，为经穴理论的条理化、系统化、规范化奠定了基础；而针灸专家和一般医学家兼长针灸者更多，其中影响较大影响者有王惟一、许叔微、王执中、窦村、庄绰、闻人耆年等诸多医家，他们对针灸学之贡献，使两宋发展到一个新阶段。
(一)针灸学说与理论的发展
王惟一在针灸临床和教学中，十分重视经穴的规范化，公元1206年他撰写成《铜人腧穴针灸图经》一书，次年又主持铸造了针灸铜人两具。《铜人腧穴针灸图经》三卷，共记载腧穴657个，其中青灵、厥阴俞、膏盲俞、灵台、阳关等穴是新增加的穴区，穴位排列兼采《针灸甲乙经》和《千金方》之长，即有按十四经脉循行排列者如卷1、卷2亦有四肢按十二经次序排列，其余穴位则将人体分为偃、伏、侧、正四个面进行叙述，头部、面部、肩部、侧颈项、侧肢，侧肋等，则按部位论述。根据文献记载，铜人体同成年男性，青铜铸成，躯体外壳可以拆卸，胸腹腔能够打开，腔内五脏六腑可见；体表则刻14条经络循行路线，且经络上穴位悉备，穴位与体腔相通，教学时，是针灸学生等学习针灸经络穴位的依据；考试时，体表涂蜡，使穴位、经络被覆疬之后，孔穴亦即被蜡所堵，再向体内注入水银(一说注入水)，令被试者选穴针刺，若取穴有误，则针不能入，如果取穴正确，则水或水银从拨针后之针眼中射出。能使针灸得到普及推广，他还将《钢人腧穴针灸田经》刻于石碑，镶于仁济殿四壁，每壁一卷，剩余一壁则另刻《穴腑都数》一卷补入，立于大相国寺以广传播。
王执中撰有《针灸资生经》他很注重经穴考证，死孔穴的、部位、取法、针刺深度、刺灸禁忌以及少数经外奇穴等都运用古籍记载加以分析比较，并提出自己的观点。王氏对经穴规范化也作出了贡献。
《圣济总录》虽非针灸专著，但作者对经穴排列顺序、经络与腧穴关系作了较大调整，不仅将354腧穴全部归属十四经脉，并根据《灵枢，经脉》的记述，依经脉行走方向作了重新编排，对奇经八脉除任督脉以外的六脉所属穴位逐一作了说明，尽管尚有部分经穴的排列次序与经脉循行分布不符，但总的来看，为经穴的系统化、规范化奠定了基础，对后世影响较大。
(二)临床针灸术之发展
王执中在《针灸资生径》中共收载各科疾病195种及其附属各症，并发扬了唐代孙思邈的针药并重思想，书中有关疾病治疗针药兼用者比比皆是。王执中对灸法叙述亦颇丰富，有四花穴法、灸痔法、灸肠风法等。
此外，宋代医家中有偏重灸法者和专精灸术者，因而扩展了灸法在临证治疗中的应用。如许叔微在其阴证用灸、灸补肾阳等理论指导下，对阴病转腹痛、阴毒渐深候、阴毒沉困候专用灸治取得良好疗效，南宋医家窦材是偏重于灸的医家。他临床注重温补脾肾，惯于灸命关、关元以补脾肾，目的是扶阳，将灸法灼艾提到了相当的高度。此外他也将灸法用到了预防保健，提出常灸关元、气海、命关、中脘以保健摄生。
两宋期间以灸法为主较著名的医家尚有庄绰和闻人耆年。闻人耆年著有《备急灸法》，记述了二十二种病证如痈疽、肠痈、疔疮、突发心痛、小便不通、溺水、自缢等的灸治法将灸法推广到急证治疗方面，因而很有特色，且各病灸法均附有插图，对推广灸法有积极作用，其中如难产灸至阴一法，现已扩大应用到治孕妇胎位不正，有较高的转胎率，说明其实用价值之可靠。
(三)推拿术在民间流传
宋代，由于受封建礼教之束缚，按摩术不如唐代兴盛，在宋太医局中还取消了按摩科，更影响其术之发展。但由于按摩术之验、便、廉，受到人们之信赖，因而在民间流传仍广，特别是自我按摩术受到重视，此期按摩术开始在儿科治疗中发展，这也反映到官方和私人著作中。
如宋代《圣济总录》、《太平圣惠方》中均有关于按摩术之记载，前者记述了以膏摩法治疗小儿疾病，后者对按和摩二者之差异及适应证作了详述。民间流行之导引、按摩资料亦颇丰富，如名医庞安常用手法拊摩配合汤温腰腹间处理一难产七日之产妇，使产妇顺利产下一子，并母子平安；另一民间医生赵三翁以按摩为业，往往为人“……按摩，疾病立愈”等。在《医说》中记载了民卒借助一竹管自我按摩，每坐则置竹管于地举足搓滚，治愈了骨折至脚筋挛缩不能伸之后遗症，此外如按摩涌泉穴法，使身体健康不染瘴疫，以及摩擦两手掌，使热以摩面、拭目、摩发，“令人光泽，皱斑不生”，“发不白”等，亦为民间常用之自我按摩保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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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军事医学

宋代的军队由禁军、厢军(各州的镇兵)、乡兵和蕃兵组成。禁军是宋军的重要组成部份，由朝廷直接统领。
一、部队医生的派遣
宋代部队中的医生都由太医同派遣，当时担任京师部队医疗工作的有太医局的医学生和医官。
神宗(1068~1085)时规定太医局的上舍生和内舍生应轮流治疗三学(大学、律学及武学)学生和各营将士的疾病。绍兴元年(1131年)，因东京差到太医局学生九人，判太医局樊彦端奏请，按照祖宗旧法，专一医治殿前马步军、三司诸军班直，遇有缓急病患，依照太医局历来立定条法差拨，逐处医治。由此可以看出当时军医教育与一般医学教育相通的史迹。后来全国各地驻泊医官，多由太医局选派。宋太医局分科与教学课程，有疮肿兼伤折、金疮书禁等，均与军医特别军阵外科医生的培养密切相关。
太医局医官也担任京师部队的军医工作，如1093年四月，因在京军民疾患，令太医局选派医生，按照班值军医坊巷，分认地段诊治，由开封府郡官提举合药待疾患稀少时停止此类史例尚有很多。
宋代驻屯内地与边防的驻泊(常驻)医官，也由太医局指派。大观三年(1109)尚书省会同太医令裴宗无上书，请派在京七百余名医官到各地担任驻泊医生，并提出派遣的具体措施。将医学分为大方脉、疮肿等科，并将州郡也分等(计分三京7人，帅府6人，上州4人，中下州各3人，次远州及远州各2人)，依照科别及考试成绩分配，以解决地方驻军医生的不足。
宋代内地与边防的驻泊军医，经过这次补充调整有一定的改进，但北宋全盛时代有23路326州七百余名翰林医官，加上原有驻泊医官，仍不过八百多名，每州还分配不到三名，何况还要为州府的吏民医疗。
二、“医药院”(地方军医院)的设立
地方军医的组织始于宋代，仁宗景祐三年(1036)已载有在广南地区为兵民设置医药的事。比较具体而确属地方设立的军医院，为河北磁州知州赵将之设立的“医药院”。靖康元年(1126)金人大举进攻南宋，北方州郡先后多被残破，军民遭受严重的伤害。在磁州(河北磁县)由赵将之首先创立“医药院”收容溃散的伤病员。赵将之向朝廷提出各州郡应设立地方军医院，原是一个很好的建议，可惜当时北宋已频于覆亡的前夕，虽然政府同意这一建议，但不久汴京沦陷，徽宗、钦宗被虏。除在磁州设立外，并未见其它路府州郡实行。但赵将之所设医药院，可以说是由地方设立军医院之始。
三、预防中毒、饮水选择及军粮保管
战争中为了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是不择任何手段的。投毒及中毒的事时有发生，所以防毒与解毒也是古代军医的一项重要任务。除饮水外，也有在食物中置毒的。因此，历代兵书多记载：凡为行军指挥官，在驻扎敌人下游之地，或占领敌人城池之前，首先应发出的号令就是防毒。
《武经总要》提出：“凡敌人遗饮馔者，受之不得辄食；民间沽卖酒肉脯醢麸豆之类，亦须审试，方可食之”。《虎铃经》对水土美恶，水泉的来源，和四周环境都极注意：“领军之地，水流而清澈者，食之上也；水流而黄未有沙者，食之次也；五之黑者，食之下也(原注：水黄黑以胶投之，可以得清)。设或水停而不流者，勿食，食者病。水上有狗彘之尸者，勿食。如无水可良，当于其侧(凿井)以汲”。
对于军粮的保管，正史上很少记载。但在北宋时，因政府准备征伐契丹，将许多军队移驻北方边境，为了保证军食的充裕，每年命令藏有粮秣的军队负责人认真领导曝晒军粮，政府派大员监视。每年曝晒及除旧换新的保管政策，对军粮营养价值的保存及防止霉烂的确是一项重要措施。
四、部队疫病的防治及药物的供给
《虎铃经》在卷十中专门列有“疫气统论”，指出驻扎卑湿之地，水土不服及饮食不宜三者，是军队发生疫病的主要原因。
为了防治部队疫病的发生，宋代在夏秋或疾病流行季节，常由太医局定方，配置夏药、瘴药及腊药，或令惠民和剂局支付，发给各军常备药物，并在疫情严重时，由太医局派遣医官治疗，如庆历六年(1046)六月，因湖南徭族起事，兵卒久留该地，夏秋之交常苦瘴雾之疾，令医官院命方和药，遣使以给。又如绍兴三十二年(1162)二月二十八日诏：建康(南京)、镇江府、太平江，池州屯戊军兵，多有疾病之人。令逐路转运司支破系省钱物，委逐州守臣修合要用药饵，差拨职医，分头拯救，务在实惠，不得灭裂。荆、襄、四川准此。”这次军队传染病流行地区，包括江苏、安徽、湖北、四川等省，竟占南宋国土一半以上，疫情极为严重。
至于诸路将帅、统制、统领等，则常由皇帝派使臣宣谕赐药，如绍兴九年(1139)赐陕西六路帅臣银盒药，绍兴二十七年(1157)诏知全州王彦，与赐夏、腊药等等。
宋代对部队传染病及地方病的防治，除进行医疗外，在军事行政上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首先，将军队成员的驻地作适当的调整，将不习惯炎瘴的北方部队，从南方调到北方；而将不能耐寒的南方部队，从北方调到南方；其次，将部队从传染病或地方病高发区移至低发区，或其他地区休息；其三，屯驻部队两年一代；其四，规定每年八月至二月出戊等办法，以减少屯戌部队疫病的流行。
五、伤病员的医疗与运送
《武经总要》已提出根据伤病员病势轻重，结合当时战争环境，决定随军留治或送地方医疗，并规定每日本队将校亲巡医药，专知官以所疾申(报)，大将间往临视(即随军医治)”。“如弃置病人，并养饲失所主者，皆量事决罚。气未绝而埋瘗者，斩”。此外，只要条件允许，对死亡战士的掩埋，死者家属的安抚，都应尽力作好，否则，“求士死力，不可得也。”
当时对诈病者也有惩罚条例。《武经总要》规定：“敢有诈病推避者，给以军法”其后《虎铃经》卷二在“军令第九”中，更严厉指出：“托伤诡病，以避艰难，扶伤舁死，因而之，此谓诈军，如此者，斩之。”
《虎铃经》还有专章讨论金疮、疫气及皲瘃的治疗，以及营地与水源的选择等医疗卫生问题。在“金疮统论”中总结了金疮八忌(嗔怒、喜笑、大言、劳力、妄想、热羹粥、饮酒、咸酸)，九不治(伤脑户、囟门、臂中跳脉、髀中阴投、心、乳、鸠尾、小肠、五脏)，和四绝症(脑髓出、脑破而咽喉中沸声哑及目直视、疼不在疮处、出血不止前赤后黑或肌肉腐臭寒冷)等经验；这说明两宋在处理金疮时，对其证候、治疗及预后有了一定的认识。该卷中还列举了不少治金疮的方药。如金疮方、金疮中风痉口不语方、中毒箭方、箭镞出后服食方、及万枪破腹肠胃突出方等。以上关于金疮的统论色及方药，代表了宋代军医和军阵外科的诊断与治疗水平。

 

[花香丁]

第九节 中外医药交流

一、中朝医药交流
两宋时期，中朝医药交往更加广泛，宋真宗大中祥符九年(1016)和天禧五年(1021年)高丽使者郭元、韩祚各自回国时，宋真宗亲自赠送《太平圣惠方》1000卷(金斗锺《韩国医学史》118~119页码韩国探求堂1966年版)；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高丽使者任懿、白可信回国时，徽宗赠送《太平圣惠方》1000卷和《神医普救方》1100卷；同年，“王嘏、吴延宠还，自宋帝赐王《太平御览)壹千卷”。
两国之间医人来往更加频繁。据史书记载宋朝曾8次共116人赴朝从医或教医，其中绝大多数是朝庭遣派的医官如。宋仁宗嘉祐四年(1059)时，宋医江朗东随宋泉州商黄文景、萧宗明去高丽旅居在高丽从医；宋英宗治乎五年(1068年)，宋开封人慎修及陈潜古、储元宾等人赴高丽，慎修颇有学识，尤精于医，曾以参知政事致仕，其子慎安之也善医，从医教医。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宋遣医官王愉和徐光赴高丽，七年(1074)，宋又遣扬州医助教马世安等八人赴高丽，元丰三年七月(1080)，马世安再度赴高丽，受到神宗的嘉奖，神宗元丰元年(1078)。高丽文宗帝因患风痹症向神宗帝请求派医，翌年神宗帝遣翰林医官邢慥、朱道能、沈绅、邵伦及等八十八人，带百种药材赶高丽为文宗治病。两国医人的来往，直接促进了两国医学的发展。
医事制度方面，宋化之初，高丽仿照唐制设置机构，授与职衔，实施医学教育和医业科举制度；置大医监、尚药局等机构和大医监、监、小监、丞、博士、医正、御医、直长等职衔；三京十道设医学博士，教授医学；实施医业科举，考试科目为《素问)、《甲乙经》、《明堂经》、《脉经》、《针经》、《刘涓子方》、《痈疽论》、《本草经》等中国医书，后又增加《和剂局方》等；另外，为百姓医疗设立了“惠民局”。
宋代，中国向朝鲜赠送的药材品种很多，数量较大。南方热带产药材如天竺黄、安息香等亦经宋商人传入高丽，朝鲜药材输入到中国者也多宋代《证类本草》里收裁的高丽产药材有10余种。
宋代，朝鲜还积极发展了中国医书的刊行工作。公元1058年(宋仁宗嘉祐三年)，朝鲜忠州牧翻刻中国医书《黄帝八十一难经》等。公元1059年，安西都护府使都官及外郎异善贞也新雕《肘后方》等3种。这些医书的刊行，直接促进了朝鲜医学的进一步发展。高丽高宗十三年(1226)，朝鲜医学家崔宗峻以中国的《本草经》、《千金方》、《素问》、《太平圣惠方》相《圣济总录》为基础，撰写了《御医撮要方》，促进了朝鲜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
宋代，由于中朝医药交流较广泛，朝鲜所收藏的中国医书善本较多。高丽宣宗帝于宋哲宗元祐八年(1093)遣黄宗慤来中国呈送《黄帝针经》善本9卷。当时，中国《针经》已亡佚，宋朝以此《黄帝针经》为底本重新颁行。这无疑是朝鲜对中国医学的一大贡献。
二、中日医药交流
与唐代中日交流频繁的状况不同，北宋中日医药的交流大为衰落，甚至趋于停顿，南宋时期，中日医药交流又有所发展。但这些交流终因局限于两浙等地，来往亦以贸易商人和僧人为多，故整个两宋时期，中日医药交流的成绩不是很大。
大抵日本输入中国的贷物中硫磺和珍珠，可为药用。从中国运送到日本的药物，主要为香药。包括麝香、丁香、沉香、熏陆香、珂黎勒、石金青、光明朱砂等药品。
医事的往来见载不多。康定二年(1041)，宋惠清到日本镇西行医；同年奉藤原清贤命至宋求治眼方。此外，尚有数条零星记载，但无属于官方互派的记载。
宋代印行医籍甚众，日人来华携去医藉亦不少。据记载，淳佑元年(1241)，圆尔辩圆从宋带回典籍数干卷，书目著录于《三教典籍目录》中，惜此书已佚。据藏有这些典藉的普门院《藏书目录》记载，其中医学典籍有三十余部，内有《魏氏家藏方》十一册，即是宝应三年(1227)的刊本。
与医药相关而影响最大者，当推茶种引入日本。这是丹波家族荣西的功劳。早在奈良朝时，中国茶传入日本，并专供药用。嵯峨天皇时亦曾命种植茶树，每年用作税收，但此后喝茶风气似渐衰落，以至在《延喜式》中已不列税收。宋朝钢茶之风甚盛，荣西于仁安三年(1168)第一次入宋，即将茶籽带回日本种植。他赠送给高辨(明惠上人)，高辨将之种于山城拇尾。拇尾一度为日本第一产茶地。所产称“本茶”，最为珍贵。
值得大书一笔的是在日本医界内部，在相当于中国五代末宋初之期。产生了一部极为重要的著作：《医心方》。此书始撰于982年，984年成。作者丹波康赖(911~995)，其先祖传为汉灵帝五世孙阿留王。抵日后封为大和国桧隈郡使主。其子志努转居丹波国，赐姓丹波。《医心方》计本草及用药各1卷、俞穴及针灸疗法1卷、内科9卷、外科及皮肤病6卷、五官科1卷、妇产科4卷、小儿科1卷、服石2卷、养生3卷、食疗2卷，引用晋唐医书约150种。共7000余条，尤以《诸病源候论》、《千金方》、《葛氏方》等为大宗，体例亦仿之，其中所引如《范汪方》、《集验方》、《经心录》、《删繁方》、《崔泉饧食经》、《产经》、《如意方》等，皆今之所佚，全书显为唐代传日医学与日本医生本土经验综成之作，为中日医药交流一伟大结晶。
三、中国与东南亚诸国的医药交流
两宋时期，东南亚许多国家仍保持着与中国进行医药交流的传统。交趾国(越南北部)输入中国的药物有犀角、玳瑁、乳香、沉香、龙脑、檀香、胡椒等。占城(越南南部)也有豆蔻等多种香药输入中国。南宋时，安南国(越南一带)一方面献苏合香、朱砂、沉香、檀香等，另一方面选送医生来华学习，从中国引进制药技术。
1001年，丹眉流国(今泰国，丹眉流一说为马来半岛)遣使臣打吉马等入贡木香千斤、苏木万斤，还有紫草、象牙、胡黄连等。
地处今加里曼丹、爪哇岛、苏门答腊岛、马来西亚半岛等地的渤呢国于977年遣使施努等进页大片龙脑，二等龙脑，三等龙脑，苍龙脑、田香等(元·脱脱《宋史、勃泥国传》第248，中华书局点校本，1977)。992年，婆国(印尼苏门答腊岛和爪哇岛)进贡槟榔、珍珠、檀香、玳瑁、龙脑、红花、苏木、硫磺、丁香藤等。980年三佛齐国(印尼苏门答腊岛巨港附近)商人李甫诲载香药、犀角等至海南，后至广州进行贸易。983年又遣使蒲押陀罗赠送犀角、象牙和香药，之后又多次送薰陆香、龙脑香等。当时，从中国泉州港出口的大宗川芎，运往盛产胡椒的东南亚国家，对防治那里采椒人的头痛病起到良好的作用。
四、中国与阿拉伯诸国的医药交流
随着宋代中国与阿拉伯之间交通的进一步发达，海外贸易及通使等活动的频繁，当时对阿拉伯的医药知识有了更多的了解。关于所产药物，宋·赵汝适记载较详：“大食……土地所出，真珠、象牙、犀角、乳香、龙涎、木香、肉豆寇、安息香、芦荟、没药、血竭、阿魏、腽肭脐、……栀子花、蔷微水、”一些宋代书籍中还具体记载了某些阿拉伯所产药物的功用、采制方法等。
两宋时期中国与阿拉旧药物交流的主要途径是通过海路。1973年8月，幅建泉州湾发掘了一艘宋代海船，船舱中有大量药物，其中多有阿拉伯地区出产者。由于宋时药物贸易在中国与阿拉伯的海运贸易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其中多数是香药)，所以有学者认为，“阿拉伯与宋代的商业交通路线，也可以说是‘香药之路’”。
宋代来自阿拉伯地区的药物不但品种繁多，进口的数量也相当巨大，如“大食蕃客罗辛贩乳香直三十万缗，”(《宋史·食货志下》)，这些进口香药价格亦极昂贵，“诸香中龙涎最贵重，广州市直每两不下百千，次等五、六十千，系番中禁榷之物，出大食国。”
除了对外贸易，阿拉伯地区还通过贡的方式选来不少药物。据不完全统计，自宋太祖开宝四年(971)至南宋孝宗乾道三年(1167)的238年间，大食进贡凡49次，其中明确记载有药物者10次，这在《宋史》卷490“外国列传·第六”中有较为集中的记载：大食国人花茶、李亚勿、蒲希密、婆罗钦三摩尼、陁罗离等先后进送的药物或可供药用的物品有拣香、白龙脑、蔷薇水、象牙、乳香、腽内脐、龙盐、眼药、舶上五味子、舶上褊桃、白沙糖、千年枣、真珠、缶香、琥珀、犀角及都爹、无名异等。进献的数量也很可观，如一次进献乳香达千八百斤，象牙五十味，蔷薇水百瓶，龙脑一百两等。
大食国所产蔷薇水在宋代时曾输入我国，除《宋史·外国列传》外，这在成书于南宋初年的《铁围山丛谈》中也有明确记载(见蔡文：《铁围山丛谈》卷5，知不足斋丛书，清乾隆道光长圹鲍氏刊)。在我国，先秦以来仙家道士进行的炼丹活动，在客观上就对蒸馏法的原理有所应用。在医药中有重要应用的烧酒亦系经蒸馏法制成；北宋时田锡的著作中已记载了烧酒及其制法。而南宋时张世南《游宦纪闻》卷五则有我国永嘉(今浙江温州)一带用柑花进行水汽蒸馏以制柑花香露的详细记载，大食蔷薇水等此类制剂的输入，促进了露剂药物在我国的迅速传播与普遍应用。直接导致了中药制剂中多种花露剂的出现，并提高了酒利在医药运用中的效用。
阿拉伯名医阿维族纳(Avicenna，980~1037)的名著《医典》一书(约成书于11世纪初)中有用金、银箔做药剂丸衣的记载，这在当时是比较先进的医药技术，它不仅对药物能起到防腐等作用，对提高药剂疗效也有一定作用。这种技术在宋时传入我国后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与应用，促进了我国丸衣剂型的多样化。由于这种丸剂当时在我国尚属新奇，故北宋时有中国药商经营朱砂丸而成巨富。
除药物外，一些阿拉伯方剂宋时也在我国流传。如《太平圣惠方》的眼科方中载有“大良历胡商灌顶油法”，另外，宋代《崇文总目》载有安文恢(一名安堰)所著《万全方》(一作《万金方》)3卷。有学者认为此方可能是阿拉伯人所撰的医方(范行准：中国与阿拉伯医学的交流史实《医史阿志》4，(2)110；1952)。
从阿拉伯等地输入的大量外来药物中，香药占有很大的比重。香药的输入，增加了当时对阿拉伯医药的了解，促进了临证中时香药的应用，甚至造成了一种偏好这类药物的风习。对当时的处方用药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种情况，在宋代医药著作对香药的收录及临证应用的记载中有明显的反映。
在阿拉伯医药学传入中国的同时，中国医药学在宋代也外传阿拉伯地区。据《宋会要辑稿》记载，宋代经市舶司由大食商人外运的中国药材近60种，包括人参、茯苓、川芎、附子、肉桂等47种植物药及朱砂、雄黄等矿物药。这些药材除被转运至欧洲等地外，也有一部分输布至阿拉伯地区。在阿维森纳的《医典》中，载有大黄等中国药物及其运用的内容。波斯人阿布·曼苏尔·穆瓦法克(Abu Mansur Muwaffaq)约于975年所著的《医药概要》一书中，也记述了肉桂、土茯苓、黄连、大黄、生姜等中国药物。一般认为，中国的炼丹术约于12世纪时经阿拉伯传到欧洲，对世界制药化学起有积极的影响。
在《医典》中，除药物外，还有一些诊断、治疗方法和经验与中国医学有密切的渊源关系。我国的脉学在10世纪时已传入阿拉伯，《医典》中载有48种脉象，主要是吸收我国医家王叔和所著《脉经》一书中对脉象的载述演化而成。其它如糖尿病患者的尿甜；根据麻疹病人的出疹来判断其预后，重病患者“循衣摸床”、“撮空理线”的死征；治疗上的水蛭吸毒法(我国医籍称为“蜞针”)，用烙铁烧灼狂犬病人的伤口，以及吸角法、灌肠术等，反映了对中国医学有关内容的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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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夏金元时期医学
第八章 辽夏金元时期医学
辽、夏、金、元是我国历史上以少数民族掌握最高权力的政权，公元10~13世纪间，在元朝建立以前，辽、夏、金与两宋之间，互相对峙和战争。辽国前身称“契丹”，始由耶律阿保机统一纷争各部，于公元916年至公元947年改国号为辽，建立政权，国号契丹，有时称辽。契丹建国后采取“以国制契丹，以汉制待汉人”的政策，一度国势兴盛。疆域东至日本海，西接阿尔泰山，北达胪朐河(今蒙古克鲁伦河)，南抵白沟(今河北省新城县东自北而南的白沟河)。
辽朝后期，内部斗争加剧，加之北方崛起的女真族完颜阿骨打统兵南下，1125年天祚帝被俘，辽亡。1124年，辽皇族耶律大石率一部分人西迁至天山南北及中亚一带，重建政权，称“哈刺契丹”，即西辽，定都虎思斡耳朵(今吉尔吉斯托克马克附近)。辽享国300余年。
夏是以党项族为主体的民族政权，元昊为党项族首领。1038年，元昊称帝建国，定都兴庆府(今宁夏银川市)，国号大夏，史称西夏。疆域东据黄河，西界玉门，南临萧关，北控大漠，经十世历190年始被元灭亡。西夏前期与北宋、辽，后期与南宋、金形成鼎足之势，视其强弱以为向背。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相互密切联系着、交融着，而又各有其特点。
金是以女真族为主体的民族政权。女真族分散聚居在今黑龙江和松花江流域，契丹族兴起后受辽的统治。1115年女真人在阿骨打领导下的反辽战争中建立了金朝。他即位称帝，为太祖。金建国后继续抗辽斗争，1125年灭辽，再两年，灭北宋。自1115年太祖至1234年末帝哀帝，经十世，历时120年。
金初期推行女真文化，熙宗时(1136~1149)，政府建立译经所，用女真文字翻译汉文经史，儒学广泛发展和兴盛起来。金代的科学技术也有一定的发展，医学名家辈出，如成无己、张元素、刘完素、张子和等，他们的成就影响深远，在中国医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1206年，铁木真统一了蒙古各部，建立蒙古国，确立分封制度，尊称他为成吉思汗。此后，成吉思汗及其后继者，经过一系列征战，成为横跨欧亚大陆的汗国。
成吉思汗孙忽必烈，在与阿里不哥的斗争中于1260年继承汗位(世祖)。即位后，仿效中原王朝建元中统，至元八年(1271)又将蒙古国号改为大元，翌年迁都大都(今北京)。至元十六年(1279)灭南宋，结束了长达三四百年的藩镇割据和诸民族政权并存的分裂同面，全国统一。
忽必烈在政权方面由奴隶制转化为中央集权封建统治。中央和地方行政机构的设置，特别是行省制度的确立，使中央集权从政治制度上得到保证，巩固了国家统一。
从而农业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政治的稳定、社会经济的复苏，使文化、科学技术有了新发展。科学家郭守敬在天文、历法方面作出了突出的贡献。王桢的《农书》是一部农业科学的专著，代表了元代农业发展的新水平，医学方面则有朱震亨的《格致余论》、《丹溪心法》等，发挥滋阴学说，与金代名医刘完素、张从正、李杲被誉为金元四大家。
辽、夏、金、元各朝，不但在政治制度上逐渐接受了汉族统治经验，汉化的趋向，在文化上也深受汉族的广泛影响。医学作为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或直接引用汉族医学，或在自己民族固有医学的基础上，借鉴、融汇汉族医学有所创新，成为这一时期医学发展的特点。
各民族医学的交融：契丹族在原始社会时期，人患疾病主要以巫术治疗，公元916年耶律阿保机称帝后，契丹族医学在与汉族、回鹘等医学交流中得到了提高。辽灭石晋之后，由汴京掠去医官，方技图书、铜人等，对契丹医学发展有着重要作用。党项族建立夏之前，政治、经济、文化不发达，当人患疾病时，多不请医治疗，由巫师占筮、驱鬼，建立西夏后，在汉族文化影响下，逐渐改变了旧俗，吸取汉族先进的中医药学，开始建立西夏的医学。
学术争鸣与创新：金元时期战争频仍，人民经历着长久的战乱，生活极端痛苦，疫病广泛流行，过去对病因、病机的解释和当时盛行的经方、《局方》等医方，已不能适应临床需要，当时一些医家产生了“古方不能治今病”的思想。刘完素、张元素、张从正、李杲、王好古、朱震亨等医学家相继兴起，他们从实践中对医学理论作出新的探讨，阐发了各自不同认识，创立成各具特色的理论学说，形成以刘完素为代表的河间学派和以张元素为代表的易水学派，展开了学术争鸣。他们在医学理论和医术方面，勇于创新，各成一家，风之所被，延续至明清两代，开拓了中医学发展的新局面。

第一节 医事制度与医学教育 第二节 卫生保健
第三节 医学争鸣与学术流派 第四节 医学基础理论的研究
第五节 临床各科成就 第六节 药物学和方剂学
第七节 少数民族医学史 第八节 军事医学
第九节 中外医药交流 第十节 医学著作
第十一节 医学家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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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医事制度与医学教育

一、医事制度
(一)宫廷的医事制度与医政设施
1、医疗机构辽采取“官分南北”二元制度。北面官：设太医局，由局使，副局使及都林牙(林牙意为翰林学士)总领医政事务。南面官：设翰林院，有提举翰林医官、翰林医官，掌供奉医药及承诏治辽众疾。医官的编制及品佚空载不详。
金代设置太医院，属宣徽院。太医院的名称始于金代。置提点、院使、副使、判官，掌管医药，领导太医院工作。又设管勾、正奉上太医、副奉上太医、长行太医寺职，还设有太医教官。太医的品秩凡25阶。
王室的医官：太后两宫，设有医令、医丞，皇后位下设有掌馔、奉馔各1员，掌饮食汤药酒醴蔬果事宜。医官由尚药局、太医院太医兼任，东宫太子位下设有侍药、奉药，承奉医药。宫人女官设司药、典药、掌药、女史各2人，掌医药。
元代太医院为独立的最高医事机构，秩正二品，掌宫中医药事宜，领导所属医职，其职额，自中统元年(1260)以来，屡经变更，至治二年(1322)乃定置院使12员、同知2员、俭院2人、同俭2员、院判2员、经历2员、都事2员、照磨兼承发架阁库1员，又有令史8员，译史2员，知印2员，通事2员、宣使7员。至元二十年(1283)太医院改为尚医监(正四品)，二十二年(1285)复为太医院。
典医监，隶詹事院。领导东宫大医，配制供进太子的药物，至元十九年(1282)置典医署(正五品)。天历二丰(1329)，仍改为典医监(正三品)，设达鲁花赤2员，卿3员、太监2员、亟2员、经历、知事各1员、吏属凡18员。下属机关设有广济提举局、行典药局和典药局。
此外，在一些中央机关也设有医官，掌管本单位的医疗保健工作，如中书省设有省医3人，枢密院议院医2人，御史台置台医2人，江南诸道行御史台也置台医，大宗正府置医人1人。
2、药政机构，辽北面官。著账户司所隶属的承应小底局，设汤药小底，供奉皇室用药事宜。南面官，内侍省设汤药局，置都提点，勾当汤药等职。
金代药政机构置尚药局和御药院，均隶日于宣徽院。尚药局，掌宫中汤药茶果事宜，按其职能并非药事专门机构。设置提点、局使、副使、直长、都监、果子部监、同监等职。
御药院，掌进御汤药，明昌五年(1194)置，设提点、直长，以亲信内诗人充任，又有都监、同监等职。
元代药政机构置御药院，至元六年(1269)设立，掌管各路及藩国进贡药品、药物的制剂和煮药。医官置有达鲁花赤1员、大使2员、副使3员、直长1员、都监2员。
行典药局和典药同为詹事院典医监所属，两局都是管理东宫太子的药物机构，前者掌供奉，后者掌制剂。
此外，至大元年(1308)设立御香局，掌调制御用各种香药。
元代统治阶级所用的药物由各地乡贡，每年依照产地科收。
(二)地方的医事制度与医政设施
1、医政管理机构
辽金史籍缺乏地方医事组织的记载。元代在河南、江浙、江西、湖广、陕西五行省及一些路于至元二十五年(1288)设医官提举司，五行省及路大者置提举、同提举、副提举各1员。路小者置提举，副提举或提学，掌管医户差役诉讼等事务，其余各省置太医散官，凡15阶。
2、药政设施
元代至元十年(1274)设立御药局掌管大都(北京)和上都(多伦)的行医药物。置达鲁花赤、局使、副使，大德九年(1305)御药局只掌管上都药仓事宜。行箧药物由御药局分设的行御药局掌管、置达鲁花赤、大使、副使等职。
(三)医疗机构与赈济设施
1、各类医疗机构
金代在一些路、州设有医疗机构，置医正、医工，显然是为地方官员所设。
广惠司和回回药物院是采用阿拉伯医学的医疗机构。至元七年(1270)设立广惠司，隶太医院，聘用阿拉伯医生，专管加工炮制御用回回药物和调剂治疗各宿卫士以及居住大都的贫孤。设提举工员等，其职官名额屡经变更，后定为11人。至元二十九年(1292)又在大都和上都各设立一回回药物院，掌回回药事。至治二年(1322)拨隶广惠司。定置达鲁花赤10员、大使2员，副使1员。
2、赈济组织
金代仿照宋制设惠民局，属礼部，掌制剂发卖汤药，施医药于平民。各地寺庙也设有药局，施医给药，救济贫病百姓。元代的贫民医疗机构，设有广济提举司和惠民局。广济提举司，隶詹事院典医监，掌药物制剂，施给贫病民众。置达鲁花赤1员，提举、同提举、副提举各1员。
元世祖中统二年(1261)设置惠民局于大都，中统四年(1268)在上都设立了惠民司。后来各路也设有惠民局，为贫民免费医病给药，经费依民户多寡分为等级拨结。以上措施，由于吏治腐败或多名存实亡。
二、医学教育
(一)中央的医学教育机构与制度
1、医学教育机构 金化太医院为医学教育机构。元代太医院不再具有医学教学职能，只具有医学管理及规章制度之颁发等，元代中央医学教育机构，史未见载，似无此设置。
2、医学分科 金代医学分10科，详细情况无可稽考。元代医学分为13科：大方脉、杂医科、小方脉科、风科、产科、眼科、口齿科、咽喉科、正骨科、金疮种科、针灸科、祝由科、禁科。
3、考核奖惩制度 金代医学生，每月考试一次，依成绩优劣给予奖惩，甚至于开除学籍。太医考试三年一次，医学生学习成绩优良者，经考查也可替补，民间良医听其试补。
元代对医学生及教学人员的考查、考核，则由医学提举司每年拟定13科疑难题目，呈报太医院转发各路医学教授，令医学生依式每月学习医义一通，年终时造册呈报医学提举司，以考查医学生学习成绩。此外，本医学的教授就所下发的题目解答3道，年终时另行造册，呈报太医院，以考核其是否称职。
(二)地方医学教育机构
1、行政管理机构，元至元九年(1272)设立医学提举司，专门负责管理医学教育，其职能是考查各路医学生的课业学习成绩、考核太医教官教学效果、校勘名医撰述文字、辨认药材、教导太医于弟、领导各处医学，设置提举1员、副提举1员，医学提举司的设立，显示了元代统治者重视医学教育，也反映了医学教育管理制度日臻完善。
2、地方医学校，金代在各州、府设有医学校，医学生员额较少，如大兴府30人，其余京府20人，散府节镇16人，防御州10人。
元世祖忽必烈嗣立不久，即在中统三年(1262)重建久已废弛的各路医学教育，各路医学设教授1员，由朝廷委任，学录、学正各1员。上、中、下州备设学正1员，由太医院委任。各县设学谕1员，由各路医学教授选聘，各科医学生公共课程有《素问》、《难经》、《神农本草经》。又按不同专业学习《圣济总录》中的不同卷数，并加习《伤寒论》及《千金翼方》，大德九年(1305)规定学医必须精通四书。凡不精熟本科经书者，不得行医，并将程试定为考试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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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卫生保健

古人早已养成良好的洗浴习惯。至元代，人们不仅懂得温浴的卫生价值，而且懂得冷浴对健康的意义。《马可波罗游记》第76章则载杭州“一些街道有冷浴澡堂，由男女服务员为您服务，这些澡堂的男女顾客从小时候起。就习惯于一年四季洗冷水浴，认为这对身体健康大有裨益。”冷水浴对增加肌体抵抗力是有益的。
环境卫生方面，元代继承前代的优良传统，仍然重视河水的保护，曾定期疏浚河道，元代使用痰盂的范围较汉代专供皇帝有所扩大，这对于防止病菌传播是有意义的。
这一时期，统治者提倡佛教，尤其是信奉喇嘛教和禅宗。民间也有不少佛教信徒，他们死后都实行火葬。据考古发现，沈阳、山西大同、北京等地都有辽金元火葬墓。据《马可波罗游记》记载，北京、契丹省南部哈寒府、景州、西州、宝应州、襄阳、常州、太平府、泉州等地居民，死后多实行火葬。
《马可波罗游记》还记载：“在皇帝陛下左右伺候和办理饮食的许多人，都必须用美丽的面纱或绸巾，遮住鼻子和嘴，防止他们呼出的气息，触及食物，”这种用来遮住口鼻以防传染的面纱或绸巾，实际上起到现代口罩的作用，可视为口罩的滥觞。
金元时期，李东垣、宋丹溪、忽思慧等医学家对饮食卫生提出许多新的见解。忽思慧撰写的《饮膳正要》是我国现存的第一部营养学专著。本书以正常人的膳食为标准，制定了具有营养学价值的食谱，书中强调饮食在保健延寿中的价值，认为“饮食为养生之首务”，并列出饮膳的制作方法和滋补药的形态、性味、功效以及饮食禁忌等等。另一部营养学专著是元末贾铭的《饮食须知》。书中选取食物250余种，简述其性陈宜忌，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关于房室卫生，元代李＊飞将前人关于性卫生的论述加以收集、整理，撰成《三元延寿参赞书》。提出一系列顿有见地的主张。李氏认为男女相需合乎自然之道，提出“欲不可绝”。同时，又总结出节欲三论：辨证地提出性生活的适度、节制，于人体有着重要的养生意义。
气功养生方面，金元时期出现了以王重阳为始祖的道教北宗炼养派。他们主张性命双修，先性后命，这一道派，又称全真道或全真教，王重阳把断绝“酒色财气，攀缘爱念，忧愁思虑”作为修道的根本法则，这种“清修”思想，对后世道教养生者有一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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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医学争鸣与学术流派

一、刘完素的“火热”学说
刘完素生活时代，北宋微宗赵佶提倡的运气学说仍在流行，他结合北方地理和北方民族体质强劲的特点，深入阐发了火热病机等有关理论，在治疗上一改北宋用药偏治温燥之习，重视以寒凉药物治疗外感火热病，开拓金元医学发展的新局面。刘完素著作主要思想是：
(一)以“火热”病机立论：
刘完素主要著作首推《素问玄机原病式》，这部书是他多年研究《内经》的总结，他详究了《内经》原文，并参合了隋·全元起、唐·王冰、宋·林亿各家注择，仲景伤寒学说而著成的。刘完索著书目的，并非是要解释《内经》的经文，而是要将《内经》主旨，结合运气学说和临床所见，演绎已说。所谓“谨率经之所言二百余字，兼以语辞二百七十七言”，实际即指《内经素问·至真要大论》所言病机十九条之一百七十六字，推演而成，其所以要将推演字数写得如此清楚，可能是唤起人们的重视。
刘完素对《内经·素问》病机十九条及“六气”为病的原文逐句分别解释。如他认为：“诸风掉眩，皆属肝木”，“掉”摇也。“眩”昏乱旋运也，是由于“风主动”的原故，风木旺，金衰不能制木，木复生火，两动相博，为之旋转。“诸痛痒疮疡皆属心火”者，认为“人近火气者，微热则痒，热甚则痛……灼而为疮，皆火之用也”。“诸湿肿满，皆属脾土”，“脾土，地之体也”。“土热仍盛，则痞塞肿满，物湿亦然”。“诸湿膹郁，病痿，皆属肺金”。“膹，谓膹满也，郁，谓奔迫也”，“痿，谓手足痿弱无力以运动也”。大抵肺主气为阳，阳主经清而升，肺居上部，病刚气膹满，奔迫，不能上升，至于手足痿弱，肺金木燥，血液衰少，不能营养百骸，”诸气收引，皆属肾水，凡收敛、引急均于寒，寒可收缩。
至于六气，分为风、热、湿、火、燥、寒六类。
风类：凡诸暴强宜、支痛、里急、筋缩之病，皆属于风，属厥阴风木肝胆之气。
热类：凡诸病喘呕吐酸，暴注下迫，小便浊浑，腹胀，痈疽疮疹，吐下霍乱，鼻塞鼽衄，血溢淋闷，惊惑悲笑谵妄，皆属于热，属手少阴君火之热。
湿类：诸痉强直，积饮痞隔中满，体重胕肿，皆属于湿，属足太阳脾胃之气所致。
火类：诸热瞀瘛，暴暗冒昧，躁扰狂越。骂詈警骇，气逆冲上，疮疡喉痹，耳鸣及聋，目昧不明，暴注瞤瘛，皆属于火，为少阳相火之热，心包络三焦之气。
燥类：诸涩枯涸，乾劲皲揭，皆属于燥，枯不荣旺，涸无水液，皲揭者，指皮肤启裂，为阳明燥金肺与大肠之气也。
寒类：诸病上下，所出水液，澄澈清冷，坚痞腹满，吐利腥秽，皆属于寒，为足太阳寒水肾与膀胱之气所致。
刘完素在书中无论论述五运主病，或六气为病，均着重于阳气、火气和热实相联系。如论“吐下”时，他指出：“泄白为寒，青黄红赤黑皆为热也”。
(二)“亢则害，承乃制”：
刘完素于本书中多处引《内经》“亢则害，承乃制”之语，阐述阴阳变化之理，其书称：“所谓木极似金，金极似火，火极以水，水极似土，土极似木者也，故经曰：亢则害，承乃制。谓已亢过极则反似胜己之化也，俗未知之，认似作是，以阳为阴，失其意也”，如其论“郁结”时称：“凡郁结甚者，转恶寒而喜暖，所谓亢则害，承乃制，而阳极反似阴者也，俗未明之，因而妄谓寒病……”。这表明刘完素所依据的“亢则喜，承乃制”的思想，乃是他认识疾病，诊断疾病，考虑疾病标本逆从、阴阳分辨的思维过程，有一定古代朴素的辨证法因素，所以受到后世医家的重视。
(三)运气学说的运用：
按运气学说原在《内经素问》中有所阐发，但因文辞古奥，后世解惑者不多。至北宋刘温舒著《素问入式运气论奥》三卷，以《素问》百运气最为治病之要，其书三十论，二十七图，发明运气之理，但仍难于使学者掌握，至北宋徽宗时，崇信道家学说，以六气司岁，五行统岁，刘完素生活在这一时代，因此他著书时也不能不受运气学说盛行的影响，并在他著作中有较突出的反映。刘完素在论述《内经》病机十九条时，即以“五运主病”、“六气为病”归类，并曾称：“不知运气而求医无失者鲜矣，”但是他所提倡的运气学说已与刘温舒和宋徽宗所倡者有很大不同，其体现也就是在《素问玄机原病式》一书中对“五运多病”、“六气为病“的分类和分析。
二、张元素脏腑辨证学说与易水学派
张元素受当时运气学说影响，认为古今运气不同，在不同运气影响下所发病种也有不同，故古方不能治今病。同时，他把运气与脏腑疾病认识作了联系，并深入研究药物的阴阳、升降、浮沉、补泻的各种性能，发明药理，注重创新方剂，在治疗思想上强调“扶护元气(胃气)”的意义，从而对后世医家，尤其对其传人李杲、王好古、罗天益及其子张壁的医学创新思想和“易水学派”的形成、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他所倡导的主要学术主张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倡脏腑辨证学说。
张元素受《内经》、《中藏经》、《小儿药证直诀》等前人著作中有关脏腑辨证思想的启发，系统总结上述诸书中这方面的理论，他在《医学启源》一书中详述各脏腑天人相应关系、表里关系，并按“不及”、“太过”、“实”、“虚”、“寒”、“热”几大证候类型，描述各脏腑疾病的主要症状、脉象，提出五脏用药原则或寒热补泻方药例。张元素重视脏腑辨证治疗思想，为贯彻这一思想，临证杂病治疗中，他积极地运用脏腑辨证手段指导用药，尤其足以五脏为中心，治疗一些常见病。如虚损证按程度不同，分出脏腑虚损六类证侯进行治疗，他的这一思想，对后人尤其是其传人重视脏腑疾病辨证论治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重视阐发药物理论和应用原则。
张元素通过深入研究《内经》中七篇大论气机升降浮沉、气的阴阳厚薄、四气五味等理论，把它广泛应用于药物功效原理及作用特异性等方面内容的阐发中，创立了一整套系统的药物学理论，使之与临床应用紧密地联系起来，为后世中医学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他认为药有寒、热、温、凉之性，有酸、苦、辛、甘、淡之味，药物性味的不同组合，构成不同功效。此外它还与其性味的阴阳、厚薄属性有关。为进一步阐述各类药物在治疗脏腑、经络、某些部位的疾病的特异性，他结合性味理论和临证经验，总结归纳出临床常用药的归经、引经报使等理论，并在具体通方用药方面总结了大量临证用药经验，使其药物学思想，既有理论上的系统性，又具辨证上的实用性，受到后世医家的广泛重视。
(三)重视胃气。
张元素认为“四时以胃气为本”，故“安谷则昌，绝谷则亡，水去则荣散，谷消则卫亡，荣散卫亡，神无所居”，由此可见他重视扶养胃气的思想，故临证他曾告诫后世传人“养正积自除”。这些立论与刘河间学说比较，就会看出有很大不同，刘完素用药寒凉，而张元素则力辟之，并且在用药方面尽力讲求药物归经，形成独有特点。
张元素的这些医学思想，由于他有独到之处，故为其入室弟子所服膺，在他的医学思想影响下，张壁、李杲、王好古、罗天益等都进一步发挥了他的学说，形成明显的学术流派——易水学派，与当时兴起的河间学派并立争鸣于金元时期北方医学界，李杲之后所以发明“内伤”学说，更加强调脾胃的重要，是和张元素的医学思想分不开的。王好古在他的《汤液本草》中所发挥的理论，也都是以张元素医学理论为基础的。
由于张元素的医学著作流传到元代以后，存留不多，且残缺颇甚，一定程度影响了后世医学家对元素学术地位和历史贡献的评价。如“金元四大家”未列入张元素，但客观地看张元素的学术思想及其创新理论，对后人及“易水学派”其他医家具有重要影响，其历史贡献是不容忽视的。
三、张从正的“攻邪”学说
张从正的主要医学思想，首先主张“邪气”说，理由是：“夫病之一物，非人身素有之也，或自外而入，或由内而生，皆邪气也。邪气加诸身，速攻之可也，揽而留之何也?关于病邪，张从正认为邪可自外而入，也可由内而生。病邪轻者可以自行消失，病邪时间经久则很难抑制，甚至可招致暴死。如果有了病邪不想消除，反而先去设想巩固人体元气，如此很容易使人体真气未得到恢复时，病邪却有了发展。治疗疾病当以制止病邪发展和驱除病邪为首务，所谓“邪去而元气自复”。这是张从正认识疾病和治疗疾病的主要主张。
其次，倡汗、吐、下三法。张从正认为邪有上、中、下之别，所以治疗上也应采取针对性措施：认为凡上之邪，可以用汗法治疗；在中之邪，凡风痰宿食可用涌吐方法治疗；而在下之邪，可用泻下方法治疗，张从正所谓汗法，包括灸、蒸、熏、涤(洗涤局部)、洗、熨、烙、针刺、砭射(砭石)、导引、按摩诸法，用以达到解表发汗解除病痛之目的。吐法，包括引涎(以翎毛探喉，引涎自出)、流涎(以指探喉，使涎渗出不断)、嚏气、追泪，用以解除中膈痰食之积。所谓下法，不仅是通下，催生、下乳、磨积(消除积滞)、逐水、破经(通经)、泄气等均属之。
由上可见，张从正治疗重在三法，以攻邪为主。但他又申明在三法用药之时，每每伴随揃(包括熨、摩)；导(导引)、按(手按)、蹻(医者或病患者抬举足腿)之法以辅助治疗。在用药方面，也要根据年龄老、少、病之轻重，有增、有减，有续、有止，按证施用。
再次，张从正主张食补。他认为补法有六种，即平补、峻补、温补、寒补、筋力之补、房室之补，凡应用补法必须谨慎。他主张“医之道、损有余、乃所以补其不足也。”这在一定意义上说，攻邪除病，也就同时扶正，具有“补”的意义了，张氏还认为真正用补法，要在邪去之后，“莫若以五谷养之，五果助之，五畜益之，五菜充之。也就是说，人体疾病之后，最有益的补药，就是平日的食品，肉、菜、谷、果，按五脏相宜用之就可以了，而不必去用药物。
由于张从正倡汗、吐、下三法，治疗比较峻猛，与太医院一贯用药和缓不符，故在当时即受到许多人的非议。
作为金代著名医家，张从正医学思想宗法刘完素，但是在治疗用药方面有自己的见解和发挥，他的治疗以“攻邪”为主。应用汗、吐、下三法，以及对补法的认识，应该说与他当时处于北地，人民体质强悍，疾病多属热实有关，所以才有促进张氏医学思想的发挥。后世人说他是“攻邪”(或“攻下”)派，“金元四家”之一。
四、李杲的脾胃内伤论
李杲师从张元素，深受元素医学思想的影响，结合自己多年的亲身经历和体会，创立了以“脾胃论”、“内伤论”为主的理论学说，成为这一时期最著名的医家之一，对金元医学的繁荣和后世中医学的发展都产生重要影响。在学术上，他独称一时，归纳而言，可以概括为三点：
(一)尊师重道，发扬张元素药物学说
张元素对药物学有所创见，发明药物气味、阴阳、厚薄、升降、浮沉之理，创药物归经之说。李杲继承考师学说，并加以发扬，他著《用药法象》一书，原书虽佚，但大部份内容都收录在王好古之《汤液本草》一书中。《汤液本草》共六卷，前二卷以“东垣先生药类法象”和“东垣先生用药心法”为题，收录李杲主要药学论述。在“药性要旨”一节中指出：苦药平升，微寒平亦升，甘辛药平降，甘寒泻火，苦寒泻湿热，苦甘寒泻血热。他还认为治病应知标本，必先治其本，后治其标，这样疾病便可除去。为此，李杲按病症详述了用药心得。这些用药心得除宗法张元素说外，李杲更为完善的学识，对后世医生用药很有启发。
(二)战争中建立内伤学说
李杲生活年代正值金元战争期间，金哀宗正大九年，改元开兴元年，又改天兴元年(1232)之际，金朝都城汴梁(今河南开封)被元兵围困半个月，解围之后，人民无病者极少，既病而死者接踵不绝。
李杲目堵了实际情况，当时这些疾病患者，医生大都是按外感风寒治疗的，结果疾病不能痊愈，反而大量死亡，这不能不引起李杲的重视和思考。李杲回忆在金宣宗贞祐至兴定年间(1214~1221)也有类似情形，李杲考虑战争期间都城被围，人们惊恐之余，起居不时，劳役频仍，寒温失所，朝饥暮饱，以致胃气亏乏。解围之后，一旦饱食太过，因胃气亏乏太久，兼以营卫失养，反而不能承受，如果调治失宜，便可促成死亡。
李杲指出：“伤外为有余，有余者泻之；伤内为不足，不足者补之。”“内伤不足之病，苟误认作外感有余之病而反泻之，则虚其虚也”，因此内伤外感不容混同。
李杲内伤学说的建立是前人没有提出的，也是在战争时期他临床中独创的心得，为此他拟制了补中益气汤以及升阳益胃汤，均取甘温除热、温养脾胃、扶养元气为主，为治内伤病的主方，深得后世医家赞赏。
(三)发扬扶护元气和温养脾胃学说
李杲《脾胃论》，指出“人以水谷为本”，人的“元气充足”，皆由脾胃之气无所伤，而后能滋养元气”。人不能断绝水谷，断绝水谷则胃气不生，五脏无由通利。李杲强调“夫饮食不节，则胃病，胃病则气短精少，而生大热。”“胃既病，则脾无所禀受……故亦从而病焉。”反过来说，如“形体劳役则脾病，病脾则怠惰嗜卧，四肢不收，大便泄泻，脾既病，则其胃不能独行津液，故亦从而病焉。”因此脾胃之作用非常重要，脾胃虚弱，总会影响人体阳气不得生发，阳气不足，阴气则有余，人之百病，皆由脾胃虚弱所生，故治疗必须重在脾胃。
综上可见，李杲医学学说的形成，首先是在其师张元素学说基础上，进一步根据自己的临床体会而发挥的，并把“易水之学”的发展推向一个新的高峰。所以他的理论学说诞生以后，在金末元初医学界受到人们的重视。金末时，李杲已具国医之名，他的学说通过其著作的陆续出版及其弟子罗天益的继承发扬，在元初产生了更大的社会影响，人们不仅突出地强调李杲发展“洁古之学”扶养胃气的意义，而且逐渐把李杲“补土”理论的特色，作为与“河间学说”形成鲜明对比的“易水学说”主要特点。
这最终奠定了李杲在金元各医家中的突出地位，而成为金元四大家之一。其术自元朝以来，继承者甚众，受到医学界的普遍重视。人们对于李杲因时创立“脾胃内伤”理论给予较高评价。
五、朱震亨“阳有余阴不足”论
金代的医学创新理论，元代流传到南方，经过朱震亨的发挥，又有了新的发展。
朱震亨早年从许谦学习理学，后转而习医，曾师从杭州名医罗知悌学习刘完素、张从正、李杲三家之说，深感三家各有短长，在前人创新理论启发下，他结合自己的体会及理学造诣，倡“阳有余、阴不足”理论，开拓了元代中期医学发展的新局面，成为后来形成的“滋阴派”的宗师。
(一)反对拘泥《同方》：
按北宋时官方成立的“大平惠民局”和“和剂局”，本是便民措施，但当时无论是民间还是医生，如遇疾病，常常以该书据证检方，这种对《局方》应用方法，早在朱震亨拜罗知悌为师时就已有不同认识，为此，他特著《局方发挥》，指出：人之一身，血气有浅深，体段有上下，脏腑有内外，肌肤有厚薄，形志有苦乐，年纪有老小，病的时间有长短，接受药物能力各有不同。而在治疗上，医生还要考虑四时、地域、某经用某药、正治、反治，君臣佐使，药量轻重等，医生必须综合观察后始可用药。而《局方》则是各方之后条述证候、药物分两、修制方法外，就没有其它议论了，这样使一方通治多种疾病，应用时表面看立法简便，如果过于拘泥，其实就是“按图索骥”，不符合辨证施治原则。如治大肠便秘，秘有风热、风虚的区别，其他证候无不尽然，均需辨证施治，没有“一方可以通治”的道理。朱氏指出：“夫良医之治病也，必先求其得病之因。《局方发挥》一书，虽然篇章不大，但论述谨严，辨理精透，给后世医家很大启示，使中医辨证施治思想重新得到发扬，并对当时民间病家及医学界以《局方》对号求药偏向起了纠正作用。
(二)倡“阳有余、阴不足”论：
朱震亨在“格物致知”思想影响下，手著《格致余论》阐发医理，以“格致”命名，表明他秉承宋熹哲学思想馀绪立论。“阳有余，阴不足”这一观点最早源于北宋程灏、程颐，他们曾说：“天地阴阳之运，升降盈虚，未尝暂息，阳常盈，阴常亏。一盈一虚，参差不齐，而万变生焉。”受这一思想启发，结合人体生理病理特点，朱震亨创立了“阳有余，阴不足”论。他认为古人规定男女必须在近三十岁或二十岁时始议嫁娶，原因就是到这一年令时，人的“阴气”始成，才可与“阳气”相配。但这种阴阳相配时间，一个人只有三十年光景，女子四十九岁(阴)经断，男子六十四岁(阴)精绝。(故人体阴气难成易亏)加之人常因饮食不节，**过度，生活调理失常，引动相火、耗伤阴精，这样很难保持阴平阳秘。
上述观点认生理、病理、摄生调养等方面把人体“阳有余，阴不足”的特点，提高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位置上，形成突出的理论特色。
(三)相火论：
朱震亨的“相火”论，是在他“阳有余、阴不足”的理论上产生的。他认为，人身有君火、相火之分。“形气相生，配于五行，故谓之君，”生于虚无、守位禀命。因其动而可见，故谓之相”。人之生亦恒于动，这全是由于相火的关系。相火寄于肝肾二脏，肝主木，肾主水。胆者肝之腑，膀胱为肾之腑，肝肾之阴，悉具相火，可见相火在生理上有重要作用。而人之情志、饮食不节，常易引动相火，煎熬真阴阴虚则病，故这时相火便“为元气之贼”，在病理上为害较大。
(四)治疗杂病具有特色：
朱震亨不仅在医学理论上有自己的见解，同时，在杂病治疗方面也有特色。首先，他十分重视对火证(内火)的治疗，对实与虚的关系，他又有自己的独特认识，他认为阴虚与火旺密切相关，故临证宜以滋阴为本，即所谓“补阴即火自降”，以泻火为标，即“泻火为补阴之功“，从而创立了阴虚发热的治疗。对其他杂病治疗，他强调“气、血、痰、郁”之因，用药有自己的规律、即属于气之病，用四君子汤；血之病用四物汤；痰之病用二陈汤；久病属郁，治方有越鞠丸。
朱震亨成名后，陆续有王履、赵以德、戴元礼、刘淑渊等先后师从之，使其学说得以继续发展，在元末明初形成明显的学派流风，其中尤以戴元礼最得师传。曾著《证治要诀》十二卷，论述内外各科杂病，理趣深远。他还校补朱震亨《金匮钩玄》一卷，阐发各种杂病治疗，大体均以清热滋阴为宗，对朱震亨医学思想颇多发挥。
六、金元医学争鸣创新的评价
金元时期诸医家，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临床上，其突出的创新成就，对明、清乃至今日中医学的发展，都有重要影响。
(一)金元医学争鸣兴盛的原因：
“金元医学”在短短一百多年间，从诞生、成长到发展，始终贯穿着“开拓”、“创新”、“争鸣”这样一种新的医学风尚，使以刘完素、张元素、张子和、李杲、朱震亨等为代表的金元医家，都能形成理论上各有建树，实践中互有补充的发展特色，究其原因有下面几个方面。
1、特定的社会环境所决定。这里有三个方面的条件：一是变迁、动荡的社会环境或统治者多未以正统思想干涉，故利于创新，如刘完素所处的时代，外界不安定因素时刻威胁着金朝生存。金世宗为图富强，采取了一系列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优化政策，以推贤荐能，鼓励创新，形成较活跃的学术气氛。受此影响，刘完素敢于突破前人认识规范，开拓“思路”，独树一帜地创立和倡导“火热论”。二是某些多发疾病，对医家有所启发。李杲生活的年代，正值金元交战，他屡经战乱，目睹1232年京师被困，脾胃内伤病多发，死人无数的惨状，深感妄辨内伤为外感之害，进而创立了“脾胃内伤”理论，三是能够因时、因地、因人而宜，提出相应理论。
意识形态及学术领域某种理论研究风气的影响。宋代盛行的运气学说流传到金朝，引起了特殊的反应。金朝医家敢于提出运气古今有异，故疾病发生种类、性质也有不同等观点，摆脱了旧有常规来思考问题，他们充分运用五运六气理论有关方法对中医基本理论中六气、病机、治疗等问题进行深入探讨，从而为研究领域引入一种新的思维方法和富有新意的认识。正是由于意识形态领域学术思想中活跃的创造精神，赋予金元医家一种全新的认识角度和思维方法，使之能够突破常规，在医学理论发展无法解决实际应用的矛盾时，创立了适应社会需要的新的辨证施治理论，带来金元医学的繁荣。
金元医家善于继承、敢于创新的结果，自刘完素进行开拓性研究以后，后来很多医家与前代名医多有师承或私淑关系，但纵观各家医论，继承之中又极少局限于前人的认识，如张子和承袭河间注重寒凉攻邪的理论，但于汗、吐、下三法的应用及邪正关系有新的发挥；李杲、王好古遵循易水老人扶护元气、讲究药性的思想，又各自在脾胃病和阴证辨治等方面有突出创见，宋丹溪更是博采众家，另辟新径，在“火”与“阴阳”理论上对前人认识作了新的补充。这种既有继承，又有发展、创见的学风，成为整个金元时期医学领域十分突出的风尚，这实际就是金元医学出现不断创新、争鸣激烈的繁荣景象的重要原因。
2、医学发展的客观需要。晋唐以来，方剂积累明显增加，但药物和方剂理论却发展不足，杂病及外感病诊治比较僵化，辨证与用药之间还缺乏有机的联系，加之《局方》盛行以来，喜温好补，临证处方十分机械，使得前朝医学发展只有量的增加，很少有质的突破。到金元，由于各类疾病多发，而旧有理论指导下的临证方法，难以适应社会实际需要。在这种矛盾十分突出的情况，金元诸医家本着“改证世俗谬说”之旨，突破前人认识范围，创立了一个又一个具有独特风格的医学理论学说，使之在生理、病理、辨证、用药、及具体外感、内伤病方面，都取得了明显进展。
(二)金元医学创新成就的影响和评价：
金元医学的创新，犹如一股清鲜空气，随着时代发展，吹进了明清两代，对明、清医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如明代医学家薛己、赵献可、张景岳等，继承易水学派温补之余绪，又受丹溪“阳有余、阴不足”等理论的启发，创立了双补阴阳的温补学说，清代医学家叶天士、吴塘、王孟英等。受河间外感火热病治疗思想的影响，同时吸收易水学派护养脾胃的基本观点，发展成为辛凉解表、甘毒护阴的温病学说。此外，易水学派创立的药物学理论，在明代《本草发挥》、《本草纲目》等著作中得到较完整的继承，并成为现代中医药物学理论的重要内容。金元医家创制的大量新方，被后世重要方书收录，如《普济方》、《医方集解》、《成方切用》等，流传至今，仍然是临床医生常用的治疗方剂。至于其众多的治疗方法，如甘温除热法、滋阴降火法、行气祛痰解郁法等，更是受到人们的重视。
金元医学的成就不仅影响了中国医学的发展，而且在明代东传日本、朝鲜。16世纪日僧月湖久住杭州学医，弟子田代三喜留华12年，专攻李杲、丹溪之学，回国后成立了“丹溪学社”，奉丹溪翁为医中之圣，后传其学至弟子曲直濑道三，发扬光大，流传至今。朝鲜医家金礼蒙《医方类聚》、许浚《东医宝鉴》，也大量收录了东垣等医家的医论和方剂。
如何正确看待金元医家各自的特长，历代有种种见解。明代王纶在《明医杂著》中作了较客观地归纳：“外感法仲景，内伤法东垣，热病用河间，杂病用丹溪。”但是历代医家反复告诫，不应拘泥，如李中梓在《医宗必读》中指出“师守真而过，则偏于苦寒，师东垣而过，则偏于升补，师丹溪而过，则偏于清降”，只有综合诸家之长，全面、客观地看待金元医家的创新成就的历史价值及现实意义，才能从中获取有助于中医现代化的实质性内容。

 

[花香丁]

第四节 医学基础理论的研究

一、《内经》研究
金元诸医家主要采取两类方法研究《内经》。一是抽取其中部分理论作专题研究，二是依据《内经》某一基本观点，结合实际进行发挥，形成一种系统的创新理论。第一类著作主要有刘完素的《内经运气要旨论》(佚)，《素问玄机原病式》，佚名《运气图解》(佚)，邓炎《运气新书》(佚)，曹大本《运气考定》(佚)，吕复《运气图说》(佚)等，这一类著作主要吸取《素问》“七篇大论”中运气学说，结合疾病发生、发展机理予以阐发，惜多数亡佚。其中最有成就的为刘完素，他认为“不知运气而求医无失者鲜矣”，故他以《素问》“五运六气”理论及病机学说为基础，通过比物立象、推演归纳，建立了一套认识疾病证候特性的分类模式：五运主病，六气主病，并从“火热论”角度予以系统阐发，这一专题研究成就，不单使运气学说本身得到了发展，而且促使了中医各类理论问题的深化研究。
此后，诸医家多本着不拘泥一词一句的注释，而求古人意理所在，联系实际予以发挥的态度对待《内经》，建立了一系列各具特色的理论学产。重视临床实际研究，应用《内经》已在金元时期成为一种崇尚的医风。刘完素的《素问宣明论方》是这样，张元素的《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也是如此。
除上述医家及有关著作外，金元时期还有不少《内经》研究专著。如刘完素的《图解素问要旨论》(八卷)，《素问要注》(佚)，元代薛时平的《新刊注释素问玄机原病式》，李季安的《内经旨(指)要》(佚)等。现存比较有成就的注释整理《内经》的著作为滑寿《读素问钞》(九卷)及《补遗》(一卷)，受到后代医家的重视。
二、《难经》研究
这一时期《难经》研究取得了一定成就。金代医家纪天锡，精加访求十余年写成该书，其后不久，著名医家吕复时该书力辨前人之非，注解谨密的特色给予了较高评价，张元素也曾撰有《洁古注难经》一书(又称《药注难经》)。该书的特点是阐发《难经》奥理，复随其疾证附以禁忌方论述经解。惜流传至元末，便失传了。李駉(子野)《黄帝八十一难经纂图句解》七卷。李氏深感世人对《难经》理解不深，遂“随句笺解”，以宋时流传的前代吕广等十先生补注之说为宗，言言有训、字字有训，撰成该书。
这一时期《难经》研究成就最大的是滑寿的《难经本义》(1366)。他追本溯源，考之《灵枢》、《素问》，又及仲景、叔和，以绎其绪，凡诸说善者，均予吸收，并详细阐发前人未明之旨。该书首列诸图，后疏本义，辨疑正误，使全书辞达理明，条分缕解。所以该书诞生后，为后世众多医家所重视，成为元代以前《难经》研究方面最重要的一部著作。其他《难经》研究著作还有陈瑞孙《难经辨疑》；王少卿《难经重玄》；袁坤厚《难经本旨》；谢谢绍孙《难经说》；李駉的《难经注解》(四卷)等，后均亡佚。
三、《伤寒》的研究
这一时期的《伤寒论》研究与两宋时期相比要薄弱一些，但也不乏有影响的著作，如在后世《伤寒论》研究中流行最广的成无已《注解伤寒沦》便出现于这一时期。
金元时期，医学界的学术空气比较活跃，出现了不少新的学术见解，形成不同的学术流派，在《伤寒论》研究中也反应了这种倾向，例如宋云公的《伤寒类证》将仲景397法，分证50门，派生出484法，列表倍分述。吴恕的《伤寒图歌活人指掌》针对《伤寒论》，《南阳活人书》增辑若干图表编纂而成，都是着重于论述伤寒诸证的。王好古的《阴证略例》则提出伤寒阴证的新见解。而马宗素《伤寒医鉴》，镏洪《伤寒心要》以及旧题刘完素撰的《伤寒直格》均以“伤寒”题名，也言六经，也谈仲景方，实际上却是论述温热病为主。此外，杜本《敖氏伤寒金镜录》专论舌象，并附有简图对后世的影响也比较大。
(一)成无己首注《伤寒论》：
成无己的代表作是《注解伤寒论》，他是全面逐条注解《伤审论》第一家。此书一出，流传甚广，超过了《伤寒论》的任何一个其他版本，因而影响也很大。成氏的注解有两个特点，其一是以“经”释“经”，即引用《内经》、《难经》的原文来解释《伤寒论》的医理，追溯其学术源流。由于中国古代具有崇古尊经的传统，因而以“经”释“经”的方法是相当具有说服力的，成氏这一注释法很受后世注律《伤寒论》者仿效。
其二，成氏的注解着重于时病因病机及组方意义的发挥，它的注解中几乎为伤寒各证每一症状都注明病机，每一方剂都说明方义。成氏的这种注解方法条理比较清晰、说理比较明了，使读者易于理解，使用者便于化裁。因此为后世医家广泛效用，已远不限于《伤寒论》的注解。
成无己的另一部著作是《伤寒明理论》。此乃成氏在注解之余发挥本人对《伤寒论》的理解。前三卷对《伤寒论》条文进行横向联系，提出发热、恶寒等五十个伤寒病中的常见症状，对每一症都进行阴阳表里寒热虚实的分析，实际上是伤寒有关症状的鉴别诊断。卷四为“伤寒方论”，成氏从113方中精选出20首，阐发其配伍关系及方药效用，大多是他的经验之谈，颇值一读。
(二)王好古对伤寒阴证学说的发挥：
自宋以降，各家研究《伤寒论》往往详于三阳证而疏于三阴证。王好古曾与李东垣同学于张洁古门下，在张氏重视脏腑虚损的启示下，又受到李氏脾胃气虚理论的影响，尽十余年的心力钻研《内经》，《伤寒论》的阴阳脉例，并广泛参照王叔和、朱肱、许叔微、韩祗和等有关阴证阴脉的阐述，提出了一系列对于伤寒阴证的新见解。
他首先指出，伤寒是人之大疾，病情最急，而阴证尤为严重。因为阴证准辨而难治，鉴于阴证之难辨，王氏分析了阴证的各种变证和假象，阐明病机及鉴别要点。他指出如阴证表现为一身阳气内消、身表凉、四肢冷、脉沉细则易辨认，若表现为阳从外泄，身表热，四肢温、头重不欲举，脉浮弦，按之全无力，此类阴证则容易误诊，若用解表发汗之法，会使三焦气绝造成危证，辨证时，李氏非常强调以诊脉为鉴别标准，鉴于阴证之难治，王氏提出“三阴可补”之法，主张“药当从温”，尤其强调了温肾助阳的重要。
在众多《伤寒论》研究著作中，《阴证略例》从阴证入手，打破了治外感与治内伤的界限，用六经辨证的原则把伤寒与杂病的治疗联系起来，可谓是独树一帜。虽说其本身在温阳与养阴的问题上存在一定偏面性，但作为对《伤寒论》一个方面的探讨，显然不可能求全责备。王氏对伤寒阴证的发挥对后世更加全面地理解《伤寒论》很有补裨。
四、诊断学研究
金元时期诊断学研究成就突出地反映在脉学和舌诊上。有些见于有关专著中，有些散在于一些综合性著作里：
(一)脉学：
这一时期最突出的脉学专著为滑寿的《诊家枢要》(1341)，该书集元以前诸家脉学理论为一体，结合个人认识，详述脉诊体系及辨脉法，共论及浮、沉、迟、数等29种脉象及主病。并阐析了妇人、小儿脉法，内容丰富，尤其在小儿诊察指纹方面，认识较前人又更进了一步。
张元素的《洁古注脉诀》也是一部内容丰富的脉学专著。该书收有张元素、张壁父子的脉学认识。其特点是详论脉理，随脉辨证，随证附方，兼集诸家之善，适于临床依脉辨证施治。惜流传到元代，只存提名张壁的二部节本著作。其他脉学著作还有张壁《脉谈》，李杲的《脉理玄微》(疑托名李杲)、佚名《东垣脉诀》(1251年)，托名朱丹溪的《脉决指事病式图说(又有称为李杲作)，姚宜仲的《诊脉指要》(佚)，鼓起宗撰、明代汪机补订的《脉诀刊误集解》以及已佚的吕复《脉系图》等著作。
(二)舌诊：
这一时期舌诊取得了突出成就，出现了我国现存最早的验舌专著《敖氏伤寒金镜录》(1341年)。该书原书名《金镜录》，内载辨别伤寒舌法十二首，附舌象图十二幅，惜后渐失传，1341年，杜本在上书基础上，增补24幅舌象图，共计36幅舌图，并载方治于图下。其中24幅专论舌苔，4幅专论舌质，8福兼论舌苔与舌质。舌色有淡红、红、青三种，苔色有白、黄、灰、黑四种，舌面有红刺裂纹等变化，舌质变化有平滑涩刺等，基本包括各种主要病理现象。各图下附文字说明，并结合脉象，分辨寒热虚实、内伤外感，论述证治方药及病证发展、预后。
另外，其他著作也有不少有价值的记述，如成无己的《伤寒明理论》辟“舌上苔”篇，对有关伤寒病舌象作了专门论述，内容丰富。李杲的《脾胃论》分析了舌干的各种证候，丰富了察舌辨证的诊断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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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临床各科成就
一、内科杂病

二、妇产科

三、小儿科

四、外科与皮肤科

五、骨伤科

六、针灸科

七、眼耳鼻喉与口齿科

八、法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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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内科

内科杂病
(一)内科杂病治疗上的百花齐放
热证治验与辨证论治刘完素以火热立论，故在临证上重视辛凉解表、表里双解、急下存津、清热解毒等治则，在具体运用时，从表里两个方面，提出医疗火热病的一套方法，尤其对使用寒凉药有其独到的经验。这对当时南方和剂局方盛行，惯于习用辛燥温热的时弊，无疑起到纠偏和补其未及的作用，刘完素对内科杂病具有丰富的治验，并时有创见。如他对咳嗽的证治，角色在病机分类和治疗用药上都颇有见地，关于消渴，着重在治法上按其上、中、下三消分治，治上消用人参石羔汤，治中消用顺气散，治下消闲八味丸，在临床上有一定实用价值。
驱邪主张丰富了内科杂病的治则，金代医家张从正扩大了吐、下法在内科杂病中的运用范围，并颇有治验。例如凡风寒宿食停滞胸膈上部，可用吐法；凡寒湿府冷或湿热侵犯下焦，可用下法。所以驱除邪气是张氏学术主张的核心，也是其治疗的根本原则，在疾病产生的前期阶段，对补与泻的关系则强调泻，对扶正与攻邪的关系则强调攻，这不仅对于纠正当时医界滥用温补的不良风气产生了重要作用，并且为丰富和发展内科杂病的治疗法则做出了贡献。
调补脾胃，升阳益气治法的创用：李杲既强调脾胃机能在发病中的重要作用，在杂病治疗上也强调补脾胃，主张“升阳益气”、“甘温除热”等法，以增强人体本身的机能为主，开创了祖国医学脾胃枢机学说和治法研究的先河。在具体治法上主张采取一整套以升举中气为主的治疗原则，如治肺弱表虚证，用升阳益胃汤，治脾胃内伤，用补中益气汤；治肾阳虚损，用沉香温胃丸。其中，他在所创制的升阳补气法的指导下，针对脾胃病发展一套系统的方剂，运用极为广泛深入，临证上也有较好疗效，在我国医学发展史上有一定的地位和影响，并对宋元时期以及后世诸家形成内科杂病治疗上的温补学派起到了奠基的作用。
“滋阴降火”治则及六郁证治，朱震亨吸取刘完素、张从正、李东垣三家学说之长，并博览群书，对滋养人身阴液有深刻的研究，阐述了抑制相火，保护阴精的实质。在内科杂病的治疗上，也就十分重视保养“阴分”的问题而善用“滋阴降火”之剂。他所创制的大补阴丸、琼玉膏等方，在临床上颇有价值，为后世医家所广泛应用。朱氏在论六郁证中指出，情志怫郁，会引起气机郁滞，从而创立“六郁”之说，即气郁、湿郁、热郁、痰郁、血郁、食郁。他所创制的越鞠丸统治六郁，其中以治气郁和火郁为重点，对后世治疗这一类证候有很大的启发。
(二)葛可久治疗虚劳症的成就
虚劳病亦属内科杂证之一，在金元时期获得治疗方面的突出进步，主要反映于葛可久的《十药神书》中，《十药神书》是一部治疗虚症的专书。虚劳所包含的证候很广泛，葛氏所言之虚劳大抵为肺痨，相当于现代医学中的肺结核。此书篇幅很小，却相当精练。反映出当时的中医对肺痨病的临床表现及治法方药都已有了比较成熟的认识。
葛氏认为气血津液内亏是虚劳发病的根本原因。临床可见咳嗽、咯血、吐痰、骨蒸烦热、盗汗，形体消瘦，面色苍白而两颊潮红，口干咽燥、饮食难进，气力全无，以及小便白浊，遗精等等症状，这些描述是比较准确的。葛氏还指出了此病的预后很差，治疗也比较困难。
葛氏书中在提出了代表肺痨基本治法的十首方药，大致可分为四类，而益气养阴则是贯穿十方的总原则。
1、止血剂，用于咯血为主要症状者，葛氏认为肺痨咯血“大抵血热则行，血冷则凝，见黑则止，此定理也。”(葛可久《十药神书》2，人民卫生出版社，1956)，因此首例十灰散以凉血止血。如若内有瘀血，则以花蕊石散活血止血。大出血，则以独参汤益气固摄。并提出咯血病人的护理当令其安睡，切忌惊动，这确是很有意义的经验之谈。
2、化痰镇咳剂，用于久咳不愈为主要症状者。其中保和汤具有润肺化痰止咳的作用，太平丸又兼能清热，沉香化气丸以清热下气，燥湿化痰为功，适用于虚中夹实之痰热望盛者。
3、清虚热剂，用于骨蒸潮热为主要症状者。书中只提出了保真汤一首方，旨在示人规矩。
4、补虚剂，葛氏的补虚剂凡三首，特点是以血肉滋补良品，如羊肺、白鸭、乌鸡、团鱼、指羊脊髓等等，加上滋补中药修治而成。其中润肺膏与白凤膏均为食疗方，为肺痨病人增加营养确是至关重要的治疗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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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妇产科

金元时代，四大医家对病因各持不同主张，对妇产科疾病的辨证论治和诊疗方法各有发挥或创新。他们各以自己独特的见解和临证体验，丰富了妇产科学的内容，其中尤以李东垣、朱震亨贡献较大，富有实践经验，推动了中医妇产科学的进步。
(一)月经不调的辨证治疗
张从正善用吐下法治疗闭经，《儒门事亲》记有他曾用吐下法治愈闭经的验案，李杲和朱震亨对于调经，一偏重于补脾，一偏重于养阴，但都主张以调气为首要，则其所见相同。
李东垣说：“妇人病经，先柴胡以行经之表，次四物以行经之里，先气而后血也”，朱丹溪调经也是以四物汤为主，但较李杲有更丰富的实践经验。他在《丹溪心法·妇人》中指出：月经先期而来是气血俱热，宜清气凉血，用柴胡、黄芩、当归、芍药、生地、香附；过期而来是气血虚，宜补气养血，用四物汤加黄芪、陈皮、升麻。经水将来或临行时腰腹疼痛是气滞血瘀，宜四物汤加桃仁、红花、莪术、玄胡、香附、本香。血枯经闭，四物汤加桃仁、红花；阴虚经闭，四物加苍术、牛膝、陈皮、甘草。另外，还提到肥胖妇女可有经闭不育现象。用导痰汤加黄连、川芎，成为后世辨证治疗月经不调的纲领。
(二)带下病证治
刘完素论带下，提出了湿热致病之说，纠正了过去概以白带属寒的偏见。张从正、李杲论带下，也都认为是湿热致病，但在治则上各有有同特点。纵观张从正《儒门事亲》中治疗带下的验案，擅长应用吐下、分利小溲的治法以导泄湿热。其治疗原则是从攻邪治实着手，而李杲《兰室秘藏·妇人门》则主张益脾胃、升阳泻火以清除湿热，是以扶脾治虚为本。因此，临床当辨虚实为其要领。
(三)产前调治和妊娠常见病
1、产前调治 朱震亨主张产前安胎以健脾清热为主，对《金匮要略》妊娠常因当归散极为推祟，并有新的发挥。对胎漏、胎堕的发生，朱氏认为，是由于脾虚血热的缘故，同样采取健脾清热的调治方法。善用白术、黄芩，临证甚为效验。白术、黄芩为安胎圣药之说，实为朱氏的实践经验。
2、转胞(妊娠尿闭)的诊疗方法 早在《金匮要略》中已有“转胞不得溺”的记载。朱震亨经过临证观察分析，进一步认识了妊娠尿闭的发生机理，并总结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处理方法。朱氏用服药探吐激发升提减压的方法，处理妊娠小便不通，其设想巧妙，具有创新之意。如若尿闭病情危急，宋氏更采用了**内托胎减压的方法，与服补药配合使用，体现了标本兼顾、内外结合的治疗原则。
(四)产后调治和产后常见病
1、产后调治 《丹溪心法》列有“产后”专论，主张“产后有病，宜先顾正气”。产后水肿，必用大补气血为主，少佐苍术、茯苓，使水自利，产后大发热，此非有余之热，乃阴虚生内热耳，故以补阴药大剂服之，”又如对产后乳汁不行，则以通草、木通、猪蹄煎服”，采用了通络与补血并用之法，朱氏产后大补气血的调治原则对中医产科产生了较大影响。
2、**膀胱瘘验案报告 朱震亨在《格致余论》中专列有“难产胞损淋漓论”。其中记有验案一例：“曾见因收生者不谨，损破产妇尿脬(膀胱)，致病淋漓，遂成废疾。一日有徐妇，年壮得此，因思肌肉破损，在外者可补完，胞虽在腹，恐亦可治。遂诊其脉，虚甚。余曰难产之由，多是气虚，难产之后气血尤虚。试与峻补，因以参、芪为君，芎、归为臣，桃仁、陈皮、茯苓为佐，煎以猪、羊胞中汤，极饥时饮之，至一月而安。盖令气血骤长，其胞自完，恐稍迟缓，亦难成功。”这一精辟见解和宝贵经验，为后世治疗本病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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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小儿科

金元时期，医学由九科增至十三科，以小方脉命名的儿科和其他学科一样，也有许多新的发挥。这一时期，主要的儿科医家及医著是曾世荣及其《活幼心书》3卷、《活幼口议》20卷。另外，刘完素、张子和、李东垣、宋丹溪四大医家，在儿科学术方面，也都有不同程度的阐述，尤其在小儿病证治方面较以前有明显进步。
金元医家针对当时社会过分溺爱而致小儿发病的现象，提出科学育儿的方法和要求。曾世荣也认为，不使小儿衣过暖、食过饱，是保证小儿健康发育的重要措施之一。他曾作“小儿常安”歌：“四时欲得小儿安，常要一分饥与寒”(《活动心书》卷上)宣传他的育儿方法，颇得民众的欢迎，至今仍在流传。这对于维护小儿健康成长，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
这一时期，对儿科常见病证治取得了较大成就。关于麻疹，滑寿通过长期细致的观察，发现小儿麻疹发病之前，往往“舌生白珠，累累如栗，甚则上颚牙龈满口通生，”(《麻疹全书》)，滑寿这一发现是我国描述麻疹颊粘膜斑的第一人。对于麻疹与其他疾病的早期鉴别诊断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关于麻疹的治疗，张子和提出初期应以清热解毒、辛凉清解为主，发疹期宜清热透疹；皮疹正收及收没后，用滋阴清肺。并特别指出，在病程中“须防疱疹发喘”，即注意防止麻疹合并肺炎。
对惊风的证治，金无医家有其独到之处。如张子和善用攻邪之法治疗惊风，李东垣在《兰室秘藏·小儿门》中专列“治惊论”，提出“外物惊，宜镇心，以黄连安神丸，若心气动致惊，宜寒水石安神丸”的治疗方法。
对疳积，张于和《儒门事亲》不仅论述了身瘦疳热一类疾病的辨证和治疗，还对眼疳、牙疳等疳证作了详尽的阐述，所举甘露散、益黄散、四味肥儿丸、五疳消毒丸等方剂，一直为后世所沿用。金元时期治疗疳证的方剂已相当丰富，仅李东垣《兰室秘藏》就载有厚肠丸、中满分消丸、消痞久等十余首；元《原版启微》认为疳证为养护失调、饮食失节所致，主张用茯苓渗湿汤、升陈龙胆草饮子等，以升阳降阴。
另外，朱丹溪还用“声高气粗肺炎”来描述肺闭喘咳的症状，这在我国医学文献中还是首次使用“肺炎”一词。曾氏对小儿吐泻也有研究。他将吐分为冷吐、热吐、积吐、伤风嗽吐、伤乳吐等，将泻分为冷泻、热泻、伤食泻、水泻、积泻、脾泻、风泻、脏寒泻、疳积酿泻等加以论述，深化了吐泻病因病理的认识。小儿吐泻的治疗，张子和提出用桂苓甘露饮、五苓散、益元散等治疗暴泻或水泻不止；用养脾丸治久泻不止；用牛黄通膈丸治身热吐下：这些经验大大丰富了中医儿科治疗学的内容，为后世儿科学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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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外科与皮肤科

(一)外科急救技术：
如前所述，契丹族起于今东北辽河一带，于10世纪统治中国北部并建立辽代的多年征战中，与北宋对峙，公元1125年为女贞族金所灭。13世纪初，蒙古族兴起，先后在与金、宋的不断交战中最后统一了中国，建立元。在这三、四百年的不断相互战争中，外科医疗技术的发展和专业技术人员的培养，在辽、夏、金、元的统治者中，都得到了更多重视，特别是外科医疗急救技术。以下我们摘引几段史料以说明当时的外科医疗急救技术水平。“布智儿奋身力战，身中数矢，太组亲视之，令人拔其矢，血流满体，闷仆几绝。太祖命取一牛，剖其腹，纳布智儿于牛腹，浸热血中，移时遂苏；”“忽林失……冲击敌营，矢下如雨，身被三十三创，成宗亲督左右出其镞。命医疗之，以其功闻”；“张荣……为流失贯眦，拨之不出，令人以足抵其额面拨之，神色自若；”“乱兵以火熏灼之，民多死，(郝)经母亦死。经以蜜和寒菹汁，决母齿饮之，即苏”；“李庭……攻沙洋、新城，炮伤左肋，破其外堡，复中炮，坠城下，矢贯于胸，气垂绝，伯颜命剖水牛腹纳其中，良久乃苏，”“(张)喜身中十八矢，一矢镞贯腹，闷绝复苏，曰：得血竭饮之，血出可生，世祖亟勒取血竭，遣人往疗之，疮既愈”；“赵匣刺亦陵三创，矢镞中左肩不得出，钦察惜其骁勇，取死囚二人，刲其肩，视骨节浅深，知可出，即为凿其创，拨镞出之，匣刺神色不为动”；“世诅过故马潼，得足疾。……召(许)因帧入视”，“道祖即位，录前劳，授荣禄大夫、提点太医院事”；“睦欢力战连中三矢、仆城下，太宗见而怜之，命军校拔其矢，缚牛剖其腹，裸而内诸牛腹中，良久乃甦，”(宋濂《元史》卷123、135、150、157、162、165、168、169，中华书局校点本1974)，以上所引八条史料可以说明在元代外科急救技术有其明显的特点。例如其中三例使用剖牛腹去内脏，将外伤并发休克的伤员纳入牛腹腔的方法，既是一种能够避免不良刺激的安全措施，更重要的是这一方法有着极好的保温作用，可以促进休克获愈，特别在战场条件下更属难得。又如为了作好从肩关节拔除矢镞，要求首先对同关节的解剖部位和相互关系作出科学的了解，然后对矢镞所伤与应如何采取正确方向的拔除方法，有一个科学的依据和精确的判断，以提高成功的保证。
(二)外科疾病认识与医疗手术：
此期外科学发展水平虽不甚高，但在契丹族、党项族、女贞族及蒙古族政权的外科医疗手术水平方面，较其原有技术则有比较明显的提高。
关于阴囊积水，金·张子和叙述说：“水疝其状肾囊肿痛，阴汗时出，或囊肿而状如水晶，或囊痒而燥出黄水，或按之作水声……宜以遂水之剂下之，有漏针去水者，人多不得其法”。张氏关于水疝之论，明确指出其症状诊断“状如水晶”，“铵之作水声”，其治疗技术强调了“有漏针去水者”(张子和《儒门事社》卷2，《四库全书·医家类》中医古籍出版社影印，1986)。漏针，据考与《内经》所述之筒针类同，其设计实际上已与今之穿刺吸水在原理上很相近似。上述张氏的认识应该说在当时已是高水平的，特别治疗先用逐水法保守治疗，不效后用穿刺针(漏针)放水，更是很先进的医疗技术。
关于乳腺炎原因与防治方法，元·朱丹溪指出乳痈之发生是由于“窍不通而乳汁不得出”的关系，故在他防治措施上强调“初起应忍痛揉，今稍软吮令汁透，自可消散。失此不治，必成痈疖”。这些理论和防治方法都是符合科学原则的。
关于肿瘤之手术治疗：张子和在叙述胶瘤时指出：“一女子未嫁年十八，两手背皆有瘤，一类鸡距，一类角丸，腕不能钏，向明望之如桃胶然，夫家欲弃之，戴人见之曰：在手背为胶瘤，在面部为粉瘤，此胶瘤也，以(钅非)针十字刺破，按出黄胶脓三两匙，立平。瘤核更不再作，婚事复成，非素明者，不敢用此法矣”(张子和《儒门事亲》卷8，中医古集出版社影印，《四库全书·医家类》本，1986)，按其所论是对腱鞘囊肿之比较严重者的正确记述，张氏的手法治疗原则和方法都是比较科学的，故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又如危亦林在论述蒂小体大息肉瘤的治疗时论述了系瘤法，即“用莞花根净洗……捣取汁用线一条浸半日或一宿，以线系瘤，经宿即落”(危亦林《世医得效方》卷19，四库全书本)，此类手术在此期间的医学著作中还有记述，且其简便易行并能获得较好疗效而对明清有着较大的影响。
关于咽部异物(铜钱)的剔除术与医疗器械设计：《儒门事亲》载“一小儿误吞一钱，在咽中不下，诸医皆不能取，亦不能下，戴人熟思之，忽得一策，以净表纸，令卷实如筷，以刀综横乱割其端，作鬅鬙之状，又别取一筷，缚针钩于其端，令不可脱，先下咽中，轻提轻抑一探之，觉钩入于钱窍，然后以纸卷纳之咽中，与钩尖相抵，觉钩尖入纸卷之端，不碍肌肉，提之而出。”(张子和《儒门事亲》卷7，四库全书本)，张氏钩取咽中铜钱的器械设计和方法要领等是很科学的，惜未得到推广改进和发展。元·齐德之为了疮疡深处给药，他创造了与现代注射器相似的银制筒子针。指出：“用锭子法匠，以银作细筒子一个，约长三寸许，随针下至疮痛处，复以细银丝子内药于筒内，推至痛处”(齐德之《外科精义》卷下，四库全书医家类，中医古籍出版社，1986)，结合张子和创漏针穿刺放阴囊积水，不难看出金元时期医家在创制外科医疗器械方面的思想还是十分活跃的。
(三)外科手术、麻醉与止血：
关于外科手术，《世医得效方》“正骨金镞科·秘论”，载“肚皮裂开者，用麻缕为线，或捶桑白皮为线，亦用花蕊石散傅线上，须用从里重(层)缝肚皮，不可缝外重皮，留外皮开，用药渗待生肉”，其方法、步骤和要求的科学性又比隋代巢元方有所改进和提高，外科手术成功率的高低，与麻醉效果有着密切的关系，此期对麻醉术的发展，主要表现在用药量同麻醉深度间关系的认识和运用，同时还强调了个体不同耐量之差异、出血多少间的差异，如危亦林所论述：“先用麻药服，待其不识痛处，方可下手。或服后麻不倒，可加曼陀罗花及草乌五钱，用好酒调些少与服，若人如酒醉，即不可加药。被伤者有老、有幼、有无力、有血出甚者，此药逐时相度入用，不可过多。亦有重者，若见麻不倒者，又旋添些，更未倒。又添酒调服少许，已倒，便住药，切不可过多”。由于手术创伤、出血等刺激会引致病人虚脱、休克等，他强调必须给于病人“用盐汤或盐水与服立醒”，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创见。
外科手术成功率的高低，还与止血技术有密切关系，前代明确强调用于手术中止血并不多见；危亦林所记述的捆扎止血与现代的在出血近端处捆扎以断血源的止血完全相同。捆扎，外敷收敛力很强的龙骨、血竭等末，以及缝合等三种技术都有着比较可靠的止血效果。虽然并未说明用于外科手术中，但手术中出血用之应当说是意料之中的事。危亦林同时还记载了药物压迫止血法，他用“葶麻揉令极软，覆在伤处，缚定止血”。所有上述有效止血技术的临床应用，共同为此期外科手术中止血创造了比较好的条件，对外科手术特别是较大创伤治疗的成功增加了更多的保证。
此外，关于腹股沟斜疝《儒门事亲》的论述则颇有见地，指出：“狐疝，其状如瓦，卧则入小腹，行立则出小腹入囊中……今入带钩钤是也”(张子和《儒门事亲》卷土重来《四库全书·医家类》，中医古籍出版社影印，1896)。所谓“钩钤”，即用铁丝之类编制的疝气带(罩)。江苏辽阴明墓出土的银丝编制的疝气罩，可能正是金·张于和所记的“钩钤”，或是其改进与发展。
皮肤病认识水平提高：金元医家的学术争鸣和创新精神，也促进祖国医学有关皮肤病的理论与实践，在不少方面别开生面，诊断或治疗水平进一步提高，并给后世产生深远影响。
金·完素倡“主火论”，扩大了火热病的范围，许多皮肤疾患的发病机理，也以此阐发。
金元医家所创的许多新方剂，极大地丰富了中医皮肤科的治疗学内容，如李东垣之龙胆泻肝汤用于治疗肝经湿热下注所引起的阴肿、阴痒、阴湿等阴部皮炎湿疹类疾患，李氏普济消毒饮治疗头面部风热疫毒如丹毒。《丹溪心法》之二妙散与《世医得效方》所载苍术散，组成及主治相同，清热燥湿，用以治疗下部湿疮等，沿用至今，效果明显。
脓疱疮：《丹溪心法》论及外科用药法时曾谓：“脓窠疮治热燥湿为主。”并说：“疮有三种，脓泡疮，治热为主。”这是此一病名的首次见载。在《千金要方》有“风热毒”、“洪烛疮”之描述颇似本病。明·汪机《外科理例》用的名称也是脓泡疮，相当于现代医学化脓性皮肤病脓疱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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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骨伤科

金元时期，政府设“正骨兼金镞科”，进一步确立骨伤科在医学的重要地位。这时期《永类钤方》、《世医得效方》和《回回药方》有关正骨的论述，反映了骨伤科在诊断治疗学方面都取得了重大的发展。
(一)创防诊疗技术的进步：《回回药方》依据伤口的形状、深浅、损伤肌肉筋骨的程度把外伤分为十等。《永类钤方》介绍喉外伤、阴囊外伤和腹部外伤肠出清创缝合技术，主张用“曲针”桑白皮线缝合；特别介绍诊断外伤肠穿孔，认为“不可治”。《回回药方》提出应用“止血带”的止血法，谓：“将伤的一体离伤稍远处拴，此体比别体要放高(抬高伤肢)，令血来的力不能到伤处。拴系的方法：从伤的一体稍远处拴，将带子自伤处往后紧缠去，复缠回拴定，则血流可止。”
(二)骨折脱位治疗技术成就：这一时期对人体头部、胸背部、脊椎、四肢的骨折和脱位的诊断、分类、治疗都有所论述。其中脊椎、肱骨骨折复位和髌骨骨折固定等创造了新的方法。
关于骨折脱位的诊断分类，危亦林将四肢骨折和关节脱位、归类为“六出臼，四折骨”，“六出臼”指四肢肩、肘、腕、髋、膝，踝六大关节脱位，“四折骨”指肱骨，前臂骨、股骨和胫腓骨四大长骨干骨折。危亦林强调在诊断骨折时要触摸辨别骨移位的方向；首次记载肩关节有前上方脱位和盂下脱位两大类型。还指出足踝部骨折脱位有内翻和外翻两大类型。《世医得效方》所描写的时关节的部位、腕关节和踝关节部位的损伤，就包括这些部位的骨折脱位。《回回药方》描述了骨折愈合过程和四肢骨折愈合的日程：指出儿童骨折容易愈合是由于其生长发育能力较成人旺盛之故。认为影响骨折愈合的原因有四个方面，即外洗过多、去除固定过早、活动过早及饮食不当等。其中去除固定过早和活动不合理，现代临床视为引起骨折延缓愈合或不愈合的因素。对骨折的治疗，《回回药方》也是用复位、外固定相内外用药的方法。书中多处提出治疗骨折之方法：“一者扯拽，二者拴缚。拴者且至两边相合还(回)旧迹。”这一时期对人体各部位骨、关节损伤脱位的诊断和治疗技术均有不同程度的进步，现分述如下：
颈椎骨折脱位。《水类钤方》首次记载指出：“凡捽进颈骨，用手巾一条，绳一茎，系与枋上，垂下来，以手巾兜缚颏下，系于后脑绞绕接绳头却以瓦罂一个五、六寸高，看捽入浅深，斟酌高低，令患人端正坐于其罂，令伸脚坐定。医用手采捺平正，说话不觉，以脚踢去罂子。”此兜颈坐罂法是一种牵引快速复位，现代虽不用，但其运用类似四头带牵引复位，却是医学史上首创。法国的格利森(G1issor)到1677年才应用类似的悬吊带处理颈椎损伤。《永类钤方》还介绍使伤员卧位，医者用双手牵头，两足踏伤员双肩以对抗牵引复位颈椎骨折。《回回药方》认为，损伤在脖项骨节上死尤速”也用牵引复位法治疗。对腰椎骨折，《永类钤方》记载腰椎骨折，提出令伤员俯卧，双手攀门板上缘，医者将两脚抬起牵引，另一医者用手按压局部的”攀门拨伸法”复位。这是医学史上最早应用过伸法复位脊柱骨折的记录。《回回药方》则认为复位后应“令病人仰卧，以一硬枕放脊梁上”治疗，可视为现代“腰背枕垫法”的滥觞，并较正确描述了脊椎骨折合并脊髓损伤所致的完全截瘫和不完全性截瘫的症状表现。
《回回药方》介绍整复脊椎骨折的方法有三种，第一种即李仲南的“攀门拽伸法”。第二种方法是介绍“先贤卜忽刺(喇)忒”的方法，即让病人俯卧床上，用布带交叉十字绷上半身和下半身，各绷于一本棒上，然后把病人扛抬起，医者用手按压脊椎局部或“放胆立病人脊背上用力蹴其骨入本处。”这种“扛抬按压法”，19世纪英国外科大师托马斯氏(H.O Thomas，1843~1891)曾推荐使用，因此近代西方誉为“托马斯氏法”，第三种方法是让病人俯卧于床上，用一块木板横跨于受伤脊背，一头固定于墙壁，后用力按压另一头木板使骨折复位，骨折复位后，《回回药方》也主张用木板一块置于脊柱包扎固定，后世称“腰柱”固定法，原理与危亦林的腰围夹板法相同。此外《回回药方)首次描述了尾锥骨折，并创造性运用“以中指入谷道摸其骨，用力按其本处”以复位，还主张：“可少与饮食，庶免大便多去有伤病处”，这些治法和观点都是十分科学的，对今天临床还有实用价值。
肩关节脱位的复位法，危亦林用“杵掌坐凳法”和“架梯法。”其复堕原理类似蔺道人的“靠背椅式”法。肩关节脱位《回回药方》介绍有三种新的复位法：一是“手牵足蹬法”，二是“入掮法”，是医者把伤员伤肢置与肩上，使肩部顶住伤员肩腋下，然后把伤员掮起以复位。第三钟方法类似现代所称的“科克尔氏法”(Kochers 1870)，还主张对肩关节脱位复位后用“十”字绷带固定，这种绷带固定法，到19世纪法国人继尔浦(Velpeau，1795~1867)提倡应用而被人命名为“维尔浦绷带”，对于产伤所致的婴儿肩关节脱位，《回回药方》也有记载，并主张用上述的徒手法整复。
《永类钤方》介绍治疗“两肩……若骨腦义出”即肱骨外科颈骨折移位，“用布袋腕系在前，如出在后，腕系在背后；若左出折向右肱，右出折向左肱骨即入。接左摸右髻，接右摸左髻。《永类钤方》不仅首次把肱骨外科颈骨折分为内收型和外屈型，同时还介绍了至今仍在应用于临床的内收、后伸、外屈纠正成角移位的复位固定法。危亦林的“手臀出臼”，包括了肘部的骨折，诸如肱骨髁上骨折等。危亦林有关“手臂出臼”的记录，实际上是肱骨髁上骨折在骨科治疗史的最早记载。对肱骨髁上骨折伸直单侧夹板固定法，有利于骨折的愈合，且严重的尺偏或挠偏移位，可望部分纠正。
《永类钤方》介绍用“粘膝法”鉴别诊断髋关节的前、后脱位，认为“以患人膝比并之，如不粘膝，便是出向内，如粘膝不能开便是出向外，”髋关节前后脱位分型诊断法——“粘膝征”，现代医学称为艾利氏征，却是二十世纪才报导的。对髋关节脱位，危亦林已认识到髋关节是桁臼关节，应用悬吊复位法。《回回药方》介绍整复髋关节脱位的方法有三：一是“悬吊法”；一是在“手牵足蹬法”基础上加用布带牵引上半身和患肢；一是对前脱位采用内收患肢的方法复位。此“内收法”是李仲南首创。
股骨干骨折：《回回药方》记载了股骨、髌骨、胫腓、足腰部骨、跟骨、趾骨等骨折和膝关节脱位所介绍的复位法都是牵引，揣捏复位；还对股骨干提出了双膝间加一枕绷扎和健肢一起固定。对髌骨骨折发明了抱膝圈固定法。《永类钤方》记录髌骨骨折，提出半屈曲位复位并用“竹箍”即竹圈固定，此法至今还应用于临床。同时，《永类钤方》在描写膝关节损伤时，首次提出“用针刀去血”，这方法是科学的。至今临床上对膝关节外伤血肿还主张抽吸关节腔的积血，以防止关节粘连，对膝关节脱位，危亦林记录了膝关节脱位，认为“手臂肘出臼同”，指出复位后不应固定。
足踩关节骨折脱位复位法：《世医得效方》记载了足跟骨折脱位，指出有内翻和外翻两种类型。介绍应用牵引，反向复位的方法。
骨折脱位的治疗：除了手法复位外《永类钤方》还辑录了《理伤续断方》部分内容以及当时用活血化瘀、补肾健骨的方药治疗骨折创伤，危亦林十分强调骨折脱位复位固定后的活动，如他对肘关节复位固定后，提出“不可放定，或时又用拽屈拽直，此处筋多，吃药后若不屈直，则恐成疾，日后曲直不得。”治疗膝关节也指出：“服药后，时时用屈，不可定放。”(均见《世医得双方》卷18)以免关节钻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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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针灸科 本时期的针灸学发展也有其时代特征。针灸，以刺络放血泄热多见及多用灸法于临床，并出现了较多的以灸治为主的针灸学家。在针灸理论上，则相应发展了有关针刺泄热、灼艾保命等学说，在针刺操作手法方面也有发展，并出现了子午流注、飞腾八法等按时取穴法，提高了针灸疗效。
(一)针灸学说
金元四大家是金元时期的著名医家，他们在形成他们的医学特色时，在针灸方面也多有建树。如刘完素，他在经络辨证方面颇有发挥，提出治中风之六经分证法(见下表)，就很有特色。
张从正重视针灸在驱邪方面的作用。提出“血出与之发汗，名虽异而实同”认为刺络泄血除热攻邪最捷，因此临症多用。针放血，是对《素问·针解篇》“菀陈则除之者，去恶血也”的发展。
李杲发展了《内经》的脾胃理论，提出了“人以脾胃中元气为本”的观点，在针灸方面，常以“补外踝下留之”，(李杲《脾胃论·三焦元气衰旺》)，(足太阳之昆仑穴)以达火生土，充实脾胃之气，及“以胃合三里穴中推而扬之以伸元气”，达到补脾胃元气以制阴火的目的，是补土思想在针灸学中的应用。其弟子罗天益发展了李杲的针灸法，以中腕、气海、足三里组成灸补脾胃的主方，治疗脾胃虚寒证。
刘完素六经分证表(魏稼《各家针灸学说》P.47，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7年)：

[td=1,1,25%] 中风所属经脉 [td=1,1,29%] 症 状 [td=1,1,46%] 针灸腧穴和作用 [td=1,2,25%]太阳经
[td=1,1,29%]无汗恶寒
[td=1,1,46%]针太阳至阴出血并刺昆仑阳跷
[td=1,1,29%]有汗恶风
[td=1,1,46%]针风府
[td=1,1,25%]阳明经
[td=1,1,29%]有汗身热不恶风
[td=1,1,46%]针陷谷去阳明之贼 刺厉兑泻阳明之实
[td=1,1,25%]太阴经
[td=1,1,29%]无汗身凉
[td=1,1,46%]刺隐白穴去太阴之贼
[td=1,1,25%]少阴经
[td=1,1,29%]有汗无热
[td=1,1,46%]刺太溪
[td=1,1,25%]少阳经
[td=1,1,29%]肢节挛痛
[td=1,1,46%]灸绝骨以引其热
[td=1,1,25%]厥阴经
[td=1,1,29%]麻木不仁
[td=1,1,46%]针大敦以通其经
金代何若愚，著有《流注指微论》和《流注指微针赋》，后经阎广明注为《子午流注针经》。该书记述了何氏创立的一种按时选穴方法一子午流注纳甲法，其开穴的规律是经生经，穴生穴，按五行相生(养子)的次字逐个推算。此选穴法对后世影响很大，至今临床上还有不少学者致力于子午流注法研究和实践。何若愚还按“河图”的生成数关系定出了一个针刺深浅的标准，虽较易于掌握，但失之机械，在临床上影响不大。
金元时期著名的针灸学家窦默著有《针经指南》，阐明了针刺与经络脏腑气血的关系，突出了手法在治疗中的作用，他提出的气至“觉针沉紧”说，使习针灸者能较准确的体会得气的概念，具有临床指导意义。他提倡之“流注八穴”法，及213种适应证，将子午流注之临床应用有所拓展。其传人王开之子王国瑞又创用了一种新的按时取穴法——飞腾八法，是对于午流注法的补充，子午流注法和飞腾八法是金元以后针灸学中比较重要的一项内容，代有学者进行研究和应用。
元末医学家滑寿将十二正经与任督二脉的经穴按经脉循行分布加以整理，规纳为十四经。认为这些有穴位的十四经脉是经络系统中的主体，在人体中具有更重要的作用。因而对十四经径穴循行进行了考证，纠正了《圣济总录》中足少阳经、足阳明经在头面部以及足太阳经在背腰部一些穴位的排列次序和循行走向的缺点，发展了经络学说。十四经说不仅对明清医家有较大影响，至今针灸临床和科研仍以十四经为主进行研究。
(二)针灸著作与针灸医家
针灸专作尚存世者有：金·何若愚《子午经》，今有残卷；《子午流注针经》三卷，何若愚撰、阎明广注；金大定时补注之《新刊补注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并闲邪聩叟撰之《针灸避忌太乙图》；窦汉卿《针经指南》；窦桂芳《针灸条杂说》；杜思敬辑《针经节要》，《洁古云岐针法》、《针经摘英集》、王国瑞撰《扁鹊神应针灸玉龙经》、西方子《明堂灸经》、琼瑶真人《琼瑶神书》、滑寿撰《十四经发挥》、胡元庆撰《痈疽神秘灸经》等。
(三)宋针灸铜人的流传与修复
12世纪中期，宋金战争宋人失利。在宋金议和时，金人以索取针灸铜人作为议和的条件之一。王惟一所铸铜人之一曾于1127年被金人带到东北，后元朝安抚使两次使宋时将铜人携归蒙古族领地。元中统间尼泊尔人阿尼哥曾在大都修理铜象，即说明宋针灸铜人在金元时期为统治者所重视，因而作为“国宝”。在金人攻陷汴京时被带往东北，而当元朝建立后又被携至蒙古族领地，从而使针灸知识更为广泛的得以传布。
(四)按摩术在民间流传
此时期在官方医疗机构中亦未设置按摩科。因此，按摩术的记载散见于民间著述。一些前代常用之自我按摩法如按摩涌泉法、擦肾俞穴法、摩腹法，在一些养生著作，如《寿亲养老书》中可见到。金元四大家之一的张从正，在其所著《儒门事亲)中，还把按摩列入汗、吐、下三法之中，认为按摩同汗法一样有疏解作用，首次将按摩同中医治则联系起来。元代危亦林在《世医得效方》中，按摩法除用于骨伤科外，对腰痛、息积、翻胃、齿痛等病亦都采用按摩方法。且《世医得效方》中还全部转录了《千金要方》中的按摩、养生术，如老子按摩法、婆罗门导引术及其他按摩手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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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眼耳鼻喉与口齿科

金元时期，中医五百科随着整个中医学术的活跃，也出现一种新的面貌。
(一)眼科成就
五轮八廓学说作为眼科独特的辨证理论，经多次演变后，于金元时期定型并运用于临床。
据考成书于元末的《银海精微》对五轮的名称、部位、脏腑归属三者的关系作了论述，使五轮的长期演变过程宣告结束，并为后世眼科所宗。书中并将五轮学说初步融合于眼病80症中，用于分析病机，指导治疗。
八廓的演变较五轮为复杂，其眼部部位和脏腑分属，各书记载差异很大。元代《世医得效方》将八廓在眼部划分出一定的部位，并配属于相应的脏腑，以天、水、山、雷、风、火、地、泽给八廓命名，《银海精微》大体沿用《世医得效方》命名和脏腑方位配属并有初步运用例证。
《银海精微》卷下看眼法、察翳法、审瞳人法等，是前代医籍从未记载的眼科检查方法。如看眼法，着重指出了检查眼部病变应有的步骤和各部检查的要点，并注意到医生检查姿势应端正，手法宜轻柔。
由于检查方法的进步，此期时眼病症状的记载较前代更加详尽。如《眼科龙术论》记载瞳神干缺外障的重点在瞳神不圆和对视力的影响，而《银海精微》更明确指出：瞳神形如锯齿，偏缺参差，久则渐渐细小等，使认识水平进一步提高，同时注意到该病“失于医治，久久瞳多锁紧，如小针眼大，内结有云翳”。现代医学有关虹膜炎并发症和后遗症的主要体征，数百年前该书已作了比较准确地记录。
(二)眼科治疗方法的进步
金元时期，眼科内眼药方用药品种明显增加，药物组成较为灵活。如《银海精微》中方剂少则三、四昧，多则廿余味，部分方剂趋于精专，且对活血药、利水药、退翳药的运用都有创新，对后世影响较大。
《原机启微》卷下论方剂配伍，列有10余方，各方皆有说明，其中以东垣方比例较大，体现了倪维德对脾胃学说的重视和继承。用针多取头部诸穴以泄实邪，突出了火热等实邪在眼科发病中的地位。
(三)耳鼻咽喉科成就
咽喉单独成科，表示咽喉疾病受到重视。耳鼻喉科的治疗方法不断丰富，在理论上也进一步提高，如张子和的咽喉牙舌病皆属于火，李东垣的脾胃虚则九窍不通，“胃气一虚，耳目口鼻俱为之病”等理论，都给耳鼻喉科的内治方法开拓了新路。
危亦林的《世医得效方》把《儒门事亲》首创的“喉痹八法”补订为一十八种喉风，对进一步认识咽喉症有着重要作用，《丹溪心法》引《仁斋直指方》“眩者，言其黑运转旋，其状目闭眼暗，身转耳聋，如立舟船之上，起则欲倒”，类似今美尼尔氏综台症。
(四)口腔科的进步
口腔科在辽夏、金元时期，无论是口齿卫生或疾病认识水平，或医疗技术也都取得了比较明显的进步。
1、植毛牙刷的发明
1953年在发掘辽宁大营子村驸马卫国王墓葬时，从随葬品中发现了两把象牙制的牙刷柄，牙刷头部呈扁平长方形，有8个植毛孔，分两排，孔部上下相通，每两孔间的距离相等，虽因年代久远，牙刷头部所植毛束已消失，但仍可以看出植毛的痕迹。牙刷柄呈细圆柱状，整个牙刷的制法、形状与现代的标准牙刷很相似，该墓葬时间为辽应历9年(959)，由此可见，最晚在公元10世纪前，我国已经发明了植毛牙刷，这是继用手指揩齿及用杨柳枝头咬软擦齿以后的洁齿用具的一大进步。
2、对走马牙疳的认识与治疗
走马牙疳相当于现代医学之坏疽性口炎。曾世荣注意到该症所独具的特殊的恶臭气味。在病因病机上，曾氏指出该病内多责之于脏腑虚损，外责之于风热(寒)蕴积。更创制了许多内治方剂，攻补兼施，扶正祛邪，与外治相配合，丰富了走马疳的治疗方法。
3、对茧唇的认识与治疗
茧唇相当于现代医学唇癌。《疮疡经验全书》对该症描写最详：“始起一小瘤，如豆大，或再生之；渐渐肿大，合而为一，约有寸厚，或翻花如杨梅，如疙瘩，如灵芝，如菌，形状不一”，此描述概括了唇癌的几种常见类型，治疗上，《疮疡经验全书》中用烙铁烧红烫患处，这种处理可达列杀死癌细胞，消灭局部癌病灶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