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难探讨 第九节 道家、道教和《内经》——《<内经时代>补注》

[河间金栋]

《<内经时代>补注》
[FONT=仿宋]赵洪钧著 金栋补注[/FONT]
第九节 道家、道教和《内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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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仿宋]金栋按：道家和道教的起源与发展，老子其人其书甚至老子思想是唯物还是唯心等问题，在中国思想史或哲学史学界长期争论不休。本节主要是为了研究《内经》，不能一开始就陷入其他学界的纷争。故先生使出了截断众流、直入堂奥的手段，从无可争议的汉初尚黄老说起。只看“黄老”二字就知道，尚黄老的汉代必然和《黄帝内经》关系密切。
由于《内经》以阴阳、五行、天人相应和气化学说为哲理，故本节主要是探究道家和道教著作中的有关思想，并拿来和《内经》比较。道家和道教著作中，还涉及养生思想，有时也涉及其他医理和具体医药知识，对研究《<内经>时代》也有意义。
全面比较研究《内经》和道家、道教的关系，前无古人。本节的有关结论，也支持《内经》成书于东汉的观点。
本节涉及的道家和道教著作，始于《老子》，止于《抱朴子》。
第四节已经驳斥了，《内经》之学出于道家的谬说。读过本节后，不会再有人认为中医出自道家。[/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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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黑体]【原文】道家和道教并非完全一脉相承⑴。近来有关专家甚至说道教与儒家⑵、阴阳家关系更密切，再追溯道教源于原始的巫教⑶。然而，道教既不尊孔丘为天师，也不说邹衍是道尊，一定要把老子抬出来奉为教主，其余墨、法、名家⑷的创始人更不考虑。这一点，说明老庄思想总是使道教更感兴趣。哲学史界最聚讼纷纭的古代哲学问题是《道德经》及其作者⑸。本节把道家、道教和《内经》一起说，有难处。所以先说明两点。[/FONT]
[FONT=黑体]1.本节不是专门研究道家和道教，而是看它们与《内经》有何关系，分析问题主要从《内经》出发，与《内经》基本无关的内容不谈。
2.专家们对老子其书、其人看法分歧很大⑹，但是，对汉初尚黄老⑺这一点，看法却是一致的。这是《内经》时代的重要思想背景之一。本节先从这个较公认的出发点说起。[/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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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黑体]【补注】
⑴道家和道教并非完全一脉相承[/FONT]：[FONT=宋体]道家，“1.先秦时期的一种思想流派，以老子、庄子为代表。道家的思想崇尚自然，主张清静无为。2.炼丹服药、修道求仙之士。3.指道教。”(《汉典》)道教，“东汉张道陵创立的一种宗教，奉老子为教祖，南北朝时盛行起来。”(《汉典》)“道教，产生于中国的宗教。渊源于古代巫术、秦汉时神仙方术和黄老学派的道家思想。”[/FONT](《中国哲学大辞典·道教哲学》)
[FONT=仿宋]金栋按：道家不是道教。《道德经》为道家之始，道家与巫术或巫教无关。故先生说，二者“并非完全一脉相承”。
《四库全书总目·道家类·总叙》说：
“后世神怪之迹多附于道家，道家自矜其异，如《神仙传》、《道教灵验记》是也。要其本始，主于清净自持，而济以坚韧之力，以柔制刚，以退为进。故申子、韩子流为刑名之学，而《阴符经》可通于兵。其后长生之说与神仙家合为一，而服饵、导引入中，房中一家近于神仙者亦入之。鸿宝有书，烧炼入之。张鲁之教，符箓入之。北魏寇谦之等又以斋醮章咒入之。世所传述大抵多后附之文，非其本旨，彼教自不能别，今亦无事于区分。然观其遗书，源流变迁之故尚一一可稽也。”[/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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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黑体]⑵道教与儒家：[/FONT]先秦儒家思想，到西汉董仲舒为之一变。董仲舒的以天人感应为核心的宗天神学以及随之而起的谶纬神学，均为道教所直接吸收，成为道教的重要思想渊源。
此外，易学和阴阳五行思想，对道教的影响，也十分明显。东汉时的《太平经》就是“以阴阳五行为宗”。而魏伯阳的《周易参同契》乃是假借《周易》爻象的神秘思想来论述修仙方法，对后世道教影响甚大，被称为“万古丹经王”。此后，以易学和阴阳五行思想，来阐发道教的内外丹法的道教学者络绎不绝。(卿希泰《简明中国道教史·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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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黑体]⑶追溯道教源于原始的巫教：[/FONT]巫教，巫术之教，即依赖巫术的原始宗教。
卿希泰说：“道教在产生过程中，还吸收了传统的鬼神观念和古代的宗教思想与巫术。在中国古代社会中，人们对日月、星辰、河海、山岳和祖先甚为崇拜，视之为神灵，对他们进行祭祀和祈祷，并由此而逐渐形成了一个天神、地祗和人鬼的神灵系统。道教承袭了这种鬼神思想，并将这个神灵系统中的许多神灵作为道教神灵的组成部分。古代殷人认为，卜筮可以决疑惑、断吉凶；巫师可以交通鬼神，依仗巫术可以使人们祈福禳灾。这种巫术，也为道教所吸收和继承。”(《简明中国道教史·第一章：道教产生的历史条件和思想渊源及其酝酿过程》)
傅勤家说：“道教，其义理固本之道家，而其信仰，实由古之巫祝而来，辗转而为秦汉之方士，又演变而成今之道士。……巫为广泛于世界文野之民间，实一切宗教之起源，而道教亦不能外是也。”(《中国道教史·第五章：道教以前之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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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黑体]⑷墨、法、名家：[/FONT]墨家，“我国古代的一种思想流派，墨子为创始人。主张人与人平等相爱(兼爱)，反对侵略战争(非攻)。但是相信有鬼(明鬼)，相信天有意志(天志)。”(《汉典》)法家，“先秦的一个思想流派，以申不害、商鞅、韩非为代表，主张法制，反对礼治。”(《汉典》)名家，“先秦时期以辩论名实问题为中心的一个思想派别，重视‘名’(概念)和‘实’(事物)的关系的研究。代表人物有邓析子、尹文子、惠子、公孙龙子。”(《汉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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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黑体]⑸《道德经》及其作者[/FONT]：《道德经》，即《老子》，我国哲学第一部有体系的著作，湖北荆门郭店出土竹简已证实是春秋末期老子(李聃)所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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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黑体]⑹专家们对老子其书、其人看法分歧很大：[/FONT]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如下几种看法：
①认为《老子》就是本人所作，这是传统的观点；
②认为《老子》的思想基本上是老子本人的，但他仅是口述，《老子》一书则是由他的弟子们记录整理下来的；
③《老子》的作者不是老子，而是战国时期的太史儋；
④《老子》一书成于秦汉之间，甚至晚至西汉文景之间才出现。
持以上各种观点的学者也均提出各自的依据而长期争执不下。
然而，自郭店出土竹简中有《老子》一书，专家认定这是春秋末期的作品，其作者就是老子本人。
孙以楷说“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老子》帛书抄本后，《老子》书写于战国后期的论点已不能成立。湖北荆门战国楚墓《老子》竹简出土，更可证《老子》不会晚于战国中期。其余诸如《老子》写于西汉文景之际、或《吕氏春秋》之同时、或《荀子》之后等种种说法，也就不攻自破。”(《道家与中国哲学·先秦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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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黑体]⑺汉初尚黄老：[/FONT]汉初采用黄老之政，从政治角度看，一方面是采用黄老的无为之治反拨秦政的苛刑峻法，另一方面也是借助黄老的刑名之学延续秦政的政治格局。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则是中央政权此时尚没有能力铲平内忧外患，因此不得不在政治上作出“无为”的姿态。从经济的角度看，主要是减轻中央财政对于地方财政的过度干预。真正对社会发展起到正面影响的，是这种取消对民间经济束缚的休养生息政策。(许抗生、聂保平、聂清著《中国儒学史·两汉卷·第一章汉初儒学的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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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黑体]一、道家思想和《内经》体系[/FONT]

[FONT=黑体]【原文】道家在西汉前半期⑴，明显受统治者提倡的事实，只需听司马迁父子怎样说就够了。太史公自序述六家指要⑵，道家殿后。若审其意，则唯有对道家有褒无贬，完全是集众家之长，无美不备。原话如下：
“道家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瞻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
看来，所谓汉初尚黄老的实质，竟是在道家的旗帜下，来了一番诸子百家大融合。道家在春秋战国原不如其他五家显贵，那时最为统治者重视的依次是儒、墨、道、法、名、阴阳。真正促成大一统的乃是法家⑷。法家讲人定胜天，和道家正相反。岂知“法家严而少恩”，严刑苛法使秦王朝迅速崩溃。反者道之动⑸。道家由隐而显是汉初政治的需要，也是事物发展规律。不过，其余诸家并不甘于寂寞，儒家尤其跃跃欲试，多次与道家争锋。司马迁说：“世之学老子者，则黜⑹儒学，儒学亦黜老子。”(《史记·老子韩非列传⑺》)这场斗争持续到文帝时，仍以道家占绝对优势。学术上的原因就是儒家学说的学术内容这时还太朴素、太单薄。到武帝时，董仲舒全面吸收阴阳五行学说，彻底改造了儒家思想。这种新儒学不仅能直接地为汉家受命于天服务，而且学术气息——用阴阳五行论证的严密程度也超过了道家。此后，儒家独尊⑻，直至近代前都是封建统治的正统思想。至于法家(刑名)之学，则汉初也实际上在采用⑼，不过口号喊得不响罢了。[/FONT]
[FONT=黑体]以上是汉初道家的地位及其与儒、墨、名、法、阴阳各家的关系简介。道家盛行了一百年左右，此后的地位也仅次于儒。在这种社会思想背景下出现的，各种学术著作，必然有明显的道家痕迹。[/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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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黑体]【补注】[/FONT]
[FONT=黑体]⑴道家在西汉前半期：[/FONT]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前的时期。武帝崩于公元前87年。独尊儒术始于公元前134年(武帝元光1年)。故先生说，西汉前半期尚黄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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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黑体]⑵六家指要：[/FONT]指阴阳、儒、墨、法、名、道德六家的思想要点。即《史记·太史公自序》云：“尝窃观阴阳之术，大祥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墨者俭而难遵，是以其事不可遍循；然其强本节用，不可废也。法家严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俭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实，不可不察也。”
[FONT=仿宋]金栋按：《太史公自序》道(德)家的思想要点已在先生原文中。[/FONT]

[FONT=仿宋]洪钧按：上文说到：“道家在春秋战国原不如其他五家显贵，那时最为统治者重视的，依次是儒、墨、道、法、名、阴阳。”金栋没有给这句话出注。但这句话却非常识可解。太史公论六家指要，很简短，常人不知道具体所指和为什么。文中所说的各家显贵顺序，也有待说明。[/FONT]

[FONT=仿宋]为便于理解，先说道家为什么在春秋战国、特别是战国时期，不可能是显学，而这时法家必然最显贵。[/FONT]

[FONT=仿宋]战国250年，几乎天天打仗。诸侯王想的都是如何攻城略地，或者如何用武力、策略保护自己以免灭亡。那时，如何富国强兵，是统治者面临的首要问题，还有就是外交上的阴谋奇计。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中，统治者怎么可能崇尚恬淡虚无、清静无为、不用心机呢！于是，这时的道家不可能是显学，军国主义的法家必然很受重视。法家不是只重视法律或所谓依法治国，而是极力主张君主集权，打破旧等级制度和土地贵族占有制(即废井田、开阡陌)奖励耕战，崇尚军功。这样才能迅速地富国强兵。他们的天人观，是彻底的唯物主义。他们的处世哲学是实用主义。《荀子•天论》和道家的天论完全唱反调。当然，和儒家的天人观也基本上唱反调。只不过鉴于秦王朝迅速覆灭，司马迁说法家严而少恩是大缺点。[/FONT]

[FONT=仿宋]儒家在战国时期，也不可能很受重视，因为它首先强调维护旧秩序。周天子的王权显然是最大的旧秩序，想取代周天子做帝王的诸侯王怎么会愿意遵守旧秩序呢！上文所以把儒家排在最前面，一是它是中国古代最早出现的政治思想流派，而且在刚出现时，一度受重视。二是孔夫子有那么多弟子，显然是拥护者一度较多。三是他还做过一年的鲁国的中都宰(相当于直辖市长)，还做过三个月的司寇(相当于司法部长)，在齐国和卫国也一度很受欢迎。故在那时，他的思想可以算是显学。[/FONT]

[FONT=仿宋]孔夫子常说德治、仁义。其实，他更重视正名、礼教或礼治。目的是维护旧秩序。后世儒家总结出三纲五常，很符合孔子的本意。不过，如果说春秋时代，孔子的思想还有些市场的话，到了战国市场就很小了。战国争雄，诸侯王都想统一天下自己做帝王，谁还能虔诚地维护旧秩序尊奉周天子呢！至于早在春秋时期出现的礼崩乐坏，到战国就更加变本加厉。这时已经没有人，把周天子放在眼里，连走走形式也常常做不到。只不过由于儒家传承了很多文化和技艺，在社会上还有些用处。书本上的文化主要是《礼》、《乐》、《诗》、《书》和《春秋》，儒家还开设算术(数)、赶车(御)和射箭(射)课。这些知识和才艺，也是贵族子弟的教育内容。加之，在一个国家的内部和家族管理中，还需要讲秩序，儒家思想还是有点市场。春秋后，社会上的儒家已经很没落，儒士的主要工作，大概是两样：一是和后世得不到功名的读书人一样，做家庭教师；二是帮助别人办丧事。[/FONT]

[FONT=仿宋]然而，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之后，开始了儒家独尊的局面，根本原因是因为，儒家很强调维护秩序或等级制度。这是任何政权建立后所追求的。刘邦当年造反时，极其蔑视儒生。他不但把儒冠当作溺器，还对晋见他的儒生说：老子要在马上得天下，怎么会用到你儒生！然而，一旦他坐了皇帝，很快改变了看法。因为按儒家礼乐制度搞的那一套朝廷礼仪，让他觉得很舒服。这说明统治者都喜欢秩序，而且是稳定的秩序。这样才能稳定他们的统治地位。不过，在司马迁之前，西汉统治者还是觉得儒家的繁文缛节太麻烦(博而寡要)，不很切实用，能明君臣父子之礼，长幼夫妇之别就够了。[/FONT]

[FONT=仿宋]阴阳家的五德终始说，为天命转移提供了理论根据，故邹衍和他的思想风行一时。国王门给他很高的礼遇，就是因为有了他的学说，取代周天子不再是逆天行为，而是符合天意。不过，此说只限于革命理论意义。它不能用来富国强兵，也不能用来搞外交、军事、教育和经济。只是在出现天命转移的时候用得着。而战国时期，正值天命转移——即要改朝换代了。[/FONT]

[FONT=仿宋]邹衍和之后的阴阳家，还利用阴阳五行学说推演出一大套行事规矩，故司马迁说阴阳家太繁琐(大祥)，忌讳很多(众忌讳)，太拘束人、吓唬人(使人拘而多畏)。[/FONT]

[FONT=仿宋]春秋战国的混乱局面，刺激很多人想办法救世济民。为此出现了两个民间学派。这就是墨家和道家。[/FONT]

[FONT=仿宋]墨家思想是积极地救世济民主义。墨子主张兼爱(平等互爱)显然是认为当时太不平等，老百姓的地位太低下了。至于非攻(反对侵略)主张，显然是针对当时的混战状态，给老白姓带来太多的苦难。非攻和兼爱都是为制止战争提供理论根据，大家互相爱护就不会打仗了。墨家还主张尚俭(提倡节约)也是老百姓不满统治者的奢侈。至于墨子的天志(上天有意志，会赏善罚恶)和明鬼(人死有鬼)主张，不过是警告统治者，做得过分会遭报应而已。这都是代表了下层人的利益。[/FONT]

[FONT=仿宋]墨家帮助过宋国防御楚国的进攻，但没有人做过大官而治理国家。古代中国统治者，也从来没有全面采用墨家思想的。因为如司马迁所说，墨家太节俭，统治者做不到。汉文帝比较节俭，但主要受道家影响。即中国从来没有出现过墨家独尊的政治局面。所以，墨家只在战国初期一度受到重视，而且主要在民间。儒墨并称时，一方面指他们曾经同时是显学，另一方面是指它们思想对立。墨家主张节俭薄葬，儒家则主张厚葬。特别是墨家主张平等兼爱，是儒家完全不能接受的。[/FONT]

[FONT=仿宋]墨家还主张“尚贤”。似乎没有人不主张“尚贤”而尚“不肖”，但各家对“贤”的标准不同。儒家的贤，重在道德修养；法家的贤，重在才能和智慧；墨家的贤，指贤能，道德和才能并重。曹操把法家的尚贤做到极致，公然发出《举贤勿拘品行令》，故他的贤完全不包括道德和品行而专指才能。可见法家思想必然得逞于乱世。道家无为，故不尚儒墨说的贤，也不尚法家尊崇的才能和智慧。[/FONT]

[FONT=仿宋]道家思想属于消极的救世济民主义。核心思想是自然无为。无论讲政治还是讲修身养性，都主张恬淡虚无，不用心机。老庄的理想政治是回到小国寡民，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状态。老子主张绝仁弃义，绝圣弃智，和儒家唱反调。当然更反对君主集权、富国强兵、战争和法制等，故和法家针锋相对。在哲学方面，老子的贡献是提出了抽象的道的概念，反映了他的高度思维水平。庄子继承了老子的道论，却主张虚无主义，于是又持出世主义。他不做官，追求绝对自由。他不想救世，只想救自己。故虽然他的文笔很好，思想对后世影响也很大，却不属于救国理论。[/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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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黑体]⑶道家：[/FONT]司马迁父子所说的道家，是指黄老术的新道家，与先秦道家已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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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黑体]⑷真正促成大一统的乃是法家：[/FONT]自秦孝公到秦始皇，均崇尚法家。秦终于灭六国而完成统一，是重用法家的结果。
范文澜说：“秦孝公用商鞅治秦国，此后秦政治是法家学说指导下的政治，国王极端专制，刑罚极端残酷，山东六国称秦为虎狼之国，是名符其实的。秦始皇、秦二世尤重韩非学说，商鞅加韩非，秦政治残暴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固然，法家政治在秦始皇时，曾起着富国强兵摧毁领主势力的作用，但到秦二世时，法家政治只剩下完全黑暗的一面，使秦强盛的学说转成为促秦灭亡的学说了。”(《中国通史·第二册·第一章·第一节：秦怎样建立汉族的统一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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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黑体]⑸反者道之动：[/FONT]向对立面转化，是“道”的规律。此句见于《老子·第四十章》。《河上公章句》：“反，本也。本者道[之]所以动，动生万物，背之则亡。”
王弼注：“高以下为基，贵以贱为本，有以无为用，此其反也。动皆知其所无，则物通矣。故曰‘反者，道之动’也。”
[FONT=仿宋]金栋按：老子的辩证思想，即宇宙万事万物在运动过程中必然发展变化，相互转化，所谓“物极必反”是也。陈鼓应说：“阴与阳的矛盾转化关系被《系辞》表述为‘一阴一阳之谓道’，此实为对老子‘反者道之动’的转译。”(陈鼓应、赵建伟《周易今注今译》)
洪钧按：《内经》很成功地运用了辩证思想，把它发展为阴阳之道。这个道是天地之道，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治病的根本原理，是科学潜能最大的中医哲理，也是中医特色的哲理根源。[/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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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黑体]⑹黜：[/FONT]废，贬退。《史记索隐》：“退而后之也。”在此是批判、贬斥之义。

[FONT=黑体]⑺老子韩非列传：[/FONT]《史记》各本不一。有作《老子伯夷列传》者，有作《老庄申韩列传》者，亦有作《老子韩非列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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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黑体]⑻儒家独尊：[/FONT]武帝尊儒并不意味着他罢黜百家，也就是说尊儒和“独尊儒术”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实际上，汉武帝一方面尊儒，另外一方面则是“悉延百端之学”，各种人才都予以任用。《史记·龟策列传》中讲道：“至今上(武帝)即位，博开艺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学，通一伎之士咸得自效，绝伦超奇者为右，无所阿私，数年之间，太卜大集。”杨生民对此有详细的考察：“录用既学儒学又学各家之学，或先学各家之学后学儒学的学者是‘悉引百端之学’的表现形式之一。……汉武帝‘悉延百端之学’的另一表现形式是直接任用各学派的人做官，如任用法家并发挥其作用。……黄老之术是西汉初国家的指导思想。武帝即位后黄老学说的地位大大降低，但是武帝仍然任用黄老之术的人当官。汲黯即是一例。……此外，武帝对杂家、兵家、术数家等一概任用。……上述事实说明，武帝‘悉延百端之学’确系历史事实。这就是说，武帝在尊儒术、重法治的同时，还兼用百家。”
基本上看，汉武帝在尊儒的同时并没有罢黜百家之学，而是人尽其用，不拘学派。至于儒家独尊的结果，是武帝之后逐渐形成的局面。(《中国儒学史·两汉卷·第二章：董仲舒<春秋>公羊学的儒学思想体系》)
[FONT=仿宋]洪钧按：上文有点诡辩。独尊儒术就是汉武帝把儒家思想放在第一位，显然和此前尚黄老截然不同。罢黜就是退而后之，不是像秦始皇那样把他们消灭。其实，就是秦始皇也不是彻底消灭儒家。焚书后的秦朝廷，设有各家博士七十人，包括儒经博士五人。汉武帝好神仙，故李少君等受过他的信任。但武帝不会把国家交给他主持管理，也不是按照神仙家思想治理国家。神仙家也不是政治流派。至于刑名，任何时代的政治都会采用。兵家更是如此，没有哪个政权不要军事。况且，兵家不属于政治思想流派。兼用百家，不等于崇尚他们。他们在朝廷和社会上，属于末流。[/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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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黑体]⑼汉初也实际上在采用[/FONT](刑名)：萧何就是汉律的制定者，另见“汉初尚黄老”补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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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黑体]【原文】汉以前道家的代表作是《道德经》和《庄子》。到了西汉，可以说大部分子书都带有道家气息了。越是部头大的名著，道家味儿越浓。所以，要讲道家思想和《内经》的关系，除与《道德经》、《庄子》比较之外，亦不能完全不参考汉代有关著作。[/FONT]
[FONT=黑体]1.政治思想方面[/FONT]
[FONT=黑体]道家和儒家都崇古⑴。儒家说越古圣人越高明；礼乐制度越完善；社会越讲仁义、讲文明。道家崇古则为了“绝圣弃智”⑵“绝仁弃义”⑶，使人们“见素抱朴，少私寡欲”⑷。①[/FONT]
[FONT=仿宋]【自注】①《道德经》第十九章说：“绝圣弃智，民利百倍⑴；绝仁弃义，民复孝慈⑵；绝巧弃利，盗贼无有⑶。此三者以为文不足⑷，故令有所属。见素抱朴，少私寡欲。”[/FONT]
[FONT=仿宋]【补注】[/FONT]
[FONT=仿宋]⑴民利百倍：民众才能获利百倍。《河上公章句》：“农事修，公无私。”
⑵民复孝慈：民众才能回归孝慈。慈指父母和长辈慈爱，孝指子女和晚辈孝顺。《河上公章句》：“德化淳也。”
⑶绝巧弃利，盗贼无有：抛弃工巧和获利念头，盗贼就会消失。《河上公章句》：“绝巧者，诈伪乱真也。弃利者，塞贪路闭权门也。”王弼注：“巧利，用之善也。”
⑷此三者以为文不足：三者，指圣智、仁义、巧利。文，文饰，文治。这三者不足以文教治民。《河上公章句》：“谓上三事所弃绝也。以为文不足者，文不足以教民。”[/FONT]
[FONT=黑体]《内经》径直为“见素抱朴，少私寡欲”做注脚，说“上古圣人之教下也……各从其欲，皆得所愿……高下不相慕，其民故曰朴⑸。”(《素问·上古天真论》)怎样使人返朴归真⑹呢？老子主张：“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⑺。民之难治，以其智多⑻。故以智治国，国之贼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⑽。”(《道德经》六十五章)《内经》不直接讲政治，却说世风日下⑾“今时之人不然也，以酒为浆，以妄为常，醉以入房，以欲竭其精，以耗散其真⑿，不知持满，不时御神⒀，务快其心，逆于生乐⒁，起居无节，故半百而衰也。”(《素问·上古天真论》)人们不能长寿，是闻见和嗜欲太多了⒂。[/FONT]
[FONT=黑体]2.养生思想方面⒃[/FONT]
[FONT=黑体]《内经》说：“智者之养生也，必顺四时，而适寒暑，和喜怒而安居处，节阴阳而调刚柔，如是则僻邪不至，长生久视。”(《灵枢·本神》)[/FONT]
[FONT=黑体]《道德经》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⒄。”“是谓深根固蒂⒅，长生久视之道。”[/FO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