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一)华佗如果在世
女儿学中医可以实现她做一个堂堂正正中国人的愿望。让女儿能救世济人、终身有靠、独立自主、事业有成、活到老学到老，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情况下都有人的尊严，有自己的人生信念和事业追求。人是否能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有时还是要由他所依托的职业来决定。毛泽东评价白求恩是一个高尚的人、纯粹的人、有道德的人、有益于人民的人，而白求恩如果不是一个医生，想要争得这一评价恐怕就不那么容易了。
家里的电话现在经常是病人打来找女儿的，女儿统统建议他们去找她的师博诊治。女儿说：“我是学生，在取得医师资格证前不能行医。”女儿不看网上有关中医的讨论，对我热衷于这种讨论报以宽容的一笑。她说：“没必要去和人争论。中医能否存在，是否科学不是争论来的，是靠实践。只要中国还有这么多人，还有这么多农民，中医就必然会存在下去。我将来的工作岗位要定在农村，城里的老爷们要找我看病得到山村去访我。村童会‘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
人们找女儿看病，确切地说是找她诊脉。她言病很准。每天，一个上午就要摸五十多个病人的脉。给一个病人摸脉，其它人全瞧着，中医看病到如今还是现场考试，要想取得病人的配合，医生先得看准脉。中医的老祖宗可能早就料到中医的生存之路是坎坷的，所以把中医的技能建立在人类认识的基础层面，诊脉准就是中医不死的还阳魂。
女儿诊脉如今已让好多人称奇了。她摸着脉，对病人说，：“你血压太低了，头晕。”病人叫起来：“这你可错了，我是高血压病，西医一直治不好，我才来看中医的……”女儿叫护士给病人量血压，量了两遍，全是血压低。女儿说：“你把高血压都治成低血压了。”另一个病人，女儿说她：“肾结石，子宫肌瘤，小叶增生……”病人不信，说她没有感觉，女儿开了B超单让她去检查。她回来时晃着单子喊：“真是的呀，全有，一样不少啊……”
女儿的师博对她的进步也感到惊奇，说他没少带学生，带了几年不会摸脉的人也大有人在。便是能摸脉的，也没有能达到女儿这程度的。有不服气的师兄师姐来和她切磋，却不明白她是怎么入门的。女儿的同学，一个中医药大学的尖子生利用实习机会，随同女儿来见她的师博跟着实习。可这个学生只跟了五天就离开了，因为感到无从入手，茫然不知所措。
女儿总是毫不保留地把自己的心得体会和盘端出与同行交流。她说，中医事业需要许多人的共同努力，我要把我学到的东西与大家分享。可同行们往往无从感受。女儿说，其实中医本身并不难学。难的是人的头脑被现代思维屏蔽住了造成理解困难。一个脉，把什么情况都告诉人了，可摸脉的人却感受不到，当感觉被穿上了铁盔甲，还怎么能知道脉告诉我们什么了呢？
师博说女儿入门快是源于女儿心灵的纯净，没有受到现代科学的污染。
女儿变得越来越沉稳，越来越谦虚。她摸到一个让她百思不得其解的脉，就琢磨着摸来摸去不罢手，她师博看到了，就给这病人诊脉，对病人说：“你做过气功，你的病就是从做气功上来的，而且你的病在腠里之间，非药力能及，不好治。”病人说他做的是瑜咖功，应该是没有害处的，可却吃不下饭，遗精繁烦……师傅微微一笑说，慢慢服药调理吧。
中午，女儿请师傅吃饭，追问师傅是怎么看出来的，师傅从经络角度给她一点拨，她豁然开朗，点头称是。女儿回来对我说，如果不从经络角度去认识，这个病既看不出，又无法解释。可是在脉像上这个病又有，又与其它病有区别……女儿说，看来经络学说就是应有一个合理解释这样的要求而产生的。
女儿上午在中医院跟她师博给人看病，下午到西医院跟外科医生上台做手术。我家的椅子扶手上都拴着她练习打结的线。我买回来的肉，也先被她剖开，又被缝上。
女儿告诉我，无论西医还是中医，到了一定境界时，就相通了。高超的西医在做手术时，往往不用刀做剥离，而是用手，凭感觉将肿瘤，病块摘除，不伤及其它组织。所以，华佗要是做手术，没有现代的手术器械也是能做的。中医的手术没有发展起来，不是因为中医排斥手术，而是被人为地阻断了。公元610年，巢元方等人集体编写的《诸病源候论》书中就记载了肠吻合术、人工流产、拔牙等手术，说明当时的外科手术已达到较高水平。但古人肯定是难以接受手术，曹操就是一个例子，居然把提议做手术的医生给杀了。看来，中医的发展便是在中国也是受阻的，中医如何发展也不能全由中医人来决定。
(三十二)宇航员也要走路
认为现代人比古代人聪明，西方人比东方人聪明，知识分子比体力劳力者聪明是偏颇的。我不认为拿着枪的人比手执长矛的人聪明。现代人有技术，古人有技艺。可现代人对技术的依赖使人只见技术不见人。正象富人穷的只剩钱了，现代人也穷的只剩技术了。
中国人为什么谦虚，孔子为什么说“三人行必有我师”？因为前人所知道的东西，我们现代人并没有生而知之，就像每个人都要从走路学起一样，这是不能省略的步骤，即使你今后的人生是以车代步，你还是要学走路。当代科技水平是由科学家们代表的，可大多数人认为科学家也代表了他们，对古人嗤之以鼻。弱不禁风的现代人手里有了一把枪，就可以嘲笑猎人的体魄、勇敢和身手。我们把科学主义变成强盗作风拿来对付古人了。
西医门诊医生形同虚设，你对他说肚子疼他不能给你一个诊断而是让你去做B超，如果你肚子里真长了什么也不是他告诉你的，打B超的医生就告诉你了。女儿说，进了医院如同进了一座工厂，大家都是技术工人，冷冰冰的。
女儿告诉我别担心中医面临的处境，她说，要灭中医并不容易。有人要取消农历，你认为可能吗？不可能，因为农民种地必须要用农历。有人要取消汉字，你以为可能吗？看看日本，韩国又大量恢复使用汉字就明白了。只要中国还存在，中国的农民还在，农历还在，汉字还在，那么取消中医就只能是痴心妄想。当然，如果中国有一天不存在了，那中医才是真完了。只要再过五十年，西医就会认识到中医的重要性，那时就是西医转过来想要学懂中医了，这是历史的必然。
可是，在临床上，与受过现代教育的病人在这个问题上真是不太好沟通。一上午要看五十多个病人，要想对每个病人进行详尽的中医学方面的解释几乎是不可能的。女儿说起师傅如何对付这种情况时把我笑得肚子疼，同时也深刻感受到中医的无奈，站在现代角度理解中医当然很困难。
但是，女儿认为，西医的发展对中医绝对是个促进，一个没有对手的武士是难以保持活力的。我也感觉到中医在女儿这产生了变化。母亲给人诊脉时，只能从中医上说病，说症状，说感觉。而女儿诊脉直接说西医的病名，说出指标度数来。这又是女儿在西医院学习的成绩。在西医院，她借查脉博而诊脉，她借写病历而分析各种指标和数据，而这些分析又被她融进中医中，这使她与病人交流时更方便，快捷。她说，我先做一个合格的西医，而做一名合格的西医并不难。
回到家中，她总是捧着医古文研读。她知道，如今的人们有一个认识上的误区。不管什么理，以为说了人们就会懂。只要说得明白，就能成为人人可以接受的“真理”，以为如今的人们之所以不接受中医是因为说的不够明白。其实，物理、化学、数学也是可以大众交流的吗？也是一说就懂的吗？那个因做瑜咖功而致病的人就不会明白，这不是一个很好的健身活动吗，怎么会至病呢？他不会明白，说瑜咖功可以健身是有前提的。在西方国家做体操的确不会致病，而把瑜咖功当体操来做却往往会出问题，这可不是说句骗人这么简单的事。如果只承认中医骗人还好说，是否有人承认中医能害人？谁能说出中医怎么害人？哪个西医能说出中医害人的机理？女儿笑说，便是能研究明白中医如何害人都能是个好中医。
中医备受质问，可是质问的人真的肯潜下心来了解一下中医到底是什么吗？是否肯静下来认真听一下中医的解答？就像骂鲁迅的有几个是好好看过鲁迅的？所以，真正的中医是不会浪费时间和质问的人纠缠的，于是，质问的人总是不战而胜，洋洋得意。
母亲从不反对西医，相反，她从中医角度去理解西医。来找她的病人好多是经过西医治疗的。她总是仔细询问治疗过程，根据病情琢磨西药在人体中的作用。有时，她还把西药弄来尝，像李时珍一样，给西药定味、归类。我亲眼见母亲将中药与西药配伍着服用。我想，少数民族地区的犀角、琥珀、羚羊角、麝香,以及南海的龙眼、荔枝核等渐为内地医家所采用，东南亚等地的药材也不断进入中国，也都是这样丰富中医药材的吧。
(三十三)治三分留三分
按照线性思维，治病的方法往往只能有一种是正确的，或者说只有一种是最正确的。就像一个人要去北京，路径在他头脑中只有京广线。虽然他也承认条条道路通北京，但京广线在他头脑中却是根深蒂固的。如果站在交通这个高度讲，那路径就要开阔得多，不仅有陆路，水路、空路也都是路。西医的理论是统一的，可治一个病人的方案却可以是多种的。中医的理论基础是一个，但治同一个病人，每个中医却可有不同的治法。中医治病有派别，“火派”、“寒凉派”、“攻下派”、“补土派”、“养阴派”、“温病学派”等等。同一个派别的医生治病还有各自的风格。不懂行的人会奇怪，“寒凉派”是不是只能治热病不能治寒病？不然得寒症的人还不得让寒派的人寒上加寒给治死？同理，火派的人也只能治寒症，不然给发烧的人下大剂量的附子还不把人送上西天？女儿说，她发现，便是做手术，不同的医生也有不同的风格。
这就是说，如果在流派和风格之间做对比，好、坏，对、错这样的标准往往派不上用场。好多病人来找女儿和她的师傅，就是讨论治疗方案的选择。每种方案的效果都是需要好多条件来支持的，所以，一个医疗方案的好坏，不仅要看医疗方案本身，还要看你是否具备所需条件。如果用西医的方式，住院治疗、做手术，花五万元把病治好，而另一方案是不住院，服中药，花几百元，把病治好八分，你选哪一个呢？对大多数农民来说，他们选择后种。
读者会说，这中医还是不行吧，这病怎么不给治去根，还留两分呢？女儿年轻气盛，急于求成，在给人治病过程中就惟恐不尽其能。虽然我对她说，我母亲给人治病只是扳过病势，给人的自身调节留有余地时，女儿说，在当今西医疗效的比照下，中医不能再走这种老路子，她极力促使她师傅在疗效上达到尽善尽美。为此，她师傅专门同她谈了一次。师博说，病，不仅有表现，还有来路，这个来路既有外在原因，也有内在原因。医生治病往往是治病的表症，可这病的来路，比如由于人的体质原因造成的人常患的某类疾病，医生还能改变人的体质吗？在这种情况下求根治，就是堵病的来路和改变人的体质，而这对医生来说是不明智的。师傅告诉她，治病要留三分，就是不要把来路全堵死，使这路径一直是显见的，让来病不创第二条路。如果把路堵死了，而由人的体质决定的易招之病再创第二条通道的话，其危害性要远远大于第一通道。因为，没有更大的力量决开不出第二条路来，所以，要留一个观风口。
我们一个邻居肝坏死，上手术台前他许了一个愿。结果手术很成功，他象健康人一样回来，高高兴兴杀猪还愿，请大家去“吃喜”。可没几个月他死了，死于肾坏死。看来就是病又开新路了。
我和女儿明白了，可现代人怎么可能接受这一点呢？治病务求斩绝除尽，谁肯带着三分病呢？所以，中医和西医绝不是在技术上不能包容，而是在治病理念上距离汇合还有一段路要走。
有人说用中医传统理论解释不了西药的疗效，这不对。如果是这样话，中医就没法接手治疗由西医诊治过的病人了。如今中医不可能不认真考虑西医西药对人的作用，因为到中医这里来的人有好多是经过西医用尽了西药的。中医要详尽了解病人的治疗过程，不仅要了解西药的疗效，还要知道西药所走的路径，不然如何对症诊治呢？当女儿问到病人曾用过激素类药物时，她就会和师傅交换一个眼色。因为师徒二人认为激素的作用是调用了肾阴精，这如同动用了人的先天储存，而这不是用后天之力易补的事。至于说到西药的作用，中医本身都有各家各派，而且相互理解，唯独不能理解西派？何况如今中医药大学中的西医药课程量很大，学生学得也相当好，每年都有很多考上西医医科大学研究生的。又怎么能说中医不懂西药呢。要说西医不懂中药那倒是真的。
女儿走到哪都有人跟她谈到病，都把手伸出来让她给号脉。她说出相应的西医病名来，提示人去医院做检查。人们拿回来各种检验单，还是来找她看，一起讨论病情，听取她的治疗建议。她在医院中可以是医生，在医院外还是医生。她可以依赖医院的仪器，也可以不依赖医院的仪器。她甚至可以在什么药也没有情况下，凭着一根针灸针当场给病人治疗。当连一根针也没有时，她用推拿按摩，也能履行医生的职能。这一点往往又是西医所不能及的了。
(三十四)南橘北枳的西医
提到中医，总有人说它博大精深，还有人说它奥妙无穷，我不怎么同意这样的话。世上有什么事是没法理解的？为什么要把中医说得神乎其神？凭心而论，我从未认为母亲是个聪明人，女儿的智力也就是中人。用我父亲嘲笑母亲的话说，古时尽是考不上举人的秀才因做官不成、做工不能，才去学医的。所以，郎中的地位在古时一直是低于读书人的。书读得好的人早就考状元、走仕途了，谁会去做郎中？这说明中医并不是靠最聪明的人来传承的，其学问也不是非得最聪明的人才能理解。
为什么会出现当今世人觉得中医不可理解从而要否定它的现象？我想，这是环境使然，是时代的屏蔽作用造成的。这就像让当今城里的孩子学种地一样，不在农村这个环境中，便是把农业大学读到博士，终不是农民，与种地隔着一层。农村的孩子跟随着父母，没有特意学就会种地。关键是有那个能生长庄稼的土壤。
正是基于这一理解，我认为古人创造中医理论不是什么神奇的事而是生活自然。让一个现代人手执长矛到森林中去打猎，十有八九得让狼吃了。所以手执长矛打猎在现代人就是不可想象的。中医理论如果是放在它所产生的环境中就不难理解。
中医的现代化，在我看来，就像种田现代化一样。如今，农民种袁隆平培育出的种子，在田间管理上，把传统方式与现代方试结合得浑然一体。看到一个老中医告诉他的弟子，学中医是“方外有法，法外有方。”我想这就和农民种田一样。具体种什么，怎么种是方，但不能不考虑气候、旱涝这个四季之法。但是，一切都按法来吗？如果有温室大棚，冬天也是可以种菜的，这不就是法外有方吗？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肯定中医，肯定中医理论，也肯定西医。母亲对西医西药，能用中医理论去涵盖的就用中医理论去理解，一时理解不了的，就把它当做法外之方。
中医产生的土壤因其历史遥远，总让觉得不真实。其实，这块土壤不仅是我们脚下的，还是现实的，便是我们这块土地上的西医，也南橘北枳，与外国的医生“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不管西医是否承认，在我看来他们也还是有本土特点。
一天，我在街上遇到一位朋友，她告诉我刚从北京回来。她在日本留学的儿子病了，在日的亲属打来电话，泣不成声，说是病得很重，全身红肿，医生说病人最终得溃烂而死，得马上拿十五万人民币住院。我朋友两口子一听，急如星火，一时去不了日本，便让儿子马上到北京，这边老两口也赶到北京去。我说，在日本是不是看的小医院啊，上大医院看啊，朋友说是在大医院看的，是个有四百多位医护人员的医院，全面做的检查，拿回来一大叠查验单，院长又亲自出诊给看了，溃烂致死就是院长说的。
父母在北京接到儿子，马上到北京医院看病。医生看了一眼，把挂号本朝他们一丢说：“过敏，停所有药，养两天就好了。”然后就喊“下一个！”这态度顿时把朋友的儿子气坏了，“这还讲不讲点人权啦？我在国外，人家对我的病极为重视，院长亲自出诊，怎么到了咱自己的国家就这样？”医生奇怪道：“小伙子，怎么了？你还想吃点药咋的？你这病就是吃药吃的，不停药不能好！”父母把儿子拉出去，不让他跟医生吵，托朋友上另一家医院再找专家看。这专家也不重视他的病，只是和同事们笑嘻嘻地传看他拿回来这些检验单。朋友一家哭笑不得，只好领儿子到大连玩两天，结果这病真就好了，儿子又返回日本。
我听了觉得挺逗乐的，又详细问了问。要说这条件、设备和培养医生的方式，人家日本那是比中国强多了，可一到实际运用上，怎么这外国医生有时就显得有点幼稚呢？我问朋友是否就这个问题请教了北京的医生。朋友说问了，北京的医生说，国外医疗条件虽好，医生也多，但他们国家人口没我们多，轮到每个医生看的病人数就比较少，这医生书本知识多，临床经验少，哪像中国医生整个陷入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之中，见多识广呢？听了朋友这番介绍，我想，相对日本医生把病人总爱往书本上归类，中国西医的着眼点更侧重个体实际，这就使中国的西医无形中有了中医式的出发点，显得像中医一样重经验。由此可见，我们这块土地适于生长经验性的医学。
(三十五) 中医是农民医学
人们之所以觉得中医玄而又玄，是因为中医理论。什么阴阳五行、五运六气了，如今的人住在城里，一整天也不会抬头看一眼太阳，一年到头可能也看不到几次月亮，怎么会认为自己的生存与日月有什么关系呢？
我也和女儿探讨过，把这些丢弃一些行不行？比如五运六气是不是可以不用？女儿说，这五运六气绝对不能丢，会摸脉的人都知道，人的身体与气候的相关性相当密切，这四季脉是不一样的，春弦，夏洪，秋毛，冬石。这早晨和晚上还不一样，今春的脉和去年春季的又不一样。而每一脏器在不同季节不同地点的表现和功能也不同。不用五运六气学说还真没法统领和推演这些现象。女儿问，如果我姥姥抛弃这个学说，她怎么可能预知这一年将会流行什么疾病呢？
为什么中医现在看病的效果不够好？看看还有几个人运用“五运六气”学说？现在的中医普遍地忽略五运六气学说。有人提出，中医摸脉为什么不能用仪器替代使之更准确？这么问的人是先把人的脉都设想成可以是一样的并假定了一个健康样本。殊不知，人的脉不仅有四季的不同，而且老人与孩子不同、男人与女人不同，既使同一个人的脉在不同情况下还有不同，可能这是很多人没有想到的吧？因为我们感觉不到这种不同，但这是客观事实。既然每一个人的脉象与他人都有细微的差别，那么我们用谁来作健康的标准呢？又怎么用仪器取代？
试想，如果没有五运六气的学说做纲领，你摸了一百个人的脉，要是你感觉迟钝的话，你会觉得这些人的脉全一样；要是感觉灵敏点的话，你又会觉得一人一样。这就造成有的人觉得学脉难从而否定脉象。这也是当今好多中医学不会诊脉的原因。抛开“五运六气”学说，脉学就是一团乱麻。
我小时候也因中医的不确定性而对中医颇有微词。一些慕名而来的外地患者，地域越远，母亲摸脉的时间就越长，问的越多，全身看得更仔细。开药时，往往是投石问路，观察药物反应，观察几天后才真正下猛药。我当时也奇怪，母亲为什么看不准呢？
了解了“五运六气”后我才恍然大悟：一个中医就像一个农民，中国农民种地是紧扣节气的。一年四季寒暑的变换被分为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播种、插秧、收割，每个步骤都要求天时地利，一旦错过最佳时机，即使只是几天之差，产量也会截然不同。农谚，作为“耕作宝典”，为农民所用。像“羊马年，好种田”这样的谚语为农民深信不疑。小时候听奶奶说：“春分有雨病人稀”，“大寒不寒，人马不安”，也往往言中。这，被称之为物候，物候学现在是门科学。
“五运六气”是中医看病的物候，正如农民一看季节就知道怎么处理手中的种子，一看庄稼的长势就知道应该采取什么行动一样。中医有四时八节、二十四气、七十二侯决病法。
中医把握人的生长节律与日月的关系，这不是中医主观臆定的，而是客观存在。春季应是弦脉，出现洪脉就是病了，把脉调得与季节相应就是治病，中医就这么简单。女儿的师博在治妇女不孕症时，就致力于将妇女的月经调得与月律相应。他说，少有妇女月经与月律一致特别是在望月来月经而患不孕症的。
可如果突然把北方的一个庄稼汉送到海南去种地，或给他一把南方的种子，他就会一时不知如何是好，他就会观察、了解、思索并且适应，所以，中医有地域性。
女儿的师傅每天一上午要看五、六十个病号。女儿给每一个人摸脉，她师傅对好多人竟不再摸脉，直接开方。因为他不用摸脉也能判断出这人是什么脉。因为来看病的人越多，他就越能把握住物候，越能知道这一时的“病”，越能知道人们整体的“病”。
这就是中医治病的体系性和可重复性，这使他看上去很“神”。
和女儿的师傅在同一所医院里的中医也有年龄很大的，可他们诊室的门大开着，却很少有人登门求医。女儿和他们聊天，回来对我说，这些医生并不是学识不够而是他们无从把握物候，因此无法看病。因为脉象是不确定的，整体的脉象也是处于动态中，如果中医不一直身处这一动态之中就无从把握脉象。所以，一个中医博士不会看病不是他读的书少，不是他水平不高，而是中医这东西根本就不能脱离实际，接受科学教育使他们离自然世界太远了。如果学习诊脉的过程是用学书本知识的方法，是在课堂上学，不但什么也学不会，还得走向自我怀疑，所谓的中医不好学，是因为脱离了实践就无法学。
(三十六)自然是人的外在身体
女儿走到哪都给人摸脉。她说，我不能停下来，不能间断，我必须通过这种方式一直掌握脉候。如果我很长时间不摸脉了，那么这一地区，这一时期人们的基本脉象是什么样我就不能掌握了，在这种情况下，你突然让我诊一个脉，那准确性就要大打折扣。
女儿问我，我姥姥最早开始行医时是怎么掌握物候的？我告诉女儿，我母亲24岁行医。骑个毛驴，走乡串户，主动上门给人看病。女儿对我说：给我买个吉普车，我毕业后开车下乡，要是坐在城里等，就会像那些白了胡子也还不能看病的中医一样毁掉中医。
几千年来，中国一直占世界人口的1/4，在气候与疾病的相关性分析上，中医掌握着特大的临床样本。这样持续几千年的观察、积累和不停地校验，中医的确掌握了气候与疾病的关系规律。尊重来自远古的生活经验，中医并不深奥，亦无所谓古今，它就存在于人类经验当中，只要我们置身于实践中就不难理解这一点。
农民为什么容易接受中医？因为其理相通。我比较注意观察农业现代化，农业能现代化，中医也能现代化。基因工程要是能改变人类种子，中医也能用新方法耕种。
在汉语中，我们把每一天叫“日”，一天的时间是以日的运行来记的。而每个月，在古代我国是以月的运行来记的，于是，年也是以月来记了。可是我们的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实际上是属于阳历范畴.，是以地球绕太阳运行的规律来确定的，它的测定又是以浑天说，也就是地球是园的为基。这说明，我们古人想尽一切办法，使主观认识与客观规律一致，古人的经验总是在把我们引向客观、正确和接近真理。
古人把人所受到的来自日月的双重影响，用阴阳来表示、解释、对应………时时用实践来校正和充实使之符合客观。经过历史的淘来荡去，留下一条清晰的河床，这就是中医理论。如果把中医理论像摊煎饼一样摊进历史，我们就会看到它其实很简单、很自然、很真实、也很科学。
既然地球上的生物是受日月的双重影响，那么，在制定历法上，中国古代使用阴阳合历就成必然。干支六十年是近月会合周期与回归年的会合周期，它表明以冬至为参考系的地月日三体最小相似周期为六十年，这一点与自然规律也是一致的。这使我想到，要么是古人的寿命不像我们想的那么短，要么就是代代相传的记录和观察严密得如同一个人的永生才能观察得如此贴近自然。光说我们中国人重视传统，讲子承父业，讲师传，因为没有这样的传统，很多超越个体的观察任务是无法完成的。
在六十年这样一个循环中，月日对地的交互作用，形成细微差别的地球物候，在中医上用五运六气来表示。五运是：金、木、水、火、土。六气是：风、寒、暑、湿、燥、火。一提阴阳五行，现代人就头大，搞不清它是什么东西。其实这东西没那么复杂，我们可以用最简单的方法来理解，比如，当我们认识温度这个概念时，我们用冷和热这两个概念去把握它。而冷和热这两个概念却是相对的，互含的，正如我们说阴阳，我们说阴的时候，不等于说阴中无阳，说阳的时候不等于说阳中无阴，那么阴阳所体现的不同的度，我们就用五行来代表，比如阳盛为火，阴盛为水等。所以，五行是阴阳的不同状态。我觉得阴阳五行是很实用的模糊数学，从这一点上说它是先进的并不为过。
当阴阳五行这样一个体系建立起来时，它就成为医家的“法”。如今在中西医之争中有一个中间派，提出只要中医的药方，不要中医的理论。这种只要方不要法的做法正是我当年想学中医时对母亲提出来而遭到她断然拒绝的。我当时想，母亲治再生障碍性贫血、治银屑病、治不孕症等绝招教我几个，我此生就不会遇绝境而不能逢生了。我很长时间不理解母亲怎么会这么迂腐。现在想来，只有方没有法，中医就没有再生能力，就不能自我校验，就不能调整与时与地的关系，也就是说，不能与时俱进。法，是中医的生命之根。
如果没有人体的随季节而产生的生理变化，阴阳五行对中医就毫无意义。女儿说，每当季节交替之时，第一批上来的病人几乎都是“时令病”，就是身体节律与季节没有同步而出现的不适。而这批病人，往往又可以作为把握其它病人的标尺。因为医生对时运的把握是要通过他所面对的病人才能具体。他要在病人中树一类典型，当作标尺，作为当下时运的具体体现。
(三十七) 科学的“新发现”
正因如此，对一个中医来说，他的病人越多，他看病的准确程度也越高，效率也越高，如同女儿的师傅。因为在他这个当医生的眼里个体是整体物候的一部分，一个个病人相互间都是紧密相联，可以互相参照的。病人越多，他对物候的判断越准，越精确，效果当然也越好。所以，病人少的医生，他用来把握和判断物候的基数太小，又缺连续性，影响其判断的准确性，就会出现病人少的中医会试探着给人治，先后用好几种方法。因此，我让中医看病不轻易换医生，就是给医生充分了解病体的机会。西医是生在地广人稀之地，缺少大基数的病例比照，致力于研究个体、具体，可以说，是西方的存在决定了西方的医学，至于科学，那是西方的意外之得。
我总把中医视为潜伏于中国地下的根，是无法斩尽杀绝的，说不定从哪就冒出来。同事问我她10岁的儿子总后背疼是怎么回事？我想不出10岁的孩子后背疼是怎么回事。可孩子的老师知道是怎么回事，老师告诉家长们：“都领孩子到医院打个B超，现在的孩子都得胆囊炎！”我听了奇怪，这么点孩子得胆囊炎？同事说：“老师还告诉看一下肾，还普遍有肾结石哪”。我一听，这老师岂不是也“神”了？同事孩子检查的结果是：胆囊炎、肾结石。医生们还在寻找这么小孩子得这些病的原因，老师说，啥原因？就是吃小食品和喝桶装水造成的！医生最后也认可老师的判断。瞧，只要样本够，小学老师也有成医的可能。这就是土壤。
中医给人看病颇有点像老农卖瓜，捧起一个瓜用手一掂：“六斤！”又一拍：“保熟！”这时你非让他拿出证据来，他真拿不出。不过你可以找称去称，找刀去切开看。农民对中医要比有的科学家理解的到位，这并不是中医不科学的证明，也不是农民愚蠢的证明。其实毛主席比较明白这个道理。
现代生活日益脱离自然，使我们以为我们与自然没有多大关系。然而西方科学家开始陆续发现了“生物钟”，发现了“生理节奏”，又发现夜里不适合搞体育锻炼，发现用日光可以治疗失眠症……说实话，因为我一直密切关注和追随着科学发展，所以这样一些科学新发现把我一步步地推回到我母亲那里。相比母亲当年说的，这些新发现只是方，不是法。这些方可以不用科学去发现而用中医的法就能推演出来。
我对看上去很荒唐的事也不敢轻易否定，荒唐的事物有如洪水，中医的道路，如洪水退后留下的河流。有个网友叙述在中国流行过的“打鸡血”、“红茶菌”等疗法，很为其愚昧而感慨。虽然这些流行的疗法是闹剧，但医学也好，科学也好，走的很少是直路，纵观科学史，不也是洪水过后留下的河道吗？其歪打正着的意外之得也比比皆是。如今科学被封为皇后了，人们总想给她洗白，给她重修一个好出身，想把她弄得不是邻居二丫，这有必要么？我给中学生上课时就讲科学的本来历史，不让孩子们对科学形成迷信，不压制他们自身的创造性。
打鸡血看似荒唐，有体质过敏者出现负反应，可打青菌素的人也会有过敏者，抛开表面的荒唐，从中医角度看，动物疗法是一直沿用的。不仅入药有大量动物，就是活体动物也用于治疗，如用水蛭吸血，蜂毒治关节疼痛等。宠物对人的治疗作用不仅仅是心理上的，也是生理上的。如今西医也发现小时候家里养狗的人，长大后可少患好多过种敏症。中国古人还看出猫是一种冷性动物，适宜治温病；狗是温性动物，它们宜治冷病。动物性疗法，在世界上已成为一门公认的科学。
我有个同事，她从不吃鸡肉，如果她在家请客，就找我去替她做菜，她到外面站着，说是闻不了鸡味。为了把鸡烹得没有鸡味，我用做香酥鸡的做法，先把鸡煮了，再用桔皮，料酒，香菇等上火蒸，出锅后再用旺火油炸，我让她闻，哪里还有鸡味了？可她还是不吃，为了不让我再费力，她告诉我她不吃鸡的原因，在她十二岁那年，她生了一场大病，眼看要死了，气息奄奄。于是家里用了最后一招，从架里捉来一个老母鸡，来到她的床前，猛地撕开母鸡的胸膛，一下子按在了她的胸脯上。她就此活过来了，从此也不能吃鸡肉了。
我曾和女儿探讨母鸡治病的原理。女儿说，如果用中医理论讲，那就是借用了母鸡生命的真气。
说到“气”，这是最让讲科学的人反对的了。虽然对女儿来说，她觉得气的存在是很自然的，她说，不同季节的不同脉像，就是人对气的感应，经络就是气的通道，学针灸只知道剌穴位，不讲经络，不重气感，不懂配穴，那针灸就不是针灸了。
想起女儿小时，病的心衰，打毒毛甙抢救，我要求医生给女儿输我的血。我想，我的血，现抽现输，是不是和打鸡血、撕活鸡有异曲同工之处？
(三十八)好吃不如饺子
不否定什么不等于就是承认和宣扬什么，而是一种审慎的态度，我总觉得否定是容易的，而多问几个为什么没有坏处。
我们现今头脑中所装的东西与古人不一样了，这不等于说我们脑袋这个容器也有了质变。而我们的肉体几千年来更没有发生突变，因此，在治病这个问题上，选用一些有效的古老的办法可能比新办法更安全。如果一个彪悍、勇敢的猎人手里再有一把枪是不是很完美？为什么有了技术就非得排斥技艺呢？
女儿的一个同学，通过门路跟一个很有名气的中医实习。他惊讶地发现，这个中医还十分善长用西药，其治疗效果要高出一般的西医，也就是说，做为一名西医他也是高水平的，可他仍立足于中医。现在的中医并不是生活在古代，很多人的科技知识要高出写批判文章人的水平，如果科学足可以推翻中医理论，他们有什么必要坚守？
和年轻人谈中医很难，便是谈传统文化，往往也没有切入点。年轻人习惯以现代的、科学的角度看问题，传统的东西在他们头脑中没有落脚点。
后来我总算找到同年轻人谈传统文化的突破口了。我问年轻人：“喜欢吃饺子吗？”大多答到：“喜欢！”我问：“制作饺子的原料是什么？”都能举出：面粉、肉、菜、油、盐等等。又问制作饺子的工序，也知道和面、做馅、擀皮、包饺子等。我问，包饺子麻烦不？年轻人承认是很麻烦。我说，既然制做饺子麻烦，按照肉烂在锅里的理论，我们把制饺子的原材料放到锅里一起煮熟了吃不是一样的吗，何必费这事？年轻人说，还是饺子好吃啊！我笑了，这就是中国人，从中国人的吃饺子情结可以看出中国人追求美味，即使是事事向西方看齐的年轻人在吃这个问题上也不肯放弃口腹之欲去以西餐为主。
我说，如果真的想向西方学习，我主张首先从吃饭上学，因为这不是一件小事情。要知道外国人就不费功夫包饺子。西方人吃饭，基本上是从营养的角度理解饮食的。不怎么追求口味，享受在饮食中不占有重要的位置，故而西方的饮食比较简单、实在，虽口味千篇一律，但节省时间，且营养良好。西方这是一种理性饮食观念，这一饮食观念同西方整个哲学体系是一致的。他们研究的对象为事物之理，事物之理常像面前这盘西餐，一边放土豆泥，旁倚羊排，另一边配煮青豆，再加几片番茄。色彩上对比鲜明，滋味上各不相干、绝不调和，简单明了，纵然有搭配，那也是在盘中进行的。
可中国人做饭的制作过程叫烹调。烹是煮熟食物，调是调和五味。所谓五味，是指酸、苦、甘、辛、咸。中国烹饪讲究调和之美，菜点的形和色是外在的东西，而味却是内在的东西，重内在而不刻意修饰外表，关键就在于它的味。而美味的产生，在于调和，要调和食物之味，使之互相补充，水乳交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助渗透到一起，。好味道的意蕴是难以说清的，这正与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吻合。中国人对饮食追求的是一种难以言传的“意境”。意境是一切艺术的中心，饮食文化也不例外。
而追求美味还算不上中国人对饮食的真讲究。中医更是要求适口美味首先要合乎时序，夏秋清淡，冬春浓郁；还要因时、因地、因人而异。更有药补不如食补之说。在选择食物时，必须五味调和，这样才有利于健康，若五味过偏，会引起疾病的发生。五味调和得当是身体健康、延年益寿的重要条件。在中国的饮食文化中，中医思想是很重要的组成部分。
女儿说，一提到医，人们就一定要想到药，其实，医生不用药也可以给人治病。好多病，比如高血压，胃病，脂肪肝等，不吃药，仅改变饮食结构就能达到比吃药更好的效果。据西方的植物学者的调查，中国人吃的菜蔬种类，比西方多六倍。所有食物在五味上都有归类，进行调济，配伍，也是药用。中国人对于吃的讲究还有五味的追求和药用作用，这绝不是仅仅追求美味能达到和能概括的。如今的一些现代病，往往是仅仅追求美味造成的，从这一点上讲，中医也讲“病从口入”。女儿号脉时会对病人说：“你是朝鲜民族”。病人感到很惊讶。女儿说，鲜族人长年吃辣，在脉上有表现，在给治病时不能不考虑到这一点。
母亲在世时，每个季节重点吃些什么，都是有说法的。这不独是一个医生会这样做，我奶奶也有此讲究。一般的中国人都知道些比冬季进补，春季吃野菜，夏天在菜里拌点芥末，秋天吃萝卜等常识。吃菜和水果要吃当季的。这不仅合阴阳五行，更合自然规律，反其道而行之就会“病从口入”。如今的现代病哪个不是吃出来的呢？把我们吃的学问抛弃得只剩下美味这一条，能不致病？
(三十九)中医的长征
不管我怎样欣赏中医，可在医疗体制上我还是赞同以西医为主。因为西医更符合当下的时代要求。在人口大爆炸的时代，在战争频发的时代，中医显然不能满足批量处理和战地救护这样的医疗要求的。西医的医生通过课堂教育和集体训练就可以造就，可以迅速地复制。可中医却不是想大力发展就能发展得起来的。
有人说中医衰落了。是的，中医人数不足解放初期的一半。可一百年前的中医算得上是昌盛的吗？中医从来就没有真正昌盛过，也不应昌盛，从前只是没有人和它竞争罢了。有人说，中医的衰落是西医冲击的结果，我认为这是给中医自身缺乏竞争力找借口，西医对中医的冲击是中医的历史劫数，也是它成长的内在需要。
我很感谢西医的东进，虽然这使中医受压制处于低谷，但这绝不是坏事。在上千年的发展过程中，中医一直缺乏挑战对手，一直没有参照、对比，这于中医发展不利。事物并非如火如荼就是有生命力。正因为有西医做对比，给了我们一个前所未有的审视中医的视点，才使我们得以总结中医特点。对比的目的是为了扬长避短，对比不是裁判眼里的比赛，目的不是淘汰。
现在有西医承担主要的医疗任务，中医正好可以进入沉淀，调整阶段。能在这个阶段坚持中医的有如长征时的革命者，人虽不多，但都是种子。
对比西医，我觉得中医比西医大又比西医小。大，是指它的思想存在于是人类的各个领域中；小，是指它在技术领域要小于西医。
李时珍著《本草》，“窥天地之奥，达造化之极”，是不是科学追求？
中医不排斥技术，中医正骨就是技术。孙思邈遇有排尿困难或尿潴留情况，也用葱管当导尿管。但所有的科技成分都掩盖不了中医学的艺术特点。中医为什么给人以玄妙之感？为什么给中医送的匾要写“妙手回春”？为什么有的人无论怎样主观努力也学不好中医？为什么中医的弟子跟师傅学习的过程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整个像一个艺术学习过程？女儿下决心说：“我要做大医，要做上工。”我没有听到一个西医院的医生有这么说的。倒是听过不少搞艺术的人讲，要做艺术家，不做工匠。女儿说，仅仅为济世救人她还不能学中医，为混碗饭吃或其它功利目的都不足以使她学中医，她是在中医里面找到了一种感觉。她这么说的时候我能理解她。我认为既便是在专业领域内找到感觉对人也是很重要的。人的一生往往是寻求属于自己的感觉。比如数学家寻找和谐之美，物理学家寻找统一场论，艺术家寻找意境等。人的感觉有排“错”法，不属于它的东西它不要，感觉有引领作用，它的超越性不能不引起人的重视。
喜爱艺术的女儿在学了中医后还不想放弃她的音乐爱好，假期她还时常拎着琴去找她原来的老师练琴。有一天，她的老师说：“你原先拉琴时很有感觉，为什么你现在这种感觉没有了呢？”女儿沉吟了一会说：“我明白了，我的感觉转移了，全转移到中医上去了。”女儿拎着琴回家来说：“一心不可二用说的就是我现在这种情况，我的艺术感觉也不能二用，所以我暂时不能学琴了。”
达到妙手回春境地的中医就是大医，大医给人治病就是展现艺术才能了。而艺术性的东西如何普及、推广？如何能被用科学眼光审视的人欣赏？那些无数具体细微的过程，那些感悟体会，那些切磋，那些实践交流，怎么可能仅仅用形式理性的框架框住？笼罩着中医的被看成是巫，最玄的氲氤之气就是由艺术因子构成的。
身为中国人，便是做西医时想问题有时也还是有中国人特点。妇产科专家曹泽毅做手术，面对的多是癌症患者，早年他总是尽可能多地清除癌细胞，并为自己清除得比别的医生彻底而骄傲。可是，当看到获得了生命的病人失去了家庭幸福甚至演绎悲剧人生时，他对自己的治疗方式产生了怀疑。如今别的医生做十来个小时的手术他做都不超过两个小时，切除的很少，他开始冒险，死亡率比从前要高，因为他把治疗的侧重点不仅仅是放在让人活上，更是放在活得像人上，也就是生存的质量上，这就是说，他宁可冒病人可能死亡的险，也拒绝用手术刀开创悲剧人生。
他这种医疗观念是对眼里只见病不见人的医疗观念的反动，这种治疗方式增大了病人的危险系数，在理性上不是强势。可是作为中国人好多能够理解和接受他的这种治疗方法。
(四十)头脑不做殖民地
上海血液学研究所细胞生物学研究室主任陈国强得知：在东北有一些老中医根据传统的以毒攻毒理论用砒霜治疗肿瘤病人，并保留了大量的第一手病例。通过对这些病例的研究，发现在当时治疗的32例病人中，有28例能够得到完全缓解。陈国强在临床试验中，每天给急危病人注射10毫克纯三氧化二砷溶液，连续打三四个礼拜，直到病人完全缓解为止，且大多数病人都没有明显的副反应。这一研究成果让人惊讶，在人们的思维里，砒霜就是一种去杀人的或者用来自杀的毒药。他们认为用砒霜来进行静脉滴注而在临床上没有什么副反应，是不可思议、难以想象的。
在中国地域的西医有时不以主观意志为转移地会偏往中医所走过的道路。我想，是不是东方人的头脑中侧重意像思维的比例要比西方的大呢？
女儿小时，我曾致力于她的科学理性思维塑造，与好多女孩子一样，她天生不接受理性思维，常常是道理给她讲得明明白白了，她说：是的，道理是这样的，可我还是想那样。完了，什么道理都白扯。怕女孩子到了中学阶段学不进数、理、化，我提早给她培养兴趣，从她小学三年级开始，我用了三年时间，每天晚上给她讲《科学演义》。我认为，中学的数、理、化课程不从兴趣入手，割裂科学发展史，不符合人的认识规律，如果我能培养起女儿对科学的兴趣，那么中学的科学教育便不是不可以接受了。三年，我不仅给她讲完了科学发展史，还重点讲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并把《物理世界奇遇记》也啃了下来，这下，我想应该是差不多了。
可是到了中学，女儿和班里的绝大多数女同学一样，对数、理、化束手无策。我认为还是学校的教学方法有问题，决定亲自教女儿这些课程。结果我发现女儿的头脑拒绝解题，拒绝线性思维。物理老师让她提出的稀奇古怪的问题气得在课堂上呼叫天老爷。我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也还是不能让她回到逻辑思维轨道上来，我迷惑不解地问她：“我给你讲了三年的科学，你一直瞪着闪闪发亮的眼睛，兴奋、专注地看着我，我问你，你把这三年我讲的东西听哪去了？”她笑嘻嘻地说：“我光看你表演了，哪听你讲了。”我像她的物理老师一样地叫起天老爷了：“天啊，我这三年时间不是全白费了吗？”女儿说：“怎么能是白费了呢，如果你不花这么大的力气，怎能知道我不是科学的料，怎么会接受我学不了科学这个事实呢？”
女儿迫使我接受了人的思维类型是不一样的事实。其实我知道，我的头脑也不是纯理性思维的。我曾和别人一起做“奥林匹克”数学竞赛题，别人能做上来十道题，我能做上来九道。人说，这就不简单了，再努把力不就能做出第十道题了吗？可我仔细研究了一下我没做出来的那道题，发现问题根本不是我再努力的事，我根本就作不出最后那道题，那是我科学智力的极限，表面看我与他人的数学能力只差一道题，实质却是天上地下，能做出最后一道题的人必须得是纯数学头脑的人，而我不是。我是用摹拟数学思维做上九道题的，这不能说明我具有数学头脑。在别人看来，我与数学尖子生差不了多少，殊不知差之毫厘谬之千里，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学别人，只能学到形似，永远不能达到真是，要想真是，就不能摹仿别人。后来我再给女儿辅导功课时就不强行让她用科学理性思维学习功课，而是让她用一种摹拟思维去学习，这种摹拟方式不能使学习达到十成效果，但可以达到八、九成。但在选择一种终生学习方式时，我不能让她选用需要终生摹拟思维的，而是要用她本性思维的。因为，在各行业达到顶极成就的无一不是本性思维。
有些人认为，没有数、理、化头脑，没有很强的逻辑思维能力就不能搞科学，或者说逻辑思维能力不强的人所搞的东西就不是科学，是“伪科学”，要被科学捍卫者棒杀。
我承认科学是以逻辑、概念、标准、规律等为衡量标志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医不是科学我不反对，从这个意义上说许多人学不好科学也正确，但如果以此作为衡量标准来划分智能高低，来划分理性和非理性，甚至决定留存的问题，那么我与“科学”的斗争就是为了争取生存权的斗争了，就是不愿做奴隶的斗争了。这是捍卫头脑领地，不做精神殖民地的斗争。我从来没有说要取缔西医，可消灭中医的口号却是明目张胆地提出来了。难道我的头脑就不是头脑？这坚船利炮还顶到脑瓜门上来了？
母女同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