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节 道家、道教和《内经》-《内经时代》补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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卿希泰又说：“道家和道教，本来是有区别的。先秦道家乃是先秦时候以老庄为代表的哲学派别；而道教则是以东汉时候形成的一种宗教。但二者也并不是毫无联系的，道家哲学乃是道教的思想渊源之一。道教创立的时候，奉老子为教主，以老子《道德经》为主要经典，规定为教徒必须习诵的功课。《道德经》的基本思想是‘道’，并把道视为超时空的天地万物的根源，既有本体的意义，也含有规律的意义，其界属模糊不清，‘玄之又玄’，十分神秘，不同的人可做出不同的解说。……正因为道教的形成和发展，与道家老子确有某些历史的渊源关系，所以人们习惯上常常把道教也称为道家。”(《简明中国道教史•第一章道教产生的历史条件和思想渊源及其酝酿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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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汉典》又有所谓“道家”即是“道教”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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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四库全书•卷一四六•子部•道家类》：“后世神怪之迹，多附于道家。道家亦自矜其异，如《神仙传》、道教灵验记是也。要其本始，则主于清净自持，而济以坚忍之力。以柔制刚，以退为进，故申子、韩子流为刑名之学，而《阴符经》可通于兵。其后长生之说与神仙家合为一，而服饵、导引入之；房中一家，近于神仙者亦入之；鸿宝有书，烧炼入之；张鲁立教，符箓入之；北魏寇谦之等，又以斋醮章咒入之。世所传述，大抵多后附之文，非其本旨。彼教自不能别，今亦无事于区分，然观其遗书源流迁变之故，尚一一可稽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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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道家和道教并非完全一脉相承⑴。近来有关专家甚至说道教与儒家⑵、阴阳家关系更密切，在追溯道教源于原始的巫教⑶。然而，道教既不尊孔丘为天师，也不说邹衍是道尊，一定要把老子抬出来奉为教主，其余墨、法、名家⑷的创始人更不考虑。这一点，说明老庄思想总是使道教更感兴趣。哲学史界最聚讼纷纭⑸的古代哲学问题是《道德经》及其作者⑹。本节把道家、道教和《内经》一起说，有难处。所以先说明两点。
1.本节不是专门研究道家和道教，而是看它们与《内经》有何关系，分析问题主要从《内经》出发，与《内经》基本无关的内容不谈。
2.专家们对老子其书、其人看法分歧很大⑺，但是，对汉初尚黄老⑻这一点，看法却是一致的。这是《内经》时代的重要思想背景之一，本节先从这个较公认的出发点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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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注】

⑴道家和道教并非完全一脉相承：道家，《汉典》云：“1.先秦时期的一种思想流派，以老子、庄子为代表。道家的思想崇尚自然，主张清静无为。2.炼丹服药、修道求仙之士。3.指道教。”

道教，《汉典》云：“东汉张道陵创立的一种宗教，奉老子为教祖，南北朝时盛行起来。”

一脉相承，《汉典》云：“从同一血统、派别世代相承流传下来，指某种思想、行为或学说之间有继承关系。”

金栋按：张岱年《中国哲学大辞典•道教哲学》说：“道教，产生于中国的宗教。渊源于古代巫术、秦汉时神仙方术和黄老学派的道家思想。”

若以“老子的产生看作是道家产生的开始”，则与巫术无关，故赵先生说二者“并非完全一脉相承”。道教不是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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⑵道教与儒家：先秦儒家思想，到西汉董仲舒为之一变。董仲舒的以天人感应为核心的宗天神学以及随之而起的谶纬神学，均为道教所直接吸收，成为道教的重要思想渊源。……
此外，易学和阴阳五行思想对道教的影响，也是十分明显的。东汉时候的《太平经》就是“以阴阳五行为家”，而魏伯阳的《周易参同契》乃是假借《周易》爻象的神秘思想来记述修仙方法的，对后世道教影响甚大，被称为“万古丹经王”。此后，以易学和阴阳五行思想来阐发道教的内外丹法的道教学者络绎不绝。(《简明中国道教史•第一章道教产生的历史条件和思想渊源及其酝酿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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⑶追溯道教源于原始的巫教：巫教，巫术之教，即依赖巫术的原始宗教。

卿希泰说：“道教在产生过程中，还吸收了传统的鬼神观念和古代的宗教思想与巫术。
在中国古代社会中，人们对日月、星辰、河海、山岳和祖先甚为崇拜，视之为神灵，对他们进行祭祀和祈祷，并由此而逐渐形成了一个天神、地祗和人鬼的神灵系统。道教承袭了这种鬼神思想，并将这个神灵系统中的许多神灵作为道教神灵的组成部分。古代殷人认为，卜筮可以决疑惑、断吉凶；巫师可以交通鬼神，依仗巫术可以使人们祈福禳灾。这种巫术，也为道教所吸收和继承。”(《简明中国道教史•第一章道教产生的历史条件和思想渊源及其酝酿过程》)

傅勤家说：“道教，其义理固本之道家，而其信仰，实由古之巫祝而来，辗转而为秦、汉之方士，又演变而成今之道士。……巫为广泛于世界文野之民间，实一切宗教之起源，而道教亦不能外是也。”(《中国道教史•第五章道教以前之信仰》)

金栋按：巫术，《汉典》云：“利用虚构的‘超自然的力量’来实现某种愿望的法术。是原始社会的一种信仰，也和后世天文、历算、宗教的起源有关。”

陈邦贤《中国医学史》：“中国医学的演进，始而巫，继而巫和医混合，再进而巫和医分立。以巫术治病，为世界各民族在文化低级时代的普遍现象。”

盖建民说：“巫术医学正是原始社会巫术文化的一个重要产物，也是中国传统医学早期发展的一个历史形态。……巫术医学在中国传统医学的形成发展过程中，有一个重要贡献，就是曾经起到古代医药知识的积累和传承作用，这从殷墟卜辞中也得到充分的佐证。正如贝尔纳《历史上的科学》所言：‘官方的医学把植物药材和矿物药材编成条目，有关这些的知识，曾由各原始文化期的巫医们和女巫们传授下来。’”(《道教医学•第一章以医传道-道教医学流派的肇始和初步形成》)

巫医(巫咸、巫彭、巫即等)→方士医(方仙道)→道教医(如葛洪、王冰、孙思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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⑷墨、法、名家：墨家，《汉典》云：“我国古代的一种思想流派，墨子为创始人。主张人与人平等相爱(兼爱)，反对侵略战争(非攻)。但是相信有鬼(明鬼)，相信天的意志(天志)。”

法家，《汉典》云：“先秦的一个思想流派，以申不害、商鞅、韩非为代表，主张法制，反对礼治。”

名家，《汉典》云：“先秦时期以辩论名实问题为中心的一个思想派别，重视‘名’(概念)和‘实’(事)的关系的研究。代表人物有邓析子、尹文子、惠子、公孙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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⑸聚讼纷纭：《汉典》云：“聚讼：众中争辩；纷纭：多而杂乱。许多人在一起对某一问题议论纷纷，不能决定哪种意见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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⑹《道德经》及其作者：《汉典》云：“道德经，书名，即《老子》，我国古代重要的哲学著作。”

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汤漳平、王朝华译注《老子•前言》说：“《老子》(又称《道德经》)，春秋时期老子所作。……老子为我国先秦道家学派的创始人，《老子》一书也是道家思想的奠基之作。”

陈鼓应注译《老子今注今译•修订版序》：“老子即老聃，《老子》一书为老聃所作，成书年代不至晚于战国初。”

金栋按：据张岱年《中国哲学大辞典》，《辞海》，汤漳平、王朝华译注《老子》及《汉典》等记载，老子即老聃，李耳也。然亦有不同意此说者。如冯友兰《中国哲学史》、范文澜《中国通史》等。

冯友兰说：“《老子》一书，相传为系较孔子为年长之老聃所作。其书之成，在孔子以前。今以为《老子》系战国时人所作，关于此说之证据，前人已详举(参看崔东壁《洙泗考信录》，汪中《老子考异》，梁启超《评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兹不赘述。就本书中所述关于上古时代学术界之大概情形观之，亦可见《老子》为战国时之作品。……后世所以有此种错误，盖由于司马迁作《史记》，误以李耳及传说中之老聃为一人。其实《老》学(即现在《老子》书中所讲之学)之首领，战国时之李耳也。传说中‘古之博大真人’，乃老聃也。老聃之果为历史的人物与否不可知，但李耳之籍贯家世，则司马迁知之甚确。《史记•老庄申韩列传》云：
……
据此则李耳实有其人，不过司马迁误以为与传说中之老聃为一人，故与此李耳传中，夹杂许多飘渺恍惚之谈……于是所谓《老子传》，乃首尾是历史，中间是神话。于是所谓老聃乃如一神而戴人帽，着人鞋，亦一喜剧矣(此段大意采刘汝霖先生《周秦诸子考》)。

然司马迁之致此误，亦非无故。盖李耳既为‘隐君子’，‘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则其讲究必不愿标自己之名。其传说中恰有一‘古之博大真人’之老聃，故李耳即以其学为老聃之学。既可隐自己之名，又可收庄子所谓‘重言’之效。故《荀子》、《吕氏春秋》、《庄子•天下篇》，皆以《老》学为老聃之学。及司马迁知李耳为《老》学首领，而又狃于世人之以《老》学为老聃之学之说，故遂误将老聃及李耳合为一人矣。吾人今当依司马迁认李耳为战国时《老》学首领，但认李耳为历史的人物，而老聃则为传说中的人物，二者是二非一也。”(《中国哲学史•上•第八章<老子>及道家中之老学》)

范文澜说：“《道德经》五千言，确是战国时期的著作。据《史记•老子列传》所说，《道德经》的著者是楚国苦县(河南鹿邑县)厉乡曲仁里人李耳。……司马谈、司马迁父子崇尚黄老，《史记》在《老子列传》记李耳世系，在《乐毅列传》后记道家传授，体例略同《孔子世家》与《仲尼弟子列传》。《史记》叙述李耳乡里世系及师弟传授，如此明确，必有根据，决非虚构。

据《礼记•曾子问篇》，孔子师事老聃，是老聃确有其人。战国诸子创学说，多依托古人，道家书依托尤多。……李耳所依托孔子师老聃，是不足为奇的。《黄帝四经》非黄帝作而世称为黄帝，《老子》上下篇非老聃作而世称为老聃，事同一例。……《史记•老子列传》列举若干荒诞不可通的说法以后，用‘谁也不知道对不对’一句话把那些不可通的说法都否定了。司马迁最后断定说老子(李耳)是个隐君子，不是东周史官；他的儿子名宗，是魏国的将军；李耳学说的宗旨是‘无为自化，清净自正’，不是教孔子笃守古礼的那个老聃。著《老子》上下篇的人，应根据《史记•老子列传》与班固《汉书•艺文志》肯定是李耳。”(《中国通史•第一册•第五章兼并剧烈时期-战国•第六节老子与庄周》)

又，见第二节补注(老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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⑺专家们对老子其书、其人看法分歧很大：老子其书，汤漳平、王朝华译注《老子•前言•二、关于老子其书》说：“《老子》其书，历来也是纷争不断。争论的焦点在于此书是否老子自著以及成书时间。在对《老子》作者及成书时间的争议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如下几种看法：

1.认为《老子》就是本人所作，这是传统的观点；
2.认为《老子》的思想基本上是老子本人的，但他仅是口述，《老子》一书则是由他的弟子们记录整理下来的；
3.《老子》的作者不是老子，而是战国时期的太史儋；
4.《老子》一书成于秦汉之间，甚至晚至西汉文景之间才出现。

持以上各种观点的学者也均提出各自的依据而长期争执不下。”

老子其人，汤漳平、王朝华译注《老子•前言•一、关于老子其人》说：“今之学者有关老子的争论，集中在《史记•老子列传》中所写到的三个人，即老子、老莱子和太史儋。究竟这三者之间是什么关系，谁才是《老子》一书的真正作者呢？

……老子和老莱子为两人，一般是不会混淆的。老子为春秋时期人，长期担任周守藏室之史，而老莱子是位隐者，终身不仕；老子所著书为上下篇的《道德经》，老莱子则著书十五篇。而且《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写道：‘孔子之所严事：于周则老子，于卫蘧伯玉，于齐晏平仲，于楚老莱子，于郑子产。’可见他并未将二者混同起来，只是两人同为春秋时期人，且都为道家学说传播者，又都是孔子的老师，所以在此附上一笔，不能说司马迁搞不清楚。

至于老子和太史儋的关系，倒需要认真讨论一下。由于两人都为周朝史官，且名字之‘聃’、‘儋’，古音相同而字义相通，皆谓其耳朵长大，兼之传说中老子长寿，有的甚至说他就是古代能活到八百岁的彭祖，所以司马迁显然在记载这两人时有所保留，而有了‘或曰’、‘盖’这样的存疑之词，供后人判断，这反映了司马迁所持的谨慎态度。

但正如许多学者指出的，战国时期的周太史儋见秦献公的时间为周烈王二年(前374)，此时上距孔子卒年(前479)105年，老子长于孔子，倘若此时仍在世的话应有两百余岁，虽说清静无为的老子长寿，但人的寿命并不可能活得这么长，因此看来老子与太史儋应为两个人。倒是高亨在《老子传笺证》中提出太史儋可能是‘老聃之后’的说法值得参考。因为先秦时教育不普及，某一方面的知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的手中，甚至形成家族式的‘世守其职’的状况，因此春秋时的老子之苗裔复为周太史，乃可能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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⑻汉初尚黄老：汉初采用黄老之政，从政治制度的角度来看，一方面是采用黄老的无为之治反拨秦政的苛刑峻法，另外一方面也是借助黄老的刑名之学延续秦政的政治体制格局。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则是中央政权此时尚没有能力铲平内忧外患，因此不得不在政治上作出“无为”的姿态。从经济的角度看，主要是减轻中央财政对于地方财政的过度干预。真正对社会发展起到正面影响的，是这种取消对民间经济束缚的休养生息政策。(许抗生、聂保平、聂清著《中国儒学史•两汉卷•第一章汉初儒学的复兴》)

刑名，《汉典》云：“1. 战国时以申不害为代表的学派。主张循名责实，慎赏明罚。后人称为‘刑名之学’，亦省作‘刑名’。韩非子亦尚‘刑名’。”

金栋按：黄老学大致盛行于战国中期，既与老子学说相关，又杂用法术思想。《史记》曾提到：“申子之学本于黄老而主刑名。”“韩非者，韩之诸公子也。喜刑名法学之术，而其归本于老子。”韩非本人又师从荀子，其思想的源头不能脱却儒家干系。因此在先秦，黄老、刑名和儒家，其间未必有泾渭分明的界限。(《中国儒学史•两汉卷•第一章汉初儒学的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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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道家在西汉前半期⑴，明显受统治者提倡的事实，只需听司马迁父子怎样说就够了。太史公自序述六家指要⑵，道家殿后。若审其意，则唯有对道家有褒无贬，完全是集众家之长，无美不备。原话如下：
“道家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瞻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
看来，所谓汉初尚黄老的实质，竟是在道家的旗帜下，来了一番诸子百家大融合。道家在春秋战国原不如其他五家显贵，那时最为统治者重视的依次是儒、墨、道、法、名、阴阳。真正促成大一统的乃是法家⑷。法家讲人定胜天，和道家正相反。岂知“法家严而少恩”，严刑苛法使秦王朝迅速崩溃。反者道之动⑸。道家由隐而显是汉初政治的需要，也是事物发展规律。不过，其余诸家并不甘于寂寞，儒家尤其跃跃欲试，多次与道家争锋。司马迁说：“世之学老子者，则黜⑹儒学，儒学亦黜老子。”(《史记•老子韩非列传⑺》)这场斗争持续到文帝时，仍以道家占绝对优势。学术上的原因就是儒家学说的学术内容这时还太朴素、太单薄。到武帝时，董仲舒全面吸收阴阳五行学说，彻底改造了儒家思想。这种新儒学不仅能直接地为汉家受命于天服务，而且学术气息——用阴阳五行论证的严密程度也超过了道家。此后，儒家独尊⑻，直至近代前都是封建统治的正统思想。至于法家(刑名)之学，则汉初也实际上在采用⑼，不过口号喊得不响罢了。
以上是汉初道家的地位及其与儒、墨、名、法、阴阳各家的关系简介。道家盛行了一百年左右，此后的地位也仅次于儒。在这种社会思想背景下出现的，各种学术著作，必然有明显的道家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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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注】

⑴道家在西汉前半期：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前的时期。武帝崩于公元前87年。独尊儒术始于公元前134年(武帝元光1年)。故先生说，西汉前半期尚黄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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⑵六家指要：指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家的思想要点。

《史记•太史公自序》：“尝窃观阴阳之术，大祥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墨者俭而难遵，是以其事不可遍循；然其强本节用，不可废也。法家严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俭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实，不可不察也。”

洪钧按：上文说到：“道家在春秋战国原不如其他五家显贵，那时最为统治者重视的，依次是儒、墨、道、法、名、阴阳。”金栋没有给这句话出注。但这句话却非常识可解。太史公论六家指要，很简短，常人不知道具体所指和为什么。文中所说的各家显贵顺序，也有待说明。
为便于理解，先说道家为什么在春秋战国、特别是战国时期，不可能是显学，而这时法家必然最显贵。
战国250年，几乎天天打仗。诸侯王想的都是如何攻城略地，或者如何用武力、策略保护自己以免灭亡。那时，如何富国强兵，是统治者面临的首要问题，还有就是外交上的阴谋奇计。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中，统治者怎么可能崇尚恬淡虚无、清静无为、不用心机呢！于是，这时的道家不可能是显学，军国主义的法家必然很受重视。法家不是只重视法律或所谓依法治国，而是极力主张君主集权，打破旧等级制度和土地贵族占有制(即废井田、开阡陌)奖励耕战，崇尚军功。这样才能迅速地富国强兵。他们的天人观，是彻底的唯物主义。他们的处世哲学是实用主义。《荀子•天论》和道家的天论完全唱反调。当然，和儒家的天人观也基本上唱反调。只不过鉴于秦王朝迅速覆灭，司马迁说法家严而少恩是大缺点。
儒家在战国时期，也不可能很受重视，因为它首先强调维护旧秩序。上文所以把儒家排在最前面，一是它是中国古代最早出现的政治思想流派，而且在刚出现时，一度受重视。二是孔夫子有那么多弟子，显然是拥护者一度较多。三是他还做过一年的鲁国的中都宰(相当于直辖市长)，还做过三个月的司寇(相当于司法部长)，在齐国和卫国也一度很受欢迎。故在那时，他的思想可以算是显学。
孔夫子常说德治、仁义。其实，他更重视正名、礼教或礼治。目的是维护旧秩序。后世儒家总结出三纲五常，很符合孔子的本意。不过，如果说春秋时代，孔子的思想还有些市场的话，到了战国市场就很小了。战国们都想统一天下自己做帝王，谁还能虔诚地维护旧秩序尊奉周天子呢！至于早在春秋时期出现的礼崩乐坏，到战国就更加变本加厉。这时已经没有人，把周天子放在眼里，连走走形式也常常做不到。只不过由于儒家传承了很多文化和技艺，在社会上还有些用处。书本上的文化主要是《礼》、《乐》、《诗》、《书》和《春秋》，儒家还开设算数(数)、赶车(御)和射箭(射)课。这些知识和才艺，是贵族子弟的教育内容。加之，在一个国家的内部和家族管理中，还需要讲秩序，儒家思想还是有点市场。春秋后，社会上的儒家已经很没落，儒士的主要工作，大概是两样。一是和后世得不到功名的读书人一样，做家庭教师。二是帮助别人办丧事。
然而，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之后，开始了儒家独尊的局面，根本原因是因为，儒家很强调维护秩序或等级制度。这是任何政权建立后所追求的。刘邦当年造反时，极其蔑视儒生。他不但把儒冠当作溺器，还对晋见他的儒生说：老子要在马上得天下，怎么会用到你儒生！然而，一旦他坐了皇帝，很快改变了看法。因为按儒家礼乐制度搞的那一套朝廷礼仪，让他觉得很舒服。这说明统治者都喜欢秩序，而且是稳定的秩序。这样才能稳定他们的统治地位。不过，在司马迁之前，西汉统治者还是觉得儒家的繁文缛节太麻烦(博而寡要)，不很切实用，能明君臣父子之礼，长幼夫妇之别就够了。
阴阳家的五德终始说，为天命转移提供了理论根据，故邹衍和他的思想风行一时。国王门给他很高的礼遇，就是因为有了他的学说，取代周天子不再是逆天行为，而是符合天意。不过，此说只限于革命理论意义。它不能用来富国强兵，也不能用来搞外交、军事、教育和经济。只是在出现天命转移的时候用得着。而战国时期，正值天命转移——即要改朝换代了。
邹衍和之后的阴阳家，还利用阴阳五行学说推演出一大套行事规矩，故司马迁说阴阳家太繁琐，忌讳很多，使人拘而多畏。
春秋战国的混乱局面，刺激很多人想办法救世济民。为此出现了两个民间学派。这就是墨家和道家。
墨家思想是积极地救世济民主义。墨子主张兼爱(平等互爱)显然是认为当时太不平等，老百姓的地位太低下了。至于非攻(反对侵略)主张，显然是针对当时的混战状态，给老白姓带来太多的苦难。非攻和兼爱都是为制止战争提供理论根据，大家互相爱护就不会打仗了。墨家还主张尚俭(提倡节约)也是老百姓不满统治者的奢侈。至于墨子的天志(上天有意志，会赏善罚恶)和明鬼(人死有鬼)主张，不过是警告统治者，做得过分会遭报应而已。这都是代表了下层人的利益。
墨家帮助过宋国防御楚国的进攻，但没有人做过大官而治理国家。古代中国统治者，也从来没有全面采用墨家思想的。因为如司马迁所说，墨家太节俭，统治者做不到。汉文帝比较节俭，但主要受道家影响。即中国从来没有出现过墨家独尊的政治局面。所以，墨家只在战国初期一度受到重视，而且主要在民间。儒墨并称时，一方面指他们曾经同时是显学，另一方面是指它们思想对立。墨家主张节俭薄葬，儒家则主张厚葬。特别是墨家主张平等兼爱，是儒家完全不能接受的。
墨家还主张“尚贤”。似乎没有人不主张“尚贤”而尚“不肖”，但各家对“贤”的标准不同。儒家的贤，重在道德修养；法家的贤，重在才能和智慧；墨家的贤，指贤能，道德和才能并重。曹操把法家的尚贤做到极致，公然发出《举贤勿拘品行令》，故他的贤完全不包括道德和品行而专指才能。可见法家思想必然得逞于乱世。道家无为，故不尚儒墨说的贤，也不尚法家尊崇的才能和智慧。
道家思想属于消极的救世济民主义。核心思想是自然无为。无论讲政治还是讲修身养性，都主张恬淡虚无，不用心机。老庄的理想政治是回到小国寡民，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状态。老子主张绝仁弃义，绝圣弃智，和儒家唱反调。当然更反对君主集权、富国强兵、战争和法制等，故和法家针锋相对。在哲学方面，老子的贡献是提出了抽象的道的概念，反映了他的高度思维水平。庄子继承了老子的道论，却主张虚无主义，于是又持出世主义。他不做官，追求绝对自由。他不想救世，只想救自己。故虽然他的文笔很好，思想对后世影响也很大，却不属于救国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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⑶道家：司马迁父子所说的道家，是指黄老术的新道家，与先秦道家已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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⑷真正促成大一统的乃是法家：自秦孝公到秦始皇，均崇尚法家。秦终于灭六国而完成统一，是重用法家的结果。

范文澜说：“秦孝公用商鞅治秦国，此后秦政治是法家学说指导下的政治，国王极端专制，刑罚极端残酷，山东六国称秦为虎狼之国，是名符其实的。秦始皇、秦二世尤重韩非学说，商鞅加韩非，秦政治残暴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固然，法家政治在秦始皇时，曾起着富国强兵摧毁领主势力的作用，但到秦二世时，法家政治只剩下完全黑暗的一面，使秦强盛的学说转成为促秦灭亡的学说了。”(《中国通史•第二册•第一章•第一节：秦怎样建立汉族的统一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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⑸反者道之动：向对立面转化，是“道”的规律。此句见于《老子•第四十章》。
《河上公章句》：“反，本也。本者道[之]所以动，动生万物，背之则亡。”
王弼注：“高以下为基，贵以贱为本，有以无为用，此其反也。动皆知其所无，则物通矣。故曰‘反者，道之动’也。”
金栋按：老子的辩证思想，即宇宙万事万物在运动过程中必然发展变化，相互转化，所谓“物极必反”是也。陈鼓应说：“阴与阳的矛盾转化关系被《系辞》表述为‘一阴一阳之谓道’，此实为对老子‘反者道之动’的转译。”(陈鼓应、赵建伟《周易今注今译》)
洪钧按：《内经》很成功地运用了辩证思想，把它发展为阴阳之道。这个道是天地之道，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治病的根本原理，是科学潜能最大的中医哲理，也是中医特色的哲理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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⑹黜：废，贬退。《史记索隐》：“退而后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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⑺老子韩非列传：《史记》各本不一。有作《老子伯夷列传》者，有作《老庄申韩列传》者，亦有作《老子韩非列传》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