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儒家思想和《内经》-《内经时代》补注

[河间金栋]

【补注】

⑴言阴阳五行者约占一半：以篇名而言，言阴阳者五篇，即阳尊阴卑，阴阳位，阴阳终始，阴阳义，阴阳出入；言五行者九篇，即五行对，五行之义，五行相生，五行相胜，五行逆顺，治水(顺)五行，治乱五行，五行变救，五行五事；言天地阴阳者一篇，即天地阴阳。余者或在每篇之内容中显现。赵先生于本节列题目共计23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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⑵五行对：五行(木火土金水)本指自然界的物质基础。董仲舒提出五行相生，并与四季相配。由此转化为五种“德行”，即所谓“五行者，五行也”，后之“五行”即指“五德”、“五常”。并且，在五行当中又特别推崇土德；“五行莫贵于土。”所以，董仲舒强调忠臣孝子应该取法土德，并由此说明了“孝”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张世亮、钟肇鹏、周桂钿译注《春秋繁露》，中华书局，2012年版)

又，此篇集中论“孝”之大义。董仲舒认为，“孝”充满于天地、四季、五行，因此具有永恒性。作为自然的五行与人类的五种行为也是一一对应的。人类“孝”的观念来自于五行，尤其是五行中的“土”得来的。天地有生生之义，人也应该效法天地之道，做忠臣孝子。(叶平注译《春秋繁露》，中州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

金栋按：五德、五常，即儒家的仁、义、礼、智、信五种品德之行。

萧吉《五行大义•卷之三•第十四论杂配•五者配论五常》：“五常者，仁、义、礼、智、信也。行之终久，恒不可阙，故名为常。亦云五德。以此常行，能成其德，故云五德。而此五德，配于五行。郑玄注《礼记•中庸》篇云：‘木神则仁，金神则义，火神则礼，水神则信，土神则智。’《诗纬》等说亦同。毛公传说及京房等说，皆以土为信，水为智。……按毛公及京房、汉史皆以土为信，可谓其当。所以然者，夫五常之义，仁者以恻隐为体，博施以为用；礼者以分别为体，践法为用；智者以了智为体，明睿以为用；义者以合义为体，截断以为用；信者以不欺为体，附实以为用。其于五行，则木有覆冒滋繁，是其恻隐博施也；火有灭暗昭明，是其分别践法也；水有含润流通，是其了智明睿也；金有坚刚利刃，是其合义截断也；土有持载含容，以时生万物，是其附实不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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⑶五行之义：本篇用五行的道理来比附、说明人事。董仲舒认为土为五行之主，土德忠诚，是最为尊贵的，所以“圣人之行，莫贵于忠，土德之谓也”。五行尊土，是董仲舒关于五行思想的一个特色。(张世亮、钟肇鹏、周桂钿译注《春秋繁露》)

又，本篇详细介绍了五行的定义、性质极其相生相克的关系，并把五行与人事紧密地联系起来。篇中提出这样的观点：五行中最为尊贵的是土，土德为忠，因此臣事君犹如大地之敬天。(叶平注译《春秋繁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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⑷阴阳尊卑：当作“阳尊阴卑”。赵先生抄写讹误。

本篇阐明了贵阳贱阴、阳尊阴卑之义。董仲舒提出“阳尊阴卑”的观念，旨在强调：第一，君主为阳而臣子为阴，因此君、父尊而臣、子卑，臣、子必须竭尽忠诚地侍奉君、父；第二，德为阳而刑为阴，因此德政为主而刑罚为辅，否则“为政而任刑，谓为逆天，非王道也”。(张世亮、钟肇鹏、周桂钿译注《春秋繁露》)

金栋按：董仲舒在此篇中阐发了他的主要观点：阴阳之间，阳尊贵而阴卑微。阳为天、君、父、夫、德；阴为地、臣、子、妇、刑。阳为主，阴应当服从、辅佐阳。无论是天道还是人道，都要贯彻尊阳而贬阴的原则。(叶平注译《春秋繁露》)

凌云：“五行志：‘周道敝，孔子述《春秋》，则《乾坤》之阴阳，效《洪范》之咎徵，天人之道粲然著矣。汉兴，承秦灭学之后，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乾凿度》：‘阳得正于上，阴得正于下。尊卑之象，定礼之序也。’”(苏舆《春秋繁露义证•卷第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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⑸王道通三：董仲舒对“王”字作了独特的解释：横的三画代表天、地、人，中间一竖表示贯通天人之道，也即明了天人关系。但董仲舒并非无的放矢地谈天人关系，他所强调的是要求君王必须懂得并效法天道。这是因为君王操纵着生杀予夺的大权，他必须慎重克制自己的喜怒好恶，就如同天地的寒暑冷暖当其时而发一样。所以董仲舒强调君王效法天道，此即“王道通三”的要旨。(张世亮、钟肇鹏、周桂钿译注《春秋繁露》)

又，王道贯通天、地、人，王者受天命而治理人，是代表天进行统治，因此具有至高的尊严。君臣之义也正是来自于此。王者应该效法天地、顺应自然。而不应当听凭私心以及个人的喜怒哀乐行事，以致损伤天理人道。(叶平注译《春秋繁露》)

金栋按：凌云：“《说文通论》：‘王者则天之明，因地之义，通人之情，一以贯之，故于文贯三为王。王者，居中也，皇极之道也。三者，天地人也。’”(苏舆《春秋繁露义证•卷第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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⑹天辨在人：本篇论述了天人同气、天人相应的哲学思想。“辨”与“变”通，所谓“天辨在人”，即指天地四时之变与人相通，“天乃有喜怒哀乐之行，人亦有春秋冬夏之气者，合类之谓也”。天地之间，阴居于虚位，阳居于实位，表现为“亲阳而疏阴”的特点，因而君主效法天地之时，也就必然要求“任德而远刑”，体现出了一种德主刑辅的政治思想。(张世亮、钟肇鹏、周桂钿译注《春秋繁露》)

又，天与人类是相似的，天为人之本，但是天具备人的性情；人的性情也可以天地自然之道来说明(如喜怒哀乐之情与春夏秋冬之气的关系)。同时天的德性也只有人才能辨别、体会它。天子的一举一动都应该效仿天地，并以此为臣民树立榜样。(叶平注译《春秋繁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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⑺阴阳位：本篇论述阴阳二气出入运行的方向和位置，故称“阴阳位”。阳以南为位，以北为休；阴以北为位，以南为伏。阳出入皆为实位，阴出入皆为空位，董仲舒以此来表明“天之任阳不任阴、好德不好刑”，并由此得出君主“好德不好刑”的政治主张，因为天与人“合类之谓也”。这成为董仲舒反复申述的主要政治哲学思想。(张世亮、钟肇鹏、周桂钿译注《春秋繁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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⑻阴阳终始：本篇论述了天道运行的规律。天道的运行，终而复始，阴阳两气互为消长，阴盛则阳衰，阳盛则阴衰。阴阳之气，阴出则阳入，阳出则阴入，它们互济、互补，保持着一定的平衡。性质相类之气，如春季少阳之气和木气、冬季太阴之气和水气，各自呼应而趋向于和自己相类的事物，并各自担负起自己所主掌的职能，如春生、夏长之类，由此而形成了天道运行的四时更迭、循环不已的变化。董仲舒还从神学目的论的观点出发，提出了“天之道有伦、有权”的说法。(张世亮、钟肇鹏、周桂钿译注《春秋繁露》)

又，天道的运行是终而复始，由阴至阳，再由阳反阴。因此一年中有冬至、夏至的划分。冬至为阴气盛极之时，其后阳气就开始增长，到夏至时达到最高点，此后阳气渐消而阴气日增。阴阳的消长是天道自然，年年都是如此。(叶平注译《春秋繁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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⑼阴阳义：本篇通过对天人之间的比附，申述了天人合一与天人感应的理论，提出君主在施政时应该尚德缓刑、喜怒必合于义以与天道相应的观点。用阴阳之气的变化来讲政治，是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汉代新儒家的说法。阴阳与四季的关系，春为少阳，夏为太阳，秋为少阴，冬为太阴。春生、夏长、秋收、冬藏。阳为德，阴为刑，春夏生长为德，秋冬严杀为刑。太阴、冬季，万物都枯萎，这时是“空”，天入冬为杀。这叫“太阴入于空”。丧也是空，所以“太阴用于丧”，杀的成分就减少了。(张世亮、钟肇鹏、周桂钿译注《春秋繁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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⑽阴阳出入：本篇认为，天道运行的常规，表现为作为“相反之物”的阴阳二气不能同时、同地一起出现。如春季，阳气出现而阴气退入；秋季，阴气出现而阳气退入；夏季，阳气在右边而阴气在左边；冬季，阴气在右边而阳气在左边。右为上，左为下，所以冬季下暖而上寒，夏季上暑而下寒。春分、秋分时，阴阳二气分别相会于南方和北方，昼夜长短平均而且气温寒暖适宜。此后阴阳之气各自向自己相反的方向运行，势力彼此相互损益，形成了一年的春、夏、秋、冬四季和农历的二十节气，完成了天地一岁的运行之功。本篇从神学目的论的观点出发，试图说明天道的运行是在天的意志支配下进行的，是天的意志的表现。(张世亮、钟肇鹏、周桂钿译注《春秋繁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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⑾天道无二：本篇由天道比附人事，认为天道和人事都是“贵一贱二”。从天道来看，阴阳之气作为性质相反之物，或出或入，或处于右，或处于左，不能同时并起，以此说明天道是统一的。且阳气出现在前，阴气出现在后，说明天以阳气而不以阴气、以仁德而不以刑罚为主宰。在人事中也是如此，如眼睛不能两视，耳朵不能两听，君子只有使自己的心意集中于善行，而不三心二意，才能立足于社会。君子治理国家也需要有一定的常规，才能取得成功。恒常地守一不二，即是天道；事物不论大小和难易，违背了天道，就不会成功。本篇由“天之任阳不任阴，好德不好刑”得出“君子贱二而贵一”的结论，其天人比附的理论基础就是“天道无二”。(张世亮、钟肇鹏、周桂钿译注《春秋繁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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⑿暖燠孰多：原作“暖燠常多”。 燠，音玉(yu)，暖、热。苏舆《春秋繁露义证》：“案：文宜作‘煖清孰多’。‘暖清’二字，又见《为人者天》等篇。”

暖燠常多，指温暖的时日常常多于寒冷的日子。本篇即由天道运行中的温暖之日多于寒冷之日来比附人事，认为人事应该效法天道，统治者要多施仁政而不是刑罚于民。因为上天的法则，既出温暖之阳气以生育万物，又出寒冷之阴气以帮助万物成熟。所以温暖与寒冷是年岁流转运行中的精华。但更为重要的是必须分清温暖与寒冷在年岁中谁占的份额更大，不了解温暖之日多于寒冷之日，就会违背上天的法则，做事情再劳苦也不会成功。为此，君王应该多行仁政而不是暴政，才会使天地之道更为彰明。至于“禹水汤旱”，并不是正常的、必须会发生的事情，而只是碰巧时运更迭变化、阴阳之气失去平衡所导致的，不能以偶然发生的这种变化来怀疑天道运行中阳气盛于阴气、仁政胜于暴政的正常观点。(张世亮、钟肇鹏、周桂钿译注《春秋繁露》)

又，天道有阴有阳，有寒有暖，阴阳、寒暖各有其功用，都是为了万物的生长。天地之间有时会有非常情况发生，出现灾异，比如过寒或过暖，这是因为世道之变导致天道的运行不规律。(叶平注译《春秋繁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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⒀基义：基义，即事物的基本含义、基本原理。本篇认为天地万物之道都是阴阳相对、彼此配合的。任何一个事物都有与之相匹配的另一个事物，且这种配合中，对应的双方有阴有阳。正如自然的事物中有上下、左右、寒暑、昼夜等配合一样，在人事中也有君臣、父子、夫妇之对，它们都源于天的阴阳之对，所以说“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阴阳二物的出现，其意义不同，阳气在前，承担主要的工作和任务，阴气在后，不承担实际的工作，所以天亲近阳气而疏远阴气。而人事效法天道，也应该重德政而轻刑罚。且上天之气的变化，是慢慢进行的，不会突然地发生，那么人事中有什么新事物要确立、兴起，也应该逐步进行。因此圣人之理天下的法则和天地万物的法则应该是一致的。(张世亮、钟肇鹏、周桂钿译注《春秋繁露》)

又，万物皆有匹对，纯粹孤立的事物是不存在的。对立的事物之间也互相依赖、交融，你中有我，我中也有你。对立的双方虽然也有主次之分，但贵在各尽其职，而不要与对方争夺地位。君与臣的关系，父子、夫妇的关系都要这样。(叶平注译《春秋繁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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⒁同类相动：本篇认为，天地间的事情，其类别相同则相互感应、相互增益。如水流向潮湿的地方、火趋向干燥的东西。不仅物与物之间有阴阳感应，天与人之间也有阴阳感应。如天将阴雨则人的旧病就复发、情绪也压抑等。因此阳气可以増以阳气，阴气可以增益阴气。这一道理表现在人对天气的掌握上则可以用阴气来求阴雨、以阳气来致晴燥，运用在政事上则帝王的兴起必然有祥瑞，帝王的败亡也会有灾异。(张世亮、钟肇鹏、周桂钿译注《春秋繁露》)

苏舆《春秋繁露义证•卷第十三》：“《庄子•渔父篇》：‘同类相从，同声相应，固之天理也。’《淮南•览冥训》：‘夫物类之相应，玄妙深微，知不能论，辨不能解。’又云：‘以掌握之中，引类于太极之上，而水火可立致者，阴阳同气相动也。’凌云：‘《春秋元命苞》曰：猛虎啸，谷风起，类相动也。’”

又，万物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天人合一，人与万物、万物之间也合为一。同类的事物之间有互相感应的情况。属阴的事物之间互相感应，属阳的事物之间也互相感应，这些感应都是有迹可寻的。(叶平注译《春秋繁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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⒂五行相生：五行相生，即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本篇以此来比附政事和官职，认为司农(木)、司马(火)、司空(土)、司徒(金)、司寇(水)这几个官职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平衡促进。此乃是天人感应的重要内容。又，此篇旧本作第五十九，列在《五行相胜》之后。卢文弨《报经堂丛书》本根据文义将此篇改列于前，苏舆注本从之。本书篇次暂依卢、苏二本，但从历史上加以考察可知，五行学说先有相胜之说，如《孙子兵法》、《墨子》中皆有“五行无常胜”的记载，邹衍的五德终始说也以相胜为说，秦始皇也相信水胜火。后来才有五行相生之说。由此观之，卢、苏二本之校改似有不妥之处而留有可以进一步商榷的空间。特此一并说明。(张世亮、钟肇鹏、周桂钿译注《春秋繁露》)

苏舆《春秋繁露义证•卷第十三》：“《汉书•五行志》：‘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宣元之后，刘向治《谷梁春秋》，数其祸福，傅以《洪范》，与仲舒错。至向子歆治《左氏传》，其《春秋》意亦已乖矣；言《五行传》又颇不同。’案推阴阳，谓以五行推阴阳，此亦《春秋》学家。故《班志五行》自谓傅于《春秋》，然其源则出于《洪范》。董为齐学，伏生《尚书•五行》，《齐诗•五际》，皆重天人，其归一也。又，《汉艺文志•诸子》：阴阳家者流，班氏以为‘出于羲和之官，敬顺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管子•幼官篇》、《四时篇》、《轻重己篇》，及《月令》所载，皆阴阳家之所自出。本书所言阴阳五行，亦其类矣。凌云：《白虎通》：‘五行所以更王何？以其转相生，故有终始也。’《博物志》：‘自古帝王五运之次有二说，邹衍以五行相胜为义，刘向则以相生为义。汉魏共尊刘说。’”

金栋按：刘向之“相生”说，乃师承董仲舒也。

又，此篇讲五行与官职的关系。五行之间相生，五种官职之间的关系也相应地具有互相供给的特点。木的代表是司农，火的代表是司马，土的代表是司营，金的代表是司徒，水的代表是司寇。木生火，因此司农供给司马；火生土，因此司马供给司营；土生金，因此司营供给司徒；金生水，因此司徒供给司寇；水生木，因此司寇供给司农。(叶平注译《春秋繁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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⒃五行相胜：本篇认为金、木、水、火、土五行之间存在着相胜(即相克)的关系。其中，水胜火、火胜金、金胜木、木胜土、土胜水。在人事中，司徒(金)、司农(木)、司寇(水)、司马(火)、司空(土)这几个官职也是相互监督制约的关系。本篇以五行(自然材料)性质的相互制约关系来比附政事中各部门职责的制约关系，是天人感应思想理论的重要内容。(张世亮、钟肇鹏、周桂钿译注《春秋繁露》)

苏舆《春秋繁露义证•卷第十三》：“凌云：《汉书•艺文志》：‘阴阳者，顺时而发，推刑德，随斗击，因五胜，假鬼神而为助者。’颜注：‘五胜，五行相胜也。’沈约《宋书》：‘五德更王，惟有二家之说，邹衍以相胜立体，刘向以相生为义。’”

又，此篇接着讲五行与官职的关系。上篇讲五行相生，这一篇讲五行相克。五种官职之间也像五行那样互相制约。金胜木，因此司徒可以制约司农；水胜火，因此司寇可以制约司马；木胜土，因此司农可以制约司营；火胜金，因此司马可以制约司徒；土胜水，因此司营可以制约司寇。(叶平注译《春秋繁露》)司营，即司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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⒄五行逆顺：现通行本或作“五行顺逆”。苏舆《春秋繁露义证•卷第十三》：“《御览》八百八十三引作‘董仲舒《五行逆顺》’。天启本亦作‘逆顺’。”

本篇以五行配四时，认为五行中的木火土金水各有其德行，并以此推广之人君之行。董仲舒认为，君主的德行顺应时节则“顺”，并有祥瑞；君主的德行背逆时节则“逆”，并会有灾异而造成祸患。(张世亮、钟肇鹏、周桂钿译注《春秋繁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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⒅治水五行：或作“治顺五行”。

本篇题目《治顺五行》，旧本并误作《治水五行》。通观全篇内容无涉治水，钟肇鹏举《五行大义》卷四第十九《论治政》引本篇正作“《春秋繁露•治顺五行篇》”，本书《五行相生篇》说：“故为治，逆之则乱，顺之则治。”因此继之以《五行顺逆》第六十、《治顺五行》第六十一、《治乱五行》第六十二。“治顺”、“治乱”前后相对，因此本篇题作《治顺五行》为宜。本篇大旨是说统治者因顺五行之德性，并运用于政事，就能够使天下大治。(张世亮、钟肇鹏、周桂钿译注《春秋繁露》)

又，此篇把一年分为五个七十二日，分别由木、火、土、金、水来主事。木主事的七十二日就该实行柔惠的政策，火主事的时候宜举贤良，土主事的时候当养老问孤，金主事的时候要修缮城墙，水主事时则可以用刑。(叶平注译《春秋繁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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⒆治乱五行：本篇旨在论述治理国家如果不按照五行的次序，行政措施违背五行就会发生祸乱，与上篇《治顺五行》正好相对。本篇以五行配四时：木为春，火为夏，土在夏、秋之中而称为“中夏”或“季夏”，金为秋，水为冬。如果火干木或者木干火，土干火或者火干土，这都属于“治乱五行”以致招来灾害。这实际上是将五行学说与政治紧密联系在一起，警告君主一定要按照为政之道来治理国家。(张世亮、钟肇鹏、周桂钿译注《春秋繁露》)

金栋按：干，冒犯，冲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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⒇五行变救：上篇《治乱五行》谈及君主为政如果违背了五行的顺序就会招来灾变。本篇则针对这一点来论述解救灾异的方法，其主旨是要说明君主如果能够施行德政则可以解除灾变。全篇按照木、火、土、金、水的顺序，首先说明了灾变的各种表现形式以及原因，然后针对不同形式的灾变提出了相应的解救措施。这实际上体现了董仲舒为政以德的政治思想。(张世亮、钟肇鹏、周桂钿译注《春秋繁露》)

又，此篇讲的是自然(五行)发生灾变现象时，统治者应当如何采取紧急措施加以补救。董仲舒认为，天人之间存在感应，因此自然界的灾变是人事失误造成的，上天欲以此来警戒世人。不同的灾变与人类的恶行一一相应，对待灾变必须痛改前非，针对各种灾异，以对应的道德行为来加以化解。(叶平注译《春秋繁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