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儒家思想和《内经》-《内经时代》补注

[河间金栋]

《<内经>时代》补注(第五节草稿)

赵洪钧著 金栋(河北省河间市人民医院)补注

第五节 儒家思想和《内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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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栋按：胡天雄《素问补识》云：“《内经》之学，出于道家，故古代以黄帝与老子并称。”所以道家著作在古代多托名黄帝，而《素问》则出于道家(教)医王冰之手而成。

《素问》由“弱龄慕道”之启玄子王冰次注整理得以传承至今，而《灵枢》之名，亦由王冰所定。因为王冰“慕道”，《灵枢》或由当初《九卷》、《九灵》、《针经》等之名结合道家《玉枢》、《神枢》、《灵轴》等名称而改之，所以丹波元胤《灵枢绍识》云：“今考《道藏》中，有《玉枢》、《神枢》、《灵轴》等之经，而又收入是经，则《灵枢》之称，意出于羽流者欤！”羽流，即羽士，道士的别称。

正因为王冰“弱龄慕道，夙好养生”，所以才将与养生有关而位于第九卷的《上古天真论》、《四气调神大论》等篇移至卷首，赵先生说“现本《内经》显然把道家思想排在最前面”，以示重要，“更受尊崇”。

然赵先生认为，《内经》以阴阳五行说为最高理论，《内经》的体系是天人相应体系，《内经》的方法是比类取象方法。而阴阳五行说与天人相应观，则与西汉大儒董仲舒有关。因为阴阳五行化的儒家是由董仲舒所首倡，并被汉武帝所采纳而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统治思想及政治理念，而《黄帝内经》之名，则又是经汉代儒臣刘向、刘歆父子整理而为之，然儒家著作不托名黄帝，而医家著作《内经》之托名黄帝，或与汉代托古复制“百家言黄帝”有关(见第二节及补注)。如此说来，《内经》之学，是否出于儒家之手为多？读者参看本节及本书相关内容或有答案。而《内经》的成书年代，赵先生说“《内经》成书的基本条件到西汉初才具备，灵素骨干内容成型不会早于两汉，一些篇章可粗定成文于东汉”，“如此便决不会相信，用阴阳五行全面统帅医理的《内经》会成书于汉之前。……讲医理的文字会出现于战国”。读完本书后，则会认为其说非常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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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行相生说的完成

【原文】首先，本节还是把儒家五行相生说讲清为好。文献中最先提出五行相生说⑴系统的是西汉大儒⑵董仲舒所作《春秋繁露》⑶。《四库全书总目》⑷对此书的作者是否董氏有怀疑。①

查其思想体系确与董氏无异。近代学者怀疑者已不多。本书引用《春秋繁露》均据苏舆⑸撰、钟哲点校《春秋繁露义证》，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本。

【自注】①《四库全书总目》卷二十九《经部•春秋类•附录》云：“其书发挥《春秋》之旨，多主《公羊》，而往往及阴阳五行。考仲舒本传，《蕃露》、《玉竹》、《竹林》，皆所著书名。而今本《玉竹》、《竹林》乃在此书之中。故《崇文总目⑹》颇疑之，而程大昌⑺功之尤力。今观其文，虽未必全出仲舒，然中多跟极理。要之言，非后人所能依讬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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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注】

⑴最先提出五行相生说：顾颉刚说：“五行相生说，始见于董仲舒书。”(《古史辨自序•下册•五德终始说的政治和历史》)

金栋按：同时代的淮南王刘安《淮南子》亦有五行相生说。赵先生认为，《春秋繁露》一书要早于《淮南子》。但钱穆说：“其实五行相生，是上举‘五行相次转用事’的说法，他们本只说时月政令，并不是说五德递王；用五行相生来配搭上五德递王的，在董仲舒的《春秋繁露》里有过，以前有否不可考。《春秋繁露》第五十八为《五行相胜》，第五十九即为《五行相生》。《五行相生篇》里说：东方木，南方火，中央土，西方金，北方水，天地之气，判为四时，列为五行，这些话是承《吕览》、《淮南》而来的，便是‘五行相次转用事’的说法。……董仲舒书里讲五行，无宁说是《吕览》、《淮南》一路的气味多些。……五行相生说自《吕览》、《淮南》五方色帝而来。”(《古史辨自序下册•附钱穆：评顾颉刚<五德终始说的政治和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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⑵大儒： 《汉典》云：“旧时指学问渊博而著名的学者，儒学大师。”亦名鸿儒。

金栋按：《公羊序》疏引《繁露》云：“能通一经曰儒生，博览群书号曰鸿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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⑶董仲舒所作《春秋繁露》：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就是他对公羊学的一种阐释。而“繁露”之名，南宋《馆阁书目》解释说是篇名，因董仲舒“说《春秋》事得失，《闻举》、《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属数十篇”，因此总其名为“繁露”。至于“繁露”本身的意思，《馆阁书目》说是“冕之所垂也。有联贯之象。春秋属辞比事，仲舒立名，或取诸此”。(国学经典，叶平注译《春秋繁露•前言》，中州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

金栋按：繁露，即帝冕前后所悬的玉串。

南宋《馆阁书目》云：“《逸周书•王会解》：‘天子南面立，絻无繁露。’注云：‘繁露，冕之所垂也，有联贯之象。’《春秋》属辞比事，仲舒立名，或取诸此。”《史记•索隐》及王应麟《汉书艺文志考》说同。程大昌《书秘书省繁露后》云：“牛亨问崔豹：‘冕旒以繁露者何？’答曰：‘缀玉而下垂，如繁露也。’(见《博物志》)则繁露也者，古冕之旒，似露而垂，是其所从假以名书也。以杜乐所引，推想其书，皆句用一物，以发己意，有垂旒凝露之象焉。”(苏舆《春秋繁露义证•卷第一》)

冕旒(音勉流mianliu)，《汉典》云：“古代帝王的礼冠和礼冠前后的玉串。”

又，见第二节补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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⑷《四库全书总目》：清政府从乾隆三十七年(1772)开始，用了十年左右的时间，集中了大批人力物力，纂修成一部规模庞大的丛书，名叫《四库全书》。在纂修其间，对採入《四库全书》的书籍和一些没有採入的书籍，都曾分别编写内容提要，后来把这些提要分类编排，汇成一书，就是这部《四库全书总目》(又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为了纂修《四库全书》，当时在北京设立了一个专门机构，称为“四库全书馆”。每当一部书籍校订完成，就由馆臣拟写一篇提要，放在书的前面。提要的内容，除了论述“各书大旨及著作源流”外，还要“列作者之爵里”，“考本书之得失”，以及辨订“文字增删，篇秩分合”等等。各书前面的提要在在编入《总目》时，又经过较大的修改补充，最后由总纂官纪昀和陆锡熊综合、平衡，并在文字上加以润饰。纪昀在四库全书馆内最久，提要的整理加工，也以他的力量为多，因此，这部《总目》虽然以乾隆第六子永瑢领衔编撰，实际上却是纪昀总其成的。

《总目》全书共二百卷，按中国古代传统的分类法，分经史子集四大类，每一大类又分若干小类，其中一些比较复杂的小类再细分子目。每一大类、小类的前面有小序，子目的后面有案语，扼要地说明这一类著作的源流以及所以分这一类目的理由。每一类的后面，还附有“存目”，“存目”中的书籍，是经纂修官们校阅，认为价值不高，或它们的思想内容有对封建统治不利，因而不会收入《四库全书》中的。《总目》首卷还分列乾隆的所谓“圣谕”，四库馆臣上的“表文”，以及“职名”、“凡例”等，大致记载了《四库全书》和《总目》的纂修经过和编写体例。
……
《总目》对书籍的评价，是从封建主义的观点出发的。它一方面标榜当时盛极一时的“汉学”，其中有些提要偏于琐屑字的考证；一方面又宣扬作为封建社会上层建筑的理论基础的孔孟之道，提要虽然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不尽同意程颐、朱熹的意见，但实质上还是恪守程、朱理学，而对某些不合封建正统思想的著作竭力攻击。另外，一部分提要在涉及国内少数民族的地方，对他们表示了蔑视的态度；涉及对我国一些友邻国家的记载，又流露出封建大国沙文主义的思想。这些都是书中的糟粕，应该加以批判。

但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总目》的另一方面。《总目》著录的书，据我们这次整理时的仔细统计，收入《四库全书》中的有三千四百六十一种，七万九千三百零九卷，存目中的有六千七百九十三种，九万三千五百五十一卷。这些书籍，基本上包括了乾隆以前中国古代的重要著作(尤以元代以前的书籍收辑更为完备)。这一万余中的书籍，每一种有介绍其大致内容的提要，而且又有系统的分类编排，这对于我们了解古代的各类著作提供了不少方便。另外，当时参加纂修《四库全书》和编写提要的人，像戴震、邵晋涵、周永年、姚鼐等，都在某一方面有所专长，《总目》中对于一些古籍的考订，也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当时的研究成果，订正了前人的某些缺失(《总目》的考证也仍有不少粃谬疏漏，可参考近人余嘉锡《四库提要辩证》等书)。因此，《总目》作为一部较有系统的、内容比较充实的书目工具书，它对我们今天还有查阅参考之用。(《四库全书总目•出版说明》，中华书局，196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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⑸苏舆： (1874-1914)，字嘉瑞，号厚庵，今平江县童市镇人。幼年随父苏渊泉读书，补县学生员，稍长，入长沙湘水校经堂肄习，又从王先谦受学，为王氏得意门生。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选拔贡。光绪三十年(1904)进士，入翰林。后出游日本东京，参观学校，寻访日本邮政、电信行政实况，停留数月而归。三十二年，纳资为分省补用道，经邮政部尚书陈壁奏请内用，补邮政部郎中，至清廷被推翻时去职。民国成立后，苏以国政败坏，不可收拾，心怀抑郁，肺病加剧，次年病死于原籍。著有《春秋繁露义证》、《校定晏子春秋》等。(百度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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⑹崇文总目：书目名。北宋景祐中王尧臣等编辑。“崇文”指崇文院，为当时宫廷藏书处。全书六十六卷，著录藏书三万零六百六十九卷。原本已佚。清代纂修《四库全书》时，据天一阁所藏不完整抄本及《永乐大典》引文辑为十二卷。后经钱东垣、钱侗等续辑并考释，编成五卷，补遗一卷，为今通行本。(《辞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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⑺程大昌： (公元1123年-公元1195年)，字泰之，徽州休宁(今属安徽)人。南宋政治家、学者。高宗绍兴二十一年(公元1151年)进士。二十六年，除太平州教授。二十七年，召为太学正。三十年，迁秘书省正字。孝宗即位，擢著作左郎，历国子司业兼权礼部侍郎、直学士院。庆元元年卒，年七十三。谥文简。有《程文简集》二十卷，已佚。今存《诗论》、《演繁露》、《考古编》等。事见《周文忠公集》卷六二《程公神道碑》，《宋史》卷四三三有传。(百度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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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董仲舒略早于司马迁，是景武时代⑴人。他的儒学有什么特点呢？《汉书•五行志》说：“汉兴，承秦灭学之后⑵，景武之世，董仲舒治⑶《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宣元⑷之后，刘向治《谷梁春秋》，数其祸福，传以《洪范》⑸，与仲舒错⑹。至向子歆治《左氏传》，其《春秋》意已乖矣⑺！言《五行传》又颇不同。”《史记•儒林列传》亦略同此说，不再举。《汉书•五行志》就是董仲舒、刘向、刘歆及其他五家的阴阳五行⑻历史观异同书。本节不谈其异同。以上引文明确指出，董仲舒首先用阴阳(实即阴阳五行)说统帅儒学，是值得重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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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注】

⑴景武时代：指汉景帝刘启(前156-前141)、武帝刘彻(前140-前87)时代。据《辞海》记载，董仲舒约生于公元前179年，约卒于公元前104年。然据当代学者许抗生等考证认为，“董仲舒生于前195年，而去世于前118-前115年之间，享年约八十岁”。(许抗生、聂保平、聂清著《中国儒学史•两汉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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⑵承秦灭学之后：指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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⑶治：研究，精研，钻研。 《晋书•食货志》：“天之所贵者人也，明之所求者学也，治经入官，则君子之道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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⑷宣元：指汉宣帝刘询(前73-前49)、元帝刘奭(前48-前33)时代。据《辞海》记载，刘向约生于公元前77年，卒于公元前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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⑸传以《洪范》：颜师古曰：“以《洪范》义传而说之。传字或作傅，读曰附，谓附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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⑹错：颜师古曰：“错，互不同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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⑺意已乖矣：刘歆治《春秋左传》，已违背《春秋》之意。乖，违背。

金栋按：董仲舒治《春秋公羊传》，刘向治《春秋谷梁传》，刘歆治《春秋左传》。以前人们认为《左传》是《春秋》的辅助读物，所以它与《谷梁传》、《公羊传》合称为《春秋三传》。其实，《左传》与《公羊传》、《谷梁传》阐释的《春秋》微言大义不同，它并不是为解释《春秋》而作。它是独自叙述历史的一部著作。今本《左传》已不是原作，而是经过晋杜预改编过的本子。

又，《左传》见第一节补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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⑻其他五家的阴阳五行：指“眭孟、夏侯胜、京房、谷永、李寻之徒所陈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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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今本《春秋繁露》共82篇(又一个81篇？)。总篇幅中，言阴阳五行者约占一半⑴。列有关篇目如下：
五行对⑵第38五行之义⑶第42
阴阳尊卑⑷第43 王道通三⑸第44
天辨在人⑹第46 阴阳位⑺第47
阴阳终始⑻第48 阴阳义⑼第49
阴阳出入⑽第50 天道无二⑾第51
暖燠孰多⑿第52 基义⒀第53
同类相动⒁第57 五行相生⒂第58
五行相胜⒃第59 五行逆顺⒄第60
治水五行⒅第61 治乱五行⒆第62
五行变救⒇第63 五行五子[21]第64
天地之行[22]第78 如天之为[23]第80
天地阴阳[24]第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