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经》的体系和方法-《内经时代》补注

[河间金栋]

关于脏腑数目的其他说法，也无不是天人相应的。限于篇幅，只举“九藏”说。

“夫自古通天者，生之本，本于阴阳，其气九州九窍，皆通乎天气。故其生五，其气三。三而成天，三而成地，三而成人。三而三之，合则为九。九分为九野，九野为九脏。故形藏四，神藏五，合为九藏以应之也。”[14]

金栋按：“形藏四，神藏五”，见第三节补注。

 

[河间金栋]

经脉也有过四经脉、十二从脉等说，却也是天人相应的。如：

“人有四经十二从，何谓也？岐伯对曰：四经应四时，十二从应十二月，十二月应十二脉。”[15]

金栋按：四经，是指肝心肺肾。十二从，是指十二辰。

《黄帝内经素问校注语译》：“①四经十二从：‘四经’是指肝心肺肾(脾不独主一时，故不在内。)‘十二从’是指十二辰。谓春建寅卯辰，夏建巳午未，秋建申酉戌，冬建亥子丑之月。②四经应四时：是肝应春，心应夏，肺应秋，肾应冬。③十二从应十二月：王冰说：‘从谓天气顺从十二辰之分，故应十二月。’④十二月应十二脉：是手太阴应正月，手阳明应二月，足阳明应三月，足太阴应四月，手少阴应五月，手太阳应六月，足太阳应七月，足少阴应八月，手厥阴应九月，手少阳应十月，足少阳应十一月，足厥阴应十二月。”

 

[河间金栋]

总之，尽管《内经》的理论硬核有明显的矛盾和不统一，却都是由天人相应推演而来。

于是，更应该说：《内经》的体系就是天人相应体系。

至此，有的朋友可能还要问：

《内经》还有病因、病机、诊法、治则、运气等学说，莫非它们也都是天人相应的推演吗？

答案是：基本上如此。

 

[河间金栋]

限于篇幅，不一一举经文详细说明，只略说一下脉诊和运气。

《内经》论脉象，主要讲四时五脏脉。其中这样讲平人。

“所谓平人者不病，不病者，脉口人迎应四时也。”[16]

金栋按：脉口人迎应四时也，《太素•卷十四•人迎脉口诊》：“春夏人迎微大寸口，秋冬寸口微大人迎，即应四时也。”

显然，脉不应四时就是病人了。

至于五脏脉怎样应四时，经文很多，也很容易查到，不再举。

 

[河间金栋]

运气学说更是完全在天人相应观念下推演出来的。

我们且看两段经文。

“天有五行御五位，以生寒暑燥湿风；人有五藏化五气，以生喜怒思忧恐。论言五运相袭而皆治之，终朞之日，周而复始。”[17]

金栋按：《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天有四时五行，以生长收藏，以生寒暑燥湿风。人有五藏化五气，以生喜怒悲忧恐。”

五志，“喜怒思忧恐”与“喜怒悲忧恐”，二论不同，而林亿等《新校正》采取折衷之法以解说之。

《阴阳应象大论》《新校正》云：“按《天元纪大论》‘悲’作‘思’，又本篇下文‘肝在志为怒，心在志为喜，脾在志为思，肺在志为忧，肾在志为恐’，《玉机真脏论》作‘悲’，诸论不同。皇甫士安《甲乙经•精神五脏篇》具有其说。盖言悲者，以悲能胜怒，取五志迭相胜而为言也。举思者，以思为脾之志也。各举一，则义俱不足，两见之，则互相成义也。”

七篇运气大论，乃晚出作品，其五行理论相当成熟，五脏之志(喜怒思忧恐)亦成熟之理论，而《阴阳应象大论》下文亦云“脾在志为思”，故作“思”为是。

论言五运相袭，王冰注：“论，谓《六节藏象论》也。运，谓五行，应天之五运，各周三百六十五日而为纪者也。”

 

[河间金栋]

“夫道者，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可以长久。此之谓也。帝曰：何谓也？岐伯曰：本气位也。位天者，天文也，位地者，地理也，通于人气之变化者，人事也。故太过者先天，不及者后天，所谓治化而人应之也。”[18]

金栋按：王冰注：“夫道者，大无不包，细无不入，故天文地理人事咸通。三阴三阳，司天司地，以表定阴阳生化之纪，是谓位天位地也。五运居中，司人气之变化，故曰通于人气也。‘先天后天’，谓生化之变化所主时也，太过岁化先时至，不及岁化后时至。”

《素问•著至教论》：“而道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可以长久。”

我想，初学者也能看出，这两段都是在讲人如何与天地相应。

 

[常其柏]

“夫道者，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可以长久。此之谓也。帝曰：何谓也？岐伯曰：本气位也。位天者，

谢谢分享，辛苦了。

 

[河间金栋]

四、天人相应的思想背景

为什么《内经》如此钟情于天人相应呢？

这是由于，天人相应思想被董仲舒发挥到极致，而董氏的思想正是《内经》成书时的主流思想。他说：

“人之形体，化天数而成。” (苏舆撰，钟哲点校《春秋繁露义证•为人者天》)

金栋按：人的身体，是禀受天数变化而成的。

董仲舒，见第四节及第五节补注。

 

[河间金栋]

又说：“春生夏长，百物以兴，秋杀冬收，百物以藏。故莫精于气，莫富于地，莫神于天。天地之精所以生物者，莫贵于人。人受命乎天也，故超然有以倚……物疢疾莫能偶天地，唯人独能偶天地。人有三百六十节，偶天之数也；形体骨肉，偶地之厚也；上有耳目聪明，日月之象也；体有空窍理脉，川谷之象也；心有哀乐喜怒，神气之类也；观人之体，一何高物之甚，而类于天也。物旁折取天之阴阳以生活耳，而人乃烂然有其文理。是故凡物之形，莫不伏从旁折天地而行。人独题直立端尚正正当之。是故所取天地少者旁折之，所取天地多者正当之。此见人之绝于物而参天地。是故人之身首坌而员，象天容也；发象星辰也；耳目戾戾，象日月也；鼻口呼吸，象风气也；胸中达知，象神明也；腹胞实虚，象百物也；……阳，天气也，阴，地气也。故阴阳之动，使(按：似有脱文)人足病喉痹起，则地气上为云雨，而象亦应之也。天地之符，阴阳之副，常设于身，身犹天也。数与之相参，故命与之相连也。天以终岁之数，成人之身。故小节三百六十六，副日数也；大节十二分，副月数也；内有五藏，副五行数也；外有四肢，副四时数也；乍视乍瞑，副昼夜也；乍刚乍柔，副冬夏也；乍哀乍乐，副阴阳也；心有计谋，副度数也；行有伦理，副天地也；此皆暗肤着身，与人俱生，比而偶之弇合。” (苏舆撰，钟哲点校《春秋繁露义证•人副天数》)

金栋按：以上为《春秋繁露•人副天数》之大部节选，《灵枢•邪客》篇“天人相应”之内容，或受此启发而类比推演。

本篇认为天与人是同类的，人副天数，天人一致；天与人同类相感、同类相动。天地生人和万物，人比万物更尊贵，其原因在于其他生物得天地之气少，而人得天地之气多。所以人无论是从类的角度(副类)，还是从数的角度(副数)，都和天是一致的。如从类的角度看，人头圆像天，足方像地，头发像星辰，耳目像日月，鼻口呼吸像风和气。从数的角度看，人有小关节三百六十节，和一年的日数相当；大关节十二节，和一年的月数相当；人身体内有五脏，和五行数相当；外有四肢，和四季数相当。眼睛一开一闭，和昼夜相当；性情有时刚强，有时柔和，和冬季、夏季相当；有时悲哀、有时欢乐，和阴阳之气相当。这些都说明天与人是合一的、同类的，它们之间可以互相感应、互相触动。(张世亮、钟肇鹏、周桂钿译注《春秋繁露》，中华书局，2012年版)

 

[河间金栋]

又说：“求天数之微，莫若于人。人之身有四肢，每肢有三节，三四十二，十二节相持，而形体立矣。天有四时，每一时有三月，三四十二，十二月相爱，而岁数终矣。” (苏舆撰，钟哲点校《春秋繁露义证•官制象天》)

金栋按：探求天数的奥秘，没有比在人身上探求能更好说明的。人的身体有四肢，每段肢体有三节，三乘以四为十二，十二节相互支持，人的形体就树立起来了。上天有四季，每一季有三个月，三乘以四为十二，十二个月相互承接，一年的时间就结束了。(张世亮、钟肇鹏、周桂钿译注《春秋繁露》)

 

[河间金栋]

当代人不大会基本上同意董氏的上述见解。《内经》时代及以后的多数古人则认为是真理。由上述《内经》引文可知，董氏的思想在《内经》中无不具备。这是当时的思想背景使然，不值得奇怪。

关于人如何具体与天地相应，《内经》的说法和《春秋繁露》不完全相同，《内经》本身也不完全一致。但毫无疑问，基本思想是一致的。

 

[河间金栋]

五、比类取象、人副天数和推理

《内经》类似演绎体系，即它是从上面提到的逻辑起点推演出来的。为什么不能把它看作标准的演绎体系呢？

金栋按：演绎，《汉典》云：“从前提必然地得出结论的推理;从一些假设的命题出发,运用逻辑的规则,导出另一命题的过程。”

 

[河间金栋]

首先因为它的推演结论，常常超出它的大前提(即逻辑起点)。

其次是《内经》在重大问题上，几乎完全依靠比类取象的方法来推理。

我们承认，天人相应在很多个方面是正确的。比如，人确实以天地之气生-构成人体的物质来自自然。人类作息最好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在一年这个周期当中，人的养生最好遵循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的规律。

金栋按：如人体生物钟现象。所谓生物钟，《汉典》云：“生物生命活动的周期性节律。这种节律经过长时期的适应,与自然界的节律(如昼夜变化、四季变化)相一致。植物在每年的一定季节开花,候鸟在每年的一定季节迁徙,就是生物钟的表现。”

时间生物学认为，生物体乃至植物体的生命随昼夜交替、四时更迭的周期性运动，揭示出生理活动的周期性节律。古代医学视天地为大宇宙，人体为小宇宙，谓大小宇宙息息相通。健康人体的活动大多呈现24小时昼夜的生理节律，这与地球有规律自转所形成的24小时周期是相适应的，表明生理节律受外环境周期性变化(光照的强弱和气温的高低)的影响而同步。诸如人体的体温、脉搏、血压、氧耗量、激素的分泌水平，均存在昼夜节律变化。生物近似时钟的结构，被称之为“生物钟”。周期节奏近似昼夜24±4小时称“日钟”， 近似29.53±5天称为“月钟”，近似周年12±2月称为“年钟”。时间生物学研究揭示了植物、动物乃至人的生命活动具有一个“持久的”、“自己上发条”和“自己调节”的生物钟。(百度百科)

 

[河间金栋]

但是，“四经应四时，十二从应十二月，十二月应十二经”，“内有五藏，以应五音……外有六府，以应六律”等推演则超出了天人相应的大前提。

即便承认天人相应包括天人同构，也不能说四时和十二月这种时间概念和四经、十二经脉这种空间概念应该同构。因为二者根本不是同类事物，不能据以进行类比推理。同理，也不能由一年有365日，推演出人体有365个穴位。况且，汉代之前的历法就规定，每19年约有7年是13个月。12个月的一年约354天。13个月的一年约384天。即一年不是恰好12个月，更不是恰好365天。于是，上述推演就更加不能成立。

金栋按：十二经脉亦是由一年十二个月推演而来，所谓“经脉十二者，以应十二月”等，至今解剖未能证实，然仍在穷尽人力、物力而欲证明之，实则枉然也。所以赵先生说：“经络学说是在相当有限的解剖基础上，主要靠阴阳、五行、天人相应思想推演出来的体系。……这样的体系不可能得到解剖生理证实。”(《中西医结合二十讲•第五讲经络学说的原意和现代研究者的困惑》)同理，由一年365日，推演出人体有365节、365络、365溪谷等，与实际解剖亦不相符。

另外，《内经》还有人体二十八脉以应天周二十八宿之说，“人经脉上下、左右、前后二十八脉，周身十六丈二尺，以应二十八宿，漏水下百刻。……一万三千五百息，气行五十营于身，水下百刻，日行二十八宿，漏水皆尽，脉终矣”(《灵枢•五十营》)，其“一万三千五百息”等内容，至今仍是争议的未解之谜。愚见天人相应，未必皆然！

 

[河间金栋]

那么，为什么古人毫不犹豫地这样推演呢？

主要是古人相信比类取象的推理方法是有效的。特别是董仲舒进一步把比类取象发展为人副天数，上述推演就有了根据。他说：

“于其可数也，副数。不可数者，副类。皆当同而副天，一也。是故陈其有形，以著其无形者；拘其可数，以著其不可数者。以此言道之亦宜以类相应也，犹其形也，以数相中也。” (苏舆撰，钟哲点校《春秋繁露义证•人副天数》)

金栋按：人副天数，即人与天同类、相应、符合。

对于可以用数目来计算的，可以在数目上相符合。对于不可以用数目来计算的，可以在类别上相符合。不论是数目相符合，还是类别相符合，都应该和天相符合，天人一致、天人同类。所以陈列出可以看见的人的有形的身体，来显示出不可以看见的人的无形的精神情感；捕捉可以用来计算的，来显示不可以计算的。这就是说天人感应之道也是依照类别来相互感应的，就好比从形体而言，天与人在数目上是相合的。(张世亮、钟肇鹏、周桂钿译注《春秋繁露》)

 

[河间金栋]

总之，勉强地“副数”和“副类”-提别是前者-是《内经》体系违背形式逻辑的根源。

比类取象是一种什么方法呢？

至此，需要联系形式逻辑的推理方法。

形式逻辑有三种推理方法，即演绎、归纳和类比。演绎是从一般到特殊，属于必然性推理。即只要前提真，推出的结果必然真。归纳是从特殊到一般，是或然性推理。即前提真，推论不一定真。类比是从特殊到特殊，更是或然性推理。总之，对类比推理结论的可靠性要时常保持警惕。

金栋按：或然性，即不确定性、不准确，或是或非。

 

[河间金栋]

从字面上看，比类取象-特别是比类，就是类比。实则不完全如此。

浅见以为，比类取象是联想思维，应该看作类比推理的初级形态。联想推理很不严密，却非常活跃，至今还很有用。网上搜索和电脑中文输入软件，就充分运用联想。很多人都体验过，联想给我们带来了多少方便。

再详细一点，应该说：比类和取象不完全是一种思维方法。比类接近于类比。取象就是观察表象。联想众多的表象，是为了寻找事物的共同点，即看看能否归类或比类。

 

[河间金栋]

《内经》论治，也首推比类。《素问•示从容论》说：

“夫圣人之治病，循法守度，援物比类，化之冥冥，循上及下，何必守经。”

金栋按：比类9见于《内经》，而《示从容论》则6见，其中或有指古经篇名者。如《素问注证发微》云：“观前后篇内，俱有比类，系古经篇名，然实以比方相类为义。”《黄帝内经素问译注》亦云：“但本篇名《示从容》，又下文多次‘比类’、‘从容’并提，甚至有‘明引比类、从容’，可知‘从容’与‘比类’皆为古医经篇名，而且是最重要的悟道治学方法。比列同类，分别异类，依从模式，求其所属，乃是中华医道独特的诊治方法。”

化之冥冥，傅景华《黄帝内经素问译注》：“化，演绎变化。冥冥，喻病机无形而深玄莫测。张介宾：‘把握化于莫测之间而神无方也。’”

这句话是说：高明医生治病，则是遵循法度，引物比类，通过思考分析，随机应变的，察上可以及下，何必拘守经脉？(《黄帝内经素问校注语译》)

 

[河间金栋]

“比类取象”连写，不见于《内经》。“比类”在《内经》中约9见。“取象”也不见于《内经》。但是，《内经》中无疑有很多取象推理。说见下文。

追溯比类和取象的出处，最好先看看董仲舒怎么说。

《春秋繁露》中，也没有“比类取象”连写。但是，其中2见比类，3见取象。审其意，就是《内经》中比类和取象的意思。不再引用原文。

金栋按：《春秋繁露•玉杯》：“繙援比类，以发其端。”

《观德》：“况生天地之间，法太祖先人之容貌，则其至德，取象众名尊贵，是以圣人为贵也。”

《天地之行》：“为人君者，其法取象于天。……为人臣者，其法取象于地。”

 

[河间金栋]

不过，比类和取象思维起源很早。古人亦很重视比类取象。

《易•系辞上》说：“法象莫大乎天地；变通莫大乎四时；悬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易有四象，所以示也。”

金栋按：孔《疏》：“‘法象莫大乎天地’者，言天地最大也。‘变通莫大乎四时’者，谓四时以变得通，是变中最大也。‘悬象著明莫大乎日月’者，谓日月中时，遍照天下，无幽不烛，故云‘著明莫大乎日月’也。……‘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者，若璇玑玉衡，以齐七政，是圣人象之也。‘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者，如郑康成之义，则《春秋纬》云：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河龙图发，洛龟书感。《河图》有九篇，《洛书》有六篇。孔安国以为《河图》则八卦是也，《洛书》则九畴是也。……‘易有四象，所以示也’者，庄氏云：四象，谓六十四卦之中，有实象，有假象，有义象，有用象，为四象也。”

又，四象，谓金木水火，或太少阴阳，亦或四时春夏秋冬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