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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我为什么和怎样写《内经时代》-《内经时代》补注
- 主题发起人 河间金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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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笔者在此先告诉读者：本书的主要内容和目的，倒不是考证《内经》，至少和以往的“考证”大不同。真能明白《<内经>时代》，须待看过它的主要内容之后，但无妨先作简单说明。
《<内经>时代》是把《内经》放回产生它的时代去，将和它有关的政治思想背景及各种同时代的学术进行比较研究。当然，对这一切都力求作到用现代认识进行评价。其目的对《内经》来说有两个方面。
第一是帮助人们更快、更好地读懂《内经》，使初学者迅速掌握《内经》体系的基本精神。但是，它不同于有关入门书。已经系统学过《内经》的人，翻开本书就会看到一些别开生面的内容。《内经》专家更能从中发现一些研究《内经》的新方法、新资料、新观点。总之，它对一切和《内经》打交道的人都有用处。
第二是更科学地、恰如其分地评价《内经》。这与第一个目的是相辅相成的。因为，若作者对研究对象没有科学的认识，则无论他写多少文字，终究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要达到上述两个目的是很困难的。比如，对怎样才算读懂了《内经》，就有几种有分歧的看法。有人说，通读几遍《内经》白文，就算懂了。有人则认为，必须多看几家注解或最好自己再作一次集注。有人以为，能从头至尾把《内经》讲“通”，水平才算可以。还有人则以能否细讲“七篇大论”为试金石。近年来的风尚，又把“控制论⑴”、“系统论⑵”、“信息论⑶”、“时间生物学⑷”等新学说拿来围绕《内经》大做文章，以为这样才能领会《内经》的真谛。我曾经按照上述各种主张学过《内经》，觉得没有一种令人满意。最后，只好走自己的路。所以，这本小册子是我的学习心得，是把我的认识过程理一理写给大家看。
《<内经>时代》是把《内经》放回产生它的时代去，将和它有关的政治思想背景及各种同时代的学术进行比较研究。当然，对这一切都力求作到用现代认识进行评价。其目的对《内经》来说有两个方面。
第一是帮助人们更快、更好地读懂《内经》，使初学者迅速掌握《内经》体系的基本精神。但是，它不同于有关入门书。已经系统学过《内经》的人，翻开本书就会看到一些别开生面的内容。《内经》专家更能从中发现一些研究《内经》的新方法、新资料、新观点。总之，它对一切和《内经》打交道的人都有用处。
第二是更科学地、恰如其分地评价《内经》。这与第一个目的是相辅相成的。因为，若作者对研究对象没有科学的认识，则无论他写多少文字，终究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要达到上述两个目的是很困难的。比如，对怎样才算读懂了《内经》，就有几种有分歧的看法。有人说，通读几遍《内经》白文，就算懂了。有人则认为，必须多看几家注解或最好自己再作一次集注。有人以为，能从头至尾把《内经》讲“通”，水平才算可以。还有人则以能否细讲“七篇大论”为试金石。近年来的风尚，又把“控制论⑴”、“系统论⑵”、“信息论⑶”、“时间生物学⑷”等新学说拿来围绕《内经》大做文章，以为这样才能领会《内经》的真谛。我曾经按照上述各种主张学过《内经》，觉得没有一种令人满意。最后，只好走自己的路。所以，这本小册子是我的学习心得，是把我的认识过程理一理写给大家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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⑵系统论：《辞海》：“研究系统的一般模式、结构、性质和规律的理论。即一般系统论。广义包括一般系统论、控制论、自动化理论、信息论、集合论、网络理论、对策论、决策论、电子计算机等理论和方法。奥地利生物学家贝塔朗菲于1937年首次提出‘一般系统论’的概念。通常认为他于1945年发表的《关于一般系统论》一文，是一般系统论正式创立之始。他1972年发表的《一般系统论的历史与现状》一文，认为一般系统论应该包括三个方面：⑴研究系统的科学和数学系统理论；⑵系统技术，包括系统工程；⑶系统哲学。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科学家钱学森提出，系统论是系统科学和哲学之间的中介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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⑷时间生物学：时间生物学(英语：Chronobiology；字首来自希腊语Chronos，指时间)又译生物钟学，广为人知的生理时钟。是一门科学，它的任务是研究生物体内与时间有关的周期性现象，或曰这些现象的时间机制。生物节律是凭经验总结得出的，但有其生理学和分子生物学基础。生物钟学与所谓的生理节律无关。
时间生物学认为，生物体乃至植物体的生命随昼夜交替、四时更迭的周期性运动，揭示出生理活动的周期性节律。古代医学视天地为大宇宙，人体为小宇宙，谓大小宇宙息息相通。健康人体的活动大多呈现24小时昼夜的生理节律，这与地球有规律自转所形成的24小时周期是相适应的，表明生理节律受外环境周期性变化(光照的强弱和气温的高低)的影响而同步。诸如人体的体温、脉搏、血压、氧耗量、激素的分泌水平，均存在昼夜节律变化。生物近似时钟的结构，被称之为“生物钟”。周期节奏近似昼夜24±4小时称“日钟”，近似29.53±5天称为“月钟”，近似周年12±2月称为“年钟”。时间生物学研究揭示了植物、动物乃至人的生命活动具有一个“持久的”、“自己上发条”和“自己调节”的生物钟。(百度百科)
金栋按：生命活动具有其内在节奏性。生物通过本身的这种节律性，能感受到外界环境的周期性变化，如昼夜光暗变化、四时寒暑更迭等，并根据自然界的这些节律性变化来调节本身生理活动的步伐，使之在一定的时间开始、进行或结束。研究生命体与时间的关系，或研究生命时间节律特性的学科，谓之时间生物学。
……
对于生命的时间节律特性，《内经》具有系统的观察、客观的认识和比较完整的理论。它的“天人相应”思想认为人与自然是一个统一的整体，生命过程中的生、长、壮、老、已，脏腑组织的生理机能、病理变化，无不与自然界的时间节律息息相关，表现出生命的时间特性。所谓“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人与天地相参也，与日月相应也”，反映了《内经》“人应自然”的思想。然而，这种学术思想却一度被认为是荒诞无稽的东西。或被冠之以“机械唯物论”、“循环论”使其没有得到应有的研究与发展。在西德慕尼黑，一位名M•波克特(Menfred Porkert)的教授说：“在我们这个时代，即使是十分成就的科学，也会受历史条件的影响而被压抑，或迟迟得不到传播。中医大概就是突出的例子。由于未能对阴阳五行作出正确评价，因而对中医的本质争论不休。”《内经》的作者对人体生命活动的时间节律进行广泛的观察和描述，运用阴阳五行学说加以概括和推衍，用以解释各种生理活动和病理变化，指导诊断和治疗。它所观察记载的现象及由此而升华形成的人体节律理论，比较真实地反映了人体的节律现象，与现代时间生物医学惊人地相似。现代时间生物医学的众多研究成果，又每每能够科学地验证《内经》的时间节律学说。
《内经》关于人体生命与自然界时间节律相应的认识，成功地用于阐明人体生理、病理、指导治疗和诊断，与医疗实践密切联系，与现代时间生物学密切相合，恰好说明这种学术思想的科学本质：是一门具有坚实客观基础、符合科学、能指导临床实践的学问。
《内经》所反映的人体生命时间节律的内容极其广泛，涉及了自然界各种主要节律：
以甲子为周期的运气变化，阐述自然界六十年为循环周期的运气节律；
以一年为周期的时间变动，阐述了四时阴阳消长节律；
以一月为周期的随月相朔望变化的时间节律；
以一日为周期的昼夜阴阳交替节律；
以各种时间节律为基础，阐述了人体脏腑机能、气血循行、经气流注、病理变化皆表现出相应的同步节律，因而成为诊断疾病、治疗疾病的依据。
对全部时间生物医学的科学内涵，《内经》几乎都有所反映。它包含了现代时间生物医学的基本内核，自始至终贯穿着时间生物医学的学术思想，是我国古代对生命科学中时间生物学的重大贡献。(雷顺群《内经多学科研究•第十六章内经的时间生物医学思想研究》)
时间生物学认为，生物体乃至植物体的生命随昼夜交替、四时更迭的周期性运动，揭示出生理活动的周期性节律。古代医学视天地为大宇宙，人体为小宇宙，谓大小宇宙息息相通。健康人体的活动大多呈现24小时昼夜的生理节律，这与地球有规律自转所形成的24小时周期是相适应的，表明生理节律受外环境周期性变化(光照的强弱和气温的高低)的影响而同步。诸如人体的体温、脉搏、血压、氧耗量、激素的分泌水平，均存在昼夜节律变化。生物近似时钟的结构，被称之为“生物钟”。周期节奏近似昼夜24±4小时称“日钟”，近似29.53±5天称为“月钟”，近似周年12±2月称为“年钟”。时间生物学研究揭示了植物、动物乃至人的生命活动具有一个“持久的”、“自己上发条”和“自己调节”的生物钟。(百度百科)
金栋按：生命活动具有其内在节奏性。生物通过本身的这种节律性，能感受到外界环境的周期性变化，如昼夜光暗变化、四时寒暑更迭等，并根据自然界的这些节律性变化来调节本身生理活动的步伐，使之在一定的时间开始、进行或结束。研究生命体与时间的关系，或研究生命时间节律特性的学科，谓之时间生物学。
……
对于生命的时间节律特性，《内经》具有系统的观察、客观的认识和比较完整的理论。它的“天人相应”思想认为人与自然是一个统一的整体，生命过程中的生、长、壮、老、已，脏腑组织的生理机能、病理变化，无不与自然界的时间节律息息相关，表现出生命的时间特性。所谓“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人与天地相参也，与日月相应也”，反映了《内经》“人应自然”的思想。然而，这种学术思想却一度被认为是荒诞无稽的东西。或被冠之以“机械唯物论”、“循环论”使其没有得到应有的研究与发展。在西德慕尼黑，一位名M•波克特(Menfred Porkert)的教授说：“在我们这个时代，即使是十分成就的科学，也会受历史条件的影响而被压抑，或迟迟得不到传播。中医大概就是突出的例子。由于未能对阴阳五行作出正确评价，因而对中医的本质争论不休。”《内经》的作者对人体生命活动的时间节律进行广泛的观察和描述，运用阴阳五行学说加以概括和推衍，用以解释各种生理活动和病理变化，指导诊断和治疗。它所观察记载的现象及由此而升华形成的人体节律理论，比较真实地反映了人体的节律现象，与现代时间生物医学惊人地相似。现代时间生物医学的众多研究成果，又每每能够科学地验证《内经》的时间节律学说。
《内经》关于人体生命与自然界时间节律相应的认识，成功地用于阐明人体生理、病理、指导治疗和诊断，与医疗实践密切联系，与现代时间生物学密切相合，恰好说明这种学术思想的科学本质：是一门具有坚实客观基础、符合科学、能指导临床实践的学问。
《内经》所反映的人体生命时间节律的内容极其广泛，涉及了自然界各种主要节律：
以甲子为周期的运气变化，阐述自然界六十年为循环周期的运气节律；
以一年为周期的时间变动，阐述了四时阴阳消长节律；
以一月为周期的随月相朔望变化的时间节律；
以一日为周期的昼夜阴阳交替节律；
以各种时间节律为基础，阐述了人体脏腑机能、气血循行、经气流注、病理变化皆表现出相应的同步节律，因而成为诊断疾病、治疗疾病的依据。
对全部时间生物医学的科学内涵，《内经》几乎都有所反映。它包含了现代时间生物医学的基本内核，自始至终贯穿着时间生物医学的学术思想，是我国古代对生命科学中时间生物学的重大贡献。(雷顺群《内经多学科研究•第十六章内经的时间生物医学思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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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我感到，就《内经》读《内经》、就中医读《内经》或就医学读《内经》是读不懂《内经》的。即或再带点儿现代哲学和现代科学头脑，也不能左右逢源，了无障碍。
如此说来，这是要否定前人的一切研究成果吗？是说别人都不懂《内经》吗？是说用“控制论”等新学说解释《内经》的作法均不可行吗？当然不是。不过，我至少可以指出，虽有上述研究，至今对《内经》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并未说清楚。后学者读了有关著述后，心里还是觉得不踏实。很多地方是勉强说得通。有的地方尽力附会也说不通。其中不少问题本来不必等到现在才能研究得比较彻底。毛病就出在思想方法和研究方法上。
比如五行学说的研究吧。从王冰注《内经》⑴、张景岳编《类经》⑵，直到最近的教科书、最新的大部头《内经》注本⑶，对五行与四季、五方、五味等相配的道理，都从常识出发解释，没有超出《尚书正义》⑷的水平。这种解法只在五行配五味方面大体说得过去。即“木生子实，其味多酸”⑸、“火性炎上，焚物则焦，焦是苦气”⑹、“金之在火，别有腥气，非苦非酸，其味近辛”⑺、“甘味生于百谷，谷是土之所生，故甘为土之味”⑻、“水性本甘，久浸其地，变而卤，卤味乃咸”⑼。(清代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⑽：尚书正义•卷十二.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5:76)可是，许多学问家仍觉此说牵强。
如此说来，这是要否定前人的一切研究成果吗？是说别人都不懂《内经》吗？是说用“控制论”等新学说解释《内经》的作法均不可行吗？当然不是。不过，我至少可以指出，虽有上述研究，至今对《内经》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并未说清楚。后学者读了有关著述后，心里还是觉得不踏实。很多地方是勉强说得通。有的地方尽力附会也说不通。其中不少问题本来不必等到现在才能研究得比较彻底。毛病就出在思想方法和研究方法上。
比如五行学说的研究吧。从王冰注《内经》⑴、张景岳编《类经》⑵，直到最近的教科书、最新的大部头《内经》注本⑶，对五行与四季、五方、五味等相配的道理，都从常识出发解释，没有超出《尚书正义》⑷的水平。这种解法只在五行配五味方面大体说得过去。即“木生子实，其味多酸”⑸、“火性炎上，焚物则焦，焦是苦气”⑹、“金之在火，别有腥气，非苦非酸，其味近辛”⑺、“甘味生于百谷，谷是土之所生，故甘为土之味”⑻、“水性本甘，久浸其地，变而卤，卤味乃咸”⑼。(清代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⑽：尚书正义•卷十二.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5:76)可是，许多学问家仍觉此说牵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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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注】
⑴王冰注《内经》：指王冰注《素问》。
王冰(一作砅)，自号启玄子，又作启元子(因避讳唐玄宗而改字“玄”为“元”)。一般认为是唐代中期医学家，生平不详。但李经纬、林昭庚《中国医学通史•古代卷》说：“王冰……约生于唐景云元年(公元710年)，卒于贞元二十年(公元805年)，里居籍贯不详，唐宝应中(公元762-763年)为太仆令，故称为王太仆。”若据此推算，享年当在95岁，与《新校正》所引《唐人物志》“年八十余以寿终”不相符，存疑待考。
《素问》一书，传至唐代，纰缪甚多，内容混乱，影响授学和施用。王冰鉴于此书的重要性，遂立志寻访搜求诸本，编次整理达12年之久，于公元762年编成《黄帝内经素问释文》。调整篇目顺序，辨认错简，增补缺文，将原存8卷分编为24卷81篇；又为全书作注，注文相当精当，并被后人视为重要的训诂文献之一。由于对《素问》进行大量的整理研究工作，所以称之为“重广补注”，流传至今，成为学习研究祖国医学的重要依据。尽管人们对他所增补的第七卷即七篇大论，颇多非议，怀疑它并非原著，但这些内容仍有研究价值，而王氏对保存整理古典医籍、阐发其义理所作出的贡献，是不可泯灭的。
李经纬、林昭庚《中国医学通史•古代卷•隋唐五代时期的医学》说：
“王冰，又作王砅，号启玄子，又作启元子。约生于唐景云元年(710)卒于贞元二十年(805)，里居籍贯不详。唐宝应中(762-763)为太仆令，故称为王太仆。
王氏少时笃好易老之学，讲求摄生。究心于医学，尤嗜《黄帝内经》，曾‘于先生郭子斋堂，受得先师张公秘本’。《黄帝内经》传至唐代，已无完本，只有残卷流传。王氏鉴于当时《素问》传本纰缪百出，篇目重叠，错误脱简甚多，难于理解和施用，遂精勤博访，收集多种传本，以《全氏注黄帝素问》为依据，将张公旧藏之卷与手中残本对勘，比较校订，重新整理编次注释《素问》，并补入《天元纪大论》等七篇大论。自天宝九年(750)至宝应元年(762)，历时12年之久，注成《素问》24卷，合81篇，世人称之为《次注黄帝内经素问》。王氏之作于保存和整理古代医籍、解释古奥文义有所贡献，使《素问》籍以流传，至今被岐黄家奉为圭臬。林亿评价王氏的注解，使得‘三皇遗文，烂然可观’。王氏对运气学说亦有研究，其理论见解记述于补入的七篇大论的注释中，为后世运气学说之本。他对辨证论治也有所发挥，如治疗元阳之虚，主张‘益火之源，以消阴翳’，而治疗真阴之竭，则提出‘壮水之主，以制阳光’，这是迄今临床治则的名言。又如将病变分为因于运气和不因于运气两类，每类又辨其外感或内伤。这种分类法，为后世张元素、张从正所宗，对后世医学发展有一定影响。
王氏另有《玄珠》一书，宋代已佚。世传还有《玄珠密语》10卷，《昭明隐旨》3卷、《天元玉册》30卷，《天和纪用经》1卷等，皆后人托名之作。”
⑴王冰注《内经》：指王冰注《素问》。
王冰(一作砅)，自号启玄子，又作启元子(因避讳唐玄宗而改字“玄”为“元”)。一般认为是唐代中期医学家，生平不详。但李经纬、林昭庚《中国医学通史•古代卷》说：“王冰……约生于唐景云元年(公元710年)，卒于贞元二十年(公元805年)，里居籍贯不详，唐宝应中(公元762-763年)为太仆令，故称为王太仆。”若据此推算，享年当在95岁，与《新校正》所引《唐人物志》“年八十余以寿终”不相符，存疑待考。
《素问》一书，传至唐代，纰缪甚多，内容混乱，影响授学和施用。王冰鉴于此书的重要性，遂立志寻访搜求诸本，编次整理达12年之久，于公元762年编成《黄帝内经素问释文》。调整篇目顺序，辨认错简，增补缺文，将原存8卷分编为24卷81篇；又为全书作注，注文相当精当，并被后人视为重要的训诂文献之一。由于对《素问》进行大量的整理研究工作，所以称之为“重广补注”，流传至今，成为学习研究祖国医学的重要依据。尽管人们对他所增补的第七卷即七篇大论，颇多非议，怀疑它并非原著，但这些内容仍有研究价值，而王氏对保存整理古典医籍、阐发其义理所作出的贡献，是不可泯灭的。
李经纬、林昭庚《中国医学通史•古代卷•隋唐五代时期的医学》说：
“王冰，又作王砅，号启玄子，又作启元子。约生于唐景云元年(710)卒于贞元二十年(805)，里居籍贯不详。唐宝应中(762-763)为太仆令，故称为王太仆。
王氏少时笃好易老之学，讲求摄生。究心于医学，尤嗜《黄帝内经》，曾‘于先生郭子斋堂，受得先师张公秘本’。《黄帝内经》传至唐代，已无完本，只有残卷流传。王氏鉴于当时《素问》传本纰缪百出，篇目重叠，错误脱简甚多，难于理解和施用，遂精勤博访，收集多种传本，以《全氏注黄帝素问》为依据，将张公旧藏之卷与手中残本对勘，比较校订，重新整理编次注释《素问》，并补入《天元纪大论》等七篇大论。自天宝九年(750)至宝应元年(762)，历时12年之久，注成《素问》24卷，合81篇，世人称之为《次注黄帝内经素问》。王氏之作于保存和整理古代医籍、解释古奥文义有所贡献，使《素问》籍以流传，至今被岐黄家奉为圭臬。林亿评价王氏的注解，使得‘三皇遗文，烂然可观’。王氏对运气学说亦有研究，其理论见解记述于补入的七篇大论的注释中，为后世运气学说之本。他对辨证论治也有所发挥，如治疗元阳之虚，主张‘益火之源，以消阴翳’，而治疗真阴之竭，则提出‘壮水之主，以制阳光’，这是迄今临床治则的名言。又如将病变分为因于运气和不因于运气两类，每类又辨其外感或内伤。这种分类法，为后世张元素、张从正所宗，对后世医学发展有一定影响。
王氏另有《玄珠》一书，宋代已佚。世传还有《玄珠密语》10卷，《昭明隐旨》3卷、《天元玉册》30卷，《天和纪用经》1卷等，皆后人托名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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⑵张景岳编《类经》：即张介宾《类经》。
张介宾：(1563-1640)字会卿，号景岳，又号通一子。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原籍四川绵竹，其先于明初军功世授绍兴卫指挥，迁浙江会稽。父张寿峰为定西侯客，14岁随父进京，学医于京畿名医金英(梦石)，得其传。青年时期未以医为业，从军。“壮岁好谈兵击剑，思有所用于世”(《景岳全书•鲁序》)。游燕冀间，从戎幕府，出榆关，履碣石，经凤城，渡鸭绿，因无成就，返京师，专心于医术。张氏名医噪京师，“时人比之仲景、东垣”，“延边大帅皆遗金币致之”。(黄宗羲《南雷文定•张景岳传》)后返会稽行医，其间到过西安和河南，为河南学政叶秉敬之母看病。《类经》刊行，叶氏给予大力赞助。
张氏早年崇丹溪阳有余阴不足之说，中年后，以《内经》“阴平阳秘，精神乃治”为据，并受张元素影响，转而抨击丹溪，“医法东垣、立斋”。受王冰影响，并发挥说命门之火为元气，肾中之水为元精。无阴精之形，不足以载元气，提出阳非有余，真阴亦常不足之说，成为温补学派主要人物。
张氏著有：《类经》32卷，《类经图翼》11卷，《附翼》4卷，《景岳全书》64卷。另有《质疑录》1卷。有人疑为伪托。张氏重《易》，并受王守仁“心学”影响。强调“医易同源”，“医之为道，身心之易”。他说：“虽阴阳已备于《内经》，而变化莫大于《周易》”，必须“摭易理精义用资医学变通”。易论阴阳，医用阴阳，抓住它，就能“运一寻之木，转万斛之舟”。张氏接受“阴阳者一分为二”的观点，阐发阴阳互根之理，指出阴阳“彼此相须”，缺一不可。如气为阳，精为阴，“精之与气，本自互生”。所以，“以精气分阴阳，则阴阳不可离”。
基于以上认识，张氏对河间、丹溪之说，进行强烈抨击。“刘、朱之言不息，则轩、岐之泽不彰”。撰《大宝论》、《真阴论》，提出“天之大宝，只此一丸红日；人之大宝，只此一息真阳”。因而阳非有余，人之真阴亦常不足。在这一理论指导下，张氏自制左归、右归饮和丸，分培左肾之元阴和右肾之元阳。
在诊断治疗思想上，张氏强调辨证论治、辨证求本。张氏提出二纲、六变之说，二纲指阴阳，六变指表里、虚实、寒热，抓住六变，才能掌握病本。张氏认为“诸病皆当治本”，治本是最重要的治疗。张氏提出的一些论点，如“药贵专精，尤宜勇敢”；“知邪正，权轻重”；“辨虚实”；议补泻；论逆从；活法探病；“不治之治”等，都是讲辩证施治的。
张氏临证经验丰富，提出不少有益见解。如关于命门学说的发挥，关于问诊的分析，关于煤气中毒及其预防方法的探讨，关于卒中与外感中风的辨别，关于急病的处理，关于精神心理治疗的作用，关于诈病的揭露等，都富有启迪。张氏善于熟地，被人称为“张熟地”，强调甘温固本。但必须指出，张氏并非不问病因，一味温补，完全弃置寒凉不用的。
对张介宾，赞之者多，贬之者不少。叶秉敬誉《类经》为“海内奇书”。黄宗羲谓，“二千年来，医家之书盛于世者，张景岳《类经》、赵养葵《医贯》。然《医贯》一直半解耳。《类经》明岐黄之学，有王冰所未尽者，即学士大夫，亦必累月而后能通之”。清代周中孚《郑堂读书记》说：“其书辨疑发隐，补缺正讹”，“蘼不殚精极微，丝毫无漏”。陈修园则专作《景岳新方砭》以为“皆拾前人之糟粕”，并说，左归丸直“厨子所造之八仙菜”。张介宾作为温补派主要人物，其功不可没；但过于强调温补，造成流弊，亦不可辞其咎。(《中国医学通史•古代卷•第九章明代医学》)
《类经》：高校教参第二版程士德《内经》：“张介宾……他精研《内经》凡三十余载，数易其稿，著成《类经》，是现存分类注释《内经》最完整的著作。张氏采用从类分门的方法，将《素问》、《灵枢》的全部内容分为摄生、阴阳、藏象、脉色、经络、标本、气味、论治、疾病、针刺、运气、会通十二大类，凡三十二卷，三百九十篇，经文虽因类分而颠倒，但仍一一注明出处篇名，以便查核，且有详尽的注释。由于张氏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加之文字简明畅达，所以他的注释多能结合实际，特别是一些重要的问题，除注释外，还结合临床实践体会，用‘愚按’的形式，进行专题发挥，此书为学习研究《内经》者所必读。”
李经纬、邓铁涛《中医大辞典》说：“明•张介宾撰。32卷。刊于1624年。本书将《黄帝内经》中的《素问》和《灵枢》二书内容重新调整归类，改编而成。分为摄生、阴阳、藏象、脉色、经络、标本、气味、论治、疾病、针刺、运气、会通等12类，每类又分若干小类，并附文。由于内容以类相从，故名《类经》。书中将《内经》原文作了较广泛深入的研究和解释，是学习和研究《内经》的重要参考书。”
张介宾：(1563-1640)字会卿，号景岳，又号通一子。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原籍四川绵竹，其先于明初军功世授绍兴卫指挥，迁浙江会稽。父张寿峰为定西侯客，14岁随父进京，学医于京畿名医金英(梦石)，得其传。青年时期未以医为业，从军。“壮岁好谈兵击剑，思有所用于世”(《景岳全书•鲁序》)。游燕冀间，从戎幕府，出榆关，履碣石，经凤城，渡鸭绿，因无成就，返京师，专心于医术。张氏名医噪京师，“时人比之仲景、东垣”，“延边大帅皆遗金币致之”。(黄宗羲《南雷文定•张景岳传》)后返会稽行医，其间到过西安和河南，为河南学政叶秉敬之母看病。《类经》刊行，叶氏给予大力赞助。
张氏早年崇丹溪阳有余阴不足之说，中年后，以《内经》“阴平阳秘，精神乃治”为据，并受张元素影响，转而抨击丹溪，“医法东垣、立斋”。受王冰影响，并发挥说命门之火为元气，肾中之水为元精。无阴精之形，不足以载元气，提出阳非有余，真阴亦常不足之说，成为温补学派主要人物。
张氏著有：《类经》32卷，《类经图翼》11卷，《附翼》4卷，《景岳全书》64卷。另有《质疑录》1卷。有人疑为伪托。张氏重《易》，并受王守仁“心学”影响。强调“医易同源”，“医之为道，身心之易”。他说：“虽阴阳已备于《内经》，而变化莫大于《周易》”，必须“摭易理精义用资医学变通”。易论阴阳，医用阴阳，抓住它，就能“运一寻之木，转万斛之舟”。张氏接受“阴阳者一分为二”的观点，阐发阴阳互根之理，指出阴阳“彼此相须”，缺一不可。如气为阳，精为阴，“精之与气，本自互生”。所以，“以精气分阴阳，则阴阳不可离”。
基于以上认识，张氏对河间、丹溪之说，进行强烈抨击。“刘、朱之言不息，则轩、岐之泽不彰”。撰《大宝论》、《真阴论》，提出“天之大宝，只此一丸红日；人之大宝，只此一息真阳”。因而阳非有余，人之真阴亦常不足。在这一理论指导下，张氏自制左归、右归饮和丸，分培左肾之元阴和右肾之元阳。
在诊断治疗思想上，张氏强调辨证论治、辨证求本。张氏提出二纲、六变之说，二纲指阴阳，六变指表里、虚实、寒热，抓住六变，才能掌握病本。张氏认为“诸病皆当治本”，治本是最重要的治疗。张氏提出的一些论点，如“药贵专精，尤宜勇敢”；“知邪正，权轻重”；“辨虚实”；议补泻；论逆从；活法探病；“不治之治”等，都是讲辩证施治的。
张氏临证经验丰富，提出不少有益见解。如关于命门学说的发挥，关于问诊的分析，关于煤气中毒及其预防方法的探讨，关于卒中与外感中风的辨别，关于急病的处理，关于精神心理治疗的作用，关于诈病的揭露等，都富有启迪。张氏善于熟地，被人称为“张熟地”，强调甘温固本。但必须指出，张氏并非不问病因，一味温补，完全弃置寒凉不用的。
对张介宾，赞之者多，贬之者不少。叶秉敬誉《类经》为“海内奇书”。黄宗羲谓，“二千年来，医家之书盛于世者，张景岳《类经》、赵养葵《医贯》。然《医贯》一直半解耳。《类经》明岐黄之学，有王冰所未尽者，即学士大夫，亦必累月而后能通之”。清代周中孚《郑堂读书记》说：“其书辨疑发隐，补缺正讹”，“蘼不殚精极微，丝毫无漏”。陈修园则专作《景岳新方砭》以为“皆拾前人之糟粕”，并说，左归丸直“厨子所造之八仙菜”。张介宾作为温补派主要人物，其功不可没；但过于强调温补，造成流弊，亦不可辞其咎。(《中国医学通史•古代卷•第九章明代医学》)
《类经》：高校教参第二版程士德《内经》：“张介宾……他精研《内经》凡三十余载，数易其稿，著成《类经》，是现存分类注释《内经》最完整的著作。张氏采用从类分门的方法，将《素问》、《灵枢》的全部内容分为摄生、阴阳、藏象、脉色、经络、标本、气味、论治、疾病、针刺、运气、会通十二大类，凡三十二卷，三百九十篇，经文虽因类分而颠倒，但仍一一注明出处篇名，以便查核，且有详尽的注释。由于张氏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加之文字简明畅达，所以他的注释多能结合实际，特别是一些重要的问题，除注释外，还结合临床实践体会，用‘愚按’的形式，进行专题发挥，此书为学习研究《内经》者所必读。”
李经纬、邓铁涛《中医大辞典》说：“明•张介宾撰。32卷。刊于1624年。本书将《黄帝内经》中的《素问》和《灵枢》二书内容重新调整归类，改编而成。分为摄生、阴阳、藏象、脉色、经络、标本、气味、论治、疾病、针刺、运气、会通等12类，每类又分若干小类，并附文。由于内容以类相从，故名《类经》。书中将《内经》原文作了较广泛深入的研究和解释，是学习和研究《内经》的重要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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⑶最新的大部头《内经》注本：到目前为止，研究《内经》最重要而有成就的一部著作是中医经典研究大系-由王洪图任总主编而编撰的《黄帝内经研究大成》。(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
《黄帝内经》既是中医学的第一经典，为业医者必读之书，同时它又蕴藏着极其丰富而又深奥的中国传统文化众多学科的知识宝藏。自其问世至今两千余年来，吸引着国内外无数学者从医学、哲学、历史、语言、文字、天文、地理、气象、历法、生物、社会等多学科角度进行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仅有关研究专著即达四百余部，学术论文何止万篇。为便于广大读者全面地和正确地理解这部博大精深的《黄帝内经》，阅读到散在于浩如烟海的中医文献中有关《黄帝内经》的研究资料和研究成果，了解当代研究《黄帝内经》的水平和动态，特别是为了向各个学科有志于研究《黄帝内经》的专家、学者提供从古至今有关研究《黄帝内经》的全面、系统的基础资料，本书编委会在这部巨著中汇入如下内容：《黄帝内经》文献及语言文字研究、《黄帝内经》学术研究发展史、《黄帝内经》理论研究、《黄帝内经》病证与临床研究、《黄帝内经》多学科研究与实验研究、《黄帝内经》近代校释珍本辑录、《黄帝内经》研究文献汇编，共七编四百五十万字，名之曰《黄帝内经研究大成》。
本书是以中国专家为主并特邀日本国、韩国部分专家集体撰著而成，不仅系统全面地反映了前人的研究成果与经验，也奉献出全体作者的研究心得和最新研究成果。本书的出版，标志着学术界完成了对两千多年来《黄帝内经》研究工作的第一次总结。(百度百科)
《黄帝内经》既是中医学的第一经典，为业医者必读之书，同时它又蕴藏着极其丰富而又深奥的中国传统文化众多学科的知识宝藏。自其问世至今两千余年来，吸引着国内外无数学者从医学、哲学、历史、语言、文字、天文、地理、气象、历法、生物、社会等多学科角度进行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仅有关研究专著即达四百余部，学术论文何止万篇。为便于广大读者全面地和正确地理解这部博大精深的《黄帝内经》，阅读到散在于浩如烟海的中医文献中有关《黄帝内经》的研究资料和研究成果，了解当代研究《黄帝内经》的水平和动态，特别是为了向各个学科有志于研究《黄帝内经》的专家、学者提供从古至今有关研究《黄帝内经》的全面、系统的基础资料，本书编委会在这部巨著中汇入如下内容：《黄帝内经》文献及语言文字研究、《黄帝内经》学术研究发展史、《黄帝内经》理论研究、《黄帝内经》病证与临床研究、《黄帝内经》多学科研究与实验研究、《黄帝内经》近代校释珍本辑录、《黄帝内经》研究文献汇编，共七编四百五十万字，名之曰《黄帝内经研究大成》。
本书是以中国专家为主并特邀日本国、韩国部分专家集体撰著而成，不仅系统全面地反映了前人的研究成果与经验，也奉献出全体作者的研究心得和最新研究成果。本书的出版，标志着学术界完成了对两千多年来《黄帝内经》研究工作的第一次总结。(百度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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⑷《尚书正义》：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等《正义》，是儒家经典《十三经注疏》之一的《尚书》注本。
金栋按：《尚书正义》是唐初《五经正义》的第二部，孔颖达、王德韶、李子云等奉诏撰，朱长才、苏德融、隋德素、王士雄、赵弘智复审，长孙无忌、李勣、于志宁、张行成等人刊定。此书凑合《今文尚书》和伪《古文尚书》，并采用伪孔安国《尚书传》，将伏生本《今文尚书》20篇分为33篇，加上所谓的出自孔宅夹壁的《古文尚书》25篇，定为58篇，作为科举考试的必读经书。流传几千年，对后世影响巨大。孔颖达等在此书《正义》中较多地谈到了天与人的关系，反复阐明用天道治理民众的道理。他们是以君为师，而不敢像孟子、杨雄那样以师自任，这是汉代以后尤其是当时现实的反映。但是如果君主不好好地治理百姓，就是违背天意，这时，天就会离他而去。也即“天不可信”。这些观点都是具有相当的现实意义的。另外，此书还保存了不少旧说典故，在训诂学上也有较大的价值。(百度百科)但是蒋伯潜《十三经概论•第二编尚书概论》则说：“至于十三经所用之注，则为伪孔安国《传》。此传虽题孔安国撰，实与伪古书《尚书》同出王肃伪造，可以不阅。孔颖达据伪孔《传》为疏，除有小处可采外，亦不足观。”
正义：《汉典》云：“正确的含义。古时多用作书名，如《五经正义》”、“旧时指经史的注疏。如唐代孔颖达等有《五经正义》， 张守节有《史记正义》”。
金栋按：《尚书正义》是唐初《五经正义》的第二部，孔颖达、王德韶、李子云等奉诏撰，朱长才、苏德融、隋德素、王士雄、赵弘智复审，长孙无忌、李勣、于志宁、张行成等人刊定。此书凑合《今文尚书》和伪《古文尚书》，并采用伪孔安国《尚书传》，将伏生本《今文尚书》20篇分为33篇，加上所谓的出自孔宅夹壁的《古文尚书》25篇，定为58篇，作为科举考试的必读经书。流传几千年，对后世影响巨大。孔颖达等在此书《正义》中较多地谈到了天与人的关系，反复阐明用天道治理民众的道理。他们是以君为师，而不敢像孟子、杨雄那样以师自任，这是汉代以后尤其是当时现实的反映。但是如果君主不好好地治理百姓，就是违背天意，这时，天就会离他而去。也即“天不可信”。这些观点都是具有相当的现实意义的。另外，此书还保存了不少旧说典故，在训诂学上也有较大的价值。(百度百科)但是蒋伯潜《十三经概论•第二编尚书概论》则说：“至于十三经所用之注，则为伪孔安国《传》。此传虽题孔安国撰，实与伪古书《尚书》同出王肃伪造，可以不阅。孔颖达据伪孔《传》为疏，除有小处可采外，亦不足观。”
正义：《汉典》云：“正确的含义。古时多用作书名，如《五经正义》”、“旧时指经史的注疏。如唐代孔颖达等有《五经正义》， 张守节有《史记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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⑸木生子实，其味多酸：《尚书•洪范》：“三曰木……木曰曲直……曲直作酸。”孔安国《传》：“木实之性。”孔颖达《正义》(《疏》)：“木生子实，其味多酸。五果之味虽殊，其为酸一也。是木实之性然也。《月令•春》云‘其味酸，其臭羶’是也。”
金栋按：《内经》时代及相关著作记载如下。
《礼记•月令•春》：“其味酸，其臭(音嗅xiu)羶。”郑玄注：“木之臭、味也。凡酸羶者皆属焉。”孔颖达《正义》：“通于鼻者谓之臭，在口者谓之味。臭则气也，《尚书》孔《传》云：‘木实之性。’然则木实酸，凡草木所生，其气羶也。”
战国•吕不韦《吕氏春秋•孟春纪》：“其味酸。”高诱注：“木味酸。酸者钻也，万物应阳钻地而出。”
汉•刘安《淮南子•时则训》：“其味酸。”高诱注：“木味酸。酸之言钻也，万物钻地而生。”
汉•班固《白虎通•五行》：“木味所以酸何？东方万物之生也。酸者以达生也，犹五味得酸乃达也。”
隋•萧吉《五行大义•卷三•第十四论杂配》：“木所以酸者，象东方万物之生。酸者，钻也，言万物钻地而出生，五味得酸乃达也。《元命苞》云：‘酸之言端也，气始生，专心自端也。’”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木生酸。”王冰注：“凡物之味酸者，皆木气之所生也。《尚书•洪范》曰：‘曲直作酸。’”
金栋按：《内经》时代及相关著作记载如下。
《礼记•月令•春》：“其味酸，其臭(音嗅xiu)羶。”郑玄注：“木之臭、味也。凡酸羶者皆属焉。”孔颖达《正义》：“通于鼻者谓之臭，在口者谓之味。臭则气也，《尚书》孔《传》云：‘木实之性。’然则木实酸，凡草木所生，其气羶也。”
战国•吕不韦《吕氏春秋•孟春纪》：“其味酸。”高诱注：“木味酸。酸者钻也，万物应阳钻地而出。”
汉•刘安《淮南子•时则训》：“其味酸。”高诱注：“木味酸。酸之言钻也，万物钻地而生。”
汉•班固《白虎通•五行》：“木味所以酸何？东方万物之生也。酸者以达生也，犹五味得酸乃达也。”
隋•萧吉《五行大义•卷三•第十四论杂配》：“木所以酸者，象东方万物之生。酸者，钻也，言万物钻地而出生，五味得酸乃达也。《元命苞》云：‘酸之言端也，气始生，专心自端也。’”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木生酸。”王冰注：“凡物之味酸者，皆木气之所生也。《尚书•洪范》曰：‘曲直作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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⑹火性炎上，焚物则焦，焦是苦气：《尚书•洪范》：“二曰火……火曰炎上……炎上作苦。”孔《传》：“焦气之味。”孔《正义》：“火性炎上，焚物则焦，焦是苦气。《月令•夏》云：‘其臭焦，其味苦’，苦为焦味，故云‘焦气之味也’。嗅之曰气，在口曰味。”
金栋按：《内经》时代及相关著作记载如下。
《礼记•月令•夏》：“其味苦，其臭焦。”郑注：“火之臭、味也，凡苦焦者皆属焉。”孔《正义》：“夏，其味苦，其臭焦者，《尚书》孔《传》云：‘焦之气味，火烧物焦，焦则味苦。’”
《吕氏春秋•孟夏纪》：“其味苦。”高诱注：“火味苦。”
《淮南子•时则训》：“其味苦。”高诱注：“火味苦也。”
《白虎通•五行》：“火味所以苦何？南方主长养，苦者，所以长养也，犹五味须苦可以养也。”
《五行大义•卷三•第十四论杂配》：“火所以苦者，南方主长养也。苦者，所以长养之。五味须苦，乃以养之。《元命苞》云：‘苦者，勤苦乃能养也。’《方言》：‘苦，快也，臭焦者，阳气蒸动，燎火之气也。’许慎云：‘焦者，火烧物，有焦燃之气。’夏气同也。”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火生苦。”王冰注：“凡物之味苦者，皆火气之所生也。《尚书•洪范》曰：‘炎上作苦。’”
《素问•五运行大论》：“火生苦。”王冰注：“物之味苦者，皆始自火之生化也。甘物遇火，体焦则苦，苦从火化，其可征也。”
金栋按：《内经》时代及相关著作记载如下。
《礼记•月令•夏》：“其味苦，其臭焦。”郑注：“火之臭、味也，凡苦焦者皆属焉。”孔《正义》：“夏，其味苦，其臭焦者，《尚书》孔《传》云：‘焦之气味，火烧物焦，焦则味苦。’”
《吕氏春秋•孟夏纪》：“其味苦。”高诱注：“火味苦。”
《淮南子•时则训》：“其味苦。”高诱注：“火味苦也。”
《白虎通•五行》：“火味所以苦何？南方主长养，苦者，所以长养也，犹五味须苦可以养也。”
《五行大义•卷三•第十四论杂配》：“火所以苦者，南方主长养也。苦者，所以长养之。五味须苦，乃以养之。《元命苞》云：‘苦者，勤苦乃能养也。’《方言》：‘苦，快也，臭焦者，阳气蒸动，燎火之气也。’许慎云：‘焦者，火烧物，有焦燃之气。’夏气同也。”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火生苦。”王冰注：“凡物之味苦者，皆火气之所生也。《尚书•洪范》曰：‘炎上作苦。’”
《素问•五运行大论》：“火生苦。”王冰注：“物之味苦者，皆始自火之生化也。甘物遇火，体焦则苦，苦从火化，其可征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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⑺金之在火，别有腥气，非苦非酸，其味近辛：《尚书•洪范》：“四曰金……金曰从革……从革作辛。”孔《传》：“金之气味。”孔《正义》：“金之在火，别有腥气，非苦非酸，其味近辛，故‘辛’为‘金之气味’。《月令•秋》云‘其味辛，其臭腥’是也。"
金栋按：《内经》时代及相关著作记载如下。
《礼记•月令•秋》：“其味辛，其臭腥。”郑注：“金之臭、味也。凡辛腥者皆属焉。”孔《正义》：“秋，其味辛，其臭腥者，孔《传》云：‘金之气味，言金臭之气则腥，在口则辛。’”
《吕氏春秋•孟秋纪》：“其味辛。”高诱注：“五行，金味辛。”
《淮南子•时则训》：“其味辛。”高诱注：“金味辛也。”
《白虎通•五行》：“金味所以辛何？西方煞伤成物，辛所以煞伤之也，犹五味得辛乃委煞也。”
《五行大义•论杂配》：“《礼记》云：‘秋之日，其臭腥，其味辛。’西方杀气腥也。许慎云：‘未熟之气腥也，西方金之气象也。味辛者，物得辛乃萎杀也。’亦云：‘故新之辛也。故物皆尽，新物已成，故云新。’《元命苞》云：‘阴害故辛，杀义故辛刺，阴气使其然也。’”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金生辛。”王冰注：“凡物之味辛者，皆金气之所生也。《尚书•洪范》曰：‘从革作辛。’”
金栋按：《内经》时代及相关著作记载如下。
《礼记•月令•秋》：“其味辛，其臭腥。”郑注：“金之臭、味也。凡辛腥者皆属焉。”孔《正义》：“秋，其味辛，其臭腥者，孔《传》云：‘金之气味，言金臭之气则腥，在口则辛。’”
《吕氏春秋•孟秋纪》：“其味辛。”高诱注：“五行，金味辛。”
《淮南子•时则训》：“其味辛。”高诱注：“金味辛也。”
《白虎通•五行》：“金味所以辛何？西方煞伤成物，辛所以煞伤之也，犹五味得辛乃委煞也。”
《五行大义•论杂配》：“《礼记》云：‘秋之日，其臭腥，其味辛。’西方杀气腥也。许慎云：‘未熟之气腥也，西方金之气象也。味辛者，物得辛乃萎杀也。’亦云：‘故新之辛也。故物皆尽，新物已成，故云新。’《元命苞》云：‘阴害故辛，杀义故辛刺，阴气使其然也。’”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金生辛。”王冰注：“凡物之味辛者，皆金气之所生也。《尚书•洪范》曰：‘从革作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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⑻甘味生于百谷，谷是土之所生，故甘为土之味：《尚书•洪范》：“五曰土……土爰稼穑……稼穑作甘。”孔《传》：“甘味生于百谷。”孔《正义》：“甘味生于百谷，谷是土之所生，故甘为土之味也。《月令•中央》云‘其味甘，其臭香’是也。”
金栋按：《内经》时代及相关著作记载如下。
《礼记•月令•中央》：“其味甘，其臭香。”郑注：“土之臭、味也。凡甘香者皆属之。”孔《正义》：“中央云‘其味甘，其臭香’，孔《传》云：‘甘味生于百谷，味甘则气香。’”
《淮南子•时则训》：“其味甘。”高注：“土味甘也。”
《白虎通•五行》：“土味所以甘何？中央者，中和也，故甘，犹五味以甘为主也。”
《五行大义•论杂配》：“土味所以甘者也，中央，中和也；甘，美也。《元命苞》云：‘甘者，食常言安其味也。甘味为五味之主，犹土之合成于四行也。臭香者，土之气，香为主也。’许慎云：‘土得其中和之气，故香。’”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土生甘。”王注：“凡物之味甘者，皆土气之所生也。《尚书•洪范》曰：‘稼穑作甘。’”
金栋按：《内经》时代及相关著作记载如下。
《礼记•月令•中央》：“其味甘，其臭香。”郑注：“土之臭、味也。凡甘香者皆属之。”孔《正义》：“中央云‘其味甘，其臭香’，孔《传》云：‘甘味生于百谷，味甘则气香。’”
《淮南子•时则训》：“其味甘。”高注：“土味甘也。”
《白虎通•五行》：“土味所以甘何？中央者，中和也，故甘，犹五味以甘为主也。”
《五行大义•论杂配》：“土味所以甘者也，中央，中和也；甘，美也。《元命苞》云：‘甘者，食常言安其味也。甘味为五味之主，犹土之合成于四行也。臭香者，土之气，香为主也。’许慎云：‘土得其中和之气，故香。’”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土生甘。”王注：“凡物之味甘者，皆土气之所生也。《尚书•洪范》曰：‘稼穑作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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⑼水性本甘，久浸其地，变而卤，卤味乃咸：《尚书•洪范》：“一曰水……水曰润下……润下作咸。”孔《传》：“水卤所生。”孔《正义》：“水性本甘，久浸其地，变而为卤，卤味乃咸。《说文》云：‘卤，西方咸地。东方谓之斥，西方谓之卤。’《禹贡》云‘海滨广斥’，是海浸其旁地，使之咸也。《月令•冬》云‘其味咸，其臭朽’是也。”
金栋按：《内经》时代及相关著作记载如下。
《礼记•月令•冬》：“其味咸，其臭朽。”郑注：“水之臭、味也。凡咸朽者皆属焉。”孔《正义》：“冬云‘其味咸，其臭朽’者，孔《传》云：‘水卤所生，故味咸。又水受恶秽，故有朽腐之气。’”
《吕氏春秋•孟秋纪》：“其味咸，其臭朽。”高诱注：“水之臭、味也，凡咸朽者皆属焉。气之若有若无者为朽也。”
《淮南子•时则训》：“其味咸，其臭腐。”高诱注：“水味咸也，水臭腐也。”
《白虎通•五行》：“水味所以咸何？是其性也。所以北方咸者，万物咸与所以坚之也，犹五味得咸乃坚也。”
《五行大义•论杂配》：“《礼记》云：‘冬之日，其味咸，其臭朽。’朽者，水之气也，若有若无，言气微也。亦云：‘水者，受垢浊，故其臭腐朽也。’许慎云‘朽烂之气’，北方气同此。味咸者，北方物咸，所以坚之也。犹五味得咸乃坚也。”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水生咸。”王注：“凡物之味咸者，皆水气之所生也。《尚书•洪范》曰：‘润下作咸。’”
金栋按：《内经》时代及相关著作记载如下。
《礼记•月令•冬》：“其味咸，其臭朽。”郑注：“水之臭、味也。凡咸朽者皆属焉。”孔《正义》：“冬云‘其味咸，其臭朽’者，孔《传》云：‘水卤所生，故味咸。又水受恶秽，故有朽腐之气。’”
《吕氏春秋•孟秋纪》：“其味咸，其臭朽。”高诱注：“水之臭、味也，凡咸朽者皆属焉。气之若有若无者为朽也。”
《淮南子•时则训》：“其味咸，其臭腐。”高诱注：“水味咸也，水臭腐也。”
《白虎通•五行》：“水味所以咸何？是其性也。所以北方咸者，万物咸与所以坚之也，犹五味得咸乃坚也。”
《五行大义•论杂配》：“《礼记》云：‘冬之日，其味咸，其臭朽。’朽者，水之气也，若有若无，言气微也。亦云：‘水者，受垢浊，故其臭腐朽也。’许慎云‘朽烂之气’，北方气同此。味咸者，北方物咸，所以坚之也。犹五味得咸乃坚也。”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水生咸。”王注：“凡物之味咸者，皆水气之所生也。《尚书•洪范》曰：‘润下作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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⑽清代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十三经”系指被儒家奉为经典的十三部古籍，即《周易》、《尚书》、《毛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
汉代，立《诗》、《书》、《礼》、《易》、《春秋》于学官，定为五经。唐以“三礼”、“三传”合《诗》、《书》、《易》为“九经”；开成年间刻石国子学，又加《孝经》、《论语》、《尔雅》为“十二经”。至宋，列《孟子》于经部，始为“十三经”。
随着儒家之学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定于一尊，历代学者纷纷为诸经做注解，除注经之作外，后又出现了对旧注进行解释和发挥的义疏。南宋以前，经与疏各单行，南宋绍兴年间始有汇集唐宋之前最具权威性的“十三经”注、疏的合刊本，后复有十行本。……阮元以十行本为主，校以他本，主持重刻《十三经注疏》，并撰《校勘记》，号为善本，是迄今为止最好的本子。(上海古籍出版社，《十三经注疏》出版说明.1997年版)
蒋伯潜《十三经概论•绪论•十三经之完成》：“彼时所谓‘经’者，仅指《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六经无《乐》，实际上仅有五经。但‘经’之外，又有释经之‘传’焉，如《春秋经》之传，著录于《汉志》者有《公羊传》、《榖梁传》、《左氏传》、《邹氏传》、《夹氏传》五种，今尚存前三种；又有附经之‘记’焉，如《礼》有《礼记》，《乐》虽无经而有《乐记》。《论语》者，记孔子之言行者也，故亦附于经类；《孝经》者，孔子后学论孝道者也，依托孔子，故亦附于经类；《尔雅》者，缀辑汉代经师诂经之辞而成者也，故亦附于经类；此解传记之属，《汉志》均入之《六艺略》中。而先秦时人记其理想的官制之《周官》，《汉志》亦附录《礼》类，刘歆又改称《周礼》，以其依托周公，故以附于经也。于是《易》、《书》、《诗》之外，《礼》则《周礼》、《礼记》并《仪礼》而为三，《春秋经》则随三传而分为三，加以《论语》、《孝经》、《尔雅》，凡十有二矣。《孟子》，在《汉志》尚列诸子略儒家中。但赵岐《孟子题辞》谓西汉文帝时曾立博士，则其地位，在汉世已列于经子之间。五代时蜀主孟昶石刻十一经，去《孝经》、《尔雅》，而入《孟子》，此孟子入经部之始。及朱子取《礼记》中之《大学》、《中庸》与《论语》、《孟子》，定位四书，以为孔、曾、思、孟四子道统之传，于此可见。《孟子》在经类中之地位，于以确定；经部唯一大丛书‘十三经’，亦至是始完成焉。此十三经，宋以前已各有注；其疏，则亦至南宋时始告完全。清高宗乾隆时，既刻十三经经文于石，立之太学，而阮元又合刻《十三经注疏》，且附以校勘记。此十三经完成之经过也。”
十三经注疏：即《周易正义》，魏王弼等注、唐孔颖达等正义；《尚书正义》，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等正义；《毛诗正义》，汉郑玄笺、唐孔颖达等正义；《周礼注疏》，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仪礼注疏》，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礼记正义》，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等正义；《春秋左传正义》，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等正义；《春秋公羊传注疏》，汉何休注、唐徐彦疏；《春秋谷梁传注疏》，晋范宁注、唐杨士勋疏；《论语注疏》，魏何晏等注、宋刑昺疏；《孝经注疏》，唐玄宗注、宋刑昺疏；《尔雅注疏》，晋郭璞注、宋刑昺疏；《孟子注疏》，汉赵岐注、宋孙奭疏。
阮元：《辞海》：“(1764-1849)清学者、文学家。字伯元，号芸台，江苏仪征人。乾隆末进士，官至体仁阁大学士。谥文达。曾在杭州创立诂经精舍，在广州创立学海堂，提倡朴学，主编《经籍纂诂》，校刻《十三经注疏》，汇刻《皇清经解》等。兼治金石、天文、历算、地理之学，撰有《畴人传》、《两浙金石志》、《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等。论文重文笔之辨，以用韵对偶者为文，无韵散行者为笔，提倡骈偶，对桐城派‘古文’的形式有所不满。有《琅嬛仙馆诗略》、《揅经室文集》等，后合为《揅经室集》。”
汉代，立《诗》、《书》、《礼》、《易》、《春秋》于学官，定为五经。唐以“三礼”、“三传”合《诗》、《书》、《易》为“九经”；开成年间刻石国子学，又加《孝经》、《论语》、《尔雅》为“十二经”。至宋，列《孟子》于经部，始为“十三经”。
随着儒家之学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定于一尊，历代学者纷纷为诸经做注解，除注经之作外，后又出现了对旧注进行解释和发挥的义疏。南宋以前，经与疏各单行，南宋绍兴年间始有汇集唐宋之前最具权威性的“十三经”注、疏的合刊本，后复有十行本。……阮元以十行本为主，校以他本，主持重刻《十三经注疏》，并撰《校勘记》，号为善本，是迄今为止最好的本子。(上海古籍出版社，《十三经注疏》出版说明.1997年版)
蒋伯潜《十三经概论•绪论•十三经之完成》：“彼时所谓‘经’者，仅指《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六经无《乐》，实际上仅有五经。但‘经’之外，又有释经之‘传’焉，如《春秋经》之传，著录于《汉志》者有《公羊传》、《榖梁传》、《左氏传》、《邹氏传》、《夹氏传》五种，今尚存前三种；又有附经之‘记’焉，如《礼》有《礼记》，《乐》虽无经而有《乐记》。《论语》者，记孔子之言行者也，故亦附于经类；《孝经》者，孔子后学论孝道者也，依托孔子，故亦附于经类；《尔雅》者，缀辑汉代经师诂经之辞而成者也，故亦附于经类；此解传记之属，《汉志》均入之《六艺略》中。而先秦时人记其理想的官制之《周官》，《汉志》亦附录《礼》类，刘歆又改称《周礼》，以其依托周公，故以附于经也。于是《易》、《书》、《诗》之外，《礼》则《周礼》、《礼记》并《仪礼》而为三，《春秋经》则随三传而分为三，加以《论语》、《孝经》、《尔雅》，凡十有二矣。《孟子》，在《汉志》尚列诸子略儒家中。但赵岐《孟子题辞》谓西汉文帝时曾立博士，则其地位，在汉世已列于经子之间。五代时蜀主孟昶石刻十一经，去《孝经》、《尔雅》，而入《孟子》，此孟子入经部之始。及朱子取《礼记》中之《大学》、《中庸》与《论语》、《孟子》，定位四书，以为孔、曾、思、孟四子道统之传，于此可见。《孟子》在经类中之地位，于以确定；经部唯一大丛书‘十三经’，亦至是始完成焉。此十三经，宋以前已各有注；其疏，则亦至南宋时始告完全。清高宗乾隆时，既刻十三经经文于石，立之太学，而阮元又合刻《十三经注疏》，且附以校勘记。此十三经完成之经过也。”
十三经注疏：即《周易正义》，魏王弼等注、唐孔颖达等正义；《尚书正义》，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等正义；《毛诗正义》，汉郑玄笺、唐孔颖达等正义；《周礼注疏》，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仪礼注疏》，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礼记正义》，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等正义；《春秋左传正义》，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等正义；《春秋公羊传注疏》，汉何休注、唐徐彦疏；《春秋谷梁传注疏》，晋范宁注、唐杨士勋疏；《论语注疏》，魏何晏等注、宋刑昺疏；《孝经注疏》，唐玄宗注、宋刑昺疏；《尔雅注疏》，晋郭璞注、宋刑昺疏；《孟子注疏》，汉赵岐注、宋孙奭疏。
阮元：《辞海》：“(1764-1849)清学者、文学家。字伯元，号芸台，江苏仪征人。乾隆末进士，官至体仁阁大学士。谥文达。曾在杭州创立诂经精舍，在广州创立学海堂，提倡朴学，主编《经籍纂诂》，校刻《十三经注疏》，汇刻《皇清经解》等。兼治金石、天文、历算、地理之学，撰有《畴人传》、《两浙金石志》、《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等。论文重文笔之辨，以用韵对偶者为文，无韵散行者为笔，提倡骈偶，对桐城派‘古文’的形式有所不满。有《琅嬛仙馆诗略》、《揅经室文集》等，后合为《揅经室集》。”
我以为五行说存在重大的理论生成、转嫁和思维向度偏离的问题，它从五德终始说附会于政治或朝代变迁时便离开了正确的思辨路径，至汉董仲舒为汉室拍板定音而愈炽附会，故此后中医论著若欲宣于世，必不能逾越。以致造成医经经论前后不伦，阴阳五行颠倒错乱的根源。从离汉不远的张仲景以宗六经为纲即可看出些端倪。另外，出土文献也反映出散在于汉前士人手上的篇章中先秦时期对阴阳五行范畴的讨论信息。简言之，五行作为一组思辨范畴，它必须具有界域、发生语境及应用特征等的清晰阐述，不若此，其运用过滥只会使言者不能终其所言，学者不知其所从。毕竟，当下已是二十一世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