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我为什么和怎样写《内经时代》-《内经时代》补注

[河间金栋]

附10、任应秋的说法(《任应秋论医集》，人民卫生出版社，2008年)

现存《素问》的全部内容，可把它分作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基本的，即除开七篇大论以外的，基本部是可以把它叫做《素问》的前期作品。上述诸家所说《素问》成书于战国，就是指的这部分前期作品而言。内容最多，凡七十余篇，其中某些主要内容，与同样是战国时代的《周礼》两相比较，便足以充分证明《素问》和它是一个思想体系。……看来《周礼》所言者略，《素问》所言者详，毕竟《周礼》不是医书，而《素问》乃专言医者，虽然详略有所不同，而其理论体系则毫无差异处，既肯定《周礼》为战国时书，则《素问》之为战国时书，似无任何疑义矣。……《素问》的第一部分，以《周礼》《仓公传》注明其学术思想，并从其文字结构来看，说明均出于先秦，并不可能迟于扁鹊以后，这一点是基本可以肯定的。

《素问》的第二部分，主要指《天元纪大论》《五运行大论》《六微旨大论》《气交变大论》《五常政大论》《六元正纪大论》《至真要大论》七篇，也就是王冰所说的得先师所藏之卷。……我认为第二部分的内容，至迟亦应该断至东汉以前。

……根据以上内容分析，《灵枢》和《素问》一样，基本是成书于战国时代，只是个别的篇卷，渗入了汉代的东西，因而它也并不是成于某一人之手。

 

[河间金栋]

附10、任应秋的说法(《任应秋论医集》，人民卫生出版社，2008年)

现存《素问》的全部内容，可把它分作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基本的，即除开七篇大论以外的，基本部是可以把它叫做《素问》的前期作品。上述诸家所说《素问》成书于战国，就是指的这部分前期作品而言。内容最多，凡七十余篇，其中某些主要内容，与同样是战国时代的《周礼》两相比较，便足以充分证明《素问》和它是一个思想体系。……看来《周礼》所言者略，《素问》所言者详，毕竟《周礼》不是医书，而《素问》乃专言医者，虽然详略有所不同，而其理论体系则毫无差异处，既肯定《周礼》为战国时书，则《素问》之为战国时书，似无任何疑义矣。……《素问》的第一部分，以《周礼》《仓公传》注明其学术思想，并从其文字结构来看，说明均出于先秦，并不可能迟于扁鹊以后，这一点是基本可以肯定的。

《素问》的第二部分，主要指《天元纪大论》《五运行大论》《六微旨大论》《气交变大论》《五常政大论》《六元正纪大论》《至真要大论》七篇，也就是王冰所说的得先师所藏之卷。……我认为第二部分的内容，至迟亦应该断至东汉以前。

……根据以上内容分析，《灵枢》和《素问》一样，基本是成书于战国时代，只是个别的篇卷，渗入了汉代的东西，因而它也并不是成于某一人之手。

 

[河间金栋]

附11、郭霭春的说法(《黄帝内经素问校注语译》，贵州教育出版社，2010年)

《素问》是《黄帝内经》的一部分……关于它的成书年代，近人任应秋先生说是“战国至东汉一段时间”。我基本上同意他的说法。

 

[河间金栋]

附12、张灿玾的说法(《黄帝内经文献研究》修订版，科学出版社，2014年)

就今存《素问》、《灵枢》的成书年代而言，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就两书混言而大略论之，似可认为取材于先秦及两汉，成编于汉代中后期，补充于汉唐，定型于北宋。当然，就《素问》与《灵枢》分而言之，情况又有所别。……

有关今存《素问》、《灵枢》的成书年代，由于历时久远，几经散佚，多为后世传抄整理及增补，故此一问题，则较为复杂。若简而言之，即如吕复所谓非成于一时一人之手也。若析而论之，就《素问》与《灵枢》之基本内容而论，似可认为取材于先秦，成编于西汉，增补于东汉。若就《素问》运气七篇大论及别行之本病、刺法两篇而言，似可谓续增于汉末至南北朝前期，补遗于唐宋。

 

[河间金栋]

附13、王育林的说法(《中医古籍考据例要》，学苑出版社，2006年)

《黄帝内经》的成书时代，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该书前不见于汉以前书之徵引，后不见于近世出土文献之称述。学者研究这个问题所凭借的资料只有传世文本。而今本《内经》历经传抄，已非旧貌。在学术内容上、文字风格上纷杂多样，颇难寻找一致性的年代特征。前代学者的主张，可略分为四种：

1、黄帝时书。晋皇甫谧《针灸甲乙经•序》、杨玄操《难经集注•序》、宋林亿《针灸甲乙经新校正•序》、郑樵《通志•三皇纪》等主之。

2、先秦时书。宋邵雍《皇极经世书》、程颢《二程全书》、司马光《传家集》、朱熹《文集》、王炎明程敏政《新安文献志》引等主之。

3、两汉时书。明顾从德翻刻宋本《素问》跋、朗瑛《七修类稿》等主之。

4、历先秦而集于汉。元明间戴良《九灵山房集•沧州翁传》引吕复主之。张灿玾《黄帝内经文献研究》第二章。

上述各家，宋以前学者大多对《内经》为黄帝遗书的传说迷信不疑。而宋时即有一些学者认为此说无非依托取重，并言《内经》当为战国时人所作。认为《内经》成于西汉说的依据，是它的语言风格与司马迁、刘向、刘安相近，尤其与刘安之《淮南子》相似。这种看法，建立在同期文献比较的基础上，是比较科学可信的。戴良所引吕复的看法，是依据《礼记》等书编集之例类推，得出《内经》萃编于汉儒的结论。又以《内经》非一时之言，撰述亦非一人之手的说法解释该书内部的矛盾现象。这些研究从方法上给后人许多启发。

现代学者对传本《黄帝内经》的成书年代进行了全面的讨论。比较一致的结论，可以表述为：“就《素问》与《灵枢》之基本内容而论，似可认为取材于先秦，成编于西汉，增补于东汉。若就《素问》运气七篇大论及别行之《本病》、《刺法》两篇而言，似可谓续增于汉末至南北朝前期，补遗于唐宋。”张灿玾《黄帝内经文献研究》第二章。其佐证之可采者分别是：

1)取材于先秦-《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记淳于意得公乘阳庆所授之禁方书有《脉书》、《上下经》、《五色诊》、《揆度》、《阴阳》、《外变》、《药论》、《石神》、《接阴阳》诸书。这些书必为先秦旧籍。理由有二：其一，据《史记》，授书事在高后八年(前195)，阳庆时年七十余，则其生于战国，所受古先道遗传之书当亦古旧；其二，长沙马王堆出土之古医书，有《阴阳十一脉灸经》、《足臂十一脉灸经》，系秦汉以前医学原著。马继兴《马王堆医书考释》。后来江陵张家山出土之书有原题《脉书》者，其十一脉与马王堆《阴阳十一脉灸经》系出同一祖本。检今本《素问》、《灵枢》之引书，多有与阳庆之禁方书名目相同或相近者。 《素问•病能论》：“《上经》者，言气之通天也；《下经》者，言病之变化也；《金匮》者，决死生也；《揆度》者，切度之也；《奇恒》者，言奇病也。”

2)成编于西汉-理由有三：其一，科技发展水平相当。《素问》、《灵枢》关于天文、历法、五行与五脏关系等记述，与西汉其他文献吻合；其二，音韵合于汉代。据本师钱超尘先生《内经语言研究》，《素》《灵》众多有韵之文的用韵，有别于先秦，而合于汉代；其三，或为刘向校书时整理定名。医经之著录，始于刘向。而其书则原已有之，复经刘氏等人校理定名。内中包括《黄帝内经》。

3)补亡于东汉-理由有二：其一，或散亡于王莽末年之兵燹(xian)。《隋书•牛弘传》：“(成帝)昭刘向父子讎(chou)校篇籍，汉之典文于斯为盛。及王莽之末，长安兵起，宫室图书并从焚尽。”医籍或亦难逃此恶。其二，“明”、“行”二字归入古韵耕部。据罗常培、周祖谟《汉魏晋南北朝韵部演变研究》，“明”、“行”二字归入耕部，是东汉音与西汉音很大的不同。钱超尘先生《内经语言研究》所举《素问》中《四气调神大论》、《八正神明论》、《离合真邪论》、《针解》等篇，《灵枢》中《外揣》、《经别》等篇，都有“明”“行”归耕的韵字。此等文字，似为东汉所增补。

4)增补于魏晋或南北朝-理由有三：其一，汉末及晋初又有所亡失。根据有五：一是晋初皇甫谧《针灸甲乙经•序》谓《素》《灵》“亦有所亡失。”二是今本《甲乙经》收《素问》五十八篇，可知撰者所见的传本残缺已多。三是《隋书•牛弘传》：“及孝献迁都，厉民扰乱，图书缣帛皆取为帷囊。所收而西才七十余乘。属西京大乱，一时燔荡。”四是南朝梁全元起《素问训解》、《隋书•经籍志》并云：“梁八卷。”五是唐王冰《素问序》云：“今之奉行，唯八卷耳。”其二，王冰《素问序》云：“第七一卷，师氏藏之。”又云：“时于先生郭子斋堂受得先师张公秘本，文字昭晰，义理环周。……兼旧藏之卷，合八十一篇。”其三，王冰次注本《素问》与林亿新校正所引全元起本篇目及《太素》相校，正多出标为第七卷的运气七篇大论。这部分内容既见于张公秘本，却不见晋以前人及《甲乙经》言及。或当于南北朝时始以此七篇补所亡之卷。

5)补遗于唐宋-《素问》经王冰次注，仍于《六元正纪大论》后存两篇缺文题名，即《刺法论第七十二》、《本病论第七十三》，并注“亡”。至林亿作新校正，已见遗篇流传：“今世有《素问》亡篇及《昭明隐旨论》，以谓此三篇，仍讬名王冰为主，辞理鄙陋，无足取者。”其文当系唐宋之人伪造以足八十一篇之数。

 

[河间金栋]

附14：运气七篇大论的成书年代(赵洪钧《中西医结合二十讲》，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年)

要断定七篇大论成书的上限，第一条证据是中国何时开始用干支纪年。这一点现经多方考定为始自东汉章帝元和二年(公元85年)。七篇大论成书应在这以后。

第二条证据是关于“七曜”的说法。史书中最早记载的是《后汉书•律历志》，其中说：“常山长史刘洪上作《七曜术》。……固(班固)术与《七曜术》同。”这是熹平三年(公元174年)左右的事。

第三条证据是关于“九星”的说法。这应是唐代传入的印度占星术语。

第四条证据是全元起于公元479年左右注《黄帝素问》无“七篇大论”。

第五条证据是杨上善于公元668年左右编《黄帝内经太素》，亦无“七篇大论”，但有前两篇的部分内容。

第六条证据是现《内经》流行注本，王冰序称，从郭子斋处“受得先师张公秘本……兼旧藏之卷，合八十一篇。”宋臣《新校正》谓“窃疑此七篇(指七篇大论)乃《阴阳大论》之文，王氏取以补所亡之卷”。《伤寒论》序中提到《阴阳大论》，我们并不知是什么样子，宋人的这种猜测漏洞太大。

综上述六证可断论，“七篇大论”加入《内经》肯定在唐代。其成书时代不会早于唐中叶。北宋以前的医家博学如孙思邈者亦不谈运气亦是一证。

 

[河间金栋]

金栋按：《素问》王冰序《新校正》云：“详《素问》第七卷，亡已久矣。按：皇甫士安，晋人也，序《甲乙经》云：‘亦有亡失。’《隋书•经籍志》载梁《七录》亦云：‘止存八卷。’全元起，隋人，所注本乃无第七。王冰，唐宝应中人，上至皇甫谧甘露中，已六百余年，而冰自谓得旧藏之卷，今窃疑之。仍观《天元纪大论》、《五运行论》、《六微旨论》、《气交变论》、《五常政论》、《六元正纪论》、《至真要论》七篇，居今《素问》四卷，篇卷浩大，不与《素问》前后篇卷等。又，且所载之事，与《素问》余篇略不相通。窃疑此七篇乃《阴阳大论》之文，王氏取以补所亡之卷，犹《周官》亡《冬官》，以《考功记》补之之类也。又按：汉张仲景《伤寒论》序云：‘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经》、《阴阳大论》’，是《素问》与《阴阳大论》两书甚明，王氏并《阴阳大论》于《素问》中也。要之，《阴阳大论》亦古医经，终非《素问》第七矣。”

《四库全书总目•子部•医家类一》：“宋林亿等校正谓《天元纪大论》以下，卷帙独多，与《素问》余篇绝不相通，疑即张机《伤寒论序》所称《阴阳大论》之文，冰取以补所亡之卷。理或然也。”

 

[河间金栋]

又按：日本•丹波元简《医賸•运气》云：“运气之宗，昉于《素问》，见《褚澄遗书》。褚，南齐人，然则运气之混于《素问》，在于六朝以前乎？《褚书》盖萧渊所依托，得于古冢中云者，乃欲托汲古冢书耳。隋•萧吉作《五行大义》，上自经传，下至阴阳医卜之书，凡言涉五行者，莫不网罗搜辑焉。特至五运六气胜复加临之意，则片言只字，无论及者，其起于隋以后，确乎可知矣。而其说凑合纬、医二书所立，正是一家，未知创于何人？岂所谓玄珠先生者乎！但至王冰，采而掺入《素问》篇内，其说始显。”

 

[河间金栋]

附15：混淆各篇写作时期与成书年代-《黄帝内经》问世时间之争成因(山东中医药大学 张晓霞《中国中医药报》；2014年9月26日)

《黄帝内经》的成书年代，自晋代皇甫谧以来，就一直是一个聚讼不休、见仁见智的学术公案，至今尚未取得统一的认识。总括起来大致有四种说法，除成书于黄帝时代外，还有“战国说”、“汉代说”、“非一时一人说”，但都没有得到公认。究其原因，笔者以为是将《内经》各篇的写作年代与《内经》一书的成书年代混为一谈的缘故。

有人说：写作年代与成书年代是一个十分浅显的问题，自古至今这么多大家学者还能混淆么？

诚然，对今人来说，这不是一个问题，但要明白汉代甚至是六朝以前(也就是雕版印刷术发明之前)，一本书的写作年代和成书年代，却是一个需要花费许多笔墨才能说清楚的大问题。

 

[河间金栋]

《内经》书名或为刘向父子所定

详《黄帝内经》一名，见于《汉书•艺文志》。班固撰写的《艺文志》，乃是根据西汉末年刘歆的《七略》，“今删其要，以备篇籍”(《汉书•艺文志》)，也就是“因《七略》之辞，为《汉书•艺文志》”(《七录序》)，而刘歆的《七略》又是在其父刘向《别录》的基础上，“撮其指要”而成的。换言之，《黄帝内经》的书名最早见于《别录》、《七略》，比此更早的记载至今未见。那么，《黄帝内经》之名，是不是刘向父子所定的呢？

刘向校书时，“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汉书•艺文志》)是说刘向父子除了广备众本、校雠讹误等相对简单的校勘工作外，还进行了条次篇目、厘定部类、叙述源流等“辨彰学术、考镜源流”的学术工作。

此外，后人(孙德谦《刘向校雠学纂微》、蒋元卿《校雠学史》、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等)根据《别录》、《七略》的佚文，发现“定立书名”也是刘向父子校书时的一项重要任务。证之历史，也确乎如此。

汉代以前的书籍，大都既无篇名，也无书名。余嘉锡先生曾说：“古人著书，既不题撰人，又不自署书名。后之传录其书者，知其出于某家之学，则题为某氏某子，或某姓名。”(《古书通例•叙刘向之校雠编次》)“古书书名，本非作者所自题。后人既为之编次成书，知其为某家之学，则题其氏若名以为识别；无名氏者，乃约书中之意义以为之名。所传之本多寡不一，编次者亦不一，则其书名不能尽同。刘向校书之时，乃斟酌义例以题其书。”(《古书通例•汉志著录之书名异同及别本单行》)

余嘉锡在《四库提要辨证》中更明确指出：“刘向于《素问》之外，复得黄帝医经若干篇，于是别其纯驳，以其纯者，合《素问》编之，为《内经》十八卷。其余则为《外经》三十七卷，以存一家之言。”

既然“《内经》，刘向编《七略》时已有之”(杭世骏《质疑》)，且其书名很可能出自刘向父子之手订，那么，刘向校书具体在什么时间呢？
根据《汉书•成帝纪》记载，河平三年八月“光禄大夫刘向校中秘书，谒者陈农使，使求遗书于天下”。这就是《汉书•艺文志》所说的：“至成帝时，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侍医李柱国校方技……会向卒，哀帝复使向子侍中奉车都尉歆卒父业。歆于是总群书而奏其《七略》。”

很显然，校书开始于河平三年(前26年)，当时刘向五十来岁，他“年七十二卒”，死的时候这项工作已经进行了20多年(应劭《风俗通义》：“刘向为孝成皇帝典校书籍二十余年”)，尚未完成，由儿子刘歆“卒父前业”(《汉书•楚元王传》)，这已是哀帝时候的事了。

哀帝刘欣在位时间很短：公元前6年~公元前2年。以刘欣驾崩之年算，刘向父子校书时间在公元前26年~公元前2年之间。

 

[河间金栋]

名篇语言分属不同时代

又有人说：刘向有可能是根据“中”(国家藏书，包括天府、石渠阁、天禄阁、兰台、石室、延阁乃至太常、太史等处的藏书)、“外”(某些官员和民间的私人藏书)图书中已有的《黄帝内经》一书为底本进行校勘的，《内经》成书年代或在刘向校书之前。

这确实是一个暂时无法彻底解决的问题。如果《别录》、《七略》没有亡佚的话，相信刘向父子在“书录”中会有明确交代的。

不过，从现存七八篇刘向所写的“书录”(《战国策书录》、《晏子书录》、《孙卿子书录》、《管子书录》、《列子书录》、《韩非子书录》、《邓析子书录》等)来看，在当时书写条件比较困难的情况下，书籍大多是单篇流传的，很少有如后世完整的某一部书存在。

简言之，刘向校书时，世上存有若干散乱的以黄帝与诸臣子问答为形式的医学篇章，这些篇章都是单篇别行，是由刘向、李柱国搜集、清理、删重、分类、校勘之后，编订为《黄帝内经》一书。因此，将《内经》成书年代的下限定为公元前26年~公元前2年之间，当非孟浪之举，亦非无稽之谈。

明确了《内经》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一部完整书籍的下限，那么影响甚巨的“非一时之言”、“亦非一人之手”之说，说的则是《内经》各篇的写作年代，而非其成书年代。

姚际恒曾云：“其中言黔首，又《藏气法时》曰夜半、曰平旦、曰日出、曰日中、曰日昳、曰下晡，不言十二支，当是秦人作。又有言岁甲子、言寅时，则又汉后人所作。故其中所言有古近之分，未可一概论也。”(《古今伪书考》)简单而直接地说，《内经》中的篇章，有的写于先秦，有的作于秦汉之际，有的出于西汉人之手。

不仅如此，有的篇目，“虽不实出黄、岐之世，要亦去先王未远时人祖述黄、岐遗意而作”(周木《素问纠略序》)，“其言虽不尽出于黄帝、岐伯，其旨亦必有所从受”(明•程敏政《新安文献集•运气说》引宋代王炎语)，“其文不必尽古，而其法则出于古也”(黄省曾《五岳山人集•内经注辨序》)。

具体地说，因为古代书籍经历了由口传心授到文字记录的演变过程，《内经》中有的篇章可能源于自黄帝时代起就世世代代口耳相传的内容，只是形成文字的时间是在战国或以后：“至于战国之时，方术之士，遂笔之书，以相传授，如列子之所引，与夫《素问》、《握奇》之属，盖必有粗得其遗言之仿佛者，如许行所道神农之言耳。”(朱熹《古史余论》)“和、扁诸神医，必有传于岐黄真谛，而后能彰起死回生之术。则岐黄之微言，宜有一二存乎后世者，而后人附会之，以成是书。”(祝文彦《庆符堂集》)

正如首倡“非一时一人说”的吕复所云：“大略如《礼记》之萃于汉儒，而与孔子、子思之言并传也。”(《九灵山房集•沧州翁传》)也就是说，《内经》虽非黄帝之所作，但保留有黄帝时代的微言大义，这也是本文将《内经》的成书年代与各篇的写作年代区分开来的意义之所在。

 

[河间金栋]

今本《内经》写作延及唐宋

当然，今本《内经》一书在流传过程中，几经散佚和整理，已非刘向定本之原貌。元代刘骃曾云：“夫《内经》十八卷，《素问》外九卷不经见，且勿论。姑以《素问》言，则程、邵两夫子皆以为战国出矣。然自《甲乙》以来，则又非战国之旧矣。自朱墨以来，则又非《甲乙》之旧矣。而今之所传，则又非朱墨之旧矣。”(《内经类编序》)简单地说，“汉献迁徙，晋怀奔迸，文籍焚糜，千不遗一”(《神农本草经集注•序》)，特别是“王莽之末，长安兵起，宫室图书，并从焚烬”(《隋书•牛弘传》)，刘向父子雠校之《内经》，也难逃厄运。

所以在《素问•灵兰秘典论》有“中正”和“州都”这样的曹魏以后才有的官名，说明此篇可能是东汉之人的补亡之作。特别是《素问》第七卷晋代已亡，王冰注释《素问》时，“于先生郭子斋堂，受得先师张公秘本”而补入，也就是通常所谓的“运气七篇大论”。而《刺法论》、《本病论》两个“遗篇”，则是王冰以后人所讬而作。但不论如何，均改变不了今本《内经》主体成编时间在公元前26年~公元前2年之间的历史事实。

至于自古至今的学者，从文字音韵、天文历法、避讳、五脏配五行等各个方面进行的所谓《内经》成书年代的研究，实际上说的都是《内经》各篇的写作年代，而今本《内经》的写作年代，则是经历了岐黄时代发其端，一直延伸到王冰之后的唐宋人的漫长历程。

 

[河间金栋]

又按：现代有学者考证认为，《汉志•黄帝内经》不是今本《黄帝内经》，其成书年代当在东汉时期。

 

[河间金栋]

附16：《灵枢》、《素问》并非《黄帝内经》
--兼论《灵枢》、《素问》成书于东汉(《中华医史杂志》，1991年第21卷第3期P145-149)

陕西省中医药研 究 院 田树仁
西安市雁塔区肿瘤医院 王建中

摘要 本文认为刘向的五脏应五行观是“心属土”说，而《灵枢》、《素问》的五脏应五行观是“心属火”说，二者理论体系不同，又据刘向校书的特点与《灵枢》、《素问》存在的问题加以比较，认为《灵枢》、《素问》并非《黄帝内经》。本文认为东汉初始有“心属火”说，故如《灵枢》、《素问》那样的“心属火”说，医籍只能出现于东汉。最后分析了皇甫谧误将《灵枢》、《素问》当作《黄帝内经》的原因。

 

[河间金栋]

最早将《内经》与《灵枢》、《素问》联系在一起的是晋•皇甫谧。他在《甲乙经序》里说：“按《七略》、《艺文志》：《黄帝内经》十八卷。今有《针经》九卷，《素问》九卷，二九十八卷，即《内经》也。”①唐•王冰在《黄帝内经素问注序》中重申了皇甫谧的观点。今天，这种说法已成正统。

① 《九卷》、《针经》或谓是《灵枢》的别名，或谓编次不同。为了便于讨论，我们且将三者看作是一体的。

对皇甫谧的说法，早有人提出异议。清•姚际恒说：“以《素问》九卷、《灵枢》九卷，当《黄帝内经》十八卷，实附会也”(《古今伪书考•黄帝素问》)。近些年，地下医学文献的不断出土，研究方法日益开扩缜密，人们越来越怀疑皇甫谧说法的可信性，一些学者对此已作了出色的研究。笔者经一番考证，认为《灵枢》、《素问》成书于东汉，当然不是《黄帝内经》。

 

[河间金栋]

《内经》即《灵枢》、《素问》说质疑

一、皇甫谧的依据是《七略》、《汉书•艺文志》有《黄帝内经》十八卷，合《针经》九卷、《素问》九卷，此外，再没有举出其他依据来。为了探讨这个问题，可先从刘向《叙录》说起。西汉晚期，国家经过长期努力，收藏了大量图书典籍，既多且乱。汉成帝河平三年(公元前26年)诏令刘向领导校定国家藏书。“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旨意，录而奏之”(《汉书•艺文志》)。所“录”的内容是指附在每一书前的《叙录》。

刘向《叙录》包括有三部分：⑴新定本的篇目编次；⑵记述该书的校正过程，参加人姓名，所据校本来源，文句差谬和“除重复”的结果(“除重复”三字如古本，笔者注)；⑶摄述全书旨趣，包括著者事迹、时代背景、辨书真伪等。刘向搞这项工作约20年。向卒，子刘歆将每书前的《叙录》依六略之分而成专集，这就是《别录》(或云《别录》乃刘向所集)。这是我国第一部“提要”“解题”性的目录学专集。原书约亡佚于晚唐至五代之乱，今有清人多种辑本。从辑本上看，它内容丰富，体例严禁，对每部书的内容实质都有一定揭示，故东汉大学者王充赞说：“六略之录，万三千篇(卷)，虽不尽见，指趣可知”(《论衡•案书》)。刘歆又将《别录》删节成《七略》。班固《汉书•艺文志》就是根据《七略》“今删其要”而成的。我们这里要强调的是《别录》与《七略》、《艺文志》是性质不同的两类目录著作。《别录》正如前面介绍的，对所录之书的内容实质均有一定的揭示，而《七略》、《艺文志》则属“简目”式的目录书，它们对所录书的内容很少揭示。皇甫谧仅以“简目”所载的卷数来判断《灵枢》、《素问》即是《黄帝内经》是缺乏说服力的，何况“卷”在古代不是一个固定量的单位，伸缩性很大。

二、《黄帝内经》是在刘向总领导之下校定的。“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旨意，录而奏之”。很清楚，刘向对每部书都负有责任，刘向的五脏应五行观无疑将直接影响到《黄帝内经》的校正。

据《汉书•楚元王传》附刘向传云：刘向迁光禄大夫，诏领校中五经秘书二十余年。向乃集合《洪范五行传论》奏之云云。刘向《洪范五行传》虽佚，但许多内容保存在《汉书•五行志》里，从而尚可见其梗概。《洪范五行传》是依秦末博士伏生《尚书大传•五行》(或称为《尚书五行传》)推衍阴阳灾异的。《尚书大传》今虽残缺，但《尚书•五行传》这部分却较完好。很清楚，伏生《尚书五行传》是不折不扣的“心属土”说。依据《尚书五行传》并结合《汉书•五行志》，可知刘向的五脏应五行观是“心属土”说。另据《南齐书•五行志》引《洪范五行传•思心传》佚文云：“心者，土之象也”也证明了这一点。刘向的五脏应五行观是“心属土”说，这点也与西汉的文化背景相一致。继刘向父子之后，扬雄在新莽时代负责过国家图书的校定工作，扬雄也主张“心属土”说(见《太玄经•玄数》)。王莽定国运为“土德”。假设《黄帝内经》是“心属火”说，王莽、扬雄出于政治上的需要，可修正为“心属土”说。《灵枢》、《素问》除了个别篇章外，有一条“心属火”的主线贯穿始终，这种现象只能出现在东汉建武二年以后[1] 。

三、张仲景自称“勤求古训”，《素问》、《九卷》之名最早见于他的《伤寒杂病论序》，何以汉世未终、他比皇甫谧更要“去古未远”、却已数典忘祖，竟然不知《素问》、《九卷》实即《黄帝内经》，而不嫌繁琐地分而列述呢？

四、梁•阮孝绪云：“昔刘向校书，辄为一录，论其指归，辨其论谬……谓之《别录》，即今之《别录》是也”(《七录序》)。显然，阮氏是见过《别录》的。作为目录学大家，设《别录》确揭示《素问》、《针经》即《黄帝内经》一书，那么阮氏著《七录》时，为什么仍不合二者为《黄帝内经》一书，却任其继续割裂呢？①《别录》晚唐后始佚，唐臣长孙无忌等在《隋书•经籍志》有著录。他们是见过这本书的。为什么他们修《经籍志》时仍不合《素问》、《针经》为一书呢？只能说明从《别录》上看，皇甫谧的说法是没有依据，他们是不认同的。

①阮孝绪《七录》已佚，《隋书•经籍志》附有“梁有”字样者，基本上录自《七录》，尤以梁以前之书更是如此。

 

[河间金栋]

五、刘向等校书时，对每部书都作了编排目次的工作，否则无法向皇帝“条其篇目，撮其旨意，录而奏之”。今存《叙录》8篇佚文能证明他们是这样做的，然而，皇甫谧却说《素问》、《针经》“又不排编次”(《甲乙经序》)。在这一点上，经刘向等所校正过的《黄帝内经》无疑与此二书不同。

六、今存《别录》8篇佚文里，每篇都无例外地记述了刘向等校书时，对该书已作过“除重复”工作，且甚严格，故经刘向等校定的书籍，很少会有重复现象。然而，皇甫谧却说《素问》、《针经》、《明堂孔穴针灸治要》是“三部同归，文多重复，错互非一”(《甲乙经序》。姑且不谈《明堂孔穴针灸治要》，看来《素问》、《针经》二书重复错互的现象也相当严重，经刘向、李柱国等校定，并作“除重复”工作的《黄帝内经》决不是这个面目。

七、今本《灵枢》、《素问》俱是“八十一篇”(含王冰补入《素问》的“七大论”)，皇甫谧所见的《素问》、《针经》，据他说“又不编次”，可能不是这个面目。总之，“八十一”篇肯定不是《黄帝内经》的篇数。九为老阳之数，术数家认为“九九八十一”是一个完整而又完美的神秘数字，王冰也是据此补入“七大论”的。但是刘向校书，是依校定本的具体内容而定篇目，决不拘泥于“九九八十一”这个神秘数字。检索《汉书•艺文志》中，凡注明篇数者，无一例是“八十一”篇，可证今本《素问》、《灵枢》均非刘向等所校定。

八、过去人们总认为《素问》、《灵枢》是先秦的著作，近些年来，由于长沙马王堆和湖北江陵张家山西汉墓先后出土了《灵枢•经脉篇》的祖本-《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脉书》(后二者内容基本相同)[2，3]。我们如果将《足臂十一脉灸经》、《脉书》等与《灵枢•经脉篇》所描述的经脉循行加以比较，明显可以看出前者简略、含糊，显示其解剖知识的贫乏；反之，《灵枢•经脉篇》对于相应的经脉循行描述的详细、具体，其解剖知识明显高于前者，说明它是在人体解剖方面有重大进步后的产物。但考自西汉初年至刘向校书时，未闻解剖学有什么进展。有之，则发生在王莽天凤时“翟义党王孙庆捕得，莽使太医、尚方与巧屠共刳(ku)之，量度五脏，以竹筵(yan)导其脉、知所终始，云可以治病”(《汉书•王莽传》)，但这件事已发生在《内经》成书之后了。

从以上几点考察，《素问》、《灵枢》并非《黄帝内经》，皇甫氏的说法经不起推敲。

 

[河间金栋]

论《灵枢》、《素问》成书于东汉

《素问》、《九卷》之名始见于《伤寒杂病论序》，说明东汉末年二书无疑已出现，但不见于《汉书•艺文志》，说明西汉末年尚未出现，二书当成于东汉。

最重要的是“心属火”这种五行应五脏的格局只有在东汉才出现。从传世可靠的文献看，与《素问》、《灵枢》五脏配五行体系相同，时间最早者莫如《白虎通•性情》。该书在谈及这些问题时明引或暗引的《乐动声仪》、《元命苞》等俱为纬书①。这些书的出现均在刘向校书之后，以王莽、光武时为盛，下面略作介绍。

①暗引是《白虎通•性情》谈及五行、五色、五脏关系时未注明出处的句子，一些系引自纬书《元命苞》。参阅隋•萧吉《五行大义•第四论配脏腑》引《元命苞》文。

刘向父子虽首倡“汉为尧后，当为火德”，但据《汉书•郊祀志》颜师古注引三国魏人邓展云：“向父子虽有此议，时不施行，至光武二年，乃用火德，色尚赤”，可知刘向父子的倡议当时并未实行。正如前所述，刘向的五脏应五行观亦仍守“心属土”说。汉光武帝以《赤伏符》受命，践祚后，于建武二年(公元26年)，“始正火德，色尚赤”，宣布于天下(《后汉书•光武帝纪》)，光武帝平生酷嗜谶纬，讲谶纬者可以做大官。利禄所在，朝野风从，尹敏怀疑谶纬，终生宦途沉滞；郑兴不信谶纬，遭光武帝呵叱；桓谭因不读谶纬，几乎被光武帝杀头(《后汉书•尹敏、郑兴、桓谭传》)，他们俱为一时之人望，尚且如此，何况等而下之者。光武帝诏薛汉(此人乃谶纬专家)、尹敏等校定谶纬，删去为王莽政权服务的部分，修订后的谶纬当然是以“汉为火德”为纲的。中元6年(公元54年)光武帝“宣布图谶于天下”(《后汉书•光武帝纪》)。现在提到谶纬，人们认为荒诞不稽，但在以神学为主体的东汉政治生活中，谶纬是“国宪”，是国家典章制度的依据，功令必读之书，地位甚至在经书之上。“心属火”的五行配五脏首先由谶纬提出的(或谶纬吸收了身为帝师的《尚书》欧阳家桓荣等的观点)。医学在汉代被视为“小道”，地位甚低。像《灵枢》、《素问》那样的“心属火”只能是以“汉为火德”为纲的产物，是“小道”服从“圣道”的产物。

刘向、刘歆、扬雄等都是西汉末年和王莽时代的思想界代表人物，且都先后主持过图书校定工作。从他们主张的“心属土”到谶纬的宣布和《白虎通》的撰成，其间仅数十年时间，何以骤变成“心属火”说了呢？究其原因，心为君主之官，是五脏六腑之大主，在既重生命活动现象而生命科学又不发达的古代，“心属土”对东汉政治的合法化是有潜在威胁的，与“汉为火德”说不协调。东汉统治者一直对火生土、土运将代火运受天命是很敏感的。东汉后期，国势日颓，有的臣子曾上书说：陈、田、项、虞、徐等几姓，因是黄帝(土德)的后代，不可令居太尉、太傅等掌有兵权之高位，以防“土代火”之嫌(《后汉书•李云传》)。东汉末期“土代火”类歌谣甚多。曹丕就利用曹操出于黄帝之后，为其篡汉而找合法借口(见《三国•魏武帝纪》裴注、《魏文帝纪》)。于此可窥统治者之一斑。

在短短的几十年内，“心属土”说如果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政权有组织地进行改造，是很难以迅速一边倒地变为“心属火”说的。这也就说明，从西汉末年以前的文献中，我们可以举出多部“心属土”说的书籍，而从东汉文献中，除个别外，所见者已多为“心属火”说了。在“国宪”的支配下，“心属火”类医籍必然应运而生，日益流行；“心属土”类医学著作就难以为继了。

 

[河间金栋]

西汉末年，刘向等校定了包括《黄帝内经》在内的大批图书，但到王莽末年，由于战乱，“典籍殆尽”。据史载：刘秀开国初，欲复兴“汉官威仪”，想找部西汉典章制度类的书籍以资参考已经很困难，可见“典籍殆尽”之一斑。

东汉初年，由于社会相对安定，经济、文化发展迅速。经几十年的努力，到章帝时，国家藏书已三倍于光武帝时，其中很多是新著-包括对旧作的辑录改变。

东汉初，书籍已作为商品进入流通领域。如大学者王充常游洛阳书肆。由于社会需求的刺激，加上造纸术的出现，使书籍不断推陈出新。医学不比儒家的“圣经贤传”，最易自生自灭。元•马端临云：“若医药、卜筮、种树之书，当时(暗指秦朝)虽未尝废锢，而并无一卷流传至今。以见圣经贤传终古不朽，而小道异端，虽存必亡”(《文献通考•经籍考》)。马氏之言反映了被统治者视为小道的医籍，在封建社会自生自灭很严重。

东汉时，托古作伪之风甚炽。著名学者桓谭云：“今诸巧慧小才伎数之人，增益图书，矫称谶记”(《后汉书•桓谭传》)。这里虽指的是谶纬，世风如此，其他书籍何尝不是这样？陈元上书光武帝云：“陛下拨乱反正，文武并用，且深慜经艺谬杂，真伪错乱”(《后汉书•陈元传》)。可见当时书籍真伪错乱非常严重。其后愈演愈烈，甚至有人以重金贿赂涂改秘府漆书，以合私说。在这种风气下，摹拟黄帝君臣问难，重新汇编改造出几部医书，欲神其术，是不足为奇的。

以上几点大致可以解释张仲景虽是“勤求古训，博采众方”之人，可是《伤寒杂病论序》所列之书无一部见于《汉书•艺文志》，而《汉书•艺文志》所列之书，无一部为张仲景所道及的历史缘故了。

过去，许多学者以《素问》、《灵枢》内有的部分语言古朴，多通假；有的合于上古音韵；有的符合先秦世风，就断其为先秦著作。有人因其语言风格、学说歧异很大，认为二书非成于一人一时之手。自从长沙马王堆和江陵张家山先后出土了《灵枢•经脉篇》的祖本-《脉书》等以后才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们如将《脉书》等与《灵枢•经脉篇》相比较，发现二者许(多)词句、甚至大段落的句子都能对应上，但又可以看出二者歧异之处甚多，医学水平后者明显高于前者。这充分说明《灵枢》、《素问》是在东汉官方哲学的指导下，辑录了古代不同时期的医学文献(可能包括《内经》的遗篇佚文)，又吸取了当时的医学成就(包括解剖学)整理成书，故其中又有语言古朴、合于上古音韵、带有先秦习俗的成分，又有明显的东汉时代烙印-尤其是“心属火”说。

 

[河间金栋]

余论

1、《灵枢》、《素问》根本不是《内经》的两个组成部分，而是各自独立的两部书。正因为两书语言风格有差异，有人以《素问》为参照物，几疑《灵枢》为后世伪作。《脉书》等先后出土后，证明它不是伪书，而是自有其渊源的古医书。

2、《灵枢》、《素问》虽然内容时间跨度很大，只能反映其素材来自多方面，但作为每部书来说，必然有其主体部分的编纂时间。二书无疑各自成于一时甚或一人之手。

3、这两部书材料丰富，气魄恢宏，似出自能接近国家藏书府库的官方医家之手，至少是经他们修订的。

4、托名黄帝著书“始能入说”，此风虽兴于先秦，但流风余韵经久不息，只要将《隋书•经籍志》医籍部分加以考察，许多冠以“黄帝”的医籍不见录于《汉书•艺文志》，就可知自刘向以后，托名黄帝著书并没有绝止，人们见到黄帝君臣问难时，就不应只联想到《黄帝内经》了。

5、皇甫谧是魏晋名士，著名文学家，著述甚丰，对中医针灸学的贡献是不朽的。但谈到治史，他的史见实在令人不敢恭维。颜师古注《汉书》，对皇甫谧诸说訾诋最力。唐代杰出的史学评论家刘知几，批评一些学者不该把无根据的神话和荒诞的图谶与史实相混淆时，就以皇甫谧及其《帝王世纪》为典型。

《史通•采撰》云：“其失之者，则有苟出异端，虚益新事……玄晏(皇甫谧号)《帝王纪》，多采六经图谶，引书之误，实萌于此矣”[4]。引书之误，实非始自皇甫谧，但他治学不严谨，鉴识史料法眼低，好附会，却是事实。他的《帝王世纪》除保存已佚的古文献外，实在不能当作信实。《难经》一书，《四库》馆臣谓成于东汉，这是正确的，但《帝王世纪》却谓成书于黄帝时代。我想，今天大概很少有人相信这种说法。王粲卒时，谧已出生，可谓相去不远，但其记述王粲之死，实在离奇难信，今人曾时新已驳其谬[5]。以上仅顺手拈来几例，以见其治学不严谨，好附会之一斑。

皇甫谧在依据缺乏的情况下，仅依卷数之合便谓《针经》、《素问》即《黄帝内经》，与其治学不严谨，法眼低，好附会有关。在这一点上，张仲景比他慎重得多，不愧是“勤求古训”之大家。

本文蒙湖北省荆州地区博物馆彭浩先生帮助，谨此致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