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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中医学的核心医理？
- 主题发起人 揭秘中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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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1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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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赵洪钧符合大陆第一代学人的标准(原无标题，据本节最后内容评语而加)
大陆医史的“内史”研究，降及赵洪钧出版《<内经>时代》(指1986年赵洪钧自费印制的《<内经>时代》，以下简称《时代》，后同)已渐成熟。1980~1990这10年间，据统计治《内经》训诂有成就的专著11部，论文400余篇，数量超过了之前30年的总和。(张长城、范振城.八十年代《内经》训诂述略.医古文知识，1995，(3)：44~47。另参见郭霭春主编.黄帝内经词典.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1991：1204~1293)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客观的学术氛围，提供他有进一步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恰恰相反，赵洪钧写作《时代》，似乎怀有抑郁之气(见“告读者”，《时代》216页)，以至在建构《内经》史之流变时，对大陆医史界针砭，微言大义，历历可见。虽然《时代》一书篇幅不大，但赵洪钧全史在胸，小景之中，形神俱足。他在个人极为困难的条件(自力出版《时代》)之下，写出了至今令人反复咀嚼的作品。
赵洪钧是大陆第三代医史工作者。如果以出版第一部中国医学通史的陈邦贤(1919)为第一代人，与他同时的医史工作者有余云岫、范兴准、王吉民、李涛、伍连德、宋大仁、吴云瑞、叶劲秋、耿鉴庭、伊博恩、谢谢诵穆、丁济民等。第二代的医史工作者有程之范、李经纬、蔡景峰、马堪温、甄志亚、张慰丰、龚纯、姒元翼、陆肇基、熊同检等。他们是20世纪60年代以降医史发展的主力。这群主力目前仍是大陆医史的领导阶层。第二代人中，有一批西医学习中医人员被迫改行从事医学史研究。20世纪50年代，可以说是大陆中医的“黄金年代”。当局提倡中医，针对社会上和医界“中医不科学”的成见，1955年12月中国中医研究院开办全国第一届西医学习中医研究班。这批人员，便利用其西医知识弘扬中医的历史成就。这种以发扬中医“发展”与“成就”为重点的研究方向，成为大陆医史研究基调。
赵洪钧1978年考取北京中医研究院第一届硕士研究生，是为第三代人。“文革”之后(1976年后)，大陆医史研究的倾向局限于医药学术，其内史研究不断深入。相对于第一代人范行准、余云岫辈兼通内外史，无疑格局较小。而《时代》强调用“史家眼光读《内经》”(《时代》26页)，并说：
医史界和社会科学史界联系松散，一般史学家极少研究医史，医史家也不大接触社会科学史。通俗些说是两家分工太清。更有甚者，医史界和其他科技史界也分得太清。结果是互相了解、渗透都不太多。这种情况对医学史尤其不利。(《时代》14页)
当然，赵洪钧有一些工作假设：他认为，重建《内经》史，“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哲学和政治思想，必然在医学著作中留下印迹。一般情况下是社会思想影响医界，而不是相反。”“医学往往落后其他科学一步”，“把《内经》放到产生它的那个时代去研究《内经》，看那时的有关学科为医学提供了什么条件。这主要是为了研究《内经》，反过来也可以供研究那个时代参考。”
再者，“文革”之后的医史发展的另一个特色是体制化。1980年，《医史杂志》复刊。1982年，“医史文献研究室”正式成所，李经纬为首任所长。透过医史人才的培养，刊物指引研究取向。大陆以内史为主，以叙述中医史“发现”“成就”的格局更形稳固。第一代医史工作者如余云岫是一面批评旧医，诋斥“阴阳、五行、六气、十二经，绝对无发展之希望”，一面从事医史研究。他在《我国医学革命的破坏与建设》中说：“吾意中国医学，若有可建设之道二焉。一则历史上之陈迹也，二则国产药物之功用也。”不过，时过境迁，赵洪钧的时代，医史只能“建设”，不许“破坏”。余云岫说旧医学“不能迅速扫荡，推其缘故，有两大原因：其一为皮相问题；其二为饭碗问题。而最无价值者，门户之争，意气之诉讼也。”这句话换成赵洪钧之口，大概只能被视为不经之论。
以《内经》研究为例，赵洪钧指出当时的几个流派的讲法。
对怎样才算读懂了《内经》，就有几种分岐的看法。有人说，通读几遍《内经》白文，就算懂了。有人则认为，必须多看几家注解或最好自己再做一次集注。有人以为，能从头至尾把《内经》讲“通”，水平才算可以。还有人则以能否细讲“七篇大论”为试金石。近年来的风尚，又把“控制论”、“系统论”、“信息论”、“时间生物学”等新学说拿来围绕《内经》大做文章，以为这样才能领会《内经》的真谛。我曾经按照上述各种主张学过《内经》，觉得没有一种令人满意。最后，只好走自己的路。……我感到，就《内经》读《内经》，就中医读《内经》或就医学读《内经》是读不懂《内经》的。即或在带点儿现在哲学和现代科学头脑，也不能左右逢源，了无障碍。
如上所述：(1)以经解经；(2)以医解经；(3)以现代各式各样的理论汇通经典，皆有其局限。赵洪钧以史释经，“走自己的路”。
评者认为：赵洪钧符合大陆第一代学人的标准。他的文体与思路的出现，预告了中国医史的想象力与创造力就要复活。
大陆医史的“内史”研究，降及赵洪钧出版《<内经>时代》(指1986年赵洪钧自费印制的《<内经>时代》，以下简称《时代》，后同)已渐成熟。1980~1990这10年间，据统计治《内经》训诂有成就的专著11部，论文400余篇，数量超过了之前30年的总和。(张长城、范振城.八十年代《内经》训诂述略.医古文知识，1995，(3)：44~47。另参见郭霭春主编.黄帝内经词典.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1991：1204~1293)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客观的学术氛围，提供他有进一步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恰恰相反，赵洪钧写作《时代》，似乎怀有抑郁之气(见“告读者”，《时代》216页)，以至在建构《内经》史之流变时，对大陆医史界针砭，微言大义，历历可见。虽然《时代》一书篇幅不大，但赵洪钧全史在胸，小景之中，形神俱足。他在个人极为困难的条件(自力出版《时代》)之下，写出了至今令人反复咀嚼的作品。
赵洪钧是大陆第三代医史工作者。如果以出版第一部中国医学通史的陈邦贤(1919)为第一代人，与他同时的医史工作者有余云岫、范兴准、王吉民、李涛、伍连德、宋大仁、吴云瑞、叶劲秋、耿鉴庭、伊博恩、谢谢诵穆、丁济民等。第二代的医史工作者有程之范、李经纬、蔡景峰、马堪温、甄志亚、张慰丰、龚纯、姒元翼、陆肇基、熊同检等。他们是20世纪60年代以降医史发展的主力。这群主力目前仍是大陆医史的领导阶层。第二代人中，有一批西医学习中医人员被迫改行从事医学史研究。20世纪50年代，可以说是大陆中医的“黄金年代”。当局提倡中医，针对社会上和医界“中医不科学”的成见，1955年12月中国中医研究院开办全国第一届西医学习中医研究班。这批人员，便利用其西医知识弘扬中医的历史成就。这种以发扬中医“发展”与“成就”为重点的研究方向，成为大陆医史研究基调。
赵洪钧1978年考取北京中医研究院第一届硕士研究生，是为第三代人。“文革”之后(1976年后)，大陆医史研究的倾向局限于医药学术，其内史研究不断深入。相对于第一代人范行准、余云岫辈兼通内外史，无疑格局较小。而《时代》强调用“史家眼光读《内经》”(《时代》26页)，并说：
医史界和社会科学史界联系松散，一般史学家极少研究医史，医史家也不大接触社会科学史。通俗些说是两家分工太清。更有甚者，医史界和其他科技史界也分得太清。结果是互相了解、渗透都不太多。这种情况对医学史尤其不利。(《时代》14页)
当然，赵洪钧有一些工作假设：他认为，重建《内经》史，“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哲学和政治思想，必然在医学著作中留下印迹。一般情况下是社会思想影响医界，而不是相反。”“医学往往落后其他科学一步”，“把《内经》放到产生它的那个时代去研究《内经》，看那时的有关学科为医学提供了什么条件。这主要是为了研究《内经》，反过来也可以供研究那个时代参考。”
再者，“文革”之后的医史发展的另一个特色是体制化。1980年，《医史杂志》复刊。1982年，“医史文献研究室”正式成所，李经纬为首任所长。透过医史人才的培养，刊物指引研究取向。大陆以内史为主，以叙述中医史“发现”“成就”的格局更形稳固。第一代医史工作者如余云岫是一面批评旧医，诋斥“阴阳、五行、六气、十二经，绝对无发展之希望”，一面从事医史研究。他在《我国医学革命的破坏与建设》中说：“吾意中国医学，若有可建设之道二焉。一则历史上之陈迹也，二则国产药物之功用也。”不过，时过境迁，赵洪钧的时代，医史只能“建设”，不许“破坏”。余云岫说旧医学“不能迅速扫荡，推其缘故，有两大原因：其一为皮相问题；其二为饭碗问题。而最无价值者，门户之争，意气之诉讼也。”这句话换成赵洪钧之口，大概只能被视为不经之论。
以《内经》研究为例，赵洪钧指出当时的几个流派的讲法。
对怎样才算读懂了《内经》，就有几种分岐的看法。有人说，通读几遍《内经》白文，就算懂了。有人则认为，必须多看几家注解或最好自己再做一次集注。有人以为，能从头至尾把《内经》讲“通”，水平才算可以。还有人则以能否细讲“七篇大论”为试金石。近年来的风尚，又把“控制论”、“系统论”、“信息论”、“时间生物学”等新学说拿来围绕《内经》大做文章，以为这样才能领会《内经》的真谛。我曾经按照上述各种主张学过《内经》，觉得没有一种令人满意。最后，只好走自己的路。……我感到，就《内经》读《内经》，就中医读《内经》或就医学读《内经》是读不懂《内经》的。即或在带点儿现在哲学和现代科学头脑，也不能左右逢源，了无障碍。
如上所述：(1)以经解经；(2)以医解经；(3)以现代各式各样的理论汇通经典，皆有其局限。赵洪钧以史释经，“走自己的路”。
评者认为：赵洪钧符合大陆第一代学人的标准。他的文体与思路的出现，预告了中国医史的想象力与创造力就要复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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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术数之学：解读内经的一把钥匙
《时代》共十六节，但全书环绕的主题只有一条，即通过阴阳五行术数之学通释《内经》，并把《内经》放回产生阴阳五行的时代去，将和它有关的政治思想背景，及各种同时代的学术进行比较研究。(《时代》1、42页)
以下，先胪列《时代》全书各节的题目。
第一节 我为什么和怎样写《<内经>时代》？
第二节 黄帝及其臣子和八十一篇
第三节 《内经》讲些什么？
第四节 《内经》和《内经》时代阴阳五行说
第五节 儒家思想和《内经》
第六节 《内经》和古代天文学
第七节 运气学说-《内经》体系的终结
第八节 《内经》与《周易》
第九节 道家、道教和《内经》
第十节 《内经》与卜筮、巫祝、风角、星占
第十一节 扁鹊、仓公、华佗与《内经》
第十二节 出土医书与《内经》
第十三节 《内经》与古代音乐
第十四节 《内经》与其他古代学术琐谈
第十五节 《内经》自相矛盾举隅
第十六节 《内经》语言管窥
第五、九节，是讨论《内经》与儒、道这两大学术流派的关系。一般论医者往往重道轻儒，但赵洪钧却建议：“《内经》专家或古医史专家，最好念念汉儒的经说”。(《时代》70页)其次，第四、五、六、七、八、十、十三节则涉及阴阳五行等术数的形成史。讨论《素问》、《灵枢》各篇成书的古近不同。再者，第十一、十二节，将《内经》与新旧的医史文献比对，梳理《内经》时代医学的多样面貌。
赵洪钧认为；“要是学《内经》为了做医生，现在的《中医学基础》教材已经很好。它用现代语言比较系统、精炼地叙述了《内经》的主要内容，在大部分概念和论述上都比《内经》更全面、系统、准确。它避免了大量重复，统一了《内经》中自相矛盾的地方，适当补充了一些后世学说，因而使中医理论更完善。如果说其中比《内经》少了些什么，也只有两方面：一是《内经》中涉及到的非医学内容讲得少，二是基本上不讲‘五运六气’。”(《时代》27页)其实，《内经》中“非医学内容”很多。而这些旁支的文化现象却不是可有可无。近人廖平(1852~1932)《四益馆经学四变记》，即将《内经》析分为三门，有云：《灵枢》、《素问》“谓治皇帝学之专书。于其中分‘天学’于‘人学’，治天下、治病、为三门。治天下者为‘帝学’，阴阳五行家九流之一；言天道人身应天地者，专为‘皇学’；治病者，乃为医学专书，人‘艺术门’”(廖平晚岁患风痹，研究书，著医学作品二十余种。他的经学六变即用《内经》发挥《诗》、《书》之学。见钟肇鹏，《廖平》，收入贾硕先、戴大禄编《四川思想家》，成都：巴蜀书社，1988：503~542。评者以为，研究《内经》史，廖平的作品是不容忽视的)。我们通检《内经》白文，的确会同意在治病之外，《内经》有“治天下“等其他内容。廖平撰《素问•灵兰秘典论篇新解》的序说得最清楚，顾不烦抄录如下：
沈作喆 《万简》云：《内经•素问》黄帝之遗书也。学者不习其读，以为医之一艺耳，殊不知天地人理皆医国，至言妙道存焉。桑悦《素问钞序》云，《素问》乃先秦战国之书，非岐黄手笔。其称上古中古，亦一佐证。玩其词意，汪洋浩瀚，无所不包。其论五脏四时收受之法，吕不韦《月令》祖之。其论五气郁散之异，董仲舒、郭景纯灾异祖之。其论五藏梦虚所见之类，《楞严经》说地狱仿之。论运气则可为历家之准则。论调摄则可为养生者之龟鉴。扩而充之，可以调和三光，燮理阴阳，而相君之能事毕矣。岂特医而已耶！(廖平.灵素五解篇.成都：存古书局，1921:1)
《内经》与其他学术的关系，不一定是前者影响后者。《内经》的内容，大都以为非出自一时一人之手，如果《内经》有个“作者群”的话，那么治病之外内容的作者是谁呢？
《时代》一书就《内经》各篇内容分为8项：(1)养生之道、人与自然；(2)生理常识；(3)病因病机；(4)诊法；(5)诸病；(6)经脉针灸；(7)运气；(8)学医态度。赵洪钧说：“上述分类最使人疑惑处即没有把阴阳、五行算作一个部分。”他认为，今本《内经》只有《素问•灵兰秘典论》与《灵枢•肠胃》与阴阳五行无涉，余则篇篇不离阴阳五行。所以，《时代》以为：
把阴阳五行说成《内经》内容之一是不妥的。阴阳五行说是《内经》的统帅、灵魂。有了它，尽管各篇错乱重复，矛盾之处举不胜举，仍不失为一个整体。没有它，《内经》只剩下一堆零碎的臆测和经验知识。(《时代》29页)
又说：
阴阳五行说是《内经》体系的骨架或框架。抽出这个架子，《内经》就委然脱地成为一堆零砖碎瓦。带着阴阳五行的头脑去读《内经》，大致上无往而不通。否则便基本上读不懂。(《时代》30页)
换言之，《内经》的医学技术是通过阴阳五行表述的，史家解读这些相关知识，亦必须“带着阴阳五行的头脑去读”。赵洪钧又说：“《内经》中的阴阳说是离不开四时五行的。故应该说：阴阳五行四时者，天地万物之道也。读《内经》要时刻不忘这一基本概念。把三者分开有时就不知所云。”(《时代》32页)也就是说，古人论医理人身虽可以自成体系，但其认识背景却是天学。所谓大宇宙、小宇宙之间的类比便是此理。今文学者廖平晚年便专以《诗》、《书》，谓二经为“天学”，《内经》则为《诗》、《书》二经之师说，即因《内经》有大量天学的经文可以比附依托。
赵洪钧建构《内经》时代的阴阳五行有四个阶段：第一、先有五行相克(胜)说的滥觞，时为晚周之际，至西汉前半期大致完成。此时，“《内经》的理论框架才具备”。(《时代》57页)第二、阴阳五行说引进医学的关键是五行配五脏。赵洪钧比对《春秋繁露》、《白虎通》、《月令》等经典，得出《内经》五脏、五行与今文经说的可能关连，推测祭脏五行化出自儒家学说，“《内经》的五脏说，最初并非出自医家，而是从古礼中来。”(《时代》72~73页)《内经》若干内容似与纬书想通。(《时代》64页)另外，《内经》七情说亦源自儒者，非医家所独创。(《时代》74页)第三、五行思维中，五行与五方、五时的学说，赵洪钧则追溯汉代的天文学，指出“天文知识促成了五行相生说”。(《时代》85页)而《内经》论医理主要即天文术数的类推演绎，借用山田庆儿的话，这是一种“类型论式思考法”。例如，《素问•脏气法时论篇》“它如论何脏病，几日传于何脏，何日已，何日持，何日死，等等，亦多用阴阳五行的干支为说。读《内经》若于此处不略深究，则要么随文附会，要么不知所云”。(《时代》106页)今人否定阴阳五行，不识术数之学，援引“控制论”、“信息论”等大做文章，事实上已经偏离《内经》时代的轨迹。第四、运气学说是《内经》术数体系的终结。(《素问》七篇大论疑为汉代作品，见廖玉群.《素问》七篇大论运气不同推算方式之分析.中华医史杂志，1994,24，(2)：78~84；李学勤.《素问》七篇大论的文献学研究.燕京学报，1996(新2期)：295~302)赵洪钧断定，“七篇大论”加入《内经》肯定在唐代。其成书时代不会早于唐中叶。”(《时代》121页)他对以上所述阴阳五行的流变史有一个人评价：
作为自然哲学，其积极作用在两汉已发挥尽致而告终。他们在医学上的意义，也至迟在唐代，随着运气学说的完成，走到了自己的反面。(《时代》42页)
因为运气学说将医学造成了“完全是一个先验的、机械的封闭体系。”“‘七篇大论’基本不讲望、闻、问、切。论治病之道而基本不靠感官收集资料，这种体系再庞大，再严密，终究是空中楼阁，沙上之塔。”(《时代》117~119页)
除此之外，赵洪钧也论述中医三阴三阳与《易》说的关系(《时代》132~140页)，《内经》讲八风占术，有比附五行五帝的阴阳二十五人相术。(《时代》161~162,200页)这些繁复的术数之学，适与大陆医史界弘扬医历史“成就”的主流格格不入。赵洪钧却说：“现代医家都耻于同迷信术数家并列了。古人并不这样看。孙思邈就说：“‘医方、卜筮，艺能之难精也。’他主张大医要学习阴阳禄命、风角、星占、六壬、八卦。”(《时代》160页)他又说：“1957年，医界曾发生什么东西是中医理论核心的争论。起因是一部分西医学中医者提出脏腑学说是核心，随之涉及了五行存废的问题。这仍然是不懂《内经》的缘故。”(《时代》29页)
如上所述，术数思维是《内经》的“统帅”、“灵魂”、“骨架”，但近代中医皆以为其“掺杂了大量的唯心主义成分”，而贬抑《内经》经典的地位。赵洪钧说：
“近代阴阳、五行、运气存废之争受近代整个学术潮流影响，总的倾向是持否定态度者多。故虽有恽铁樵、杨则民的杰出成就而终不能挽回趋势。结果，近代中医界对古代经典的态度普遍是批判《内经》而崇尚《伤寒杂病论》。温病学说在近代也日渐衰微。”(赵洪钧《近代中西医论争史》212页)
医学史是史学，也是历史的一部分，对医学“史”的研究，并不等于从事医学或生物的研究。差别在于：人观察自然时，研究者与被研究对象时可以划清界限的；但人考论历史时，研究者也是历史的一部分。那些《内经》研究者否定阴阳五行，亦在“真个学术潮流”拒斥术数之学的浪潮中。所以，与其说术数识唯心玄说，迷信不经，倒不如把术数真正的内容搞清楚。用赵洪钧的话就是：我们必须回到《内经》时代，用“阴阳五行的头脑”去读《内经》。
评者以为：今后之学子欲探索《内经》的方技世界，都必须以这册《内经时代》为垫脚石，重新解读《内经》。
《时代》共十六节，但全书环绕的主题只有一条，即通过阴阳五行术数之学通释《内经》，并把《内经》放回产生阴阳五行的时代去，将和它有关的政治思想背景，及各种同时代的学术进行比较研究。(《时代》1、42页)
以下，先胪列《时代》全书各节的题目。
第一节 我为什么和怎样写《<内经>时代》？
第二节 黄帝及其臣子和八十一篇
第三节 《内经》讲些什么？
第四节 《内经》和《内经》时代阴阳五行说
第五节 儒家思想和《内经》
第六节 《内经》和古代天文学
第七节 运气学说-《内经》体系的终结
第八节 《内经》与《周易》
第九节 道家、道教和《内经》
第十节 《内经》与卜筮、巫祝、风角、星占
第十一节 扁鹊、仓公、华佗与《内经》
第十二节 出土医书与《内经》
第十三节 《内经》与古代音乐
第十四节 《内经》与其他古代学术琐谈
第十五节 《内经》自相矛盾举隅
第十六节 《内经》语言管窥
第五、九节，是讨论《内经》与儒、道这两大学术流派的关系。一般论医者往往重道轻儒，但赵洪钧却建议：“《内经》专家或古医史专家，最好念念汉儒的经说”。(《时代》70页)其次，第四、五、六、七、八、十、十三节则涉及阴阳五行等术数的形成史。讨论《素问》、《灵枢》各篇成书的古近不同。再者，第十一、十二节，将《内经》与新旧的医史文献比对，梳理《内经》时代医学的多样面貌。
赵洪钧认为；“要是学《内经》为了做医生，现在的《中医学基础》教材已经很好。它用现代语言比较系统、精炼地叙述了《内经》的主要内容，在大部分概念和论述上都比《内经》更全面、系统、准确。它避免了大量重复，统一了《内经》中自相矛盾的地方，适当补充了一些后世学说，因而使中医理论更完善。如果说其中比《内经》少了些什么，也只有两方面：一是《内经》中涉及到的非医学内容讲得少，二是基本上不讲‘五运六气’。”(《时代》27页)其实，《内经》中“非医学内容”很多。而这些旁支的文化现象却不是可有可无。近人廖平(1852~1932)《四益馆经学四变记》，即将《内经》析分为三门，有云：《灵枢》、《素问》“谓治皇帝学之专书。于其中分‘天学’于‘人学’，治天下、治病、为三门。治天下者为‘帝学’，阴阳五行家九流之一；言天道人身应天地者，专为‘皇学’；治病者，乃为医学专书，人‘艺术门’”(廖平晚岁患风痹，研究书，著医学作品二十余种。他的经学六变即用《内经》发挥《诗》、《书》之学。见钟肇鹏，《廖平》，收入贾硕先、戴大禄编《四川思想家》，成都：巴蜀书社，1988：503~542。评者以为，研究《内经》史，廖平的作品是不容忽视的)。我们通检《内经》白文，的确会同意在治病之外，《内经》有“治天下“等其他内容。廖平撰《素问•灵兰秘典论篇新解》的序说得最清楚，顾不烦抄录如下：
沈作喆 《万简》云：《内经•素问》黄帝之遗书也。学者不习其读，以为医之一艺耳，殊不知天地人理皆医国，至言妙道存焉。桑悦《素问钞序》云，《素问》乃先秦战国之书，非岐黄手笔。其称上古中古，亦一佐证。玩其词意，汪洋浩瀚，无所不包。其论五脏四时收受之法，吕不韦《月令》祖之。其论五气郁散之异，董仲舒、郭景纯灾异祖之。其论五藏梦虚所见之类，《楞严经》说地狱仿之。论运气则可为历家之准则。论调摄则可为养生者之龟鉴。扩而充之，可以调和三光，燮理阴阳，而相君之能事毕矣。岂特医而已耶！(廖平.灵素五解篇.成都：存古书局，1921:1)
《内经》与其他学术的关系，不一定是前者影响后者。《内经》的内容，大都以为非出自一时一人之手，如果《内经》有个“作者群”的话，那么治病之外内容的作者是谁呢？
《时代》一书就《内经》各篇内容分为8项：(1)养生之道、人与自然；(2)生理常识；(3)病因病机；(4)诊法；(5)诸病；(6)经脉针灸；(7)运气；(8)学医态度。赵洪钧说：“上述分类最使人疑惑处即没有把阴阳、五行算作一个部分。”他认为，今本《内经》只有《素问•灵兰秘典论》与《灵枢•肠胃》与阴阳五行无涉，余则篇篇不离阴阳五行。所以，《时代》以为：
把阴阳五行说成《内经》内容之一是不妥的。阴阳五行说是《内经》的统帅、灵魂。有了它，尽管各篇错乱重复，矛盾之处举不胜举，仍不失为一个整体。没有它，《内经》只剩下一堆零碎的臆测和经验知识。(《时代》29页)
又说：
阴阳五行说是《内经》体系的骨架或框架。抽出这个架子，《内经》就委然脱地成为一堆零砖碎瓦。带着阴阳五行的头脑去读《内经》，大致上无往而不通。否则便基本上读不懂。(《时代》30页)
换言之，《内经》的医学技术是通过阴阳五行表述的，史家解读这些相关知识，亦必须“带着阴阳五行的头脑去读”。赵洪钧又说：“《内经》中的阴阳说是离不开四时五行的。故应该说：阴阳五行四时者，天地万物之道也。读《内经》要时刻不忘这一基本概念。把三者分开有时就不知所云。”(《时代》32页)也就是说，古人论医理人身虽可以自成体系，但其认识背景却是天学。所谓大宇宙、小宇宙之间的类比便是此理。今文学者廖平晚年便专以《诗》、《书》，谓二经为“天学”，《内经》则为《诗》、《书》二经之师说，即因《内经》有大量天学的经文可以比附依托。
赵洪钧建构《内经》时代的阴阳五行有四个阶段：第一、先有五行相克(胜)说的滥觞，时为晚周之际，至西汉前半期大致完成。此时，“《内经》的理论框架才具备”。(《时代》57页)第二、阴阳五行说引进医学的关键是五行配五脏。赵洪钧比对《春秋繁露》、《白虎通》、《月令》等经典，得出《内经》五脏、五行与今文经说的可能关连，推测祭脏五行化出自儒家学说，“《内经》的五脏说，最初并非出自医家，而是从古礼中来。”(《时代》72~73页)《内经》若干内容似与纬书想通。(《时代》64页)另外，《内经》七情说亦源自儒者，非医家所独创。(《时代》74页)第三、五行思维中，五行与五方、五时的学说，赵洪钧则追溯汉代的天文学，指出“天文知识促成了五行相生说”。(《时代》85页)而《内经》论医理主要即天文术数的类推演绎，借用山田庆儿的话，这是一种“类型论式思考法”。例如，《素问•脏气法时论篇》“它如论何脏病，几日传于何脏，何日已，何日持，何日死，等等，亦多用阴阳五行的干支为说。读《内经》若于此处不略深究，则要么随文附会，要么不知所云”。(《时代》106页)今人否定阴阳五行，不识术数之学，援引“控制论”、“信息论”等大做文章，事实上已经偏离《内经》时代的轨迹。第四、运气学说是《内经》术数体系的终结。(《素问》七篇大论疑为汉代作品，见廖玉群.《素问》七篇大论运气不同推算方式之分析.中华医史杂志，1994,24，(2)：78~84；李学勤.《素问》七篇大论的文献学研究.燕京学报，1996(新2期)：295~302)赵洪钧断定，“七篇大论”加入《内经》肯定在唐代。其成书时代不会早于唐中叶。”(《时代》121页)他对以上所述阴阳五行的流变史有一个人评价：
作为自然哲学，其积极作用在两汉已发挥尽致而告终。他们在医学上的意义，也至迟在唐代，随着运气学说的完成，走到了自己的反面。(《时代》42页)
因为运气学说将医学造成了“完全是一个先验的、机械的封闭体系。”“‘七篇大论’基本不讲望、闻、问、切。论治病之道而基本不靠感官收集资料，这种体系再庞大，再严密，终究是空中楼阁，沙上之塔。”(《时代》117~119页)
除此之外，赵洪钧也论述中医三阴三阳与《易》说的关系(《时代》132~140页)，《内经》讲八风占术，有比附五行五帝的阴阳二十五人相术。(《时代》161~162,200页)这些繁复的术数之学，适与大陆医史界弘扬医历史“成就”的主流格格不入。赵洪钧却说：“现代医家都耻于同迷信术数家并列了。古人并不这样看。孙思邈就说：“‘医方、卜筮，艺能之难精也。’他主张大医要学习阴阳禄命、风角、星占、六壬、八卦。”(《时代》160页)他又说：“1957年，医界曾发生什么东西是中医理论核心的争论。起因是一部分西医学中医者提出脏腑学说是核心，随之涉及了五行存废的问题。这仍然是不懂《内经》的缘故。”(《时代》29页)
如上所述，术数思维是《内经》的“统帅”、“灵魂”、“骨架”，但近代中医皆以为其“掺杂了大量的唯心主义成分”，而贬抑《内经》经典的地位。赵洪钧说：
“近代阴阳、五行、运气存废之争受近代整个学术潮流影响，总的倾向是持否定态度者多。故虽有恽铁樵、杨则民的杰出成就而终不能挽回趋势。结果，近代中医界对古代经典的态度普遍是批判《内经》而崇尚《伤寒杂病论》。温病学说在近代也日渐衰微。”(赵洪钧《近代中西医论争史》212页)
医学史是史学，也是历史的一部分，对医学“史”的研究，并不等于从事医学或生物的研究。差别在于：人观察自然时，研究者与被研究对象时可以划清界限的；但人考论历史时，研究者也是历史的一部分。那些《内经》研究者否定阴阳五行，亦在“真个学术潮流”拒斥术数之学的浪潮中。所以，与其说术数识唯心玄说，迷信不经，倒不如把术数真正的内容搞清楚。用赵洪钧的话就是：我们必须回到《内经》时代，用“阴阳五行的头脑”去读《内经》。
评者以为：今后之学子欲探索《内经》的方技世界，都必须以这册《内经时代》为垫脚石，重新解读《内经》。
确切的说，阴阳五行理论是中医学的理论基础，或者说是中医学的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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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内经》史的重建
赵洪钧重建《内经》成功，在于他准确地掌握该书的精髓，亦即，失去阴阳五行术数的《内经》史，便失去了整部书的整体。再者。赵洪钧也重视《内经》时代医学的多系发展。近人攻击《内经》经典地位，在晚周两汉并不存在。谢谢利恒便指出：
《素问》非古代医家之金科玉律也。仲景《伤寒》，自言撰用《素问》，而书中曾未引及《素问》一语。可知证脉方药，医家自有真传。如《素问》之注重学理者，不过借资参证耳。自宋以后，言《素问》者始见多。明以来，乃更奉为天经地义而又益之以《灵枢》。(谢谢利恒.中国医学源流论.台北：1997:69)
既然《内经》在古代并不具有经典地位，医家证脉方药也各有其师受，那么，《内经》时代的医学风貌为何？
赵洪钧指出：“二千年来，由于少有汉以前与医学有关的出土文物-特别是古医书，《史记》两医家传记只能是研究《内经》时代的最可靠，最丰富的史料。”(《时代》64页)扁仓两氏医传与马王堆医书是赵洪钧用以比对《内经》时代的医学源流。赵洪钧以为：“扁鹊传中系的基本内容相距还较远”。(《时代》166页)两者很难说是一脉相承的。而仓公的医理，“比《内经》面窄，不很系统”。(《时代》170页)如果以《汉志》所载医经的三个家派：黄帝、扁鹊、白氏来看，扁仓二氏可能略近于“扁仓”一系，而与黄帝一系稍远。
另外，仓公诊籍讲的全是内科病。赵洪钧却认为，从疾病史上来看，创伤和肿疡是最先要对付的病，《五十二病方》便以外科见长。再者，汉代“齐鲁医学仍远较长江流域为高”。(《时代》185页)。这应是《内经》时代医学的二大特点。
其次，《内经》本身文本之间叠压、重复。(《时代》205~210页)。以经脉说为例便有一定的演变过程。《灵枢•本输》、《灵枢•阴阳系日月》均是十一经。《素问•刺虐论》只涉及九条经脉。足经六，手经三。《素问•气府论》手足太阴又自成一派，与他说不一。《素问•阴阳别论》有四经脉、十二经脉之说。《素问•刺腰痛论》篇出现了十七个脉名。《灵枢•五十营》又有二十八脉说。赵洪钧说，《灵枢•经脉》甚至整部《内经》成书提前到战国或更早的年代。(《时代》182页)赵洪钧质问说：
借助马王堆医书研究《内经》时代，总精神是强调要用发展的思想看《内经》。这些古医书出土前，为什么人们对《内经》本身的矛盾处-发展演变的痕迹，多讳言呢？为什么总是力图把《内经》成书时代尽量说得早呢？这些问题值得医史家和《内经》家深思。(《时代》189页)
换言之，在以经释经、以医释经的研究取向之下，《内经》文本之间的矛盾被统一了。赵洪钧又说：“《内经》的成书时代不应提前到汉以前去，而不是为了否定《内经》的阴阳五行说”。(《时代》45页)在此，他似乎点出了有些学者把《内经》成书尽量提前到汉以前的心理因素。
清代医家徐大椿(1693~1771)说：
扁鹊、仓公、华佗、孙思邈诸人，各有师承，而渊源又与仲景微别，然犹自成一家。但不能与《灵》、《素》、本草一线相传为宗枝正脉耳。(《医学源流论•方剂古今论》)
由上引文，徐大椿所处的时代，医家的家派虽然不同，但皆习《灵》、《素》，读本草。他以为此乃“一线相传”、“宗枝正脉”之学统。而这一条一线相传的学统应该是从宋代以下渐渐成形。但扁仓、张仲景、华佗、孙思邈等唐以前几位方技大家，各有师承，自成一家，而此正是《内经》未成为经典之前的时代特色。中国医学多源又彼此交流、裂变与融合的过程，挑战新一代医史工作者的创造力。
要言之，《内经》术数语言的熟悉，文本与文本之间混淆的厘清，《内经》与其他学术的关系再清理。由此标准，《内经》史的重建，其实才进入初步阶段。评者以为：晚周到西汉中晚期，中国医学的经验、技术演变到《内经》的复杂体系，尚需一跃。这一跃动的历史动力之一是术数之学的介入。《内经时代》一书正明示了这个进程与方向。
赵洪钧重建《内经》成功，在于他准确地掌握该书的精髓，亦即，失去阴阳五行术数的《内经》史，便失去了整部书的整体。再者。赵洪钧也重视《内经》时代医学的多系发展。近人攻击《内经》经典地位，在晚周两汉并不存在。谢谢利恒便指出：
《素问》非古代医家之金科玉律也。仲景《伤寒》，自言撰用《素问》，而书中曾未引及《素问》一语。可知证脉方药，医家自有真传。如《素问》之注重学理者，不过借资参证耳。自宋以后，言《素问》者始见多。明以来，乃更奉为天经地义而又益之以《灵枢》。(谢谢利恒.中国医学源流论.台北：1997:69)
既然《内经》在古代并不具有经典地位，医家证脉方药也各有其师受，那么，《内经》时代的医学风貌为何？
赵洪钧指出：“二千年来，由于少有汉以前与医学有关的出土文物-特别是古医书，《史记》两医家传记只能是研究《内经》时代的最可靠，最丰富的史料。”(《时代》64页)扁仓两氏医传与马王堆医书是赵洪钧用以比对《内经》时代的医学源流。赵洪钧以为：“扁鹊传中系的基本内容相距还较远”。(《时代》166页)两者很难说是一脉相承的。而仓公的医理，“比《内经》面窄，不很系统”。(《时代》170页)如果以《汉志》所载医经的三个家派：黄帝、扁鹊、白氏来看，扁仓二氏可能略近于“扁仓”一系，而与黄帝一系稍远。
另外，仓公诊籍讲的全是内科病。赵洪钧却认为，从疾病史上来看，创伤和肿疡是最先要对付的病，《五十二病方》便以外科见长。再者，汉代“齐鲁医学仍远较长江流域为高”。(《时代》185页)。这应是《内经》时代医学的二大特点。
其次，《内经》本身文本之间叠压、重复。(《时代》205~210页)。以经脉说为例便有一定的演变过程。《灵枢•本输》、《灵枢•阴阳系日月》均是十一经。《素问•刺虐论》只涉及九条经脉。足经六，手经三。《素问•气府论》手足太阴又自成一派，与他说不一。《素问•阴阳别论》有四经脉、十二经脉之说。《素问•刺腰痛论》篇出现了十七个脉名。《灵枢•五十营》又有二十八脉说。赵洪钧说，《灵枢•经脉》甚至整部《内经》成书提前到战国或更早的年代。(《时代》182页)赵洪钧质问说：
借助马王堆医书研究《内经》时代，总精神是强调要用发展的思想看《内经》。这些古医书出土前，为什么人们对《内经》本身的矛盾处-发展演变的痕迹，多讳言呢？为什么总是力图把《内经》成书时代尽量说得早呢？这些问题值得医史家和《内经》家深思。(《时代》189页)
换言之，在以经释经、以医释经的研究取向之下，《内经》文本之间的矛盾被统一了。赵洪钧又说：“《内经》的成书时代不应提前到汉以前去，而不是为了否定《内经》的阴阳五行说”。(《时代》45页)在此，他似乎点出了有些学者把《内经》成书尽量提前到汉以前的心理因素。
清代医家徐大椿(1693~1771)说：
扁鹊、仓公、华佗、孙思邈诸人，各有师承，而渊源又与仲景微别，然犹自成一家。但不能与《灵》、《素》、本草一线相传为宗枝正脉耳。(《医学源流论•方剂古今论》)
由上引文，徐大椿所处的时代，医家的家派虽然不同，但皆习《灵》、《素》，读本草。他以为此乃“一线相传”、“宗枝正脉”之学统。而这一条一线相传的学统应该是从宋代以下渐渐成形。但扁仓、张仲景、华佗、孙思邈等唐以前几位方技大家，各有师承，自成一家，而此正是《内经》未成为经典之前的时代特色。中国医学多源又彼此交流、裂变与融合的过程，挑战新一代医史工作者的创造力。
要言之，《内经》术数语言的熟悉，文本与文本之间混淆的厘清，《内经》与其他学术的关系再清理。由此标准，《内经》史的重建，其实才进入初步阶段。评者以为：晚周到西汉中晚期，中国医学的经验、技术演变到《内经》的复杂体系，尚需一跃。这一跃动的历史动力之一是术数之学的介入。《内经时代》一书正明示了这个进程与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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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经时代》补注-第三节：《内经》讲些什么？
【原文】1957年，医界曾发生“什么东西是中医理论核心⑴”的争论。起因是一部分西医学中医者提出脏腑学说是核心⑵，随之涉及了五行存废的问题。这仍然是不懂《内经》的缘故。倘没有阴阳五行，只有《灵兰秘典论》和《肠胃》两篇的原始脏腑说，便没有《内经》体系。《内经》的脏腑学说，就是阴阳五行化的五脏为中心的脏腑学说。五行学说在构成《内经》体系上尤其重要。不管人们认为这种学说多么朴素、原始，但就中医论中医-本质上是就《内经》论中医，只能说明阴阳五行是中医的理论核心。稍微修正一下也只能说阴阳五行统帅下的以五脏为主的脏腑学说是核心。阴阳五行说是《内经》体系的骨架或框架。抽出这个架子，《内经》就委然托地成为一堆零砖碎瓦。带着阴阳五行的头脑去读《内经》，大致上无往而不通。否则便基本上读不懂。
从逻辑学角度看，阴阳五行在《内经》中又是说理工具。这是因为那时这种工具的合理性为学术界所公认。《内经》没有必要专讲其中的奥秘。
很多当代人有一种错觉：似乎阴阳五行是中医特有的，至少中医运用的最多、最成功。这是历史太容易被人们遗忘的缘故。故本节最后提醒读者一句：阴阳五行说不是中医独占的国粹，也不是中医特有的奇谈。下两节专门讨论《内经》时代阴阳五行说的渊源和发展。
【原文】1957年，医界曾发生“什么东西是中医理论核心⑴”的争论。起因是一部分西医学中医者提出脏腑学说是核心⑵，随之涉及了五行存废的问题。这仍然是不懂《内经》的缘故。倘没有阴阳五行，只有《灵兰秘典论》和《肠胃》两篇的原始脏腑说，便没有《内经》体系。《内经》的脏腑学说，就是阴阳五行化的五脏为中心的脏腑学说。五行学说在构成《内经》体系上尤其重要。不管人们认为这种学说多么朴素、原始，但就中医论中医-本质上是就《内经》论中医，只能说明阴阳五行是中医的理论核心。稍微修正一下也只能说阴阳五行统帅下的以五脏为主的脏腑学说是核心。阴阳五行说是《内经》体系的骨架或框架。抽出这个架子，《内经》就委然托地成为一堆零砖碎瓦。带着阴阳五行的头脑去读《内经》，大致上无往而不通。否则便基本上读不懂。
从逻辑学角度看，阴阳五行在《内经》中又是说理工具。这是因为那时这种工具的合理性为学术界所公认。《内经》没有必要专讲其中的奥秘。
很多当代人有一种错觉：似乎阴阳五行是中医特有的，至少中医运用的最多、最成功。这是历史太容易被人们遗忘的缘故。故本节最后提醒读者一句：阴阳五行说不是中医独占的国粹，也不是中医特有的奇谈。下两节专门讨论《内经》时代阴阳五行说的渊源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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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祚庥：中医理论的核心是伪科学(来源：方舟子的BLOG)
注：2006年10月30日的新浪网刊登了《环球人物》杂志记者路琰对何祚庥的一篇访谈。可能是由于版面的原因，刊出稿删去了不少段落。下面是经本人审阅和修改后的定稿。
《环球人物》记者路琰
何祚庥曾经有言：“中国传统文化有90%是糟粕。”这句话曾引起的一场笔战。这段时间，一些学者发布“告别中医”的言论再次引起了何祚庥对中医的关注。开始谈话之前，他手里拿着两份资料-《论“三个代表”》和《光明日报》10月18日第5版。
“我的母亲对中医十分反感”
早上天色阴沉灰暗，何祚庥穿了一件明黄色的防风衫到自己的办公室，配着他满头银发，很是醒目。用他的话说：“鲜亮新潮，拍出的照片会好看。”他的语言和服装一样风格鲜明：“我说话很尖锐的，我喜欢讨论尖锐的问题，不怕得罪人。”
中国科学院院士页面这样介绍何祚庥-粒子物理、理论物理家。对于医学，何祚庥是外行，所以他事先声明：“物理和医学差得比较远，对于一些医学的细节，比如哪种药好，有毒没毒，我不是专家，我没做过化验分析，我不能评论。但对于中医的一些缺点和严重问题，我相信我的评论还是靠得住的。”
何祚庥评论中医的一个准则就是：是否符合科学的原理和精神。“从这个方面来说，我是支持批评中医的，我觉得那些呼吁取缔中医的言论大多数有根有据。”
环：您支持他们哪些根据？
何：我看到反对中医的人引用江泽民“三个代表”的理论，我赞成。“人类历史发展进程，是先进生产力不断取代或者淘汰落后生产力的历史过程”。在医学里就是有先进落后之分，这是客观事实，也是普遍规律。不仅中西医之间有先进落后之分，西医和中医内部也存在这个问题。
环: 中医和西医哪个落后呢？
何：事实已经作了回答-西医的影响力不断扩大，中医的影响力不断缩小。大家看病都选择西医，只有少数现代科学知识比较缺少的人才选择中医。这是中西医产生争议的背景。当然中医里也挑得出某些医疗技术还是比较先进的，但是它在整体上比西医落后。”
环：您从来没有看过中医，是吗？
何：我有看中医的经历，像我这个年龄的人，小时候都看中医。我母亲对中医就十分反感。
环：为什么？
何：我两岁是父亲得伤寒死了。他还是学现代科学的人，迷信中医可以治伤寒；伤寒是传染病，西医治比较妥善。但是家中祖父母包括我父亲本人都主张请中医来治，结果治死了。但那时妈妈比较年轻，无法做主。所以我妈妈对中医十分反感。
环：也有可能当时您父亲是被庸医耽误了，并不是中医本身的原因。
何：的确有这个可能。但伤寒不是什么疑难杂症，也不难做出准确的诊断，治起来并不难。但中医治起来，就可能延误。这就是中医和西医优劣的显著区别。我再举一个例子。我的弟弟比我小一岁多，出生几个月后，瘦得不得了，人也长不大，脖子也挺不起来。中医虚啊实啊说了一通之后，就不知道怎么看了。我妈妈把孩子偷偷把送到西医那里，大夫一看，奶水有问题。把奶妈请来挤出奶水，缺乏营养物，孩子营养不足。马上改喝牛奶，几天后就改观了，这就是科学。
何祚庥举的这两个例子都发生在77年前。
在上个世纪初，中国的医疗体系里中医处在一个绝对主导的地位，虽然西医已经广为人知，但无论普通百姓还是名门显贵，家中有病患首先求助的还是中医。“那时很多老顽固非常相信中医，对西医极为排斥。就像《家春秋》里描写的那样，西医说什么他们根本不听。”在历史上，中医曾经对西医有过非常强烈的压制，但这种压制历史证明没有成功。19世纪30年代，余云岫曾建议推行取缔中医，但是遭到了普遍的反对，这一取缔中医的计划也没有成功。
中医理论的核心，阴阳五行学说是伪科学
从1955年开始，中国政府先后在北京、南京、上海、成都、广州5所城市成立中医学院，并在当年成立了中医研究院，并在这个基础上建立中医院，使得中医的存在形式，从民间郎中和私人诊所转变为和西医同等的专业医院。当时，供销合作总社开始集中收购中草药，并由政府投资建设中成药厂，实现中草药收购的规范化，生产工业化。
在何祚庥和中医打交道的记忆里，也不是没有好印象。“我7、8岁的时候胳膊脱臼，找中医看，上海蓝十字会的医生抓住我的两只手一抖动，就接好不疼了。我的一个舅舅是西医，他说这是中医的长处，这种手法西医没有，应该向中医学习。解放以后我的手上长瘊子，花了3、4分钱到中药铺买鸦胆子，碾碎了敷在手上一两天就好了。”但是在何祚庥看来，这些都是中医某些技术上的优点，并不代表医学理论上的先进。
环：您怎么判断中医在医术上落后于西医？
何：我主要就是说它在理论上落后。什么虚啊、实啊、气啊、补啊、阴阳五行等等，这些概念都是不准确的，不知所云。什么叫做虚火上升，什么叫做寒症，这些语言是不科学的。而且阴阳五行、金木水火土这套理论是完全不科学的。
环：这些中医理论是和中国的玄学相结合的，和现代科学存在不能对接的地方。
何：有人把玄学渗透的这部分当作是正宗理论，我只好说这是落后的东西，太不科学了。中医界有一些人觉醒了，认为这些理论靠不住，主张中医现代化，科学化。但是相当一些有影响的中医老大夫说阴阳五行有道理，《黄帝内经》有道理。《黄帝内经》是几千年以前的东西了，老古董的书，他们说里面的话都是圣经，这怎么可能？！一些力挺中医的人，对中医学院把《黄帝内经》列为选修课大为不满，(我看)列为选修课就不错了。我是物理学家，我也学牛顿力学，但是我没有念过牛顿的原著。那么厚一大本，用了许多非常复杂的证明方法，现代的教科书已经把牛顿力学总结得很简明，有什么必要去读原著。
可是，现在中医界的领袖人物，却把《黄帝内经》奉为必读的圣经。这只能说明中医的指导思想是保守的，泥古而不化，缺乏科学的精神。一些中医行业的领导人物甚而认为中医的现代化是对中医的摧残！连马克思主义都要与时俱进，中医却不肯与时俱进！我讲这些都是有根有据的。
环：这也只是一部份人的观点，可以代表整个中医行业吗？您的依据是什么？
何：他们是领导人物，都是权威，他们代表了这个行业。我给你看，这是邓铁涛说的话，登在《光明日报》上的。《光明日报》专门写了一大版，说《取消中医是对历史的无知》，其实，力挺中医也是对历史的无知。历史上有的是批评中医的许多先进人物，鲁迅、郭沫若、巴金都是批评中医的，傅斯年、余云岫都反对中医。
环：但是中医理论和现代医学在一些方面是无法对接和比较的，就像我们无法比较英语和汉语孰优孰劣。中医一些治疗方法和理论经过了现代学科的认识，并且被证明是有效的，比如针灸，但有一些理论目前还没有被现代科学的手段认知，在现代科学里，未经科学手段认知、检测和验证的理论和现象也被称为“潜科学”或“前科学”，但并不代表它就不是科学。
何：不！“潜科学”或“前科学”就不是科学。科学真理只有一个，这是唯物论的基本观点。没有第二种牛顿力学，这是实践证明的。客观真理不能一下子认识清楚，是逐渐逼近的，这就是从相对真理到绝对真理的过程。但不能说真理就是多元的。医学也一样。中医里的阴阳五行，简直不知所云，越听越糊涂。应该说中医里的阴阳五行是典型的伪科学。玻普有一个关于“伪科学”的定义，凡是不具有可证伪性的“科学理论”，即是伪科学。支持中医阴阳五行理论的朋友们，需要回答的一个尖锐问题是：这一理论的“可证伪性”何在？但是西医的很多问题却搞得清清楚楚。拍X光，作CT，哪里有问题都看得很清楚，不需要说什么阴阳怎么样，做个手术就解决了。
环：这是西医的长处。
何：这不是一个长处的问题，这是主流。西医的主流是科学，中医的问题就在于其理论基础不科学，对很多问题解释不清楚，也说不出道理。在这些方面中医应该向西医学习。它们的理论很不科学，但是又不愿意抛弃这种理论，反而反对中医现代化，简直荒唐的很！反对中医也要与时俱进，这就导致中医必然死亡。
环：那么您支持中医现代化吗？
何：当然支持啊。
环：这样说来您也是支持中医的，只不过是希望它现代化。
何：不，不，不。我只支持中医现代化的行动，不是支持中医现有的理论体系。这是两个不同概念。
环：请解释一下什么叫做中医现代化行动。
何：比如说上面我说的鸦胆子治疗瘊子不错，但是它不好保存，那么就用现代医学的方法把它做成药。把类似的东西科学化一下，这个我是支持的。
环：这只是形态的改装，成份是不变的。您究竟反对的是什么？
何：我反对的就是中医阴阳五行的这套理论。这是中医的核心，这是中医最重要的理论基础。但是从我看来，中医里的阴阳五行理论是伪科学。所以如果打分的话，西医可得90分，中医只有10分，这就是中西医的优劣。
你看邓铁涛就在报纸上这么说：“现在的中医教材存在很大问题，参杂了过多的西医理念，冲淡了中医自身的理论基础，让一些学生丧失了对中医的信任和信心，丢掉了中医的根本。”你看见了吧，这位邓铁涛的科学水准太低了，没有能力去辨识什么是真科学，什么是伪科学。本来我只想说阴阳五行是错误的理论，但是他非要把错误的东西说成是正确的，这就涉嫌推销假冒伪劣产品，这就是在宣扬伪科学。我这个人是讲究科学的，没有偏见。他只要能给我证明阴阳五行的理论如何正确，我就相信这一理论是真科学。
中医冒充辩证法
环：有人说中医和西医的思维方法不同，所以用西医的标准来衡量中医是不公平的，您怎么看？
何：中医最为得意的看法就是整体思维，这个整体思维好像符合辩证法，辩证法主张全面的看问题，然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但是中医的整体思维是很笼统的，不作具体分析，他们批评西医没有整体思维，这是说不通的。我在美国看西医，人家会“从头到脚”的用现代科技手段给你仔细检查一遍。怎么能说西医没有整体思维！可以说，西医的长处就在于既有整体思维又有具体思维。
还有一条，我认为中医冒充科学还有一个很不光彩的手法，就是把“辨证施治”偷偷改成“辩证施治”。请注意这两个词有很大差别。一个是辨别的辨，一个是辩论的辩。早年的中医的书里写的是“辨证施治”，但是解放以后，他们为了凑合共产党的唯物辩证法，他们就把中医书上写的治疗的基本原理偷偷改成了“辩证法”的“辩”。这根本就是欺骗嘛。中医的治疗难道是在辩论中进行的啊!因为共产党提倡唯物辩证法，他们这样一改，就可以说‘我们从来就是符合符合辩证法的。’这是一种假冒伪劣产品。”
环：您在哪里看到这个“辨”字给改了？
何：太多了！他们用一种很不光彩的手法来推销中医。这是伪科学鼓吹者常用的和种手法。
环：您多次说到伪科学这个词，到底什么是伪科学？
何：人们在认识客观真理过程中，会不可避免地出现不少错误，有错改错，这不是什么不光彩的事情。但是一些人如果把错误的东西说成是正确的科学的，向社会公众推销的话，这就是宣扬伪科学。
环：您是说中医是伪科学，还是中医理论是伪科学？
何：我批评的是中医里的阴阳五行的理论。但是现在有一些中医里的领导人却认为这是中医的“核心”。这就会使人们认为，从整体上看，中医是伪科学。其实，在中医里积累起来的医疗经验，往往和阴阳五行没有什么关系。
环：您认为目前中医还存在那些对社会公众进行欺骗性的宣传？
何：他们不光彩欺骗性的宣传不仅是把辨证改成辩证，还在于他们往往在“中西医结合”的名义下，夸大中医的医疗作用。例如：“非典”究竟是中医还是西医治好的，或是中西医结合才治好的，这个我不是专家，无法判断。但是我只问一个问题。为了治疗非典，西医大夫和护士牺牲了100多位，那么中医大夫牺牲了多少。我问了多次，卫生部门和中医都不肯回答。打仗上前线，一个不牺牲是不可能的，一个不牺牲，就能在非典中起重大作用？“非典”究竟谁治好的，从牺牲者就可以看出来。有些人宣传中医的疗效，往往存在夸大和不实的成分。其实，伪科学的特征之一，是好做夸大和不实的宣传。
环：对于目前社会上批判中医的言论，您是赞同的吗？
何：胡锦涛在今年3月的政协会议上说过，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里，是非、善恶、美丑的界限绝对不能混淆。因为是非不能混淆，所以我支持批判中医里的许多不科学的成分。这是有意义的。但是在行动上我有所保留。
环：您对什么有所保留？
何：马上废止中医是不现实的。说这个话是可以的，但是付诸行动是不现实的。现在张功耀说要废止中医，我认为太急了一些。
环：您不同意废除中医是吗。
何：这个我就要拿江泽民的三个代表的理论给你看，我都划了红线。《论“三个代表”》一书上的156-157页说：“我们必须坚持不懈地发展先进的生产力。对于仍然存在的不适应先进生产力和时代发展要求的一些落后的生产方式，既不能脱离实际地简单化地加以排斥，也不能采取安于现状、保护落后的态度，而要立足实际，创造条件加以改造、改进和提高，通过长期努力，逐步使它们向先进适用的生产方式转变。”我认为这段话非常适合于目前如何处理中西医的关系问题。就是说落后的东西不能“简单化地加以排斥”，但是要“创造条件加以改造、改进和提高”使“它们向先进适用的生产方式转变”。所以我现在不赞同那位在搞签名的张功耀先生，马上就废除中医。
环：所以您目前只是批评中医，但中医还是应该存在的？
何：我们现在批评中医，是要为这种落后的生产力逐步退出历史舞台创造条件。现在条件还不成熟。但是现在看中医的人越来越少，这是历史的必然。
(以上文字经过何祚庥先生审阅，为何先生个人观点)
注：2006年10月30日的新浪网刊登了《环球人物》杂志记者路琰对何祚庥的一篇访谈。可能是由于版面的原因，刊出稿删去了不少段落。下面是经本人审阅和修改后的定稿。
《环球人物》记者路琰
何祚庥曾经有言：“中国传统文化有90%是糟粕。”这句话曾引起的一场笔战。这段时间，一些学者发布“告别中医”的言论再次引起了何祚庥对中医的关注。开始谈话之前，他手里拿着两份资料-《论“三个代表”》和《光明日报》10月18日第5版。
“我的母亲对中医十分反感”
早上天色阴沉灰暗，何祚庥穿了一件明黄色的防风衫到自己的办公室，配着他满头银发，很是醒目。用他的话说：“鲜亮新潮，拍出的照片会好看。”他的语言和服装一样风格鲜明：“我说话很尖锐的，我喜欢讨论尖锐的问题，不怕得罪人。”
中国科学院院士页面这样介绍何祚庥-粒子物理、理论物理家。对于医学，何祚庥是外行，所以他事先声明：“物理和医学差得比较远，对于一些医学的细节，比如哪种药好，有毒没毒，我不是专家，我没做过化验分析，我不能评论。但对于中医的一些缺点和严重问题，我相信我的评论还是靠得住的。”
何祚庥评论中医的一个准则就是：是否符合科学的原理和精神。“从这个方面来说，我是支持批评中医的，我觉得那些呼吁取缔中医的言论大多数有根有据。”
环：您支持他们哪些根据？
何：我看到反对中医的人引用江泽民“三个代表”的理论，我赞成。“人类历史发展进程，是先进生产力不断取代或者淘汰落后生产力的历史过程”。在医学里就是有先进落后之分，这是客观事实，也是普遍规律。不仅中西医之间有先进落后之分，西医和中医内部也存在这个问题。
环: 中医和西医哪个落后呢？
何：事实已经作了回答-西医的影响力不断扩大，中医的影响力不断缩小。大家看病都选择西医，只有少数现代科学知识比较缺少的人才选择中医。这是中西医产生争议的背景。当然中医里也挑得出某些医疗技术还是比较先进的，但是它在整体上比西医落后。”
环：您从来没有看过中医，是吗？
何：我有看中医的经历，像我这个年龄的人，小时候都看中医。我母亲对中医就十分反感。
环：为什么？
何：我两岁是父亲得伤寒死了。他还是学现代科学的人，迷信中医可以治伤寒；伤寒是传染病，西医治比较妥善。但是家中祖父母包括我父亲本人都主张请中医来治，结果治死了。但那时妈妈比较年轻，无法做主。所以我妈妈对中医十分反感。
环：也有可能当时您父亲是被庸医耽误了，并不是中医本身的原因。
何：的确有这个可能。但伤寒不是什么疑难杂症，也不难做出准确的诊断，治起来并不难。但中医治起来，就可能延误。这就是中医和西医优劣的显著区别。我再举一个例子。我的弟弟比我小一岁多，出生几个月后，瘦得不得了，人也长不大，脖子也挺不起来。中医虚啊实啊说了一通之后，就不知道怎么看了。我妈妈把孩子偷偷把送到西医那里，大夫一看，奶水有问题。把奶妈请来挤出奶水，缺乏营养物，孩子营养不足。马上改喝牛奶，几天后就改观了，这就是科学。
何祚庥举的这两个例子都发生在77年前。
在上个世纪初，中国的医疗体系里中医处在一个绝对主导的地位，虽然西医已经广为人知，但无论普通百姓还是名门显贵，家中有病患首先求助的还是中医。“那时很多老顽固非常相信中医，对西医极为排斥。就像《家春秋》里描写的那样，西医说什么他们根本不听。”在历史上，中医曾经对西医有过非常强烈的压制，但这种压制历史证明没有成功。19世纪30年代，余云岫曾建议推行取缔中医，但是遭到了普遍的反对，这一取缔中医的计划也没有成功。
中医理论的核心，阴阳五行学说是伪科学
从1955年开始，中国政府先后在北京、南京、上海、成都、广州5所城市成立中医学院，并在当年成立了中医研究院，并在这个基础上建立中医院，使得中医的存在形式，从民间郎中和私人诊所转变为和西医同等的专业医院。当时，供销合作总社开始集中收购中草药，并由政府投资建设中成药厂，实现中草药收购的规范化，生产工业化。
在何祚庥和中医打交道的记忆里，也不是没有好印象。“我7、8岁的时候胳膊脱臼，找中医看，上海蓝十字会的医生抓住我的两只手一抖动，就接好不疼了。我的一个舅舅是西医，他说这是中医的长处，这种手法西医没有，应该向中医学习。解放以后我的手上长瘊子，花了3、4分钱到中药铺买鸦胆子，碾碎了敷在手上一两天就好了。”但是在何祚庥看来，这些都是中医某些技术上的优点，并不代表医学理论上的先进。
环：您怎么判断中医在医术上落后于西医？
何：我主要就是说它在理论上落后。什么虚啊、实啊、气啊、补啊、阴阳五行等等，这些概念都是不准确的，不知所云。什么叫做虚火上升，什么叫做寒症，这些语言是不科学的。而且阴阳五行、金木水火土这套理论是完全不科学的。
环：这些中医理论是和中国的玄学相结合的，和现代科学存在不能对接的地方。
何：有人把玄学渗透的这部分当作是正宗理论，我只好说这是落后的东西，太不科学了。中医界有一些人觉醒了，认为这些理论靠不住，主张中医现代化，科学化。但是相当一些有影响的中医老大夫说阴阳五行有道理，《黄帝内经》有道理。《黄帝内经》是几千年以前的东西了，老古董的书，他们说里面的话都是圣经，这怎么可能？！一些力挺中医的人，对中医学院把《黄帝内经》列为选修课大为不满，(我看)列为选修课就不错了。我是物理学家，我也学牛顿力学，但是我没有念过牛顿的原著。那么厚一大本，用了许多非常复杂的证明方法，现代的教科书已经把牛顿力学总结得很简明，有什么必要去读原著。
可是，现在中医界的领袖人物，却把《黄帝内经》奉为必读的圣经。这只能说明中医的指导思想是保守的，泥古而不化，缺乏科学的精神。一些中医行业的领导人物甚而认为中医的现代化是对中医的摧残！连马克思主义都要与时俱进，中医却不肯与时俱进！我讲这些都是有根有据的。
环：这也只是一部份人的观点，可以代表整个中医行业吗？您的依据是什么？
何：他们是领导人物，都是权威，他们代表了这个行业。我给你看，这是邓铁涛说的话，登在《光明日报》上的。《光明日报》专门写了一大版，说《取消中医是对历史的无知》，其实，力挺中医也是对历史的无知。历史上有的是批评中医的许多先进人物，鲁迅、郭沫若、巴金都是批评中医的，傅斯年、余云岫都反对中医。
环：但是中医理论和现代医学在一些方面是无法对接和比较的，就像我们无法比较英语和汉语孰优孰劣。中医一些治疗方法和理论经过了现代学科的认识，并且被证明是有效的，比如针灸，但有一些理论目前还没有被现代科学的手段认知，在现代科学里，未经科学手段认知、检测和验证的理论和现象也被称为“潜科学”或“前科学”，但并不代表它就不是科学。
何：不！“潜科学”或“前科学”就不是科学。科学真理只有一个，这是唯物论的基本观点。没有第二种牛顿力学，这是实践证明的。客观真理不能一下子认识清楚，是逐渐逼近的，这就是从相对真理到绝对真理的过程。但不能说真理就是多元的。医学也一样。中医里的阴阳五行，简直不知所云，越听越糊涂。应该说中医里的阴阳五行是典型的伪科学。玻普有一个关于“伪科学”的定义，凡是不具有可证伪性的“科学理论”，即是伪科学。支持中医阴阳五行理论的朋友们，需要回答的一个尖锐问题是：这一理论的“可证伪性”何在？但是西医的很多问题却搞得清清楚楚。拍X光，作CT，哪里有问题都看得很清楚，不需要说什么阴阳怎么样，做个手术就解决了。
环：这是西医的长处。
何：这不是一个长处的问题，这是主流。西医的主流是科学，中医的问题就在于其理论基础不科学，对很多问题解释不清楚，也说不出道理。在这些方面中医应该向西医学习。它们的理论很不科学，但是又不愿意抛弃这种理论，反而反对中医现代化，简直荒唐的很！反对中医也要与时俱进，这就导致中医必然死亡。
环：那么您支持中医现代化吗？
何：当然支持啊。
环：这样说来您也是支持中医的，只不过是希望它现代化。
何：不，不，不。我只支持中医现代化的行动，不是支持中医现有的理论体系。这是两个不同概念。
环：请解释一下什么叫做中医现代化行动。
何：比如说上面我说的鸦胆子治疗瘊子不错，但是它不好保存，那么就用现代医学的方法把它做成药。把类似的东西科学化一下，这个我是支持的。
环：这只是形态的改装，成份是不变的。您究竟反对的是什么？
何：我反对的就是中医阴阳五行的这套理论。这是中医的核心，这是中医最重要的理论基础。但是从我看来，中医里的阴阳五行理论是伪科学。所以如果打分的话，西医可得90分，中医只有10分，这就是中西医的优劣。
你看邓铁涛就在报纸上这么说：“现在的中医教材存在很大问题，参杂了过多的西医理念，冲淡了中医自身的理论基础，让一些学生丧失了对中医的信任和信心，丢掉了中医的根本。”你看见了吧，这位邓铁涛的科学水准太低了，没有能力去辨识什么是真科学，什么是伪科学。本来我只想说阴阳五行是错误的理论，但是他非要把错误的东西说成是正确的，这就涉嫌推销假冒伪劣产品，这就是在宣扬伪科学。我这个人是讲究科学的，没有偏见。他只要能给我证明阴阳五行的理论如何正确，我就相信这一理论是真科学。
中医冒充辩证法
环：有人说中医和西医的思维方法不同，所以用西医的标准来衡量中医是不公平的，您怎么看？
何：中医最为得意的看法就是整体思维，这个整体思维好像符合辩证法，辩证法主张全面的看问题，然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但是中医的整体思维是很笼统的，不作具体分析，他们批评西医没有整体思维，这是说不通的。我在美国看西医，人家会“从头到脚”的用现代科技手段给你仔细检查一遍。怎么能说西医没有整体思维！可以说，西医的长处就在于既有整体思维又有具体思维。
还有一条，我认为中医冒充科学还有一个很不光彩的手法，就是把“辨证施治”偷偷改成“辩证施治”。请注意这两个词有很大差别。一个是辨别的辨，一个是辩论的辩。早年的中医的书里写的是“辨证施治”，但是解放以后，他们为了凑合共产党的唯物辩证法，他们就把中医书上写的治疗的基本原理偷偷改成了“辩证法”的“辩”。这根本就是欺骗嘛。中医的治疗难道是在辩论中进行的啊!因为共产党提倡唯物辩证法，他们这样一改，就可以说‘我们从来就是符合符合辩证法的。’这是一种假冒伪劣产品。”
环：您在哪里看到这个“辨”字给改了？
何：太多了！他们用一种很不光彩的手法来推销中医。这是伪科学鼓吹者常用的和种手法。
环：您多次说到伪科学这个词，到底什么是伪科学？
何：人们在认识客观真理过程中，会不可避免地出现不少错误，有错改错，这不是什么不光彩的事情。但是一些人如果把错误的东西说成是正确的科学的，向社会公众推销的话，这就是宣扬伪科学。
环：您是说中医是伪科学，还是中医理论是伪科学？
何：我批评的是中医里的阴阳五行的理论。但是现在有一些中医里的领导人却认为这是中医的“核心”。这就会使人们认为，从整体上看，中医是伪科学。其实，在中医里积累起来的医疗经验，往往和阴阳五行没有什么关系。
环：您认为目前中医还存在那些对社会公众进行欺骗性的宣传？
何：他们不光彩欺骗性的宣传不仅是把辨证改成辩证，还在于他们往往在“中西医结合”的名义下，夸大中医的医疗作用。例如：“非典”究竟是中医还是西医治好的，或是中西医结合才治好的，这个我不是专家，无法判断。但是我只问一个问题。为了治疗非典，西医大夫和护士牺牲了100多位，那么中医大夫牺牲了多少。我问了多次，卫生部门和中医都不肯回答。打仗上前线，一个不牺牲是不可能的，一个不牺牲，就能在非典中起重大作用？“非典”究竟谁治好的，从牺牲者就可以看出来。有些人宣传中医的疗效，往往存在夸大和不实的成分。其实，伪科学的特征之一，是好做夸大和不实的宣传。
环：对于目前社会上批判中医的言论，您是赞同的吗？
何：胡锦涛在今年3月的政协会议上说过，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里，是非、善恶、美丑的界限绝对不能混淆。因为是非不能混淆，所以我支持批判中医里的许多不科学的成分。这是有意义的。但是在行动上我有所保留。
环：您对什么有所保留？
何：马上废止中医是不现实的。说这个话是可以的，但是付诸行动是不现实的。现在张功耀说要废止中医，我认为太急了一些。
环：您不同意废除中医是吗。
何：这个我就要拿江泽民的三个代表的理论给你看，我都划了红线。《论“三个代表”》一书上的156-157页说：“我们必须坚持不懈地发展先进的生产力。对于仍然存在的不适应先进生产力和时代发展要求的一些落后的生产方式，既不能脱离实际地简单化地加以排斥，也不能采取安于现状、保护落后的态度，而要立足实际，创造条件加以改造、改进和提高，通过长期努力，逐步使它们向先进适用的生产方式转变。”我认为这段话非常适合于目前如何处理中西医的关系问题。就是说落后的东西不能“简单化地加以排斥”，但是要“创造条件加以改造、改进和提高”使“它们向先进适用的生产方式转变”。所以我现在不赞同那位在搞签名的张功耀先生，马上就废除中医。
环：所以您目前只是批评中医，但中医还是应该存在的？
何：我们现在批评中医，是要为这种落后的生产力逐步退出历史舞台创造条件。现在条件还不成熟。但是现在看中医的人越来越少，这是历史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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⑵一部分西医学中医者提出脏腑学说是核心：下面摘录当时的二篇论文。
附1：从脏腑学说来看祖国医学的理论体系(来源：《中医杂志》，1962年06期；作者：湖北省中医学院第二届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
金栋按：该文篇幅较长，共8页，即从第1页至第8页。兹摘引如下：
“我们通过学习后, 感到阴阳五行学说可以看作是祖国医学理论体系的说理工具, 而在这个理论体系中, 若以脏腑学说为核心, 则可以将这个理论体系中的经络、营卫气血、津液、精、神等一些基本理论, 概括地统一起来。
脏腑学说, 以五脏六腑为中心, 认为脏腑之间的内在平衡协稠, 整体统一, 是维持机体正常生命活动的主要基础, 外在环境对机体所发生的影响也主要是通过改变脏腑之间的平衡协调状态反映出来。疾病的发生、发展、形成、转归,主要和脏腑的功能状况有密切的关系, 并用这个理论指导着临床实践, 已经取得了极其辉煌的效果。所以, 我们认为, 若以脏腑学说作为这个理论体系的核心, 将会对整理提高和发扬祖国医学带来好处。”
该文通过三个方面展开论述，即“脏腑学说是祖国医学理论体系的核心、脏腑学说在临床辩证施治上的重要意义和脏腑学说给医学科学提供新的研究内容”。
在“脏腑学说是祖国医学理论体系的核心”中总结说：
“总的来说，脏腑学说，是建立在整体观的基础上，充分反映了人体内外和环境的统一。它所指的脏腑，除了指实质脏器外，更主要地是概括了人体的生理功能和病理变化上的种种反映。所以说，脏腑的机能活动，实质上就是整体的活动。从而可见，祖国医学中的脏腑含义，与现代医学所指的脏器显然不同。因此决不能单纯以现代医学的解剖学、生理学以及病理学等观点去理解，而应把它看成是历代医家认识和研究机体生理功能及病理变化的理论概括。
至于阴阳五行学说，在祖国医学理论体系中，是作为说理的工具，借此来认识和说明人体一切生命活动规律。这在《内经》中已有较详细的记载。……由此可见，脏腑决定着阴阳，而不是阴阳决定着脏腑。至于五行，也只能代表五脏的属性及其内在的复杂联系。因此我们认为，在祖国医学上所运用的阴阳五行，只是认识脏腑的生理机能活动和病理变化的一种说理工具，祖国医学理论的核心看来应该是脏腑学说。”
附1：从脏腑学说来看祖国医学的理论体系(来源：《中医杂志》，1962年06期；作者：湖北省中医学院第二届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
金栋按：该文篇幅较长，共8页，即从第1页至第8页。兹摘引如下：
“我们通过学习后, 感到阴阳五行学说可以看作是祖国医学理论体系的说理工具, 而在这个理论体系中, 若以脏腑学说为核心, 则可以将这个理论体系中的经络、营卫气血、津液、精、神等一些基本理论, 概括地统一起来。
脏腑学说, 以五脏六腑为中心, 认为脏腑之间的内在平衡协稠, 整体统一, 是维持机体正常生命活动的主要基础, 外在环境对机体所发生的影响也主要是通过改变脏腑之间的平衡协调状态反映出来。疾病的发生、发展、形成、转归,主要和脏腑的功能状况有密切的关系, 并用这个理论指导着临床实践, 已经取得了极其辉煌的效果。所以, 我们认为, 若以脏腑学说作为这个理论体系的核心, 将会对整理提高和发扬祖国医学带来好处。”
该文通过三个方面展开论述，即“脏腑学说是祖国医学理论体系的核心、脏腑学说在临床辩证施治上的重要意义和脏腑学说给医学科学提供新的研究内容”。
在“脏腑学说是祖国医学理论体系的核心”中总结说：
“总的来说，脏腑学说，是建立在整体观的基础上，充分反映了人体内外和环境的统一。它所指的脏腑，除了指实质脏器外，更主要地是概括了人体的生理功能和病理变化上的种种反映。所以说，脏腑的机能活动，实质上就是整体的活动。从而可见，祖国医学中的脏腑含义，与现代医学所指的脏器显然不同。因此决不能单纯以现代医学的解剖学、生理学以及病理学等观点去理解，而应把它看成是历代医家认识和研究机体生理功能及病理变化的理论概括。
至于阴阳五行学说，在祖国医学理论体系中，是作为说理的工具，借此来认识和说明人体一切生命活动规律。这在《内经》中已有较详细的记载。……由此可见，脏腑决定着阴阳，而不是阴阳决定着脏腑。至于五行，也只能代表五脏的属性及其内在的复杂联系。因此我们认为，在祖国医学上所运用的阴阳五行，只是认识脏腑的生理机能活动和病理变化的一种说理工具，祖国医学理论的核心看来应该是脏腑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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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2：中医理论核心争论中若干问题之管见(来源：《广东医学》，1963年03期；作者：徐升阳)
金栋按：该文篇幅共3页，通过六个方面展开论述，即“一个基本的前提、机能上的核心与理论体系的核心、一个核心还是多个核心、重视形质是否排斥气化、是阴阳决定脏腑还是脏腑决定阴阳及阴阳五行究竟是什么”。兹摘引如下：
“从脏腑学说来看祖国医学的理论体系”一文引起了中西医界极大的兴趣。从对中医理论核心的争论中，又反映出某些不同见解。
一个基本的前提
作为一门科学的核心理论，应该是这门科学中一个重要的理论中心，它与构成这门科学的其他基本理论有着广泛的联系，环绕着它，可以将这门科学的理论与实践中各个环节贯串成一个整体。在一门科学中，往往有多个理论环节，这些理论环节又存在着相互的关联性，但不管如何复杂，总能从这门科学的独特体系中分析出一个中心环节来。此外，正由于它是这门科学的理论中心，所以它必然是这门专业科学本身的内容。因此我们认为中医理论核心，应在中医学本身中去找，应从中医对人体生理和病理的认识上、从中医辨证施治的各个环节上去全面剖析。这是探讨祖国医学理论核心的基本前提。
机能上的核心与理论体系的核心
基于以上的理解，我们认为祖国医学理论体系的核心应该是脏腑学说。有人同意脏腑是人体机能上的核心，至于说中医理论体系的核心，则不应该是脏腑学说而是阴阳学说。
理论来源于实践。中医理论则是对人体生理病理以及临床治疗的长期观察中形成的，因此中医中各个理论环节，基本上都是人体各个不同方面生理和病理特征的总结。换言之，这些理论都是人体各个不同的生理病理现象的概括。既然理论是实践经验的总结，是客观规律的概括，那么，如果客观上脏腑在机能上居于核心地位，则脏腑学说、在通过对人体总的机能观察形成的整个中医理论之中，也是居于核心地位，这一点难道是值得怀疑的吗？
经络附属于脏腑，腧穴和脏腑的关系也是众所周知的。营卫气血、津液、精神等生化代谢谢，全赖脏腑的有关气化作用，而脏腑功能又靠这些物质的不断充养。精更是脏腑机能活动的物质基础，神又是脏腑机能活动的总的体现。因此从生理机能上看，脏腑是居于核心地位的。
辨证施治是中医的精华。“证”是在疾病过程中一定病理阶段上机能的全身性综合反应，而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脏腑机能失调的总的反应(如肾虚肝旺证)。重视辨证、实际上是重视对脏腑机能的考察，重视治证。实际上是重视对脏腑机能的调整。四诊的基本理论，是建立在脏腑与体表的关系之上，八纲的具体应用，必须结合脏腑(气血)的实质内容。六经、三焦、卫气营血等辨证纲领，以及治疗学中之药物、针灸、推拿、气功等疗法，无论在理论上或是临床实际上又何曾与脏腑学说完全割开？由此可见，在病理上临床辨证施治的各个环节上，脏腑学说也是居于核心地位。所以我们认为：不仅脏腑是人体机能上的核心，而且脏腑学说也是中医理论体系的核心。
阴阳五行究竟是什么
阴阳五行究竟是什么呢？说它是“指导思想”、是“说理工具”并不为错。古代劳动人民从自然想象的观察中，首先得出了“一阴一阳之谓道”(《周易》)的规律，随后又形成了“地有五行”(《左传》)的概念，这样就构成了阴阳五行这一古代朴素的唯物哲学观点。这种观点又为医家所继承，并且在医学科学中得到发挥。在这种哲学观点的指导下，医学得到了发展，它至今仍然指导着临床实践，用以说明各种生理病理现象，成为中医学术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从哲学观点看，阴阳学说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矛盾的对立统一观；五行学说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事物相互联系与相互制约的规律。从医学观点看，概括地说，阴阳学说是阐明人体机能上对立统一的生理现象(阴平阳秘)与对立斗争的病理变化(阴阳偏胜)。五行学说则是阐明脏腑(经络)之间的彼此关系(生与克)。十分明显，阴阳五行离开了医学本身，就是空洞的概念，只有结合到人体脏腑(包括经络气血等)机能变化，它的规律才具有实际内容。因此从祖国医学的整体角度看，虽然阴阳五行来之于哲学范畴，但却又不同于单纯的哲学概念，把它看成是纯哲学的理论也不妥当，而把阴阳五行看成是人体生理或病理的本身则更是错误的。“阴阳五行是用以说明脏腑、经络在生理和病理的情况下存有相对平衡和相互影响的关系，即用以认识和说明人体一切生理现象和病理变化的理论概括。”(吕炳奎司长在全国中医学院中医教材第二版修订审查会议总结发言)
然而，从哲学角度看，阴阳五行毕竟是朴素的古典的唯物辩证法，缺乏高度科学分析的基础，因此作为唯物辩证法是极不完善的。从医学角度看，它对医学的解示，亦仅停留于笼统的概念之上，而未能从实质上予以精确的说明。特别是历来把医学局限于这种古典哲学圈子里，满足于概念的解说，因而未能引导人们去从实质上进行认真的研究，所以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医学的发展。显然，在科学发达的今天，仅以笼统的概念来解示活生生的实际是很不够的。
随着反复的科学实践，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越来越深刻，科学理论也就不断地得到充实和提高，旧的不切实际的臆测的成分逐渐减少，而为新的符合客观实际的东西所代替。这是一切科学发展的必然规律，医学也是如此。中医对人体生理和病理的认识以及临床治疗的机理，在今天完全有条件从科学的研究中逐步得到阐明和证实，从而古典的哲学规律将为丰富的客观科学资料所充实起来，祖国医学也就会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到那时中西医之间也就会出现共同的语言。可是在目前情况下，我们还没有充分的科学论据来说明阴阳五行所解说的本质，如果采取轻率否定的态度来摒弃阴阳五行学说，那就不是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金栋按：该文篇幅共3页，通过六个方面展开论述，即“一个基本的前提、机能上的核心与理论体系的核心、一个核心还是多个核心、重视形质是否排斥气化、是阴阳决定脏腑还是脏腑决定阴阳及阴阳五行究竟是什么”。兹摘引如下：
“从脏腑学说来看祖国医学的理论体系”一文引起了中西医界极大的兴趣。从对中医理论核心的争论中，又反映出某些不同见解。
一个基本的前提
作为一门科学的核心理论，应该是这门科学中一个重要的理论中心，它与构成这门科学的其他基本理论有着广泛的联系，环绕着它，可以将这门科学的理论与实践中各个环节贯串成一个整体。在一门科学中，往往有多个理论环节，这些理论环节又存在着相互的关联性，但不管如何复杂，总能从这门科学的独特体系中分析出一个中心环节来。此外，正由于它是这门科学的理论中心，所以它必然是这门专业科学本身的内容。因此我们认为中医理论核心，应在中医学本身中去找，应从中医对人体生理和病理的认识上、从中医辨证施治的各个环节上去全面剖析。这是探讨祖国医学理论核心的基本前提。
机能上的核心与理论体系的核心
基于以上的理解，我们认为祖国医学理论体系的核心应该是脏腑学说。有人同意脏腑是人体机能上的核心，至于说中医理论体系的核心，则不应该是脏腑学说而是阴阳学说。
理论来源于实践。中医理论则是对人体生理病理以及临床治疗的长期观察中形成的，因此中医中各个理论环节，基本上都是人体各个不同方面生理和病理特征的总结。换言之，这些理论都是人体各个不同的生理病理现象的概括。既然理论是实践经验的总结，是客观规律的概括，那么，如果客观上脏腑在机能上居于核心地位，则脏腑学说、在通过对人体总的机能观察形成的整个中医理论之中，也是居于核心地位，这一点难道是值得怀疑的吗？
经络附属于脏腑，腧穴和脏腑的关系也是众所周知的。营卫气血、津液、精神等生化代谢谢，全赖脏腑的有关气化作用，而脏腑功能又靠这些物质的不断充养。精更是脏腑机能活动的物质基础，神又是脏腑机能活动的总的体现。因此从生理机能上看，脏腑是居于核心地位的。
辨证施治是中医的精华。“证”是在疾病过程中一定病理阶段上机能的全身性综合反应，而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脏腑机能失调的总的反应(如肾虚肝旺证)。重视辨证、实际上是重视对脏腑机能的考察，重视治证。实际上是重视对脏腑机能的调整。四诊的基本理论，是建立在脏腑与体表的关系之上，八纲的具体应用，必须结合脏腑(气血)的实质内容。六经、三焦、卫气营血等辨证纲领，以及治疗学中之药物、针灸、推拿、气功等疗法，无论在理论上或是临床实际上又何曾与脏腑学说完全割开？由此可见，在病理上临床辨证施治的各个环节上，脏腑学说也是居于核心地位。所以我们认为：不仅脏腑是人体机能上的核心，而且脏腑学说也是中医理论体系的核心。
阴阳五行究竟是什么
阴阳五行究竟是什么呢？说它是“指导思想”、是“说理工具”并不为错。古代劳动人民从自然想象的观察中，首先得出了“一阴一阳之谓道”(《周易》)的规律，随后又形成了“地有五行”(《左传》)的概念，这样就构成了阴阳五行这一古代朴素的唯物哲学观点。这种观点又为医家所继承，并且在医学科学中得到发挥。在这种哲学观点的指导下，医学得到了发展，它至今仍然指导着临床实践，用以说明各种生理病理现象，成为中医学术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从哲学观点看，阴阳学说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矛盾的对立统一观；五行学说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事物相互联系与相互制约的规律。从医学观点看，概括地说，阴阳学说是阐明人体机能上对立统一的生理现象(阴平阳秘)与对立斗争的病理变化(阴阳偏胜)。五行学说则是阐明脏腑(经络)之间的彼此关系(生与克)。十分明显，阴阳五行离开了医学本身，就是空洞的概念，只有结合到人体脏腑(包括经络气血等)机能变化，它的规律才具有实际内容。因此从祖国医学的整体角度看，虽然阴阳五行来之于哲学范畴，但却又不同于单纯的哲学概念，把它看成是纯哲学的理论也不妥当，而把阴阳五行看成是人体生理或病理的本身则更是错误的。“阴阳五行是用以说明脏腑、经络在生理和病理的情况下存有相对平衡和相互影响的关系，即用以认识和说明人体一切生理现象和病理变化的理论概括。”(吕炳奎司长在全国中医学院中医教材第二版修订审查会议总结发言)
然而，从哲学角度看，阴阳五行毕竟是朴素的古典的唯物辩证法，缺乏高度科学分析的基础，因此作为唯物辩证法是极不完善的。从医学角度看，它对医学的解示，亦仅停留于笼统的概念之上，而未能从实质上予以精确的说明。特别是历来把医学局限于这种古典哲学圈子里，满足于概念的解说，因而未能引导人们去从实质上进行认真的研究，所以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医学的发展。显然，在科学发达的今天，仅以笼统的概念来解示活生生的实际是很不够的。
随着反复的科学实践，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越来越深刻，科学理论也就不断地得到充实和提高，旧的不切实际的臆测的成分逐渐减少，而为新的符合客观实际的东西所代替。这是一切科学发展的必然规律，医学也是如此。中医对人体生理和病理的认识以及临床治疗的机理，在今天完全有条件从科学的研究中逐步得到阐明和证实，从而古典的哲学规律将为丰富的客观科学资料所充实起来，祖国医学也就会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到那时中西医之间也就会出现共同的语言。可是在目前情况下，我们还没有充分的科学论据来说明阴阳五行所解说的本质，如果采取轻率否定的态度来摒弃阴阳五行学说，那就不是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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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要言之，《内经》篇篇言阴阳五行，又无一篇专论阴阳五行。所以，把阴阳五行说成《内经》内容之一是不妥的。阴阳五行说是《内经》的统帅、灵魂。有了它，尽管各篇错乱重复，矛盾之处举不胜举，仍不失为一个整体。没有它，《内经》只剩下一堆零碎的臆测和经验知识。如果说《内经》中还有能称得起成系统的理论，那就是经络学说。现经络学说也隶属于阴阳五行之下，但应认识到，即或它不受阴阳五行说统帅，亦可自成一种能解释部分理、法的系统。上面所说与阴阳五行完全无关的两篇《素问•灵兰秘典论》、《灵枢•肠胃》是讲脏腑的。此足以说明《内经》体系并不建立在解剖生理基础上⑴，该两篇的来路另有所本。
这绝不是说这两篇不重要。阴阳五行的脏腑生理，毕竟需要对脏腑有些简单的特殊限定，否则阴阳五行便与人体无关。由此，我们便可理解，为什么《素问》(今人仍重《素问》轻《灵枢》)中唯有这一篇大反潮流，而古人不能把它抛弃。现本《太素》中是没有这一篇的⑵，其来路颇值得探讨⑶。第五节中再谈它。
这绝不是说这两篇不重要。阴阳五行的脏腑生理，毕竟需要对脏腑有些简单的特殊限定，否则阴阳五行便与人体无关。由此，我们便可理解，为什么《素问》(今人仍重《素问》轻《灵枢》)中唯有这一篇大反潮流，而古人不能把它抛弃。现本《太素》中是没有这一篇的⑵，其来路颇值得探讨⑶。第五节中再谈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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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中医不重解剖重关系(曹东义 河北省中医药研究院《中国中医药报》；2013年3月1日)
中医学有几千年的发展历史，对于中医的特点，需要大家不断探索。只有认清了中医特色，才能做好继承与发展的工作，也才能正确认识中医与西医的关系。
回望历史，我们可以发现，中医特色的形成，不是技术障碍阻挡了中医的脏腑解剖，而是在其理论体系的起步阶段，中医就走向了重视万物关系的另一条道路。这个特点，在汉代中叶已经非常突出。
1、“医经家”不重结构重关系
汉代重新建立了多民族统一的中央集权帝国，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技术都获得了很大的发展，达到了空前繁荣的高峰。以司马迁父子为代表的史学家，对此前历史上的学术流派，进行过全面的总结，他们对于阴阳、易、儒、道、墨、名、法等各家的评论，都有过精彩的论断。对于此前的医学状况，司马迁说：“扁鹊言医，为方者宗，守数精明；後世脩序，弗能易也，而仓公可谓近之矣。作《扁鹊仓公列传》第四十五。”扁鹊医学的“精明”之处，后世有继承，也有发展。
东汉史学家班固在《汉书•艺文志》这个国家图书总目里，把医学分作四大类：医经、经方、神仙、房中。对这四大流派、四大学科，《汉书》作者皆称之为“某某家”。
所谓“医经”就是关于中医理论的医学著作，是当时医学著作之中的最重要的基础部分。《汉书•艺文志》既记载了《扁鹊内经》、《扁鹊外经》，也记载了《黄帝内经》、《黄帝外经》、《内经》、《外经》、《旁篇》，一起被称为“医经七家”。
《汉书•艺文志》说：“医经者，原人血脉、经落、骨髓、阴阳、表里，以起百病之本，死生之分。而用度箴石汤火所施，调百药齐和之所宜。至齐之得，犹慈石取铁，以物相使。拙者失理，以愈为剧，以生为死。”
中医学建立虽然很早，其学科成熟的标志，是“医经七家”的诞生。它们共同的特点，是推求人体的血脉，研究这些血脉的起止，研究血脉与内在脏腑的关系，而不是探索脏腑的解剖结构。当然，论述人体的阴阳和表里，也离不开脏腑的大体解剖，只是这种研究方法不需要特别精细的组织结构，不是为了手术切除病灶，而是为了用阴阳学说在理论上进行统一，“借物说理”即可，是追求理论的普适性，不是探索局部病理结构的具体和细微。中医学认为，这种理论的圆满解释，就是抓住了“百病之本”，就可以在体表进行“内病外治”的针刺治疗，和组合方药内服治疗了，所以无需生理生化那样的基础支撑。
2、古人说天地万物，不离象数
中医重视的是人与天地相参，人与万物的相互关系。不用说脏腑器官的结构，就是再精细的解剖，到了细胞、分子、原子阶段，仍不能直接看出人与天地万物的联系。人与白天黑夜阴阳变化的关系，四季寒热温凉气候对人体的影响，人与万物声色气味的关系，社会生活喜怒哀乐的精神活动对人体有哪些影响，这些重要因素，没有一个是可以通过脏腑解剖说清楚的。因此，古人走了另外一条道路：依靠藏象来说明这一切。
人与自然万物的联系是客观存在的，现代科技用电磁、地心引力、气温气压、空气湿度、社会心理等概念解释周围环境对人体的影响，如果用一个简单的词语概括这些影响的话，可以用“信息”一词来总括。也就是说，外界因素对人体的复杂影响，无非是传达某种信息，人体要全方位面对这些信息作出适当的反应，引起共振，启动某些反应，甚至是“巨涨落”，就像遥控器的开机关机、信号调节那样，或者是加以抵抗、消除某些影响，比如对于噪音、污染的适应和抵消。
古人也是面对环境因素对人体的复杂影响，他们的理论根据是天地万物广泛联系的思想，并且认定这天地万物都是阴阳相互作用而生成的。推演它们之间的关系，既有内在数字的证据，也有外在形象的差别。
象和数，是古人推演万物之间相互关系的主要方法。
老子《道德经》认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运用了数字，也运用了生成论，说明万物起源，由简而繁，从少到多，不断发展。
《易经•系辞》说：“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
奇数一三五七九属阳，上配天，它们的总合是25；偶数二四六八十属阴，下配地，它们的总合是30。天地之间的万物，尽管外在形象千差万别，但是它们都是可以衡量、可测量的，可以由各种数据进行规定，从而可以形成各门科学。但是，古人没有进一步测量万物，创立各个分科之学的“科学”，而是在总括万物的“通学”上大做文章，这种学术倾向影响了几千年。
《素问•阴阳离合篇》说：“阴阳者数之可十，推之可百，数之可千，推之可万，万之大不可胜数，然其要一也。”衡量事物的数据精确度不一样，数字也有繁简不同，精细分析可以达到“海量数据”，人力难于把握，每秒运算亿万次的电子计算机也难以调控社会和人体的细节问题。
3、古人承认微观世界客观存在
世间万物都是无限可分的，古人善于思考，也善于驾驭复杂事物。
老子把“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抟之不得”的微观世界加以概括：“此三者不可致诘，故混而为一”，称其为“恍惚”。恍惚不是模糊，而是太细微，难以用感官把握。“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恍惚不是玄虚，而是细微的客观存在，也是离不开物质的精微世界。
把握微观世界的变化，需要运用大智慧。
古人遵循大道从简的原则，执简驭繁，把数据转化为形象，通过研究象来概括数、代表数，形成“象数学说”。《素问•五运行大论》说：“夫阴阳者，数之可十，推之可百，数之可千，推之可万，天地阴阳者，不以数推，以象之谓也。”
象和数都可以发生变化，二者之间具有高度的相关性。
数是象的基础，象是数的概括。象变，数就一定变了；而数变了，象未必变，数变到一定程度才会发生象变。比如白天和黑夜，阴阳象的变化，是时间数的积累。时间的数，可以是昼夜，也可以是时辰，也可以是铜壶滴漏的滴数和刻度。
4、天地对人的影响有规律可循
《素问•六节藏象论》认为，天至广，不可度，地至大，不可量。但是，万物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是天地的一部分。因此说：“气合而有形，因变以正名。天地之运，阴阳之化，其于万物孰少孰多。”
万物各得天地之气有多少，有薄厚，都可以被人利用，对人体产生不同的影响：“草生五色，五色之变，不可胜视。草生五味，五味之美，不可胜极。嗜欲不同，各有所通。天食人以五气，地食人以五味。五气入鼻，藏于心肺，上使五色修明，音声能彰；五味入口，藏于肠胃，味有所藏，以养五气，气和而生，津液相成，神乃自生。”
五色、五味、五气的概念，既有一年之中的时间因素，也有东西南北中五方的因素，是对世间万物按照“时空整体相关”的原则进行的“抽象”、“取象”，也是对万物自然属性的总概括。
当黄帝与岐伯讨论“藏象何如”的时候，岐伯说：“心者，生之本，神之变也；其华在面，其充在血脉，为阳中之太阳，通于夏气。肺者，气之本，魄之处也；其华在毛，其充在皮，为阳中之太阴，通于秋气。肾者主蛰，封藏之本，精之处也；其华在发，其充在骨，为阴中之少阴。通于冬气。肝者，罢极之本，魂之居也；其华在爪，其充在筋，以生血气，其味酸，其色苍，此为阳中之少阳，通于春气。脾、胃、大肠、小肠、三焦、膀胱者，仓廪之本，营之居也，名曰器，能化糟粕，转味而入出者也，其华在唇四白，其充在肌，其味甘，其色黄，此至阴之类，通于土气。”
这段文字，不仅把人体的脏腑与血脉、筋骨、皮肉、精气、面色、头发、饮食二便相联系，而且与春夏秋冬阴阳之气也联系起来。
人与大自然整个时空万物的联系，实际上就是人的生态环境。这种联系，既有物质的相互作用，也有信息的互相影响，它们的联系和影响可以从人体的功能上体现出来，观察出来。
《内经》有“五藏生成篇”，没有五脏构成篇，不研究脏腑具体的内部结构、性质，而是研究五藏与天地万物的关系，与人类社会精神活动的密切联系。
这是中医的特色，也是中医的长处。善于利用万物，驾驭复杂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复杂联系，而不必细究万物内部的结构、化学组成。
如果一定要中医说清楚内脏细微结构与人体生理功能的联系，那的确是传统中医视野之外的内容，也是其理论体系之外知识，那是西医研究的对象，也是西医的长处。
但西医无法取代中医的优点，因为再细微的人体组织结构，也说不清它与世间万物的复杂联系，看不到人类社会精神因素的直接作用。
中医学有几千年的发展历史，对于中医的特点，需要大家不断探索。只有认清了中医特色，才能做好继承与发展的工作，也才能正确认识中医与西医的关系。
回望历史，我们可以发现，中医特色的形成，不是技术障碍阻挡了中医的脏腑解剖，而是在其理论体系的起步阶段，中医就走向了重视万物关系的另一条道路。这个特点，在汉代中叶已经非常突出。
1、“医经家”不重结构重关系
汉代重新建立了多民族统一的中央集权帝国，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技术都获得了很大的发展，达到了空前繁荣的高峰。以司马迁父子为代表的史学家，对此前历史上的学术流派，进行过全面的总结，他们对于阴阳、易、儒、道、墨、名、法等各家的评论，都有过精彩的论断。对于此前的医学状况，司马迁说：“扁鹊言医，为方者宗，守数精明；後世脩序，弗能易也，而仓公可谓近之矣。作《扁鹊仓公列传》第四十五。”扁鹊医学的“精明”之处，后世有继承，也有发展。
东汉史学家班固在《汉书•艺文志》这个国家图书总目里，把医学分作四大类：医经、经方、神仙、房中。对这四大流派、四大学科，《汉书》作者皆称之为“某某家”。
所谓“医经”就是关于中医理论的医学著作，是当时医学著作之中的最重要的基础部分。《汉书•艺文志》既记载了《扁鹊内经》、《扁鹊外经》，也记载了《黄帝内经》、《黄帝外经》、《内经》、《外经》、《旁篇》，一起被称为“医经七家”。
《汉书•艺文志》说：“医经者，原人血脉、经落、骨髓、阴阳、表里，以起百病之本，死生之分。而用度箴石汤火所施，调百药齐和之所宜。至齐之得，犹慈石取铁，以物相使。拙者失理，以愈为剧，以生为死。”
中医学建立虽然很早，其学科成熟的标志，是“医经七家”的诞生。它们共同的特点，是推求人体的血脉，研究这些血脉的起止，研究血脉与内在脏腑的关系，而不是探索脏腑的解剖结构。当然，论述人体的阴阳和表里，也离不开脏腑的大体解剖，只是这种研究方法不需要特别精细的组织结构，不是为了手术切除病灶，而是为了用阴阳学说在理论上进行统一，“借物说理”即可，是追求理论的普适性，不是探索局部病理结构的具体和细微。中医学认为，这种理论的圆满解释，就是抓住了“百病之本”，就可以在体表进行“内病外治”的针刺治疗，和组合方药内服治疗了，所以无需生理生化那样的基础支撑。
2、古人说天地万物，不离象数
中医重视的是人与天地相参，人与万物的相互关系。不用说脏腑器官的结构，就是再精细的解剖，到了细胞、分子、原子阶段，仍不能直接看出人与天地万物的联系。人与白天黑夜阴阳变化的关系，四季寒热温凉气候对人体的影响，人与万物声色气味的关系，社会生活喜怒哀乐的精神活动对人体有哪些影响，这些重要因素，没有一个是可以通过脏腑解剖说清楚的。因此，古人走了另外一条道路：依靠藏象来说明这一切。
人与自然万物的联系是客观存在的，现代科技用电磁、地心引力、气温气压、空气湿度、社会心理等概念解释周围环境对人体的影响，如果用一个简单的词语概括这些影响的话，可以用“信息”一词来总括。也就是说，外界因素对人体的复杂影响，无非是传达某种信息，人体要全方位面对这些信息作出适当的反应，引起共振，启动某些反应，甚至是“巨涨落”，就像遥控器的开机关机、信号调节那样，或者是加以抵抗、消除某些影响，比如对于噪音、污染的适应和抵消。
古人也是面对环境因素对人体的复杂影响，他们的理论根据是天地万物广泛联系的思想，并且认定这天地万物都是阴阳相互作用而生成的。推演它们之间的关系，既有内在数字的证据，也有外在形象的差别。
象和数，是古人推演万物之间相互关系的主要方法。
老子《道德经》认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运用了数字，也运用了生成论，说明万物起源，由简而繁，从少到多，不断发展。
《易经•系辞》说：“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
奇数一三五七九属阳，上配天，它们的总合是25；偶数二四六八十属阴，下配地，它们的总合是30。天地之间的万物，尽管外在形象千差万别，但是它们都是可以衡量、可测量的，可以由各种数据进行规定，从而可以形成各门科学。但是，古人没有进一步测量万物，创立各个分科之学的“科学”，而是在总括万物的“通学”上大做文章，这种学术倾向影响了几千年。
《素问•阴阳离合篇》说：“阴阳者数之可十，推之可百，数之可千，推之可万，万之大不可胜数，然其要一也。”衡量事物的数据精确度不一样，数字也有繁简不同，精细分析可以达到“海量数据”，人力难于把握，每秒运算亿万次的电子计算机也难以调控社会和人体的细节问题。
3、古人承认微观世界客观存在
世间万物都是无限可分的，古人善于思考，也善于驾驭复杂事物。
老子把“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抟之不得”的微观世界加以概括：“此三者不可致诘，故混而为一”，称其为“恍惚”。恍惚不是模糊，而是太细微，难以用感官把握。“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恍惚不是玄虚，而是细微的客观存在，也是离不开物质的精微世界。
把握微观世界的变化，需要运用大智慧。
古人遵循大道从简的原则，执简驭繁，把数据转化为形象，通过研究象来概括数、代表数，形成“象数学说”。《素问•五运行大论》说：“夫阴阳者，数之可十，推之可百，数之可千，推之可万，天地阴阳者，不以数推，以象之谓也。”
象和数都可以发生变化，二者之间具有高度的相关性。
数是象的基础，象是数的概括。象变，数就一定变了；而数变了，象未必变，数变到一定程度才会发生象变。比如白天和黑夜，阴阳象的变化，是时间数的积累。时间的数，可以是昼夜，也可以是时辰，也可以是铜壶滴漏的滴数和刻度。
4、天地对人的影响有规律可循
《素问•六节藏象论》认为，天至广，不可度，地至大，不可量。但是，万物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是天地的一部分。因此说：“气合而有形，因变以正名。天地之运，阴阳之化，其于万物孰少孰多。”
万物各得天地之气有多少，有薄厚，都可以被人利用，对人体产生不同的影响：“草生五色，五色之变，不可胜视。草生五味，五味之美，不可胜极。嗜欲不同，各有所通。天食人以五气，地食人以五味。五气入鼻，藏于心肺，上使五色修明，音声能彰；五味入口，藏于肠胃，味有所藏，以养五气，气和而生，津液相成，神乃自生。”
五色、五味、五气的概念，既有一年之中的时间因素，也有东西南北中五方的因素，是对世间万物按照“时空整体相关”的原则进行的“抽象”、“取象”，也是对万物自然属性的总概括。
当黄帝与岐伯讨论“藏象何如”的时候，岐伯说：“心者，生之本，神之变也；其华在面，其充在血脉，为阳中之太阳，通于夏气。肺者，气之本，魄之处也；其华在毛，其充在皮，为阳中之太阴，通于秋气。肾者主蛰，封藏之本，精之处也；其华在发，其充在骨，为阴中之少阴。通于冬气。肝者，罢极之本，魂之居也；其华在爪，其充在筋，以生血气，其味酸，其色苍，此为阳中之少阳，通于春气。脾、胃、大肠、小肠、三焦、膀胱者，仓廪之本，营之居也，名曰器，能化糟粕，转味而入出者也，其华在唇四白，其充在肌，其味甘，其色黄，此至阴之类，通于土气。”
这段文字，不仅把人体的脏腑与血脉、筋骨、皮肉、精气、面色、头发、饮食二便相联系，而且与春夏秋冬阴阳之气也联系起来。
人与大自然整个时空万物的联系，实际上就是人的生态环境。这种联系，既有物质的相互作用，也有信息的互相影响，它们的联系和影响可以从人体的功能上体现出来，观察出来。
《内经》有“五藏生成篇”，没有五脏构成篇，不研究脏腑具体的内部结构、性质，而是研究五藏与天地万物的关系，与人类社会精神活动的密切联系。
这是中医的特色，也是中医的长处。善于利用万物，驾驭复杂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复杂联系，而不必细究万物内部的结构、化学组成。
如果一定要中医说清楚内脏细微结构与人体生理功能的联系，那的确是传统中医视野之外的内容，也是其理论体系之外知识，那是西医研究的对象，也是西医的长处。
但西医无法取代中医的优点，因为再细微的人体组织结构，也说不清它与世间万物的复杂联系，看不到人类社会精神因素的直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