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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中医不行，而是学中医的人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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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连德身上闪烁的现代科学的光芒
形势真的有几分相似。
1910年那个严冷的冬天，在31岁的医学博士、钦差总医官伍连德的心里，并不比2003年的中国人心里更有底。
这一年的12月24日，后来多次被人提及。当天，原本在天津主持中国第一所现代医学院——天津陆军医学堂的伍连德，辞别妻儿，只带着一个助手抵达哈尔滨。他要面对的，是一场波及东三省、最终造成6万人死亡的大规模鼠疫。
走下火车的这个马来亚华侨，在中国呆了不满4年，甚至连中文都讲不熟练。而日俄战争之后的东北政治生态，也十分复杂。他手拿一个英国制的中型的显微镜，及研究细菌工作的必需品：酒精、试管、剪刀、钳子。这些是他所有的工具。
这一幕穿越了历史，深深打动了今天的旅澳历史画家沈嘉蔚。这个小个子医生身上独当一面的“统帅”气质，至今让沈嘉蔚感慨不已。
2003年5月，刚好在国内工作的沈嘉蔚有过一次“发烧”的可怕经历。亲自体验过那种恐惧，让他更加折服伍连德的勇气。
不过，超越这之上，更让沈嘉蔚着迷的，是“伍连德身上闪烁的现代科学的光芒”。令伍连德一举成名的鼠疫防治，同时也被视为中国现代防疫学的开端。
从剑桥出版社出版的英文版伍连德自传中，“伍迷”们发现，当时的伍连德“一不小心就在创造着‘第一次’”。
他实施了中国医生的第一次人体解剖。他在世界上第一次提出了“肺鼠疫”的概念。他主持了中国第一次大规模的对瘟疫死者尸体焚烧。
“中国第一个口罩是谁设计的，中国第一次用口罩预防传染病是谁推广的，你知道吗？”不只一个“伍迷”曾这样问我。
当然，他们很快给出了答案：伍连德。
沈嘉蔚觉得，如果没有伍连德，1910年东北鼠疫夺走的中国百姓生命将不只6万，而可能十倍、百倍于这个数字。“他在英国学得的现代医学科学知识成功地用于实践，开创了中国的现代化医学事业，并在人类抗击疫病的漫长历史中写下光辉的一页。”
不过，他发现，在漫长的大半个20世纪里，这光辉一页在中国几乎成了空白，直到历史“饶有意味”地把另一场疫情放到国人面前，并把被人遗忘的伍连德激活。
2003年起，伍连德和他的防疫措施，开始逐渐出现在媒体上。
当年10月份，中央电视台播出中国科学院院士韩启德主讲的“传染病历史”，其中专门提到了伍连德，对他“隔离病人”，“建立专门临时消毒所”等措施加以介绍。
“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通过隔离等办法应对城市发生的传染病疫情。”《国士无双伍连德》的作者王哲说。
直到今天，世界各国用于防治非典等传染病的紧急措施，许多仍是从伍连德那里沿用而来的。
每当有人来，礼露都爱把自己收集的所有关于伍连德的材料摆放在客厅的桌子上，一本本介绍，“这是托某人复印自新家坡，这是某人送的，这是复印自澳大利亚……”这些材料记录着上世纪前30年中伍连德的辉煌。他在哈尔滨设立防疫总局，创办了《中华医学杂志》，创立中华医学会，并建成现代化的北京中央医院(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前身)。
医学杂志、医学会和现代医院，这些医学现代化过程中的重要标志，在中国全部由伍连德完成。程光胜表示，伍连德的“中国现代医学奠基人”身份，无庸置疑。
形势真的有几分相似。
1910年那个严冷的冬天，在31岁的医学博士、钦差总医官伍连德的心里，并不比2003年的中国人心里更有底。
这一年的12月24日，后来多次被人提及。当天，原本在天津主持中国第一所现代医学院——天津陆军医学堂的伍连德，辞别妻儿，只带着一个助手抵达哈尔滨。他要面对的，是一场波及东三省、最终造成6万人死亡的大规模鼠疫。
走下火车的这个马来亚华侨，在中国呆了不满4年，甚至连中文都讲不熟练。而日俄战争之后的东北政治生态，也十分复杂。他手拿一个英国制的中型的显微镜，及研究细菌工作的必需品：酒精、试管、剪刀、钳子。这些是他所有的工具。
这一幕穿越了历史，深深打动了今天的旅澳历史画家沈嘉蔚。这个小个子医生身上独当一面的“统帅”气质，至今让沈嘉蔚感慨不已。
2003年5月，刚好在国内工作的沈嘉蔚有过一次“发烧”的可怕经历。亲自体验过那种恐惧，让他更加折服伍连德的勇气。
不过，超越这之上，更让沈嘉蔚着迷的，是“伍连德身上闪烁的现代科学的光芒”。令伍连德一举成名的鼠疫防治，同时也被视为中国现代防疫学的开端。
从剑桥出版社出版的英文版伍连德自传中，“伍迷”们发现，当时的伍连德“一不小心就在创造着‘第一次’”。
他实施了中国医生的第一次人体解剖。他在世界上第一次提出了“肺鼠疫”的概念。他主持了中国第一次大规模的对瘟疫死者尸体焚烧。
“中国第一个口罩是谁设计的，中国第一次用口罩预防传染病是谁推广的，你知道吗？”不只一个“伍迷”曾这样问我。
当然，他们很快给出了答案：伍连德。
沈嘉蔚觉得，如果没有伍连德，1910年东北鼠疫夺走的中国百姓生命将不只6万，而可能十倍、百倍于这个数字。“他在英国学得的现代医学科学知识成功地用于实践，开创了中国的现代化医学事业，并在人类抗击疫病的漫长历史中写下光辉的一页。”
不过，他发现，在漫长的大半个20世纪里，这光辉一页在中国几乎成了空白，直到历史“饶有意味”地把另一场疫情放到国人面前，并把被人遗忘的伍连德激活。
2003年起，伍连德和他的防疫措施，开始逐渐出现在媒体上。
当年10月份，中央电视台播出中国科学院院士韩启德主讲的“传染病历史”，其中专门提到了伍连德，对他“隔离病人”，“建立专门临时消毒所”等措施加以介绍。
“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通过隔离等办法应对城市发生的传染病疫情。”《国士无双伍连德》的作者王哲说。
直到今天，世界各国用于防治非典等传染病的紧急措施，许多仍是从伍连德那里沿用而来的。
每当有人来，礼露都爱把自己收集的所有关于伍连德的材料摆放在客厅的桌子上，一本本介绍，“这是托某人复印自新家坡，这是某人送的，这是复印自澳大利亚……”这些材料记录着上世纪前30年中伍连德的辉煌。他在哈尔滨设立防疫总局，创办了《中华医学杂志》，创立中华医学会，并建成现代化的北京中央医院(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前身)。
医学杂志、医学会和现代医院，这些医学现代化过程中的重要标志，在中国全部由伍连德完成。程光胜表示，伍连德的“中国现代医学奠基人”身份，无庸置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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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有人向新华社的记者介绍伍连德，发现怎么都说不清楚。随着对方反复追问，这个人一着急，喊道：“这个人就有点像那个……段祺瑞！”
亲耳听着这段对话，礼露目瞪口呆。
许多“伍迷”都有类似体会：向别人介绍伍连德，既为难，又尴尬。有一次，礼露为了保护伍连德故居不被拆除，在饭堂向侨界某组织的负责人寻求帮助。
不料该负责人听了“伍连德”这个名字，毫不犹豫地表示“没听说过”，并用怀疑的目光打量着她。
有“伍迷”去中华医学会的档案馆，想查询关于伍连德的档案。递上写有“伍连德”字样的查询条，对方问：“是你本人吗？”
据实以告“不是”，又问：“查婚姻吗？”
“也不是。”得知是查上世纪中叶的人的信息时，对方干脆回答：“那时候的资料没有。”
事实上，寻找伍连德的过程，渐渐变成了见证伍连德如何被遗忘的过程。有个国外研究伍连德的学者来到中国，想去伍连德创办的某医学机构采访，对方在电话中婉拒：你别来了，我们这里没什么资料，你来了也没什么用。
“你知道不知道伍连德在国外学术界是什么地位？”程光胜说到这里，忍不住拍了一下桌子，“要研究传染病或鼠疫，没人不知道他。”
有人问一名医史研究专家，为什么伍连德会这么彻底地消失在我们的记忆中。
他略微思索，回答：应该因为1937年以后，伍连德避战离开了中国大陆。
这个理由在程光胜那里部分得到认可。他认为，过早淡出中国历史，以及华侨身份，是他被淡忘的理由之一。
不过，与这种“无意”的遗忘相比，“某种程度上，”程光胜慢慢挑选着字句，“也可以说存在着有意的遗忘。”
许多人都意识到，不光是伍连德，与他同时代的一些科学家和学者，都经历过被遗忘和被发现的过程。
上世纪中叶的政治气候中，“强调宣传新、废弃旧的思潮影响下，人们很少谈论起过去的人和成就。”程光胜说。
退休以后，他在《中国微生物》上开辟专栏，回忆民国时期出生的“先贤”，在搜集资料的时候，遇到了很大的困难。
许多人的资料是从老家的后代那里找到的，有些很有建树的前辈学者，居然因为资料太少，凑不够一篇数千字的文章。
有个叫李振翩的微生物学家，只因为与毛泽东是故交才被人们记住，结果，所有关于他的资料几乎都与此有关，其他资料则少之又少。最后，程光胜还是在他家乡小学的现任校长手里，才辗转搜寻到了一些资料。
在这种历史观的影响下，伍连德的“失踪”，“难道不是有意的吗？”一名“伍迷”反问。
与此相关，还有科学史所受到的忽视。
在前不久的一次会议上，韩启德提到，我国“科学史领域一直是薄弱环节，多数人都不太重视科学史”的问题。他在北大召开医院会议，问大家什么时候开始有医院，居然没有人能回答上来。他听说护理学院师生常常以南丁格尔为楷模，便问南丁格尔是什么年代的人，她的主要医学贡献是什么，结果却有很多人回答不上来。
与“被遗忘”相应和的，是另一种“不被遗忘”。
伍连德曾与王吉民合著过英文版《中国医史》，并被看作“中国近代具有代表性的医学史研究成果”的三本著作之一。而据中国中医研究院医史文献研究所李经纬披露，上世纪60年代批判“封资修”时，卫生部曾决定把《中国医史》选作医学方面的批判对象，理由之一，是加强人们“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认识”。
据称，中医研究院医史研究室的人曾专门组织了翻译，1966年，李经纬联系了“相对便宜”的北京郊区通县印刷厂。不料书还没印出，“文革”爆发。最后，书只印了15本，作为资料保存，才免于被批判的命运。
这段历史，北京大学医学部医学史教研史助理陈琦曾在学术论文中详加披露。
在同一时期，身处马来西亚、被“遗忘”的伍连德在做什么呢？
在马来西亚怡保市斯里并巷93号，他开了一家诊所，给人看病。老人默默无闻，经常悠闲地在街头漫步，并偶尔用广东话劝小贩们“不要抽烟喝酒，多运动”。
王哲在所写的传记中描述，面对国内的政治运动，伍连德此时只是“叹息不已”。
亲耳听着这段对话，礼露目瞪口呆。
许多“伍迷”都有类似体会：向别人介绍伍连德，既为难，又尴尬。有一次，礼露为了保护伍连德故居不被拆除，在饭堂向侨界某组织的负责人寻求帮助。
不料该负责人听了“伍连德”这个名字，毫不犹豫地表示“没听说过”，并用怀疑的目光打量着她。
有“伍迷”去中华医学会的档案馆，想查询关于伍连德的档案。递上写有“伍连德”字样的查询条，对方问：“是你本人吗？”
据实以告“不是”，又问：“查婚姻吗？”
“也不是。”得知是查上世纪中叶的人的信息时，对方干脆回答：“那时候的资料没有。”
事实上，寻找伍连德的过程，渐渐变成了见证伍连德如何被遗忘的过程。有个国外研究伍连德的学者来到中国，想去伍连德创办的某医学机构采访，对方在电话中婉拒：你别来了，我们这里没什么资料，你来了也没什么用。
“你知道不知道伍连德在国外学术界是什么地位？”程光胜说到这里，忍不住拍了一下桌子，“要研究传染病或鼠疫，没人不知道他。”
有人问一名医史研究专家，为什么伍连德会这么彻底地消失在我们的记忆中。
他略微思索，回答：应该因为1937年以后，伍连德避战离开了中国大陆。
这个理由在程光胜那里部分得到认可。他认为，过早淡出中国历史，以及华侨身份，是他被淡忘的理由之一。
不过，与这种“无意”的遗忘相比，“某种程度上，”程光胜慢慢挑选着字句，“也可以说存在着有意的遗忘。”
许多人都意识到，不光是伍连德，与他同时代的一些科学家和学者，都经历过被遗忘和被发现的过程。
上世纪中叶的政治气候中，“强调宣传新、废弃旧的思潮影响下，人们很少谈论起过去的人和成就。”程光胜说。
退休以后，他在《中国微生物》上开辟专栏，回忆民国时期出生的“先贤”，在搜集资料的时候，遇到了很大的困难。
许多人的资料是从老家的后代那里找到的，有些很有建树的前辈学者，居然因为资料太少，凑不够一篇数千字的文章。
有个叫李振翩的微生物学家，只因为与毛泽东是故交才被人们记住，结果，所有关于他的资料几乎都与此有关，其他资料则少之又少。最后，程光胜还是在他家乡小学的现任校长手里，才辗转搜寻到了一些资料。
在这种历史观的影响下，伍连德的“失踪”，“难道不是有意的吗？”一名“伍迷”反问。
与此相关，还有科学史所受到的忽视。
在前不久的一次会议上，韩启德提到，我国“科学史领域一直是薄弱环节，多数人都不太重视科学史”的问题。他在北大召开医院会议，问大家什么时候开始有医院，居然没有人能回答上来。他听说护理学院师生常常以南丁格尔为楷模，便问南丁格尔是什么年代的人，她的主要医学贡献是什么，结果却有很多人回答不上来。
与“被遗忘”相应和的，是另一种“不被遗忘”。
伍连德曾与王吉民合著过英文版《中国医史》，并被看作“中国近代具有代表性的医学史研究成果”的三本著作之一。而据中国中医研究院医史文献研究所李经纬披露，上世纪60年代批判“封资修”时，卫生部曾决定把《中国医史》选作医学方面的批判对象，理由之一，是加强人们“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认识”。
据称，中医研究院医史研究室的人曾专门组织了翻译，1966年，李经纬联系了“相对便宜”的北京郊区通县印刷厂。不料书还没印出，“文革”爆发。最后，书只印了15本，作为资料保存，才免于被批判的命运。
这段历史，北京大学医学部医学史教研史助理陈琦曾在学术论文中详加披露。
在同一时期，身处马来西亚、被“遗忘”的伍连德在做什么呢？
在马来西亚怡保市斯里并巷93号，他开了一家诊所，给人看病。老人默默无闻，经常悠闲地在街头漫步，并偶尔用广东话劝小贩们“不要抽烟喝酒，多运动”。
王哲在所写的传记中描述，面对国内的政治运动，伍连德此时只是“叹息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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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了自己的影子
2007年4月9日，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一场新书发布会上，一个自称“伍连德迷”的群体聚在一起。
这些人，有传记《国士无双伍连德》的作者和编辑，有“专职宣传伍连德”的退休人士，有记者，有医学史学者，也有防疫学科技工作者。
对于多数人来说，伍连德是个十分陌生的名字，而在他们嘴里，这个名字好像属于某个老朋友一样熟悉和亲切。
“许多人从各自的领域发现了伍连德。”《国士无双伍连德》一书的编辑林冠珍说。
《黑龙江日报》记者曾一智，是一个积极呼吁抢救历史建筑的女记者。在保护古建筑的过程中，偶尔发现，伍连德曾任哈尔滨医科大学的第一任校长。
湖南经济电视台编导曾海波，是在制作与常德细菌战有关的节目时，发现犹太籍细菌学家伯力士发挥了重要作用。他继续追根问底，发现伯力士曾是伍连德在东北防疫时的助手。
……
每个人说起自己发现伍连德的过程，都像一条曲线：跨越时间，记录着自己的失落和惊喜。
在澳大利亚悉尼图书馆里那个10米高的维多利亚穹顶底下，沈嘉蔚曾久久沉浸在关于《泰晤士报》记者莫理循所收藏的、关于伍连德的老照片中。
就是在研究莫理循的过程中，伍连德引起了沈嘉蔚的兴趣。他自己解释，这一方面是作为一个画家的职业敏感，另一方面，则是出自他对伍连德等人所处时代的巨大兴趣。每当想起伍连德在鼠疫现场的情形，他自称，会获得一种“英雄主义”的感动。
“这个话题是我的。”这是礼露发现伍连德以后，写下的句子。当时，从“非典”中康复的她，身体还很虚弱。
在寻找伍连德的过程中，她找到了自己的意义：她在其中治疗并康复的协和医院建立之时，伍连德曾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伍连德对我的意义是特殊的。”她对另一名伍迷说。
不久，另一个发现更让她几乎跳了起来。她发现，小时候自己生活过的沈阳老家附近，居然就是伍连德创办的陆军总医院。“我们太有缘分了。”她说。
每一个人都在寻找伍连德的同时，寻找着自己的影子
写作伍连德传记时，王哲同时从事着忙碌的IT工作。
毕业于北京医科大学的(后并入北京大学)他，本来的工作也是防疫。在旅居美国以后，因为家庭变故，不得不改投“赚得更多”的IT行业。然而对老本行的热爱，让他一直关注医学和医学史。
而王哲的父亲与伍连德一样，也是一位医生。王哲与伍连德一样曾经留学美国，同为霍普金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校友。
在书里，他初次翻开伍连德相关书籍的场景，被他自己叙述得充满仪式感：
“交纳了一块钱手续费后，从那位一只手残疾的图书馆员手中拿到了一本蓝色的、封皮已经很陈旧的厚厚的书。翻开封皮……上一次出借的日期是1983年8月21日,也就是说我将是22年里第一个读这本书的人。”
每天，王哲驱车从劳顿县的家中赶往公司时，脑子里想的，多半都是伍连德。“如果说我的一生可能因为一个人而转变的话，他就是伍连德。”他这样写道。
在寻找过程中，除了作为“英雄”的伍连德，逐渐为“伍迷”们熟知，一些关于他生活及所处时代的细节，也逐渐丰满起来。
寻访伍连德在北京故居的人，听住在楼里的老人讲起过去的老宅子：“南面是欧式花园，里面种植着各种鲜花，高低的树木，还有在阳光下闪烁的喷泉。”那里记录着伍连德幸福和不幸的回忆。丧妻之后，他料理后事，遣散仆人后，“徘徊于园中，悲伤不能自已”。
而就在此前不久，伍连德在《良友》画报发表的自述里，还曾叙述了他与这第一任妻子黄秀琼的生活“非常美满”，讲到黄“欢喜文学，复酷爱美术”，“文笔非常生动”时，充满得意。
有趣的是，《良友》当时的总经理，也叫伍联德。不过一个是“连”，另一个是“联”，两人只有一字同音之差，因此，这篇文章前面特意加了编者按，先称赞伍连德“为近世医界有数之人物”，然后澄清“实则连联两人也，用注数语，以志区别”。
而沈嘉蔚则曾拜访过一位马来亚老游击队员。这位老游击队员回忆，抗日时期，他所在的游击队曾绑架过伍连德，要他出资抗日。当他从沈嘉蔚口中得知伍连德在中国所做的事后，“表示了极大的歉意”。
《国士无双伍连德》出版以后，伍连德为更多的国人所认识。
书评家王一方发表文章，警戒“寻找伍连德”的人们，不要让自己的研究打上“爱国主义”科学史的胎记，也不要只归纳技术的递进、学说的成长、个体的荣耀，或是只关注“第一位剑桥大学的华人医学博士”等等的称号。
“伍连德的一生展示的是一位正直学人在大时代的转身之间，由技术专家向公共知识分子进发的心灵历史，”王一方说，“在他的精神世界里打开的是一部社会与思想的甄变史。”
7月17日，哈尔滨市委书记杜宇新撰写《不该遗忘的“国士”》，向市民介绍伍连德，全文发表在《哈尔滨日报》上。文中表示“一个城市，也和一个人一样，有许多事情难免被遗忘。但对有些事情，我们应当刻骨铭心，永志不忘”。
接下来，一场“医务工作者结合实际工作学习伍连德”的活动在该市展开。相关报道显示，“随着伍连德事迹被再次发掘，哈尔滨市各级医疗机构也掀起了学习伍连德的热潮，广大医务工作者纷纷将学习伍连德精神与自身实际工作相结合，表示要争做伍连德式的卫生工作者，佑护人民健康”。
《国士无双伍连德》的编辑林冠珍，接到当地某报社编辑的求助电话，希望她多提供一些关于伍连德的资料，“好补补课，配合好这一次宣传活动”。
9月4日，记者通过电话与伍连德的女儿伍玉玲女士取得联系。在新加坡的家中，81岁的伍女士默默听完介绍，缓缓地说：“过去，父亲虽然在中国被遗忘，但在国外，关于他的论文和研究从未间断。如今，像你这样的年轻人又开始关注伍连德，我很高兴，谢谢大家。”
2007年4月9日，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一场新书发布会上，一个自称“伍连德迷”的群体聚在一起。
这些人，有传记《国士无双伍连德》的作者和编辑，有“专职宣传伍连德”的退休人士，有记者，有医学史学者，也有防疫学科技工作者。
对于多数人来说，伍连德是个十分陌生的名字，而在他们嘴里，这个名字好像属于某个老朋友一样熟悉和亲切。
“许多人从各自的领域发现了伍连德。”《国士无双伍连德》一书的编辑林冠珍说。
《黑龙江日报》记者曾一智，是一个积极呼吁抢救历史建筑的女记者。在保护古建筑的过程中，偶尔发现，伍连德曾任哈尔滨医科大学的第一任校长。
湖南经济电视台编导曾海波，是在制作与常德细菌战有关的节目时，发现犹太籍细菌学家伯力士发挥了重要作用。他继续追根问底，发现伯力士曾是伍连德在东北防疫时的助手。
……
每个人说起自己发现伍连德的过程，都像一条曲线：跨越时间，记录着自己的失落和惊喜。
在澳大利亚悉尼图书馆里那个10米高的维多利亚穹顶底下，沈嘉蔚曾久久沉浸在关于《泰晤士报》记者莫理循所收藏的、关于伍连德的老照片中。
就是在研究莫理循的过程中，伍连德引起了沈嘉蔚的兴趣。他自己解释，这一方面是作为一个画家的职业敏感，另一方面，则是出自他对伍连德等人所处时代的巨大兴趣。每当想起伍连德在鼠疫现场的情形，他自称，会获得一种“英雄主义”的感动。
“这个话题是我的。”这是礼露发现伍连德以后，写下的句子。当时，从“非典”中康复的她，身体还很虚弱。
在寻找伍连德的过程中，她找到了自己的意义：她在其中治疗并康复的协和医院建立之时，伍连德曾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伍连德对我的意义是特殊的。”她对另一名伍迷说。
不久，另一个发现更让她几乎跳了起来。她发现，小时候自己生活过的沈阳老家附近，居然就是伍连德创办的陆军总医院。“我们太有缘分了。”她说。
每一个人都在寻找伍连德的同时，寻找着自己的影子
写作伍连德传记时，王哲同时从事着忙碌的IT工作。
毕业于北京医科大学的(后并入北京大学)他，本来的工作也是防疫。在旅居美国以后，因为家庭变故，不得不改投“赚得更多”的IT行业。然而对老本行的热爱，让他一直关注医学和医学史。
而王哲的父亲与伍连德一样，也是一位医生。王哲与伍连德一样曾经留学美国，同为霍普金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校友。
在书里，他初次翻开伍连德相关书籍的场景，被他自己叙述得充满仪式感：
“交纳了一块钱手续费后，从那位一只手残疾的图书馆员手中拿到了一本蓝色的、封皮已经很陈旧的厚厚的书。翻开封皮……上一次出借的日期是1983年8月21日,也就是说我将是22年里第一个读这本书的人。”
每天，王哲驱车从劳顿县的家中赶往公司时，脑子里想的，多半都是伍连德。“如果说我的一生可能因为一个人而转变的话，他就是伍连德。”他这样写道。
在寻找过程中，除了作为“英雄”的伍连德，逐渐为“伍迷”们熟知，一些关于他生活及所处时代的细节，也逐渐丰满起来。
寻访伍连德在北京故居的人，听住在楼里的老人讲起过去的老宅子：“南面是欧式花园，里面种植着各种鲜花，高低的树木，还有在阳光下闪烁的喷泉。”那里记录着伍连德幸福和不幸的回忆。丧妻之后，他料理后事，遣散仆人后，“徘徊于园中，悲伤不能自已”。
而就在此前不久，伍连德在《良友》画报发表的自述里，还曾叙述了他与这第一任妻子黄秀琼的生活“非常美满”，讲到黄“欢喜文学，复酷爱美术”，“文笔非常生动”时，充满得意。
有趣的是，《良友》当时的总经理，也叫伍联德。不过一个是“连”，另一个是“联”，两人只有一字同音之差，因此，这篇文章前面特意加了编者按，先称赞伍连德“为近世医界有数之人物”，然后澄清“实则连联两人也，用注数语，以志区别”。
而沈嘉蔚则曾拜访过一位马来亚老游击队员。这位老游击队员回忆，抗日时期，他所在的游击队曾绑架过伍连德，要他出资抗日。当他从沈嘉蔚口中得知伍连德在中国所做的事后，“表示了极大的歉意”。
《国士无双伍连德》出版以后，伍连德为更多的国人所认识。
书评家王一方发表文章，警戒“寻找伍连德”的人们，不要让自己的研究打上“爱国主义”科学史的胎记，也不要只归纳技术的递进、学说的成长、个体的荣耀，或是只关注“第一位剑桥大学的华人医学博士”等等的称号。
“伍连德的一生展示的是一位正直学人在大时代的转身之间，由技术专家向公共知识分子进发的心灵历史，”王一方说，“在他的精神世界里打开的是一部社会与思想的甄变史。”
7月17日，哈尔滨市委书记杜宇新撰写《不该遗忘的“国士”》，向市民介绍伍连德，全文发表在《哈尔滨日报》上。文中表示“一个城市，也和一个人一样，有许多事情难免被遗忘。但对有些事情，我们应当刻骨铭心，永志不忘”。
接下来，一场“医务工作者结合实际工作学习伍连德”的活动在该市展开。相关报道显示，“随着伍连德事迹被再次发掘，哈尔滨市各级医疗机构也掀起了学习伍连德的热潮，广大医务工作者纷纷将学习伍连德精神与自身实际工作相结合，表示要争做伍连德式的卫生工作者，佑护人民健康”。
《国士无双伍连德》的编辑林冠珍，接到当地某报社编辑的求助电话，希望她多提供一些关于伍连德的资料，“好补补课，配合好这一次宣传活动”。
9月4日，记者通过电话与伍连德的女儿伍玉玲女士取得联系。在新加坡的家中，81岁的伍女士默默听完介绍，缓缓地说：“过去，父亲虽然在中国被遗忘，但在国外，关于他的论文和研究从未间断。如今，像你这样的年轻人又开始关注伍连德，我很高兴，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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