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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痨论》解析郁痨论
时下积虚积郁之症, 庸工洵知郁, 但与辛香破气, 不顾津枯液涸, 洵知虚亦不知何脏气血之虚, 一味蛮补, 若兼肝郁每易胀闷, 病者或疑虚不受补, 医者亦自不解, 而明知非补不可, 又恐逆病家之意, 易于受贬, 必全撤补药, 易破气克伐之品, 所谓重虚是也。 重病岂有不自蹈危机乎? 或更他医, 病家先述不能受补之故, 对症之方永相避道, 由此致伤者亦复不少也。 直至告脱, 统用峻补以了事。 治虚不过察脏腑气血升降偏胜, 使其和平即谓之可。 盖阴阳一太极, 如环无端, 气竭血亦竭, 血枯气亦亡。 然汤药入咽, 须藉胃气敷布, 药性运行各经, 若胃中气液已竭, 其药入肠中, 无气以运, 焉能得力。 斯时虽当世卢扁, 亦难措手矣。 再有吐血不可服补药, 恐补成虚劳之说, 习俗相绍, 致衣冠侪中亦有是言, 诚为可笑。 殊不知吐血一症, 血去阴伤, 阴伤则火愈炎, 火愈炎则更易动血, 当不计岁月补剂培养, 驱除动血之因, 恢复所失之血, 病人制七情, 慎起居, 方可全愈。 然此症始起, 眠食如常, 人每易忽, 孰知血后阴液无有不伤, 阳气必致少涵, 或劫肺为咳嗽喉痹, 或逆胃生痰, 五心烦热, 或克脾便溏, 或熏心盗汗, 火克庚金而结肛疡, 痰循甲木遂成瘰疬, 不能枚举, 无一非虚阳上下劫其津液外泄也。 若不培补, 必延至肉脱音咝, 肺脾两损, 则神仙莫挽矣。 盖万病莫过此症为难治, 立方极费心思, 而见功极难, 不比伤寒阳明化火, 时势虽极险, 而立方极易, 每一服即可见效, 然医者岂可畏难就易勿细究内因诸症乎? 余治女科中, 除伤寒时症外, 每多忧郁思虑, 损伤肝脾为多, 或脾阴虚, 肝邪化火上僭, 或脾阳衰, 肝邪化气下陷, 余立法培脾而勿滞肝木, 疏肝而勿破脾气, 然肝郁痰瘀, 化风化火化气, 诚有千万变化, 当随机以应为善。 余镂心于此历十余年, 自觉颇有心得, 质诸明眼或有所取耶? 同治七年岁次戊辰孟秋月,
吴门鬘云内史顾德华识。
《年前总结》解析与思考年前总结
王东海
很多读者不明白笔者为什么要反复解说王孟英先生的医案,滋养肝肾阴分、疏解肝经湿热真的就那么正确那么重要吗?回答是肯定的。而且不单是王孟英先生这样说,还有历史上的许多名医都持有近似的观点。接下来笔者做一些节录例析:
《格致余论》是朱丹溪先生的代表之作,成书于公元1347年。他在书中写道“学医多年,阅读很多医著之后,才始悟湿热相火为病甚多”。肝藏相火,朱丹溪先生的“始悟”所得与王孟英先生的用药经验几乎是完全一样。
张璐(1617~约1699年),清初医学家,大致与傅青主同时代。他在《诊宗三昧》中说道“世上医者常犯有三种弊病,有一种弃儒业医,徒务博览,不卒师传,专事温补,极诋苦寒,斯皆不达权变之故。” 这个“专事温补,极诋苦寒”的状况,现在差不多成了一些地方的医学主流。很多人盲目跟风,受尽误导而不知道回头。
清末民初临床大医家张锡纯在《医学衷中参西录》的第六期第四卷中说道:“尝实验天地之气化,恒数十年而一变,医者临证用药,即宜随气化而转移。因病者所得之病已先随气转移也。愚未习医时,见医者治伤寒温病,皆喜用下药,见热已传里其大便稍实者,用承气汤下之则愈,如此者约二十年。及愚习医学时,其如此治法者则恒多偾事……乃自民纪十稔(1922年左右)以来,病多亢阳,宜用大剂凉润之药济阴以配其阳……天地之气化又有转移,人所生之病即随之转移,而医者之用药自不得不随之转移也。由此悟自古名医所著之书,多有所偏者非偏也,其所逢之时气化不同也。愚为滥竽医界者已五十年,故能举生平之所经历而细细陈之也。” 在这里,临床大家用丰富的经验剖析了名医们各自用药特点的根源,且不曾用一语说到要补肾健脾扶阳去湿。初习中医者,不明白此理或还可以原谅,业医者不明白此理必将误人多多!
王秉衡曰∶“风寒暑湿,悉能化火,血气郁蒸,无不生火,所以人之火症独多焉。” 刘河间也说过类似的话-“六气皆从火化”
朱心农曰∶“东南方天气多热,地气多湿,最多湿温、湿热之症,正伤寒症极少,即云冬月多正伤寒症,亦不尽然。历症以来,恒见大江以南,每逢冬令太温,一遇感冒,表分虽有外寒,内则竟多伏火,悉以伏火治之,丝毫不爽。”
魏柳州曰∶“壮火为万病之贼。”
嘉约翰曰∶“炎症为百病之源。” 要知道“炎”字是两个“火”字的重叠。
以上这些医家临床治病,都强调要“清火”、“泻火”、“滋阴配阳”。
当代皮肤病专家朱仁康先生的学生说“朱老师在1990年后治皮肤病,每张处方都用生地、赤芍、丹皮”。
类似的名医经验,笔者还可以举出多例:冯楚瞻、叶天士、顾松园、陈歧、凌晓五、马培之、费伯雄等等。大抵学医之人,多从伤寒入手,研读《伤寒论》及其各家注解,没有良师引路就几十年在这里面转圈圈。传统中医近百年来逐渐没落,虽说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缺少了王孟英、张锡纯、叶天士等这样的顶尖好手。传统中医缺少能扛大旗的人,以致于让谬误理论横行,造成了“谁嗓门大谁弟子的嗓门大谁就说得对”这样的局面。
“学医多年,阅读很多医著之后,才始悟湿热相火为病甚多。”
分析:朱丹溪认为湿热与相火(即内在的热性)是导致疾病的主要原因,因此他强调滋阴降火,其学派也被后世称为“滋阴学派”。这与王孟英的临床经验一致,说明**“湿热郁火”是普遍的病理现象**,不能忽视。
“风寒暑湿,悉能化火,血气郁蒸,无不生火。”
“六气皆从火化。”
分析:刘河间主张“六气皆可化火”,说明即使是寒邪、湿邪,也可能因郁结转化为内热,这进一步佐证了火热病机的普遍性。刘河间的学术思想“寒凉派”强调清火凉血,影响了后世许多医家。
“壮火为万病之贼。”
嘉约翰“炎症为百病之源。”
分析:魏柳州和嘉约翰的观点类似,皆认为火热是万病之源。值得注意的是,“炎”字即“二火”叠加,提示炎症往往是火热病机的表现,因此清火法在治疗过程中尤为重要。
“尝实验天地之气化,恒数十年而一变,医者临证用药,即宜随气化而转移……及愚习医学时,其如此治法者则恒多偾事……乃自民纪十稔(1922年左右)以来,病多亢阳,宜用大剂凉润之药济阴以配其阳。”
分析:
“东南方天气多热,地气多湿,最多湿温、湿热之症,正伤寒症极少……表分虽有外寒,内则竟多伏火,悉以伏火治之,丝毫不爽。”
分析:
“世上医者常犯有三种弊病……有一种弃儒业医,徒务博览,不卒师传,专事温补,极诋苦寒,斯皆不达权变之故。”
分析:
痰有虚实,不可不辩。夫痰则痰矣,皆若有余,又何有虚实之异?盖虚实二字,全以元气为言,凡可攻者,便是实痰,不可攻者,便是虚痰。何为可攻?以其年力犹盛,血气未伤,或以肥甘过度,或以湿热盛行,或风寒外闭皮毛,或逆气内连肝膈,皆能骤至痰饮,但察其形气病气俱属有余者,即实痰也。实痰者,何?谓其元气犹实也。此则宜行消伐,但去其痰,无不可也。何为不可攻?则或以形羸气弱,年及中衰者,即虚痰也。或以多病,或以劳倦,或以忧思酒色,致成劳损、非风、卒厥者,亦虚痰也。或脉见细数,脏无阳邪,时为呕恶泄泻,气短声喑等证,但察其形气病气本无有余者,皆虚痰也。虚痰者何?谓其元气已虚也。此则但宜调补,若或攻之,无不危矣。且凡实痰本不多,其来也骤,其去亦速,其病亦易治,何也?以病本不深也。虚痰反多甚,其来则渐,其去则迟。其病亦难治,何也?以病非一日也。是以实痰无足虑,而最可畏者,惟虚痰耳。总之,治痰之法无他,但能使元气日强,则痰必日少,即有微痰,亦自不能为害,而且亦充助胃气。若元气日衰,则水谷津液,无非痰耳,随去随生,有能攻之使尽,而且保元气无恙者,吾不信也。故善治痰者,惟能使之不生,方是补天之手。然则,治此者可不辩其虚实,而欲一概攻之,如王隐君所论,内外百病皆生于痰,悉用滚痰丸之类,其亦但知目前,而不知日后之害哉。
五脏之病,虽俱能生痰,然无不由乎脾肾。盖脾主湿,湿动则为痰,肾主水,水泛亦为痰,故痰之化无不在脾,而痰之本无不在肾,所以凡是痰证,非此则彼,必与二脏有涉。但脾家之痰,则有虚有实,如湿滞太过者,脾之实也;土衰不能制水者,脾之虚也。若肾家之痰,则无非虚耳。盖火不生土者,即火不制水,阳不胜阴者,必水反侵脾,是皆阴中之火虚也;若火盛烁金,则精不守舍,津枯液涸,则金水相残,是皆阴中之水虚也。此脾肾虚实之有不同者,所当辩也。又若古人所云湿痰、郁痰、寒痰、热痰之类,虽其在上在下,或寒或热,各有不同,然其化生之源,又安能外此二脏?如寒痰湿痰,本脾家之病,而寒湿之生,果无干于肾乎?木郁生风,本肝家之痰,而木强制土,能无涉于脾乎?火盛克金,其痰在肺,而火邪炎上,有不从中下二焦者乎?故凡欲治痰,而不知所源者,总惟猜摸而已耳。
张景岳
治痰者,惟能使之不生,方是补天之手。
若元气日衰,则水谷津液,无非痰耳,随去随生。
脾主湿,肾主水,湿动则痰生,水泛亦为痰。
治痰不明五脏生痰之源,治法必然猜测盲目,不得其要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