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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龙:未填词 于 2013-7-31 20:17 编辑
第八节 佛家文化是中国社会的污水处理厂
汉朝自高祖刘邦开始至汉献帝止,历时四百余年。史学界对于汉朝灭亡原因的分析众说纷纭,主要集中于土地兼并严重、外戚宦官专权、赋役沉重、农民起义等方面,很少有人从文化角度进行总结,这和人们对于人体疾病的认识相似。
人们头脑认识中的疾病概念,一般是指身体脏腑出现的器质性病变,而对于之前出现的脏腑的功能性紊乱,人们则把它笼统地归入了亚健康的范畴。这种大而不当的疾病认识观念是医理缺失的表现,是造成患者错过疾病治愈最佳时期的罪魁祸首。从另外一个角度分析,也可以把脏腑出现的器质性病变称作巳病,把脏腑功能性紊乱称作未病。巳病和未病都是病,如果把未病比作十月怀胎,巳病则是一朝分娩。未病也是病,是疾病的初始阶段,是人体经络出现的病变。人体脏腑的巳病都是从对应的人体经络的病变开始的,人体经络会先于脏腑的巳病之前两三年或更早出现病症反应,这些病症反应会在人体留下痕迹,但是很细小,不易被察觉。天下大事,必作于细;人体大病,必始于小。老子的无为和黄帝内经的治未病如出一辙,都是从本入手的解锁高手。
治理社会的道理也是如此:不治巳乱,治未乱。巳乱和未乱都是乱,是社会动乱的不同阶段。巳乱是指社会的十二官出现的器质性病变,未乱是指社会的经络——中国传统文化出现的功能性紊乱。汉朝灭亡的原因,除了史学界总结的那些方面之外,从未乱阶段分析,则是内用黄老、外示儒术的流弊使然。不仅仅是汉朝,汉朝以后的朝代灭亡,同样也是内用黄老、外示儒术这种文化盗版、软件不兼容的流弊造成的。汉朝的四百年,是严重透支社会诚信的四百年,严重透支的结果表现于随后长达三百六十多年的混乱时期——三国、两晋、南北朝。内用黄老、外示儒术的流弊首先出现于统治集团内部,东汉中后期外戚、宦官轮流把权,宫廷权斗成了国家政治的代名词,到曹操的挟天子以令诸侯,更是把这种统治权谋之术发展到了巅峰。
宫廷权斗延伸到社会就是豪强地主势力的发展,他们兼并土地,掠夺民财,蚕食国家经济命脉。东汉的外戚,主要有马、窦、邓、梁四大家族,都是功臣宿将、名门大族,他们是豪强地主的上层代表。东汉明帝的马皇后,是大功臣马援的女儿;章帝的窦皇后,是大功臣窦融的曾孙女;和帝的邓皇后,是功臣邓禹的孙女;顺帝的梁皇后,是功臣梁统的后代。这四大家族既是功臣又是外戚,封地广大,势力雄厚。东汉后期的宦官除了兼并土地,强取民财之外,还卖官鬻爵,破坏朝纲。灵帝与宦官就把公开卖官所得金钱存于西园,史称西园卖官,上至公卿,下到地方守令,皆有定价,一手交钱,一手给官。宦官并不一定都是坏人,其中也有出类拔萃者。比如写史记的太史公司马迁,发明造纸术的蔡伦,下西洋的郑和,都是青史留名的宦官。但是参与宫廷权斗的宦官政治一定是黑暗的,这是因为宦官身受阉刑,性情变态,对常人存在仇视心理;宦官无后,不受道德观念的丝毫约束;宦官大都工于心计,和这种内用黄老、外示儒术的权谋手段天然合拍。
东汉外戚和宦官之间的斗争也是异常激烈,自和帝至灵帝,跨度将近百年,这场斗争实际上是皇帝和世家豪族之间的斗争,这是东汉内用黄老的实质。这场斗争最终带来两个重大事件,一个是黄巾起义,一个是董卓入京。黄巾起义在名义上宣布了内用黄老、外示儒术的权谋统治手段的社会诚信破产;董卓入京则在实质上终结了汉朝内用黄老、外示儒术的权谋统治手段。但是这种权谋统治手段给社会带来流弊并不是彻底结束,而是才刚刚开始。曹操的挟天子以令诸侯其实是内用黄老、外示儒术这种权谋之术的变种,周瑜等人指责曹操名为汉相、实为汉贼,就是这个意思。
随着东汉的灭亡,整个中国社会随后用了将近四百多年的时间来消化、适应这种统治手段造成的流弊和影响。东汉之后的三国、两晋、南北朝,都不能算是完整意义上的朝代。国家分裂、政治黑暗,整个社会连年战乱,动荡不安,一直到隋朝的出现才改变了这种混乱的局面。究其原因就在于内用黄老、外示儒术,这种统治权谋的文化病毒寄生于中国传统文化身上,破坏了中国社会的经络组织,使中国社会的水源受到污染。东西脏了用水清洗,水脏了怎么办?只能用净水清洗。对于中国社会被污染了的中国传统文化而言,这个清洗污水的净水就是佛家文化,这也是讨论中国传统文化除了道家、儒家之外,必谈佛家文化的原因。佛家文化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很大,除了她的思想和中国传统文化相吻合之外,还得力于佛家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被统治者污染之后的这种净化功能。从这个角度而言,佛家文化就是中国社会的污水处理厂。
讨论中国传统文化要区分家、教的概念区别:家一般指学说的精华、本质,教则指社会对学说的使用、变通,由于能主导社会思想主流的一般是统治阶级,所以教的官方色彩或社会政治化色彩较浓,很多时候未必能正确表达学说的精华,反而会由于利益驱使,对学说给予改造。比如汉武帝、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汉初的无为而治,接着的内用黄老、外示儒术,唐朝及以后的儒释道三教并立,存天理、灭人欲的宋明理学等,这些都是历朝历代统治者认识中的传统文化学说,并不是真实意义上的儒家、道家、佛家学说,都是改造、阉割后的变种。五四运动其实要打倒的就是这些束缚人的教条思想,由于这些教条思想的流弊太大,以至于使人混淆了其中家和教的区别,所以才出现了对中国传统文化冤枉的一打。随后兴起的新文化运动提倡民主与科学,即从西方社会请来了德先生与赛先生两位老师,其实其中也有家和教的区别,囫囵吞枣的吃法出现了水土不服的现象。不可否认的是这些中外的教条思想在解决现实问题,推动社会进步方面确实有着正面积极的作用,但这些也仅仅局限于当时的社会活动领域,其流弊也很厉害。尤其是很多社会思想演变为疾病文化,使人的精神内守出现了问题,延祸至今,使得21世纪成了精神病世纪。
佛家文化起源于公元前六至前五世纪古印度的迦毗罗卫国,今天的尼泊尔境内,创始人是迦毗罗卫国的王子乔达摩∙悉达多,因为他是释迦族人,所以被尊称为释迦牟尼,意为释迦族的圣人。佛家文化正式传入我国是在东汉,明帝夜梦金人,遣使求法是宗教界普遍公认的说法。所谓正式是指官方派出使节到西域去迎请,非正式可能更早。据鱼豢的魏书—西戎传记载,大月氏于公元前一百三十年左右迁入大夏地区,其时大夏已信奉佛教。至公元前一世纪末,大月氏受大夏佛教文化影响,接受佛教信仰,并将其传进中国内地。魏晋南北朝时期堪称佛教在中国大发展的时代,由于连年的社会分裂、战乱给人们带来极大的苦难,宁做太平犬,不做乱世人,成了社会中每个人的内心呼喊。从上到下的各个阶层皆是思想混乱,整个社会出现了信仰危机。现实的沉重造成了这个时期的清谈之风渐起,内里其实是对连年战乱这种现实世界的否定,是社会人群对未来失去希望的焦虑症的病态反应。远来的和尚会念经,佛家文化乘势而起,开始发挥污水处理的功能。北朝的少数民族统治者更是把佛家视为与儒家一争高低的文化,对此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他们不仅把佛家作为辅助王化的工具,还把自己创造的佛教作为与汉人抗争的文化,为此大兴佛事,敦煌石窟、龙门石窟、云冈石窟都是这一时期的杰作。
佛家文化是中国社会经络组织中的心包和三焦。心包主要的作用在于保护心君,三焦则是如同大禹治水一样,疏通、调理整个社会的水道。中国社会自汉朝灭亡之后,之所以会出现四百多年的动荡分裂,正是统治者阉割传统文化,以内用黄老、外示儒术的权谋之术治国造成的,是社会统治者这个心君先出了问题。这种权谋治国正是老子严厉批判的以智治国: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后世以此作为批判老子是愚民政治,这又是一大误读。
民之难治,以其智多。这里的智指的是小聪明,普通人每天关心的无非就是柴、米、油、盐、酱、醋、茶这些琐事,以家庭、个体的利益为重。国家政治与此相比较而言,反而是小事,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而已。民本来就智,小聪明很多,但耍小聪明太过的在日常生活中往往也是被周围人所厌恶的人。如果统治者以类似于内用黄老、外示儒术这样的权谋之书,这样的小聪明,这样的智来治理国家,就是明民,等于就是在鼓励提倡耍小聪明的社会风气。故以智治国,国之贼,这样治理下的国家焉有不乱的道理?所以老子主张愚民。说文解字对愚的解释是:憨也,智之反也。老子所说的愚民,根本就不是愚弄民众的意思,而是教导民少使用智,少耍小聪明,引导民心走向憨厚、淳朴的意思。历代的统治者错误理解了老子的愚民政治,把黄、老学说当作了权谋之术轻率运用于国家政治,造成了整个社会上下都耍小聪明,社会风气变得尔虞我诈,混乱不堪,祸害至今。故以智治国,国之贼,老子几千年就一语成谶,真是令人无言以对。
先且不论佛家文化的内涵,单就其创始人释迦牟尼当年弃天下如蔽履,薄帝王将相而不为的举动,就足以在思想上给古代的统治者以震撼性一击。释迦牟尼出家之前是迦毗罗卫国的王子,其父是国王净饭王,其母摩耶夫人是来自邻近的拘利国的皇族。娶妻生子,生活过得奢华安逸,又是王位的合法继承者,这是世俗中人梦寐以求的最高理想生活。可是释迦牟尼后来却突然放弃这一切,毅然决然离家出走,跑到深山老林去隐居修行了。他的这个举动如此惊世骇俗,到底是要追求什么?这个问题不仅中国古代的普通人感兴趣,中国古代社会的统治者更是兴趣浓厚:为什么自己苦心经营一生想维护的东西,在这位外国同行释迦牟尼眼里竟然一文不值,象穿旧了的破鞋一样随意丢弃?对于一个高高在上的皇帝,他的人生追求的意义究竟何在?
这个问题的答案就在中国上古文化的洪范五福之中。五福临门迎万利,八方进财乐典隆。我们现在常说的五福临门中的五福,源自儒家四书中的书经•洪范:一曰寿、二曰福、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世俗追求的权力、名利、荣华富贵等皆不在五福之列,居于世俗社会顶峰的帝王之家更是与五福无缘,有的只是善恶循环、有始无终的因果报应。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细读一遍四大古典名著中的红楼梦,品味一下作者曹雪芹的这句感叹,人生所有的感触便尽在不言中了。中央电视台的记者喜欢到街头问人幸福不幸福,这个问题问得太大了。幸福是一种感觉,和现实有关联但又不是必然关系。幸福的感觉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洪范五福:一个人长寿且有福气、康宁、有德、能善终,这哪里是人?分明就是佛。忽然想起苏东坡当年给儿子过满月时写的一首诗: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病无灾到公卿。愚且鲁即是有德,无病无灾就是长寿且有福气、康宁,公卿不是大官的意思,是指能善终。看来苏东坡深谙中国传统文化之道,对儿子的祝愿是洪范五福具备,确非等闲之语,已是佛说。
未作佛事,先结佛缘。佛家文化从一开始传入中国,首先就与帝王之家结缘,这也是佛教之所以能在中国古代社会兴起的一个主要原因,自此佛家文化开始发挥中国社会心包的臣使之官的功能作用。心包又名膻中,相当于西医所说的胸腺,胸腺是指人体膻中到肚脐之间的一条直线。在人出生之前,胸腺是一个很大的器官,等到人出生以后,它就迅速地萎缩。其实,这里边隐藏着一个很重要的道理,就是小孩子之所以能用十个月就完成人类几亿年的进化,和膻中、胸腺是有密切关系的,而释迦牟尼的佛家文化恰恰就是揭示宇宙及人类起源的学说。佛家文化自东汉传入中国社会,首先就从切入帝王思想开始发挥约束作用,之后中国古代社会历朝历代的统治思想受这种影响也非常深刻。从儒、释、道三教合流的演化过程,可以窥见中国古代帝王思想的这种转变。南朝梁系的第一任皇帝萧衍是以佛治国的皇帝,史称梁武帝。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这么多寺庙就是梁武帝下令修建的。北周武帝曾召集僧人、名儒、道士、文武百官两千余人,在皇宫正殿主持量述三教,此举开启了三教人士在殿堂上公开讲论的先河,三教关系亦从最初的佛道论难,最终演变成以融会贯通为主调。唐朝自高祖李渊开始,令儒官、僧侣和道士聚集一起三教讲论,之后渐成风气。唐玄宗召集三教讲论,中书令张九龄极力调和三教,上奏说至极之乐,理归于一贯,主张三教并列、三教同归。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中国社会形成了一主两从的儒释道格局——儒教拥有政治上的独大势力,佛道两教对中国人日常生活产生深远影响。从信众的数量、典籍的流通看,佛教的势力最大。从宗教思想根基看,道教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影响最深,儒释道三教并立。发展到宋朝则成三教合流,至此佛家文化完全融入中国传统文化之中。
黄帝内经认为气会膻中,故中医界有三焦理气之说。汉朝统治者内用黄老,外示儒术的做法造成了外戚宦官把权的混乱,社会的心包和三焦功能紊乱,使得君民之间上下失信,整个社会风气乱成一团。佛经文化中的六道轮回、因果报应学说正好应时应景,佛经文化在其中起到了文化杀毒软件的作用,整个杀毒修复过程耗时四百多年,构筑了整个社会的道德底线,使当时社会避免了继续下滑解体,得以触底反弹。到隋朝统一,之后出现了唐朝将近三百年的稳定时期。天下大势,分久必合,佛家文化的污水处理作用在其中功不可没,毋庸置言。但是,佛家文化和儒家、道家一样,都难逃被统治者阉割、改造的命运,被刻意宣传为消极学说,慢慢变成了封建迷信的重要组成部分,以至于现在成了人们逃避社会压力的精神麻醉剂。疾病文化寄生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身上,正在沿着从生理到心理的世纪进攻路线行军,二十一世纪正在成为精神病世纪,疾病已经完成生理层面的布局和占领,正在对最后攻战社会心君的军事目标发动攻击。
第八节 佛家文化是中国社会的污水处理厂
汉朝自高祖刘邦开始至汉献帝止,历时四百余年。史学界对于汉朝灭亡原因的分析众说纷纭,主要集中于土地兼并严重、外戚宦官专权、赋役沉重、农民起义等方面,很少有人从文化角度进行总结,这和人们对于人体疾病的认识相似。
人们头脑认识中的疾病概念,一般是指身体脏腑出现的器质性病变,而对于之前出现的脏腑的功能性紊乱,人们则把它笼统地归入了亚健康的范畴。这种大而不当的疾病认识观念是医理缺失的表现,是造成患者错过疾病治愈最佳时期的罪魁祸首。从另外一个角度分析,也可以把脏腑出现的器质性病变称作巳病,把脏腑功能性紊乱称作未病。巳病和未病都是病,如果把未病比作十月怀胎,巳病则是一朝分娩。未病也是病,是疾病的初始阶段,是人体经络出现的病变。人体脏腑的巳病都是从对应的人体经络的病变开始的,人体经络会先于脏腑的巳病之前两三年或更早出现病症反应,这些病症反应会在人体留下痕迹,但是很细小,不易被察觉。天下大事,必作于细;人体大病,必始于小。老子的无为和黄帝内经的治未病如出一辙,都是从本入手的解锁高手。
治理社会的道理也是如此:不治巳乱,治未乱。巳乱和未乱都是乱,是社会动乱的不同阶段。巳乱是指社会的十二官出现的器质性病变,未乱是指社会的经络——中国传统文化出现的功能性紊乱。汉朝灭亡的原因,除了史学界总结的那些方面之外,从未乱阶段分析,则是内用黄老、外示儒术的流弊使然。不仅仅是汉朝,汉朝以后的朝代灭亡,同样也是内用黄老、外示儒术这种文化盗版、软件不兼容的流弊造成的。汉朝的四百年,是严重透支社会诚信的四百年,严重透支的结果表现于随后长达三百六十多年的混乱时期——三国、两晋、南北朝。内用黄老、外示儒术的流弊首先出现于统治集团内部,东汉中后期外戚、宦官轮流把权,宫廷权斗成了国家政治的代名词,到曹操的挟天子以令诸侯,更是把这种统治权谋之术发展到了巅峰。
宫廷权斗延伸到社会就是豪强地主势力的发展,他们兼并土地,掠夺民财,蚕食国家经济命脉。东汉的外戚,主要有马、窦、邓、梁四大家族,都是功臣宿将、名门大族,他们是豪强地主的上层代表。东汉明帝的马皇后,是大功臣马援的女儿;章帝的窦皇后,是大功臣窦融的曾孙女;和帝的邓皇后,是功臣邓禹的孙女;顺帝的梁皇后,是功臣梁统的后代。这四大家族既是功臣又是外戚,封地广大,势力雄厚。东汉后期的宦官除了兼并土地,强取民财之外,还卖官鬻爵,破坏朝纲。灵帝与宦官就把公开卖官所得金钱存于西园,史称西园卖官,上至公卿,下到地方守令,皆有定价,一手交钱,一手给官。宦官并不一定都是坏人,其中也有出类拔萃者。比如写史记的太史公司马迁,发明造纸术的蔡伦,下西洋的郑和,都是青史留名的宦官。但是参与宫廷权斗的宦官政治一定是黑暗的,这是因为宦官身受阉刑,性情变态,对常人存在仇视心理;宦官无后,不受道德观念的丝毫约束;宦官大都工于心计,和这种内用黄老、外示儒术的权谋手段天然合拍。
东汉外戚和宦官之间的斗争也是异常激烈,自和帝至灵帝,跨度将近百年,这场斗争实际上是皇帝和世家豪族之间的斗争,这是东汉内用黄老的实质。这场斗争最终带来两个重大事件,一个是黄巾起义,一个是董卓入京。黄巾起义在名义上宣布了内用黄老、外示儒术的权谋统治手段的社会诚信破产;董卓入京则在实质上终结了汉朝内用黄老、外示儒术的权谋统治手段。但是这种权谋统治手段给社会带来流弊并不是彻底结束,而是才刚刚开始。曹操的挟天子以令诸侯其实是内用黄老、外示儒术这种权谋之术的变种,周瑜等人指责曹操名为汉相、实为汉贼,就是这个意思。
随着东汉的灭亡,整个中国社会随后用了将近四百多年的时间来消化、适应这种统治手段造成的流弊和影响。东汉之后的三国、两晋、南北朝,都不能算是完整意义上的朝代。国家分裂、政治黑暗,整个社会连年战乱,动荡不安,一直到隋朝的出现才改变了这种混乱的局面。究其原因就在于内用黄老、外示儒术,这种统治权谋的文化病毒寄生于中国传统文化身上,破坏了中国社会的经络组织,使中国社会的水源受到污染。东西脏了用水清洗,水脏了怎么办?只能用净水清洗。对于中国社会被污染了的中国传统文化而言,这个清洗污水的净水就是佛家文化,这也是讨论中国传统文化除了道家、儒家之外,必谈佛家文化的原因。佛家文化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很大,除了她的思想和中国传统文化相吻合之外,还得力于佛家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被统治者污染之后的这种净化功能。从这个角度而言,佛家文化就是中国社会的污水处理厂。
讨论中国传统文化要区分家、教的概念区别:家一般指学说的精华、本质,教则指社会对学说的使用、变通,由于能主导社会思想主流的一般是统治阶级,所以教的官方色彩或社会政治化色彩较浓,很多时候未必能正确表达学说的精华,反而会由于利益驱使,对学说给予改造。比如汉武帝、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汉初的无为而治,接着的内用黄老、外示儒术,唐朝及以后的儒释道三教并立,存天理、灭人欲的宋明理学等,这些都是历朝历代统治者认识中的传统文化学说,并不是真实意义上的儒家、道家、佛家学说,都是改造、阉割后的变种。五四运动其实要打倒的就是这些束缚人的教条思想,由于这些教条思想的流弊太大,以至于使人混淆了其中家和教的区别,所以才出现了对中国传统文化冤枉的一打。随后兴起的新文化运动提倡民主与科学,即从西方社会请来了德先生与赛先生两位老师,其实其中也有家和教的区别,囫囵吞枣的吃法出现了水土不服的现象。不可否认的是这些中外的教条思想在解决现实问题,推动社会进步方面确实有着正面积极的作用,但这些也仅仅局限于当时的社会活动领域,其流弊也很厉害。尤其是很多社会思想演变为疾病文化,使人的精神内守出现了问题,延祸至今,使得21世纪成了精神病世纪。
佛家文化起源于公元前六至前五世纪古印度的迦毗罗卫国,今天的尼泊尔境内,创始人是迦毗罗卫国的王子乔达摩∙悉达多,因为他是释迦族人,所以被尊称为释迦牟尼,意为释迦族的圣人。佛家文化正式传入我国是在东汉,明帝夜梦金人,遣使求法是宗教界普遍公认的说法。所谓正式是指官方派出使节到西域去迎请,非正式可能更早。据鱼豢的魏书—西戎传记载,大月氏于公元前一百三十年左右迁入大夏地区,其时大夏已信奉佛教。至公元前一世纪末,大月氏受大夏佛教文化影响,接受佛教信仰,并将其传进中国内地。魏晋南北朝时期堪称佛教在中国大发展的时代,由于连年的社会分裂、战乱给人们带来极大的苦难,宁做太平犬,不做乱世人,成了社会中每个人的内心呼喊。从上到下的各个阶层皆是思想混乱,整个社会出现了信仰危机。现实的沉重造成了这个时期的清谈之风渐起,内里其实是对连年战乱这种现实世界的否定,是社会人群对未来失去希望的焦虑症的病态反应。远来的和尚会念经,佛家文化乘势而起,开始发挥污水处理的功能。北朝的少数民族统治者更是把佛家视为与儒家一争高低的文化,对此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他们不仅把佛家作为辅助王化的工具,还把自己创造的佛教作为与汉人抗争的文化,为此大兴佛事,敦煌石窟、龙门石窟、云冈石窟都是这一时期的杰作。
佛家文化是中国社会经络组织中的心包和三焦。心包主要的作用在于保护心君,三焦则是如同大禹治水一样,疏通、调理整个社会的水道。中国社会自汉朝灭亡之后,之所以会出现四百多年的动荡分裂,正是统治者阉割传统文化,以内用黄老、外示儒术的权谋之术治国造成的,是社会统治者这个心君先出了问题。这种权谋治国正是老子严厉批判的以智治国: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后世以此作为批判老子是愚民政治,这又是一大误读。
民之难治,以其智多。这里的智指的是小聪明,普通人每天关心的无非就是柴、米、油、盐、酱、醋、茶这些琐事,以家庭、个体的利益为重。国家政治与此相比较而言,反而是小事,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而已。民本来就智,小聪明很多,但耍小聪明太过的在日常生活中往往也是被周围人所厌恶的人。如果统治者以类似于内用黄老、外示儒术这样的权谋之书,这样的小聪明,这样的智来治理国家,就是明民,等于就是在鼓励提倡耍小聪明的社会风气。故以智治国,国之贼,这样治理下的国家焉有不乱的道理?所以老子主张愚民。说文解字对愚的解释是:憨也,智之反也。老子所说的愚民,根本就不是愚弄民众的意思,而是教导民少使用智,少耍小聪明,引导民心走向憨厚、淳朴的意思。历代的统治者错误理解了老子的愚民政治,把黄、老学说当作了权谋之术轻率运用于国家政治,造成了整个社会上下都耍小聪明,社会风气变得尔虞我诈,混乱不堪,祸害至今。故以智治国,国之贼,老子几千年就一语成谶,真是令人无言以对。
先且不论佛家文化的内涵,单就其创始人释迦牟尼当年弃天下如蔽履,薄帝王将相而不为的举动,就足以在思想上给古代的统治者以震撼性一击。释迦牟尼出家之前是迦毗罗卫国的王子,其父是国王净饭王,其母摩耶夫人是来自邻近的拘利国的皇族。娶妻生子,生活过得奢华安逸,又是王位的合法继承者,这是世俗中人梦寐以求的最高理想生活。可是释迦牟尼后来却突然放弃这一切,毅然决然离家出走,跑到深山老林去隐居修行了。他的这个举动如此惊世骇俗,到底是要追求什么?这个问题不仅中国古代的普通人感兴趣,中国古代社会的统治者更是兴趣浓厚:为什么自己苦心经营一生想维护的东西,在这位外国同行释迦牟尼眼里竟然一文不值,象穿旧了的破鞋一样随意丢弃?对于一个高高在上的皇帝,他的人生追求的意义究竟何在?
这个问题的答案就在中国上古文化的洪范五福之中。五福临门迎万利,八方进财乐典隆。我们现在常说的五福临门中的五福,源自儒家四书中的书经•洪范:一曰寿、二曰福、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世俗追求的权力、名利、荣华富贵等皆不在五福之列,居于世俗社会顶峰的帝王之家更是与五福无缘,有的只是善恶循环、有始无终的因果报应。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细读一遍四大古典名著中的红楼梦,品味一下作者曹雪芹的这句感叹,人生所有的感触便尽在不言中了。中央电视台的记者喜欢到街头问人幸福不幸福,这个问题问得太大了。幸福是一种感觉,和现实有关联但又不是必然关系。幸福的感觉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洪范五福:一个人长寿且有福气、康宁、有德、能善终,这哪里是人?分明就是佛。忽然想起苏东坡当年给儿子过满月时写的一首诗: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病无灾到公卿。愚且鲁即是有德,无病无灾就是长寿且有福气、康宁,公卿不是大官的意思,是指能善终。看来苏东坡深谙中国传统文化之道,对儿子的祝愿是洪范五福具备,确非等闲之语,已是佛说。
未作佛事,先结佛缘。佛家文化从一开始传入中国,首先就与帝王之家结缘,这也是佛教之所以能在中国古代社会兴起的一个主要原因,自此佛家文化开始发挥中国社会心包的臣使之官的功能作用。心包又名膻中,相当于西医所说的胸腺,胸腺是指人体膻中到肚脐之间的一条直线。在人出生之前,胸腺是一个很大的器官,等到人出生以后,它就迅速地萎缩。其实,这里边隐藏着一个很重要的道理,就是小孩子之所以能用十个月就完成人类几亿年的进化,和膻中、胸腺是有密切关系的,而释迦牟尼的佛家文化恰恰就是揭示宇宙及人类起源的学说。佛家文化自东汉传入中国社会,首先就从切入帝王思想开始发挥约束作用,之后中国古代社会历朝历代的统治思想受这种影响也非常深刻。从儒、释、道三教合流的演化过程,可以窥见中国古代帝王思想的这种转变。南朝梁系的第一任皇帝萧衍是以佛治国的皇帝,史称梁武帝。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这么多寺庙就是梁武帝下令修建的。北周武帝曾召集僧人、名儒、道士、文武百官两千余人,在皇宫正殿主持量述三教,此举开启了三教人士在殿堂上公开讲论的先河,三教关系亦从最初的佛道论难,最终演变成以融会贯通为主调。唐朝自高祖李渊开始,令儒官、僧侣和道士聚集一起三教讲论,之后渐成风气。唐玄宗召集三教讲论,中书令张九龄极力调和三教,上奏说至极之乐,理归于一贯,主张三教并列、三教同归。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中国社会形成了一主两从的儒释道格局——儒教拥有政治上的独大势力,佛道两教对中国人日常生活产生深远影响。从信众的数量、典籍的流通看,佛教的势力最大。从宗教思想根基看,道教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影响最深,儒释道三教并立。发展到宋朝则成三教合流,至此佛家文化完全融入中国传统文化之中。
黄帝内经认为气会膻中,故中医界有三焦理气之说。汉朝统治者内用黄老,外示儒术的做法造成了外戚宦官把权的混乱,社会的心包和三焦功能紊乱,使得君民之间上下失信,整个社会风气乱成一团。佛经文化中的六道轮回、因果报应学说正好应时应景,佛经文化在其中起到了文化杀毒软件的作用,整个杀毒修复过程耗时四百多年,构筑了整个社会的道德底线,使当时社会避免了继续下滑解体,得以触底反弹。到隋朝统一,之后出现了唐朝将近三百年的稳定时期。天下大势,分久必合,佛家文化的污水处理作用在其中功不可没,毋庸置言。但是,佛家文化和儒家、道家一样,都难逃被统治者阉割、改造的命运,被刻意宣传为消极学说,慢慢变成了封建迷信的重要组成部分,以至于现在成了人们逃避社会压力的精神麻醉剂。疾病文化寄生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身上,正在沿着从生理到心理的世纪进攻路线行军,二十一世纪正在成为精神病世纪,疾病已经完成生理层面的布局和占领,正在对最后攻战社会心君的军事目标发动攻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