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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子之说
附子为药中第一大将，大辛、大热、大毒，驱寒毒，破阴凝，走而不守，通行十二经表里内外，无处不到，性如雷霆霹雳之力，有斩将夺关之能。附子乌头同用，如虎添翼，破阴回阳散寒胜湿无坚不摧，以炙甘草统之，甘缓补土伏火，得干姜之守而不走，山萸肉之酸敛，上助心阳通脉散寒，温下开启肾水缩尿固精，故可救生死于顷刻，此正乃“四逆汤”之奥义所在。
附子之大辛、大热、大毒，对垂死的心衰患者，附子之毒，恰恰是起死回生救命仙丹!
四逆汤，炙甘草100g，干姜80g，附子50g(生附子一枚50g“去皮，破八片”。去皮去毒，破八片：典型性低血压用大附子一枚(50g)，干姜150g。
用开水武火急煮30分钟，随煮随灌。
从四逆汤的组成与用法，医圣告诉了我们超不过半小时。此时正是附子毒性的最高峰!亡阳重危急症，生死在顷刻之间，急救垂死病人之时，如果按现代教科书药典的规定，文火煮2小时以上，则病人已经离开人世。所以我们熟读《内经》，所谓张仲景、彭子益所言实为蛊惑人心(迷魂阵)之死路一条!
附子是中医手中一味救命仙丹，书上写的不如自己实践做的踏实，因此，从我开始到第二、第三代弟子，无一例外的亲尝附子，患病则亲自处方服药。所以能做到心中有数，从不失手。我们对医圣张仲景崇信无比，立志学医，按医圣的教导，做人做事，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许多惊心动魄的经历，一切重大风险我们都一一闯过，青年一代完全可以放心大胆地实践我们的经验，为中医复兴而接过我们手中的接力棒，我们通过三代人的艰苦奋斗，争取迎接中医复兴盛世的到来。
经方的剂量问题：
《伤寒》方的理法方药是一个整体，由于《伤寒》成书后毁于兵燹，直到现在经历了1800年仍然没有见到仲景原书。加之宋朝以后学派蜂拥而起，学习中医大多背离了《内经》主旨与《伤寒》理法而误入歧途，甚至近一百年来中医西化，造成中医传承断裂，因而伤寒方药的原貌，无人知晓，学习应用经方更是瞎子摸象，莫衷一是。
我们知道，回逆汤是医圣们1800年前救治心衰疾患的成功经验，但是我们应用回阳救逆只不过停留在理论研究和口水战争之上，至于心力衰竭而今天的中医药大多束手无策。
1961年在我治辽的7例心衰患者之中，5例无效，1例小效，仅救活1例。因此我从历代医案查找原因，请教中医前辈以及药工，发现了三大疑点：
一是远在宋代《本草衍义》的作者‘寇中爽’有一段记载，他是历史上第一位针对经方应用剂量过小提出质疑的先贤人士，在他的处遣药治疗案例之中，力求悉遵古训，不顾蜚语纷扰，使用伤寒原方剂量治疗疾病，每获奇效。他指出：“今人用古方多不效者何也？不知古人之意尔！如仲景治胸痹，心中痞坚，气逆抢心，用“治中汤”：(人参、白术、干姜、甘草四物共110g——即理中汤原方)，水八升，煮取三升，每服一升，日三服，以知为度；可作丸，须鸡子黄大，皆奇效。今人以一丸如杨梅许服之，病即不去，反怨药不神乎！由此可见其用药之失误，实为医者之罪过也”。
又读名医类案卷一，载吴球用附子验案。吴球浙人，曾为明太医。“一富室患中寒阴证，名医盈座束手，后吴御医至，诊之曰：非附子莫救，令人拣极重者三枚，生切为一剂，计量三两投之。众医咋舌，私自减其半量，以45g为剂进之，病遂已。吴复诊曰：为何减吾药量？吾投三枚，将令其活三年，今止活一年半耳。一年有半之后果然病发而卒。”
故历代多有“仲景不传之秘在于剂量”的慨叹。这两位前辈的当头棒喝，如一声惊雷，引导我走上试药尝药之路。可见读古人书，最忌死于句下。人人皆同，唯我独疑，亲手做过，方可发现真理，读伤寒要当如此。
第二个疑点，经方中除以两计量外，还有以枚、尺计量者，如栝蒌大者一枚、杏仁70个、石膏鸡子大一枚、厚朴一尺等；生物进化是一个极为缓慢的过程，难道东汉的果仁，竟然比现在大，现代反而变小了？麻黄汤中杏仁七十枚，称量结果是30g，而现代用量只是3-6g，显然是错了。
第三个疑点是生附子问题，我曾就此请教灵石伤寒大家‘郑少玄’先生，郑老说：“小伙子，你又异想天开，想出人头地吗！毒死人是要蹲监狱的。”而对附子问题不置一词。后请教老药工‘段宝祥’，段老才告诉我，解放后附子禁止使用了。(当时正是推行余云岫路线，虽经毛主席纠正，余波仍烈之际)老一代是惊弓之鸟，只好明哲保身情有可原。之后我亲尝附子，有了切身体会，生附子找不到，用炮附子，救心汤一剂用到30-75g，仍然无济于事。一次偶然的机会，病人服错药，把三剂药在一天内服完，共计附子135g，这才救活了一位从医院拉回家准备后事的垂死病人。这位病人是灵石石膏矿技术员“燕俊彦”之母，患风心病多年，每年住院两三次。1961-10月，住院一周后病危，在家准备后事，我处方后，其妻(名“引小”)手忙脚乱，又要做老衣，又要熬药，竟把三剂药一锅煮，又因火太大，熬剩药汁不多，但很浓，40多分钟全数服完后，病人便睁开眼说话，要吃饭，次日即可下炕走路。之后又经一段调治，活了30年，76岁，基本健康。
这一次歪打正着侥幸成功的治疗案例对我震动极大，使我深刻领悟到“医圣不传之秘在于剂量”的这个论断是“正确无误”的。
临床辨证施治处方药，在医理法理、病证病机与药理对号入座之外，药物基础有效剂量的正确与否，是取决于有无治疗意义的一个重要环节。杯水车薪谈何救急如救火，关云长的青龙偃月刀已被缴械，斩将夺关岂不是等于送死。
从本草纲目的序例之中得知，由于李时珍老人对于古代度量衡演算不太清楚的原因所致，针对古方剂量采用了折中的换算定量说：“古之一两，今用一钱可也。”就这一句话害苦了《伤寒论》以及后学者470年，其药物用量只能达到伤寒经方的十分之一，这又岂不是阉割了伤寒论中医的子孙后代！关云长的青龙偃月刀已被缴械，不投降也是死路一条！伤寒经方误入歧途，至今循规蹈矩，书本理论上的研究根本就不具备什么可行性，没有经过实践验证的理论研究，其实用性何在！
歪打正着毕竟不足为凭，有幸而在20年之后，见于“1981-7月我国考古发现了东汉度量衡──大司农铜权” 。证实了东汉一两等于现代15.625g，那么去掉尾数，伤寒方一两的正确换算数据相当于现代的15g(较1钱多3-5倍)，这才是伤寒方正确的基础有效剂量。
“附子之说”一段“整理”取材于网络交流(火神一派)。
按语：
两害取其轻，两利取其重，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思则变，变则通，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历史和现实、今天和将来不可同日而语。“火神”成其为派，我等自愧不如，何况我尚一无所获乎。
中医临床是一个很有实用性的职业，而在所谓的中医药著书立传之中，就难免附有折中主义、机会主义、学历专家权威主义等等非专业“中医药临床流派”和个人主义色彩的成分无孔不入。
附子为药中第一大将，大辛、大热、大毒，驱寒毒，破阴凝，走而不守，通行十二经表里内外，无处不到，性如雷霆霹雳之力，有斩将夺关之能。附子乌头同用，如虎添翼，破阴回阳散寒胜湿无坚不摧，以炙甘草统之，甘缓补土伏火，得干姜之守而不走，山萸肉之酸敛，上助心阳通脉散寒，温下开启肾水缩尿固精，故可救生死于顷刻，此正乃“四逆汤”之奥义所在。
附子之大辛、大热、大毒，对垂死的心衰患者，附子之毒，恰恰是起死回生救命仙丹!
四逆汤，炙甘草100g，干姜80g，附子50g(生附子一枚50g“去皮，破八片”。去皮去毒，破八片：典型性低血压用大附子一枚(50g)，干姜150g。
用开水武火急煮30分钟，随煮随灌。
从四逆汤的组成与用法，医圣告诉了我们超不过半小时。此时正是附子毒性的最高峰!亡阳重危急症，生死在顷刻之间，急救垂死病人之时，如果按现代教科书药典的规定，文火煮2小时以上，则病人已经离开人世。所以我们熟读《内经》，所谓张仲景、彭子益所言实为蛊惑人心(迷魂阵)之死路一条!
附子是中医手中一味救命仙丹，书上写的不如自己实践做的踏实，因此，从我开始到第二、第三代弟子，无一例外的亲尝附子，患病则亲自处方服药。所以能做到心中有数，从不失手。我们对医圣张仲景崇信无比，立志学医，按医圣的教导，做人做事，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许多惊心动魄的经历，一切重大风险我们都一一闯过，青年一代完全可以放心大胆地实践我们的经验，为中医复兴而接过我们手中的接力棒，我们通过三代人的艰苦奋斗，争取迎接中医复兴盛世的到来。
经方的剂量问题：
《伤寒》方的理法方药是一个整体，由于《伤寒》成书后毁于兵燹，直到现在经历了1800年仍然没有见到仲景原书。加之宋朝以后学派蜂拥而起，学习中医大多背离了《内经》主旨与《伤寒》理法而误入歧途，甚至近一百年来中医西化，造成中医传承断裂，因而伤寒方药的原貌，无人知晓，学习应用经方更是瞎子摸象，莫衷一是。
我们知道，回逆汤是医圣们1800年前救治心衰疾患的成功经验，但是我们应用回阳救逆只不过停留在理论研究和口水战争之上，至于心力衰竭而今天的中医药大多束手无策。
1961年在我治辽的7例心衰患者之中，5例无效，1例小效，仅救活1例。因此我从历代医案查找原因，请教中医前辈以及药工，发现了三大疑点：
一是远在宋代《本草衍义》的作者‘寇中爽’有一段记载，他是历史上第一位针对经方应用剂量过小提出质疑的先贤人士，在他的处遣药治疗案例之中，力求悉遵古训，不顾蜚语纷扰，使用伤寒原方剂量治疗疾病，每获奇效。他指出：“今人用古方多不效者何也？不知古人之意尔！如仲景治胸痹，心中痞坚，气逆抢心，用“治中汤”：(人参、白术、干姜、甘草四物共110g——即理中汤原方)，水八升，煮取三升，每服一升，日三服，以知为度；可作丸，须鸡子黄大，皆奇效。今人以一丸如杨梅许服之，病即不去，反怨药不神乎！由此可见其用药之失误，实为医者之罪过也”。
又读名医类案卷一，载吴球用附子验案。吴球浙人，曾为明太医。“一富室患中寒阴证，名医盈座束手，后吴御医至，诊之曰：非附子莫救，令人拣极重者三枚，生切为一剂，计量三两投之。众医咋舌，私自减其半量，以45g为剂进之，病遂已。吴复诊曰：为何减吾药量？吾投三枚，将令其活三年，今止活一年半耳。一年有半之后果然病发而卒。”
故历代多有“仲景不传之秘在于剂量”的慨叹。这两位前辈的当头棒喝，如一声惊雷，引导我走上试药尝药之路。可见读古人书，最忌死于句下。人人皆同，唯我独疑，亲手做过，方可发现真理，读伤寒要当如此。
第二个疑点，经方中除以两计量外，还有以枚、尺计量者，如栝蒌大者一枚、杏仁70个、石膏鸡子大一枚、厚朴一尺等；生物进化是一个极为缓慢的过程，难道东汉的果仁，竟然比现在大，现代反而变小了？麻黄汤中杏仁七十枚，称量结果是30g，而现代用量只是3-6g，显然是错了。
第三个疑点是生附子问题，我曾就此请教灵石伤寒大家‘郑少玄’先生，郑老说：“小伙子，你又异想天开，想出人头地吗！毒死人是要蹲监狱的。”而对附子问题不置一词。后请教老药工‘段宝祥’，段老才告诉我，解放后附子禁止使用了。(当时正是推行余云岫路线，虽经毛主席纠正，余波仍烈之际)老一代是惊弓之鸟，只好明哲保身情有可原。之后我亲尝附子，有了切身体会，生附子找不到，用炮附子，救心汤一剂用到30-75g，仍然无济于事。一次偶然的机会，病人服错药，把三剂药在一天内服完，共计附子135g，这才救活了一位从医院拉回家准备后事的垂死病人。这位病人是灵石石膏矿技术员“燕俊彦”之母，患风心病多年，每年住院两三次。1961-10月，住院一周后病危，在家准备后事，我处方后，其妻(名“引小”)手忙脚乱，又要做老衣，又要熬药，竟把三剂药一锅煮，又因火太大，熬剩药汁不多，但很浓，40多分钟全数服完后，病人便睁开眼说话，要吃饭，次日即可下炕走路。之后又经一段调治，活了30年，76岁，基本健康。
这一次歪打正着侥幸成功的治疗案例对我震动极大，使我深刻领悟到“医圣不传之秘在于剂量”的这个论断是“正确无误”的。
临床辨证施治处方药，在医理法理、病证病机与药理对号入座之外，药物基础有效剂量的正确与否，是取决于有无治疗意义的一个重要环节。杯水车薪谈何救急如救火，关云长的青龙偃月刀已被缴械，斩将夺关岂不是等于送死。
从本草纲目的序例之中得知，由于李时珍老人对于古代度量衡演算不太清楚的原因所致，针对古方剂量采用了折中的换算定量说：“古之一两，今用一钱可也。”就这一句话害苦了《伤寒论》以及后学者470年，其药物用量只能达到伤寒经方的十分之一，这又岂不是阉割了伤寒论中医的子孙后代！关云长的青龙偃月刀已被缴械，不投降也是死路一条！伤寒经方误入歧途，至今循规蹈矩，书本理论上的研究根本就不具备什么可行性，没有经过实践验证的理论研究，其实用性何在！
歪打正着毕竟不足为凭，有幸而在20年之后，见于“1981-7月我国考古发现了东汉度量衡──大司农铜权” 。证实了东汉一两等于现代15.625g，那么去掉尾数，伤寒方一两的正确换算数据相当于现代的15g(较1钱多3-5倍)，这才是伤寒方正确的基础有效剂量。
“附子之说”一段“整理”取材于网络交流(火神一派)。
按语：
两害取其轻，两利取其重，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思则变，变则通，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历史和现实、今天和将来不可同日而语。“火神”成其为派，我等自愧不如，何况我尚一无所获乎。
中医临床是一个很有实用性的职业，而在所谓的中医药著书立传之中，就难免附有折中主义、机会主义、学历专家权威主义等等非专业“中医药临床流派”和个人主义色彩的成分无孔不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