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的走向》之一：中医的起源及发展

[轻云出岫]

二十、中药发展的煌煌成果

中医、中药，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是两门不同的学问。本文说中医基本消亡了，不是说中药基本消亡了。中医消亡了，中药还在。现在的中药，不仅没有消亡，不仅很好的存在，而且经过现代科学的深层次加工炮制，还获得了新的、巨大的发展，正在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健康，酿造福祉。
中药，作为客观存在的物质，它不怕被西化。原有的中药饮片和膏丹丸散等中成药，仍然还有一定的生产和使用。现代科技，充分运用先进设备和工艺，制造出了许多包括可用于静脉点滴的多种中药剂型，受到很好的疗效，极大的丰富了、提高了、拓宽了中药在整个药物学中的地位和发展道路，极大地丰富了现代药物学的内容。中草药，在现代科学之舟的帆侧舵旁，竭尽力量，扭转着或者部分扭转着现代药物学的航向。中药学可喜的发展态势，是我们民族中药学的希望。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对中成药进行了多次认真整理，将古医籍中的方头、民间和名老中医的验方进行了长期的收集和整理。改革以来，随着我国经济发展、科技进步，把许多古方、验方开发研制成了新剂型。从此，被西医称为“粗大黑”的中草药，在现代科技的酿池里获得了新生。于是，出现了中成药的微型包囊、药物微粉化、固体分散等新技术、新工艺，拓宽、增加、改善了给药途径，创制了中药的注射剂，实现了中药的静脉点滴。现代中成药异军突起，以2700多个花色品种，以多种多样的给药途径和剂型，投入进药品市场，对临床治疗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把几代人“中西汇通”的理想，变为实现。
现在，不论拥有“中医”职称的西医，还是本来的西医，谁都可以大笔一挥，给冠心病患者开出“丹参滴丸”、“速效救心丸”这种中成药处方来，谁都可以给感冒病人开出维C银翘片这类中成药处方来。特别是对于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粘患者的临床治疗，广泛而大量使用“丹参注射液”之类的中成药，进行静脉点滴，用以扩张、软化血管，缓解“三高”症的症状，已经成了中国医学界普遍的共识和常规的治疗。处在亚健康状态的一些中老年人，几乎都知道需要按时“冲冲”，怎么“冲”？就是打几天中药的吊瓶，“冲冲血管”。在 2700余种中成药中，按照国际卫生组织规定，规定了“处方药”、“非处方药”，极大的方便了群众，基本实现了“大病上医院，小病上药店”的理想。原来，《黄帝内经》、《伤寒论》、《瘟病条辨》等古代医学典籍上一些难以辩证的“热病”，现在，患者自己到药店买一点中成药或者再加一点西药，一同服下，兴许就能有效，甚至治好。
中成药给药方式的改造，这是多么大的进步啊！这是多么辉煌的成果？过去的传统中医是想象不到的，过去的传统西医也是想象不到的。这些进步和辉煌成果，带给我们的，不应该只是药物品种的简单增加，而应该是中华民族整体医药学观念的深刻革命。
可是，很遗憾。极少数以中医自居的先生，还是要“尊古炮制”，坚持古老中药的“粗大黑”，不赞成对中药剂型进行现代化改造。少数西医，蔑视“中药西制”，不欣赏中药的静脉点滴。于是，“中西药”已经融合起来的现实，不被人们认可，仍然存在着两张皮问题。于是，在各级医院的药房，即使完全用现代工艺制造的含有中药的肌肉注射药、静脉点滴药，也要划归“中药”管理。我们不知道，这是为了给“传统中药”增加品种而贴金呢，还是受到了西医西药的鄙视与排斥呢？于是，慢说“中西医结合”，中西药的结合，就算结合成功了，也未必被人认可！
中药发展的成果堪称辉煌，但这些辉煌成果要想取得与西药相当的地位，受到广泛的认可，大概还有很远的距离。

 

[轻云出岫]

二十一、中医西医、千年代壑

二十一、中医西医、千年代壑21、中医西医、千年代壑
“中医”、“西医”的称谓，所表达的是方向和地域，属于地理概念。事实上，它们之间存在的不可沟约的迥别，不仅仅表现在地理、距离上，更多、更大的是1700年的时间差别，是一个历史概念。就是说，中医科学诞生1700年之后，西方才从“经验医学”转变成“试验医学”，才有了西医这门科学。中医、西医，如此漫长的历史间隔所形成的迥别，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代沟，而是永远填不平的千年代壑。代壑的一端是古代中医学科学，另一端是现代医学科学。它们之间的苟约，就像复活了的千载医学祖宗，与它几十代后的医学子孙相遇。不仅诊断、治疗上发生激烈碰撞，就连语言都互相听不懂。
人类是发展的，历史是发展的，医学也是发展的。古代中医学于古代的经济基础相适应，与现代化不相适应。曾经与中医学并存的西方经验医学，在西方的发展中发生了变异，渐渐被放弃，并创造了新的医学。新医学的不断发展，发展成为了被称为西医的现代医学。古代中医学的核心理论，虽然已经不能为现代人服务，但古代中医学中存在的、被分离出来的中药，却仍然非常有效的发挥作用，为现代人服务。中草药，在现代科学技术的呵护中，已经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显现了对现代医学某些缺漏的裨补作用，显示了茁壮的生命力和辉煌的发展前景，受到了现代人的普遍欢迎和青睐，它表明，中华民族的祖先留给我们的中药遗产，是应该珍惜、挖掘和予以发展的。过时的中医学，需要走进博物馆，方兴未艾的中药，要实现现代化。使古老的中药成为可以发展，永远发展的新科学，而为人民造福。
中医学走进博物馆，是必然的。如果沉湎于中医文化，看不见现代医学取得的重大成果，听不到基因科学、克隆技术等对现代医学的引领作用和巨大贡献，不知道它正在带动现代医学飞速发展的好消息，只是一味的闭起眼睛、捂住耳朵、崇尚空谈、坐而论道，用非常陈旧的观点看待现代医学的缺漏，以“青霉素失灵”、“化疗伤害正常细胞”等发展中的个案为借口，以中药对某些症候的补充性疗效为托词，不切实际的随意抬高中医在现代社会的地位和作用，抬高到排斥、压倒西医的程度，整个的或部分的否定现代医学成果，大喊着“西医不如中医”的口号，那么，中国人的医学事业，就会倒退复古、停滞不前，走进死胡同。
出身于中医世家的已故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曾经说：中医“有见效之药，无可通之理”。先生肯定了中药的疗效，否定了中医的理论。笔者以为，陈先生肯定中药的疗效是完全正确的，但对中医的理论全盘否定欠妥。中医的核心理论产生与黄帝时代，在当时是最为先进的理论，直到西医诞生之前，它比起许多经验医学的偶然性来说，都是绝对的科学。它只是在与现代医学相比较的情况下，由于“代壑”的缘故，难以对话，显得落后、过时、“不科学”。所以，对陈先生“有见效之药，无可通之理”的说法，我们需要研究。
把黄帝时就有的中医理论搁置起来，把祖宗留下来的中药和方剂进行挖掘、提高，加进现代医药学，就可以填平中西医之间的代壑，为人民的健康做出新贡献。

 

[轻云出岫]

二十二、创建中国特色的华医之路

实际上，在中医学、中药学数千年的医疗生涯中，最终、最直接为患者治病的，是中药。中药，中医的理论可以支配它、运用它，让它为古代人服务，现代医学也可以按照生物化学的原理，支配它、运用它，让他为现代人服务。中医阴阳五行、辨证论治的一切理论，全都是古代人的科学，已经不适用于现代人类，成了过时的科学，这是不争的事实。现代生物化学对微观世界的研究，永无尽头、永无止境。是可以不断发展的科学。所以，中医的方剂、中成药、草药饮片，作为实实在在的物质体系，不会过时。所以，让已经基本消失的中医作古去吧，让可接受现代化改造的中药留下来，跟上现代化的步伐，它们就有了各自的归宿。
中医学的典籍，是中华民族古代文明的象征之一，我们虽然不应该倒行逆施、继承复古，但也绝不容许遭到任何的毁坏，应当作为重要的文物资料来长久保存。对鼠咬虫蛀、潮湿霉烂的典籍，能修补的要修补，无法修补的应抓紧复制翻新，对那些濒临失传的典籍，应该进行抢救性整理、补写、补编、印刷新品，把它们放进历史博物馆，进行专业的收藏。让中医从名不副实的“主流”地位，降为名副其实的“古医”地位，并且，成立一定数量的保护性“古医诊室”，对古代中医学进行专门研究，不设病床，不设药铺，只有门诊。拒绝一切西医的诊疗理念，拒绝一切现代仪器和现代设施，就连听诊器、体温表之类的西医简单器械也拒绝，完全由纯粹的中医师坐堂看病，完全使用传统的诊疗手段和中药，对于感兴趣的患者，进行尊古医治……
当我们把“中医”、“西医”的名讳，把“中医医院”、“西医医院”的隔膜，把“中药”、“西药”的区分，全都取消之后，拨散中医文化的重重迷雾，丢掉一些迂腐的虚荣，打破中、西医门户之见，所有医院，都堂堂正正的使用包括仪器在内的西医诊断，都使用中国统一标准的华药进行治疗。打破中药、西药的界限，编写一部包括西药和中药研究成果在内的、中华统一的药物学，以作为临床用药的参照或规范。如此，我们就会从空洞的“中医、西医”的名讳羁绊中解脱出来、解放出来，感到非常轻松和愉悦。于是，我们国家的医生，既不叫做中医也不叫做西医，而是新型的“华医”。
我们可以高举“华医”的旗帜，堂堂正正的运用一切现代化的科学技术，堂堂正正、与时俱进地吸纳一切人类文明成果，创建、规范和不断发展有中国特色的华医新学科。让崭新的华医，站在世界医学的制高点上，引领世界医学新潮流，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服务。
中医没有了，西医也没有了，中国只有一种华医，只有一种华药。中国也不要再有什么中医院和西医院之分，应该统统归类到“华医医院”的范畴。西医+中药+西药=华医。西药+中药=华药。华医，以使用华药为主，积极吸纳外医、外药的新技术，不断丰富壮大自我，不断创新，不断发展，突出华医特色。华医比外医多出一招，多出来的是经过现代科学工艺加工的“中药”。这一招，其潜力深不可测。
作古的中医是不能发展的，华医则可以随着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华医的发展是没有止境的，华医队伍的建设来源几乎是现成的。全国所有医生的华医进程，只是思想认识、思想观念的转变，只是一些说法、叫法和名称的改变，不需要大量投资。但是，取消中、西医称谓，创建新时期、新观念的华医队伍，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华医之路，仍然会遇到重大阻力，冲破这些阻力，需要革命精神。所以，把现有的中西医全都改造成华医，仍然是一场深刻的革命。

 

[轻云出岫]

《中医的走向》附录：一、中西医汇通

附录：一、中西医汇通
来源：中医网
编者按：自从西医慢慢走进中国，有多少志士仁人，呕心沥血，研究探讨，试图接纳西医的一些理论，对古老的中医学进行改良，实现“中西医汇通”，可是从明代到现在，历经数百年，中西汇通没有实现，倒是出现了中医从主流走向消亡。下面中医网《中西医汇通》，历数了这段“汇通”的历史脉络，读后发人深思。
中西医汇通，任应秋释为会聚、沟通。关于中西医汇通派，《中医大辞典》的定义是：“简称汇通派，十九世纪末开始在我国出现的一个医学流派，十九世纪中叶以后，随着西方医学大量传到我国，一部分中医试图用改良的方法，沟通中西医学，他们或则以西医的解剖学、生理学等知识印证中医的古典医理；或则以中医的有关论述印证西医的有关知识……其代表人物有唐宗海、朱沛文、恽铁樵、张锡纯等……”。对该学派，近年来研究较多，本文试就有关问题作一概述。
一、关于中西医汇通思想及汇通派
对中西医汇通思想的源起，一般认为，与近代改良主义思潮有关。如姜氏认为，中西医汇通的指导思想即是改良派的“中体西用”思想。赵氏考证也认为，中西汇通思想其源头可上溯到明代徐光启，后来则是洋务派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就是在1903年左右，洋务派主持“新政”时，中西汇通得到进一步发展及流行；而最早明确提出中西医汇通思想的人则是洋务派李鸿章。中西医汇通的实际工作，马氏认为可以从更早算起，即在明代，西医“脑主记忆说”已传入中国，并被汪昂等人接受，而略早的方以智在《物理小识》已引述了西医“四体液说”，并与中医学互参，且该书已出现对中西医学术要“会通”的观点，因而方以智是“中西汇通派之第一人”，其后清初王宏翰《医学原始》亦兼采西医一些古代理论，“是提出比较成系统的中西医汇通理论的第一人”。至于首倡“中西医汇通”这一口号的，则公认为唐容川。然而赵氏对此亦有异议，据考唐氏医书初刻时并无“中西汇通”字样，《中西汇通医书五种》及其中《中西汇通医经精义》之书名及序，首见于1908年上海千顷堂书局版，而并无经唐氏改定之字样，且其时唐宗海不在上海，即在此年逝去，故其书名及序有后人溢美的可能。又，若据陈氏所考，唐宗海实卒于1897年，是则更足证赵氏之说。但唐氏为第一位有较大影响的汇通医家，当无疑义。
关于“中西医汇通派”的提法，早期医史著作如陈邦贤、范行准等人之书均无论及，贾得道的《中国医学史略》虽介绍了唐、张、恽诸家，尚无“汇通派”其名。在全国高等院校《中国医学史》统编教材中，也是到1978年的四版教材以后才有“中西医汇通派”这一章节的。1980年任应秋的《中医各家学说》讲义，亦有了“汇通学派”一节。但对“中西医汇通派”的含义和范围，诸家说法不尽相同。统编教材对此未下定义，陕西中医学院主编的西南西北高等中医院校教材《中国医学史》称：“中西医汇通派是一些思想上受到改良主义影响，学术上接受了西方医学和其他科学，以振兴发扬中国医学为目的，主张引进西方医学中先进的理论、技术与中医汇通的学术派别。”《中医大辞典》的定义已如前述。就表述上，应推后者为严谨，唯对中西医汇通派的时间下限未予说明。有的论文，如江氏称“清代至解放初期”，中西汇通派“作为一个中医学派兴盛一时。”刘氏亦云中西汇通“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发展成中西医结合”，皆是把下限定至解放初期。又对于汇通派的代表医家，统编教材与《中医大辞典》以唐、朱、张、恽四家为代表，西南西北区教材则加入丁福保、陆渊雷二人；孔氏则以唐宗海、丁福保、张锡纯、张山雷为中西汇通有所建树的四家；任应秋把“汇通学派”又分三类，以汪昂、赵学敏、王学权、王清任、陈定泰为“开始接受西说诸家”；以朱沛文、唐宗海、张锡纯为“持汇通说诸家”；以恽树钰、陆渊雷为“改进说与科学化的倡导者”。浙江省中医研究院文献研究室编《中西医汇通研究精华》(以下简称《精华》)一书，分中西汇通为三期，各期人物大率在任氏之三类的基础上有所增减，而强调指出从陆、恽起开始的第三期(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后)，在观点、方法、途径上均已大有进步，与早、中期不可同日而语。对此，邓铁涛氏认为，对中西汇通派可以有广义、狭义的理解。在目前对中医近代史研究逐渐深入的情况下，笔者认为，定义可以狭窄一些。因而，陈大舜主编的中南五省区《中医各家学说》教材的提法：“随着西方医学的传入，中国医学界中其敏锐者便开始了解并接受西说，如汪昂、赵学敏、王学权、陈定泰、王宏翰等。然而真正持中西医汇通学术思想观点，在中国医学发展史上有较大影响而形成一个‘汇通学派’者，乃始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门户大开，西方医学大量传入，影响遍及国内，中西两种医学形成对峙、竞争的局面，在这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才产生了以朱沛文、唐宗海、张锡通。
二、关于中西医汇通派医家的研究
如上所述，中西医汇通医家范围甚广，本文综合介绍各家之见。同时，这些医家大多数亦是临床上卓有建树的中医学家，这里也仅介绍对他们在中西汇通方面成就的研究。
早期汇通医家，任应秋分别评述了汪昂接受西医“脑主记忆”说，赵学敏记载西医炼制药露法，王学权肯定西方解剖研究方法，王清任与陈定泰亲验脏腑等，其中王清任之为汇通医家，任氏是引范行准之说，说为其可能曾受西医影响而列。马氏承此说，以其间受西说，并发挥出“脑髓说”和“通窍活血汤”等理、方，认为足以跻身“中西汇通派大家”之列。但彭氏反对此说，因为王清任既未直接接触西医，亦未倡导“中西汇通”，难当此誉。赵氏更对将王清任、赵学敏列入汇通派提出异议，专行辩驳。而一般医史著作也均不将二人列入汇通医家。对于王宏翰，马氏介绍他汇通的主要特点是将西方“四液体说”引入中医，从而与阴阳学说、脏腑学说融汇，用西方胎生学理论解释命门之形成，推崇如前述。然则王氏所据仍是早期传入的古代西医学。中南五省区《中医各家学说》教材认为他虽持汇通论之先声，“但未真正形成汇通学派。”
按范氏说法，“中医接受第二次传入之西洋医学当权舆于定泰之书。”陈定泰开始接触到近代西方医学，并进行了探究，马氏评其为“第一个希望从解剖角度弄清经络本质的人”。刘氏亦评述了其汇通成就，并考证了陈氏学术传承。其后，被认为早期汇通较有成就的医家，当推朱沛文。早在五十年代，江氏即著文介绍朱氏亲考脏腑、会通中西的贡献；任氏也推重朱氏于华洋医学“各有是非，不能偏主”以及“通其可通”，“存其互异”的论点；赵氏指出，朱沛文是当时中医界最了解西医的人，他能够肯定西方医学的基础，对中西脏腑、解剖记述甚详，并概括出“中华儒者精于穷理，西洋智士长于格物”的评价，流传广泛。马氏评介了朱沛文将中医肾生髓和西医脑髓解剖结合，创“肾精主脑髓”说的临床意义。刘氏研究了朱氏著作内容及所征引的中外医籍书目，探讨了朱氏中西汇通的思想方法，认为他学习了当时最新的西医理论，而且实践求证，“立论较为公允而先进，成就也高于同代中西汇通派医家。”
唐宗海被马氏称为“中西汇通历史上一个新的里程碑”，其著作《中西汇通医书五种》全面地进行以西说来阐释中医经典。黄氏亦认为真正有实质意义的中西汇通研究，是从唐氏开始。李氏总结他的汇通观点，是认定中西医学有汇通的必要，把《内》《难》诸经录其要义，以西医的学术理论来解释，求折衷于一是。近年来发现唐氏《六经方证中西通解》手抄本，黄氏研究该书在汇通上有其特点，如论脾、论心与血皆强调中西一致等。另据《精华》一书总结唐氏的汇通工作，无论深度、广度都有进步，例如，他提倡“中西医理一致”，提示了中西医汇通的可能性和可行性；他在解剖、生理、诊断、治疗、药物上都广泛吸取了西说，不仅西医，还广及西方近代化学、物理学、天文学、气象学说各方面知识，可谓是多学科研究中医的先驱。不过，早在任应秋已经指出，唐宗海的汇通不免有重中轻西、崇古薄今之病，而且文字上强相比附，可谓“汇而未通”。其他评论也大率认同此说，反倒是他在血证上的成就更为后人所重，研究更多。
关于张锡纯的汇通工作，一般认为他开始从临床上进行衷中参西，有一定的实践意义。郑氏、王氏介绍了他用“磁气”论气化，用西医病理研究心病治法等尝试。吴氏则指出张锡纯从临床出发，客观评判了中西学说，认为中西医理有相通之处，也有不同之处，但临床上有实际意义。对西药，张锡纯也进行了辨证使用的探索。这些对今天还有借鉴意义。张氏等也介绍了张锡纯所认识的中西医之所长所短，认为他虽很大程度上继承了唐宗海的见解，但更客观更全面，而且治疗上中西并用，是一种开创性的活动。马氏以为张氏的汇通具有“西医辨病，中医辨证”的初意。《精华》一书亦列举他在理论临床上汇通的十多项成就。孔氏评价认为张锡纯汇通思想医理互释比例小，开始走上了中西药临床并用这一中西医结合早期探索的正确道路。
吴氏认为，汇通派发展到恽铁樵已是又一阶段，彼时中西医论争方剧，在学术上、政治上中医都面临挑战，恽氏正是捍卫中医的主将，他一方面从理论上吸收了大量西医新成果，将中西汇通推进了一大步；另一方面初步提出了以中医学术为主体的中西医结合思想。张氏、赵氏则认为，恽铁樵的进步在于认识到中西医是“根本不同、方法不同之两种学说”，强调汇通要知己知彼，认识西医“明了内景”的长处和思维上“执着”、治疗上“反自然”的短处，要重视临床经验等。张氏、韩氏则探讨了恽铁樵中西汇通的方法论，改进中医；而对中西医比较，则分别在理论基础、临床思维、指导思想、逻辑方法、诊断方法、治疗思想以及药物等各方面进行了深入评判，强调汇通要取长补短，而且指出了中西两种医学“相摩相荡”，形成“新学说”的前景。
关于陆渊雷，任应秋列其为汇通医家，肯定其中医科学化的主张和工作，但更指出陆氏对中医理论具有成见，他以西医理论来匡定中医，不仅未能收“科学化”之效，而且其“中医科学化”成了“中医西医化”。王氏亦认为陆氏中医科学化的主张是偏于创新的激进派，具有明显的西医化倾向，而且否定《内》《难》等中医经典，说中医是经验医，有导向“废医存药”之嫌。《精华》一书对其中医科学化论点有更详尽的征引，认为与日本汉医的思潮接近，片面之处，不容忽视。对此，陈氏为之大力辩诬，认为陆氏是在继承中医学中提倡中医科学化的，且在论争中捍卫中医，在中医教育上主张中西医结合，有其历史贡献，其局限是时代造成的，理应实事求是地肯定陆渊雷在中医历史上的地位，不可以“叛徒”视之。
对其他中西汇通医家的研究，如赵氏介绍了罗定昌生平、著作及学术观点；黄氏等评述了章炳麟在中西医汇通上的思想；谢谢氏叙述岭南汇通医家卢觉愚等。还有江氏按著作的学术观点及编写体裁，将汇通医书分“衷中参西”、“中西对照”和“中医科学化”三大类，介绍了近六十种。

 

[轻云出岫]

《中医的走向》附录二、日本废除汉医对中国近代医学的影响

来源：中医网
(1)
编者按：日本，这个几千年来视中国为榜样的国度，在农耕、医疗等方面，一直是依附于中国，向中国学习的。可是到了1868年的明治维新以来，在西医与“汉医”的对比中，他们发现了西医的先进性、“汉医”的落后性和桎梏作用，于是，下决心废除了“汉医”，于是获得了医学和经济的大发展。在甲午海战中，日本人的舰船利炮，战败了曾经的榜样——中国北洋水师，后来，又发动了长达十多年的侵华战争。来到现在，日本的经济总量，占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很值得我们反思。反思，当然不能把日本人的成功归功于废除“汉医”，但能够把“汉医”废除掉，却也表明了日本人富国健民的勇敢精神，这种精神，对中国知识分子产生着积极影响。郝先中先生《日本废除汉医对中国近代医学的影响》一文，对这些“影响”介绍、总结得很到位，对于矫正民族医学的发展方向是有益的，值得一读。
近代中国的社会转型，欧化思潮及反传统主义的产生，是导致废止中医思想泛滥的社会和文化根由。而在外部条件中，日本明治维新中取消汉医的成功，使部分中国人产生效仿日本的动机，直接促成了大批留日医学生的涌现，既为中国近代医疗卫生事业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又在客观上造就了一批废止中医思想的代表人物。
一、日本废除汉医与近代留日医学生
西方现代医学在世界范围推广之前，各国都有与其自身文化密切相关的传统医学。近代以降，总体趋势是逐渐为西方医学所取代。日本的医学在近代的变迁就是一个典型，也对中国近代医学的发微产生了示范效应。
公元414年，日本允恭天皇患病，急召韩国医生治病，从此日本有了韩医方。513年，中医被引进日本，“以后关于医药的教养，悉依唐制，汉方医遂以成立，即其后所谓皇汉医道”。[1]中医日益成为日本医疗体系的主流。16世纪开始，同样是欧洲传教士把西洋医学带到日本，但对日本的影响远不及汉医深远。18世纪中期，前野良泽翻译介绍荷兰医书提倡西医，西方医学逐渐在日本立足，当时把从荷兰传入的医学称为兰方医。此后，兰方医在日本不断壮大，到19世纪中叶西医在日本势力大盛，与汉方医屡屡发生冲突。日本人开始对西方文明产生强烈的兴趣，“(日本)近世以来，结交欧美，公使之馆，衡宇相望，亦上自天时地理、官制兵备、暨乎典章制度、语言文字，之于饮食居处之细，玩好游戏之微，无一不取法于泰西。”[2]这种对西方文明的崇尚必然冲淡了对汉文化的兴趣，体现在医学领域，就是实施一系列的废止汉医措施。
明治维新(1868年)伊始，日本先后颁布了《王政复古诏书》、《五条誓文》、《政体书》，实行废藩置县，发展工商，引进西洋科学文化的方针。大政官宣布，日本今后医学学修之路，当以西洋医学为依据。为此明治政府开始实行废止汉医全盘欧化的措施。其特点是：通过议会与政令一举废止官设的汉方医校；擢西医取代汉方医掌握国家医政大权；实行医师西洋七科考试制，扼制汉方医的产生来源；用自然淘汰的方法逐步消除特许执业的汉方医。另一方面，大力发展西医事业，举办医校、医院，聘请西医学者任教讲学，派员留学海外，培养西医人才。至1906年，历经30余年，基本达到废止汉方医的目的。[3]
日本的医学考试制度的建立，实际上剥夺了汉医的授徒传业权，也就断绝了汉医的繁衍生存权。虽然，汉医们也曾组织过集会、请愿、结社等斗争，要求修改医师法，另定汉医考试条例，允许汉医办学培植人才，但均无济于事，颓势难挽。汉医人数急剧下降，日本的汉医与西医的结构发生了变化，西医所占比例日益扩大并占据主导地位。“据明治初年之调查，医师百人科学医仅21人，在明治7年顷仍有汉方医8人对科学医2人之比……。明治20年5月1日之调查，原由政府免试而许可者尚有32800人。然在明治30年，原来免试许可者已减至23900人。”而“经开业实验及格者”则从4072人增至8467人。可以看出，西医势力日益壮大并逐渐占得上风。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彻底铲除了封建幕藩体制，走上了资本主义的道路，社会面貌为之一新。在短短的几十年里，取得了西方列强近两百年才建立的成就，迅速进入世界强国之列。日本的成功使中国的知识分子得到了启示。他们认为，日本现今的文明正是西方文明孕育的结果，日本现有的文明成果与西方文明犹如母子之关系：“磅礴弥纶于现今之世者，无分泰东西，皆唯一无二之欧化主义也。泰西文明之为母，而孕育泰东文明为之子。……观于东邦革新，输进欧化，举国风靡。哲学也，耶教也，文物也，风俗也，盖去不尽弃其旧而倾向焉。卒归日本国家之主义。是可见欧化之实效也。”而中日两国命运的迥异，正是在欧化问题上所采取不同态度所致，是否具有欧化意识是问题的关键。“欧化东渐一语，日本妇孺皆习为口头禅。而叩诸中国人，虽大夫亦多懵然。……地小地大、兵弱兵强、财困财裕，固无关两国之兴败。两国之兴败欧化故。……虽今日之比例，日本优于中国，焉知他日之比例，中国不优于日本？无他，欧化之速率每成一比例，国势之速率即遂以日增。于是而中国立矣。”因此，中国如果要迎头赶上，就必须加快欧化的步伐。

 

[轻云出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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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全盘吸收近代西方文化，在许多方面领先于中国，而在其后的军事对话中，中国被打得鼻青脸肿，“甲午一败于东邻，庚子再创于八国”，中日近代化历程的巨大差距，令国人如梦方醒。在痛心疾首之中，开明的君王和知识分子们不得不对日本这个突然崛起跻身强国之林的岛国刮目相看，不得不正视这个明治维新后日益强大的新对手。维新人士康有为、梁启超纷纷上书光绪帝，主张仿效日本的明治维新，实现变法，以挽救清政府大厦将倾的危局，使中国摆脱积贫积弱的困境，他们向光绪上书道：“愿皇上以俄国大彼得之心为心，以日本明治之政为政法而已，……日本为俄美所迫，步武泰西，改弦而雄视东方，此而为国者，其始遭消弱与我同；其后底盛强与我异。”对一落千丈的国势，光绪帝决定效法明治维新以图自强。其措施之一就是效仿日本，在北京同文馆设立东文馆，学习日文，同时派遣大批青年东渡日本留学。而日本从自身利益出发，也采取吸引中国留学生的政策。这样，在中日统治者的双重推动下，自清末以来，出现了盛极一时的留日热潮。自1896年至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中国人留学日本的学生总数不下于5万人。在这5万留学生中，有不少是学习西方医学的。因为当时的日本，西洋医学已经占据统治地位，日本国富民强，对心怀救亡图存、振兴国运的有志青年们来说，无疑具有很大的吸引力。
1896年，第一批中国留学生13人奔赴日本，其中尚未有学习西医者。1902年的调查显示在日本的272名留学生中，已有3名习医者。1902年，鲁迅就是有感于“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东渡日本，1904年从弘文学院毕业后进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习西医，后来弃医从文。据李喜所统计，1904年留日医学生在校人数为23人。1905年起，逐渐增加，1907年达到高峰，其中千叶医专由于与学部签订招收中国学生办法，人数最多。据1907年底中国留日医学生创立的医药学团体“中国医药学会”的调查，在日本药科的留学生有95人。另据日本外务省档案，1907年同仁堂学校的中国留学生为35人。
1907年以后，留日高潮逐渐减退，但习医者仍然不少。据牛亚华统计，1911年以前，有名可考的留日医学生有163人，实际人数更多。但坚持到毕业的人数并不多，实藤惠秀调查了日本23所医学专门学校，截至1911年共有51位中国留学生毕业。
留日医学生在日本求学期间，成立多种医药学术团体，出版学术刊物，不断进行学术交流。1906年，千叶医专的留日学生组成“中国医药学会”，编辑出版《医药学报》，鼓吹新学，改良旧习，刊物介绍西医学、医药理论、医疗技术、医药政策、医学史、医药新闻及卫生常识。1907年春，金泽医专的留日学生成立“中国国民卫生会”，出版《卫生世界》。神户的留学生组织“中国精神研究会”，1917年出版《精神杂志》。1907年成立的“中华药学会”，是中国第一个全国性的学术专门协会，1909年在东京召开第一届年会，通过章程，王焕文被推为会长。协会仿照《日本药学杂志》的体例，创办药学杂志。“中华药学会”由日本到中国，规模日盛，对近代中国药学事业的发展贡献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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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在20世纪之初，日本医学模式对中国的影响还没有欧美医学体系那么深远，但它对中国西医学发展的趋势仍然产生了不小的影响。这种影响首先表现在中国近代医学知识群体的形成。大批留日归国学生是构成这一群体的最基本部分，因为从留学史角度来看，中国近代留日学生远远超出欧美留学生。中国近代医学知识群体的形成表明中国新医学事业的正式确立，也“标志着中国西医学家、医学教育家登上新医学舞台，……自此西医科学无可争辩地成为中国医药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与中医学并峙于中国医坛。这表明中国作为被传播者的地位开始结束，这一知识群体既是西医学的传播者，更是专门科学的实践者和研究者。留日学生和留欧美学生形成了德日派和英美派，在西医界呈现出流派纷争的局面。”其次，丁福保先生所开创的翻译日文医学书籍揭开了汉译西医文献在华普及推广的新篇章，这些医学典籍对中国医学事业的影响甚至“远远超出欧美传教医师半个世纪的努力。”二、留日学生与近代医学事业——以汤尔和为例
清末的留日医学生在完全西化的氛围里接受现代医学的熏陶，不论在医学观念上还是在实际行为中，已经打上了西方医学的烙印。中国早期的西医医生中，除国内教会医学校毕业者，几乎全部是留学海外的归国学生，其中留学日本的又占绝大多数。这一留学生群体回国以后，在20世纪初承担起传播西医学的职责，成为中西医学跨文化传统的中介。他们活跃于教育界、医院、研究所；并在医药卫生知识的普及传播、医学教育、医药卫生政策、公共卫生事业及医学学术研究等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推动中国医学由传统向现代化的转变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在官办的医疗机构施展影响，与欧美体系的西医派分庭抗礼，各领风骚。汤尔和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汤尔和(1878-1940)，原名调鼎，浙江省杭县(今杭州市)人。1905年留学日本，原习陆军，后改学医。1910年毕业于日本金泽医学专门学校。又游德，获柏林大学医学博士学位，归国后曾两次出任北京医学专门学校校长。1915年，他创立中华民国医药学会，任会长。1917年，在中华医学会第二次大会上被选为副会长。1922年后，历任教育总长、内务总长、财政总长。汤尔和是中国近代医学事业的拓荒者之一，然而，由于汤尔和晚节不保，后投向日伪，任“议政委员会”委员长等职。长期以来被诟为历史罪人，“遗讥于医林”。多少淹没了他在中国近代医学事业上的杰出贡献。以下略述汤尔和作为一个留日医学生，在回国以后对近代医学事业的贡献。
1、领衔创建国立北京医学专门学校
国立北京医学专门学校是我国最早的国立医学校，北京大学医学部的前身，创建于1912年10月26日。1903年，清政府在京师大学堂设立了医学实业馆，虽然四年后停办，但在客观上为创立国立北京医学专门学校奠定了前提。民国初年，北洋政府开始对西医在中国的发展予以重视。1912年9月，教育部部长范源濂电邀从日本留学归来的汤尔和到京，筹划创立医学校事宜。此前汤尔和等人在浙江筹建浙江省立医学专门学校，并担任病院副院长。汤赴京以后，教育部以价银10，000两，购买了宣武门外八角琉璃井医学馆旧址，划拨给国立北京医学专门学校使用。比汤尔和晚一年毕业于日本金泽医学专门学校的周颂声也应邀参与了创建工作。10月16日，中华民国教育部任命汤尔和教授为北京医学专门学校首任校长，周颂声出任教务长。1912年10月26日，民国政府颁发校章，正式成立我国第一所国立医学学校——北京医学专门学校。至此，中国第一所国立西医学校正式诞生。汤尔和在第一届开学典礼上致辞：“医校目的，自主观言，在促进社会文化，减少人民痛苦。自客观言，西来宗教，都籍医学为前驱，各国的医学集会以及印刷物中，没有我们中国人的地位，实在是一件最惭愧不过的事。所以这所学校，不仅给诸位同学一种谋取职业的本领，使你们能挣钱，实在是希望诸位负起促进文明，用学术来和列强竞争的责任……”。他的讲话开宗明义，指明在我国建立现代医学教育的宗旨。学校草创之初，教职工仅9人，首批学生72人。有旧屋数十间，旧显微镜一台，中国旧医书数十本，开办费800元，每月经费千余元。然而，汤尔和等人以锲而不舍的精神，惨淡经营十几年。该校从小到大，规模日盛，从北京医学专门学校到北平大学医学院、国立西北医学院，直至北京大学医学院，解放前共为国家培养出1166名毕业生，构成中国现代医学事业的中坚力量。
2、倡导人体解剖、制定《解剖条例》
众所周知，解剖学被称为现代医学基础的基础。西方国家的医学教育普遍开设解剖学课程。然而，在封建传统十分悠久的中国，人们长期受到封建礼教的束缚，长期形成保全尸体的陈腐观念。不独普通百姓，就连中医界也对解剖尸体持抵触态度，医校的解剖课程只是形同虚设。汤尔和认为，学习解剖学不能纸上谈兵，仅凭挂图和书本知识是不够的。因此，他敢为天下先，亲自起草解剖条例，向政府力陈解剖在医学教育中的重要性。1912年11月24日，汤尔和上书教育部请求公布《解剖条例》。由于封建势力的禁锢，解剖在当时尚无先例，初次呈请并未获准。汤尔和又反复请求，中华民国政府终于1913年11月22日以内务部51号令的形式公布了《解剖条例》，从此中国有了第一部由政府颁布的为医学研究之目的的解剖法令。这是中国近代医学史上的里程碑，医学工作者无不欢呼雀跃，拍手称快。著名西医伍连德博士称“殊为我国医界前途喜也。”由于汤尔和等人的努力，中国医校才得以打破旧俗，开设人体解剖学课程。
解剖条例十分简单，共有五条，规定了可供解剖的四种尸体。1914年4月22日，内务部又颁布了《解剖规则施行细则》。充实完善了解剖条例。然而，虽然有了解剖条例，但在实际操作中仍困难重重，阻力很大，“虽有政府明令准许医校及医院解剖尸体，而地方官及当事者，每以避世俗攻击，迄未能实力奉行。”医学校和医院只有少量的尸体解剖，有时还不能顺利实施，受到非法干涉。汤尔和虽“长北平医校，以解剖说当道，垂有成议。”也遇到了“乃事闻于步军统领之夫人，坚决不许”的尴尬情状。尽管医学解剖在中国的发展不能一帆风顺，但汤尔和等倡导人体解剖，但开风气敢为先的精神是值得后人称道的。
3、组织学术团体、推动医政改革
1915年8月，汤尔和、周颂声、侯希民等发起成立中华民国医药学会,该会主要成员为归国留日医学生,也吸收国内医药学专家参与。总会设在北京，各大城市均设有分会，每年举行一次大会，相互交流经验。1916年8月，该会召开第一次常会，推举汤尔和为会长，1917年编辑出版《中华民国医药学会会报》。该会的章程为：研究日新之医药学，力求进步，以期学术之独立；联合海内外同志交换智识，以期同轨之进行；扶植我国医药教育；建议卫生行政法案，请愿政府，以促卫生行政之进行。该学会定期举办学术研讨会，调查寄生虫病，研究中医中药。1916年受教育部的委托，汤尔和联合中华民国医药学会、博医会、江苏教育会共同审定医学名词，为统一中国医学名词做出了贡献。有人认为“在北洋政府时代，该会对政府卫生行政方针的影响大于中华医学会。”汤尔和重视医学基础理论的研究，在他任北京医学专门学校校长期间，每年派出优秀毕业生赴德国留学，学习医学基础学科的知识，不仅壮大了师资队伍，培养了大批知名专家，也为学校几十年重视基础医学教学和研究的传统奠定了基础。1922年后曾担任过中华民国教育总长，并编著或编译了一系列我国自己的医学教材。他本人不仅担任领导工作，也不断从事医学研究。1921年，他被派往欧洲考察医学教育，曾在柏林大学解剖学及生物学院做访问研究，在德国著名学术刊物Anat.Anz.Bd.(1922，55)和Arch.f.mikr.Bd.(1922，96)发表两篇论文，很快即被组织学名家所引用。
汤尔和十分注重医药管理和医师培训工作。辛亥革命以后，一些中医呼吁国家应实行统一的医药管理。1915年，固安县中医张治河及前清太医院医生赵存仁先后呈文教育部要求立即组织医生考试。北洋政府并未采纳他们的建议，而是去征询中华民国医药学会的意见。该会创始人汤尔和不久呈文教育部建议照朝鲜的办法实施。他认为，应“博采东西成法制定规程，限以科目，公布海内，俾众周知，凡非学校出身必须此种试验。”汤氏的建议比明治早期日本的汉医政策还要严厉。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北洋政府开始进行第一次全国卫生调查。主要是调查医生。虽然这次调查因为阻力重重而失败，但无疑是北洋政府力图医政改革的一次尝试。

 

[轻云出岫]

4、翻译、介绍西方医学著作
汤尔和在翻译和传输西方尤其日本医学专著上卓有建树。他倾其所学，翻译了大量日本医学名著。1915年他翻译的石川喜直著《局部解剖学》二册，由日本吐凤堂出版。其后，他又翻译了下平用彩著《诊断学》(1919年，商务印书馆)、志贺浩的《近世病原微生物学及免疫学》(1928年,商务印书馆)、木下正中、清水由隆的《近世妇人科学》(1928年，商务印书馆)、西成甫的《精撰解剖学》(1938年，同仁会)、宫原虎的《牙齿的病理及疗法》(1934年，同仁会)、永井潜的《医学与哲学》(1926年，商务印书馆)、《生物学与哲学之境界》(1926年，商务印书馆)、冈村周谛的《生物学精义》(1926年，商务印书馆)长谷部言人的《自然人类学概论》(1930年，商务印书馆)等，及德国学者L.Michaelis的《胎生学》(1919年，京华印书馆)、Gegenbauer等的《解剖学提纲》、F.Claty的《青年心理学》。其中《解剖学提纲》和汤尔和自著的《组织学》(1914年，东京吐凤堂)是北洋政府时期医学院校主要的教材和参考书，《近世妇人科学》和《生物学精义》被收入在当时影响很大的《大学丛书》。
毫无疑问,汤尔和对中国现代医学事业的发展不遗余力，贡献良多。他的生平及经历反映了大部分留日医学生相同的人生履历。
三、由日本模式侈言废止中医
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对中国留日学生的思想转变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日本废除汉医同样给中国医界带来不小的冲击，并由此引发一场关于阴阳五行存废的论争和海归派废止中医倾向的确立，这场论争是民国时期大规模中西医论战的前奏和预演，而废止中医思想的出炉，极大地影响了中国近代医学演变的主题和走向。
早在1900年左右，否定阴阳五行的思想在中国学界和医界已成为时髦之语。严复、梁启超虽然没有留学日本的经历，但对日本明治维新中废除汉医的做法极为认同，他们都曾有否定阴阳五行的论说。严复在《原富》中言及五行干支，把中国的医药归为风水、星象、算命一类的方术，缺乏实际观察和逻辑推理，是纯属臆造的一套似是而非的虚玄话语：“中国九流之学，如堪舆、如医药、如星卜，若五行支干之所分配，若九星吉凶之各有主，则虽极思，有不能言其所以然者矣。无他，其例立根于臆造，而非实测之所会通故也。”严复曾写信告诫其甥女：“听中医之言，十有九误，切记切记。”
梁启超更进一步，把阴阳五行同时否定。他在《阴阳五行说之来历》一文中率先发难，认为“阴阳五行说为二千年来迷信之大本营，直至今日在社会上犹有莫大势力，今当辞而辟之。”，对汉代以后的阴阳五行说，梁启超尤为痛绝，指出医家经典深受其害，“吾辈生死关系之医药，皆此种观念之产物！”他估算《内经》中沾染阴阳五行气息的内容占全书四分之一，因此责难“学术界之耻辱，莫此为甚矣！”梁启超向来否定中医、推崇西医在思想界是出名的，他甚至不惜回避自己的遭遇，强忍委屈，为西医作辩护。
20世纪初，废中医的言论更加高涨,也出现极端主义者，他们甚至毫不吝啬地将攻击谩骂之辞统统塞给了中医。1903年虞和钦在《理学与汉医》一文中，视中医为亡国灭种的“怪物”，对其进行了全面的否定。指出：“汉医之足以亡种，蔽其罪曰不明理学而已。有理学以发达之，则一切解剖、针灸、冰冻、医治之术无不及其精妙，行见吾黄种之强将横绝于欧亚间。譬之理学之于中国，一啮髓噬肉之野兽，驯养之可为家乘。吾汉医之于吾种，一蔽精丧神之鸦片，必补益之，始除蛊疾，是知欲禁吾汉医之怪术，不可不发明理学以消长之。”
朱笏云在《中国急宜改良医学说》中更是对中医深恶痛绝：“今世最可痛、最可恶、不能生人适能杀人者，非吾中国之医乎？吾中国之医，不知解剖，不辨物性，不谙生理及病理……。”
另一位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是桐城派最后一位大师吴汝纶。吴汝纶早年考察过日本，对西洋医学有所认识。他虽没有梁启超等人那样组织医学善会以倡西医的实际行动，但对中医的鄙薄和对西医的崇尚是十分坚决的。他对中西医的言论主要通过书信的方式表达出来，他在给何豹臣的信中称“医学西人精绝，读过西书，乃知吾国医家殆自古妄说”，“中医之不如西医，若贲育之于童子。故河间、舟溪、冬垣、景、岳诸书，尽可付之一炬。”肖敬甫、吴季白等人的信中认为中医是“含混谬误之旧说，早已一钱不值”、“于中医之一笔抹杀”。[36]吴汝纶对中医的态度十分偏执，以至于临终死身患重病也拒绝中医。
在政界和医界，受日本明治维新时期废除汉医影响最深的人物要数汪大燮、汪精卫、褚民谊、余云岫和汪企张。这些人物都是海归派出身，在北洋政府及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担任中央和地方卫生部门的要职，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中国的卫生行政。
汪大燮1903年(光绪29年)曾任留日学生监督，1907年回国。民元前曾出使英国、日本，后担任教育总长，他有强烈的废弃中医倾向，其对中医的消灭政策与日本明治政府实出一辙。1912年民国肇建，医学教育制度首先被列入议事日程，在7月举行的临时教育会议上，订立多种学校令，陆续颁布以后，唯独没有中医教育的内容，这就是近代史上著名的“教育系统漏列中医”。这次制订学制就是以日本体制为蓝本完全照抄的，其不列中医的意图十分明显的。1914年北京开业医代表向北洋政府教育部申请北京中医学会注册，教育总长汪大燮以“吾国医学毫无科学根据”为由，决定禁止中医开业，废止中药，并仿效日本《壬子癸丑学制》将中医学排除在医学教育之外，引发了全国性的救亡运动。

 

[轻云出岫]

汪精卫1903年官费赴日本留学。国民伊始，汪精卫更是春风得意，每以革新派领袖自居，“到处游说日本明治维新，第一件事是废止汉医”。[39]意欲仿效日本，一举消灭汉医。汪精卫是民国时期主张废止中医派人士的总后台，不但自己有大量贬斥中医、废止中医的言论，而且把持行政院百般阻挠“中医条例”的颁布。汪氏早年留学日本法政大学，其对中医的敌视态度，不能不说受到了日本对汉医政策及西方科学的影响。
褚民谊虽然没有留学日本，但同样具有西学背景，早年留学法国，后入史太堡医科大学。归国后先后但任广东大学医学院院长，国民党候补中央执委，行政院秘书长等职。他极力主张废止中医，论点与汪精卫相同，也是汪精卫最亲密的同僚，其人是国民政府卫生政策的重要决策人。
余云岫被认为是民国时期废止中医派的领袖，他1905留日攻读物理，1908年改医学，1916年毕业于大阪医学院回国，曾任中央卫生委员，是最坚决的中医消灭论者。早在1914年留日期间，余云岫就作《灵素商兑》，并于1916年发表，开近代废止中医之先声。其后，又陆续发表《六气论》、《我国医学**之破坏与建设》等文章，极力主张医学**，把中医视为我国近代医药卫生事业发展的障碍。他钦羡明治维新废止汉医全盘西化，主张“倡科学之新医，而弃不根之旧医”。高喊医学教育必须仿效日本，而后来所提《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中所列中医考试复训、禁止办校、禁止宣传中医等六条措施全系抄自日本。
汪企张是余云岫在日本留学时的同学，更是主张废止中医的急先锋。任上海公立医院院长，1925年发起上海医师公会并任书记。著有《二十年来中国医事刍议》，鼓噪“用政治手段，仿照日本当时取缔汉方医办法”，将中医“拼绝消灭”。1928年，国民政府召开全国教育会议，他即提出废止中医案，虽遭否决，但实际上成为次年全国卫生会议废止中医案的先兆。
不难看出，日本废止汉医模式对中国留学生的影响是极为深刻的。这些学生回国后，或成为政府高官显要，或成为西医界的头面人物。他们废止中医的主张一脉相承，具有同样的西化渊源。无疑，这是蕴育民国时期大规模中西医论争的一个重要的思想背景。

 

[轻云出岫]

三、中科院院士、伪科学斗士何祚庥对中医的看法

三、中科院院士、伪科学斗士何祚庥对中医的看法
三、中科院院士、伪科学斗士何祚庥对中医的看法
2007、6、29、
编者按：中科院院士何祚庥先生是反对中医的。反对与支持，是他的自由。但他把中医看作是“伪科学”来反对，我们不敢苟同。下面的文字是他对中医的一些看法，载之供参考。
1、中医就是治不了癌症!
我就问一个问题，我们因为非典牺牲了200多位医生和护士，在这群人中，有多少是中医？如果一个也不牺牲，就算重大贡献，我不相信！(编者注：何先生的意思是说，中医对非典这样的现代传染病束手无策，没有参加对非典的防治工作，一个也没死。所以，谈不到中医的“重大贡献”。)
“抓住陈晓旭一说，大家都登了，我的观点就出来了，说些不痛不痒的话，谁理你！”尽管上遭到……怒斥“这些借人们喜爱的影视演员攻击中医药的言论，很不严肃、很不道德、很不科学！”，下遇普通网民拍砖“信口雌黄，无聊至极”，何祚庥(BLOG)反而认为自己借陈晓旭一事来说中医，是“非常讲策略的”，也达到了让人们注意中医存在严重问题的目的。
5月底，当多数国人还在为“林妹妹”陈晓旭的红颜薄命扼腕叹息时，一个非常“不和谐”的声音传出：是中医害死了陈晓旭。发出这个声音的正是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反伪斗士何祚庥。他声称自己就是根据报纸上对陈晓旭去世的报道，得出这个结论的。
“他这不是瞎胡闹吗？”在网上，他被强烈地质疑和谩骂着。6月14日……在接受采访时，对他进行了严苛的评价。第二天，他马上在网上发文予以反驳。
一直以来，何祚庥就以反对伪科学和学术腐败为公众熟知，而他也因为在多个领域放言引来无数争议，此次他借陈晓旭得乳腺癌致死来抨击中医甚至引来了官方人士的批评，这个顽固的80岁老人难道真的觉得自己一点错都没有？
2、中医就该为陈晓旭的死负责
新闻报道让我下结论
青年周末(以下简称为“青周”)：您是在什么情形下说“陈晓旭是中医害死的”？
何祚庥：我参加全国科技活动周，在南宁给学生们做关于反对伪科学和学术腐败的讲座，有学生问到有关中医的问题，我就说了。当时这事非常热，我在飞机上看的几乎每份报纸上都有对她去世情况、治病情况的详细报道。
青周：您只是看报纸也没经过严密的调查研究，就下这么一个肯定的判断？
何祚庥：没必要，根据各大报纸的报道，提供的细节，足以让我下一个基本判断。
青周：不少人看完报道也认为，是陈本人因为讳疾忌医而不愿意看病导致的结果呢！怎么单单指中医害死她呢？
何祚庥：如果她是不愿意就医，因为自己的信仰而死，我没话可说。但事实上她是选择了看中医，吃中药。报道中并没有说她看的中医提醒她去做详细准确的诊断，如果中医说过这话，那就是陈自己负责任了。
像季羡林遇到的好中医太少
青周：这也许只是陈看的那个中医有问题，怎么能因此而指责整个行业呢？
何祚庥：中医就没有癌症的概念！更谈不上有能力去治疗癌症。季羡林在《病榻杂记》说自己治病的遭遇，他遇到的中医算是一个好医生，不能确诊，就让季另请高明，但这只是极少数。季得的还不是什么大病。但很多中医是敢宣称，专治西医看不了的疑难杂症的。
青周：凭什么西医都治不了的疑难杂症，中医也一定就治不了呢？
何祚庥：那你中医先把西医能够治愈的大病先治好再说嘛。你还可以去翻翻巴金的《家》、《春》、《秋》，林语堂的《京华烟云》，去看看鲁迅的书，太多的文学作品中都有中医怎么耽误病人的。
我自己就出生在上海一个封建大家庭，家里看病一定是找上海当时著名的老中医夏应堂。他在我们那个大家庭也是治死了不少人的。我父亲就是一个，26岁去世，得了伤寒。(起身拿来一本书《走出寄啸山庄》)，这本书是我一个堂兄所作，讲的就是我们这个大家庭的事情，在这本书里面，他就好几处提到了夏应堂，夏应堂把他一个姐姐，得天花没有看出来，几乎治送命，把一个姑姑治成了傻子。
一般的伤风、感冒、泻肚子、拉稀中医倒是可以治，但这些小病，很多时候不治也是可以愈的。在旧社会，如果大病中医治不了，就说：治病不能治命，得了大病命中就该死的。
青周：西医也照样成批治死人，为什么不去说西医的弊端呢？这能说明中医就比西医差吗？
何祚庥：那不一样。西医也会死人，但西医会告诉你，为什么治不好。中医治不好，就告诉你命中该死。
夏应堂的儿子也是个名中医，他后来就用上温度计了，他也认为温度计比用手摸要准确多了。一代人文大师陈寅恪，他家可是中医世家，他都说中医是要不得的。
中医反对现代化
农民也认有疗效的西医
青周：中医在普通民众心目中地位还是很高的，这种高地位来自它疗效形成的口碑吧？
何祚庥：那你就错了，我首先问你，有了大病的时候，你是先看西医还是中医？现在就是在农村，观念也扭转过来了。(何祚庥的爱人庆承瑞插话：我们上个世纪50-60年代下乡的时候，农民朋友最认的就是青霉素针，如果发烧得厉害了，他们最希望的就是医生给打一针青霉素。) 1965年的时候，我在农村搞四清，有一位社员，得了胃溃疡，快要穿孔了，当时我立即做决定把这位社员紧急送到医院，做手术，治好了。社员们说，要靠中医，他就完了。
中医院靠西医维持
青周：现在中医院这么多，不照样在行使治病救人的职责？
何祚庥：(庆承瑞：最近三个学生铊中毒，第一确诊的就是在中医院。这难道是中医能诊断出来的？分明是西医吧！现在的中医院，你去看看，那里的设备和普通的医院完全一样。)现在你去中医院诊疗，来了以后先做的检查，是西医的套路啊。开的中药里面掺了西药。现在很多所谓的中药里面真正起疗效的是西药成分，打中药的旗号，卖的却是西药。但是这些都不让说。
传统中医院活不下去

 

[轻云出岫]

青周：即便是现在中医不能治大病，不代表它不会继续发展，今后不能治大病啊，为什么不用发展的眼光来看中医？
何祚庥：(庆承瑞：中医已经存在两千年了，要发展，也早就应该发展成熟了，而且，现在的中医泰斗也发话了，中医不能变，变了就不是中医了。)他们认为中医的现代化是个错误的口号，认为中医现代化就等于消灭中医，这种认识在中医界是占主导地位的。(庆：最近在广州开了一个“挺中医”的大型研讨会，所谓“挺中医”认为现在中医院的做法是完全错误的，现在用西医的办法来改造中医也绝对是错误的。)
他们认为就应该恢复中医的望闻问切，他们主张要办完全标准的传统的中医院。这个我赞成，你办吧，所有的现代化装备都不要，连温度计也不要。你就和普通的医院比一下，看到底谁最终能活下去。
我只否定中医的90%
讲10%精华还是给中医面子
青周：说来说去，您其实就是要借陈晓旭的死来全盘否定中医啰？
何祚庥：我只否认90%，我说中医90%是糟粕，10%是精华。是他们说我全盘否认，是他们故意歪曲我的理念。他们说不出反对我的理由，就扣帽子。
青周：您怎么得出这两个数据？
何祚庥：历史上天花、伤寒、疟疾、鼠疫、肺结核……都是西医治愈的，而且把病原病理都弄得很清楚。这些大病，中医如果能治一个就是10%。好多人说我给出这个比例是给中医面子呢。
青周：您搞自然科学，最讲究数据精确了，这样笼统地说90%和10%好像并不符合科学家的一贯做法？
何祚庥：我讲过中医的阴阳五行理论是伪科学。阴阳五行理论只是中医的一部分，但很遗憾，它是中医的指导思想，所以我说它90%是糟粕。
中西医没法结合
青周：那10%的精华又指的是什么呢？
何祚庥：(庆：无非就是指几千年的中国民间的医学积累了一些有用的经验，也许这可以算作精华。)我小时候曾经手脱臼，中医的手法弄好了。后来好多人告诉我，这在西医是入门的急救知识。
青周：可见中医有些东西和西医是相通的，那为什么要把它们弄得那么泾渭分明，水火不容呢？中西结合一起发展不好吗？
何祚庥：发展一个医学体系，最重要的是科学的理论基础作为指引。中医要保证人体的完整，不能解剖，西医要解剖，要看神经血管，这两者怎么融合？中西医已经结合50年了，结合得怎么样？(西医好几百年，中医几千年呢。50年不是太短了吗？)不是时间长短的问题，而是根本没法结合的问题。理论体系无法结合。
抗击非典，都说中西医结合做出来的成就，我就问一个问题，我们因为非典牺牲了200多位医生和护士，在这群人中，有多少是中医？如果一个也不牺牲，就算重大贡献，我不相信！
治病不能靠文化
青周：即使如您所说，您怎么就判断这10%就不是中医的主流呢？而且，那90%也许是以我们目前心智尚不能开掘出来的博大精深的内容？您的划分仅仅依靠目前历史上的大病诊疗记录就行了么？
何祚庥：靠这个难道还不够吗?作为医学，如果绝大多数大病都不能治，那还能说是先进的东西吗？ 中医自己说，医者，意也，意念的意；有时候又说，医者，艺也，艺术的艺；有时候又说，医者，易也，易经的易；就是不说，医者，科也。现在他们又说中医是文化，我倒是同意他们这种说法，但治病不能靠文化治吧。(庆：中医存在了两千多年了，那么多中医，博大精深的东西你们还没有研究出来，你们中医都干什么去了？那现在的中医大学都该关门！)
署名骂我的只有一个人
中医在癌症的诊断上就该全部否定
青周：您怎么看您说出对中医的看法就遭来批评？
何祚庥：那有什么关系，我讲的是事实，别人骂骂，事实还就是事实。包括xxx， 他官大，说我“极不严肃，极不道德，极不科学”，我就真的这样了么？他说“世界上每天都有很多人去世，难道都是中医害死的？更何况，癌症的治疗是所有疾病中死亡率最高的”。我可没那样说，我说的是陈晓旭啊，说的是乳腺癌。
多数癌症死亡率是高，但乳腺癌不是，如果早发现，80%-90%是能够治愈的。他作为一个卫生部的副部长，就应该告诉人们，应该普及这样的常识；而且作为中医药管理局的局长，他应该知道中医的短处，应该告诉人们，中医是不能治乳腺癌的。中医在癌症的诊断上面就该全部否定！ 他现在是袒护啊。作为一个副部长说这样的话，太差劲了吧。你是对人民负责？还是对你手下的中医负责？
讲出让人不高兴的事实被说不道德
青周：您对中医的了解会多过一个管理中医药的官员？ 如此下结论的确让人感觉太武断？
何祚庥：我讲的也不是什么高深的东西，常识而已。我的确不懂医学，有人比我更懂。(他起身又拿来一本杂志《抗癌之窗》 最新一期2007年6月号，他非常认真地把封二上面的主管主办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中国医学科学院，顾问委员会主席吴阶平等名字读出，以示这份杂志的专业性和权威性。翻到《陈晓旭不该红颜薄命》这一篇。)写文章的人是乳腺癌专科医生。他和我所讲的几乎是一个意思。这可是卫生部主管的一份权威杂志啊，人家也是这样讲的，我讲，难道不道德了吗？
(翻到杂志的另一页，《抗癌仙姑“还阳草”骗局始末》读起有关已被他划上线的句子，先是1991年法院对这一诈骗当事人判了6年的有期徒刑)你看，“1982年底，经推荐，又获当时卫生部主要领导同意，王淑华的‘还阳草’居然进入中国中医研究院所属的广安门医院，开始了代号为831的临床验证，最后因无效而告终。”这就是卫生部！是我武断，尖锐，还是我说的事实让人不高兴？
我坚持的是我弄懂的科学常识
青周：但我周围很多人和网友对您感觉都很差？
何祚庥：网上骂我的人都是匿名的，说明那些人找不到可以驳倒我的理由，只好躲在阴暗的角落里骂骂我啰。倒是正式署名的就是我们的xxx副部长。
青周：但也有不少网友在说中医治好他们病的例子，为什么对他们的说法不采信呢？
何祚庥：证明一个全称肯定的说法，孤证不立，要打倒一个全称肯定的命题，一个个案就行了。其实你真要了解情况，你应该去问问医院治癌症的大夫，你就可以知道事实到底是什么。现在西医虽然他们在实践中发挥重要作用，但他们不敢对中医说什么，他们也没地方去说。现在不是提倡创新吗?创新难道不需要怀疑精神吗?中医是不需要创新，不准怀疑的。谁说中医坏话，就是反对传统文化，全盘打倒传统文化。
青周：为什么不用一种能够让普通老百姓接受的方式把您认为正确的东西传达出来，而不让人反感呢？
何祚庥：我觉得我现在的方法很好，抓住陈晓旭一说，大家都登了，我的观点就出来了，说些不痛不痒的话，谁理你？有人说我炒作，我炒作什么？再炒作我也不会成为著名大夫，也不会有人找我治病！牵涉到社会公众健康，我认为我讲的这种观点需要向社会公众传播。何祚庥从来没说，我的意见都科学，我也没说我什么都懂；我很多不懂，但我坚持的是我弄懂了的，而且是普通科学常识。
3、何祚庥其人
何祚庥，1927年生于上海。1951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科学与社会研究中心兼职教授、科学技术哲学专业博士生导师，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研究员、理论物理专业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副理事长，中国无神论学会副理事长，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早期从事粒子理论、原子弹和氢弹理论的研究。近年来，对伪科学、邪教的口诛笔伐以及对经济、社会问题以独特的视角观察得出的结论使之近来成为“曝光率”颇高的新闻人物。由于他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方面的杰出成就，被称为“两栖院士”。
过去的主要工作及成果 ：
何祚庥长期以来从事粒子物理及各种应用性问题的研究。其重要工作有层子模型的研究，复合粒子量子场论的研究，弱相互作用理论的研究等，先后发表约250 篇科学论文。曾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及多种奖励。他还曾从事原子弹和氢弹的理论研究，是氢弹理论的开拓者之一。
何祚庥还是我国著名的哲学家、自然辩证法专家，在哲学、政治、经济等方面也先后发表约300 多篇科学论文。在反对伪科学的斗争中，他旗帜鲜明，积极参加了捍卫科学尊严，揭露和反对伪科学等活动，社会影响很大。是反伪科学的领军人物之一。
目前从事的研究领域：近年来，何祚庥从事中微子质量问题、中微子震荡问题及双β衰变理论的研究等。
何祚庥先生头衔：
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科学与社会研究中心兼职教授、科学技术哲学专业博士生导师，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研究员、理论物理专业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副理事长，中国无神论学会副理事长，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为中国两弹研制参与者之一。

 

[轻云出岫]

四、部分名人对中医的看法

四、部分名人对中医的看法

余云岫
旧医一日不除，民众思想一日不变，新医事业一日不向上，卫生行政一日不能进展。……为民族进化计、为民生改善计，不可不取断然手段以(废止旧医)，此乃国家大计，非区区主奴之见也！
鲁迅
我还记得先前的医生的议论和方药，和现在所知道的比较起来，便渐渐的悟得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同时又很起了对于被骗的病人和他的家族的同情；而且从译出的历史上，又知道了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
胡适
看这本书“叙述的西洋医学每一个方面的演变过程，我们也可以明白我们现在尊为‘国医’的知识与技术究竟可比人家第几世纪的进步。”“回头想想我们家里的阴阳五行的‘国医学’，在这个科学的医学史上能够占一个什么地位。”
陈寅恪
先曾祖以医术知名于乡村间，先祖先君遂亦通医学，为人疗病。寅恪少时亦尝浏览吾国医学古籍，知中医之理论方药，颇有由外域传入者。然不信中医，以为中医有见效之药，无可通之理。若格于时代及地区，不得已而用之，则可。若矜夸以为国粹，驾于外国医学之上，则昧于吾国医学之历史，殆可谓数典忘祖欤？……据此，中医之学乃吾家学，今转不信，世所谓不肖之子孙，岂寅恪之谓耶？寅恪少时多病，大抵服用先祖先君所处方药。自光绪二十六年庚子移家江宁，始得延西医治病。自后吾家渐不用中医。盖时势使然也……《小戴记?曲礼》曰：“医不三世，不服其药。”先曾祖至先君，实为三世。然则寅恪不敢以中医治人病，岂不异哉？孟子曰：“君子之泽，五世而斩。”长女流求，虽业医，但所学者为西医。是孟子之言信矣……
丁文江
我国现代地质学和勘矿事业的奠基人之一 “信仰新医学”，“终身不曾请教过中医，正如他终身不肯拿政府干薪，终身不肯因私事旅行用免票坐火车一样的坚决。”
梁启超
科学呢，本来是无涯涘的…… 我们不能因为现代人科学智识还幼稚，便根本怀疑到科学这样东西。即如我这点小小的病，虽然诊查的结果，不如医生所预期，也许不过偶然例外。至于诊病应该用这种严密的检察，不能像中国旧医那些“阴阳五行”的瞎猜。这是毫无比较的余地的。我盼望社会上，别要借我这回病为口实，生出一种反动的怪论，为中国医学前途进步之障碍。——这是我发表这篇短文章的微意。(1926年6月2日北京《晨报》副刊)
周作人
成千上万的中医实在不是现代意义的医生，全然是行医的玄学家。什么辰州祝由科，灵子术的灵学家，国民精神养成所，这是原始社会的巫师行径，是再早一个时代的东西，不必说了，就是最纯正的中医学说也都是玄学的说法，倘若真是说得特别，即使荒唐古怪，也总还是够得上说是独有，可以标榜一个国字而名之曰“国术”！但是不幸某一时期之医学的玄学说法却是世上普通的事，“以天地五运六气配人身五藏六腑”与西洋中古之以七曜十二宫配人身各器官，阴阳湿燥之说与病源体液说(Humoral'ism)等，药物之形色数的意义与表征说(Theory of Signature)，根本上是一致，这种例不必等我外行人来多举，只要请去查世界及中国医学史就可看到很多。
孙中山
孙中山先生虽然也主张中西医结合，但有时也透露出反对中医的倾向。蒋梦麟先生追忆孙中山先生，说他是学西医的，他知道中医靠着经验也能把病医好。西医根据科学，有时也会医不好。但西医之于科学，如船之于罗盘。中医根据经验如船之不用罗盘。用罗盘的，有时会到不了岸，不用罗盘的有时也会到岸，但他还是相信罗盘。
孙中山先生患肝癌，协和医院宣告束手无策时，仍然不愿服中药。鲁迅对此十分感动，写道：“那时新闻上有一条琐载，不下于他一生革命事业地感动过我，据说当西医已经束手的时候，有人主张服中国药了；但中山先生不赞成，以为中国的药品固然也有有效的，诊断的知识却缺如。不能诊断，如何用药？毋须服。人当濒危之际，大抵是什么也肯尝试的，而他对于自已的生命，也仍有这样分明的理智和坚定的意志。”(中山先生逝世后一周年，见：《集外集拾遗》)
梁漱溟
梁漱溟从未出国留学，对中国传统文化情有独钟，人称“最后的儒家”。下面这段文字，也许读者很难想象竟是出自积极倡导中国传统文化的大儒梁漱溟的笔下：
“中国人虽然于医药上很用过一番心，讲医药的书比讲别的书都多。而其间可认为确实知识的依旧很少很少。用心用差了路，即是方法不对……中国人无论讲什么总喜欢拿阴阳消长五行生克去说……拿金、木、水、火、土来与五脏相配属……譬如这个人面色白润就说他肺经没病，因为肺属金，金应当是白色，现在肺现他的本色就无病。又姜若泡黑了用，就说可以入肾，因为肾属水其色黑。诸如此类，很多很多。这种奇绝的推理，异样的逻辑，西方绝对不能容，中国偏行之千多年！西方人讲学说理全都要步步踏实，于论理一毫不敢苟。中国人讲学说理必要讲到神乎其神，诡秘不可以理论，才算能事。若与西方比看，实在不只是论理的缺乏，竟是“非论理的精神”太发达了。非论理的精神是玄学的精神，而论理者便是科学所由成就。从论理来的是确实的知识，科学的知识；从非论理来的全不是知识，且尊称他是玄学的玄谈。但是他们的根本差异，且莫单看在东拉西扯联想比附与论理乖违，要晓得他所说话里的名辞(term)、思想中的观念、概念，本来同西方是全然两个样子的。……他所说的心肝脾肺，你若当他是循环器的心，呼吸器的肺……那就大错了，他都别有所指。所指的非复具体的东西，乃是某种意义的现象，而且不能给界说的。……他是以阴阳消长五行生克为他根本的道理，而‘阴’、‘阳’、‘金’、‘木’、‘水’、‘火’、‘土’”都是玄学的流动抽象的表号，所以把一切别的观念也都跟着变化了。……中国人既然无论讲什么，都喜欢拿阴阳等等来讲，其结果一切成了玄学化，有玄学而无科学。”
儒学倡导者梁漱溟，在其著名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拿中医作例子分析了中国“有玄学而无科学”，没有走上科学道路的原因，颇为精采。这里只引开头的几句话：中国说是有医学，其实还是手艺。西医处方，一定的病有一定的药，无大出入；而中医的高手，他那运才施巧的地方都在开单用药上了。十个医生有十样不同的药方，并且可以十分悬殊。因为所治的病同能治的药，都是没有客观的凭准的。究竟病是什么？“病灶”在哪里？并不定要考定，只凭主观的病情观测罢了!(在中国医学书里始终没有讲到“病”这样东西。)某药是如何成分？起如何作用？并不问。只拿温凉等字样去品定，究竟为温为凉，意见也参差的很。他那看病用药，哪能不十人十样呢？
如果我们稍微认真地想一想，有些所谓的“国粹”难道不是无视客观实际，用缺乏证据、虚玄而不加界定的抽象词语，在牵强附会自圆其说的框架内，进行似是而非的推理的产物吗？上海中医药大学二位教授指出：现代中医依然“受着巫韵的操纵”，在组方用药上保持其巫术特征。所以，像“‘仙方’巫技”之类的“太极汤”，被“作为医学成果，堂而皇之地登在医学院的学报上。”
傅斯年
“我是宁死不请教中医的，因为我觉得若不如此便对不住我所受的教育。”
中国现在最可耻最可恨最可使人短气的事，不是匪患，不是外患，而应是所谓西医中医之争。……只有中医西医之争，真把中国人的劣根性暴露得无所不至！以开了四十年学校的结果，中医还成问题！受了新式的教育的人，还在那里听中医的五行六气等等胡说！自命为提倡近代化的人，还在那里以政治的或社会的力量作中医的护法者！这岂不是明显表示中国人的脑筋仿佛根本有问题？对于自己的身体与性命，还没有明了的见解与信心，何况其他。对于关系国民生命的大问题还在那里妄逞意气，不分是非，何况其他。对于极容易分辨的科学常识还在混沌的状态中，何况较复杂的事。到今天还在那里争着中医西医，岂不是使全世界人觉得中国人另是人类之一种，办了四十年的学校不能脱离这个中世纪的阶段，岂不使人觉得教育的前途仍在枉然！
严复
启蒙思想家严复就把中国的医药归为风水、星相算命一类的方术，缺乏实际观察和逻辑推理，是纯属臆造的一套似是而非的虚玄话语：中国九流之学，如堪舆、如医药、如星卜，若从其绪而观之，莫不顺序；第若穷其最初之所据，若五行支干之所分配，若九星吉凶之各有主，则虽极思，有不能言其所以然者矣。无他，其例之立根于臆造，而非实测之所会通故也。(严译《穆勒名学》严复按语，1905)距今整整100年前，即20世纪元年，严复告诫其甥女：“听中医之言，十有九误，切记切记。”
陈独秀
1915年，陈独秀在《新青年》创刊号上发表“敬告青年”，极力呼唤民主与科学，声讨专制与蒙昧，其中就有对中国传统医学的批判：医不知科学，既不解人身之构造，复不事药性之分析，菌毒传染，更无闻焉；惟知附会五行生克寒热阴阳之说，袭古方以投药饵，其术殆与矢人同科；其想象之最神奇者，莫如“气”之一说。其说且通于力士羽流之术；试遍索宇宙间，诚不知此“气”之为何物也！
曾国藩
早在清咸丰十年，曾国藩对其子纪泽患病身体虚弱十分焦虑，但叮嘱千万不要服乡医所开之方药。因为“凡目所见者，皆庸医也。余深恐其害人，故近三年来，决计不服医生所开之方药，亦不令尔服乡医所开之方药。”[曾国藩教子书]
吴汝纶
同治进士、桐城派文人吴汝纶也“于中医之一笔抹杀”，临终前身患重病，仍然拒绝中医。“吾国医家殆自古妄说”，是“含混医术”，至死拒绝中医。郑观应则说：“中医多模糊影响之谈，贵空言而罕实效。”
郭沫若
“中医和我没缘，我敢说我一直到死决不会麻烦中国郎中的。”
巴金
干净彻底消灭旧医(中医)巫术，平生所愿活得长些再长些，一定要亲眼看到它的死亡，亲眼看到人人都清楚认识到旧医(中医)就是巫术 像老鼠过街一样人人喊打。
李敖
中国的医学史，并不是什麽真的「医学」史，而是一笔道道地地的「巫医」史。换句话说，不太客气的说，中国历史上，根本没有真正的「医学」。中国传统上关於「医」的记载，最早的是神农、黄帝等的假历史，後来年代较近，产生了所谓「医」的始祖「彭」与「咸」，就是屈原所谓的「吴将从彭咸之所居」的「彭」与「咸」。所谓彭咸，根本统统是「巫医」。可见「巫」和「医」两者，根本就是不分家的。换句话说，中国古代的所谓「医」，根本就是神医、就是「巫」、就是「迷信」的另一个名字！「巫彭」与「巫咸」是殷商时代的人物。从这两个所谓鼻祖以下，中国历代都有所谓新一代——进化的、改良的一代——人物出现，都据说是愈来愈不「巫」了，愈来愈「医」了，其实都是扯淡！他们不论怎麽改来改去，不论是什麽「华陀再世」「歧伯复生」都统统属於万世一系的巫医系统。这个系统，直延伸到中华民国五十四年的所谓「中医学院」，还没有断子绝孙，还是整年有数不尽的小「华陀」小「歧伯」出现，出现在这个可怜的国家，祸害这个可怜的民族，使他们吃树根草药、吞虫屎黑汤。

 

[轻云出岫]

《中医的走向·后记》

《中医的走向·后记》
《中医的走向》是一部关于中医学去向的专著。概括起来看，本书主要讨论和阐述了以下观点：
1、从原则上说，中医学是一门科学。但它是古代的科学，它在与中国经验医学的长期对比中，显示出了科学性质。但是，它走到现代，在许多领域没有积极作用，与现代医学科学相比，显得十分落后。尽管这样，我们还是把它看作是古代科学，而不是什么“玄学”、“伪科学”。
2、中医的切脉，几乎被所有的中医和患者看作是神秘的诊病技术，运用了千年，其实，它只是中医望、闻、问、切的“四诊”之一。切脉，真正被中医运用在临床上，大都是被神秘化和玄虚了的不良习俗。
3、中医具有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它的自然属性是古代科学，它的社会属性宜分为文化属性和民族属性。中医的社会属性，是植根于中华民族群体中的一种的风俗习惯。这种习惯很难改变，可能还要存在几十年到成百年。
4、中医隶属于2000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是封建主义社会的衍化物和应声虫。就连用药也是遵循“君臣佐使”“父父子子”的理念，完全是封建社会的产物。民国年间的中西医论争，是先进与落后、民主与封建两股势力的生死较量和激烈斗争，最终结果是现代医学迅猛发展，中医逐渐退出医疗市场。现在，寥若晨星的极少数中医，基本上是封建主义社会遗留下来的残余势力。他们人数不多，有着很少的“中医文化”市场，却自以为“博大精深”。他们中的极个别人，无视现代医学的飞速发展，厚古薄今、刚愎自用、不识时务，顽固不化，表现出封建地主阶级在“初级阶段”的没落、颓废、守旧与惰性。
4、现在，真正传统中医的从业人数，全国不足500人。与大批量从事现代医学的浩荡大军相比，只是九牛一毛。所以，中医已经基本上消亡了。至于各级中医医院中，拥有中医药职称的“中医”，因为基本上放弃了中医的核心理论和诊断技术，使用现代仪器诊断治疗，所以，他们已经不是真正的中医，而是拥有中医职称、会开中药处方的西医。同时，各级中医药院校教出来的学生，没有纯正的中医，而是会开中药的西医。
5、纵观中医消亡的过程不难发现，中医是自行消亡的，是先进取代落后、优胜劣汰的必然结果，不是哪一届政府、哪一些人士的责任。立法支持中医、政策向中医倾斜，全都无济于事，都无法挽救它必将消亡的命运。中医基本消亡的历史表明，爱国卫生运动、传染病防治、战地救护、助产接生、各种抗菌素相继问世、医疗卫生常识的普及等等，把中医学比下去了，比得它相形见绌、自惭形秽，自觉退出了医疗市场而消亡。中医的基本消亡，不是坏事，而是好事。它表明，以余云岫、陈寅恪、鲁迅为代表的现代文明的先哲，告别封建中医、实现医学科学化、现代化的远大理想，已经实现。
6、当前社会上出现了一股留连中医的思潮，究其原因，除去中医文化的惯性作用外，还有现代医院从业人员医德医风滑坡的问题。少数人的利欲熏心、草菅人命，给现代医学带来不良影响，使一些群众留连中医，希望中医回归。少数人的医德医风滑坡，不是现代医学自身的弊端，消除这些弊端，重建群众对现代医院的信任，不属于本书讨论的范围。
7、中医基本消亡了，但中药还在。“废医留药”不是本书的主张。“医”，不是有谁来“废除”的，而是自行消亡的。“药”，也不是“留”与不留的问题，而是大自然的客观存在。本书认为，中草药在现代科技、现代工艺的酿池里，已经获得了新生和巨大发展，成为中华民族对于现代医药学的重要贡献和有力补充。许多中成药、中医西制、中药新剂型，加上新的给药方式大量投入使用，使我们看到了中华新医学发展的光辉前景。
8、在中医学基本消亡的形势下，中华新医学获得了一个全新的发展空间。我们主张，让中医学走进博物馆，让中药学实现现代化，以此为契机，打破中医、西医的门户之见，创建中华统一的新医学。中华新医学就是“现代华医”。现代医学+中药+西药=现代华医。现代华药=西药+中药。矫正中华新医学的正确道路，虽然大都是思想意识的转变更新，不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但由于它是在与旧的封建势力诀别，是中国的医学科学创新发展，是一场新与旧、先进与落后的激烈斗争，所以，仍然是一场深刻的革命。

 

[轻云出岫]

《中医的走向补充》

中医学与封建社会
我们在研究中医是怎样消亡的时候，发现中医的消亡与中国封建社会的消亡出奇的一致。于是，对它的兴起、发展、以及它与封建社会的关系进行了探讨和研究。认为，中医学隶属于中国封建社会，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产物。
在第一章中，我们曾经追溯过中医的起源，认为中医起源于黄帝，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黄帝时代，人类刚刚从原始社会脱胎而来，生存、生活方式还处在“半坡文化”状态中，没有纸张，没有印刷，把《祝由科》刻制在甲骨、石头上，进行长期的保存与传承，也是比较困难的。所以，传承黄帝创建的《祝由科》，除了靠甲骨、石刻、竹帛上有限的文字外，还需要指望一代代人的口传亲授。于是，《黄帝内经》的真正成书时间，并不是在黄帝时期，而是在战国年代。战国年代出现的《黄帝内经》，应该是在《祝由科》的基础上，进行加工整理和时人“再创作”的结果。从《祝由科》到《黄帝内经》，大约经历了2300年的漫长时间。在这2300年的历史中，《黄帝内经》已经不再是《祝由科》的初级理论和简单内容，而是形成了有理论原则、有实践积累、有经验总结、有理法方药的系统医学。所以，我们有理由说，战国以前，中医学是并不完善的“雏形医学”，中医学真正形成系统性科学的时间，是战国年代。
“战国”是以奴隶制社会为主要政体的周王朝分崩离析、走向衰亡的转折时期，是列国纷争、群雄称霸的动乱年代，是以秦国为代表的封建地主阶级，摆脱陈旧的奴隶制社会，走向封建专制社会的转型期。同时，也是中国历史上诸子百家脱颖而出、纷纷涌现，各类、各门学说粉墨登场的时代。老子的无为而治、孔子的仁义道德、孟子的中庸之道、韩非子的法治方略等等，都产生在战国年代。中医学作为一个系统学科，也是在这个时期正式建立起来的。
中国的战国年代，是一个人类社会从奴隶制社会向封建专制社会转变的重要历史时期，秦国的嬴政灭六国统一天下，号称始皇帝，宣布了落后的奴隶制社会的崩溃，宣告了先进的封建专制社会的正式建立。而战国时期的列国纷争和称霸，则是中国封建主义社会的序幕。所以，中医学实际上是诞生在中国奴隶制社会土崩瓦解、封建主义社会旋即登场的序幕中。是伴随着封建主义制度的建立而建立起来的医学科学。
以秦国嬴政为代表的新兴封建地主阶级，灭六国统一天下的壮举，埋葬了把劳动力当牲畜的奴隶制社会，解放了大批奴隶，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王朝，从而改变了落后的生产关系，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进步，与这种新兴封建社会制度相辅相成的中医学，便乘机走进了上层社会，成为主流医学。
然而，秦始皇仅仅做了15年的封建帝王，就去世了。秦朝末年，封建地主阶级之间，经过惊心动魄的楚汉之争，刘邦建立起了中国第二个封建王朝——汉朝。汉朝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标志，把秦始皇创建的封建制度，全面提升并固定下来，使封建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度得到空前的发展壮大，于是，进一步带动了中医学的重大发展。中医学在汉朝末年的发展标志，是张仲景的著作《伤寒论》、《金匮要略》。从此，中医学阴阳五行、脏腑经络、营卫气血、辨证论治的核心理论，同中央集权提倡的“独尊儒术”一起固定下来，成为不能更改的医学延续下来，与封建主义社会制度一起，大约延续了接近2000年。如果从战国年间算起，到1911年皇帝退位、封建帝制覆亡，中医学在中国的历史已逾2600年。
从秦始皇称帝到满清王朝退位，在2000多年的封建历史中，中医学一直是中国的主流医学。换句话说，中医学伴随着中国的封建主义社会，走过了2000多年的历史。我们说，假若辛亥革命不成功，清王朝不退位，中国继续实行封建王朝制度，闭关锁国到如今，西医、现代医学走不进来，中医学肯定还是中国的主流医学。千年中医学，随着中国封建主义社会的兴起而兴起、发展而发展、衰败而衰败、残存而残存、消亡而消亡。现在，仍然残存的极少数中医，与社会上仍然残存的极少数封建主义势力互相适应。
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是中国两千年封建主义社会走向没落的时代，同时也是中医学走向没落的时代。整个民国年间，中国沦为了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这样的社会形态，所表现的政治倾向是封建主义势力与西方列强殖民主义的互相勾结与争夺。这种争夺表现在中西医方面，则是从未停止过的“中医去留”的论争。帝国主义列强觊觎中国的贪婪，封建主义势力固守祖宗章法的顽固，交织在一起，使中西医之间的论证表现得激烈而悲壮。当然，民国年间的反侵略战争、民主、革命和内战，也把封建、列强这两股势力一同赶下台，于是就有了新中国的诞生。同时，古老的中医学，也随着封建势力的倒台而沦落下来。
在2000多年的历史中，我们发现，中医学与中国的封建制度非常适应，假若把封建王朝比做君，中医就是臣，这种君臣关系相处千年，表现出了一贯的和谐。同时，许多中医理论和中医词藻，都饱蘸了封建等级制度的膏脂。比如，五行生克中的相互关系，“肾为肝母”。“肾生肝”，犹如“水生木”。肾是肝的母亲，肾与肝是母子关系。于是，要判断一下它们的虚实，“虚则补其母，实则泄其子”。你看，这同封建王朝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观念是多么相似！由此，明代御医张景岳，便创造出了许多以“补其母”为主的补肾方略，深得皇家称赞。于是，中医学与封建皇权制度，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临床实践中，都粘贴得非常紧密、严丝合缝。
再比如用药，中医用药，必须讲君臣佐使。君臣佐使之说，完全是按照皇家规定的封建等级制度进行处方下药的。一剂中草药或谓十几味，在开写处方时，却一定要分出君臣佐使来。前面的一两味药，是“君药”，相当于一言九鼎的封建帝王，后面的多味药，都是臣服于帝王的臣子。它们分别是率众出征的朝廷命官——大臣，伴君、护驾的宦官，与敌国谈判的使者。于是，一剂中草药，一张中药处方，与封建帝王的封建统治有机的衔接、出奇的吻合。可是，这处方上的君臣佐使，多种药物，放在一只锅里同时煎煮，“一锅煮”了，“君臣混编”了，尚不知各自的作用何在。所以，我们有理由说，中药处方上的君臣佐使理论，只不过是套用了封建专制主义的等级观念和伦理制度，为封建统治者张目而已，与治疗病症没有直接关系。
中医与封建主义制度的关系就是这样密切。中国封建主义社会的历史，在全世界是最长的。所以，中医学在全世界也是历史最长的医学。中国封建社会虽然早已经作古了，但是封建残余势力和封建主义的文化还有一些残存，极少数中医和许多中医文化仍然存在，证明着封建主义势力仍然残存于现代社会。
中国封建主义社会的正式覆灭是以末代皇帝溥仪宣布《退位诏书》为标志的，随之，废除了王公大臣对朝廷的朝拜礼节，一夫多妻制度迅速崩塌，八股文被白话文迅速取代，妇女缠脚裹足的习俗被慢慢铲除，留辫子的男人纷纷剃成了光头火剪成了短发……如此等等，与封建社会制度息息相关的“龙套”“行头”，一个一个慢慢退出了历史舞台。唯独中医，作为一种古老的科学和封建的文化，以它的“二重性”为依托，继续延续了一些时间，走到“基本消亡”的现在。
我们把中医划归到封建主义行列，许多人可能接受不了，但这是事实。况且，中国是一个拥有数千年封建历史的国度，是绝对的事实。须知，封建主义的历史，许许多多国家都是有的，中国有封建主义的历史，没有必要觉得耻辱，因为它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把中医划归到封建主义的范围，也是历史的事实，这同样不是亵渎中医，而是实事求是的态度。人类社会的先进程度，是相比较而存在的。封建主义比起奴隶主来，曾经是一种崭新的、先进的社会制度，而到了现在的“初级阶段”，封建主义还先进么？与封建主义相伴千年的中医还先进么？
但是，中国现在的“初级阶段”，肯定会有封建主义的残余势力存在，肯定会有中医学的少量存在，但它绝对不是主流，不代表先进。按照发展的眼光看，隶属于封建主义的中医学，它的走向，必将随着封建残余势力的残存而残存，灭亡而灭亡。

 

[李大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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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云出岫]

转帖：中医学博大精深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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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治疣
患者于月晦日(月底)吃晚饭(申时)时治疗。取鸡蛋大小的干泥块，男七块，女十四块。将选好的干泥块放到屋后，南北向排列，到晦日去放土块的地方，从南面开始，走禹步(就是跳大神的步子)三步，取土块时祝曰：“今日月晦，靡(磨)疣北(败)！”不断重复，一块一块地磨土块，磨了放回原地，先选大的磨，不要回头看。
2、治癫疾
先备白毛鸡一只，狗屎若干，剃掉头发，把干狗屎用水调和涂在头上，再将白鸡杀死，从腹部正中剖开戴在头上。戴三天三夜，之后把鸡拿下来煮吃，癫疾就好了。
3、治阴囊肿疼
取粗马屎三斗，放入水中搅匀，将混水倒掉，再加水淘洗，直到水清为止。去水留渣，用酸浆汁若干斗灌入屎渣中，再取芥菜角若干，一起使用。无禁忌，无时间限制。
(要注意，汉朝时的方子，要准确掌握)
4、治疝
(1)祝由者手拿柏木杵，走禹步三步，念词曰：“贲者一襄胡，贲者二襄胡，贲者三襄胡。柏杵臼穿一母一父，口独有三”。须让族人抱着患者放在朝东的窗
下，反复祝，直到驱鬼。
(2)在清明时，让患者朝东，由受过刖刑的人施治，拿小竹棍对着疝处敲击14次。
(3)患者行走不便，在每月月亮由圆变缺的那一天，行禹步念祝词曰：“月与日相当，日与月相当。”三次，再用铁锥轻锥患处14次。病人面要朝东。
(4)用妇女月经布用水泡，取汁煮肉，吃肉喝汤。
(5)辛巳日，祝曰：“天神下干疾，神女依序听神吾(语)，某狐叉(狐仙)
非其处所，已(快滚)，不已，斧斩若！”再用布驱狐14次。
(注意：疝的内容是狐仙，把狐仙吓跑了，疝就好了。注意不要搞错日期！)
(6)让患者睡在偏屋，面向北，祝由者行禹步，边呼曰：“吁！狐藨！”三次。
(7)取新死人的祭饭蒸熟，用新布包裹，放入熟皮囊中，放在患者的病灶上。
(8)用中指甲搔抓患处14次，病就愈。
(9)用杆茎作弓，甑布条作弦，葛茎作箭，鸟羽作箭羽，早上射疝，晚上就缩小了。
(注意：可不要用太大的力哦！把病人射死了，还不如不治呢！)
5、治腹股沟斜疝
(1)取一个大小合适的圆葫芦，把瓤掏空，让病人在东边旧墙下朝东坐下，将疝、阴囊、阴茎全放在葫芦里，用栎木或柞木做的14根4寸长的尖木刺，(原方没说次什么地方，可以进一步探索研究)刺完后用手按摩，刺过的木条全部插在旧墙基旁的土中。在每月的月始毁(望日之后)开始，晦日结束，每天一次。如复发，再治疗。每日的治疗在星星出来时进行，以疝消失下去为止。
(注意星星出来的时间，否则不灵)
(2)先把疝复位，再在附近用砭针反复刺，要出血，再用酒檫伤口，再涂上
膏药，再对伤口进行烤炙。同时，要对太阴脉和太阳脉做灸疗。
(注意：太阴脉和太阳脉的位置要找准)
(3)用大葫芦瓢将疝和阴囊盖好，用桃枝作弓，取口物作弦、箭，在月末日，对瓢射箭三次，再用药，即黄牛胆阴干，口口口口，(缺字)饮之。
6、治痔疮
(1)取人尿五斗，青蒿两大把，手掌大鲫鱼七条，冶桂六寸，干姜两颗，(大小不论？)把四味药倒入尿中，煮沸十次，煮好后将尿液倒入陶瓮中，在席下挖个坑，把盛有药液的瓮放在坑中，让病人坐在穴口上，让药熏蒸痔疮。
(注意：现在多住楼房，没有炕，就要发展，比方说把床挖个洞，把瓮放在床下，让药液熏蒸痔疮。可以探索研究。)
(2)用雄老鼠一只，放在人尿中煮熟，捞起老鼠，放在一物上，让病人坐下或蹲下，使痔靠近老鼠，或在老鼠煮熟后，止火，让病人蹲在尿液上。也可以把老鼠直接帖在内痔部位。要防止烫伤。


中医对以上疾病的治疗方法，据说非常科学，岂是西医能够比拟的呢？由此，我们就知道了中医学的博大精深，知道了中医学为什么是国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