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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南医史

三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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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1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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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南医史篇之一:《远古时代的岭南医学》
刘小斌广州中医药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岭南,又名岭表、岭外,指岭以南地区,包括现今广东、海南两省及广西之部分,位于祖国最南端,属热带亚热带气候。它南临南海,北靠五岭。据191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新体中国地理》对五岭的介绍,“自越城岭而东,横障南境,与两广分界。最着者曰萌渚岭、越城岭、都庞岭、骑田岭。又东与大庾岭相续,即所谓五岭也。”而1935年,某中学地理教材第八章名为“岭南山地”,对五岭描述得更加详细:“南岭山脉蔓延数千里,随地异名……南北交通,非限于曲似羊肠之河道,即为崎岖升降之山路,其艰难险阻,盖可想见。”崇山峻岭的屏障以及崎岖的山路造成了岭南地区相对的封闭。与中原内地相对阻隔,形成了它独特的地理环境。岭南中医是在这样一种特殊的地理气候环境下,把祖国医学的普遍原则与岭南地区医疗相结合,经过漫长的历史岁月逐渐形成起来的以中医学理论为基础,结合当地文化的地域性医学。

岭南虽地处南蛮之地,与中原地区相对阻隔,但两地之间的联系从远古时代开始就未中断。《尚书·尧典》曰:“命曦叔,宅南交。”尚,上也,《尚书》就是上古经书,记载我国古代商朝以前的史事。曦叔,又名曦氏、曦和,相传为唐尧时期掌管历法的官吏。南交,即南方交趾之地,尧帝派遣曦叔驻南方观察星象,判定季节,制作历法。那个时候,南方交趾之地还是一片荒芜,杳无人烟,但也说明岭南从远古时代起就与中原地区有一定的联系。

岭南医学,源远流长。据考古学家的发现,远在更新世纪末或晚更新世纪初,广东韶关马坝乡就生存有古人类。1958年在广东韶关马坝镇狮头山北面第二层溶洞中的一条裂隙发现人类头骨化石,粘接后,计有额骨和部分顶骨,右眼眶及鼻骨的部分,经有关专家鉴定是直立人向智人过渡的早期类型人类化石,命名为“马坝人”。马坝人距今约13万年,穴居于当地一称为“狮子山”的山洞里,已经懂得用火。火能抵御寒冷,将生食转为熟食,驱赶野兽保护自己,这就是最原始的卫生保健活动。广东韶关的马坝人,即相似于远古传说中“钻燧取火以化腥臊”的燧人氏时代。

到了商代,汤平定四方,两广地区始名南越。周朝楚国的熊氏伐扬越,越地大部遂为楚所有,楚国立“楚庭”于南海。据光绪《广州府志》卷140记载:“周时南海有五仙人,骑五色羊,各持谷穗一茎六出,衣与羊色,各如五方降于楚庭,遗穗腾空而去,羊化为石,城因以名。”这也是广州别称羊城的由来。现在越秀山上的五羊献穗的雕像仍然是广州标志性的雕像。这个故事虽然也是神话传说,但从侧面反映出最迟自周代起,这一带就开始了农牧业生产。人们在生产劳动实践中发现了植物药、动物药和矿物药,发现砭石刺病,熨灸裹敷等外治方法。这是原始的医学的雏形。

秦始皇统一天下后,派任嚣为大将,赵佗为副将,率领50万大军平定岭南的百越之地。经过四年的努力,终于平定岭南,在岭南设立了桂林郡、南海郡、象郡三郡,南海郡下设博罗、龙川、番禺、揭阳四县。赵佗为龙川县令。南海郡尉任嚣死后,赵佗为南海郡尉。《史记·南越列传》:“南越王,尉佗者,真定人也,姓赵氏。秦时已并天下,略定扬越,置桂林、南海、象郡。”这是岭南地区历史较早而又准确的记载,也是岭南归于封建中央集权制社会之始。公元前203年,赵佗自立为王,起兵兼并桂林郡和象郡,在岭南地区建立南越国,自称“南越武王”。

南越王统治期间,由于相对隔绝的地理环境,岭南地区的发展较之中原地区相对落后,尤其在文化卫生医学事业等。医学的发展是在道教的方术发展过程中逐步发现的。秦始皇的众多方士为其寻求长生不老之药而飘洋过海,来到广东的罗浮山,并在此修炼,这就有了“蓬莱仙岛罗浮山”之说。
 
岭南医史篇之二:《蓬莱仙岛罗浮山》
刘小斌广州中医院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广东罗浮山,是我国十大名山之一,素有“岭南第一山”之称,位于广东省南部,横跨博罗、增城二县。《艺文类聚》卷七引《罗浮山记》曰:“罗,罗山也:浮,浮山也。二山合体,谓之罗浮。在增城、博罗二县之境。”道教称其为十大洞天之第七洞天,名朱明耀真之洞天。又列为七十二福地之第三十四,名泉源泉福地。
罗浮山既是一座集道、佛、儒三教合一的宗教名山,也是岭南医药活动肇始之宝地。早在秦代,罗浮山就有人采药治病了。据光绪《广州府志》卷二十九记载:“秦,安期生,琅琊人,卖药东海边,时人皆言千岁也。始皇异之,赐以金璧值数千万……安期生在罗浮时尝采涧中菖蒲服之,至今故老指菖蒲涧为飞升处。”
安期生,姓郑,又名郑安生,现有称为郑仙者,秦朝方士。秦始皇曾派遣方士入东海蓬莱求仙药,有的方士随海流南下至今广东博罗县,登上罗浮山,此处山川灵秀,古人误以为罗浮山亦为蓬莱仙岛之一,故光绪《广州府志》卷一百四十中有“蓬莱山三岛,罗浮山其一也”的说法。在秦汉时期,罗浮山云集各地来的方士,如东郭延年,自秦时隐居罗浮数百年。他们在罗浮山采药炼丹,服食丸散,以求长生不老之术。
在罗浮山上习术炼丹者中,最有名的应该是我国岭南着名医家,中国化学药的创始人葛洪。葛洪晚年居罗浮山,是有史可征的。《晋书》卷七十二《葛洪传》载,葛洪晚年闻交趾产丹砂,求为句漏令,以便就近采料炼丹。后行至广州,为刺史邓岳所留,“乃止罗浮山炼丹”。
葛洪栖止罗浮山时,建有四庵:南庵都虚观,后改名冲虚观;西庵黄龙观,东庵九天观,北庵酥醪观。其中冲虚观被国务院定为全国重点宫观之一。冲虚古观内有殿宇五重,分别为灵官殿、三清殿、黄大仙殿、吕祖殿和葛仙殿,此外还有寮房等附属建筑百余间。其中的黄大仙殿供奉着葛洪的弟子黄野人,相传他经常奔波于山野之间,广为百姓治病,因此在东南一带,他的香火十分旺盛。
冲虚古观内有许多葛洪的足迹。三清殿左侧斋堂内,有一口葛洪炼丹时取水用的“长生井”。这口井的水长年不枯,四季保持在2米左右。有首古诗赞道:“传闻地献宝,灵液出凤草。每日汲三升,何必安期枣?”言饮用此水,可保长生。因此留下了一斗米换一斗水的传说。这口井的水确实甘冽甜美,味甚清香。经现代化验,此水含有14种有益于人体的元素,无怪乎人称此井为“长生井”。
葛仙祠后有葛洪建造的丹灶。丹灶旁原有苏东坡“葛洪丹灶”四字,已泯灭。现在所刻的“稚川丹灶”四字乃是清干隆年间广东提学吴鸿为此重题。灶顶高3.6米,四角形底座边长2.25米,基座是由八角形坛体边长0.8米的花岗石砌成,有八个立位,分别雕有八卦符号及瑞鹤、麒麟等灵禽异兽的各式图案。在四角的石柱上雕刻着栩栩如生的云龙浮雕。丹灶之上有一个三足鼎,叫“未济炉”,是罐形的炉体,像一个葫芦药瓢似的,中间有一个可转动的柄,盖子是荷叶形的,看起来十分别致。
冲虚观内还有一个八角形的水池,是葛洪的“洗药池”。据载,葛洪时常为民采药,这池便是他洗药草的地方。清代诗人丘逢甲为追忆葛洪,在洗药池畔的巨石上镌刻题诗云:“仙人洗药池,时闻药香发;洗药仙人去不还,古池冷浸梅花月。”葛洪在罗浮山隐居期间曾广泛搜集和整理民间的各种验方秘方,写成了《肘后备急方》、《抱朴子》等医书,反映了晋代以前的医学成就和民间疗法。
从古代书籍的记载以及罗浮山上的古迹,我们可以知道,在晋代之前,岭南地区的医学已经有了一点的发展,有了应用中草药的经验。而且,由于大量方士在罗浮山的隐居,炼丹修炼,朱砂、雄黄等矿物药也开始从丹炉中走出来,应用于治病救人的临床实践中。
如果说地方志上记载的这些史料带有传奇色彩的话,那么从墓葬发掘出来的医学实物,则是较为可靠的了。
1983年,广州市象岗山西汉南越王墓葬发掘出土的文物中,发现有中药、捣药工具及装药丸的银盒。中药计有雄黄、硫磺、紫石晶、绿松石、赭石等五石药和羚羊角:捣药工具为铜臼、铜杵,铁杵。装药丸的银盒外形扁圆,盒盖和盒身有蒜瓣形花纹,盖身、口沿饰有精细几何纹,并且鎏金,盒底有铜质圈足,盒上烧焊三个小钮,出土时,盒内盛有半盒中药丸。说明当时的医学发展已经出现了丸药成品。西汉南越王墓葬考古的重大发现,证实岭南地区医药历史,至少已有两千年之久。随着医学的进一步发展和中原战乱而出现的中原人口的第一次大规模南迁。许多医家从中原进入岭南地区,为岭南医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生的力量,迎来了岭南医学发展的小高潮。
 
岭南医史篇之三:《羡煞鸳鸯共为仙》

刘小斌广州中医药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岭南第一山”——罗浮山,作为岭南的仙山福地,不仅是一座宗教名山,更是岭南医学的肇始之地。罗浮山上不仅留下了众多的仙迹,也留下了医家济世救人的传说。其中最着名的当属晋代岭南最着名的医家葛洪及其妻鲍姑同志同梦,治病救人,着书立说,共同隐居山林中。民间传说葛洪夫妇在罗浮山修炼成仙,共同飞升,称其夫妇为“小仙翁”和“鲍仙姑”,并建有“葛仙祠”、“鲍仙姑殿”来纪念他们。
葛洪,字稚川,自号抱朴子,丹阳句容(江苏句容县)人,一生大部分时间在岭南度过。葛洪自幼刻苦勤学,究览典籍,尤好神仙导养之术。其从祖父葛玄,吴时学道,得仙号葛仙翁,专炼其丹,秘术传弟子郑隐。葛洪从郑隐处学炼丹术,悉得其法,后又师事南海太守鲍玄,兼综练医术,鲍玄深重葛洪才学,将女儿鲍姑许配葛洪为妻,两人同志同梦,情好有同画眉,日后共为岭南名医。
葛洪晚年归隐罗浮山养身修道,创立“冲虚古观”在此养身修道貌岸然,炼丹制药,行医治病,长期隐居民间,接触流传于民间的医药知识和经验,观察岭南地区的一些急性传染病,他的着述很多,据《晋书》中的“葛洪传”介绍,葛洪“博闻深洽,江左绝伦;着述篇章人富于班马”。这就是说,葛洪的学问很丰富,在江南是无人可比的,他的着作比班固和司马迁的着作还多。各代史书和地方志共记载葛洪的着述有20部,共235卷。可惜现在仅着的只有《肘后备急方》和《抱朴子》两部。肘后,即随身常血之意,书中所列疾病,有传染病及内、外、妇、儿、五官各科和虫毒伤等,尤其对岭南地区常见多发传染病如恙虫病、疟疾、结核、麻风、天花、狂犬病等的认识与防治,具有一定科学性,其中对于“沙虱病”也就是现在所说的“恙虫病”的描述,细致准确。一直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国外才逐渐发现了恙虫病的病原是一种比细菌小得多的“立克次氏体”,并弄清了携带病原的恙虫(沙虱)的生活史。而他早在一千六百年前,在没有显微镜的情况下,就把它的病原、病状、发病的地点、感染的途径、预后和预防,弄得较为清楚,还指出此病见于岭南,与今天临床所见竟无二致,这不能不说是了不起的事实。葛洪的着述反映晋代以前的医学成就和民间疗法。
葛洪在《抱朴子·内篇》中亦记载有用植物治疗疾病的内容。书中所介绍的药,多为山乡易得之物,如黄苓、桅子、葱、姜等。治疗疟疾,则取随处可生的青蒿绞汁服用。在当时,用青蒿治疗疟疾不仅疗效显着,更为现代药理研究提供了线索。据称,开始研究青蒿秆覆盖治疗疟疾时是按制药的一般途经制作的,但却没有得到期望的结果,后来人们从葛洪生用青蒿秆覆盖绞汁的经验中得到启发,低温加工,最后才从青蒿中提取出青蒿素,使之成为一种高效、速效、低毒的抗疟疾新药。青葱素及从青蒿中提取的其他成分在治疗疟疾上的作用,对现代中药研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葛洪还是我国化学药合成的始祖。在《抱朴子·内篇》里,葛洪记述着:“丹砂烧之成水银,积变又还成丹砂”。丹砂,又叫朱砂,就是红色的硫化汞,将它回热后,分解出汞(水银);汞再与硫化合,又生成红色硫化汞。这可能是人类最早用化学合成法制成的产品之一,是炼丹术在化学上的一大成就。葛洪还在实验中发现了多种有医疗价值的化合物或矿物药。至今,中医外科普遍使用的“升丹”、“降丹”,正是葛洪在化学实验中得来的药物。葛洪的炼丹术,后来传到了西欧,也成了制药化学发展的基石。
罗浮山现仍存有传说是当年葛洪炼丹采药遗址,如“稚川丹灶”、“洗药池”等,都是葛洪夫妇当年行医济世的遗迹。
鲍姑,葛洪之妻,名潜光,上党(今山西长治)人,南海太守鲍玄之女,人称鲍仙姑,晋代岭南针灸名医。鲍姑从小生长于仕宦兼道士家庭,深受道教影响,后从夫在广东罗浮山行医炼丹。鲍氏医术精湛,擅长灸法,因以当地盛产的红脚艾灸治赘瘤与赘疣而驰名广州,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位女针灸家。对于鲍姑的神奇医术,史书记载:“每赘疣,灸这一炷,当即愈。不独愈病,且兼获美艳。”
现在广州越秀山下有鲍姑井,相传她以井泉及红脚艾为医方,活人无数。后人为纪念她,在广州越秀山三元宫内设鲍仙姑殿,题词曰“就地取材红艾古井出奇方,妙手回春虬隐山房传医术。”宋代方信孺有诗《鲍姑井》:“为觅丹砂到海滨,空山废井已生尘。不将一滴苏焦槁,神艾虚传解活人。”写出了作者虽然与葛洪夫妇年代相隔久远,但仍为其夫妇虽然隐居山林,却仍行医济世,治病救人的做法所感动。
人们总是用“只羡鸳鸯不羡仙”来表达对美好感情的追求,但是葛、鲍二人同志同梦,共同济世救人,甚至在人们的传说中已经是共同飞升的故事,却是真正的“羡煞鸳鸯共为仙”。
 
岭南医史篇之四:《晋唐医家初扬名》

刘小斌广州中医药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从魏晋到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始终动荡不安,多次发生战乱,从晋朝王室的“八王之乱”到五胡十六国逐鹿中原的“五胡乱华”。群雄混战,生灵涂炭,人口大量南迁避乱。随之为岭南带来了先进的农业技术和科学技术,南越蛮荒之地得到了第一次的较大规模的开发,医学史上也首次出现了一批着名人物,除了我们上一集介绍的葛洪、鲍姑夫妇外,较为着名的还有支法存、仰道人、轩辕述等。
支法存,本是胡人,生长在广州,约在晋永和中期,也就是公元350年左右。他妙善医术,擅长治疗脚气病和热带寄生虫病,着有《申苏方》五卷。《申苏方》现已佚失,但在《肘后方》、《外台秘要》等书中,共辑录了支法存的存方十七条。其中他用治疗脚气的处方,便他成为中国治疗脚气病的先驱、“防风汤……南方支法存所用多得力,温而不损人,为胜于续命、越婢、风引等汤,罗广州一门南州十人常用。亦治脚弱良方”。这是《千金方》中引用支法存治疗脚气的方子,脚气病是由于食用的谷物过精,导致维生素B1缺乏,主要表现为肢端感觉减退、异常,深反射减退或消失等多发性神经炎的症状,常伴有下肢浮肿、食欲减退,胃肠功能紊乱,胸闷心悸等。孙思邈是我国医学史上有名的认识和治疗脚气有独到见地的医家,在他的《千金方》中引用了支法存的方子,可见支法存的治疗是明显有效的,文中所谓“温而不损人”,即后世所说温而不燥,这从中反映出支法存的学术特点与遣方用药的特色和风格。
支法存对防治热带寄生虫病即所谓“中蛊”,也留下了许多有参考价值的方剂。比如,治疗中蛊吐血或下血方,治疗饮中蛊毒,令人腹内坚痛,面目青黄,相当于现代医学的细菌性痢疾一类的消化道疾病的病变无计方等,都对流行病传染病学的发展有一定的贡献。
支法存虽然是胡人,但他长期居住岭南,与岭南人民生活在一起,并且虚心学习岭南的民俗及流传于民间的医疗方法,终于使他在岭南医家中占有一席之地。如用蒸气疗法治疗溪毒(沙虱),虽是一种民间疗法,但支氏活用此法,用以治疗伤寒,即:汗解伤寒,这一治疗方法对后世医家影响较大,如张茵、阮河南、徐文伯、许宗等人都受其启发,并进一步将这种方法改进、提高,成为现今的熏蒸疗法。现在熏蒸疗法的运用,在我国的北方比南方更广泛。
晋代败落的北方士大夫为避战乱,于永嘉之际南渡,由于水土不服,多患脚弱症,其症多凶险,毙人甚众。据唐初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卷第七《风毒脚气·论风毒状》:“论曰:考诸经方,往往有脚弱之论,而古人少有此话。自永嘉(307-312年)南渡,衣缨士人多有遭者。岭表江东有支法存、仰道人等,并留意经方,偏善斯术。晋朝仕望多获全济,莫不由此二公。“孙思邈提到的仰道人就是晋代岭南另一善治脚气病的医家。对于仰道人的记载,史料并不翔实,《广东通志·列传59》中提到:“仰道人,岭表僧也,虽以聪慧入道,长以医术开怀。因晋朝南移,衣缨士族,不袭水土,皆患脚软之疾,染者无不毙踣,而此僧独能疗之,天下知名焉。”我们可以知道,仰道人和支法存一样是晋代岭南善于治疗脚气病的医家。
唐代天下大定,分天下为十道,岭南道为其一。唐代政府重视医政设施,成立太医署,专门管理医疗教育,全国各道属下州府,亦成立相应的机构以善管理。《新唐书·百官四》记载:道下各州府医学教育,均置博士一人,助教一人,都督府、大洲医学生二十人,中小州医学生十人,掌州境巡疗。这时期的医学着述颇丰,有李继皋的《南行方》三卷,李暄的《岭南脚气方论》,郑景岫的《南中四时摄生论》,还有一部不着撰人姓名的《岭南备急要方》等。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进入唐末的五代十国时期,刘岩在广州兴王府称帝,国号南汉。这一时期岭南的着名医家有轩辕述。
轩辕述,唐末南汉时期岭南医家,着《宝脏畅微论》三卷。据清代梁廷楠《南汉书·列传第八》记载:“轩辕述,干亨时人,精通岐黄术。治病多奇验,远近争趋之。尤好读前代医学诸书,自能具卓识,不胶执古人成说。常居孜孜着作,老而不倦,先是,青霞君作《宝脏论》三篇,着变炼金石之诀。述既病其未善,因为刊去谬误,博采以补其缺,为《宝脏畅微论》三卷,成书时,年已九十矣。寻、卒。所遗书,医家争宝之。”令人惋惜的是,《广东通志》卷一百四十医家栏下提到的轩辕述所着的《宝脏畅微论》三卷已经失传,我们已无从读到这部一千多年前的医学着作。
晋隋时期,由于中原地区的多次战乱,千万中原人口为避战乱的大规模南迁。南岭以其天然的屏障作用,为南迁的人们提供了一个安居之所,也为人们所带来的中原文化与岭南特有文化的结合提供了机会,尤其是医学上的融合,形成了岭南医学的第一个高潮,唐朝时期的岭南是中央集权统治下的一个辖区,由于唐朝政局相对稳定和文化的发展,以及对医学教育机构的建立和管理,使医学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为宋元时期岭南医家名扬千古,留下不朽医着做好了铺垫,迎接着岭南医学另一个高潮的到来。
 
岭南医史篇之五:《宋元名医传千古》

刘小斌广州中医药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自唐代张九龄开凿梅岭古道,南雄珠玑巷成为中原先民南拓进入广东的重要中转站。宋元时中原人民为避战乱,或为生计不断地南移岭表,屈大均《广东新语》卷二珠玑巷:“吾广故家望族,其先多从南雄珠玑巷而来”。后世传闻广东近代之富大家族,多是宋末时随驾(宋帝赵昺)逾岭而来或随文天祥经赣、闽、潮汕而来,故岭南人民在血统上很早接上中原的系谱。

经过晋唐时期的大量人口带着科学技术的渗入以及唐代社会经济发展的铺垫。宋元时期的岭南医学出现了又一个高潮,并在全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宋元时期,岭南有三部医着,陈昭遇《太平圣惠方》一百卷,刘昉《幼幼新书》四十卷,释继洪《岭南卫生方》三卷,现均见存。

陈昭遇,南海人,出身名医世家,世代行医。宋开宝初年(公元968年),陈昭遇来到京师,授翰林医官。太平兴国三年(公元978年)宋太宗诏翰林医官院各医家献家传经验方万余首,边同太宗亲收千余首,命王怀隐、陈昭遇等式逻辑人开始编篡,淳化三年(公元992年)书成。是书分1670门,载方16800多首,内容包括脉法,处方用药、五脏病症、内、外、骨伤、金创、胎产、妇、儿、丹药、食治、补益、针灸等,反映北宋以前医学水平,具有相当临床参考价值。例如儿科急、慢惊风的分辨,眼科所载白内障针拨手术详细过程,均为我国现存最早文献记录。

刘昉,字方明,汉中山靖王后裔,世居海阳(今广东潮州)。宋靖康一年(1126年)刘昉荣登进士榜,出任谭州知州,很快又任龙图阁学士,故又名刘龙图。刘氏生平喜好方书,注重儿科,于荆湖南路安抚使任职期间,编撰《幼幼新书》,宋绍兴20年(1150年)完成,共40卷目录1卷,共分547门,汇集整理宋代以前有关儿科资料而成,取材广博,是目前中医儿科古籍中收方最多的一部方书,作为南宋时太医习业必读的儿科专着,故参考价值较高。例如对儿科诊断,《幼幼新书》就主张三岁以内小儿以观察指纹代替切脉,记述有虎口三关指纹察验法,该诊法一直沿用至今。

释继洪,汝州(今河南省临汝县)人,宋元间释而医者,纂修《岭南卫生方》。据释继洪的另一部着作《澹寮集验秘方》自序谓:“早岁南游,辄刊瘴症诸方于岭表,或谓可以济人缓急,兹复以生平所取杂方,编次门类,叙以鄙见,质之同志。”可知《岭南卫生方》为释继洪氏早年南游岭表时刊刻,共三卷,三册。

《岭南卫生方》上卷、中卷首页题:宋·大梁李谬、延平张致远原辑,元·汝州释继洪纂修。李谬,字西美,汴人,政和进士,出知房州,曾着《瘴论》二卷。张致远,字子猷,南剑州沙县人,宣和三年(1121年)进士,绍兴八年(1138年)出知广州,《宋史》俱有传。释继洪辑录李谬《瘴疟论》、张致远《瘴症论》等,再合以自己撰写的《卫生补遗回头瘴说》、《治瘴用药七说》、《治瘴续说》、《附蛇虺螫匿诸方及集验治蛊毒诸方》,会成一书。释氏曰:“继洪南游既久,愈知瘴疾不易用药,故再直述之于兹焉……淡竹叶,此草惟广州白云后洞及惠州罗浮有之。”由此可见释继洪确曾到广州白云山及广东罗浮山。《岭南卫生方》的下卷为明以后人所增附,收入娄安道八证标类及《东垣药性赋》,书末附日本人山田简志《募原偶记》等。

由此可见,《岭南卫生方》不但是研究岭南地区宋元以前流行传染病的重要文献,而且在国外也受到日本学者的重视。日本人悌谦晋造氏指出:自唐代以来,岭南方书已计六种,除《岭南卫生方》外,而无一部见存于本邦,赖有是书矣,可不宝重?

从秦汉至宋元,岭南医家计二十五人,医着三十八种,但着名医家多不是岭南本土居民,而是中原民族带着中原的文化和医学发展迁徙来到岭南的。医学着作能流传至今天的亦不多,就全国范围来说,真正有影响的是晋代葛洪《肘后方》、宋代刘方《幼幼新书》、元代释继洪《岭南卫生方》。它与我国中原江浙一带文化发达地区相比较,显然差距很大,这是有它历史地理原因的。岭南地区由于山隔水阻,路途艰险,古代仕人出入岭南都不堪其苦。韩愈被贬潮州,给他侄孙写的一首诗里说到:“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漳江边。”可见岭南在当时仕人眼中是一个多么恐怖的去处,连马都不肯前去,并做好了客死他乡的准备。

在明清以前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广东并不为朝廷所重视,广东位于南方最远之边陲,与中华民族文化发祥地黄河流域距离甚远,山川阻隔,交通极为不便,古代中州人士不视粤为畏途,所谓“少不入粤,老不入川”,乃畏惧粤地山风瘴气,疫疬麻风,深恐年少不慎易受传染。宋朝苏东坡居海南,亦云儋州食无肉,出无友,居无屋,冬无炭,夏无泉。语虽不多,已尽当时风土之大概。岭南在那个时候相当于一个流放场所,故罪民流徙于此,罪臣贬迁于此,朝廷南选人粤京官顶多只有五品,仍嫌阻远险恶,多不愿仕其地。故广东古代文化较之中原三江落后,其中医学术当然也不能例外了。但是,历史总是向前发展的,在历经明清两代沿革后,情况开始发生了变化。
 
岭南医史篇之六:《明清儒生多习医》
刘小斌广州中医药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明清两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后期,僻处南服的广东由于其南临南海,沿海诸多优良港口的特殊的地理位置,成为了我国与外国沟通贸易的重要口岸,逐步地形成工商业都市孕育着资本主义萌芽,开始大规模通海。当时流传有歌谣:“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二洋,五丝八丝广缎好,银钱堆满十三行。”广州十三行,华南地区对外贸易通商中心,省港佛一带,商贾云集,出现百业竞争、花繁柳茂的情景。

随着经济的发展,文化教育亦得到相应提高,据近人刘伯骥《广东书院沿革制度》统计,宋代广东书院据方志可稽查者只有27所,至明代已有168所,到了清代猛增至411所。书院教育与明清两代广东中医的兴起关系极大,前人有云:“读书而不能医者有之,未有不读书而能精医者。”

明清时期,由于广东经济的发展,以及沿海通商的特殊地理环境,使广东逐渐得到朝廷的重视。过去南选入粤的京官顶多只有五品,如今却多次委派一品大员南下广东巡抚。为接待这些官员,同时也因为广东经济的发展,广东与南岭以北地区的道路交通也有了改善。在这种改善下,许多有名的学者、医学家也或主动或被动地来到广东。这批才华横溢的学者、医家,从中原江浙等文化、医学、教育发达地区南下入粤,促进了近代岭南文化事业的建设,使岭南成为人才荟萃的地方,也使明清时代岭南地区出现了不少“儒而通医”的医家。

丘浚(1418~1495年),字仲深,号琼山,琼州(今海南省琼山县)人,是我国明代中叶的理学名臣,15世纪的杰出学者,他同海瑞被称“海南双壁”,是海南老少皆晓的着名历史人物。祖籍西厢,世家泉州,出身于医学世家,其先祖为福建晋江医科训导。丘浚自幼习儒读书,幼年丧父靠母教养,勤奋攻读,聪明过人,童年时就有诗名。明末清初大诗人钱谦益编《列朝诗集》,曾选入丘浚的诗,并在小传中说,丘浚“七八岁能诗,敏捷惊人……生平作诗几万首,口占信笔,不经持择,亦多”。景泰五年(1454年)科中进士弟,官历掌誉尚书,文渊阁大学士,后在海南办琼山县学(琼山书院),藏书甚富,名曰“石室”,以饷士人。丘浚为明代着名文学家、教育家,着有《大学衍义补》、《琼台会集》、《家礼仪节》等,且儒而通医,又是岭南着名医家,着作有《本草格式》、《重刊明堂经络前图》、《重刊明堂经络后图》、《群书抄方》等书。

丘浚为医学世家,医术传长子丘敦,季子丘京。丘敦,字一成,品励学酷,嗜《素问》,着《医史》,对运气学说与三因学说的解释有独到之处:“其运气表曰,运有五,金木水火土是也。气有六,燥暑风湿寒澳是也。其三因说曰,病有三因,因于天,因于地,因于人,岂但内因外因不内外而已,皆有利于世。”丘京也是海南名医,琼州大疫时,施送良剂,救治甚众,延续着丘浚济世救人的理想。

明代另一位儒而通医的着名医学家是熊宗立。熊宗立(约1415~1487),一名均,字道轩,自号勿听子,建阳(今福建建阳县)人。十岁受业于刘仁斋门下,天资颖敏,书无不读,读无不通,学有师承。因自幼多病,故尤喜读医书,师从刘剡学医,推崇五运六气之说,取古人医学源流及所着书会同一选,着述甚丰,并医名远播海外,日本医生真长兰轩曾从其学。

熊宗立的代表作有《名方类证医书大全》24卷。该书署名“鳌峰熊宗立道轩编集”,据考证,鳌峰,又名鳌山,在广东省龙川县,宋时建有鳌峰书院。广东《潮州府志·艺文志》将熊宗立另一着作《集医便宜》收入,可以证明,熊宗立曾到龙川鳌峰书院及潮州等地讲学行医,为乡人口碑载道,故能收入地方志。

熊宗立一生着述甚丰,除了上述两部着作之外,还有《黄帝内经素问灵枢运气音释补遗》1卷,《勿听子俗解八十一难经》7卷,《伤寒运气全书》(又名《伤寒活人指掌图论》)10卷,《医学源流》1卷,《增补本草歌括》8卷,《山居便宜方》16卷,《备急海上方》2卷,《妇人良方补遗大全》1卷,《类证注释钱氏小儿方诀》,注有宋代陈文中《小儿病源方论》10卷。

随着岭南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儒生习医而成为着名的医学家,所谓“是为大儒乃大医”。古代儒生博览群书,对方书的涉猎使他们具备更多的医学知识,也使医学借助这些学者有了进一步发展,迎来了岭南医学发展的一个全盛时期,包括了药学及内科、妇科、儿科甚至于中西医汇通的全面发展。
 
岭南医史篇之八:《行方布阵多争鸣》
刘小斌广州中医药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清代康干年间,岭南出现一批学识广博的医学家,如刘渊、谢谢完卿、黄岩、何梦瑶、郭治等。他们的代表作,都是综合性的医书,这标志着岭南医学已经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已经有了培养出医学大家的底蕴了。
作为一门科学,学术的争鸣是难免的。清代中期的这几位医家虽然行方布阵自有心得,却也各执一派,刘渊、谢谢完卿、黄岩三人推崇明代着名医家张景岳学说,临症善用温补方药治病;何梦瑶、郭治两人则有不同见解,引起学术上的争鸣。
岭南医家为何独与张景岳发生联系?据考,《景岳全书》是张景岳晚年着作,成书后景岳去世,原稿于康熙39年庚辰由其外孙林日蔚带到广东,经广东布政使鲁超主持刊行于世,这是《景岳全书》的始刊本,或自然保护区“鲁本”。十年后,即康熙49年庚寅两广转运使贾棠广东锓版摹发,简称“贾本”。三年后,即康熙52年癸已,查礼南再次在广东锓版摹发,简称“查本”。从此《景岳全书》得以大行于世。《景岳全书》清代三次在广东刊刻,其产生影响不可低估。查现在历代岭南医学书籍,类似《景岳全书》这样综合性大部医书,清代以前未见,有则自《景岳全书》粤省刊行后始,岭南医家才仿照其成书体例,着写了一批综合性内科医着,如刘渊《医学纂要》、谢谢完卿《会经阐义》、黄岩《医学精要》。
刘渊,字圣泉,号伏龙山人,籍贯广东惠阳,生当康熙至干隆年间,少年时曾习武便弓马,后弃去专攻医术,以医名南中三十年。干隆丁已年(1737年)刘渊自惠州抵羊城,遇广东布政使王恕及随行官员徐惠。徐惠为官初至岭南,寒暑之疾一时作焉,病热几殆,精神恍惚,气怯胆惊,众医束手,刘渊亲为诊脉定方,药三服而病已愈,由是名声大振。干隆四年(1739年)刘渊着《医学纂要》,广东布政使王恕方伯为之作序曰:“其所诊治喜用温补峻厉之剂,始或怪而笑之,久未见其失一也。”《医学纂要》全书六卷,按《周易》干卦卦辞“干、元、享、利、贞、吉”顺列,全书约30万字,共六册。
谢谢完卿,名国宝,广东平远县人。自幼习儒,受知于大学使惠公士奇。谢谢完卿丁卯科试榜首。嗣以廪员恩选入贡,属儒而通医者。谢谢氏学术上宗张景岳为师,干隆25年(1760年)着《会经阐义》21卷,约40万字,是书仿《景岳全书》体例,内容包括了阴阳、经络、病因病机、脉法治要,本草方剂等,是一部医学全书。《会经阐义》现存有民国18年潮安斫轮印务局排印本,10册。
黄岩,字耐庵,一字峻寿,嘉应松堡人,生平淡于名利,习儒喜好为诗,兼读医学嗜岐黄书,遍阅中医古籍,深得其秘旨,遂以医名于世。嘉庆五年(1800年),黄岩着《医学精要》八卷。就书中内容编幅来看,侧重面主要还在内科,诊疗上重视八纲辩证。黄岩说:“医道虽繁,可以一言蔽之,曰阴阳而已。故证有阴阳,脉有阴阳,药有阴阳,至于阴中复有阳,阳中复有阴,疑似之间,最宜确辨。”重视阴阳表里寒热虚实八纲辩证,显然是受《景岳全书》之启发。《医学精要》现存有同治6年(1867年)广州登云图重刊本,9册,约20多万字。
郭治,字元峰,南海人,出身医学世家,自有习儒学医,应试入仕,官历武宣县及柳州、象州知州,卓有政声。后罢官归乡,悬壶济世,曾用熏蒸外治法治愈一例清远县水肿病人,名声大噪。干隆十八年(1753年),郭元峰着,《脉如》二卷。《脉如》是一部中医诊断学好书,后人认为《脉如》可与李时珍《濒湖脉学》并美。岭南名医何梦瑶见书后大为赞赏,为之作鉴定并作序,何梦瑶在序言中指出,郭元峰所着的《脉如》,与近日宗张景岳者明显有别。由此可见,郭元峰与何梦瑶,都是岭南尊信刘完素、朱丹溪学说者,与刘渊、谢谢完卿,黄岩师承张景岳学说各有不同。据同治《广东通志郭治传》记载,郭元峰还着有《伤寒论》、《药性别》、《医药》各一卷。后两书已佚,惟《伤寒论》见存。郭氏《伤寒论》书中极少仲景景原文,其与一身医家随仲景原文衍释注解不同,反而有不少暑病、温病、发斑、衄血、战汗、辩舌、发颐等论述,从这一点上来说,郭元峰亦是一位打着仲景旗号却“暗渡陈仓”的岭南温病医家。《伤寒论》现存有道光丁亥年洗沂刊本,一册。
《景岳全书》清代三次在广东省刊印,对岭南医学发展影响甚大,出现了《医学纂要》、《会经阐义》、《医学精要》这样大型综合性医书。张景岳属于易水学派或者说是温补学派的医家,倡“阳非有余,阴常不足“论和肾命学说,所谓“天之大宝,只此一丸红日;人之大宝,只此一息真阳”,反映了他的学术思想。但景岳学说的盛行,也使岭南出现了滥用温补辛热药物的偏向,但何梦瑶与郭治认为,景岳学说过于温补,在学术上出现争鸣。何梦瑶着《医碥》,其自序曰:“方今《景岳全书》盛行,桂、附之烈,等于昆冈,子作焦头烂额客数矣。人咸谓子非医病,实医医。是书出,其时医之药石欤。碥当作砭。“何梦瑶这段话说得很清楚,由于《景岳全书》盛行,有的人滥用桂附,我写《医碥》这部书的目的,在于纠正这种偏向。“碥”,也可以当“砭”解释,即针砭时弊的意思,纠正这种偏向。
岭南医家的这种学术争鸣,进一步促进了岭南中医的发展。何梦瑶是这一时斯最有名望,影响最大的一位,被誉为“粤东医界古今第一国手”。下一集我们将详细介绍何梦瑶的生平与学术成就。
 
岭南医史篇之七:《岭南药学硕果丰》

刘小斌广州中医药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五岭逶迤,虽然是阻隔岭南和中原地区的联系,有所阻碍岭南经济文化及医学的发展,但是,岭南地区草木蕃盛,可为药用者不少,岭南医家运用草药治病有悠久的历史,在运用本地生草药防治疾病的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出现一批专门生草药医学和着述,包括了:何克谏的《生草药性备要》、赵寅谷的《本草求原》,肖步丹的《岭南采药录》,胡真的《山草药指南》等。
何克谏,名其言,番禺人,是广州地区名门望族沙湾何氏家族第十五世孙,何氏大宗祠即现着名“留耕堂”,收藏了大量番禺历史文物,何克谏塑像立于馆内。何氏少时业儒致仕,明亡后随父兄隐居故里,采药于青萝峰,号为“青萝山人”。
何克谏隐居山中,采药为乡亲治病,留心农村使用草药的经验,康熙年间,拜一道士为师,于清康熙辛卯(1711年)年撰写《生草药性备要》两卷,上卷收载草药七叶一枝花等161种,下卷收载草药独脚金等150种,合计311种,每种草药注明其药性及功效,是书为广东现存第一部草药学专着。岭南医家运用草药治病至少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广东通志·列传》就有秦朝方士安期生采服九节菖蒲的记载,但是,作为一部系统的岭南草药学专着,就是从何克谏的这部《生草药性备要》开始的,该书总结明代以前岭南医家运用生草药防治疾病经验,流传广泛影响深远,多次被翻刻现存至少有八个版本以上。全书体现鲜明地方特色,即:专门记载岭南生长的草药、记述岭南草药防治疾病经验、岭南草药运用与中医药理论相合的三大特征,奠定后世岭南草药学发展基础,对岭南草药学的发展,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何克谏还与其侄儿何省轩编辑成《增注备载食物本草》,对各类食物进行分类并附有食治方进行食疗。
何克谏的这两部医学着述,对岭南草药学的发展影响很大,到清代中叶岭南又出现了一位着名的本草学医家赵寅谷。
赵寅谷,名其光,冈州(广东新会)人,清道光28年(1848年)在新会外海乡着《本草求原》27卷。有关赵寅谷的生平不详,只是从术的序言及凡例中得知,《本草求原》几易其稿,七越冬夏而书始成,后又得外海乡陈兄慨然资助付梓,可见该书之写成与出版不易。《本草求原》是赵寅谷与其子赵迁椿、侄儿赵迁芬共同校订而成的,全书记载中药草药共962种,中药部分,求原于刘(潜江)徐(灵胎)叶(天士)陈(修园)四家:草药部分则以何克谏《生草药性备要》为基础,予以阐述发挥。是书现存两个版本,一是清道光远安堂刊本,五册;二是清道光28年(1848年)刊本,八册。
近代岭南生草药学医家医着增多,其中最着名的是肖步丹的《岭南采医录》和胡真的《生草药指南》。
肖步丹,南海人,出身医学世家,祖父肖绍端,清代南海名医,着《妇科微旨》一书,《南海县志·艺文志》有载。父亲肖巽平,数十年采集生草药为人治病,积累经验所得,传授予肖步丹。步丹居乡时,遇村民有疾苦,就到山里采回草药,煎成药液,或捣成薄贴,药到病除。他说:“是生草药性亦医者所不可轻视也。”1932年7月,他搜集两粤出产之岭南中药480味,成书《岭南采药录》一册,1936年再版时增补200余味,使得该书更充实更具实用性。《岭南采药录》对草药的分类方法是采用“平、上、去、入”四声相从的分类方法进行分类,与其他一般的药书截然不同,也方便读者查阅。该书流传较广,除上述版本外,还有民国肖灵兰室刊本及一些油印本。
胡真,字莞瀹,东莞人,自幼习儒,才气过人,毕业于两广高级师范学校,后从事中医教学医疗行政管理,历任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学监,广东中医院筹建委员会委员,上海全国中医代表大会秘书,广东仁慈医院董事等职。胡真对生草药研究多年,确知其治病有特殊效能,所谓“往往一二味,应验如神,令人不可思议”。1942年着《山草药指南》,该书特点是按人体部位、按临床病症对药物进行分类,把岭南草药分为头面部药,口舌部药、胃部药、跌打药、疟疾药等65类,对指导草药的具体运用有一定帮助。
何克谏、赵寅谷、肖步丹、胡真四位岭南生草药学医家,在学术上是一脉相承的,都是将岭南本土的生草药同中医传统理论相结合起来论述。在论述中,每味草药性味功效方面多有相似之处,并互为补充有所发展,成为岭南草药发展史上的重要组成部分。
 
岭南医史篇之九:《南海明珠何梦瑶》

刘小斌广州中医药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在中医学发展史上,岭南医学的发展虽稍逊于中原地区,却将中原文化与岭南地域文化结合起来,形成有自己特色的岭南中医,成为中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灿若繁星的医家中,岭南医家也照耀着中医历史的天空,其中最为璀璨的,应该是被誉为“粤东医界古今第一国手”的何梦瑶。
何梦瑶(1692—1764年),字报之,号西池,晚年自号研农,南海云津堡人,自幼聪颖,十岁能文,十三岁工诗,即应童子试。及长,博学多通,不仅对文史、音律、算术历法等有研究,而且于医学颇感兴趣,日喜诵岐黄家言,认为“医虽小道,亦道也”。
何梦瑶,29岁时,遇惠士奇督学广东,对何梦瑶甚为器重,认其为“入室弟子,亲受其业”,与罗天尺等并称为“惠门八子”,三年后,大学使惠士奇再次督学南粤,考举优行,特免何梦瑶检试,并赞誉其为“南海明珠”。雍正庚戌年进士,官历广西义宁、阳朔、岑溪、思恩县宰,奉天辽阳州牧。何梦瑶为官清廉,两袖清风,常“贫不能具舟车”,虽居官位,却不热心做官,自愿为老百姓治病,颇有张仲景坐公堂为百姓治病的遗风。但何梦瑶不仅仅坐堂治病,在当县宰时,他“风益烟江,霜轮少碛”,行走于民间,不断为人治病,而且疗效显着。如当思恩县疠疫流行时,“西池广施方药,饮者辄起,制府策公,下其方于群邑,存活甚众”。何氏58岁时弃官自辽阳归里,以医为生,“悬壶自给”,“以医终老”,享年72岁高寿。
何梦瑶治学严谨,他最引人注目的是对学术上的流派能取不偏不倚的态度。他认为医学上的流派,不管他们的意见怎么不同,都是源于古代的经典着作,都是针对某种实际情况相对地提出来的。因此,后人继承各派的学说,不能各执一见,而应该从不同的角度取长补短,结合实际,有机地统一起来。明代医家王肯堂对金元四大家就能做到“无所偏倚”。何梦瑶对此很是推崇,认为他的着作《证治准绳》是“近代书之冠”。他除了认真诵习,还考虑到医书“文繁而义晦,读者卒未易得其指归,初学苦之”因此,他以《证治准绳》为蓝本,“芟其繁芜,疏其湮郁”,再加上个人的见解,编成了一本中医基础理论和临床相结合的医学普及读物,名叫《医碥》,共七卷,以杂病证治为主要内容。他在书里,毫无成见地综合了张仲景、刘河间、李东垣、朱丹溪各派学说,分析病证,深入浅出,不执不泥。这是他的医学代表作。对此后人有较高的评价,说“其根究病源,常有深透数重之见,其辩论杂证,更有不遗毫末之思”(《三科辑要序》)。此书的论述,反映了何梦瑶对学术论争的公允态度。同时,他对当时盛行的“不问何证,概从温补”的张景岳提倡的温补之说很反感。他认为这是以偏纠偏,恰似“惩溺而群趋火坑”,是不足取的。因此,他在《医碥》这个书名上,有意用了一个“碥”字,既把它作为初学医者的阶梯,又使它含有对时医痛下砭石的意思。
何梦瑶热心医学教育,一生着述颇丰。1918年两广图书馆汇集何氏六部医着为《医方全书》共12册,第1至7册内科《医碥》,第8册《幼科良方》,第9册《妇科良方》、《追痨仙方》,第10册《痘疹良方》。第11至12册《神效脚气方》全书首有两广图书馆主人序言:“何公报之为粤东医界古今第一国手。其所着医书,悉根据南方之地势,南方人之体质,调剂与北方不同,立方与北带亦异,故南带之人民效用其方法,无不百发百中,服其剂无不奏效如神。”可见近代岭南医界特别推崇何氏医学。
何梦瑶其它方面着述有,《皇极经世易知》八卷,古代哲学书籍;《算迪》八卷,古代算术书籍:《庚和录》二卷,古代音乐声学书籍:《菊芳园诗钞》八卷,古代文学书籍,:《岑溪县志》四卷,古代历史学书籍。此外据广东地方志载何氏还着有《绀山医案》、《针灸吹云》、《本角辑要》、《移灯余话》、《比例尺解》、《紫棉楼乐府》、《罗浮梦缓》、《秋訇金钱隘纪闻》、《庄子故》、《肇庆府志》、《制义杰除》、《胡金竹梅花四体诗笺》、《大沙古迹诗》等等,可见何梦瑶博学多才,旁通百家,对文哲史医均有涉猎,且研究颇为深入。
何梦瑶对岭南医学文化所作的贡献是巨大的,广东人民为纪念这位杰出的医学家,在鸟瞰广州市的越秀山顶镇海楼广州历史博物馆内,尊放着他的肖像及《医碥》木刻本,供后人瞻仰。国家卫生部也把何梦瑶《医碥》列为第二批重点校勘整理中医古籍,1995年已由邓铁涛等点校,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何梦瑶作为一颗璀璨的明珠,永远在南海边绽放着耀眼的光芒,指引着后来者。
 
岭南医史篇之十:《伤寒“四大金刚”》
刘小斌广州中医药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岭南阐扬仲景《伤寒》、《金匮》经方者,亦不乏其人。清代有香山麦乃求,东莞陈焕棠;近代有新会陈伯坛,顺德黎庇留,南海谭彤晖,鹤山易巨荪,号称“四大金刚”。
陈伯坛(1863—1938年),号英畦,广东新会人,近代岭南经方派医家,着作有《读过伤寒论》、《读过金匮》、《麻痘蠡言》等。陈氏自幼刻苦好学,聪敏过人,博览经史,精通《周易》,尤笃好医学,22岁时开始悬壶济世,后为光绪甲午(1894年)举人。1905年受聘于广州陆军医学堂,任中国医学总教习,主讲伤寒论。1924年在广州书坊街设中医夜学馆,该馆学员大半为广州执业名医,白天行医夜间切磋技艺,可见陈氏为同道所推重。1930年于香港文咸东街创办伯坛中医专校,传授长沙之学,在此期间,香港一度痘疹流行,西医认为痘诊是疮科一类,要从外治,一见灌浆,即加洗刷,以此十不一生,而经陈氏用中药内服救治者多所全活,由此名噪香江。又因其治病所用经方,药量特重如桂枝生姜之属动以两计,大锅煎敖,药味奇辣,而服之奇效,故人多称之“陈大剂”。《读过伤寒论》与《读过金匮》代表陈氏学术成就,他认为两书的关系是:“论合卷亦合,分之则书亡……伤寒分卷不分门,金匮分门不分卷。”所以《读过伤寒论》终于卷十八,《读过金匮》始为卷十九,二书相应如合璧,读之相应宜互参。学术上陈伯坛采用“以经注经”及以临床经验注经的方法研究伤寒金匮,他强调阴阳的理论,指出仲景《伤寒论》实以阴阳二字为核心,知阴阳为法眼,治阴阳为手法;他阐发气化学说及标本中气的理论,以体现中医整体观的特点;他对仲景经方运用灵活且能结合实际,如用治疗阳毒的升麻鳖甲汤加减治疗当时广东流行的“疫核症”,也就是鼠疫,活人无数。
黎天佑,字庇留,广东顺德人,儒而通医,学术上专师仲景,为广东近代伤寒名家之一。光绪甲午年(1894年)任省城十全堂医局医席,民初在广州流水井设医寓“崇正草堂”,大厅悬挂“振兴医风,挽回国命”对联以自勉。他为人襟怀广阔,鄙视权贵,常与人说:“人生最可贵者,莫过如尽己之力,为病民服务,何必孜孜为己?”故毕生以济世活人为务。黎氏临症,均以仲景大经大法为本,善用经方救治危急重症,以此着名于时。晚年积其所学,着书立说,撰《伤寒论崇正篇》八卷。同一时期依照黎氏伤寒崇正篇体例,随仲景原文注解发挥者,还有台山伍律宁《伤寒论之研究》三卷2册,南海赵雄驹《伤寒论旁洲》二卷1册,番禺陈庆保《伤寒类编》1册。可见黎庇留的着述对广东近代伤寒研究影响也很大。黎庇留还有大量据经方治验的医案手稿,解放后由肖熙、许大辉等人整理,以《黎庇留医案》名出版。黎氏医术传儿子黎少庇,少庇曾于民国35年(1946年)在广州流水井医寓处办医学传授班,有门人汤仙州等28人。
谭彤晖,号星缘,南海人,举人出身,儒而通医,近代伤寒临床医家,常与陈伯坛、黎庇留、易巨荪等人谈论医学心得。中医绝对几何着作,文字深奥,非儒者不能精通其说,仲景《伤寒》、《金匮》方药济世,尤为儒医所推崇。故清末岭南读书人出身的中医生,其时均以通晓仲景圣贤书为时尚。谭星沅、陈伯坛、黎庇留、易巨荪四人以文会友,经常在一起畅谈讨论仲景医学心得,后人描述四人“为心性之交,每于灯残人静酒酣耳热之际,畅谈《灵枢》、《素问》论略之理”,故得“四大金刚”之美誉。谭氏毕生忙于诊务,未见着述存世。
易庆棠,号巨荪,鹤山人,近代岭南着名经方派医家。易氏出身医学世家,幼承祖父庭训,即嗜读神农黄帝扁鹊仲景圣贤之书,谙熟中医经典着述。成年后,执业于广州西龙津桥脚,后迁往小半甫,榜其门曰:“集易草芦”,兼客串省城十全堂赠医局医席。易巨荪诊务繁忙,但对治验案例多有记述。光绪甲午(1894年)冬至,将其辑录成书,名曰《集思医案》。集思者,集众思,广忠益也。古人云:“集思广益,而功不必自己立。”《集思医案》即集中众人运用仲景经方智慧,推而广之使其效果更大更好。易巨荪读仲景书着重领会其精神,临症治病于无字无方处阐述发挥;又对金元四大家时方有所长者融会吸收,可见易氏治学态度严谨且又客观。《集思医案》共记录病案62例,其中内儿科46例,妇产科9例,鼠疫6例。医案之书写,文句朴实简炼,主证重点突出,其所治病症主要有两大类,一是危重病;二是急性流行传染病。在岭南地区敢于运用仲景经方治疗以上两类疾病尤其是温疫热性病,没有坚实的临床基础及过人胆识,实难以做到。
清末民初,广东专研经方的易巨荪、陈伯坛、黎庇留、谭星缘四位伤寒名家一起切磋医术,治病救人,传道授业,被世人尊称为伤寒“四大金刚”,也是岭南中医的重要医家,共同撑起了当时岭南医学的半壁江山。
 
岭南医史篇之十一:《岭南温病多发挥》
刘小斌广州中医药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随着温病学的发展,岭南温病学派是温病学的一个重要流派,也是岭南医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别树一帜,其学说内容丰富,名家医着甚多,主要原因是:一方面由于温病是岭南的常见病、多发病,越来越为医家所重视;另一方面,由于叶氏温病学说在岭南的逐渐传播,运用叶派关于温病辩证之理法方药治疗取得一定的临床疗效。岭南温病学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结合岭南地区地理、气候、环境等特点,对江浙叶、薛、吴、王四大温病医家学说加以阐扬发挥者,其代表人物有潘名熊、陈任枚等;二是专门论治瘟疫烈性传染病的专门着述;如《鼠疫汇编》、《瘟毒霍乱约辩》、《天花精言》等,为完善温病学说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潘名熊,字兰坪,番禺西村人,《番禺县续志》有其传。潘氏儒医出身,通禅理,善弹琴,好诗文,尤精医术,喜涉猎叶天士着作,叶氏《温热论》、《临症指南医案》对他学术思想的形成影响很大。同治四年,潘名熊着《评琴书屋医略》三卷。全书列外感、内伤病症共计33症,集方77首。对每症之论述,简明扼要,深入浅出,立法平稳,用药轻清,疗效神奇。《评琴书屋医略》虽着重于内科杂病,但在对外感热病论述方面,有其独到之处。潘氏按四时划分外感,为春日外感、夏日外感、秋日外感、冬日外感,结合季节用药,均符合临床实际。同治十二年三月,潘兰坪又着《叶案括要》八卷。是书从叶天士《临证指南医案》中,选其方之妙者,论之精者,用之有效者,仿李翰蒙求体演为四言歌诀,并附入自己平日其要义,易于初学者掌握记诵,它是清代岭南地区研究发扬叶天士学说的一部重要着述。《叶案括要》语言精炼内容紧凑,例如风温初起,潘氏将其证治编成四言歌诀为:“风温上受,肺受热灼、蒡薄冬桑,象贝杏着,沙参粉枝,辛凉妙药。”温热邪壅肺胀的歌诀是:“吸入温邪,酿成肺胀,瓜薏桃仁,芦根清上。”

清末民初,岭南温病名医日增,涌现出一批致力于温病理论和临床研究的专家。着名者如郭梅峰、甘伊周、陈任枚、刘赤选等。

陈任枚(1870-1945年),广东南海县狮山乡人,近代岭南着名温病学家。陈氏家本清寒,自幼读书赖父亲勤俭供养。成年后,因科举不就,便在乡中设塾课徒度日,当时乡中有一位归隐千百精于医而藏书甚丰,陈任枚执弟子之礼事之,结为忘年交,由是“抱济世心,敞屣仕途,笃好医学。”当清末民初之际,相继任南海小学校长,南海中学教师兼学监,业余时间则为人治病,后因疗效显着,活人甚多,前来求诊的人越来越多,于是辞去了教育职务,民国九年(1921年)迁居广州设医寓于龙津西路,曰“陈敬慎堂”。

省城交通发达,人口稠密,急性传染病容易流行,陈任枚每日接诊,多属急性高热症,故对温病发生之机理,进行深入研究认为叶天士的《三时伏气外感篇》之说有临床实践作依据,又受吴鞠通《渐病条辨》湿温理论影响,深感温病学说乃治疗流行性传染性感染性发热性疾病一大法宝。民国十三年(1924年)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创办,受聘于该校主讲温病学。通过临床经验的整理及理论的总结,陈任枚指出岭南温病的发生,多是先有伏热体质而复感温邪,“伏气”乃伏热体质。陈任枚的温病辩证以气统卫、以血统营,他与刘赤选合编的《温病学讲义》被认为是当时该校各科讲义编纂质量最佳者,因此,《温病学讲义》代表了陈任枚对温病研究的成果,同时也反映了他重视体质、重视环境影响、重视卫气营血辩证的学术思想。

从医学史的角度出发,我们认为岭南温病学说是在继承江浙诸温病各家学术思想的基础上,再结合本地区地理气候特点及各自临床经验,加以总结逐步形成的。所谓继承,江苏淮阴吴鞠通《温病条辨》,就对岭南温病学医家影响很大,广东许多医家都是读《温病条辨》后成名的。清代岭南温病学医家林庆铨着《时疫辨·卷一》首云:“吴鞠通《温病条辨》,精博详备,其法分上中下三焦分治,最为的当”可为一证。所谓结合本地区地理气候特点,岭南处于依山傍海的特殊地带,属热带,亚热带季风气候类型,夏才冬暖,雨量充沛,夏秋多台风,冬春有寒潮,因此各种类型的温病疫症,其挟湿浊热势焚乱病变迅速的临床证候特别明显。所谓临床经验,是指岭南温病名医众多,各自有其临床用药特点,其中善用岭南山草药防治温病者不少,这在抗菌素还未发明的年代里,它确实起到拯救危厄的作用。

岭南的温病学除了将传统的温病学结合岭南地域特点,进一步发展了温病理论之外,还包括了对烈性传染病的论治。下一集《瘟疫防治功效着》将着重介绍岭南医学对瘟疫的防治。
 
岭南医史篇之十二:《瘟疫防治功效著》
刘小斌广州中医药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温病学不仅能治疗常见的外感疾病,而且对烈性传染病的防治有卓着的功效清代广东曾多次爆发瘟疫流行,成心鼠疫,霍乱,天花等危害甚烈。岭南医家在治疗瘟疫病中积累丰富经验,大量有关瘟疫病专着出现,是当时情况真实写照。

鼠疫,清代末年在广东地区流行,又称之为“疫核”,以其高热咯血,全身淋巴结肿大,皮肤瘀黑而得名,儋州罗汝兰着《鼠疫汇编》,首先明确指出该病原起:“鼠疫者,鼠死而疫作,故以为名。其症为方书所不载,其毒为斯世所骇闻。”并认为疫毒中于血管,血壅不行,发为肿结.治法依照王清任《医林改错》活血祛瘀消肿,其方统以大黄为主。又提出预防十六字诀:“居要通风,卧勿粘地,药取清解,食戒热滞。”

1894年广州发生鼠疫,死亡超过十万人。1900年九月,羊城林庆铨又着《时疫辨》,其序言日:“粤东时疫之作,先是同治间始于越南,传流广西,继而高廉,继而琼雷,二十余年,蔓延靡息。迄光绪二十年(1894年),又继而广州群城疫作,次及村落,于今又五阅年矣。偶遇雨泽愆期,大地亢旱,雷雹不作,阳气闭郁,故疬疫盛行,倍于畴者,生民何辜,死亡接踵。”有鉴于此,林庆铨写成《时疫辨》四卷。卷一首引吴鞠通《温病条辨》语,谓温邪恶初由口鼻受之,病在上焦,不治则传中、下焦,其晃动 分上中下三焦分治。卷二论时疫杀人最速,列治疫法则八门,附录论治鼠疫方案。卷三卷四宗吴又可说,论瘟疫有九种,收集了广东各地(高州、茂名、广州)的民间验方,卷末附论癍症。《时疫辨》是一部学术水平较高的温病学着述,现存有光绪庚子年羊城刊本,2册。

霍乱与天花,亦为烈性传染病。霍乱流行于我省沿海各县及水乡地带,顺德钟贻庭撰写《瘟毒霍乱约辨》,论治瘟毒、霍乱、癍痧、火疔四大时疫。是书刊行于光绪20年(1894年),佛山金玉楼藏板,一册不分卷。另外,还有中山林粹祥《霍乱经验良方》,刊于光绪戊子年(1888年),一册;阳江林辅贤《霍乱良方》等,都是防治霍乱病专着。

天花、水痘、麻疹等急性传染发疹性疾病,广东医家采取中西两法防治。水痘与麻疹,儿科多见,故归入儿科类。对天花的预防,在我国宋代就有了“人痘”接种法,但此法仍有缺陷,南海郑崇谦《种痘奇书》,邱熺《引痘略》均为近代引进的西医免疫学疗法。

邱熺,字浩川,广东南海人,早年从事商业活动,后因学习洋人接种牛痘成功,遂成为我国第一位专施接种牛痘的专业医生,着有《引痘略》一书。邱熺在澳门经商时听说可以通过种牛痘来防治天花。他自己恰好未出过天花,为学习此法,自己以身试之。对于一个未出过天花这种在当时病死率极高的传染病的人来说,需要极大的勇气和献身精神,邱熺学会种痘之法后,在洋行专门为人接种牛痘。他并不是为自己某私利,而是为了当代和后世的人可以避免生命的危险,得以平安健康地成长,邱熺对接种牛痘的技术精益求精,十余年间,经他接种的人据说超过了万人之众,而无一失误,这种严肃认真、对人负责的高尚品德值得后人借鉴。

天花的中医治疗方面,早在干隆癸酉年(1753年),羊城郭铁崖着《天花精言》,郭铁崖,晚年号双梧园主人,羊城人,究心医学凡十六年,擅长诊治天花痘症,《天花精言》一书,乃其临症经验之总结。是书图文并茂,共绘有痘疹图二十四幅,后列证治方药。张道源为《天花精言》一书写序曰:“京师每遇此症,童赤十殇八九,苟得此书流播,全治必多。”《天花精言》后由顺德麦华勋刻印,现存光绪丁卯年羊城六新街翼化堂刊本,2册。

由于随着广东经济的发展和对外贸易的进一步发展,迁入广东的人口越来越多,尤其是珠三角的城市更是人口众多,岭南的山岚瘴气的特殊环境特点,造成了烈性传染病的发生和传播。岭南的温病学家们在继承了传统的温病学理论的基础上,结合本地的特点,发展了温病学对瘟疫治疗的理论体系,形成岭南特色的温病学,为温病学的进一步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岭南医史篇之十三:《武林、医林渊源深》

刘小斌广州中医药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岭南骨伤科在人民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它以精确的理伤手法和独特固定方法以及行之有效的伤科用药着称于世。近代广东骨伤科名医大都武打出身,故武林与医林在历史上有着渊源联系,清末民初省港澳佛骨伤科名医有何竹林、蔡忠、管镇干、李干才、梁财信等。

何竹林,字炳燊,一名厚德,南海九江乡人。何氏八岁起即随广州光孝寺一老和尚(属少林派)习武学医,十七岁炼就一身功夫,时体格魁梧,膂力过人。十八岁外出离家,沿途卖药行医,由广州经南雄珠矾古道入江西,走湖北,访河南,抵北平,后出关外直至哈尔滨,返粤时途经山东、江苏等地,时历三年,行程二万里,学识视野大为开阔。二十一岁起在广州长寿路开设医馆,救治外伤病人无数,甚至被枪械贯通切裂危重患者亦能使之痊愈,故有“破腹穿肠能活命”美誉。何氏从事骨伤医疗六十年,学术上重视身体素质基本功训练,认为强健的体魄是施行骨科手法的力量基础。其常用的外治手法有“牵导”、“屈伸”、“旋转”、“推挤”等,并善于运用物理力学原理。家传验方秘方甚多,计有驳骨散、生肌膏、驱风散、消毒水、百灵膏等,其中“何竹林跌打风湿霜”,临床上用于骨折脱位,软组织挫伤,腰腿劳损,风湿痹痛等症疗效显着。何氏建国后历任广东省中医院骨伤科主任,广州市第一、二、三届政协委员等职,主编教材有《中医骨伤科学讲义》。

蔡忠,又名高佬忠,原籍雷州半岛海康县人,少年师从戏班武师锦新学艺,锦新是少林派嫡系洪熙官的曾徒孙,尽得其师武技医术奥妙,为锦新的得意弟子。据伍阳仁先生回忆,由于少林派弟子遭清廷所忌,锦新为躲避清廷缉捕,曾隐姓进埋名逃入佛山琼花会馆避难。蔡忠随之,以少林武技传于梨园子弟,久而为清廷所侦知,再难立足,于是逃亡海外,蔡忠亦远涉南洋新加波,创制跌打刀伤万花油。民国初年,蔡忠返回广州,在西关越秀南设跌打骨科医馆,号名“普生园”,每日求诊者络绎不绝,为民初西关一带有名骨科医生,蔡忠医术传孙子蔡荣,蔡荣(1921—1980),广东省名老中医,广州中医学院骨伤科教研室主任,无私献出祖传的“跌打万花油”秘方,造福于广大民众。

管镇干,字金墀,祖籍江苏武进,行伍出身,道光至咸丰年间在军队任军医二品衔,精于跌打刀伤。后流寓广东省大埔,同治年间寄居佛山开设医馆故以占籍。光绪元年4月飓风打塌房屋,人多伤毙;光绪4年(1879年)3月佛镇城西大风刮后继以火灾,死伤尤惨;光绪11年(1885年)4月佛山火药局被焚附近房屋倾跌压伤无数。管镇干三度抢险赴救,治愈外伤、烧伤患者无数,遂而名声大噪。管氏卒年72岁,当地人民为纪念他拯溺救焚不受酬金的崇高医德医术,建造忠义祠牌坊,光绪《南海县续志》为其立传。其子管炎威,号季耀,继承父亲医术,广东近代着名的外伤科医师,历任广东中医药专科学校外伤科主任,全国中医教材编委会委员,民国十八年(1929年)编撰有《伤科学讲义》,是年夏全国医药团体联合会在上海召开中医编辑会议,席间各位委员对于管氏所编《伤科学讲义》交口称赞不绝,谓“各地此项人才,若凤毛麟角,纵有之,不能秉笔作讲义。而管氏讲义,节目如此其详,资料如此其富,议论如此其精,辞义如此其达,真可法传。亟望管氏书流播,全国奉圭臬,庶惠疮痍而教普及也。”管氏家庭后人管霈民、管铭生亦近现代广东名医。

李干才,字子桢,佛山人,少有膂力,善好技击,为人豪爽,尚义轻利,金山寺僧智明和尚嘉其诚朴侠义,故收之为徒弟,以跌打医术授之,学有真传,医名大噪,李干才于佛山平政桥沙涌坊开设跌打医馆,原是城西石门苦力出身,故在佛镇交运工人中甚有基础,四乡凡到佛山求治跌打刀伤者,均用车轿送至李干才医馆门下,李亦有求必应,贫苦者赠医施药,富室人家亦不索酬金,任凭封给,故光绪《佛山忠义乡志》云李干才“积业数十年曾无积累”。李干才卒年八十,医术传授儿子李广海等,李广海又被后人赞誉为“佛山杏林”。

梁财信,字玉山,南海澜石人,少负绝力,喜好武技,后习跌打刀伤之术,学而益精,地方志记载他能以手术治疗粉碎性开放性骨折,遭受以麻线缝合创口外敷以膏药,逾月遂能下地行走。梁财信医术传儿子梁然光。梁然光,字桂长,号大川,亦擅长断伤续骨。孙子梁秉枢、梁秉端均世其业,后充广州府水陆提督军医。曾孙梁以庄,梁匡华民国年间任广东光汉中医专门学校教师,编着有《伤科学讲义》,其序言曰:跌打科,乃医学局部名称之一种,要其所得之症状,不外一个“伤”字,而伤则分跌伤、打伤、炮伤、金伤、火伤五种,均可伤及筋、骨、血、肉,此乃为伤科最重要之学理。这反映了二十年代中医学理论水平。岭南骨伤科名医还有林荫堂(1879—1964年)、陈汉麟(1891—1970年)、林俊英(1888—1966年)等。他们治疗骨伤也有着许多独特手法。这些手法,多无医学文献记载,而主要的是流存在他们徒弟手里,所谓“只有法传,而无书传”形象地描述了这种情况。故此历代岭南骨伤科文献不多,现存者尤少;广东的骨伤科名医,大都没有着作存世,而其盛名于时,全凭他们的临床实干功夫,从而赢得广大群众信赖赞誉,口碑载道于今。
 
岭南医史篇之十四:《岭南妇科荫妇人》

刘小斌广州中医药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中医妇科学历史悠久,早在战国时期,就有专职的妇科医生,扁鹊就在邯郸做过“带下医”,这带下医就是妇科医生。可见在秦汉之前我国的妇科就已经独立成科了。
岭南清代以前的妇科学文献虽然很少,但岭南人民代代生存,人口繁衍昌盛至今,妇儿科医生所作贡献很大。清代以后,岭南也出现一批妇科学文献着述,许多综合性医书里,妇科内容均占一定篇幅,如何梦瑶《医方全书》内,就有《妇科良方》一册,而专门的妇科学文献着作,近代各地方志齐心协力亦颇多,据不完全统计近代岭南妇科专着约有十册左右,在一个不到百年的时间里在一个地区有这么多的某一学科的专着,应该是一个高产的学科。在现存的清代岭南妇科学着作中,以南海何守愚《广嗣金丹》影响较大;而岭南着名妇科学医家,近代有鹤山吕楚白、南海谢谢泽霖、现代有南海罗元恺、澄海蔡仰高等。
何守愚,字芥园,南海人,生平喜欢岐黄之术,兼以研究方术,搜集秘录多年,于清光绪十二年(1886年)辑着《广嗣金丹》二卷。其例言说:“是书专言广嗣之法,类分四门,曰种子、曰安胎、曰保产、曰福幼。各门中皆采昔贤格论与及前人妙法,经验良方分类纂入,俾阅者一目了然,易于知所适从。”由于一个出色的妇科医生必须具备丰富的儿科知识,尤其是新生儿急救知识,因此该书中有妇幼一篇,因此《广嗣金丹》是一部以妇科为主的妇儿科学专门着作,各编内容,以汇辑前人文献为主,略加评述,起画龙点睛之作用。其汇辑文献,取材广博而又不失其精要,体现了何氏妇科学的理论水平及临床治疗经验。《广嗣金丹》“板存佛镇金谷楼书坊,印以数千计,盛传两粤。”可见其影响流传之广大。
吕楚白与谢谢泽霖,两人都是民国年间粤省城有名妇(儿)科医生,并兼任中医学校妇科教学。吕楚白,名绍珩,鹤山县人,民国二年(1913年)学课于广州医学卫生社,后为广州卫生局注册中医师。临症治病,善于将地方草药与中药同用,诊治病人以妇儿科为多,于经前发热、崩中漏下、月事不调,妊娠恶阻,赤白带下等妇科病证有较深造诣。历任广东光汉中医专门学校、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教师,认为学医之道,其本在乎望闻问切以识病,其要在乎寒热虚实以处方,其中有至简至易之捷径,惟在得其要旨矣。故编撰之教材,多有“要旨”两字,如《幼科要旨讲义》、《妇科要旨讲义》等。
谢谢泽霖,南海县狮山乡人,与广东近代着名中医学教育家陈任枚为同乡。民国八年(1919年)学课于广东医学实习馆,后在广州西关悬壶执业。民国十三年(1924年)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创办,与陈任枚一同受聘于该校,编撰教材《妇科学讲义》二册。谢谢氏《妇科学讲义》,全书分为四大篇,经事门,胎孕门,产子门及杂治门,囊括了妇科的经孕胎产及杂病等。谢谢氏《妇科学讲义》是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最早使用的妇科教材,书印成于民国十七年(1928年)三月,如同是书绪言所说:“兹集诸家学说,弃瑕录瑜,务求证候备而治法详,意理深而词旨显,俾学者按图索骥,固可事半功倍,忘筌得鱼,亦可超神入化矣。
罗元恺,字世弘,出身于书香之家。其父罗棣华是晚清儒生,精通医学。他幼承庭训,童年曾就读于私塾,诵四书五经及古文诗赋,并得其父之指导及熏陶,对中医学亦有所接触。1930年考入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就读,在中医学校的五年里,罗元恺勤奋学习,诵读了内、难、伤寒、金匮、本草、温病等经典着作,对中医学有了深入的理解。经5年的研修与临床实习,1935年罗元恺以总成绩第一毕业,并留任该校附属的广东中医院任住院医师。他才时间地在临床中锻炼摸索,积累了丰富经验,为日后的中医教学科研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罗元恺积极从事中医教学工作。建国后,罗元恺历任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校长、广东中医院院长、广州中医学院副院长、广州中医学院妇儿科教研室主任、广州中医学院学位评定委员会主任委员,是国务院首批有权授予妇科学位博士研究生导师之一。
罗元恺学术造诣很深,他认为研究中医字理论,应着重阴阳,它是中医理论体系的核心,尤其推崇张景岳学说,对妇科疾病治疗从“肾”着手,在不孕症、先兆流产、功血、痛经等妇科疾病的辩证论治方面取重显着效果。罗元恺论着颇丰,科研成果丰硕,着作有《罗元恺医着选》、《注释妇人规》、《常见妇科病的中医疗法》、《活血化瘀法对妇科疾病的运用》等,主编教材工具书《中医妇科学》、《中医儿科学》、《医学百科全书 中医妇科学分册》研制成功的中成药有“滋肾育胎丸”、“田七痛经散”。
蔡仰高,澄海人,出身医学世家,到蔡仰高已是第十三代,蔡仰高幼承庭训及长继承父业,行医六十余年,潮汕一带乡新无人不知晓。蔡氏擅长中医妇科,验方甚多,尤喜用潮汕地区野生草药,例如治崩漏证之“补中固经汤”,就是由草药与中药组成,临床疗效颇佳,被选辑入《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他还把祖传13代的秘方献给国家。主要论着有《带下病论治》、《妊娠脉法和妊娠病疗法》等。
岭南妇科虽起步较晚,但民工迅速,名家名着较多,并在全国有一定影响,为岭南地区乃至全国的妇女的医疗保健作出了重要贡献。
 
岭南医史篇之十五:《广东儿科著述丰》

刘小斌广州中医药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岭南儿科,素有优良传统,早在宋代,刘方着《幼幼新书》,为我国儿科学之巨着,早已为医界所深悉。及至清代,又有陈复正《幼幼集成》,近代程康圊《儿科秘要》、杨鹤龄《儿科经验述要》,亦是名重一时的儿科医家医着。

陈复正,字飞霞,惠州府人,生当清康干年间,岭南着名儿科医家,自幼网罗百氏,淹贯群言,于《周易》、《尚书》、《参同契》诸书皆穷其枢要。因体弱多病而究心医道,立志成为济世良医,后出家罗浮山,师从一道士学习气功,道士不但是玄门正宗,还精通医学,陈氏被带回道家圣地罗浮山修炼,尽得道士卓越医技,然后下山济世,竹杖芒鞋,四海云游,人称飞霞道士,所至之处,救死扶伤,沉疴立起,尤其擅长儿科。行医四十年,治愈患者无数,积累临床经验,并在这基础上,采集前人有关儿科文献。陈复正晚年定居在澻阳种杏草堂,对当时赫赫有名的大型医学从书《医宗金鉴》有关儿科内容的欠缺,特别是面对当时不少庸医不论外感内伤,遇发热则以“惊风”而亡治的实际,陈复正深感忧虑,陈氏指出:“《医宗金鉴》遍周海宇……惟幼科一门,不无遗憾。虽喻嘉言微启其端,而其言未竟。予每读惊风之书未尝不三叹而流涕。”有感于此,陈氏立志对儿科证治进行刻苦研究,他博览群书,尤其注重幼科诸书,参互考订,去粗存精,去伪存真;加之本人临证心得,附以经验之方,于干隆十五年(1750年)写成《幼幼集成》刊行面世。该书共六卷,卷一,论述小儿赋禀、诊法、初生儿疾病的防治;卷二至卷四分述小儿各种病证,包括外科疮疡。卷五、卷六为删订《万氏痘疹》的各种歌赋170余首。附方130则。陈复正说:“是书虽言编辑,而幼科家言,又末敢尽信以为确。其理明义畅有俾实用者取之,浮靡不切者去之,间有未妥之处,即参以鄙见并素所经验者全之。”可见《幼幼集成》不单纯编辑删订前人儿科文献,而且也包括着陈氏平素临床经验。该书对以往儿科学着作中出现的错漏起到了矫枉纠偏的作用,同时,也奠定了陈复正在中医儿科学的地位,江育仁认为,陈复正“为清代有代表性的儿科学家之一”。

程康圃,名德恒,高明人。查广东各地方志均无其传。惟从和氏着述《儿科秘要》刊版年份(1893年)印书人序言、后跋中略知,程康圃生当十九世纪,为清代道光至光绪间人,出身中医世家。程氏自言,余幼读书,年才弱冠,即专业医门。惟凭祖训,今五十年来,所取信于人者,首以小儿之症。又曰:“我家六代业医,幼科最良。可见程氏祖辈,在当地是颇有名望的小儿科医生。而程康圃本人,行医达半个世纪,学验俱丰,但直至晚年才敢着书立说,把祖传六代的儿科经验及自己临证所得,传于后人。故其《儿科秘要》又名《小儿科家传秘录》。是书确立了儿科八证即风热、急惊、慢惊、慢脾风、脾虚、疳证、燥火、咳嗽和治法六字即平肝、补脾、泻心的学说,也奠定了程康圃在中医儿科学上的学术地位。

程康圃之后,岭南又出现一着名儿科学医家扬鹤龄,其儿科学说与程氏既有共通之处,又各有千秋,二者关系相当密切,代表了近百年来广东儿科学的水平,故后人把程康圃扬鹤龄合称为“程扬二氏”,着述堪称“岭南儿科双璧”。

杨鹤龄,大埔人,生于1875年,卒于1954年,享年七十九岁。概括性氏也是医学世家出身,祖父扬湘南,儒而通医,于医学素有心得。父亲扬继香,承先祖之学,往省城在各善堂及广东育婴堂当官医生职。鹤龄自幼即随父研读医书,长大后在堂帮同诊视,年仅十七岁,考取前清官医。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其父继香公殁,鹤龄年三十二岁,继任广州东山育婴堂内儿科医生职六年。育婴堂内收养婴幼共分七栅,其中一栅住危重患者,鹤龄把握病机,细心诊治,任职期内,积累了丰富的儿科临床经验。民国初年育婴堂停办,扬氏乃于广州旧仓巷(现中山四咯一内街)十七号设“扬吉祥堂“悬壶五十多年,因医术精湛,名传遐迩,每日踵门求诊者甚多,着手成春者无算。晚年应学生邹复初之请,将五十年之儿科经验加以整理写成《儿科经验述要》一书。这本书是概括性氏的学术思想和临床经验的总结,是儿科的重要书籍。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广州中医学院邓铁涛教授带领刘小斌、肖衍初、邱仕君三位研究生点校该书,邱仕君还以该书为课题,对该书的学术思想、临床经验进行研究,一并编入广东高教出版社出版的《岭南儿科双璧》一书。

近三百年来,广东省有关儿科学(包括痘疹学,发疹性急性传染病多见婴幼儿)的专门着述文献,为临床各学科之最多。统计自清代至民国初年,岭南儿科学麻痘疹科学着作共44种,可见其内容丰富,亟应继续发掘,深入研究。
 
岭南医史篇之十六:《中西汇通岭南先》
刘小斌广州中医药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广东,长期以来僻静处祖国的南疆,北依五岭,南临海洋,长期由于交通的困难阻碍了广东经济的发展和与外界的沟通。但是,当历史的长河流到明清时期,广东省同样因为她的地理位置而出现经济文化地位的提高。由于广东面临南海,沿海一线有优良的港湾,与国外的贸易和文化交流,大部分都是在广东沿海进行,这大大提高了广东在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中的地位,相应地促进了文化的发展。

清朝后期,满清王朝国势江河日下,而世界上其他发达国家陆续完成工业革命,成为在全球寻求殖民地的资本主义国家。至十八世纪上半叶,地大物博的中国已成为他们推销商品和贩卖鸦片毒品的市场,我国的黄金白银在沿海各省份尤其在广东大量外流,广东特殊的地理位置造成了其政治经济形势的改善,得到了朝廷的重视。一大批才华横溢的学者医家,随着官员从中原江浙等地南下入粤,促进了近代广东文化事业的建设,使岭南成为人才荟萃的地方。另一方面,广东因有其广阔海岸线及优良港湾,从海外又传入大量西洋医学文化。随着近代西洋医学,从岭南登陆进入中国。作为近代中医面对西洋医学的一种积极性反应,在十九世纪产生了新的中医学术流派——中西医汇通派,其中有不少是岭南医家,如邱熺、陈定泰、陈珍阁、朱沛文等。

中西医汇通派其历史不过短短百年,在岭南却已有学术世家出现,可见岭南得风气之先的程度。这汇通世家,指的就是广东新会人陈定泰、陈相静、陈珍阁一门三代。

陈定泰,字弼臣,广东新会人,定泰本习经史,因屡试不售,遂专心于医,同时还嗜好道流,奉“吕纯阳”为师,死后被封为“碧云真人”。着作有《医谈传真》四卷、《医学总纲》一卷、《风月楼谈医》二卷、《症治辨源》四卷、《医一贯》一卷和《本草亲尝》二卷等,生前仅《医学总纲》曾行世。

陈定泰在他的《医谈传真》中引用了解剖图16幅,这是第一次在中医着作时系统引用西医解剖图谱,并加以认真研究,这是《医谈传真》的最突出特点,亦是陈定泰堪称为近代中西汇通医家第一人的原因。

陈定泰之医传子绶尊、绩尊及孙茂楠、茂梧。陈绶尊即陈相静,他幼承庭训习医,自称“于医虽不甚精,未尝不嗜之茑,异无着述传世。他自念身为三世医后,继述未能,心甚愧焉”,后承他的道门师父之命,专心业医,并筹款刻印了《医谈传真》。他于汇通方面并无剖见,但一则能继承父学,二剐校订刻印流布《医谈传真》一书,大有贡献,在陈氏三代中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

陈珍阁是陈定泰之孙,着有《医纲总枢》,在陈家后人中惟他有医书阐扬家学。陈珍阁主张借新知批判旧学术中的玄理思辨倾向,呼吁重新确立中医传统的实证精神,这与后来废医派抓其一点否定全部是不同的。陈珍阁毕生是个卓有成就的中医临证家。临床方面,《医纲总枢》论述最多。陈珍阁在书对内科疾病的论述,采纳了大量西医知识,有的名词、病理纯然就是西医学的中医文法表达。

陈氏家庭的中西汇通是实用主义的中西汇通,因此他们提不出“中西汇通”,“衷中参西”之类纲领性口号的原因。与同时代的唐宗簿、张锡纯等旗帜鲜明地要汇通中西的人士相比,更是少了一种忧患意识,和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气概。陈氏三代都只是不自学的,务实的中西汇通医家。尽管如此,有此一门,更体现近代中西医汇通潮流之大势所趋而有《医纲总枢》在,“临床汇通第一人”之誉,也已不能让张锡纯独享。

岭南的另一位中西汇通医家是我国近代史上着名的“中西汇通四大家”之一的朱沛文。朱沛文,字少廉,又字绍溪,南海人,出身医学世家,幼年随父习中医。父卒后行医,兼读西洋医书,并往西医院亲验真形脏俯,致力于中西医汇通,着有《医论》、《医学管见》,辑有《华洋证治约纂》及针灸论着等。朱沛文提出汇通要以临床验证为准;两个不同的学术体系,固有可通之处,不通的地方亦不必强通,可存疑互异。他指出中医与西医“各有是非,不能偏主,有宜从华者,有宜从洋者”这些廉洁在当时都是比较客观中肯的。又提出外科宜求诸海外,因为“泰西医士授受既无私秘,器械又极精良。”由于朱沛文在中西汇通方面的贡献,后人将其与唐容川、恽铁樵、张锡纯一起称为“中西汇通四大家”,是我国近代史上重要的中西汇通派医家。

民国以后,广东中西汇通医家不断增多,其中较有影响的是南海谭次仲、郁南张二仲、番禺黄省三等。广东作为我国与外界沟通的窗口,西洋医学的传入和发展都在广东产生巨大的影响,同时,广东医家对西洋医学的从容接受的态度也给了西医进一步发展并与中医汇通的机会,对于中医和中西医汇通都有重要的作用。
 
岭南医史篇之十七:《岭南中医药组织》

刘小斌广州中医药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在风起云涌的近代中医药历史中,中医药组织作为一种非常特别的形式承载了近代中医保存、抗争、发展的命脉。

19世纪末,由于西医的传入及发展,以及西医院的开办,广州已开始形成了中西医两种医学、两支队伍并存的局面,在社会上引起了重大的反响。随着西医发展和逐渐被接受,中医界人士开始思考中医药的出路。另一方面由于鸦片战争后民族危机加深,知识分子中的爱国思潮逐渐发展,于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广东医学求益社应运而生。

1906年6月,广东第一个中医社团组织——医学求益社,在南海县横江墟成立。求益社很快得到了发展,广东医学求益社的发起人黎棣初,李炯臣等11人载重量阳世医或儒医,但他们并不是盲目的排斥西医,而是对中西医进行客观的评价。该社《课艺留稿五序》更称“医学分析古略而今详,中疏而西密;论形则以剖解为实,论气化则以灵素为精。欲合中西一炉而熔铸之……”他们的学术思想与当时社会上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也是接近的。

1906年8月,该社迁入广州西关。关于社名的改变,据该社开幕时,张人骏之“训词”称“广东医学求益社”,而宣统元年(1909年)二月十八日广东提学司沈曾桐批准立案之《照会》则称“广州医学求益社”,该社名称由“广东”易为“广州”,可能就是从此时开始。

求益社联络起了包括香港、澳门在内的广东同仁计有383人,准备在此基础上设立广东中医学堂。社团为了促进学术,每月初一出题,每次三题,前两题出自《内》、《难》、《伤寒》、《本草》、《金匮》五部中医经典,后一题不拘古书,时症及西医均可,各地中医自选一题撰写论文,15日交卷,25日定出名次,前五名论文刻印为该社的课卷,前十名张贴出来供大家学习。从1906年到1912年,这样的交流共举办了70多次。

1912年民国成立,广州求益社改名为广州医学卫生社,并搬到了广州南关厂后街三界庙内,同时坚持论文评选的活动。尽管时局动荡,但仍然坚持到1918年,共举行了40次。

1917年,广州医学卫生社衍生出“广东中医教员养成所”,地址在广州小东门清水濠。学制一年,课程共计8门,其中除7门中医课程外还设有《解剖》。到1922年共计培养学生100多人。1924年在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内政部备案,改称为广东光汉中医专门学校正式招生上课。

这些社团实际是中医学堂的雏形,为以后广东中医教育的兴起,并担负起传承中医的责任奠定了基础准备了教材,培养了一批优秀的教师。随着中医社团的发展,中医人才的培养已经迫在眉睫,中医专门学校的创办已是呼之欲出。

1913年,在省港药材行暨广州中医知名人士共同倡议下创办了中医高等本科专业学校——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该校筹建于1913年,并于1916年10月正式成立中医药学校省港筹办处,公推卢乃潼、李蓉生为广州筹办处总理,伍耀庭、曾思普为香港筹办分处总理,以专贵成。

中医药学校省港等分处成立后,粤省署迟迟未肯输学校立案事宜。1917年冬,总理卢乃潼亲赴北平面见内政部长,几经艰辛努力,始获成功。1918年1月15日,奉内政部第198号批文,应准如呈立案。1月27日,又接粤省省长公署第151号批文,准予备案候行省会警察厅切实保护。

1924年9月15日,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建成举行开学典礼,首任校长卢乃潼发表演讲:“中国天然之药产,岁值万万,民生国课,多给于斯,傥因中医衰落,中药随之,其关系至大,本校设立之宗旨,习中医以存中药,由中医以通西医,保存国粹。维护土货,以养成医学之人才。”这是卢氏对学生的训词,也可以说是省港中医界创办教育之目的。

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至1955年停办。三十年来共有毕业生21届571人,曾学课于该校者322人合计893人,培养大批优秀中医药人才,他的学生中有很多是广州市、广东省,甚至是全国的名老中医如张阶平、李仲守、罗元恺、邓铁涛、刘仕昌等,都是中医界的元老。他们自身也是广州中医学院,也就是现在广州中医药大学的教师,用自己的学识和临床经验培养着中医的后来人,是中医的传薪之人,为中医的发展发挥着自己的光和热。

广东中医的社团和中医学校大部分成立于二十世纪初,那是一个国家动荡、中医饱受摧残,风雨飘摇的年代,也就是因为有了当时中医人坚忍的斗争,创办了这些中医的社团和学校,让更多人认识和学习了中医,扩大了中医的影响,才有了中医的得以保存和后来的进一步发展。因此,从这一点上说,中医社团和中医学校的创办是中医发展的重要契机,在中医发展史上是一个重要的举措。
 
岭南医史篇之十八:《岭南中医药刊物》

刘小斌广州中医药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中医药期刊系指有关中医药学的定期连续出版物,这种学术交流形式是近代西方文化传入的结果。现存最早的广东中医期刊,是民国十一年(1920年)由广东赞育医社出版的《赞育月刊》。当然,在此之前,广东地区中医药界人士就已定期出版过一些中医刊物,如官复原职学求益社定期出版的《广州医学求益社课本》,这些课本收载了清末民初广东地区名医撰写的中医学术论文,是研究广东近代中医学术发展不可多得珍贵资料。不过,这些课本虽然是定期出版并更新,但是似乎仍未能算作正式期刊,属于教材性质的中医书籍。
广东中医期刊的大量出现,是在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据已有资料统计,截止1949年共有《赞育月刊》等37种中医杂志出版,并且至于还有26种见存,其他十一种也有文献记载。
广东的中医药期刊大部分出现在1929年中医风潮之后,是广东中医界对当时的国民政府对中医的压制甚至想废除中医的政策的一种反抗手段,是抗争的重要舆论阵地,是广东中医药界前辈面对邪恶势力进行的不屈不挠抗争的见证。
广东最出名的中医药学杂志是1931年1月由岭南医林一谔社创办的《医林一谔》,该刊是在陈任枚校长的支持下创办的,主编是广东中医专科学校的李仲守和陈亦毅。刊名出自《史记》:“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该刊文笔犀利,网点鲜明,风行一时,蜚声海外,在近代广东中医史上占有一定地位。由于当时的国民政府中央卫生委员会会议决议废止中药四项措施,其中有一项是“取缔新闻杂志等非科学医之宣传品”,《医林一谔》为此专门印刊了“医药生机专号特辑”,洋洋洒洒19余万言,谓教卫二部焚坑国医国药之痛史不可忘,并详细搜载了广东陈任枚等11位参加中央国医馆成立大会的代表在所做的种种努力,俱极详备,不仅是当时抨击当局的重要文章,也是当代研究中医近代史的重要文献。
广东的中医期刊又是伴随着中医教育事业的发展而逐渐创办增多的。解放前广州主要有三间中医学校,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广东光汉中医专门学校、广州汉兴国立国医学校。相当一部分的期刊即由这三所学校出版,其中以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出版期刊最多,共计九种。中医学校是培养人才的地方,许多有名的期刊编辑即出身于此,如廖伯鲁,张阶平,陈亦毅,李仲守,罗元恺,赵思兢等等,他们都曾是中医专校的学生或老师,系统地接受过中医课程教育,故能较好地肩负起编辑发行中医期刊的重担。
《广东医药杂志》是1926年4月10日由广东中医药专科学校学生会创办的,其办刊的宗旨是:“研究国际性的医药学,不分轸哉门户,中西新旧学说……”内容分专、讲义、论说、考证、医案、常识、评坛、文艺、医字顾问、杂报等10门。该刊与该校教务处主编的《中医杂志》一同问世,得到校长卢乃潼、教师卢朋着等的大力支持。投稿者除该校师生之外,也有相当数量的外地来稿。该刊中西兼采,除研讨中医学术外,每期都有相当篇幅介绍近代医药知识。此外,该刊对该校学生会的活动情况有详细的记录。
由于解放前中医办期刊,经费没有固定来源,所以期刊种类数量虽多,但寿命却不长,一般出版三、五期即销声匿迹。张阶平编辑的《杏林医学月刊》出至101期,期数最多,每期发行量约千余份。
《杏林医学月报》是在广东中医专科学校校长陈任枚的支持下由广州中医药专门学校杏林医学社创办出版的,主编是张阶平等。其宗旨是融贯古今,沟通中外,研究中国医药之实用价值,宣传我国中医药文化。从1929年1月创刊,出版至1937年7月。除1929年2月、12月因故停版外,该刊每年出版12期,每月1期。现广州存有1929年1月至1937年7月的1~101期,是民国暑期广东中医刊物出版时间较长,出版期数最多者,也是现今广州市内保存最完整的中医期刊,经统计,该刊所刊载的中医文献(包括医论、医话、医案和医事等)共有1 402篇,作者253名。《杏林医学月报》在政府对中医采取压制政策的二三十年代,在中医风雨飘摇之际,坚持出版近九年,成为中医界前辈为中医争取生存权,抗击邪恶势力的重要武器,是30年代广东中医界重要的学术和舆论阵地。
在二十世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那个动荡的年代,中医药学术期刊的出版不仅是中医药学术思想的传播的需要,更是中医药争取生存权利的武器。随着时代的发展,建国后,党和政府重视支持中医药的发展,各地创办中攻医药刊物。广东出版的《广东中医》、《新中医》、《广州中医学院学报》都蓬勃发展。可见,中医期刊只有列入国家出版计划管理范围,才能有更大的发展。
 
岭南医史篇之十九:《破腹穿肠能活命》

李姝淳 刘小斌 广东省中医院名医工作室

香港电影《黄飞鸿》系列风靡华人世界,“广东十虎”黄飞鸿和他的宝芝林也“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影片中的黄飞鸿是“打遍天下”的一代武术宗师,而在现实中黄飞鸿不仅武功了得,医术也相当高明,是着名的岭南骨伤科医生。

岭南骨伤科在人民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它以精确的理伤手法和独特的固定方法以及行之有效的伤科用药着称于世。近代广东骨伤科名医大都武打出身,故武林与医林在历史上有着渊源联系,除了传奇人物黄飞鸿之外,清末民初省港澳佛骨伤科名医有何竹林、蔡忠、管镇干、李干才、梁财信等。
何竹林,字炳燊,南海九江乡人。何氏8岁起即随广州光孝寺一老和尚(属少林派)习武学医,17岁炼就一身功夫,体格魁梧,膂力过人。18岁外出离家,沿途卖药行医,由广州经南雄珠矾古道入江西,走湖北,访河南,抵北平,后出关外直至哈尔滨,返粤时途经山东、江苏等地,时历3年,行程两万里,学识视野大为开阔。21岁起在广州长寿路开设医馆,救治外伤病人无数。据说上世纪20年代孙中山平定西关商团暴乱的时候,有一些市民被流弹所伤,肚里的肠子都流出来了,何竹林帮他把肠子塞回肚里,再用麦线封回,终于把该市民救活了。到了30年代西关的乐善戏院失火,很多受伤的市民就被送到何竹林的医馆救治。有一个女人从楼上跳下,已经昏迷不醒,大家以为她已经死掉了,最后还是被何竹林救活。于是何竹林被称为“穿肠破肚能活命”。

岭南骨伤科的另一个特点是家族行医,很多着名的骨伤科医生都是一家,甚至一族行医。蔡忠、管镇干、李才干等都成长于这样的骨伤科家族,这种家族行医更有利于临床经验的传授和手法技术的改进发展等。

蔡忠,又名高佬忠,原籍雷州半岛海康县人,少年师从戏班武师锦新学艺,锦新是少林派嫡系洪熙官的曾徒孙,蔡忠尽得其师武技医术奥妙,为新锦的得意弟子。蔡忠学成之后,远涉南洋新加坡,创制跌打刀伤万花油。民国初年,蔡忠返回广州,在西关越秀南设跌打骨科医馆,号名“普生园”,每日求诊者络驿不绝,为民初西关一带有名骨科医生。蔡忠医术传孙子蔡荣,蔡荣(1921—1980年),广东省名老中医,广州中医学院骨伤科教研室主任,无私献出祖传的“跌打万花油”秘方,造福于广大民众。

管镇干,字金墀,祖籍江苏武进,行伍出身,道光至咸丰年间在军队任军医二品衔,精于跌打刀伤。后流寓广东省大埔,同治年间寄居佛山开设医馆故以占籍。光绪元年4月,飓风打塌房屋,人多伤毙;光绪4年(1879年)3月佛镇城西大风刮后继以火灾,死伤尤惨;光绪十一年(1885年)4月佛山火药局被焚附近房屋倾跌压伤无数。管镇干三度抢险赴救,治愈外伤、烧伤患者无数,遂而名声大噪。管氏卒年72岁,当地人民为纪念他拯溺救焚不受酬金的崇高医德医术,建造忠义祠牌坊,光绪《南海县续志》为其立传。其子管炎威,号季耀,继承父亲医术,广东近代着名的外伤科医师,民国十八年(1929年)编撰有《伤科学讲义》,是年夏全国医药团体联合会在上海召开中医学校教材编辑会议,席间各位委员对于管氏所编《伤科学讲义》交口称赞不绝,管氏家族后人管霈民、管铭生亦为近现代广东名医。

李干才,字子桢,佛山人,少有膂力,善好技击,为人豪爽,尚义轻利,金山寺僧智明和尚嘉其诚朴侠义,故收之为徒弟,以跌打医术授之,学有真传,医名大噪。李干才于佛山平政桥沙涌坊开设跌打医馆,原是城西石门苦力出身,故在佛镇交运工人中甚有基础,四乡凡到佛山求治跌打刀伤者,均用车轿送至李干才医馆门下,李亦有求必应,贫苦者赠医施药,富室人家亦不索酬金,任凭封给,故光绪《佛山忠义乡志》云李干才“积业数十年曾无积累”。李干才卒年八十,医术传授儿子李广海等,李广海又被后人赞誉为“佛山杏林”。

岭南骨伤科名医有着许多独特手法。这些手法,多无医学文献记载,而主要流存在他们徒弟手里,所谓“只有法传,而无书传”形象地描述了这种情况。故此历代岭南骨伤科文献不多,现存者尤少;广东的骨伤科名医,大都没有着作存世,而其盛名于时,全凭他们的临床实干功夫,从而赢得广大群众的信赖赞誉,口碑载道于今。
 
岭南医史篇之二十一:《岭南妇科发展迅速》
李姝淳 刘小斌 广东省中医院名医工作室

中医妇科学历史悠久,早在战国时期,就有专职的妇科医生,扁鹊就在邯郸做过“带下医”,这带下医就是妇科医生。
岭南明代以前的妇科学文献虽然很少,但岭南人民代代生存,人口繁衍昌盛至今,妇儿科医生所做贡献很大。明代以后,岭南也出现一批妇科学文献著述,在许多综合性医书里,妇科内容均占一定篇幅,如何梦瑶《医方全书》内,就有《妇科良方》一册;而专门的妇科学文献著作,近代各地方志记载亦颇多,据不完全统计,近代岭南妇科专著约有十册左右。在现存的清代岭南妇科学著作中,以南海何守愚《广嗣金丹》影响较大;而岭南著名妇科学医家,近代有鹤山吕楚白、南海谢谢泽霖,现代有南海罗元恺、澄海蔡仰高等。
何守愚,字芥园,南海人,生平喜欢岐黄之术,兼以研究方术,搜集秘录多年,于清代光绪十二年(1886年)辑著《广嗣金丹》二卷。其例言说:“是书专言广嗣之法,类分四门,曰种子、曰安胎,曰保产、曰福幼。各门中皆采昔贤格论及前人妙法,经验良方分类纂入,俾阅者一目了然,易于知所适从。”由于一个出色的妇科医生必须具备丰富的儿科知识,尤其是新生儿急救知识,因此该书中有福幼一篇,因此《广嗣金丹》是一部以妇科为主的妇儿科学专门著作,各编内容,以汇辑前人文献为主,略加评述,起画龙点晴之作用。其汇辑文献,取材广博而又不失其精要,体现了何氏妇科学的理论水平及临床治疗经验。《广嗣金丹》“板存佛镇金谷楼书坊,印以数千计,盛传两粤”,可见其影响流传之广大。
罗元恺,字世弘,出身于书香之家。其父罗棣华是晚清儒生,精通医学。他幼承庭训,童年曾就读于私塾,诵四书五经及古文诗赋,并得其父之指导及熏陶,对中医学亦有所接触。1930年考入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就读,在中医学校的5年里,罗元恺勤奋学习,诵读了《内经》、《难经》、《伤寒》、《金匮》等经典著作,对中医学有了深入的理解。经5年的研修与临床实习,1935年罗元恺以总成绩第一名毕业,并留任该校附属的广东中医院任住院医师。他长时间地在临床中锻炼摸索,积累了丰富经验,为日后的中医教学科研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建国后,罗元恺积极从事中医教学工作,历任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校长、广东中医院院长、广州中医学院副院长、广州中医学院妇儿科教研室主任、广州中医学院学位评定委员会主任委员,是国家首批妇科学博士研究生导师之一。
罗元恺学术造诣很深,他认为研究中医学理论,应着重阴阳,它是中医理论体系的核心,尤其推崇张景岳学说,对妇科疾病治疗从“肾”着手,在不孕症、先兆流产、功血、痛经等妇科疾病的辨证论治方面取得显著效果。罗元恺论著颇丰,科研成果丰硕,著作有《罗元恺医著选》、《注释妇人规》、《常见妇科病的中医疗法》、《活血化瘀法对妇科疾病的运用》等,主编教材工具书《中医妇科学》、《中医儿科学》、《医学百科全书·中医妇科学分册》,研制成功的中成药有“滋肾育胎丸”、“田七痛经散”。
岭南妇科虽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名家名著较多,并在全国有一定影响,为岭南地区乃至全国的妇女医疗保健做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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