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初，常有疫病流行，但由于当时“天人感应论”泛滥，认为这是疫鬼所致，故形成了一种“岁终逐疫”的风俗。对此，王充(27—97)进行了严词驳斥。王充认为，所谓疫鬼，实是一种“中人多死”的毒烈之气。由于“气困为热”，“热极为毒"(《论衡•言毒篇》)，“毒象人之兵，则其中人，人辄死也”(《订鬼篇》)。这是用唯物主义观点解释病原并批驳谶讳迷信活动的最早文字记载。对后世影响极大。王充认为气有和与不和之分，不和之气统称为邪，邪气除了毒气能流行，还有疫疠之气和腐臭之气等等之分(这可以说是对传染病病原分类之萌芽)，其中疫疠之气是一种很易传染，危害性很大的邪气，而其流行，则往往发生在饥馑之岁，如《命义篇》说：“饥馑之岁，饿者满道，温气疫疠，千户灭门。”这些认识，比笼统地称病原为毒气，可以说是前进了一步。王充还以“草木之中，有巴豆野葛，食之凑满，颇多杀人。"“蜘蛛结网，蜚虫过之，或脱或获”等作比喻，认为“灾气加人，亦此类也。不幸遭触而死，幸者免脱而生”(《幸偶篇》)。从而对避免接触病原的重要性，起了强调作用。此外，王充还认识到传染病可以通过“气相污)，而传播，他认为“死者累，属，葬棺至十，不曰气相污，而曰葬日凶”(《辨祟篇》)，这是很愚蠢的。总之，从《论衡》来看，王充对传染病的认识很为深刻，其医学思想，对后世影响不小，但由于他不是医家，《论衡》又非医学著作，故尚为人们所忽视，实则此书很值得引起研究中医学者的重视。汉代刘熙之《释名》中：“注病，一人死，一人复得，气相灌注也。”其说与王充的“气相污”说相一致。这都说明，我国早在3—4世纪时，就已知道某些传染病是通过空气而传播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