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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中医
王昆文
余秋雨先生把中医提高到君子的高度来看待，这是很有见识的。他说：“君子大爱的人格是中华文化优秀传统”，“历史上有好多的名医，其实就是最好的君子，救人危难，日夜不停地去帮助别人，这就是一个最高的君子”。他认为，“君子之道，第一是大善，第二是不比，第三是中庸，第四是知耻。”
下面，我就他的这个说法谈一些个人的理解。
首先，余秋雨先生所谓的君子形象，实际上在唐代名医孙思邈所撰的《大医精诚》一篇文字中已经作了清楚而生动的描述，即“凡大医治病∠∠∠∠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见彼苦恼，若己有之，深心凄怆∠∠∠∠。”这就是所谓大善和大爱。
如清代医家王孟英就是这样的一位君子。彭兰媛在为《归砚录》所撰序言中就说：“王公孟英，博雅君子也。”他不仅“遇频危之证，人望而却走者，必竭思以拯之∠∠∠∠凡人有所求，力能者必应之”，而且“视病不受贫者之酬”，“肠热胆坚，极堪依赖”。尤为可贵的是，一些疑难杂症，诸治不应，而被王孟英治愈后，他并不自夸自擂，而是谦逊地说：“余侥幸成功，实深惭恧(nv)”，或云“余却愧抄来墨卷也”。虽然其妙术仁声，播于遐迩，而尤“清夜扪心，惭无实学，而虚名幸获，隐匿殊多”。这就是“不比”和“知耻”。正如孙思邈所说：“夫为医之法，不得∠∠∠∠匠说是非，议论人物，炫耀声名，诋毁诸医，自矜己德。”孔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即不计较个人得失，不拉帮结派，不排斥和贬低其他医生，不嫉妒他人。所以历史上各位中医师之间，中医师与患者及其家属之间，一般都能保持和谐与友好的关系，根本未出现过什么医疗纠纷。
又如清代医家邹润安也是一个君子式的人物。先生“以积学敦庸行，为世通儒”，品德高尚，著作等身。他曾多次拒绝乡人的推荐，不愿步入仕途为官，而甘隐于医，甘愿过清贫的日子。汤用中在《本经序疏要》跋中说他“为人治病，必先单家而后巨室，非盛寒暑，未尝乘舆”。
还有近代江浙名医金子久先生，他虽享年仅五十一岁，但其医德与医术均享盛名。尝谓其门弟子曰：“医者之对于病家，天职所在，无可或亏。不拘于地，不限于时，有招必往，有法必施”，“虽风雨深夜不能阻”。对寡妇孤儿，免收诊金，且资助药费。故慕名而负笈从学者，先后达一百五十余人。他还说：“医之为道，既不可偏执一端，亦不当轻讥同业。学力心机，相资并用，庶多一经验，而后少一谬误。”
楼宇烈教授为《中医药文化》创刊三十周年所题写的贺词云：“师天地心广大，顺自然致中和。”这算是讲到了中医的核心、内涵与实质。
中医，中医，就是以“中”为“医”。“中”是主位、君位、准绳、圭皋和核心；“医”为次位、臣位。孟子曰：“执中无权，犹执一也。”就是说，紧紧地把握住“中”，在这个问题上来不得权变，犹如抓住唯一。这个“一”是什么？就是“道”，就是“损有余而补不足”的道，就是“因而和之，是谓圣度”的道。这个“和”，就是中庸，就是调和。中药的组合配方，就是要达到一个“和”的效果，使气血和，寒热和，表里内外和，阴阳和。
孔子认为，中庸之道是最高的道德，是至德。中医就是讲中庸的，就是把中庸之道当成自己的最高哲学或治病的最高原则。所以中医就是中和之医，就是要“致中和”。而“致中和”就是从效法自然得来的。《中庸》讲“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反之，如果不是“致中和”，则天地都不能各安其位，万物也不能生长发育，也就没有了生命，还谈什么医学?
由此看来，每一个中医都应该以君子的标准来要求自己，或者说要求达到君子的标准，这样才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中医。
当我们面对“乃敢奋编摩之志，撍纂述之权，岁历三十捻，书考八百余家，稿凡三易”，编修而成煌煌巨著《本草纲目》的李时珍；当我们得知龚庭贤“竭生平卒父业，著成此书(《万病回春》)，盖愚者一得，医人本分事耳”的自白；当我们见到雷丰在《时病论》的自序中写道“成书数卷，聊以课徒，若云问世，则吾岂敢”；当我们读到张锡纯在其照片上自题的“独有拳拳消未尽，同胞疴痒系私衷”的诗句；当我们了解王孟英以一代赫赫名医的身份，竟然“贫无椎地，赁屋而居”，虽苟全性命于乱世，而仍痴心于医学事业与追求，时时不忘患者的献身精神∠∠∠∠∠，敬爱的读者，您是否会对这些名医，这些君子，表示由衷的敬意？
中国历代的许多名医，他们都是有着高尚人格的人，尽管他们没有什么文凭或职称，但他们都说得上有文化，他们有令人尊敬的、习惯的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
余秋雨先生说：“如果用一个字来概括君子之道的话，要么是德，要么是善，或者孔子讲的仁。”德、善、仁，其于中医，何其近也！故称中医为君子是很恰当的。在中医历史上曾经出现的君子中医或中医君子，可谓多矣！但愿现时代的每一个中医都成为令人尊敬的谦谦君子。
2015、9、30
王昆文
余秋雨先生把中医提高到君子的高度来看待，这是很有见识的。他说：“君子大爱的人格是中华文化优秀传统”，“历史上有好多的名医，其实就是最好的君子，救人危难，日夜不停地去帮助别人，这就是一个最高的君子”。他认为，“君子之道，第一是大善，第二是不比，第三是中庸，第四是知耻。”
下面，我就他的这个说法谈一些个人的理解。
首先，余秋雨先生所谓的君子形象，实际上在唐代名医孙思邈所撰的《大医精诚》一篇文字中已经作了清楚而生动的描述，即“凡大医治病∠∠∠∠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见彼苦恼，若己有之，深心凄怆∠∠∠∠。”这就是所谓大善和大爱。
如清代医家王孟英就是这样的一位君子。彭兰媛在为《归砚录》所撰序言中就说：“王公孟英，博雅君子也。”他不仅“遇频危之证，人望而却走者，必竭思以拯之∠∠∠∠凡人有所求，力能者必应之”，而且“视病不受贫者之酬”，“肠热胆坚，极堪依赖”。尤为可贵的是，一些疑难杂症，诸治不应，而被王孟英治愈后，他并不自夸自擂，而是谦逊地说：“余侥幸成功，实深惭恧(nv)”，或云“余却愧抄来墨卷也”。虽然其妙术仁声，播于遐迩，而尤“清夜扪心，惭无实学，而虚名幸获，隐匿殊多”。这就是“不比”和“知耻”。正如孙思邈所说：“夫为医之法，不得∠∠∠∠匠说是非，议论人物，炫耀声名，诋毁诸医，自矜己德。”孔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即不计较个人得失，不拉帮结派，不排斥和贬低其他医生，不嫉妒他人。所以历史上各位中医师之间，中医师与患者及其家属之间，一般都能保持和谐与友好的关系，根本未出现过什么医疗纠纷。
又如清代医家邹润安也是一个君子式的人物。先生“以积学敦庸行，为世通儒”，品德高尚，著作等身。他曾多次拒绝乡人的推荐，不愿步入仕途为官，而甘隐于医，甘愿过清贫的日子。汤用中在《本经序疏要》跋中说他“为人治病，必先单家而后巨室，非盛寒暑，未尝乘舆”。
还有近代江浙名医金子久先生，他虽享年仅五十一岁，但其医德与医术均享盛名。尝谓其门弟子曰：“医者之对于病家，天职所在，无可或亏。不拘于地，不限于时，有招必往，有法必施”，“虽风雨深夜不能阻”。对寡妇孤儿，免收诊金，且资助药费。故慕名而负笈从学者，先后达一百五十余人。他还说：“医之为道，既不可偏执一端，亦不当轻讥同业。学力心机，相资并用，庶多一经验，而后少一谬误。”
楼宇烈教授为《中医药文化》创刊三十周年所题写的贺词云：“师天地心广大，顺自然致中和。”这算是讲到了中医的核心、内涵与实质。
中医，中医，就是以“中”为“医”。“中”是主位、君位、准绳、圭皋和核心；“医”为次位、臣位。孟子曰：“执中无权，犹执一也。”就是说，紧紧地把握住“中”，在这个问题上来不得权变，犹如抓住唯一。这个“一”是什么？就是“道”，就是“损有余而补不足”的道，就是“因而和之，是谓圣度”的道。这个“和”，就是中庸，就是调和。中药的组合配方，就是要达到一个“和”的效果，使气血和，寒热和，表里内外和，阴阳和。
孔子认为，中庸之道是最高的道德，是至德。中医就是讲中庸的，就是把中庸之道当成自己的最高哲学或治病的最高原则。所以中医就是中和之医，就是要“致中和”。而“致中和”就是从效法自然得来的。《中庸》讲“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反之，如果不是“致中和”，则天地都不能各安其位，万物也不能生长发育，也就没有了生命，还谈什么医学?
由此看来，每一个中医都应该以君子的标准来要求自己，或者说要求达到君子的标准，这样才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中医。
当我们面对“乃敢奋编摩之志，撍纂述之权，岁历三十捻，书考八百余家，稿凡三易”，编修而成煌煌巨著《本草纲目》的李时珍；当我们得知龚庭贤“竭生平卒父业，著成此书(《万病回春》)，盖愚者一得，医人本分事耳”的自白；当我们见到雷丰在《时病论》的自序中写道“成书数卷，聊以课徒，若云问世，则吾岂敢”；当我们读到张锡纯在其照片上自题的“独有拳拳消未尽，同胞疴痒系私衷”的诗句；当我们了解王孟英以一代赫赫名医的身份，竟然“贫无椎地，赁屋而居”，虽苟全性命于乱世，而仍痴心于医学事业与追求，时时不忘患者的献身精神∠∠∠∠∠，敬爱的读者，您是否会对这些名医，这些君子，表示由衷的敬意？
中国历代的许多名医，他们都是有着高尚人格的人，尽管他们没有什么文凭或职称，但他们都说得上有文化，他们有令人尊敬的、习惯的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
余秋雨先生说：“如果用一个字来概括君子之道的话，要么是德，要么是善，或者孔子讲的仁。”德、善、仁，其于中医，何其近也！故称中医为君子是很恰当的。在中医历史上曾经出现的君子中医或中医君子，可谓多矣！但愿现时代的每一个中医都成为令人尊敬的谦谦君子。
2015、9、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