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自然科学衰亡与中医顽强生存缘由

[马桢伟谈中医]

第五节：『中医象数4、5、6、8辨证模型现代解释』之二
古代自然科学衰亡与中医顽强生存缘由


一、‘阴阳多少划分’转化为生产力的必要条件
㈠高唱赞歌之余，不得不引起反思的大问题
就是这种跨学科性质的一元论阴阳数理秩序演化，千百年来，使易经和易学文化成为：“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以逮方外之炉火，皆可援易以为说。”(《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使中国古代文明和科学技术直至十六世纪中叶以前，曾经一直领先于世界各国上千年。
当今哲学界有人认为：“十六世纪以前中华文化、中医文化有以道、易为代表的一大批一级概念为理论指导，通过‘体之于身而知‘道’’，系统把握事物内在规律，使中国文化和科学一直走在世界前列；十六世纪以后此类概念和方法逐渐被实用主义的技术发展所替代，致使中国文化和科学反被西方超越而甩在他们身后，其中的答案与此有很大的关系。”
此一观点，也许从跨学科科学角度理解确有几分道理，但是面对的现状是：古代优秀传统文化指导下的自然科学，经过历史车轮的碾压，今天几乎全军覆没，唯一仅剩的中医学乃处于“生死存亡”之边缘，一大批“有识之士”，从新文化运动的旗手李大钊、陈独秀、胡适、鲁迅等到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乃至当今否定中医的何祚庥、张功耀等都曾经或仍在对以‘易学’为核心的传统文化发展道路提出质疑和非难。对此，就连当今卫生部部长陈竺(一个支持中医的科学家)也只能无奈感叹：“我非常支持中医。我实在搞不明白有些大牌科学家为什么不理解中医。”可见其压力之大。很显然这个曾经引领古人走在世界前列、国人引以骄傲的传统发展之路，不说已经过时，至少在今天吾辈手中已经失去了往日的风采。何以如此？为何这个‘欧洲科学的灵感来源’到了今天吾辈手中常常反成了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累赘和包袱，这是一个当今高唱赞歌之余，放在我们面前，不得不引起反思的大问题。不搞清这个大问题，任何有关‘易学是否科学？’‘中医是否科学？’… 的争论和漫骂，似乎都犹如儿戏，显得有些小家子气，谈何‘抢救中医’‘抢救中华传统优秀文化’？
㈡科学二维度与古代‘阴阳多少划分’象数理论
⑴现代科学认识的科学二维度：
闵家胤在研究系统科学时，对以往的学科和现代的一般方法论学科作了分类比较。它认为，古典科学，如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心理学、经济学、社会学、生态学、地质学和天文学，这是科学的第一维度，它们都有作为研究对象的某种实体；而现代系统科学，如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灰色系统论、等级控制理论、系统动力学、自组织理论(耗散结构理论、协同论、超循环论、突变理论)、混沌理论和大系统理论，这是科学的第二维度，它们的研究对象不是具体实体，而是具有某种属性关系的抽象模型。其用一个平面直角坐标系形象地标示出这两个维度的科学，见下图。[img=553,290]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ksohtml/wps_clip_image1.png[/img]
高德认为，古典科学大都是物质运动的科学，它们研究和认识的是某种物质或某种实体的结构和运动规律；而系统科学大都是秩序运动的科学，它们研究和认识的是某种秩序运动变化过程的规律。(见高德《秩序论--象数学及中医哲学理论实质》)
⑵中国古代象数学理论更趋近和归属于科学的第二维度
而上述有论，中国古代象数学理论，包括《周易》理论和中医理论，本质上都是以阴阳多少划分为构建的一元论阴阳数理秩序演化，都是一种描述事物过程周期秩序变化的抽象模型，实践证明它们都具有相当程度的跨学科性质，无疑应该更趋近和归属于科学的第二维度-系统科学维度。
⑶第二维度科学属性决定了必须同具体自然科学、实践方法(应用科学)相结合
然而，第二维度的跨学科系统科学的本质属性决定了它们并非传统意义上的‘自然科学’(古典科学维度)，正如科学泰斗钱学森所言：“象数学和中医理论蕴含着许多现代系统论思想”，“从这一点上看，中医理论是前科学(超前科学)，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科学。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自然科学。”它们“放之四海皆准”，类似于哲学能指导自然科学，是基础科学之基础，只是其更多的偏重于‘形而上’从思维范畴解放生产力。同所有基础自然科学一样，要创造真正实际意义上‘看得见摸得着’的生产力，就必须同具体自然科学、实践方法(应用科学)相结合，才能真正体现其转化为生产力的科学性质。
古代《医门棒喝》论医本于易说：“夫易者交易、变易、不易之义也，交易变易以表事物之变化，而变化之中，自有不易之理存焉。……然师于易者，各有所宗，儒者宗理，医者宗气，术者宗数，同本一体，而用各异，故立言垂法，迥然不同。必知其用之异，方明其体之同，明体方能达用，不明乎体而谈道，失之远矣。”(《易经》认为一切事物都在运动变化，而规律不变(第二科学维度道理)。学习易者，用于不同的学科得到的方法迥异。必须通过与具体学科和实践方法相结合了解异，方能明白此同(第二科学维度道理)而致用，不明白此道理而谈道，离开易之本意远矣。)
反之倘若离开了同具体自然科学、实践方法相结合，那么哲学成了宗教，象数学成了算命理论，就连系统论也只能成为束之高阁的教条！
㈢科学学科三个层面与中医理论三级概念范畴

⑴科学学科的三个层面
何以如此，原来任何传统意义上的科学学科(古典科学维度)都可以大致分为【理】【法】【技】三个层面，【理】是道理、原理、规律、乃至定律、公式等，包括对其有指导意义的一部分哲学、人文、社会和跨学科科学内容。【法】是方法、方式，运用理和技(术)构成进入和解决问题的系统控制模型。【技】又称为‘术’，是具体的实践操作技巧和技术。三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其中构建系统控制模型显得尤为重要，因为常常系统控制模型(法)的建立是标志其第二科学维度-系统跨学科科学思想(方法论科学)，真正开始发挥解放生产力之科学性质。
用现代计算机技术打比方，从二进制到现代电子、声、光、信息技术乃至编写系统软件之工具，属‘理’；系统操作软件(微软winduos和其它工作软件构成系统操作界面)属‘法’；具体操作技巧、各种修理技术属‘术’。稍能了解一些计算机发展史的都明白，计算机技术真正开始创造巨大社会效应是系统操作软件构成系统操作平台界面(系统控制模型)‘法’的建立，标志着计算机技术开始进入社会各个领域，直接提升社会生产力的时代到来。
然而，几乎所有的‘法’都是‘理’和‘术’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积累发展到一定规模的产物。缺乏‘术’的铺垫‘理’空无一用(中医有言：“熟读王叔和，不如游方郎中。”)；没有‘理’的指导而求‘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不可能有系统控制模型‘法’的发展(“千方易得，一效难求。”“不知易不足以为工(医)。”)。
⑵传统中医理论概念的一个三级分类
《庄子》有言：“大知闲闲，小知间间；大言炎炎，小言詹詹。”(意思说，大系统总体性质规律的知识是广博、深远、综合、系统的，子系统局部性质规律的知识是细微、精致、分析、具体的；大系统总体性质规律的描述表达是概括抽象的，子系统局部性质规律的描述表达是复杂繁琐的。)两者不可偏废。有些类似于今天人们常说的“战略上藐视，战术上重视”。对应于中国科学院中医研究院傅景华老师对传统中医理论概念的一个三级分类。
(列表说明)：
[td=1,1,113]一级概念范畴
【明理】
[td=1,1,137]道(太极元气阴阳合而为道)气(精气神)、数、序、势、象等
[td=1,1,99]基础理论概念
(一元论阴阳数理秩序演化)
[td=1,1,114]系统信息控制、跨学科科学思想
[td=1,1,103]因不易理解而易被抛弃
[td=1,1,113]二级概念范畴
【定法】
[td=1,1,137]阴阳、五行、藏象、经络、病因、病机等
[td=1,1,99]应用理论概念
(辨证施治方法)
[td=1,1,114]系统信息控制模型分类
[td=1,1,103]因机械对应而易被曲解
[td=1,1,113]三级概念范畴
【合于术数】
[td=1,1,137]摄生、诊道、治道、方剂、本草、针灸等
[td=1,1,99]治法理论概念
(中医技法方药)
[td=1,1,114]系统信息控制、具体方法和手段
[td=1,1,103]因功利主义而易被异化
由此可知，中医理论应该是一个【明理】【定法】【合于术数】、理法方药技并存的广义范畴，并非仅是通常习惯所指的阴阳、五行、脏腑、经络、病因、病机……狭义二级概念范畴。把习惯上的中医基础理论(诸二级概念)混同于中医理论是当今中(西)医界普遍存在的一种常见病。
⑶辨证施治方法是理和术相结合积累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
中医理论中诸多辨证施治方法，如经络辨证、六经辨证、五行藏象辨证、卫气营血辨证、三焦辨证等，都是中医之理(一元论阴阳数理秩序演化)和术(中医技法方药)相结合积累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一种相对范畴内的简单系统控制模型(操作平台界面)，它们是标志着中医理论成熟和发展程度的核心构建。故人们每每谈起中医和中医理论，几乎无一例外的将‘整体系统’‘辨证施治’并立为中医两大法宝。其实‘整体系统’是灵魂，‘辨证施治’方法才是核心构建。

《黄帝内经·素问·气交变大论》言：“善言天者，必应于人；善言古者，必验于今；善言气者，必彰于物；善于应者，同天地之化；善言化言变者，通神明之理，非夫子孰能言至道欤！”(能够解释天下事物变化规律的道理，必须经得起人们实践检验；能够真正明白古人昨天的道理，必然是经过今天的社会实践；能够搞清看不见摸不着的‘气理’关系，必须通过与自然科学、生产实践相结合；能够建立把握事物变化发展的控制模型(应变)，相当于把握了天地造化；能够了解把握事物变化发展趋势、结果的控制模型，如同知道了神(上帝)的旨意，不是具有很大学问的社会实践者(夫子)，谁又敢说已经明白了这至高无上的‘气理’之道呢？)
⑷中医成才之路就是明理求术构建自己独特的辨证施治方法
同理，今天医界公认的中医成才之路“发皇古义、博采众方、融会新知、独辟蹊径。”这个历代医家发展中医之共识，同样在提示和要求后学中医之辈：要做一个好医生，必须通过发皇古义(学‘理’明理)，博采众方(与大量医‘术’相结合)，融会新知(与时俱进、师古而不泥古)，独辟蹊径(建立自己独特的系统控制模型-辨证施治方法)，而发展中医。因为只有新的系统控制模型、新的辨证施治方法的建立，中医核心构建(法)的与时俱进，才是中医理论(理)和中医实践(术)相结合，真正展开其第二科学维度(系统控制方法)翅膀，孕育着新的生产力、创造新的社会效应时代到来的标志。
㈣科学解放生产力三个条件与古代自然科学衰亡

⑴科学解放生产力的三个条件
记得有个大科学家曾经说过：“科学之所以能解放生产力成就其科学之伟大，就其原因而言，一是将经验同试验相结合(理和术相结合)，二是需要细心地分析和演绎推理(建立结构或系统控制模型)，三是必须与一定的历史条件和社会需求相吻合(与时俱进)。”
⑵封建统治的社会需求让‘气理’之道偏离了自然科学范畴
虽然，蕴含着第二科学维度-系统思想的‘气理’之道，本就是我国古代知识分子赖以“修身、养性、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德行为准则、安身立命之本(世界观、认识论实践论)，同古代世界各国的伟人一样，由于第二科学维度的渗透，科学事业具有深刻的文化背景，科学思想与信仰体系-哲学、宗教、政治、文学等紧密相关，常常一个伟人集哲学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科学家等诸多殊荣于一身(古人早已认识将跨学科理论落实于各个具体自然科学、生产实践之中)。但是，正如老子《道德经》所预言，几千年的封建统治“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也，而乱之首也。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也。”我们不难发现人类社会正沿着道治、德治、仁治、义治、礼治、信治、愚(智)治七大阶段一步步下滑，(市场经济更多趋于利治)。千百年来的封建统治需求，客观上让几乎所有的‘理’必须服从整个封建社会的唯一重中之重-为解释皇权服务，使具有第二科学维度跨学科系统思想的气理之道逐渐失去了与自然科学、生产实践相结合的方向，沦落为实际意义上的皇权御用工具。从秦始皇焚书坑儒、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到唐宋佛、道、儒理学之争，道家黄老的‘恬淡虚无、顺势而为’、老子的‘民得民母、道德精神’变成了道教“一元化三清和元始天尊”的神灵系统(治国理论)；外来佛教用“有助王化”站稳了脚跟；儒学(儒教)吸纳了道家的元气理论、释家的因果报应，形成了解释皇帝贵为‘天子’的‘气理’学说，更是成了中国封建社会‘政教合一’统治之利器(见李申《儒学与儒教》)。‘百业皆卑微，唯有读书高’让中国知识分子的‘理’(具有第二科学维度的跨学科系统思想)，唯一只有一条出路‘卖于帝皇家’当官治理百姓(偏重于社会学和人文学)，退而求其次‘不做良相，宁做良医’(中医学是唯一没有衰败的自然科学)；或者干脆蜕变为文人雅士之嗜好、附庸风雅之娱乐；复杂的气理之学，因为不能与生产实践相结合，辛苦研究一生，倘若不能做官，为了谋生，最佳途径大概也只有违背“知易者不占”之古训，把阴阳划分的气理度势(分析预测)，变成算命赚钱之学；与自然科学、生产实践相结合相去甚远！
⑶走样的气理学说常常走向阻碍自然科学发展的反面
因为实用主义的需要，常常还会把古人的世界观、认识论、方法论、道德行为准则蜕变为迎合科举考试的‘学’和‘术’，此举不仅让此‘学’和‘术’因为不明古人‘理’之内涵，过分追求外在形式上的细节近似(八股)，盲目循古复古而泥古，以至出现了大量类似‘杨贵妃是否处女’‘大观园马桶放在何方’‘张仲景是否真的当过太守’……古代学术‘豆腐渣工程’，还会把大量真正‘理’和‘术’相结合的产物和技术(偏于自然科学范畴内容)，被排挤在知识体系和知识分子以外，因身份卑微得不到足够的重视，不能进入主流体系而不能上升为理论或被‘理’所接纳，慢慢失传而消亡是其必然。发展到一定阶段严重地影响和阻碍了自然科学技术的发展，甚至此类为了维护皇权而走样的气理学说，常常还会被保守派拿来用作反对要求变法改革、与时俱进的武器。如宋神宗时期的王安石变法就是被保守派将自然灾害解释成上苍(天)之震怒惩罚而遭夭折。
⑷缺乏‘理’概括整理的自然科学难成气候(系统)
古代先哲们迫于当时科学水平，创造性抽象的、带有思辨主义猜想的阴阳多少划分-哲学构想系统，虽然在封建制度早期(上升时期)也曾经为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做出了相当的贡献，一度领先于世界前列，但由于过于注重维护皇权而走样的思辨主义‘理’不能与生产实践‘术’相结合，不能产生系统或结构控制模型‘法’，于是大多只能偏于实用性的记载。如农学著作不可谓不多，但大体上都是各种农业生产具体经验的记载，几乎未曾作出过理论性的概括和总结，更没有形成理论体系。天文学基本上是为制定历法服务的，虽然天象观察上有许多成果，却极少理论性探讨，也从未认真研究过宇宙结构模型。古代数学虽然成就甚大，刘徽也作过一些理论性的探索，但这样的工作在皇权高于一切体系中，不可能得以继续和展开。外来先进的、有价值的东西即使传入，亦常常难以立足。如三角学早已介绍进来，《几乎原本》早已译成汉文，托勒密的宇宙体系也早已传入，但均未见反响。总之一些具体技术也许可被接受，但作为一种思想或体系就很难被接纳了。此实在是第二科学维度-系统思想的‘气理’之道，被封建制度僵化，不能与自然科学、生产实践相结合，不思与时俱进，更无从建立新的系统控制模型带来新的生产力，衰亡是其必然！
⑸不能解放生产力的“西学中源说”空无一用
发展是硬道理，不思与时俱进必然落后。直至明代中期仍然领先的我国古代科技，不仅很快被资本主义的欧洲所超过，而且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之后，更是一蹶不振。虽然当年(明清之际)“西学中源”说(传统经学对西学东渐的消极反应)曾经一度很大程度上鼓舞了国人之士气，即1895年严复作《救亡决论》中批评的：学者们为了扬己抑人，于是夸张博雅，将物理学、化学、电学等等，全都被说成是源于中国，中国古已有之。“于古书中猎取近似陈言，谓西学皆中土所已有，羌无新奇。如星气始于臾区，勾股始于隶首……机器创于班墨……气学出于亢仓……电学源于关尹……。”但是不能解放生产力之空谈何济？落后必然挨打！马克思说：“彼得大帝用野蛮和皮鞭解决了俄罗斯的野蛮与落后。”帝国主义列强用舰船利炮敲开了清政府闭关锁国之大门，两次鸦片战争惊醒了中国知识分子和统治阶级狂妄自大的美梦，被迫进行洋务改革，庚子之变又让慈禧太后和袁世凯(1906年)不得不忍痛废除了封建科举制度(光绪皇帝戊戌变法没有成功的内容)，切断了孔家店的龙脉，使一直维系着中国封建统治的儒家政教合一制度，真正意义上名存实亡，迅速土崩瓦解。

㈤历史地、宽泛地、为了后来研究中医发展史
⑴历史地、宽泛地看待前辈行为，有利于正确理解‘气理’之道
“不能与自然科学、生产实践相结合，不思与时俱进的传统文化，终于在年轻但强有力的敌手面前遭受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惨败。为了生存，当时先进的中国人不得不抛弃传统，向敌人学习，到敌人统治的地区去寻找更先进的文化(至少能够求得生存的文化)。经过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改革开放，时至今日，当我们在学习西方的运动中有了一定的成效，中华民族已经度过了那频临灭亡的历史时期之后，再来反思我们的过去，油然而生的民族情节会使我们对传统文化的命运感到痛惜，毕竟列祖列宗的遗产还有着大量的好东西，有的甚至正是我们对手的梦寐以求。这种非常可贵的感情甚至可能使我们指责上一代：为什么要抛弃列祖列宗的遗产？然而，倘若那些被后辈指责的前辈们地下有灵，在饱听了后辈的谴责之后，只消一句话，就可以让那些谴责变得浅薄和无聊：孩子，没法活啊！一个家庭在危急之机，也不惜变卖祖宗的遗产，一个民族难道能够抱着祖宗的遗产灭亡吗？难道这样就对得起列祖列宗了吗？”(见李申《儒学与儒教》)。同理，看一看今天有多少著名老中医每每遇到急病，先找西医为上，不也就清楚明白了吗？因为与传统中医相比，现代西医毕竟在急救、外伤、防疫、手术等许多方面胜出中医多多，即使中医有所擅胜，还得得到时代和环境的认可方能得以立足，要真正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的好东西，谋求与时俱进、解放生产力才是根本出路！
⑵历史地、连续地、为了后来发展而研究中医史
美国著名教授林德伯格论《西方科学的起源》一书中，主张“我们需要的科学概念应该是宽泛的、具有包容性的，而不是狭义的、具有排斥性的”，但毕竟还是要“对科学的技艺和理论方面加以区分”，有一个“历史性、连续性问题”，而不是宽泛得无边无际，例如，将“科学精神”定义为简单的“实事求是”，听起来似乎也有道理，但这样的“科学精神”肯定早在世界各民族、各文明中存在了几千年、几万年了-甚至在大猩猩时期也已经存在，这样的“科学精神”又有多少价值呢？以此论证出中国古代已经有了这样“科学精神”，又能给我们增加多少荣光呢？这只能使“科学”概念庸俗化，却很难引出有意义的结果。“倘若我们希望理解科学事业的本质、人类对科学所涉及内容的认知程度，那么历史的、连续性的研究包括早期科学在内的研究，必不可少。因为它将揭示科学思想与其它知识或信仰体系-哲学、宗教、政治、文学等-的关系。有助于我们认识到，科学事业是具有很深刻的文化背景的。如果科学史家只把过去那些与现代科学相仿的实践活动和信念作为他们的研究对象，结果将是对历史的歪曲。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抵抗诱惑，不在历史上为现代科学搜寻榜样或先兆。”
同理，中医研究、中医发展史研究，倘若不能宽泛的、历史的、连续性的、为了后来发展而研究，任何诸如：‘开塞露’是张仲景首先发明、中医认识心血循环要早于哈维几千年等“伟大考古新发现”又何济于事？遗憾的是，当今面上为术、为史研究中医和中医发展盛行，林德伯格为科学研究敲响的警钟，中医界甚少有人听到；热衷于指责先人的不是或陶醉于搜寻先人的‘榜样和先兆’者甚众。
⑶以历史目光追溯昔贤环境与动机，有利于继承和发扬

祝味菊《伤寒质疑》言：“孟子曰：‘尽信书不如无书’，读书不可胶柱鼓瑟也。昔者诸圣贤述医论，或为发扬心得，或为叙述经验，或为启迪后学，或为矫正时弊，其立说必有真义所在。其真义之精神。未可言宣词达者，则有术语为之逻辑。逻辑者，罗织也，学说上之组织法也。读古书而不知揣摩其精神，而徒拘执其术语，是乃食古不化也。……医之用药，所以救弊补偏也。历来方术理论都是时代之产物。今之以为非者，当其时以为真理也；今之以为不适用者，当其时固应手而效也。吾人研究医学当以历史目光，追溯昔贤之环境与其著书立说之动机，忽拘泥于其所用之术语，惟惟求其真义之所在，则前人之经验皆我入青囊中物也。”
⑷沉睡得太久，今天我们有责任唤醒它！
《一般系统论》指出：“物理学体系没有什么唯一性或特别神圣的地方。在我们自己的科学中，其它的符号系统如分类学、遗传学、或艺术史等的符号，虽然精确度差得很远，但也都同样合法。而且在人类的其它文化中，在非人类的智力中，根本不同的‘科学’是可能的，它能够代表现实的其它方面，甚至还优于我们思维的科学的世界图像。”(科学的多元性)当今世界科学发展的脚步，已经认识到，中国古代科学和中国特色的生命科学---中医药学，就是这种与现代人们所熟悉的科学表达符号根本不同的科学体系之一。它是由另一种符号系统模型描述表达的科学形式，是结合古人对于宇宙、时空、万物的认知世界观、模糊数学模型、古代汉语语法习惯而写成的科学研究记录。它与现代科学系统一样，都是对实际系统进行符号、模型表达和描述的自然产物。只可惜，由于历史的诸多原因造成了今天人们对于它的偏见，让它已经沉睡得太久了，今天我们有责任唤醒它！(见兰州梁福

成《中医基础模型说》)
未完

 

[马桢伟谈中医]

接上
二、‘阴阳多少划分’与历代中医发展
㈠中医唯一没有被西方科技取代的原因
虽然我国古代科技在许多领域内都曾经取得过很大的成就，但是由于‘理’不能与生产实践‘术’相结合，不能产生系统或结构控制模型‘法’，缺乏系统学说体系，绝大多数学科后来发展停滞。衰落了，在西方近代科技传入以后逐步被其所代替，唯一例外没有被西方科技取代的是我国古代医学-中医。历史上中医的发展虽有起伏曲折，但却未曾停止过前进的步伐，西方近代医学传入以后，几经争夺也未能取代它的地位，它不仅依然保持着强大的生命力，继续造福于人类，而且大有引领世界医学潮流向自然医学回归之趋势。
这一我国科技史上十分值得研究的现象，究其原因，实在是：与其它自然科技不同，中医和中医理论打一开始就注重将带有第二科学维度-系统跨学科科学思想的阴阳多少划分‘气理’之道与百姓的医疗实践技术相结合，构建可供操作的系统控制模型、可操作平台界面，即今人认识的中医辨证施治方法(辨证施治的本质是阴阳多少划分建立的系统过程周期控制模型)。此古人言之为“以理会针(术)，因针悟证(法)。……因九针(方法技术)而悟《洛书》之妙理，分小针(实践操作)而并识《河图》(理)之微情，大易之传，统乎是矣，坟典之传，亦统乎是矣。”(清·张志聪《素问集注》)。
传统中医‘术’和‘法’之关系，古人为：“方(技)者，定而不可易者也；法者，活而不可拘者也。非法无以善其方(技)，非方(技)无以疗其症。”(明·李士材《士材三书》)。
这种从古到今一脉相承的发展道路，伴随着时代发展的步伐，融会了大量当时当景的技术手段，随着各种阴阳多少划分的辨证施治方法的创立和日趋成熟，如十二经络辨证、五行脏腑辨证、伤寒六经辨证、……温病卫气营血、三焦辨证等，它们都标志着中医和中医理论不再是抽象的‘理’或简单的‘术’，而是一种‘理、法、方、药、技’一脉贯通的系统控制模型和可操作平台界面，一种可以直接解放生产力(治病救人)的自然科技系统。虽然此类系统控制模型可操作平台界面有时显得甚为单薄和原始，但是既成系统平台可操作界面，又有社会需要，再加上千百万人与时俱进实践经验的融入，常常还因为简单的系统操作界面而更有利于第二科学维度-宏观整体跨学科系统思想的发挥(大道至简)，故其表现出惊人的相对独立性和顽强的生存能力，经过实践检验、时间考验自成‘公理’，想取代、想否定也难！
㈡建立辨证施治过程周期控制模型是中医千年不衰根本原因

现代系统论已经知道，用‘理'指导‘术'构建‘法'，建立系统控制模型是一切科学行为的共同基本构建。系统论创始人贝塔朗菲在其《一般系统论》中说：“大家都同意，系统是总的自然界模型，是模拟被考察实体的某些比较普遍性质的概念方面的东西。使用或模拟结构是科学的一般做法。”中医凭什么看病？很多人误以为是凭经验，认为中药学是古老的经验医学，中医理论是没有上升为科学理论的朴素哲学内容，这其实是对中药学和中医理论的一种误解。如果仅从表面看，古老的中医诊疗，一无诊断检查仪器设备，二无花样翻新的时髦技术，三无现代科学理论支持，似乎显得有些过于陈旧。但在实质上，它完全是一套科学规范的公式模型套用系统化程序过程体系，完全符合现代系统科学的系统化操作模式。中医的整个诊疗活动自始至终完全遵守着系统辩证论治(模型)理法方药(法)的系统模型控制过程程序，历代中医的重大成果无一不是这种系统模型套用(法)的成功范例，几千年来的中医诊疗活动完全是在重复使用和验证这套系统模型控制过程程序，又经过长期反复地实践证明，证明它是能够对人们的医疗实践活动起到指导作用的真正的科学理论。这也是中医之所以能够屹立于世界医学之林，几千年昌盛不衰的根本原因。(兰州梁福成《中医基础模型说》)然而，今天的中医衰弱实与时下“中医”因不明理之所以然，抛弃‘理’，旦知机械对应用‘法’，神话异化求‘术’，以‘术’代‘法’，以‘法’代‘理’不无关系。‘理’之不通，‘法’何以生存发展？
㈢常常过程周期辩证模型变化标志着中医理论变化发展

由于中医理论中的三级概念存在，中医的证候实际上包括了天候、地候、时候、气候、物候、人候、病候……在内的多种整体系统因数，由此而产生的‘法’-系统控制辩证模型，也就顺理成章地可分为基础辩证模型、临床辩证模型和技术辩证模型三级辩证模型体系。基础辩证模型包括八纲辩证、五行辩证、五行六气辩证、子午流注辩证等；临床辩证模型包括经络辩证、藏象辩证、脏腑辩证、六经辩证和卫气营血、三焦辩证等；技术辩证模型通常是指围绕着治疗某些疾病，由各家独特学术观点、独门秘方秘技而形成的辩证方法。很显然同样都是系统辩证控制模型，在此三级辩证控制模型中，基础辩证模型重在系统整体偏于‘理’，技术辩证模型重在对付疾病症候偏于‘术’，而临床辩证模型重在临床过程变化，通常是中医实践的方法准则，是中医习惯公认的‘法’。(同为反映周期变化的系统控制模型，由于其坐标系范畴不同而作用不同)。

又因为类似于贝塔朗菲《一般系统论》所言：“正如在欧几里德几何学之外，还可能有无数几何学都同样能给出完整的空间构造一样，对宇宙的描述也是如此，不包含我们熟知的时间与空间的对比也同样有效，现代物理学的相对论观点就是这类见解之一。”同理，虽然千百年来中医各家鉴于自己的经验和对古人思想的认识，创立了许多不同的辩证模型，各有自己的适用范围和特色，但作为一种治病救人的学问，一般而言，中医学似乎更注重于临床实践，千百年来，中医学实际上是一门以临床疗效而取得生存权和发言权的学问。尽管对于古人创立的某些理论模型真实意义，后人不一定能够真正理解，但因为有效，生活中常常并不妨碍它的继承和使用。故而，常常中医临床辩证模型的变化发展便标志着中医理论的变化发展。
㈣一部中医发展史就是一部辨证施治方法演化史

上海中医药大学匡调元教授言：“中外学术史证明：只有新理论的产生才能标志学术上的跃进。新理论和新学派的形成是科学发展的根本标志，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天下大事所谓‘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当今有中医历史学家将古代中医发展史按‘分(百家争鸣)和合(新的辨证系统确立)’大致划分为四个历史阶段或四条主线：
⑴第一阶段/第一条主线：
自炎帝神农氏尝百草宣药疗疾，黄帝有熊氏命雷公岐伯论经脉，(古代世界观、认识论和大量长期生产和生活实践经验积累相结合)，经过春秋战国各家学说的充实，大约到先秦时期，一部奠定中医理论基础的文献《黄帝内经》的产生，标志着中医正式由经验方法走进了有理论、有实践、有方法(控制模型)，理、法、方、药技贯通的自然科学范畴。

经络学说和藏象理论是其标志性的核心构建(开创辩病和辨证系统)。
后世为了“引经据典”以便检索，将《黄帝内经》按生理、病理、病名、诊断、治则、方药、针灸、养生、神仙道……分门进行经文摘句归类，结果发现虽然《黄帝内经》的内容包罗万象，而唯经络、脏象两项实为中医理论方面最重要部分-核心构建。后世众多传世理论几乎无一不是围绕着此两项展开，故明·李烻《医学入门》则谓“岐伯之师始定经络穴道、脏腑阴阳度数，以法天地万物色脉而通神明，医之端肇于此。”
⑵第二阶段/第二条主线：
自先秦医缓、医和、扁鹊、汉仓公、郭玉……华佗，各自师承授受、独秘成技，方为禁方、药为毒药，到汉末张仲景《伤寒杂病论》的问世，奠定了临床医学之楷模，实开后世药物治疗之京式，“古医书有法无方，唯《伤寒论》《金匮要略》始有法有方，医学从此昌明。”(清·吴谦《医宗金鑑》)。


六经辨证是其标志性的核心构建(构建临床可操作平台界面)。
《伤寒杂病论》乃张仲景“勤求古训、博采众方”集汉代及以前各家经验之积累，按《内经》阴阳多少之划分，通过从各经主症分辨明晰疾病发展演变过程，构建临床可操作平台界面，中医学就此登上了新的历史高峰。1800多年来，影响着中医学的基础到临床各个方面，影响着从事中医的每一代甚至每一个人。“历代医家尊此为经，奉为圭臬，含英咀华，吸精吮露，乃成大器。”“仲景广汤液为大法，晋宋以来，号名医者，皆出于此。”(明·徐熔)
⑶第三阶段/第三条主线：
自晋·葛洪《抱扑子》《肘后方》、隋·巢元方《诸病源候论》、到唐·孙思邈《千金要方》、王焘《外台秘要》、宋·王怀隐《太平圣惠方》，随着时代对于疾病种类认识的增加、实践有效经验方剂的积累，相当部分中医逐渐走上了分门别类、辨病用方(辩病论治)的道路(类似于当今西医常用的治病方法，每病必有与之相对应的标准方剂，好处便于规范操作和推广，缺点离开第二科学维度-阴阳多少划分渐远。)为了统一规范，唐玄宗(开元11年)亲制《开元广济方》颁示全国，唐德宗(贞元12年)又制《贞元集要广利方》颁于州府，宋代更是设立太医局，诏示天下各进得效方，必由太医局验试，依方制药售之。并刊布国家药典《太平惠民和剂局方》，设官员、拨巨资建立‘和剂惠民药局’专事负责制药、监造、出售和监管，结果“然弊端百出，每为诸吏药生盗窃……，所谓惠民者实亦徒有虚名。”官撰方书，宋徽宗亲自为医药大全书《圣济总录》写序，此书集二百卷，逐病分门，门各有方，方近二万，颁之全国学校。然“虽名方亦颇多，但流于太杂，又失核心构建，故遭后世金元四大家反对而晦于南宋。元·朱丹溪(金元四大家之一)撰《局方发挥》一书，始与局方立异。”

按病分门立方的《太平惠民和剂局方》是其标志性学术构建(构建统一规范、便于普及的辨病施治平台)。朱丹溪曾言：“《和剂局方》之为书，可以据证检方，照方用药，不必求医，不必修制，寻赎见成丸散，病痛便可安全；自宋迄今，官府守之以为法，医门传之以为业，病者恃之以立命，世人习之以成俗。”流行极为普遍。
刘伯骥《中国医学史》导言说：“宋代发展医学，其功可称者有四：一为官方校勘医籍五次，修正讹错，添补阙漏，使古代医典，成为可用教本；二为校定本草六次，逐有官定之正式药物学；三为铸造铜人，考正俞穴，使针灸之学复兴；四为辑集验方三次，最著者由和剂局所辑之验方，谓之局方，影响最广，以迄于明代。”然抛弃理、求于术，囿于方、失其机，对中医疗效之负面，也是历代诸多名家所公认的。当时医界就有“不读五运六气检遍方书何济”之谚语传诵；朱丹溪言：“今乃集前人已效之方，应今人无限之病，何异于刻舟求剑、按图索骥，冀其偶然中难矣。”；清·梁廉夫曾谓：“慨世之市医，往往抄用歌诀验方，执而鲜通。幸而病愈，不知何药之效；若未愈，则不惮以人试药。(以方试病-大轮赌)”故清·陈修园谓：由此“人之死于病者少，而死于医者多……只能产生多数庸医，实弊大于利。”后世评论：“近代中医医术之低落，亦由于此类汤头验方盛行之弊。”
同时，又由于宋代偏离与自然科学和实践相结合的‘皇权’理学盛行，中医五运六气开始成为孤立于生理病理以外的‘算命’学问，其阴阳多少划分的第二维度科学意义渐失，于是乎只能牵强附会、胶柱鼓瑟，当时有名医扬介批评为：“五运六气视其岁而为药石，虽仲景犹病之也”。反使运气学说渐成后世‘食之无味、弃之可惜、束之高阁’之学问，此宋之另一弊也。
⑷第四阶段/第四条主线：

“医之门户分于金元”，金元四大家为了反对《局方》一统天下，重拾《内经》病机学说，围绕病机，刘河间宗《内经》五运六气之旨、主清火，张子和遵仲景阳明之法、主攻下，李东垣之说即《内经》饮食劳倦之义、重脾胃，朱丹溪集诸医之大成、补前医之不备、主疏郁化痰而滋阴，各得仲景一偶揭竿而起，从此医学风气为之一变；围绕病机，后世医家虽病有分门别类，但方论脉理大多‘法不离方，方不离法’；围绕病机，后世《伤寒》诸家，创太阳、少阴从本从标，少阳、太阴从本，阳明、厥阴从中气的标本中气学说，许叔微治《伤寒》学重在八纲，陶华《伤寒六书》三十七槌法……；围绕病机，明有薛己、张介宾、赵养葵……创八方十阵温补一派，清·俞嘉言论燥；围绕病因病机，明·吴有可《瘟疫论》出，温病一证始有绳墨，清·叶天士、薛生白发挥独创，吴鞠通《温病条辩》、王孟英《温热经纬》为之极盛，卫气营血、三焦辨证又成独立经纬，温病卫气营血、三焦辨证方法从此与《伤寒》六经辨证相融会(如薛生白言：“温病为少阳、太阳同病，湿病乃阳明、太阴同病……。”)，自成一系。


温病卫气营血、三焦辨证是其标志性核心构建(构建卫气营血、三焦为纲、‘证’为目的热病可操作系统平台)
温病卫气营血、三焦辨证方法的形成，温病学说、流派的创立，客观上导致北方以《伤寒论》为中心的经方派向南方因时因地制宜与时俱进的时方派靠拢，使古代中医的学术中心由北方向江南吴浙地区转移，其标志着古代中医从中医理论到实践方法，完成了一次实际上的历史性大突破，不仅带来了明清后期江南吴浙地区中医事业的鼎盛局面，而且为中医事业从古代史(用传统文化武装发展中医)向近代史(用近代自然科学武装发展中医)过渡作好了铺垫，它是中医发展史上不容抹杀的灿烂一页。
㈤围绕‘中西结合’近代中医发展的四个历史阶段
随着近代外来西方科技(西医)的渗入，随着时代发展的步伐，需融会大量当时当景的科学技术手段，近代中医发展无论主动还是被动，历史车轮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客观上走上了一条‘中西结合’‘中西交汇’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师夷之技以制夷’的道路。故近代谢谢利恒《中国医学源流论》认为“中西汇通为近代乃至今后医学之大业”。按照上述‘运动变化周期自相似’理论，近代中医发展同样可以划分为四个历史阶段。
⑴第一阶段：

自西方医学之传入，开始盛于清代中叶，至清末民初国人对于中西医学之看法，有了提倡‘中西汇通’新医学之尝试，出现了中西汇通一派。其中清末名医唐宗海以西医之实验，证中医之义理，于光绪十八年融贯中西医理，撰著《中西汇通医书五种》，“其中摘录《灵枢》《素问》要语，分篇详注，多有心得，间采西法说明经旨，期于实用，实开后世中西折中之先河。”标志中西汇通一派正式确立。
后世评论：《中西汇通医书》中对西医学识虽浅(当时西医本身认识也有限)，但论据切实，条理明白，使其时学医人士对医理有豁然贯通之感，故此书风行一时，实为清末医学的一部名著，对后来衷中参西、以西学中、中西交融的海派医学影响甚大。
⑵第二阶段：
为了反击国民政府两次废止中医之议，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现实让许多中医明白“……居今日而言医学改革，苟非与西洋医学相周旋，更无第二途径。夫所谓与西洋医学相周旋，初非舍己从人之谓(全盘西化)，……又非漫然杂糅之谓(失其体系)，……必须有整齐之系统，独立之组织。譬之流水，汇众流以为江河，而名从其源；譬之树木，吸肥料以荣枝叶，而生机在本。……中医有演进之价值，必须吸收西医之长，与之合化，以产生新中医。……天下断无不能知己知彼，而能取诸人以为善者，故求吸收、求化合，当先求知己知彼，为知己知彼，故著《群经见智录》以释《内经》，著《伤寒论研究》以释《伤寒》，是告吾同业，中医毕竟是底样一回事？《伤寒研究》兼及西国医学者，是告吾同业，西医毕竟是底样一回事？”(恽铁憔《群经见智录·序言》)让当时的中医团结起来，形成了以上海为中心、中西汇通派为核心、恽铁憔为旗手、张锡纯、张山雷、包识生、张赞臣、章次公、秦伯未、祝味菊、陆渊雷等为代表、各科流派加盟、海纳百川的海派中医。
海派中医的形成，不仅是其临床疗效独领风骚于上世纪初和中期的各大医学流派乃至近代西医，而且是这一流派开创了实际上的近代中医教育、中医诊疗体系和中医组织形式。海派中医“发皇古义、博采众方、融会新知、独辟蹊径。”响亮学术口号，七十余年来培育了大量善于继承、勇于创新的中医优秀人才，时至今日仍在激励后辈中医。今天北京、上海等地大凡能够叫得上号的名老中医，大多数于“海派中医”颇有渊源，今天各大中医院校在位的中医、中西医专家教授论辈分也大多是此“海派中医”的传人。
⑶第三阶段：
建国以后，虽然党和政府十分关心和支持中医事业的发展和进步，为中医、中西结合事业投入了大量的人力与物力，使中医、中西结合事业从理论到技术方法都有了长足的进步，甚至可以说具体技术、局部突破、硕果颇丰，难以列数。平心而论，支持不可谓不足，突破不可谓不多，普及不可谓不够。但是，缺乏对于中医阴阳多少划分核心构建的真正理解，终于没有完成临门一脚---建立新的辨证施治系统。
于是伴随着文革抛弃中医理论‘一根针、一把草’的中医普及；六十、七十年代两次西医学中医浪潮，大批西医思维的中医专家逐渐把持了中医交通要道；八十年代又着力于用西医的已知研究解释中医基础理论；九十年代以来引进美国FDA药品、食品管理制度，盲目用西医管理制度管理中医(注：美国本国FDA制度不用于自然医疗方面)；在片面追求普及化、标准化、规范化、现代化、规模化的中西结合同时，逐渐丧失了中医对于疾病过程周期信息流的本质性把握，使后辈中医西化严重。西式辩病施治的“伪中医”(邓铁濤言之为‘缴械中医’)占领了主流中医体系的大半壁江山。结果导致令人看不懂的是：在人人谈健康，个个懂保健，中医养生保健书籍琳琅满目，各种中药保健品汗牛充栋，中医普及不可谓不够的今天，老中医在呼吁：“中医院校培养了中医掘墓人！”“中医事业后继乏人！”老百姓在呼吁：“看中医难，看好中医更难！”
究其原因，实在是与当今相当一部分临床中医“被迫”逐渐偏离和抛弃了传统阴阳多少划分核心构建-辨证施治方法有关，宋代《和剂局方》盛行以方试病之氛围，大有卷土重来之势头，所不同者，只是在用当今西式辨病代替当年中式辨病，以方试病之本质划一。也正是由此重韬复辄带来的中医临床疗效之滑坡，引发了新一轮新世纪的中医存废之争！
⑷第四阶段：

用现代前卫科学重建系统阴阳多少划分核心构建，是现代中医发展新的脚步。为了反对面上窒息中医的辨病施治标准模式，当今新的‘金元四大家’又一次揭竿而起：
①、黄泰康、祝世讷的《中医系统论与系统工程学》、内蒙古高德、高亮的《人体信息控制系统生理学-现代中医生理学和中药药理学》用系统论(新旧三论)、秩序论思想把以阴阳多少划分为核心构建的中西结合学说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②、上海中医大学匡调元教授的《人体体质学--中医学个性化诊疗原理》第一次真正意义上揭示了《黄帝内经》从特殊到一般构建人体系统阴阳多少划分的本质属性，并正在以‘多学科、多途径、多指标、同步测试、相关分析’诸多方法逐步过渡，努力创建一个现代中医、中西医结合---现代新医学辨证施治新体系。刘炳凡教授评之：对于“时下，中医西化的潮流，此书一出，不啻当头棒喝以醒群迷，诚苦海之慈航，昏渠之智塔也。”
③、当代揭示《伤寒》六经辨证用方的本质是：通过纠正人体(大脑)四大胺类激素的平衡，调控细胞膜环磷腺苷C—AMP(激素递使)和环磷鸟苷C—GMP(抗氧化开关)比例，从而调控细胞内外渗透压、人体水液代谢谢内环境，进而影响人体酸碱电介质平衡、正负离子平衡学说。从一个新的理论学术高度又一次佐证了《伤寒》六经辨证不仅适用于外感病，而且适用于内伤病，阴阳多少划分-辨证施治根本就是为系统整体而设。大道至简的中医火神高手，不仅针砭时弊-明哲保身温良恭谨让之寒冷误人，临危重用伤寒温热诸方，常有力挽狂澜之功；同时针对面上相当部分中医喜用明清后期温补流派方法，热衷于片面补充含类固醇激素的壮阳中药或西药而获取短暂的亢奋性特效，从长远计反使人体水液代谢谢失衡，电介质平衡、正负离子平衡失常，结果导致面上肥胖、高血脂、高血压、肿瘤……泛滥，无疑有拨乱反正之功效。
④、以抗自由基理论、免疫抑制理论、废物累积理论、错误再造修复理论、热量限制理论、分子交联理论、线粒体损伤理论、基因限制、基因端粒理论……现代抗衰老学说为理论支柱的现代中医未病学的崛起，正在用一种下意识的方法，席卷整个医疗保健市场。不说少说中医的中医方法(治未病)，不仅挤占了大量原来传统中医的市场份额，而且还让传统辨病施治的西医面对“不要让不懂营养学的医生害了您！”为之汗颜。
同时，大量‘墙内开花、墙外结果’和老外利用中医、中西结合思路的技术方法，伴随着现代高科技手段，正在世界范围不断刷新原有医学概念和模式。如电子显微镜下的‘一点血’检查使中医“部分包涵整体”“自相似”“无穷嵌套”等全息观念的原始表达有了客观实在的量化指标，推向了淋漓尽致；人体微光(微电磁现象)‘光量子检测仪’七千多项生理病理心理功能检测，让传统中医祝由高人自叹弗如；中美合作为中草药加能的‘混血儿’成果，已经撕开了化学方法角度研究中草药活性成分的作茧自缚；大量现代光、电、磁、热治疗仪的发明和推广，已经为更新对中医经络学说的传统理解作好了铺垫；现代激光技术、微创手术已使传统针灸技术、外科方法有了质的飞跃；中西结合的‘反疼痛理论’已融入传统推拿、针灸、正脊、刮痧、拔罐、热疗等各种自然医疗模块；……一切都在预示着一场历史性的新中医学术中心大转移即将来临；酝酿着一场用现代高科技手段重新更新中医、中西结合体系，迎接一个崭新的现代新医学来临。
⑸何去何从，岂能无动于衷？
何去何从，作为炎黄子孙、中医嫡传后辈，面临的不应该是趟在祖宗的功劳簿上沾沾自喜，也不应该是苛求指责祖宗遗产之不是，与其喋喋不休地争论中医之存废，不如迎头赶上。倘若不思于此，那么鸦片战争西方列强用我们祖宗发明指南针、火药创造的坚船利炮叩开中国人大门的历史将可能重演。此话决非危言耸听，请看今天大量‘洋中药’保健品已经抢占了国内市场大半壁江山，并且大有鲸吞之势，再后来结果意味着什么？难道我们中医嫡传后辈能够视而不见、无动于衷吗？

㈥时代要求当今中医发展应该进行三个层面交汇：
⑴任何科学技术的进步，都是站在前人肩上与其它各学科相互交融和碰撞的结果
中国中医研究院刘保延副院长言：“现在中医药事业的发展中存在这样和那样问题，最根本的问题就是我们还没有解决支撑中医药发展的一些关键理论和关键的技术问题，没有很好地把现代的科学技术和现代的研究成果纳入到中医药发展的轨道上来，没有使其丰富和发展中医药学。”直指当今中医药发展之症结。
任何科学技术的进步，都是站在前人肩上与其它各学科相互交融和碰撞的结果。在当今多极医学世界里，由不同的观念、不同的研究思维方式、不同的战略目标和实践基准，在相互争鸣、碰撞、借鉴、融合的氛围之中产生新的理论方法，建立新的医学体系，也是中医改革发展必由之路。近几年兴起的生命科学与非生命科学相互交叉渗透的研究，已使参与中医学、针灸学研究的学科明显地扩容，这已成一种不容争辩的、非常可喜的趋势。
⑵时代要求中西结合应该进行三个层面交汇：
1956年，毛泽东在同音乐工作者谈话时指出：“学习外国的东西，是为了改进和发扬中国的东西，创造中国独特的新东西。”“就医学而言，要以西方的近代科学来研究中国传统医学的规律，发展中国的新医学。”(《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50页)
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医现代化之所以困难重重，尤其在基础理论方面尚未出现重大突破，究其原因，则与人们头脑中的定势思维、条条框框没有打破有关，老是以为中医理论是哲学、朴素唯物论……，老是用西医的已知去套用、解释中医理论，不懂得跳出医学看中医，把视野扩大到医学以外的自然科学领域，利用当今前卫科学理论和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去不断地充实、整理、挖掘、提高和创新中医药学的理论和实践，是实现中医现代化的必要手段。(兰州梁福成《中医基础模型说》)
既然构建系统(控制模型)是目的，那么谋求与当代前卫科学-系统论思想相融合，理所当然应该是中医发展(构建新体系)的最佳路线，故而笔者大胆以为当今中医之研究应该进行三个层面交汇：

①【明理】中医一级概念范畴：道、气(精气神)、势、象、数、序等与现代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新旧三论)跨学科科学和相对论、量子场论、大爆炸理论、DNA双螺旋结构模型等基础科学相交汇。
②【定法】中医二级概念范畴：阴阳、五行、藏象、经络、病因、病机等与现代生理病理相交汇，(重在建立人体系统控制模型)。
③【方技】中医三级概念范畴：摄生、诊道、治道、方剂、本草、针灸等与现代理化分析、药理分析、技术方法相交汇。

中西结合、中西交汇不能仅仅限于医疗技术、方法的结合和交汇，中医理论现代化也不能仅仅限于用现代医学理论进行注解，中医现代化更不能等于物质化、格式化、工具化。倘若此弊不除，当年清初李喻昌(嘉言)撰《医门法律》论医德衰微：“浅者售，伪者售，圆滑者售。”必将重演。此上世纪中祝味菊言：“情感偏重于证候，而忽略于病理，是以有应有不应，咎在于不知其所以然。”
⑶当今中医理论研究前卫发展已足以让否定者汗颜：
纵观当今国内中医理论之研究，中医一级概念范畴与现代量子场论模型、相对论模型、DNA双螺旋结构模型、‘宇宙-地球磁共振场’与‘太阳-地球磁共振场’模型等理论交汇较有建树者，首推兰州梁福成《中医基础模型说》；中医二级概念范畴与现代系统论思想、生理病理理论和实践相交汇集大成者，首推内蒙古高德、高亮《人体信息控制系统生理学-现代中医生理学和中药药理学》，一百多万字的宏篇巨作收集了现代中外大量生理学、病理学、中医、西医、中西结合实验资料、临床报道，用系统信息控制思想将中医阴阳、八纲同现代生理、病理串联起来，用秩序论将信息控制与中医象数类比，把以系统论(新旧三论)为主导的中西理论结合学说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读过此两部著作，如果还好意思说中医不科学，那才叫做真正的厚颜。
当今量子场理论、生命信息理论、生物场导理论已经把古代中国人的中医理论与现代科学家对生命、对自然、对医学的认识统一起来。世界科学前沿对生命的新认识：生命不但是有血有肉的多层次物质概念，而且是信息和能量牢固结合在一起的、不可分割的统一体。传统西式唯物质结构的医学理念和模式，正在遭遇现代前沿科学发展的大挑战。有日本、俄罗斯等大量学者认为：“中医理论的基础实质上是现代量子场理论，中国传统医学较现代医学在理论上更具准确性，而现代医学的理论只能在狭窄的范围内相对成立。”
⑷舍此，不能生存谈何发展？


舍此，仅仅满足于还能治好几个病，或津津乐道地在“哲学思辨”中兜圈子，依然我行我素，老子天下第一，恐怕任何中医存废之争，传统之复兴都有所力之不逮。因为“发展是硬道理，生存是现时报。”当今社会，现代科技和人文精神是其基础环境构成，传统经典即使实质内容再好，倘若不能被现代社会所接纳(不被理解)，找不到现代社会融入点，即使技如当年扁鹊、华佗再生，大概也免不了“抱头鼠窜”“含冤入狱”之命运；医圣张仲景二十年前的发病预言，在患者王粲太守眼里，也只不过是一种“江湖骗术”而已。此《道德经》言：“不笑不足为道也。”(如果没有嘲笑，道就不成为道，道只能被少数有智慧者所认识)。倘若不能被现代社会所接纳(不被理解)，找不到现代社会融入点，即使坚信自己是哥白尼、布鲁诺再生，也终究免不了被冠以“伪科学”的魔鬼出没，遭到众多不想改变现状既得利益者们唾沫之焚刑。因为就市场经营而言，古人早有明言：“下工执方欲加门庭若市，中工临证察机门可罗雀，上工泄漏天机抱头鼠窜。”
不能生存谈何发展？遭否定、被替代则是其必然！此古人言：“不期修古，不法常可，是以圣人论世之事为之备。”意思是，干事业、治理国家不能完全寄希望于遵循古制和沿用旧法、惯例，必须与时俱进、因时因地制宜找到当世之备(融入点)，构建新的系统管理方法。否则“今有美尧、舜、汤、武、禹之道于当今之世者，必为新圣笑矣。”(《韩非子·五蠹》)。《周易·乾·文言》说得更明确：“君子进德修业，欲及时也。”顺应时代的要求去“进德修业”，乃是继承和发扬中医学乃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
⑸让传统文化这条‘鱼’找到适宜生存的‘水’环境
当今社会人们受西式教育影响深，非对即错的排中律逻辑推理根深蒂固，人们愿意接受现代科技‘有之以为利’似乎更现实，对于接受传统中医的儒家‘中庸中和’道家‘无之以为用’恐怕需加以时日。因此为了与时俱进、因时因地制宜寻找当世之备(融入点)，中医这条古鱼，恐怕不得不适应当今社会和老百姓这个水环境，为了‘适者生存’不得不来点‘转基因’，才能有望得以生存发展。此议并非空穴来风。我们的中医同行和传统之研究者，只需稍顾左右，就不难发现，因为没有准备好，没有找到当世之备(融入点)，还不能被现代社会理解，有多少急于追求古人形而上‘特异功能’者，一旦有所‘成就’，小天窗开、‘鬼神附体’，将之宣扬并对待寻常社会事务，焉能不被社会、百姓乃至亲人认定为‘神经病’‘妖魔鬼怪’！笔者常常将之戏说：“伟大宝库在我们自己手中，因缺乏当世之备(现代科技解说)，只能是妖魔鬼怪、江湖游魂；到了老外手中，因有了当世之备(现代科技解说)，常常就是伟大发现。”
同理，当今国家和政府倡导重视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其目的也就是为了希望重建一个有利于适宜传统文化这条‘鱼’生存的社会和百姓‘水’环境，从另一侧面为传统文化、中医文化构建当世之备(融入点)，为谋求一个优秀传统文化、中医之‘道’和谐融入现代社会的新体系而开辟道路。
未完

 

[马桢伟谈中医]

接上
三、‘阴阳多少划分’与中医实践
㈠读书为了明理，明理为了构建辩证系统
⑴读书为了明理，明理为了构建系统

读书为了明理众所周知，而明理是为了构建自己与实践相结合的特色系统，能真正理解实现者恐怕不多。传统中医认为：带着质疑求索之精神，博览群书、比较认识万法之理，“博极而通，通而精，精而返约(简)。”“非精不能明其理，非博不成致其约”【医学集成】是中医成才必由之路。其实此所谓‘通’就是明理，‘精’(专业)就是构建特色系统，有了特色系统自能提纲挈领、以简驭繁(大道至简-约)。‘博’之目的为了‘通’-明理，明理之目的为了‘精’-系统，有了系统控制模型，自能约(简)。故“非精不能明其理，非博不成致其约”。
⑵古代学医为了明理构建系统之途径
为了明理，古代中医要求学医者，不仅要学习《内》《难》《本草》《伤寒》及张刘李朱……各种中医专业知识，而且还要求博览群书、融会今古，通过学习大量医学以外的知识而明理，方能有所成。明代李烻(健斋)《医学入门》有“习医规格”要求学医者：“志既立矣，可商量用工：每早对先天图(易卦)静坐，玩读《孝经》《论语》《小学》；大有资(智)力者次及全部四书、古易白文及《书经》《洪范》《无逸》《尧典》(理会大意，不必强记)。盖医出于儒，非读书明理，终是庸俗昏昧，(没有系统)不能疏通变化。……纵有小方捷法，终不是大家数，慎不可为其诬惑。”又清代名医叶天士医名最盛，临殁戒其子曰：“医可为而不可为，必天资敏悟，读万卷书，而后可借术以济世。不然，鲜有不杀人者，是以药饵为刀刃也。”
为了明理，为了构建医者阴阳划分多少之系统，古代秦汉《黄帝内经》时期，医家“不知易不足以为工(医)。”(不懂易经的道理，不能当一个好医生)；唐宋以降，医生须通晓五运六气，如宋徽宗亲自为国家医学大全《圣济总录》写序，规定全国中医必须经过国家五运六气考试，当时医界有“不读五运六气检遍方书何济”之谚语传诵；元明时期，国家规定学医必须学习四书五经，如元成宗大德九年(1305年)规定学医必须精通四书，并定程式为考试之法，凡不精熟本科经书，禁止不得行医；仁宗延祐三年(1316年)依旧例(考四书)设立(医)科举试，三年一次，第一甲充太医，二甲副提举，三甲教授；明永乐中，诏太医院选名医子弟读书(四书五经)备用；嘉靖中，国家考校医士(医官)，也皆需考四书五经。直至清代中叶，西洋医学传入，洋务运动兴起，才风气大变，学医者开始纷纷向西学靠拢，逐渐从西学系统中吸取养料，构建中西汇通之系统。时至今日，学医者知‘易’者鲜，精熟本科经书四书五经者绝，五运六气更是成了实际上的‘食而无味，弃之可惜，束之高搁’之摆设。而今天的环境，不懂西医者恐怕寸步难行，(至少难以取得行医许可)。
⑶上世纪初中西汇通派思想者、实践家-祝味菊的明理构建系统主张
上世纪上半叶，中西汇通派出了一个特立独行的思想者和实践家-祝味菊，他的临床疗效惊世骇俗、医界公认，他的中医思想-对于明理而用术(学识和经验之关系)构建系统法(“汇百川而纳诸海，执一贯之旨以御繁复之机。”(祝味菊《伤寒质疑》)，)曾经如日中天，医界为此憾动。但也许是其不盲从古人，不追逐潮流，不迎合世俗的主张太过前卫，今天似乎有被人故意遗忘之嫌，然其曾在中医学星空中划出的一道亮丽光芒，其精神、其智慧、其探索，时至今日，对于我们今天的中医理论和实践发展依然应该仍有莫大启示。今此特节录一小段与有缘者共勉之：
“夫学识经验，相辅为用。学以明理，明理故能应变；验以致用，用熟故能生巧。……治学明理，以备临时之实用；反复经验，以证所学之不虚；所谓相得益彰也。彼时俗之流，承袭师傅，以经验自炫，不知探索真理，只求应付，不问根源，是故其治有应有不应。其应也，以为独得千古之秘；其不因也，束手技穷，委之天命。此徒有治病之经验，而乏应变之学问也。……药物之性能，方剂之功效，反应若何，预后若何，此惟经验者知之。区别病之阴阳虚实，何者为生理。何者为病理，何药为有当，何药为合理，药之何以有效，何以无效，探索真理，以求其是，此有赖于学问也。经验由实习而来，虽可生巧，未能应变，原理未明也。若能明理，相互印证，则尽善尽美矣。”(祝味菊《伤寒质疑》)。
⑷今天为了明理构建系统的中西汇通派响亮学术口号
今天中西汇通派响亮学术口号，医界公认的中医成才之路，仍然是“发皇古义、博采众方、融会新知、独辟蹊径。”
发皇古义【明理】-学习《内》《难》《本草》《伤寒》及张刘李朱……各家中医专业知识和理论以及易经、四书五经等传统经典，是为了明理、构建系统。

博采众方【术数】-学习各家技术方法(包括秘方、秘技、秘笈)，是为了明理、构建系统。
融会新知【新理、术】-学习近代、现代西医知识以及当代各种前卫科技手段和理论欲求融会，目的还是为了明理、构建系统。

独辟蹊径【定法】-在明理的基础上，构建自己与实践相结合的特色(蹊径)控制模型(系统)，这才是真正目的。
即发皇古义、博采众方、融会新知是手段，独辟蹊径构建自己系统才是目的。上海针灸研究所陈汉平教授把中医改革创新的思考归纳为“结合、组合、融合”，结合是观念、理论(偏于理1学和术相区别2生命高度思考)，组合是手段、方法(偏于术1民间经验是源头活水2中医特色和时代气息)，而融合才是目标(构建系统控制模型1与国际接轨2保持领先地位)。
㈡得系统者得疗效，失系统者失疗效
⑴本人学中医，认识的三个阶段:

年轻时学中医，听老师言：“一个中医的水平高下，并不在于学历、地位和名气，关键看他有没有自己的东西。”当时不甚明白，误以为所谓‘自己的东西’就是各家经验秘方、秘技，于是专注搜集各家独到方技。十年后，大量学习和实践使我开始认识到：此路本就是先贤早已批评的“执方欲加，虽门庭若市，诚下工也”。因不明理，缺乏模糊控制管理系统模型，只有方技，以方套病，故每当病症稍有变数，它将束手无策。面对复杂，妄想用特异性魔弹去消灭特异性病因，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
第二阶段，第二个十年，努力‘临病察机’专研古人的辨证方法，如伤寒六经辨证、三焦辨证、卫气营血辨证……，虽每论之，无不濤濤于耳，然‘贪多嚼不烂’，缺乏体验，不是自已的东西，临症必因杂乱而常常优柔寡断。
再过十年，期间拜访了一些高手同行，见它们“不广求，故得；不杂学，故明；重在建立自己系统控制模型。”因为有了自己心得构建的控制模型，临证自然从容，且面对疑难，常常还能‘大道至简’信手拈来，化腐朽为神奇。至此方有所悟，方才明白什么叫‘自己的东西’。原来这就是历代各家各派‘独辟蹊径’‘垂训后来’之魅力所在。
⑵学医、行医三个阶段、三种类型:
学医三十多年后的今天，笔者每自诩：“医道虽不怎样，见识还算可以。”常常私下把学医、行医分为三个阶段、三种类型。

第一阶段、第一种类型：缺乏系统，经验秘方执方欲加。虽每有大牌领衔，独门秘法秘方真传，但不识系统，终无大用。此现今面上最多，特异疗法、灵丹妙药、神奇保健品、特技秘方千人一面，缺乏系统分析。此梁·简文帝《劝学论》所谓：“治疾者众，必以孟浪酬塞，误人者多，爱人者鲜。是则日处百方，丹为千轴，未尝不轻其药性，任其生死，浮华之功，于何而得？”

第二阶段、第二种类型：借人系统，临证察机中规中矩。虽博学精研、难为可贵，临证察机已得辨证精髓，时能笔下惊雷、力挽狂澜。但不是自己系统，缺乏权变，“操古方以治今病，其势不能以尽合。”“欲以有限之年辰，概无穷之天道，隐微幽显，诚非易见。”……。故时有力所不逮，虽能有所作为，终难成一代名医、一代宗师。

此祝味菊言：“仲景虽侧重证候疗法，然未尚废诱导之理(系统整体)，今人只知对症下药，注意一症一候之得失，去古远矣。”

第三阶段、第三种类型：自成系统，独辟蹊径大法至简。深得古代圣人“夫数典者经生之空谈，而无与于医之实用者也。是书，苟不求所以用之，即名物品数如神农之旧，而何所济于世。……学海虑古籍之湮也，亟(屡)为刻布而叙其梗概如此，以见舍顾而从孙者，亦取征引之富胆耳。至于名象之是非，功用之变化，在善读者之自得矣。”之旨。虽独辟蹊径建有自己的控制模型，但因不循规矩或暂时不能被理论所接受，不易被人理解，常易遭人冷淡或质疑，即使胸中有扁鹊、华佗‘治未病’之才，倘若没有与当世之备(融入点)，常常难逃抱头鼠窜之江湖命运；反之,一旦找到了与当世之备(融入点)，被社会所接受，则能自成一代宗师，流芳后来。

其原因：俗话说：“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因为毕竟真正明‘理’者只能是少数建立在“修炼功力”基础上的有慧根悟性的“智者”，(因为相当部分暂时还不能被现代科学所接受，不能被大众所理解)，而且明理者必须通过‘术’的使用而建立自己的‘法’，没有‘术’的表现，‘理’常常空无一用。因此现实社会的大多数情况下，“理不赚钱，术赚钱”，求术比明理更现实，大多数人只能通过看热闹(医者‘术’的表现)来判定自己的选择，除非有一个某某学者教授的头衔则又当别论。

然而不以人的愿望为转移的是，即使是一个具有某某头衔的明理“智者”，还得通过术而建立自己的法-系统控制模型。才能有所突破、有所创新。遗憾的是，常常某些具有一定光环的“明理者”对于‘土得掉渣的术’不屑一顾，不懂得中医的源头来自民间，眼中只有洋的泊来或圣贤的经典，即使真的明理，缺乏术还是不能有‘法’的突破，常常只能在套用前人‘法’的基础上兜圈子，何况还有许多虚有头衔光环并不真正明理者奈何？

上述三个阶段、三种类型，不可胶泥，自有穿插和合之变化，不必一一对应、胶柱鼓瑟，重在示人大约。能让医者、患者揣摩自己和行医者医技学识之大概，此愿足矣！

⑶仅以生活中的真实一幕为例说明之：
十多年前，为生机所迫，笔者曾参加过一个中医推拿培训班，在班上结识了甲、乙、丙三个喜爱中医且已颇有一些造诣的好朋友。
甲某学习推拿多年，推拿手法据说得到过名师指点，很有点样子，时常得到老师夸奖。因为其到处参加各种自费培训班学习各家推拿、按摩、正骨手法，对推拿手法了解颇多。故沾沾自喜，常以推拿老大自据，自己开了一个推拿保健馆，同行到馆打工，他还总以为人家学他的技术，沾了他的便宜。
乙某中医针灸世家出身，自小身受传统中医教育熏陶，且接受过正规针灸教育，已有多年针灸行医实践史，针灸颇有造诣。参加推拿培训班只是拿一个证书，故自有一套，不曾将别人放在眼里。
丙某文化程度不高，中医理论难过初级考试，推拿手法也常遭老师批评，初起其‘痛苦’治疗方式，也常为同道所不肖。但其善于在学习他人方法实践中，总结归纳自己的治疗系统，买了一本详细解剖图册，天天在那里仔细琢磨，通过多年的琢磨和实践，其以肌肉解剖为核心，中医手针为辅助，并把所学的推拿、整脊、灸疗、热敷等方法融入，构建了一套自己独特的治疗方法和理论系统，结果无意中在治疗软组织疾病等方面竟吻合于当代前卫的‘全息反射’‘反疼痛’‘肌肉起止激发点’……理论，并由于中医针灸方法的配合使用，有的地方疗效还尤胜之，临证使用明理、用术、合法，虽理论较为简陋，但知其所以然，自能胸有成竹、从容不迫。(论病因、病理自有一套，道理通、方法简，疗效、预后，心中了然。不像当今大部分针灸推拿治疗，依样画瓢不明所以然，临证在试方试法，心中没有把握，就算用对了也长进不大。)
十多年后有幸重聚，道路异而命运别：

甲某几乎在原地打转，所不同者，经过十多年中数次失败的推拿保健馆开和关，又自费参加了好几个推拿按摩课程，拿到了高级证书，也许是‘学到知羞’的缘故，有了自知者明，竟然请教于我：“学习了这么多的方法，手法也不错，为何其推拿疗效不高、缺乏回头客，且自己对自己的疗效也没有把握？”为此我送他两句话自勉：“学别人技术，建自己系统。知其所以然，自能胸有成竹、从容不迫。”

乙某在其居住社区开了一个针灸保健馆，虽然技术不错，口碑不错，也解决了不少疑难，成为当今社区服务中仅有难得的以针灸为立足之本的民间‘仅剩’。平心而论，就传统针灸而言，其造诣已经殊为难得，小小诊所、病患感谢锦旗甚多，但局限于社区服务的层次、百姓对针灸的认识和传统针灸技术本身……诸多因素，再加上头上悬着一把‘超范围经营’的利剑，也仅仅勉强混个糊口粮饷而已。故其常常怀才不遇，欲图到国外发展。

丙某在一家品牌美容店打工，由于其较有特色的保健疗效，多年后如今已是‘价高显贵、来往皇孙’，新加坡、香港、台湾等为此特意飞来治疗的络绎不绝。本人也曾向他请教过几招，常还颇有疗效。
感慨之余，欣然名之曰：“得系统者得疗效，失系统者失疗效。”
⑷联系面上对于‘传统’的理解有所遐想。
又：就此让我联想到前些日子看到的对‘传统’之批评，特录于此：“历史地说，我们的民族儒学影响深刻，重‘文’轻‘理’，缺少科学实证精神，只注意‘拿来’，而不去研究人家的东西是怎样‘来’的，拿来后只是囫囵吞枣，只注重技术而无视科学，再加上对待科学态度主要着眼于功利主义(拿手好戏是模仿)而忽略科学的审美价值，实在是科学落后的深层次的根源。”读来似乎有些道理，然究竟是‘传统’‘文化’之弊，还是‘崇洋媚外’‘迷信权威’而放弃自己系统之弊，联系上文，自能使人遐想联翩。

《我看中医新世纪大论战》系列文章作者 马桢伟 200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