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注册
- 2008/11/08
- 帖子
- 54
- 获得点赞
- 0
- 声望
- 0
《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传承集》究竟去向何方？
作者：知情者
我是《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传承集》(以下简称《传承集》)此书的最知情者。观其书中内容，不分是原卷抄录，还是改动增补？不管是文句条文异别大小，还是治方变更多少？甚至将残缺不全的、伪造的、缟造的等，统统收集在书中。使一部在中国医学史上和中医临床与中医文献具有巨大价值的《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给人们留下永世搞不清的迷茫混乱。
现将《传承集》书中有关部分摘录于下，敬请同仁看其究竟！
一、前言中，将《传承集》、《医案集》、《研究》、称为：“这三部书是姊妹篇”(摘于第4页)。这样相提并论实在欠妥。《传承集》是张大昌先生收藏三代的敦煌卷子抄录本及大昌先生修正增补后传授弟子的各种抄本。《医案集》是大昌先生历经四十余年的临床经验、学术理论的总结专著。《研究》是大昌先生其中一名弟子和少数人合作的论著。其内容是表述他们二人与众不同学术观点。正如《传承集》书中说的：“《研究》表述的观点是该书作者自己的学术见解，如果某些观点与《传承集》的观点不一致，这是正常现象。”(摘于第4页)现将《研究》稿本中部分内容摘录于下(引自2007年的底稿)，请看究竟!
“现存已刊或未刊传抄本及藏经洞卷子均已失原作面貌，故予以整订”。337页又言：“都是先师张大昌先生大其前辈研究原卷的基础上针对其中非一本中之文字，且经不起用陶氏原书按味用药原则的严密考证”。按《研究》作者轻意否定各种传抄本的文献价值，自信地将他研究出的所谓的“陶氏原书”驾于藏经洞卷子之上。这是多么可笑的一件事！
271页言：“笔者……进行了多次调试成功地制造出完全符合陶氏原意的5•8表，了结此一桩历史公案。”按：好大的口气，一千多年的历史公案让他一个表就了结了。
337页，“尽管先师祖孙三代(包括其师张苔)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艰苦卓绝的工作，终因步古人之旧辙。”“藏经洞本之‘别本’的作者，当为此蛇足之始作俑者”。按：“别本”指《传承集》中的“张偓南别集本”作者是张大昌先生的祖父，《研究》的作者侮辱他先师祖孙三代之词语，难道也是学术观点不一致，也是正常现象吗？
二、周连淼抄本。封面右下角有“丙午年春”抄本末页有：“时一九六五年腊月二十六，抄师本完了。”接下文有：“六六年二月于南镇村。”《传承集》224页小注说明：“……丙午年春为1966年，此时《辅行诀》原卷尚在。”
(一)时间考证：一九六五年腊月二十六，是乙巳年冬，为何写成丙午年春？一九六五年腊月二十六应该是阴历，公历应是一九六六年一月十七日，又为何写成“六六年二月于南镇村”？将抄本抄完的时间就是一个，也只能是一个，为什么周先生身为佛教徒，曾任县志办公室总编辑，竟写成不相同的两个年头，两个月、日。周先生你是1968年北大毕业，1976年才认识张先生的，为什么在1965年腊月你竟会出现在大昌先生的故居南镇村抄本？难道你会分身法？
(二)事情经过：《传承集》是自2005年开始整理，历经三年余，在接近出版的前夕，突然冒出一个65年周连淼抄本，我们认为有些蹊跷。于2008年7月初，钱超尘先生用电脑将其抄本传过来，随后赵怀舟先生又将周抄本的照片从电脑上传了过来。卷末这几行字最可疑：“时在一九六五年腊月二十六，抄师本完了。
师曰：此书是先祖父任湖北军职，去敦煌买马时购得，已珍藏四代，是失传的宝书。抄本要珍惜莫失。前五脏证候治法，背熟为是。谨记，谨记！
六六年二月于南镇村”
其中末尾这几行有的字体明显和正文中的正楷字体有很大的差别。如：“的、宝、书、五”等字，有行草的韵味。我们发现其中疑点重重，了解此抄本的真实情况后，如实电话告知了钱超尘先生、陈辉主任，并电话询问了周先生。问他：“你说你的抄本是65年抄的，那时你还没有接触张老师，这个抄本末尾有‘抄师本完了’这句话，你倒底是按谁的抄本抄写的？周却说：“现在我不能说，说了人家不高兴。”后来周先生见我们再三追问此事。在2008年7月26日周连淼从四川打电话来说：“该本是他据范志良1966年抄本抄原样誊录之本。”按你周先生的说法，你是据范志良1966年抄本原样誊录之本，真是不打自招，纯属编造慌言，嫁祸于人，侵犯他人名誉权、姓名权。此事范志良根本就不知来由，也根本无此抄本！1965年范抄本自抄后，谨遵先师嘱言，从来示传过任何人，至到2003年才由姜宗瑞复印流传。近年来范为了此书气劳过度，于去年10月致病，在邢台住院治疗，至今还在家中养病，最近翻书一阅，才发现书中竟有这样骗人的慌话，实在令人可恼！
在2008年7月下旬，我们曾打电话给钱先生，因钱先生在芦山开会，手机信号不好，让我们与出版社陈辉主任联系，在2008年8月2日，我们兄弟九人联名写信给陈辉主任，说明周抄本和孙伯果抄本伪造的要点、动机，并拿出了相关的证据，最后特别写明：“决不允许将《传承集》变成‘垃圾集’”。此信用特快专递给陈主任邮去，结果毫无音信。接着我们又用电话催问此事，周先生见事情败露，又更改了抄写时间，下如《传承集》中言：“不久周连淼先生从四川给我们打来电话说，此本具体抄写时间是1989年秋天(摘于409页)。
据上所述，伪造抄本，编造慌言，嫁祸于人，侵犯他人名誉权、姓名权，已构成诽谤侵权罪。从抄写时间巅三倒四，驴唇不对马嘴，按周先生所说，1965年他怎么能抄1966年的抄本？真是自相矛盾！这些你们是应知其情的，为何不加核实，就以讹传讹的刊登在书中，你们到底想把《传承集》引向何方？
(三)目的：周抄本封面右下角有“丙午年春”四字。在小注末句特别说明：“丙午年春为1966年，此时《辅行诀》原卷尚在”十八字。这就是他们伪造抄本的中心目的。既然“原卷尚在”，那么此抄本就可能顺理成章的赖到原卷之中。其目的有二：其一是前《研究》的作者在文中侮辱大昌先生祖孙三代的词语，他们认为这可能还有些不足，再进一步加深扩大。这样一来足可证明大昌先生将家藏三代的《辅行诀》一轴原卷抄录本无私奉献给国家的高尚品德，原是一个骗局。让大昌先生永世落一个欺骗国家的骂名！其用心何其毒也！其二是为《研究》一书制造理论根据，让《研究》想象空谈之论也可赖成是从原卷而来。此事2007年夏就有人在谋划此事了，在2007年钱先生首次来广宗之前，某人曾对这我们师兄弟中的两个人，讲过这样的话：“金石药当是原卷所故有，这没有没题。怎样才能将补文和更补文的内容也赖到原卷中去呢？”没想到，还真有这种方法！
联名信中早已说明此事，可惜如石沉大海，了无音讯。
(四)考证：
1、从已刊发行的版本、刊物及各种不同的抄本，包括《传承集》，凡有关对《辅行诀》说明的文章，都统一写道：张大昌先生的先祖张偓南先生去敦煌时，在驻洞道士手中重金购得医学卷子一轴，名《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从未见过有二轴的说法。
2、有1974年大昌先生将唯一按原卷抄录的王子旭抄本经整理后让张海洲照抄，寄经中医研究院的文本(见448页)，并在最后写道：“这轴书我家已保存了三代。”(摘446页)
3、有1975年中医研究院院长王雪苔先生来访此书后，经该院整理校勘的“中国中医研究院打印本”(见57页)
4、有1965年“范志良抄本”(见3页)
5、有1988年马继兴主编的《敦煌古医籍考释》
6、有1998年王淑民主编的《敦煌医药文献辑校》等
以上诸本都是抄写年代较早的抄本，除个别文字不同，金石药的有无之外，其内容基本一致。再核对周连淼抄本之内容，与上述诸本大不相同，在大昌先生将《辅行诀》首次转录四十余年的今天，在《传承集》即将出版的前夕，突然造出一个原卷尚在年代驴唇不对马嘴的抄本，真是慌唐到了极点！
赵怀舟先生是2008年5月24日离开广宗的，可在6月11日赵先生一人又专程来广宗，从周妇人手中取走此本。临走时留下一个封信，说是钱先生的信，等他走后，周妇人折开一看，内装一千元现金，事后周夫人曾想让陈志欣还给怀舟，志欣说：“有机会你见到他时亲自还给他吧”。就这样，这一千元钱到现在周夫人仍单独放着。不知是何意？《传承集》搜集抄本多达二十余个，为什么单独周抄本暗送一千元，可见用心良苦也。
我们说周抄本作伪，绝不是说周先生本人是作伪者。他们夫妇都是忠实的佛教信徒。最后周先生说是据范志良1966年抄本抄原样誊录之本。大概是考虑到某个人或某些人的面子，只怪作伪者在末尾加上了“师本”、“师曰”等字，没想到周先生接触张先生的时间问题。因在66年前后，张先生的弟子只有范志良一人，所以周先生为了替某些人圆慌，只能说是抄的范志良的抄本。在这种情况下，主持此书编辑工作的人，应不应该向范志良核实一下呢？
周先生只考虑某些人的面子，却没意识到对学术、对张先生的影响。如果是这样的话，就说明大昌先生将家藏三代的《辅行诀》一轴原卷抄录本无私奉献给国家的高尚品德，原是一个骗局(未献出金石药，情有可原。把《辅行诀》故意弄得这么乱，是难以让人接受的)因此，我们认为在对待重要文献的事情上，还是实事求是为好。
三、孙伯果本
1、2007年6月孙先生给钱先生曾给钱超尘先生写过一封信，后来钱先生将此信和孙伯果抄本的复印件寄给了我们。在给钱先生的信中说：“1976年王春堂老师命我抄写他抄写张大昌老师的《辅行诀》。”可不知为什么，在《传承集》中却成了：“记得是1976年……但具体是何月何日，因事隔30余年，我记不确切了。……中医院王雪苔一行三、四人乘黑色轿车来访……并在当日，将自己的《辅行诀》抄本送给我。”(摘自540页)此篇之说纯属编造慌言。其依据一，王雪苔先生此次来访是1976年1月9日，农历1975年腊月初九日，正当腊八节，腊八节在当地连老百姓都是人人皆知的日子，怎么孙先生连这个月份都记不清，这恐怕不符合情理吧？其依据二，王雪苔先生乘黑色轿车，更是无中生有，我们走访了一位1975年在威县Zhengfu开车的老司机，他回忆说：“当时，县里只有两辆旧212吉普车”。看来“黑色轿车”是按照现在的生活水平，凭空想象的结果。王雪苔先生来访不久，我就去了大昌先生家中，张老师曾对我说，他们是与县文化馆的同志骑自行车来的，并由大昌先生家中奔赴远隔20里之遥的陈家庄王子旭家，访问唯一按原卷抄录本的经过，王子旭先生也曾证实过此事。其依据三，王雪苔先生为此《辅行诀》在1975年11月首次来访，相隔不足两个月再次访问，按王先生文中言，是带着“尚方宝剑”来的，为寻根求源，连废片碎纸都要看它一眼，也不放过。正如书中言：“那怕找到片纸只字也是莫大收获。”(摘450页)就在这一天，大昌先生将《辅行诀》抄本送给孙先生，从任何角度来说，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其四，孙先生早已写信给钱先生说明了此事，是他的王老师给他的抄本而不是张大昌先生。从种种迹象来看，孙先生根本没去大昌先生家中，纯属编造慌言，而《传承集》为什么丢真收假，恐怕《传承集》的内容不乱吧？
2、首次访问孙先生，是在钱先生首次来广宗的那天晚上，有人提出孙伯果手上还有关于《辅行诀》的材料。当时吉建华院长就立即派车前往孙先生家。当时去了四、五个人，并且这是突然袭击，孙先生事先并不知到我们要取抄本，当谈到他的抄本的来历时，他就说是抄他的老师王春堂先生的
3、从孙伯果先生给钱先生的信的笔迹，来对照孙伯果抄本中的笔迹，经当地熟习书法的多人观验，都认定这两本文字不出一人之手。我们初步推断，孙伯果抄本，极有可能是其师王春堂的亲笔抄本。这两个文本的部分复印件同联名信一起寄到北京了，想请有关专家鉴定，但无音讯。
4、再有王春堂先生的一段注文“诸方主治文末‘又治云’，系惟静先祖增补，但不知偓南公据何书而补。惟静虽博学多闻，亦不知出自何典。在石识。
救误方有五泻汤，为何无五补汤？”
这段注文在孙伯果抄本的复印件中，是列入正文中的，并不是夹注在书中。从这种格式来考虑，应是王先生在整理抄写大昌先生抄本时随时注在他的抄本上了。他没必要，也不可能把这段话注在张先生的抄本中。所以，孙先生抄其师的抄本是合理的。若按孙先生后来的说法，这段注文只能是夹注在张先生的手抄本上了。王先生虽和张先生是挚友，他也不应该在张先生抄本上乱写的。观现今发现的张先生的两个亲笔抄本，未见他人一字，也足证我们的推测是合理的。
孙先生这么做难道只是为了把他和张先生的关系拉近甚至超过张先生的诸位弟子吗？我们认真分析一下，发现不是这样的。当孙伯果的抄本决定要上书之后，有人亲见，某人极力督促孙先生给钱先生写信，要求列入编委，当时孙先生认为这么做不恰当，是在某人的再三督促下，才写了那封信。从我们的角度讲，孙先生提供抄本，列入编委是很正常的事，孙先生还觉得不好意思。象他这样的一位腼腆、忠厚，也没什么学术欲望的人，为何要改变当初的说法呢？
从周抄本直接针对范志良1965年抄本的情况来看，孙先生改变说法应与哪个抄本相关呢？孙抄本从内容上看，与刘德兴的抄本有关。我们通过对两个抄本做比较，发现他们是用同一资料，经不同的人整理的。刘德兴是抄于1975年，孙先生抄于1976年。应是刘德兴按完后，将三个抄本还给张先生之后，王春堂老师再从张先生处，拿去重新整理的。从时间上也很吻合。某人对刘德兴有了意见之后，孙先生的说法也改变了，无非是想通过孙说(抄大昌先生的一个本子)压倒刘德兴的说法(由三个不同的本子整理的)。说慌是件容易的事，可说慌要想说的天衣无缝，就不是那么容易了。
因此，我们认为，在这两起作伪的事件中，周连淼先生和孙伯果先生，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可以说是受害者，有意无意地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了。
那么，请看《传承集》中的内容，不管伪造的、编造的，见本就搜集，见本就收录在《传承集》中，真伪不辨，是非不分，并且明知是假却丢真收假等等，难道这你们就不感觉更加迷茫吗？按你们上文所言：“整理出接近敦煌《辅行诀》原貌的本子来，本书出版的初衷也在这里。”“探访寻找这些抄本……以求敦煌原件基本可信赖的文本，是研究《辅行诀》最为基础的工作”等等。说的真是甜言蜜语，可是你们实际做的为何与此恰好相反《传承集》正应了你们自己所说：“将沿误导误，以讹传讹，精力虚掷，徒增淆乱”。难道说这正是你们自己所说：“出版本书的初衷也正在这里”吗？
作者：知情者
我是《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传承集》(以下简称《传承集》)此书的最知情者。观其书中内容，不分是原卷抄录，还是改动增补？不管是文句条文异别大小，还是治方变更多少？甚至将残缺不全的、伪造的、缟造的等，统统收集在书中。使一部在中国医学史上和中医临床与中医文献具有巨大价值的《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给人们留下永世搞不清的迷茫混乱。
现将《传承集》书中有关部分摘录于下，敬请同仁看其究竟！
一、前言中，将《传承集》、《医案集》、《研究》、称为：“这三部书是姊妹篇”(摘于第4页)。这样相提并论实在欠妥。《传承集》是张大昌先生收藏三代的敦煌卷子抄录本及大昌先生修正增补后传授弟子的各种抄本。《医案集》是大昌先生历经四十余年的临床经验、学术理论的总结专著。《研究》是大昌先生其中一名弟子和少数人合作的论著。其内容是表述他们二人与众不同学术观点。正如《传承集》书中说的：“《研究》表述的观点是该书作者自己的学术见解，如果某些观点与《传承集》的观点不一致，这是正常现象。”(摘于第4页)现将《研究》稿本中部分内容摘录于下(引自2007年的底稿)，请看究竟!
“现存已刊或未刊传抄本及藏经洞卷子均已失原作面貌，故予以整订”。337页又言：“都是先师张大昌先生大其前辈研究原卷的基础上针对其中非一本中之文字，且经不起用陶氏原书按味用药原则的严密考证”。按《研究》作者轻意否定各种传抄本的文献价值，自信地将他研究出的所谓的“陶氏原书”驾于藏经洞卷子之上。这是多么可笑的一件事！
271页言：“笔者……进行了多次调试成功地制造出完全符合陶氏原意的5•8表，了结此一桩历史公案。”按：好大的口气，一千多年的历史公案让他一个表就了结了。
337页，“尽管先师祖孙三代(包括其师张苔)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艰苦卓绝的工作，终因步古人之旧辙。”“藏经洞本之‘别本’的作者，当为此蛇足之始作俑者”。按：“别本”指《传承集》中的“张偓南别集本”作者是张大昌先生的祖父，《研究》的作者侮辱他先师祖孙三代之词语，难道也是学术观点不一致，也是正常现象吗？
二、周连淼抄本。封面右下角有“丙午年春”抄本末页有：“时一九六五年腊月二十六，抄师本完了。”接下文有：“六六年二月于南镇村。”《传承集》224页小注说明：“……丙午年春为1966年，此时《辅行诀》原卷尚在。”
(一)时间考证：一九六五年腊月二十六，是乙巳年冬，为何写成丙午年春？一九六五年腊月二十六应该是阴历，公历应是一九六六年一月十七日，又为何写成“六六年二月于南镇村”？将抄本抄完的时间就是一个，也只能是一个，为什么周先生身为佛教徒，曾任县志办公室总编辑，竟写成不相同的两个年头，两个月、日。周先生你是1968年北大毕业，1976年才认识张先生的，为什么在1965年腊月你竟会出现在大昌先生的故居南镇村抄本？难道你会分身法？
(二)事情经过：《传承集》是自2005年开始整理，历经三年余，在接近出版的前夕，突然冒出一个65年周连淼抄本，我们认为有些蹊跷。于2008年7月初，钱超尘先生用电脑将其抄本传过来，随后赵怀舟先生又将周抄本的照片从电脑上传了过来。卷末这几行字最可疑：“时在一九六五年腊月二十六，抄师本完了。
师曰：此书是先祖父任湖北军职，去敦煌买马时购得，已珍藏四代，是失传的宝书。抄本要珍惜莫失。前五脏证候治法，背熟为是。谨记，谨记！
六六年二月于南镇村”
其中末尾这几行有的字体明显和正文中的正楷字体有很大的差别。如：“的、宝、书、五”等字，有行草的韵味。我们发现其中疑点重重，了解此抄本的真实情况后，如实电话告知了钱超尘先生、陈辉主任，并电话询问了周先生。问他：“你说你的抄本是65年抄的，那时你还没有接触张老师，这个抄本末尾有‘抄师本完了’这句话，你倒底是按谁的抄本抄写的？周却说：“现在我不能说，说了人家不高兴。”后来周先生见我们再三追问此事。在2008年7月26日周连淼从四川打电话来说：“该本是他据范志良1966年抄本抄原样誊录之本。”按你周先生的说法，你是据范志良1966年抄本原样誊录之本，真是不打自招，纯属编造慌言，嫁祸于人，侵犯他人名誉权、姓名权。此事范志良根本就不知来由，也根本无此抄本！1965年范抄本自抄后，谨遵先师嘱言，从来示传过任何人，至到2003年才由姜宗瑞复印流传。近年来范为了此书气劳过度，于去年10月致病，在邢台住院治疗，至今还在家中养病，最近翻书一阅，才发现书中竟有这样骗人的慌话，实在令人可恼！
在2008年7月下旬，我们曾打电话给钱先生，因钱先生在芦山开会，手机信号不好，让我们与出版社陈辉主任联系，在2008年8月2日，我们兄弟九人联名写信给陈辉主任，说明周抄本和孙伯果抄本伪造的要点、动机，并拿出了相关的证据，最后特别写明：“决不允许将《传承集》变成‘垃圾集’”。此信用特快专递给陈主任邮去，结果毫无音信。接着我们又用电话催问此事，周先生见事情败露，又更改了抄写时间，下如《传承集》中言：“不久周连淼先生从四川给我们打来电话说，此本具体抄写时间是1989年秋天(摘于409页)。
据上所述，伪造抄本，编造慌言，嫁祸于人，侵犯他人名誉权、姓名权，已构成诽谤侵权罪。从抄写时间巅三倒四，驴唇不对马嘴，按周先生所说，1965年他怎么能抄1966年的抄本？真是自相矛盾！这些你们是应知其情的，为何不加核实，就以讹传讹的刊登在书中，你们到底想把《传承集》引向何方？
(三)目的：周抄本封面右下角有“丙午年春”四字。在小注末句特别说明：“丙午年春为1966年，此时《辅行诀》原卷尚在”十八字。这就是他们伪造抄本的中心目的。既然“原卷尚在”，那么此抄本就可能顺理成章的赖到原卷之中。其目的有二：其一是前《研究》的作者在文中侮辱大昌先生祖孙三代的词语，他们认为这可能还有些不足，再进一步加深扩大。这样一来足可证明大昌先生将家藏三代的《辅行诀》一轴原卷抄录本无私奉献给国家的高尚品德，原是一个骗局。让大昌先生永世落一个欺骗国家的骂名！其用心何其毒也！其二是为《研究》一书制造理论根据，让《研究》想象空谈之论也可赖成是从原卷而来。此事2007年夏就有人在谋划此事了，在2007年钱先生首次来广宗之前，某人曾对这我们师兄弟中的两个人，讲过这样的话：“金石药当是原卷所故有，这没有没题。怎样才能将补文和更补文的内容也赖到原卷中去呢？”没想到，还真有这种方法！
联名信中早已说明此事，可惜如石沉大海，了无音讯。
(四)考证：
1、从已刊发行的版本、刊物及各种不同的抄本，包括《传承集》，凡有关对《辅行诀》说明的文章，都统一写道：张大昌先生的先祖张偓南先生去敦煌时，在驻洞道士手中重金购得医学卷子一轴，名《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从未见过有二轴的说法。
2、有1974年大昌先生将唯一按原卷抄录的王子旭抄本经整理后让张海洲照抄，寄经中医研究院的文本(见448页)，并在最后写道：“这轴书我家已保存了三代。”(摘446页)
3、有1975年中医研究院院长王雪苔先生来访此书后，经该院整理校勘的“中国中医研究院打印本”(见57页)
4、有1965年“范志良抄本”(见3页)
5、有1988年马继兴主编的《敦煌古医籍考释》
6、有1998年王淑民主编的《敦煌医药文献辑校》等
以上诸本都是抄写年代较早的抄本，除个别文字不同，金石药的有无之外，其内容基本一致。再核对周连淼抄本之内容，与上述诸本大不相同，在大昌先生将《辅行诀》首次转录四十余年的今天，在《传承集》即将出版的前夕，突然造出一个原卷尚在年代驴唇不对马嘴的抄本，真是慌唐到了极点！
赵怀舟先生是2008年5月24日离开广宗的，可在6月11日赵先生一人又专程来广宗，从周妇人手中取走此本。临走时留下一个封信，说是钱先生的信，等他走后，周妇人折开一看，内装一千元现金，事后周夫人曾想让陈志欣还给怀舟，志欣说：“有机会你见到他时亲自还给他吧”。就这样，这一千元钱到现在周夫人仍单独放着。不知是何意？《传承集》搜集抄本多达二十余个，为什么单独周抄本暗送一千元，可见用心良苦也。
我们说周抄本作伪，绝不是说周先生本人是作伪者。他们夫妇都是忠实的佛教信徒。最后周先生说是据范志良1966年抄本抄原样誊录之本。大概是考虑到某个人或某些人的面子，只怪作伪者在末尾加上了“师本”、“师曰”等字，没想到周先生接触张先生的时间问题。因在66年前后，张先生的弟子只有范志良一人，所以周先生为了替某些人圆慌，只能说是抄的范志良的抄本。在这种情况下，主持此书编辑工作的人，应不应该向范志良核实一下呢？
周先生只考虑某些人的面子，却没意识到对学术、对张先生的影响。如果是这样的话，就说明大昌先生将家藏三代的《辅行诀》一轴原卷抄录本无私奉献给国家的高尚品德，原是一个骗局(未献出金石药，情有可原。把《辅行诀》故意弄得这么乱，是难以让人接受的)因此，我们认为在对待重要文献的事情上，还是实事求是为好。
三、孙伯果本
1、2007年6月孙先生给钱先生曾给钱超尘先生写过一封信，后来钱先生将此信和孙伯果抄本的复印件寄给了我们。在给钱先生的信中说：“1976年王春堂老师命我抄写他抄写张大昌老师的《辅行诀》。”可不知为什么，在《传承集》中却成了：“记得是1976年……但具体是何月何日，因事隔30余年，我记不确切了。……中医院王雪苔一行三、四人乘黑色轿车来访……并在当日，将自己的《辅行诀》抄本送给我。”(摘自540页)此篇之说纯属编造慌言。其依据一，王雪苔先生此次来访是1976年1月9日，农历1975年腊月初九日，正当腊八节，腊八节在当地连老百姓都是人人皆知的日子，怎么孙先生连这个月份都记不清，这恐怕不符合情理吧？其依据二，王雪苔先生乘黑色轿车，更是无中生有，我们走访了一位1975年在威县Zhengfu开车的老司机，他回忆说：“当时，县里只有两辆旧212吉普车”。看来“黑色轿车”是按照现在的生活水平，凭空想象的结果。王雪苔先生来访不久，我就去了大昌先生家中，张老师曾对我说，他们是与县文化馆的同志骑自行车来的，并由大昌先生家中奔赴远隔20里之遥的陈家庄王子旭家，访问唯一按原卷抄录本的经过，王子旭先生也曾证实过此事。其依据三，王雪苔先生为此《辅行诀》在1975年11月首次来访，相隔不足两个月再次访问，按王先生文中言，是带着“尚方宝剑”来的，为寻根求源，连废片碎纸都要看它一眼，也不放过。正如书中言：“那怕找到片纸只字也是莫大收获。”(摘450页)就在这一天，大昌先生将《辅行诀》抄本送给孙先生，从任何角度来说，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其四，孙先生早已写信给钱先生说明了此事，是他的王老师给他的抄本而不是张大昌先生。从种种迹象来看，孙先生根本没去大昌先生家中，纯属编造慌言，而《传承集》为什么丢真收假，恐怕《传承集》的内容不乱吧？
2、首次访问孙先生，是在钱先生首次来广宗的那天晚上，有人提出孙伯果手上还有关于《辅行诀》的材料。当时吉建华院长就立即派车前往孙先生家。当时去了四、五个人，并且这是突然袭击，孙先生事先并不知到我们要取抄本，当谈到他的抄本的来历时，他就说是抄他的老师王春堂先生的
3、从孙伯果先生给钱先生的信的笔迹，来对照孙伯果抄本中的笔迹，经当地熟习书法的多人观验，都认定这两本文字不出一人之手。我们初步推断，孙伯果抄本，极有可能是其师王春堂的亲笔抄本。这两个文本的部分复印件同联名信一起寄到北京了，想请有关专家鉴定，但无音讯。
4、再有王春堂先生的一段注文“诸方主治文末‘又治云’，系惟静先祖增补，但不知偓南公据何书而补。惟静虽博学多闻，亦不知出自何典。在石识。
救误方有五泻汤，为何无五补汤？”
这段注文在孙伯果抄本的复印件中，是列入正文中的，并不是夹注在书中。从这种格式来考虑，应是王先生在整理抄写大昌先生抄本时随时注在他的抄本上了。他没必要，也不可能把这段话注在张先生的抄本中。所以，孙先生抄其师的抄本是合理的。若按孙先生后来的说法，这段注文只能是夹注在张先生的手抄本上了。王先生虽和张先生是挚友，他也不应该在张先生抄本上乱写的。观现今发现的张先生的两个亲笔抄本，未见他人一字，也足证我们的推测是合理的。
孙先生这么做难道只是为了把他和张先生的关系拉近甚至超过张先生的诸位弟子吗？我们认真分析一下，发现不是这样的。当孙伯果的抄本决定要上书之后，有人亲见，某人极力督促孙先生给钱先生写信，要求列入编委，当时孙先生认为这么做不恰当，是在某人的再三督促下，才写了那封信。从我们的角度讲，孙先生提供抄本，列入编委是很正常的事，孙先生还觉得不好意思。象他这样的一位腼腆、忠厚，也没什么学术欲望的人，为何要改变当初的说法呢？
从周抄本直接针对范志良1965年抄本的情况来看，孙先生改变说法应与哪个抄本相关呢？孙抄本从内容上看，与刘德兴的抄本有关。我们通过对两个抄本做比较，发现他们是用同一资料，经不同的人整理的。刘德兴是抄于1975年，孙先生抄于1976年。应是刘德兴按完后，将三个抄本还给张先生之后，王春堂老师再从张先生处，拿去重新整理的。从时间上也很吻合。某人对刘德兴有了意见之后，孙先生的说法也改变了，无非是想通过孙说(抄大昌先生的一个本子)压倒刘德兴的说法(由三个不同的本子整理的)。说慌是件容易的事，可说慌要想说的天衣无缝，就不是那么容易了。
因此，我们认为，在这两起作伪的事件中，周连淼先生和孙伯果先生，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可以说是受害者，有意无意地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了。
那么，请看《传承集》中的内容，不管伪造的、编造的，见本就搜集，见本就收录在《传承集》中，真伪不辨，是非不分，并且明知是假却丢真收假等等，难道这你们就不感觉更加迷茫吗？按你们上文所言：“整理出接近敦煌《辅行诀》原貌的本子来，本书出版的初衷也在这里。”“探访寻找这些抄本……以求敦煌原件基本可信赖的文本，是研究《辅行诀》最为基础的工作”等等。说的真是甜言蜜语，可是你们实际做的为何与此恰好相反《传承集》正应了你们自己所说：“将沿误导误，以讹传讹，精力虚掷，徒增淆乱”。难道说这正是你们自己所说：“出版本书的初衷也正在这里”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