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元御传

[孙洪彪]

黄元御，名玉路，字元御，一字坤载，号研农，别号玉楸子，昌邑县人，清代乾隆间名医。他医德高尚，以“良相之心为良医”；医术精湛，“所治危症有神效"。初时，在民间已享有“南藏北黄”声誉。后来，因其治疾能覆杯而愈，遂蜚声江淮与京都间。清高宗御赐“妙悟岐黄”匾额，悬太医院门首。他终生精研医学，著述宏富。《清史稿》记，他“因庸医误药损目，发愤学医，于《素问》、《灵枢》、《难经》、《伤寒论》、《金匮玉函经》皆有注释，凡数十万言。”实现了他“以良医济世”，“凿先圣未雕之璞，探千秋永坠之奇”，“继古圣之匡维”，“回苍生之颠沛”的宏愿。医学界称其学术思想，“奥析天人，妙烛幽隐，自越人、仲景而后，罕有其伦”，成为祖国医学发展史上，对经典医著“长沙而后，一火薪传”的“一代医宗”。

奋志青云，雄心为良相济世

不种桑麻不养蚕，
莫将实学付空谈；
王侯筋两无多重，
有志男儿一担擔。
黄福《书怀》

 

[孙洪彪]

书香门第，男儿奋志

黄元御于1705年农历九月十八日夜九时仵，出生在昌邑城西郊黄家新郭村。黄氏世家是昌邑县的名门望族。黄元御是黄福的第十一代孙。黄福的思想和业绩对黄元御有着深刻的影响。

黄福，号后乐，谥忠宣公，是明初历官五朝的良臣。他原为清源知县，因上书论国大计，被太祖朱元璋破格选拔，为工部右侍郎。永乐初年，因在两广和交趾治军调度有方，调北京刑部尚书兼掌安南布政、按察二司事。洪熙时召还，以工部尚书兼詹事府詹事。宣德初，调南京户部尚书兼掌兵部。正统元年，拜少保，进阶光禄大夫，封赠三代。

黄福仰慕范仲淹为人，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作为自己的居官准则。因此，取“后乐”为号。官退之后，并将自己的居室取名“后乐堂”。老年在“后乐堂”中，不但仍与往来友好交谈国家大事，还特别重视教育子女关心民众疾苦。

当时的国史李时勉在《后乐堂记》中写道：黄福“历事五朝，四十余年，其心未尝一日不在天下国家，平昔言议未尝一语不在天下国家。论大臣以道，事君赤心报国，而不为私图者方今其一人焉。”《昌邑县志》载：“福器重才敏，周练世务，忧国忘家，老而弥笃，卒之日家无百缗”。

黄家新郭村西的西岩山东麓，是黄福的御葬墓，墓前西侧竖立着明英宗亲书的《谕祭文》碑。墓前是两列高大的汉白玉石人石兽。每年春季的农历四月十七日和秋季的农历十月二十二日，两次新郭山会。方园百里的人们，都来争赶这个山会，一是图到西岩山上贡奉“泰山老母”，二是为前来拜谒“黄忠宣公墓”。所以，新郭山会特别隆盛。

昌邑城里除在乡贤祠里供有黄福祭位外，还奉旨在县衙前的县南街建有“黄忠宣公祠”，每年春秋两祭。黄福在当地声望很高，对黄氏的后代有着深远的影响。

明清两代，黄氏家族人才辈出。黄元御的堂祖父黄运启为顺治戊戌(1658年)进士，官至兵部给事。著有《平政纪略》、《石嵩问答》等书。归里后设义田济人急，也被祀入乡贤祠。黄运启之子黄在中，任钱塘知县时政声卓著，崇祀杭州名宦祠。黄元御出生之家，也是书乡门第。他的祖父黄运贞，廪贡生，侯补训导，在昌邑城南隅造有别居学塾，书斋中藏有黄福的《黄公文集》、《后乐堂集》和黄运启的《平政纪略》，以及各种经史子集。黄元御的父亲黄钟，也是邑庠生。黄元御兄弟三人，两位兄长，黄德润为邑增生，黄德淳为监生。家庭教育和社会环境为黄元御读书治学创造了十分优越的条件。

黄元御由于受到良好的家塾启蒙教育，童年时，便进入西岩山前的养志书院读书。这个书院原为逄萌祠故址。老师常用逄萌挂冠的忠君保国故事来教育学生。尤其是书院东邻黄福墓，黄福“公而忘私，国而忘家，不为利回，不为害怵，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更是启发教育学生刻苦读书，以展宏志的生动教材。黄元御原来从父亲那里，听到了许多有关黄福“生荣死哀”的悲壮故事，现在又常学习老师选辑的有关黄福的文章，使他对黄福创辟的丰功伟业有了更深的理解。

首先引起黄元御志趣的是《石岩记》。文章作者孙梦豸，明嘉靖丙辰进士，官至侍郎。官退隐居西岩，修身养志，著书立说。其文中记载：“去县西二里许名日新郭村，近古城遗址，今以名村因其旧也。村之西有山，近视之若夷，远望则丰隆耸秀，青草蒙茸如翠屏状。其极顶前后又有小峰突起，中区平坦亩余，旧有泰山等祠。闻之故老云：厥初始建，几见神异。今虽漫无可考，然岁时伏腊，邑中人士瞻拜祠下者，动以数百计，往来络绎，若或使之，也可以稽此山之灵也。”“东则为忠宣公墓，石兽森列，松桧葱郁，而其子孙环处于其侧者，尚济济焉”。西岩名胜是昌邑八景之一，原因大概也是赖以黄忠宣公墓的名气吧。在书院
内的石刻《题西岩》，作者翟瓒是明正德甲戌进士，官至湖广巡抚。他的这首题诗，也是黄元御的喜读之篇。诗文是：“世外风流爱小山，结庐高著翠微间。天台佳气春常在，阆苑浮云昼自闲。槛外松烟偏霭霭，枝头鸟语故关关。明朝柱史朝枫陛，野老思君何日还。”这些诗词文章，使黄元御从对先祖黄福由崇敬，萌生了成为良相的心愿。从此，他再陪同师友到黄福墓拜谒时，看到那墓前林立的石碣，感到每一碑文都焕发出新意，每一字句都表现出更高的价值。特别是《谕祭文》说的“卿事我祖宗，历官中外，四十余年，皆在重任，职端正，刚果有为，忠君爱国，致公忘私，匪躬之节，老而弥笃”，这段话，坚定了黄元御以黄福先祖为榜样，走“忠君爱国，致公忘私”之路的思想。

黄元御胸怀大志，发愤功读，举为庠生，选入城里凤鸣书院就读。他在城里，能更多地到父亲南隅的书斋中阅读诸子百家的各类书籍；能更多地与同学比他长五岁的堂兄黄德静，以及姑表兄弟孙尔周等促膝交谈，论前途事业，讲读书心得；能更多地去“乡贤祠”，特别是到“黄忠宣公祠”瞻拜先祖的灵位，默领“家训”的真谛。祠堂的第一副楹联是：“文教武威勋业千年公史册，远来近悦声灵百代震乾坤”。在黄福画像的西侧有《横石碑》，是黄福去世后第一个仲秋节时，明英宗亲书的谕祭文。文曰：“呜呼!卿廷之志成，秉忠国家，弥久弥笃。朕兹临御，方重倚毗，而遽长逝，岂胜悼叹!"他仰望祠堂中高悬的忠宣公遗像，不但比过去感到倍加亲切，而且对兵部尚书杨士奇题的《像赞》，也似乎感到了有些“诱惑”。赞辞中说：“所见六卿大臣，刚贞之操，廉洁之心，闳厚之度，通硕之才，经国如家，至公不私，有古贤臣君子之志，始终不谕，舆论所归，无间然者，东莱一人焉。”每年春秋两度黄元御随县署官员和书院师生前来祀祭，他总是流连忘返，反覆诵读这些祭文、像赞，默默对着先祖立志发誓。

在南隅书斋中，黄元御经常翻阅黄福的《后乐堂诗 集》，因为他特别爱读那首题为《书怀》的七言诗：“不种桑麻不养蚕，莫将实学付空谈。王侯筋两无多重，有志男儿一担擔。”立志做一名能担负起忠君保国重任的良臣，决不辜负先祖的遗训，在黄元御的心里已经形成牢不可破的信念了。

黄元御进城读书的第二个春节到了，这是他思想上“飞跃”的一个春节。他从小就知道黄家过春节，家家都不贴“福”帖，而是改贴“春"字。父亲说，这是黄家为“祖者讳”。可在这个春节，已有雄心壮志的黄元御对黄家过年以“春”代“福’’的家规，顿时产生了别开生面的想法。黄家的“春”，既然就是“福”，于是他构思出一首诗来，一是与《书怀》相唱和，更是以“春”喻“福”，来表达自己继承先祖遗志的激烈壮怀。其诗为《咏风筝》：“众目仰望势气派，因缘全凭一线来。平生不爱云和雨，唯喜春风抱满怀。”黄元御立下“唯喜春风抱满怀”的志向，从此效法福祖做一代良臣的心愿成为鼓舞他奋斗不息的力量源泉。

 

[孙洪彪]

聪颖过人，世推国器
黄元御读书勤奋，善于钻研，天资聪慧，过目成诵。在《伤寒悬解自序》中，他回忆读书的情景时说，自己是“涤虑玄览，游思圹垠，空明研悟，自负古今无双。”可见他学习专心致志，治学态度严谨，对所学知识，不但能深刻领悟，而且还要提出自己的独到见解。所以，《黄氏家谱》记：黄元御“有才学”。《黄元御神道碑》文中说：“先生少负奇才，常欲奋志青云，以功名高天下”。《昌邑县志》载：黄元御“聪明过人，甫成童为诸生，世推为国器。”
他聪明好学，但是最喜欢读的却是史书。先是经常翻阅《明史》，了解黄福经历五朝，为官半百的漫长仕途，从史实中学习忠宣公的处世为人。从读史中，他领略了许多安邦治国的方法和道理。他也体会到要成为效忠国家的良臣，就必须研读史籍，做到通古而达今的居官境界。此后，他埋头于二十四史之中，尤其对《史记》，爱不释手，不但重视那生动的史料，而且欣赏那优美的文采，更想从中领略司马迁的卓越才华。他在研读史书中还采用了司马迁的凝神注思，穷深骛远的治学之法。他经常阅读的还有《吕氏春秋》和《汉书》、《晋书》等。史书中的人物传记和各种学术建树，都是他阅读的重点。所以，他根据史书的记载，还常去找来有关诸子百家的学术著作阅读。
他很重视读古典哲学著作，如《易经》、《尚书》、《河图》、《列子》、《庄子》、《管子》、《关尹子》、《子华子》等，甚至《庚桑子》、《邓析子》、《谭子》、《文子》等，都是他所喜读
的。
他也对古典文学感兴趣，常读的除文史并佳的《史记》外，还有屈原的《离骚》，赵元叔的《刺世疾邪赋》、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和《诗经》、《文赋》等。
黄元御通过读史，受到了司马迁的“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深刻影响。历史是社会变迁的一面镜子。黄元御从史书中，既看到了盛世时仕途的通达，也明察到历代仕途潜隐着的险恶。同时，他在读《离骚》和《刺世疾邪赋》等文章中，也开始受到了“超脱”的影响，尤其是在当时以“八股”录仕的束缚下，他非常厌恶那种压抑人们思想的文风。这时在他的思想中，既有在其《杝元赋》里讲的：“至于仆者，丘园散诞，松菊绯徊，慕仲长统之乐志，企赵元叔之壮怀，晓云西去，夜月东来，挥落叶哀鸿之曲，倾梅花寒雪之杯。既息心以遗累，复违俗而舒怀，良无求于富贵，亦何羡乎卢文”的这样一个方面；又有着苦于“怀中抱刺三年灭字"，以期实现凌云壮志，展示其尽忠报国的雄才大略的另一个方面。
在“志”与“意’’的矛盾交错之中，经过反覆思考，他想出了一个道理。这就是后来他在《伤寒说意自叙》中讲的：“世之最难长者，得意之事，玉楸子往往于失意之中，有得意之乐。若使得志，则必失意，若使得意，则必失志。圣人无全功，造化无全能，与其得志而失意，不如得意而失志。二者不可兼，宁舍彼而取此。此中得失，不足为外人道也，此中忧乐，未易为俗人言也。”然而，他有时又想效法一些“双全其美”的前人，既能如意，又不失志，可以著书立说走“砚田为农”的笔耕之路，并因此取号“研农”。他的这种想法，写在第一部医著《素灵微蕴序意》中：“悲夫!昔屈子、吕子之伦，咸以穷愁著书，自见于后，垂诸竹素，不可殚述。使非意有郁结，曷能冥心于衔虚之表，骛精于恍惚之庭，论书策以抒怀，垂文章以行远哉！”岁月峥嵘，思绪万千，黄元御从勤奋之径跨越书山，乘刻苦之舟渡过学海，进入“而立”之年。

 

[孙洪彪]

庸医损目，屡病中虚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雍正十二年甲寅(1734年)八月，正当黄元御风华正茂的而立之年，不幸偶染目疾，又因医生的医术低劣，用药不当，以至使他遭到药物的毒害。这段人生旅途上的重大挫折，在他的著作中屡有记述。首先见于《素灵微蕴》一书中，此书《序意》里开头便说道：“玉楸先生，宰思损虑，气漠神融，清耳而听，明目而视。既遭庸医之祸，乃喟然太息，仰榱而叹曰：是余之罪也。夫昔杜子夏、殷仲堪辈，祸剧折肱，而未尝游思医事，后之病者，不能遁天之刑也”。此书的《杝元》赋里又说：“乃偶撄末疾，见误庸医，夷然太息”。此书卷四《目病解》，还以自己的目病治疗过程为例，用“医案”方式，写出
了这段被“庸医损目”的经过。文中记道：“玉楸子中外条固，夙无苛殃。甲寅八月，时年三十，左目红涩。三日后白睛如血，周外肿起，渐裹黑珠。口干不饮，并无上热烦渴之
证。延一医诊之，高冠严色，口沫泉涌，以为大肠之火，用大黄、黄连下之，不泄。又以重剂下之，微泄，不愈。乃意外有风寒，用滚茶一盆，覆衣熏蒸，汗流至踵，不愈。有老妪善针，轻刺白珠，出浊血数十滴如胶，红肿消退，颇觉清朗。前医犹谓风火不尽，饮以风燥苦寒数十剂，渐有飞白拂上，如轻雾漾笼。伊谓恐薄翳渐长，乃用所谓孙真人秘方，名揭障丹，一派辛寒，日服二次。又有熏法，名冲翳散，药品如前，煎汤热覆，含筒吹熏，取汗如雨，每日一作。如此半月，薄翳渐长渐昏，蟹睛突出外眦，光流如电。脾阳大亏，数年之内，屡病中虚，至今未复。”并且通过对庸医误药的分析，从生理、病理和药理上阐述了他左目失明，中气颓败，身心遭到极大摧残的根源。庸医药害，不但使黄元御失去左目，在心理上受到了难以忍受的创伤，更为严重的是使他体内的中气残遭致命的损伤，直到他五十一岁写《素问悬解自序》时，还念念不忘这出九死一生的悲剧。在《自序》中，他痛苦地回忆说：“玉楸子盛壮之年，误服庸工毒药，幸而未死”。庸医象鬼蜮一样吞噬了他身心的健康。
出师未捷身先伤，常使英雄泪沾襟。黄元御已失目，怎样沿仕途渡过人生?身体已损中气，怎样在而立之年而立?从抱凌云之志，跌入伤残的深渊，黄元御怎能不忧伤?昌邑俗语说：人有三回九转，天有时刻阴晴。黄元御在“天公不作美”的厄运中，究竟怎样回转呢?他从哪里寻找这个人生问题的答案呢?

 

[孙洪彪]

跃马疾驰，发愤做名医济人

黄元御，字坤载，号研农，别号玉揪，明太保忠宣十一世孙。聪明过人，甫成童为诸生，世推为国器。因目疾为庸医所误，一目失明，发愤曰：不能为名相济世，亦为名医济人。
《昌邑县续志·人物》(光绪三十三年)

委弃试帖，考镜灵兰

黄元御在和疾病作斗争中，经常想到过去研究过的那些历史人物，凡是有卓越成就的人，走过的人生道路总是艰难曲折的。所以，在病痛中，他仍然坚持研究史书和古典哲学书籍。因此，有不少历史人物和哲学大家成了他逃离绝境的开路向导。他想，《孙子兵法》上不是讲“置于死地而后生”吗?他从这里找到了死中求生的辩证关系。他在与疾病作斗争的实践过程中，也深刻地体会到“九折臂，成良医”的道理。在治病时，他遇到了水平高低不同的
各类医生，也接触了温凉补泄性质不同的各种药物。黄元御知识渊博，又亲身体察，天常日久，便对抗御病魔取得了一些经验和体会，好像发现了人生中新的东西，逐步树立起靠自己掌握医学知识战胜自己病痛的坚定信念。
他的堂兄黄德静已离开凤鸣书院开业行医，对儿科，尤其是小儿痘疹已经受到群众的赞许。所以，他便从堂兄那里，取来张仲景著的《伤寒论》，开始攻读。

 

[孙洪彪]

三载而悟，六年如兹

黄元御有着良好的文化素质和哲学修养，学习又刻苦，治学也得法，所以对《伤寒论》讲的医学知识，在逐步掌握的情况下，也不断加深理解，并且还有自己独特的看法。他在《伤寒悬解自序》中记述这个学医的开端时说：“玉楸子涤虑玄览，游思圹垠，空明研悟，自负古今无双。甲寅之岁，以误药粗工，委弃试帖，考镜灵兰之秘，讵读仲景《伤寒》，一言不解，遂乃博搜笺注，倾沥群言。纵观近古伤寒之家数十百种，岁历三秋，犹尔茫若，仰鑽莫从。废卷长嘘，鲁鄙人之为闭，倪说之弟子，以不解之。何者?固不可解也，是殆亦不可解矣。丁巳仲春，此心未已，又复摊卷淫思。日落神疲，欹枕假寐，时风清月白，夜凉如水，素影半床。清梦一肱，华胥初回，恍然解矣。然后知群公著述，荒浪无归，彼方且涉泽迷津，披榛罔路，何以引我于康庄也!吾闻适秦者，立而至，有车也，适楚者，坐而至，有舟也。今适秦之车，且东其辕，适越之舟，或北其首，虽风利而马良，终身不至矣。然则古圣之书，晦于训诂者多，而后人之心，误入笺疏者不少也。伊时拟欲作解，年岁贸迁，日月缠迫，腹稿荒残，零落不追”。可见，失去左目，五官不整，又因中虚而屡病，杜绝夺取功名的仕进之途，从而使他逐步地走上“考镜灵兰”，研究祖国古典医著的道路。
通过“博搜笺注，倾沥群言”和“纵观近古伤寒之家数十百种”，经历三秋深钻苦研之后，使他的认识发生了一个飞跃，从“不解”中，而“恍然解矣”。
他很赞同张仲景研究医学的观点和方法。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序》中指出：“痛乎!举世昏迷，莫能觉悟，不惜其命，若是轻生，彼何荣势之云哉!而进不能爱人知人，退不能爱身知己，遇灾值祸，身居危地，蒙蒙昧昧，蠢若游魂。哀乎!趋世之士，驰竞浮华，不固根本，忘躯绚物，危若冰谷，至于是也。在批判了那时“唯名利是务”“不固根本’的“居世之士"，提出自己写《伤寒论》的医学态度是：“勤求古训，博采众方”、“平脉辨证”，从而达到“虽未能尽愈诸病，庶可以见病知源，若能寻余所集，思过半矣”。 ．
怎样固人根本呢?诸证的常见病源是什么呢?黄元御经过三年研读，了解了仲景《伤寒论》的基本原理和根本方术。他在后来写的《伤寒悬解》中提到：“阳盛而府热则吉，其死者，阳亢而失下也，阴盛而藏寒则凶，其生者，阻退而用温也，阳生阴杀，显见之理。后世庸工，乃至滋阴而伐阳，泻火而补水。一临伤寒，先有传经为热之语横塞胸中，至于证脉，阴阳，丝毫不解，人随药死，枉杀多矣”。
他还从阴阳与脏府的关系，强调了“阳贵阴贱”的观点。他说：“阳盛则生，阴盛则死，阴莫盛于少阴，阳莫盛于阳明。病入三阴，死多生少，虽用姜附回阳，难保十全无失，最可虑也。一传胃府，则正阳司气，三阴无权，万不一死，至为吉兆，俟其胃热盛实，一用承气攻下，自无余事。阳贵阴贱，正为此也"。所以他主张治病要从健脾胃扶阳入手，使人体增强免疫力，从而让药物发挥出应有的医疗性能，达到病员康复的目的。
黄元御对张仲景《伤寒论》微旨的阐发，后来阳湖张琦在《伤寒悬解后序》里评价说：“黄氏之学，博究天人，钩致深远，而于是书，尤为精赡。振坠诸于已绝，辨群惑于方
竞，洵足维持玉册，彰显灵兰，剔弊反经"，论病治疾能“发府藏传入之理，究阴阳衰盛之义”。
黄元御以中国古代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加深了对仲景《伤寒论》的理解。从“天人相应”，人物一理出发，认识到大地是万物生长发育的载体，人体中的脾是己土、胃是戊土，治病要注意扶阳抑阴、调理脾胃，使中气轮转，以祛病延年。土地为坤，所以黄元御自此，取字“坤载”。
黄元御在研读《伤寒论》中，不断提高了自己的医学造诣，有时同黄德静等当地的中医交谈起来，也显得见地不凡。所以，他们也常将一些疑难病症带来和黄元御一起会诊，而且黄元御在诊病治病中也证实了自己的医学造诣和良医的才华。从而，在黄元御的思想上产生了不能为良相济世，要为良医济人的信念。他凝思再三，决心将自己的一生献给祖国的医学事业，解除广大病者的痛苦，继承古典医学，并发扬光大。他这时再翻阅自己言志的《风筝诗》，不是感到怅惘和悲哀，而是觉得更有实现理想的信心。他提起笔来，把原诗改为：“命薄如纸数里该，姻缘全凭一线来；平生不爱云和雨，唯喜春风抱满怀。”做良医济人的坚定信念给黄元御人生道路上竖立起一块新的里程碑。
黄元御有了做良医济世的精神支柱和奋斗目标，思想更开阔了，行动更明确了。他理解《伤寒论》的微旨后，没有立即为书作解，一是想进一步实践仲景的理论，再是按仲景在《序》中指出的，要进一步学习《伤寒论》的理论基础，就是黄帝、岐伯的《内经》，即《素问》与《灵枢》和秦越人的《难经》。他一边行医，一边学习，用医学理论来指导自己的行医实践，在行医实践中来证实所学理论，并加深对古典医籍的理解。他把理论和实践统一起来，还坚持记录重要的医案，写出自己心得的医话。刻苦钻研和大胆实践，使他的医学水平提高很快，行医的范围越来越大，知名度也越来越高。
黄元御十分关心乡亲们的病痛，有许多夙疾陈病，经他精心制方调药，终于解除病痛，恢复健康。昌邑城东上台村田西山，是黄元御要好的学友。这年夏末，到莱州府去参加乡试，由于饮冷露卧，得了痢疾，病情严重，已经几天食水不进了。黄元御被请去之后，因为是好友，便开玩笑说：“今天我把仙人卢文和神医扁鹊请来了，你虽然看不到他们，但一会就知道是真的来过了。只要吃上他们的一匙灵药，就可以返魂，所以你就不用耽心了。”黄元御，
知道西山染的新秋痢疾，是暑夏生冷所伤。其症状中焦寒湿，上下俱热。上热在于少阳，下热在于厥阴，而上下郁热之根，则由己土之湿，土湿之故，则由癸水之寒。他于是用燥土温中、行瘀散滞、清胆达木之方，让西山只灌上一服汤药，就逐渐痊愈了，再也没有服药。
金乡县知县于子蘧出官前当过黄元御的老师。他因年老体衰，政务繁忙，患有慢性肠胃病。又因经常宴客吃请，有时病发甚为严重。黄元御“妙手回春”的信息传到了山东沿运河的各城镇。于先生在济宁州听到这个消息后，便录证来信问诊。他信中说，自来饮食不多，今只三分之一，稍多即伤食泄利，鱼肉绝不思食，食枣数枚即发热，陪客茶多，晚即不寐，不食晚饭十数年了。县里医士为他特别配制的加减四君丸，遇脾胃寒湿，便服一二次，甚觉有效。六月里因吃凉粉，霍乱呕吐并作。八月六日食黍糕半枚，午后省牲，在明伦堂呕吐原物。此后，胃病加剧，便改服六味丸，效果更不佳，又与县中医士商量特制兔丝丸，服后更加重了病情，再改服平日最效的四君丸时，也感到燥热不受了。时下又感腰痛腿重，衰老很快，弄到了一个还少仙方，也不敢服用。望黄元御回信时给他个诊治的办法。
黄元御在给于先生的回信中，分析了他的病证，指出了病源，并劝他要少吃难消化的东西，晚上更要注意少酒少茶，也不要因为有条件就乱用药物，这样会增加病痛，产生相反的效果。还指出原来服用的加减四君丸就很对症，只是因年迈体衰，胃的功能又弱，服用剂量不宜过大。只要注意调理饮食，坚持适量服用四君丸，使中气复原，脾胃的功能就会增强和恢复。最后在信中还指给他一个健脾强身的方法。他介绍这个方法说：“燥土暖水，疏木达
郁。水温土燥，木达风清，脾旺显消，神气渐盈，百龄易得，还少仙方，何其不能!《素问·生气通天论》：圣人服天气而通神明。阴阳应象论：能知七损八益，则耳目聪明，身体轻健，老者复壮，壮者益治。年高之人，阳衰阴旺，是以易老。若以药物抑阴扶阳，本有还童之理，而愚昧以为妄诞，此下士闻道，所以大笑也。至于素禀藏气虽与人别，而寒热燥湿，一切不受，是方药之差误，非宜寒不受寒，宜热不受热也。此以肠胃柔脆，不堪毒药，少服便效，未宜多用也。”于先生按黄元御说的办法去做，不久身体就大为好转了。十一月却又来信说，因上月十五过生日时酬劳过度，旧病复作。这月从初五开始，每晚又饮酒过量，特别是病后误服了八味丸，胃腹痛剧，不能行立。黄元御叹息道：医术能挽救人的生命，却难以医治人的生活。他想了很多，最后给于先生写了一封从生活到生理，从饮食到药物，充满师生情怀的长信。这可算是一个从心理和病理的结合上来治病的先例吧!
外地的达官贵人，也经常或车或轿来请黄先生治病。黄元御在治病中，既用民间流传的土方、验方，也用史书上名人治疾的奇方。有位知州请黄先生治病，他看过之后，诊为悲恐之症。病者也自述说，每逢犯病时惊悸悲忧，得病二十年来，已犯过四次。初次犯病时，仅四个月就恢复了。后来再犯，要拖半年以上才渐愈。最后一次甚至快两年了，还未见好转。病发时，长时间不吃饭，不睡觉。怀疑饭中有毒。多欲好淫，忧愁思虑，常恐见杀。独处时伤心流泪，甚至还自寻短见。黄元御对这种病看得很透，是因火败土湿，金水俱旺而致。怎样开方下药呢?这是一位州官，黄元御十分慎重，因为他知道不少史书上记载的有关给官吏治这种病的一些事件，所以要三思而后行。
他首先想到《吕氏春秋》上记的一个故事：“齐王疾痏(即灸后病癫)，使人之宋迎文挚。文挚至，谓太子曰：王之疾，必可已也。虽然王之疾已，则必杀挚也。太子曰：何故?文挚曰：非怒王则疾不可治，王怒则挚必死。太子顿首强请曰：苟己王之疾，臣与臣之母以死争之于王，王必幸臣与臣之母，愿先生勿患也。文挚曰：诺，请以死为王。与太子期而将往，不当者三，齐王固已怒矣。文挚至，不解履登床，履王衣。问王之疾，王怒而不与言。文挚因出，辞以重，王怒。王怒而起，疾乃遂已。王大怒，将生烹文挚。太子与王后争之而不能得，文挚遂烹焉”。可见给官吏治这种病症，是件冒险的事情。他想本来这并不是什么疑难病症，治法也不难，只要以燥土为主，而温暖金水，长养木火，就能使恐化为怒，悲转为喜，达到藏气平均，情志调和的正常心理状态。
这位知州的病，怎样去治呢?给不给他开方行药呢?他又想到另一个历史上的例子：“《东汉书》：一郡守病，华佗以为盛怒则差，乃多受其货而不加功。无何，弃去，又留书骂之。太守果大怒，使人追杀之。不及，因嗔恚，吐黑血数升而愈”。黄元御终于想出来一个周全的办法，给知州治完病就回乡去了。知州的病很快痊愈了。人们传出一段奇闻：黄元御给知州开了仅有甘草等几味药的处方，煎好，知州则喝下去，又跟他开了一个玩笑。说，只服这一次药，病就好了。但必须用你最喜欢的那个三姨太作为酬谢谢。这时知州顿有“夺妻之愤”，心里一气，药劲发散到全身，立时病就好了。有人想让黄元御揭开这个迷，他只是说：人有七情六欲，情欲要顺其自然，有忧则忧，有喜则喜，遇惊即惊，触怒即怒，如果忧而不能喜，惊而不敢怒，必然思伤脾，怒胜思，至理不爽，而郁结成病。此病，用燥培木，温金暖水之剂，十余日后，小有不快，怒气勃然，随怒消而病愈。
实践的不断提高和理论的逐步深入，使黄元御在对症下药中，能参考成方，结合经验，大胆创新。昌邑城里田龙章请黄元御治气臌。他的病历是：“初秋病痢，服药数剂，痢愈而腹胀，得食更甚，胁内气冲作痛。用温中散滞之方，胀消，心绪烦乱，悦怒不平。又以忿恚而发。数发之后，脐内肿胀，遂成气臌，喘呼不卧，溲溺艰涩，诸味俱绝，食甘稍差。”黄元御分析，他的病源在于脾土湿陷，木郁不达。“怒伤肝气，贼虚脾土，肝脾郁迫，不得发舒，故清气壅阻而为肿胀”。他指出治疗这种病“宜燥土升陷，而达木气。土燥阳升，消化水谷，水能化气而气复化水，下注膀胱，水道清利，湿气渗泄，肝脾升达，肿能自消。庸工见其小便热涩，而以黄檗、知母清泻膀胱之热，脾阳更败，湿陷益增，是拯溺而投之以石也，岂不谬欤!若藏府之中，湿旺气结，久而不行，化生腐败。腐败瘀填，则用疏涤五藏之法，去其菀陈。腐败全消，脾阳升布，则精气动薄，神化回涌，寿命永固，长生不老。此除旧布新之法也。”他从人生于火而死于水，以阳生而阴杀的原则出发对田龙章的气臌病，用燥土达木、行郁升陷之味，十几天就痊愈了。
黄元御在不能为良相济世，也要为良医济人的思想鼓舞下，三年学通了仲景《伤寒论》，此后三年中，又结合行医实践，研读了《内经》和《难经》等古典医著。他想，历史上有些名人，如汉朝杜子夏，既善文学又爱藏书，但因病重被免去了任职多年的凉州刺史；晋朝殷仲堪，做过尚书，曾督三州事，但因父亲常年有病，他总是挥泪煎汤送药，后来哭瞎了一只眼睛。然而，这些历史人物并没有从此而重视祖国医学的继承和发展，所以后世的病者，很难逃脱病痛的折磨。这是一个沉痛的历史教训。他想到许多古代的至人，视听不一定全靠耳目，应该象老子的弟子庚桑子那样做人，能善于学习和独立思考，他继承了老子的哲学思想，又善于运用和创新，隐居到江苏宜兴县东南湖的庚桑洞里，撰述出了道家哲学著作《庚桑子》九章。为了使祖国的古典医学得到继承和发扬，黄元御也决心做一个象庚桑子一样的人。于是“杜门谢谢客，罄心渺虑，思黄帝、岐伯、越人、仲景之道”，结合自己的实践心得，对《内经》的《素问》和《灵枢》作系统的阐述。从他三十三岁后开始构思，积累材料，整理医案，经过三年努力，到三十六岁时写出第一部医著《素灵微蕴》。
《素灵微蕴》四卷，共二十六篇，一二两卷论证生理、诊法，三四两卷用医案医话的方式，论述内伤杂病的原始要终。《黄帝内经》包括《素问》和《灵枢》两大部分，此书为中医四大经典著作之首，医界之准绳。黄元御精研《内经》多年，领悟至深，所著《素灵微蕴》一书，透辟地阐发出《素问》和《灵枢》的微蕴，使岐黄之道，若网在纲，有条不紊，是一本研习和宏扬《内经》不可多得的佳作。黄元御写出自己的医学处女作，在解释典籍中，深刻地认识到“圣人之言冥冥，所以使后人盲也”。古典医著对一些医学原理讲得既概括又抽象，因此许多庸医不能理解其内在的本质含义，就只能在具体地诊病医病中盲目行事了。他在书后写的《序意》中说：“轩岐既往，《灵》、《素》犹传。世历三古，人更四圣，当途而后，赤水迷津。而一火薪传，何敢让焉。因溯四圣之心传，作《素灵微蕴》二十有六篇，原始要终，以究天人之际，成一家之言。藏诸空山，以待后之达人。岁在庚申九月二十八日草成。悲夫!昔屈子、吕氏之伦，咸以穷愁著书，自见于后，垂诸竹素，不可殚述。使非意有郁结，曷能冥心于冲虚之表，骛精于恍惚之庭，论书策以抒怀，垂文章以行远哉!”写出能表达自己一家之言的书来，实现了自己六年来考镜灵兰，维持玉册的夙愿，他感到十分快意。
他在写《素灵微蕴》一书中，对自己学术名字的选取，也感到非常舒心。在开始决心走医者之路时，曾将玉路定为名字，玉版、玉册、玉机是象征医学典籍的，用玉路表示坚定地走医者之道路是再恰当不过了。但作为学子的用字，最好能反映出医和药两个方面，于是把路字又改为楸字。在《素灵微蕴》中，取学术之号为玉楸子，特别是了解他的人，读到这个别号时，顿生“制方用剂皆神效”之感。他在落款作者名号时则仍书为“昌邑黄元御坤载著。”

 

[孙洪彪]

杝元解嘲，一火薪传

树大招风，人怕出名。黄元御的《素灵微蕴》草稿传出去以后，在医士文人中产生了很大的反响。既有赞扬和表示支持的，也有认为价值不大，作用甚微的。更有的甚至认为是“不急之务，虚纟恒岁月”。他在给一些官老病休的仕绅治疾时，有的说：“你这个人观察病症是个明白人，但认识社会却成了一个胡涂人。现在编著医书是多此一举。从前研究医药，官方支持，众人拥护。社会上对人才是如此地重视，编著医书还能受不到尊重吗?但是现在的情况不同，你即使钻研一辈子，到老年写成了有医学价值的书录，也不会得到社会的认可，不会选拔你作为高官厚禄的人才。你以为对古典医著都作出解释来是件有益的大事，我认为还不如去做点小生意或行医卖药来的实惠”。他和一些医士同仁们接触时，有的也劝告说：“现在医士这么多，写医学著作的人也不少，而且历代已经出了不少的好医书，人们都把过去和现在的一些出各医书视为俞跗和扁鹊医术的结晶。特别是现在有些人，搞研究有着相当高的职位和社会地位。而你，既缺乏大量的资料，又没有多大的活动范围，拘泥在一个小天地中，想在医学研究上成什么大器，岂不是望洋生叹吗?”他与一些同乡好友交谈时，更有的劝导他说：“你到处行医还不算，不论走到哪里，一到旅店住下来，就没白带黑地忙着著书作解，太艰苦了。这合得来吗?真不如趁早坐车赶回老家去。有病人就治病，无病人就看书，平日养养花，散散步，高兴了就弹弹琴，有心绪就吟吟诗，悠然自得地度过这漫长的人生之途，送走这快如穿梭的岁月”。对于这些言论，黄元御十分反感。特别是那“以为不急之务，虚亘岁月”的冷语，他认为是对自己的辛辣讽刺和莫大污辱。
黄元御年刚三十六岁，正处于从而立之年向不惑之年过渡的青壮年华，针对这些冷嘲热讽，一气呵成一篇回敬他们的《杝元》赋，以申述上圣之功，剖作者之意。他最后面对“绚华之客”大声疾呼地解嘲道：“玉楸子振臂而起，仰天而嘘：夫闻清商而谓角，非徽弦之过，听者之不聪也。见和璧而曰石，非琼瑶之贱，视者之不明也。世皆宝瓴甋瓶而憎琬璞，重笳拍而弃钟吕，又何诧乎子之舌谰谰而口讠宁讠宁。厥初生民，风淳气平，浑固敦庞，人鲜疾病。五子相荡，二气初竞，夭札疵疠，楛窳厥性。乃有黄帝，运起天钟，传经玉版，示药昆峰。道遵岐伯，业受雷公，向天老而问凤，驱黄神以驭龙。补造化之缺漏，济民物之伤残，功与天地相并，术与鬼神通玄。遐哉邈矣，不可得而述殚。无何鼎湖一去，攀髯长号，云迷大谷，鬼哭秋郊，黎丘昼市，枭鸥夜眺。人误药术，家习圭刀，双目戢戢，众口呶呶。聆其议论，则风飞云逸，溯厥指归，则烟笼雾飘，无不齿有刃而舌有剑，胸有斧而手有刀。似此悠悠，何足谈悉，遥望前修，慨而叹矣。关情玉机，阻隽灵兰，如墨如漆，亦几千年。谁从此日，握要钩玄，相煦以燠，相濯以寒”。他叙述完古典医学的产生和发展的情况后，又谈到自己立志研究医学的经过说：“乃偶撄末疾，见误庸医，夷然太息。键户深思，澄心凝虑，六年如兹。当其午夜篝灯，心源默辟，擢笔灵飞，抚几神蓦，砉然天开，磔然理易。于是凿先圣未雕之璞，探千秋永坠之奇，腾幽振微，破险开迷，闳言眇旨，磅礴陆离。不知兹固不足以扬天地之大化，继古圣之匡维，衷群言之淆乱，回苍生之颠沛也”。他叹息道，呜呼!研究医学理论的学风既然淡薄，传统医学理论便逐渐消失，社会上不喜欢有价值的精神财富，人们也厌恶讲真情实话，轻信那些一看就值得怀疑的俗品，过去流传下来的东西不管对错都认为是好的，而对现在的东西不去鉴别对错却一概否定。季主是古代著名善卜卦的人，汉时贾谊却讥笑他到长安市肆中为人占卜，误认为他没有真才实学。汉朝扬雄作名著《太玄》一书时，刘歆却狂妄地说这种书只能供后人做盖酱瓮之用。针对这些不公平的评价，所以汉时《汉书》的作者班固作《宾戏》一文，表示了对扬雄才华的敬佩。晋朝大学问家郭璞作的《客傲》赋中，表达了自己志高气昂，才学出众，不怕别人讥讽，敢于向世俗小人作斗争的顽强精神。象这样的人“纵受嗤于一世，终留誉于万年，彼流俗之谣诼，亦何屑而论旃。”黄元御在赋中最后指出，那些嘲讽他的人“失辔于康庄之路，熏心于荣利之场，虽目动而言肆，实墨明而狐苍。乃欲持眇见以訾大道，是何异乘车鼠穴，而欲穷章台之广狭，企足蚁封，而欲测渤海之渺茫也，不亦妄欤!”黄元御的《杝元》赋，是他六年来学习和实践的真实写照，是他向流言诽语作斗争的檄文，是他的思想和意志向着更高层次升华时进发出的光焰。

 

[孙洪彪]

妙悟岐黄，随驾何恃帝眷隆

总汇医理，精益求精，考授御医，纯皇帝南巡，奉诏侍从，著方调药皆神效，御赐“妙悟岐黄”匾额。
《昌邑县续志》(光绪三十三年)
总汇医理，治危神效

黄元御对《素灵微蕴》的嘲讽者回击之后，思想既得到了解放，也变得比较成熟了。这场思想斗争，进一步坚定了他深入研读医著的信念，更加促进了对医术精益求精地追求。人们的不同意见引起了他对自己事业的再认识，开阔了视野，拓宽了前进的道路。
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记：“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黄元御佩服司马迁的学问，也很崇拜他做学问的路子和生活的方式。黄元御的先祖黄福在南京任明代尚书多年。他的叔伯父黄在中曾在浙江任过太平县知县和钱塘县知县，还被崇祀浙江名宦祠。他的姑表兄弟、凤鸣书院时的学友孙尔周也正任职钱塘知县。他追思先祖，怀念亲友，沿运河乘舟南游，重踏当年太史公足迹。
济南是山东首府，风景秀丽，人才云集。黄元御游览过“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的省城，披着湖光山色与济南的文人墨客相聚于历下亭中，使他倍增“海右此亭古，济南名士多”之感。此后，他登门拜会济南当时著名的学者和医士申士秀。申士秀，居历下莲子湖畔的“鹊华山房”。鹊山在黄河西岸，是医圣扁鹊居住过的地方。华山在黄河东岸，小清河由山前经流，弧峰刺天，青崖翠发，望同点黛，景色雄奇。赵孟頫《鹊华秋色图》描绘的就是这里的风光。黄元御和申士秀在“鹊华山房”促膝相谈，成为挚友。申士秀学识渊博，知人善交，对黄元御的谈吐甚觉不凡，认为这才是昌邑卓绝的人才，东莱出众的鸿生，对医学的研究有着高深的造诣，用拯救众生的指导思想来从医，所以医德高尚，医术精湛。黄元御对申士秀的赏识，十分快意，对下一步南游江淮，听取了他的建议，并请他介绍了一些沿途可以相会的朋友。然后，乘车南行到江苏清江浦。
清江浦，位于苏北的运河和淮河交会处，运河船只由此可以去青口，南来北去入京的客官由此舍舟遵陆而上，山东内地下江南的行人，也由此下车登舟。清江浦置河道总督，这里设有漕运总督驻札的清江河署。乾隆年间的清江浦，盛极一时。他来到清江浦和朋友会见后，驻进清江河院署中，既为慕名求医者治病，又与朋友倾心交谈。几天之后，游玩兴尽，又结伴南去江都。他在清江浦逗留的时间虽短，但其为人治疾覆杯而愈的佳话，却长久地流传
在河署内外的众人之中。
江都，即扬州，是两淮盐运使的驻地，盐业发达，商业繁荣。黄元御在江都主要想看一看当年昌邑的同乡李煦任苏州织造期间，先后八次兼任巡视两淮盐课监察御史留下的宦绩。从李煦革职到黄元御来江都仅十余年的时间，但盐署中已数易其人，除零星的几位官休老者，很少有人知道李煦兼理盐政达三十年的事了。
黄元御从江都乘船沿长江上行去南京。南京是先祖黄福创业的地方。黄福从明朝宣德初年，调南京任户部尚书兼掌兵部，到正统元年拜少保，进阶光禄大夫，封赠三代。在朝十余年，官退居“后乐堂”。他亲笔描画的《后乐堂教子图》，一直流传到黄元御一代。事隔三百余年，人间几度沧桑。他心目中的南京是渺茫的，又是亲切的。他进得南京城来，游访几天，只见石城犹存，秦淮依旧，却难觅明时少保遗踪。“后乐堂”故址，已数更户主，面目全非。传说立有御碑的“忠宣公祠”也无址可寻了。黄福七个儿子，在南京繁衍生息三百年，也该“绿叶成荫子满枝”了吧!黄元御访得几户黄姓人家，也都是后来从外地移居南京的。在悲凉凄切中，他对青少年向往过的“一代名臣”，产生出新的感想。对损目而失去仕途不再深抱遗憾了。他想到自己现在从事的医业，是如此地受到人们的尊重，沿途病者对自己旅程中的支持和帮助是如此地热情和诚心，从而增强了对自己事业的自豪感，促进了对自己事业向高层次的追求。强烈的事业感，促成了他到常州去的迫切愿望。
黄元御从南京来到常州，在阳邱住进一家刘姓的“荒斋”。在这里，从交游和行医过程中结识了许多文人医士。常州，历史悠久，经济繁荣，交通便利，当时是文化发达的人文荟萃之地。历代许多人“三更灯火五更鸡”，埋头在这里呕心沥血作学问；南宋爱国诗人陆游称道“常州儒风蔚然，为东南冠”。他从阳邱的朋友那里，听到了不少历史名人在这里流传的佳话。齐梁时代的肖子显，在这里编著《南齐书》，写成《后汉书》，并编有千卷的《四部要略》巨著。唐代有散文家肖颖士、诗人喻凫。明代有编修《永乐大典》的都总裁陈济。当时，这里已是群花争艳，学派林立，有文派、词派、画派，还有今文经学派。历史传统和活
跃文风对黄元御学术思想的开拓和创新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黄元御游览了苏州。这里不但园林出名，而且是苏州织造署的所在地。祖藉昌邑城的李煦，从康熙三十二年(1693)到雍正二年(1724)任苏州织造达三十年之久。李煦原姓姜，姜氏和黄氏同为昌邑名门望族。姜氏在康熙年代，曾有“昌邑县姜一半”之称。李煦于雍正初年被抄家流放，死于吉林北的打牲乌拉，又葬回昌邑的牟家庄子。黄元御想在苏州看一看事隔仅十来年的织造府和人们为李煦所建的名贤生祠，参观一下李煦在苏州附近荒郊辟造的“竹村”别墅。但是，逗留数日，他寻到的几处，只是一些似是而非的颓垣断壁。他访到的几位知情人，只是讲些难辨可否的只言片语。一朝天子，一朝臣。进入乾隆年代的苏州织造，又在走李煦的老路了吧?他的心情在慰藉中又觉沉郁。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黄元御从苏州，又来到了杭州。游览了西湖风景，拜谒了岳飞陵墓，又寻找了名宦祠。那古墓前的颓石残字，破祠中的零乱名位，使这秀如西子的西湖大煞风景。此时，已是秋风徐徐，北雁南渡，黄元御顿生思乡之情。他又乘舟南下绍兴，浏览了一下吴越风光，极目会稽山，遥望大禹陵，以了却“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的夙愿。
黄元御江淮之游，向文人术士探求到许多行之有效的治学方法和经验。他自己从这些方法和经验中，又创辟出一条“之字形”的治学途径。他从学医起，钻研过三年《伤寒论》，初步领悟之后，为了找到《伤寒论》的理论基础，又溯源而上，研读岐黄《内经》，结合仲景《伤寒论》，深入研究《素问》和《灵枢》的本质内涵，从而写出自己的独到见解，即《素灵微蕴》。在研究《内经》时，对《伤寒论》的一些问题又有了新的认识。他这次漫游之后，从与学者的交谈中，更肯定了这种“之字形”研读的方法。所以，他计划按照《内经》本旨，再重新研究《伤寒论》，全面掌握张仲景的学术思想，并同时去研究仲景的《金匮要略方论》。此后，三年中，他重点研究了仲景的这两部论著。
黄元御行医访友，再次“南游江淮”。他在钱塘县和孙尔周一起畅游数日，还欣赏过尔周自己编撰的越剧《渔家乐》。他特别听好了曲牌“叠断桥”的唱词：“最喜得月照当头，满斟美酒。醇醪真适口，全醉方休。梅花开又落，不记春秋。无挂碍任我悠游。抛下万种闲愁，有何忧。”孙尔周责承朋友陪同黄元御遨游了越地的高山大川，名胜古迹。登临会稽山，视察山顶的金石，步履脚下的趺石。绕行越王城，亲探大禹陵。此后，又去瞻拜禹庙。正殿内的大禹立像，栩栩如生，像前楹柱上书有“江淮河汉思明德，精一危微见道心”之联，使游人无不萌生前怀古人，后思来者之情。这次越地重游，给黄元御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他
的治学之道受到了新的启示。
乾隆十一年(1746)，山东遇到大灾荒，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人食人的现象。郑板桥始任潍县知县，开仓赈济。昌邑西邻潍县，但县令毫无惜民之举，人们死于灾荒的不计其数。黄元御的父亲贫病交加，于十一月二十四日去世。乾隆十二年灾荒仍然不减去年，不少人家拖家带口逃荒东北。乾隆年间，昌邑纺织业已经形成规模，柳疃姜家寨等村镇的“寨子布”已经畅销北京，有些商贾在北京还设有布庄商号。所以当时昌邑流传一个民谣是：“穷闯南，富
进京，走投无路下关东。”黄元御在这大灾之年，没有离开家乡。他为父亲送葬后，守在家中，为父丁忧。他给灾难中贫困多病的父老乡亲调药治病，从中更深入地探索到仲景医术的真谛。他有着高尚的医德，能想病家所想，能急病家所急。出诊看病时，总是先去诊视步行前来求医的，再诊视骑驴来的，最后诊视乘轿来的。他说：“那些徒步走来请我去看病的，都是家贫而且病急的，要先看完这些病人，再去看骑驴和坐轿来的也不迟。”他善用土方、验方，同样能治好病，尽量少用药和用价钱便宜的药。他说：“这样，穷人和普通人家才能治得起病，才能治好病。”针灸，既省钱，对一些病症来说，见效很快。所以，黄元御有
着高超的针法。民间流传了他“一针救两命”等很多美谈。几年的治病实践，他的医术达到精益求精的至高境界，论病精深，诊病准确，用药精当，真正有药到病除之效。
乾隆十三年(1748)，春节过后，黄元御又离开家乡，南赴江淮至阳邱，仍住刘氏“荒斋”。因为在这里有许多事情要办，便决定长期住下来。住在“荒斋”，比在家乡时清静多了，春天的气候又宜人，为他著书立说创造了极好的条件。在这里，他昼夜奋笔疾书，仅用三个多月的时间，就写出医学巨著《伤寒悬解》。他在《伤寒悬解自序》中记述这段著书过程说：“乾隆戊辰，以事滞阳邱，宾于刘氏荒斋。北枕长河，南踞崇山，修树迷空，杂花布地，爱此佳胜，低徊留之，乃有著作裴然之志。于是掩关静拱，据梧凝思，灵台夜辟，玄钥晨开，遂使旧疑雾除，宿障云消，蚌开珠露，沙落金呈。十载幽思，三月而就，趋于暮春，成于秋始，时七月初三也。”这是紧张的三个不夜之月，一气呵成大作之后长舒的一口气。十年夙愿成为现实，怎不让人为之感慨呢?他这时想到的是，十多年来就一直致力于古典医著的诠注，但长期颠沛流离，没有写出东西来，自己的年龄已经大了，两鬓也斑白了，再回忆一下自己坎坷的人生道路，更增加了成就事业的紧迫感。历史上的蔡刚成从四十岁立志中年述作，益穷根本，跃马疾驰，成就了当世的大业。然而，自己今年已经是四十四岁了，年龄不饶人，时间流逝得又是如此之快，趁现在身体还比较好，应该有所建树，所以抓紧时间，集中精力，把自己多年来研究的医学理论和取得的实践经验，述作成集是责无旁贷的，再考虑到人生的短暂和诠注任务的繁重，自己怎么不格外感慨呢?
黄元御在《伤寒悬解》中，对《伤寒论》的内容重新进行编次，全书为十四卷，分脉法等十二类别；对《伤寒论》逐条诠释，并撰写“仲景微旨”置于卷首，卷末附有“伤寒例’。《伤寒悬解》透辟地阐明了“仲景微旨”，理义精新，独具特色。八十多年后，阳湖张琦在《伤寒悬解后序》中说：“余少读仲景书，叹其博大精简，囊括蕃变，轩岐而后，道具于此。而章次凌杂，多所难通。研索传注，考证典册，意旨各异，端绪莫寻。后得黄氏元御《伤寒悬解》，纲领振举，条理综贯，积疑尽释，豁然遂通，乃知先代遗作，诸乱者多，不有彻识，未易致理也。”《伤寒悬解》一书，被后世尊为诠释《伤寒论》的佳作。
“十载幽思，三月而就”，这是黄元御走著述之路的经验之谈。他体会到写作的环境条件，是极为重要的。吕不韦不被迁放巴蜀，就不会写出《吕览》；周文王不被囚禁羑里，就不会作出《周易》。他自己如果没有“事滞阳邱”，宾于“刘氏荒斋”这种条件，就不能“有著作裴然之志”，也就不会在百天之内写成洋洋洒洒二十余万言的《伤寒悬解》巨篇。
岁月逼人，著述心切。黄元御写完《伤寒悬解》，立即着手仲景《金匮玉函要略》的诠释。诠释《金匮》是一件难度很大的事情。黄元御研读《金匮》达三年之久，仍觉“真宰恍惚，未得其朕。”他感到惊奇的是，自己对“百家诸子之论，率皆过目而冰销，入耳而瓦解”，为什么《金匮》却象“河汉无极”那样的奥秘呢?就是《南华》、《太玄》那样奇幻的书，也没有这样的“闭结不解”呵。由此可以想象得出，千百年来没有人能对此书作出正确的解释，这是很自然的。然而，黄元御从七月三日后开始作解，“乃复凝思眇虑，入此坚白。心游万仞，精骛八极，八月末望，又告成功。”此书写成，前后仅月余时间。回顾这段著述情况，他自己心里也感到惊讶。在《金匮悬解自叙》中，他说：“向解《伤寒》，心枯神瘁，几于白凤朝飞，彩毫夜去，讵以强弩之末，竟尔羽没石开，是亦千古之奇也”。他为什么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能做出如此精当而详实的注释呢?他总结道：“盖扬、庄之文，义浅而辞深，《金匮》之书，言显而理晦，非精于《灵》、《素》之理者，不能解《金匮》之言。”黄元御精研《内经》，写出了《素灵微蕴》专著，有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因此，以惊人的著述速度，历经一月的“刳心刻意”而书竣，创造出《金匮》注释的“千古之奇”。他说，研究古典医著，好比人们旅游，有的人是“走马观花”，有的人却是“行走千里路，胜读万卷书”。我去浙江旅游过两次，第一次去是“走马观花”，旅而未游。第二次去，才是“下马看花”，在当地友人的陪同下，“身登会稽，亲探禹穴，目睹越国江山”，从而体会到第一次的旅越，“歧路迷罔，自谓适越而非也。”

 

[孙洪彪]

《伤寒论》和《金匮玉函要略》两书注释的完成，使黄元御进一步认识到医学事业的壮丽和古代医圣思想品德的崇高。扁鹊的针灸很有声誉，孙思邈的方药很有威望，但他们都不是为了个人的荣誉，而是热衷于这项有益于人生的事业。这些人为什么立志献身医药事业，付出艰辛的劳动，牺牲个人，而又心甘情愿呢?因为他们充分认识到“求为医经药录，启先圣之玄扃，非第消永日而遣牢思，抑亦康济斯民之术也。”所以，他们“刳心刻意，而书传焉。”这些古代医学家们，虽然所处的时代不同，但他们的心是相通的。他们刻苦著述，都是为着解除民众的疼痛，促进民众的健康；都意识到这是一项造福斯民的光荣而壮丽的事业。
初冬天气，冷暖无常。黄元御想到八年前的那个初冬，还在“寒青之馆”，写着解嘲的《杝元》，而今年的初冬，正为仲景的两书写完“悬解”，已是踌躇满志了。他整顿行装，登舟返里，回家探望老母，祭扫父墓，与妻儿团聚了。
1749年(乾隆十四年，己巳)，春节过后，黄元御按自己的“之”字治学方法，从黄帝、岐伯、张仲景和秦越人的医学观点出发，撰写一部进一步阐明《伤寒论》内在含义的著作。这种治学方法，非常有效，所以他很快起草出《四圣悬枢》的初稿，着重分析了“温疫痘疹之义”。从二月开始著述《四圣心源》，对“四圣”的临床见解和治法、方药等各个方面进行全面系统地论述。但拟出提纲，作出要目后，因为有事而隔断了。他在后来回忆这个写作的开端的想法时说：“医有黄帝、岐伯、越人，仲景，四圣之事，争光日月，人亡代革，薪火无传。玉楸子悯后世作者不达其意，既解《伤寒》、《金匮》，乃于己巳二月作《四圣心源》，解内外百病，原始要终，以继先圣之业。创癖大略，遇事辍笔。”黄元御处理医事和著述的关系，总是先做医事，抽时间著述，在治病中运用和验证自己的医学理论，在著述中结合
医学原理阐述自己的医务经验。所以，他行医走到什么地方，也把自己的笔墨书稿带到什么地方，使行医和著述有机结合，相辅相成，互相促进，共同提高。这一年，他多数时间行医，还帮助黄氏家族续修宗谱，调查黄氏家族的变迁。
1750年(乾隆十五年，庚午)，是黄元御非常繁忙和创造出“奇迹”的一年。春节过完，黄元御为《黄氏家谱》撰写《徙迁渊源》。清明之后，春暖花开，黄元御旅居济南，同好友申士秀相聚数日，互相交流了几年来学术研究情况，讨论了一些遇到的疑难问题，并对以后的打算交换了意见。这使黄元御对医学的进一步研究受到了深刻的启示。
申士秀读过黄元御的《金匮悬解》后，评价很高，认为“当今之世，门檀桐君之术，家传葛氏之方，求其返正绪于玄都，扬令名于绿籍者鲜矣。得是解而读之，心花月透，意蕊春开，行见宝饵可以缓童年，妙药可以驻斜景，岂非囊中之玉纬，肘后之金科也欤!”并为此书撰写《后叙》，指出：“慨自愈跗云遥，巫彭既远，玉版之奇寖失，灵兰之秘无传，此膏肓之病，所以难为，而太和之春，无人更贮也。乃有都昌上士，莱国鸿生，史服经衣，探《八索》、《九丘》之奥，仁巢义杖，发三辰五岳之灵。本良相之心为良医，即活人之手而活国，技已精于三折，病不患夫四难。独念长沙，真集大成之圣，惟兹《金匮》，难期冥悟之人，遂乃妙案筌蹄，旁搜秘籍。当其探奇抉奥，则志无二格，灵有专门，及乎提要钩玄，则说必解颐，趣皆炙舌，真所谓发智灯于暗室，渡宝筏于迷津也。”申士秀和黄元御也对《伤寒论》的注释进行了广泛的讨论。申士秀阅完黄元御的《伤寒悬解》后，受到很大启发，并对如何进一步阐发《伤寒论》的基本理论向黄元御谈了自己的看法。黄元御把申士秀视为挚友，觉得他提出的看法对研究《伤寒论》也是大有裨益的。
黄元御在著述《伤寒悬解》的基础上，结合申士秀提出的看法，对《伤寒论》的研究又有了新的发现。他考虑到：“仲景《伤寒》，其言奥赜，其意昭明，解言则难，说意则易，其意了然，其言无用矣。”他进而分析到《伤寒论》流传下来的原因和解释《伤寒论》应采取的合理方法。他想：“相如、子云，古之长于立言者，而封禅之义未亡，《太玄》之旨不著，相如之言显，子云之言隐也。使《伤寒》之书出于相如，则大传矣，出于子云，则永亡矣。仲景拙于立言而巧于立意，《伤寒》之亡，其言也，《伤寒》之传，其意也。仆传《伤寒》，说意而已。”黄元御边思考，边撰述，在济月余，草成《伤寒说意》数篇。
四月，黄元御从济南起程北游帝城北京。北京是明清京都，黄福在这里任过明代永乐和洪熙两朝的尚书，达二十年之久。重踏先祖的足迹，也是他的一种游兴吧。他到通州下船后，专程到王瓜园去看了一下昌邑李士祯的坟墓。李士祯之妻文氏，做过康熙皇帝小时候的保姆。李士祯官至广东巡抚，年老休官后定居此处。康熙帝还到这里来看望过李士祯夫妇，并恩赐御膳。李士祯死后，举行了隆重的御葬，墓地就选在这通州城西路河之滨的王瓜园。时过景迁。李士祯之子李煦被雍正皇帝抄没家产发配吉林北的打牲乌拉。王瓜园的李氏墓茔因无人看管而失修。荒芜凄凉的残景在黄元御心里留下了难以消失的印象。直到三年后，在写《玉楸药解自叙》时，想到他南游江淮拜谒黄福祀祠和北游京华看见的李氏墓地产生的人生感叹，写道：“呜呼!有一代之功业，有千秋之勋猷，任兼将相，望重国家，宣沙漠之雄威，驰丹青之良誉。荣则荣矣，无何而古墓为田，松柏成薪，丰碑已断，绿字无存，传观故实，不能考其姓名，远综先典，莫或搜其轶事。念沧桑之更变，叹陵谷之迁移，其间宏才远略，丰功伟烈，生而光显，没而泯灭者，不知几何?三不朽事业，殊不在是，与其收功臣之带砺，享良相之茅土，不如永日啸歌，逍遥于黄叶青山下也。”黄元御这次啸歌逍遥的北京之行，既无学子进京赶考的功名之欲，更无达官赴朝受职的升迁之求，目的只是与京城医士学者作一次随意而友好的学术交流而已。
黄元御治病的医术和医著的文稿在北京传得很快。有许多达官贵人拜望求诊，也常有医士学子登门造访。住京半年，他治好了很多疑难病症，结识了不少医界友好，医声越来越高，甚至太医院也有人产生了压抑感。时至十一月，北风呼啸，大雪纷飞，他决定离京南下。当时乾隆皇帝有病，久治不愈。十一月下旬，经大臣进荐，皇上下旨让黄元御进宫看病。黄元御着意离京，无意进宫，便以布衣之士难见君王相辞。皇帝准以五品御医入宫，并按品级赐
予绫罗缎匹。他又推却说：“乃草木庶子，无功不能受禄，再者不明大法，不识君臣之礼，触怒龙颜，有欺君之罪。”遂传谕免礼，由御医侍臣陪黄元御挺身进宫。传说御医和侍臣先从一宫女帐中扯出一条连脉的红线来让元御切诊。他打手一切便断为“龙体凤脉”。皇上听到十分惊敬，便开帐让元御诊脉。他说：“万岁的病不用诊脉，一望便知，只要服上三剂药就会痊愈。”御医和侍臣惊疑地追问：“三药能治好吗?”他只得解释说：“万岁之症，七分是药毒，只三分是病。前两剂去药毒，最后一剂治病。如果初病就能对症下药，只一剂便覆杯即愈了。”黄元御开出处方，走出皇宫便驱车通县，登舟南下，直奔清江而去。十一月底，到达江苏清江浦。
乾隆皇帝服完三剂药，药到病除，龙颜大悦，亲题《妙悟岐黄》匾额，并备重礼赐予黄元御。北京城里已寻不到黄元御的踪影，据传他已隐遁南游。乾隆皇帝便传旨将《妙悟岐黄》御匾悬于太医院门首。

 

[孙洪彪]

随驾武林，南赴江淮

1751年(乾隆十五年，辛未)，乾隆皇帝南巡，二月到达清江浦后，得知黄元御客处清江河院署中，便降旨随驾，到杭州等地游览。四月，乾隆皇帝北上回京，黄元御便又托词请退，留住清江河院署中。在这里又住过一个多月的时间，他整理撰修《四圣心源》旧稿，十得其九，将要脱稿时，进入六月初，又被邀请到了江都(即扬州)。客处江都的半个月中，他挤时间续写成《伤寒说意》全书。六月中旬从江都又回到清江河院署，一直到六月底的这段时间，
他修改删订《四圣悬枢》析温疫痘疹之义，终于使“四部俱成，伤寒之义元矣，疫瘟之义，元之又元。”
八月十五日，黄元御被邀进京，于是又离开清江，开舟北上。
秋风吹叶落，寒霜催雁归。秋末，黄元御对自己的著述产生了新的追求。他想，“书者，庸工之法律”，正确地注释医学典籍非常必要，自己已有了不少著述；但是“药者，庸工之刀斧”，为了医者做到用药精当，准确地阐述药性，也同样是非常必要的。他决心作药性方面医著的注释。在《长沙药解自序》中说：“千载大难，吾将解之。张睢阳曰：未识人伦，焉知天道。天道远，人理近，始欲与之言人理，人理玄，物性昭，今且与之晰物性。恒有辩章百草之志，未遑也”。没有闲暇时间怎么办?他决定离京南下，于是伴着归雁，南浮江淮，客居阳邱，因为这里的气候与环境都很适宜于研究和著述。然而，天冷意疲，又常有医事，未能挖掘出药性的“精要”，所以无从落笔，对药性的注释工作只得作罢。

 

[孙洪彪]

作天人解，通四圣心

1752年(乾隆十七年，壬申)，黄元御在往返于南下北上的繁忙医事之中，始终没有放下《四圣心源》的构思和撰写。十月，终于作完《天人解》之卷，续成《四圣心源》全书。
《四圣心源》是黄元御论述内外感伤之作，也是他根据祖国医学典籍的基本原理，系统地阐述其临床见解和治法、方药的代表作。黄元御在《四圣心源自叙》中说：“作《四圣心源》，解内外百病，原始要终，以继先圣之业。”阳湖张琦为此书写的《后序》里评价说：“余既刊《素灵微蕴》、《伤寒悬解》、《长沙药解》，而《四圣心源》为诸书之会极，乃复校而刊之。粗举源流正变，以引伸其说。世之为医者，能读黄氏书，则推脉义而得诊法，究药解而正物性，伤寒无夭折之民，杂病无膏肓之叹。上可得黄岐秦张之精，次可通叙和思邈之说，下可除河间丹溪之弊。”《四圣心源》共十卷，卷一至卷三阐述阴阳五行、藏府经脉、气血
精卫、六气脉法等中医基础理论；卷四至卷十，则分述内、外、妇、七窍诸科杂病辩证论治。此书包括理法方药，阐明四圣微旨，“说理精当，实为医家善本”。黄元御从1749年二月创辟《四圣心源》纲要开始，在颠沛流离中始终没有停止对此书的研思，1751年春随驾武林之后，立即回清江河院署中摊卷撰述，到1752年十月完成全书，前后达四年之久。本书的写成，初步实现了他对先圣之业，一火薪传的愿望。
《四圣心源》充分反映出黄元御的学术思想特征和医学实践经验。
他的学术思想源于“四圣”，对脏府病理、生理的认识，重视脾胃中气的升降合宜。他指出：“人与天地相参也。阴阳肇基，爰有祖气，祖气者，人之太极也。”“祖气之内，含抱阴阳，阴阳之间，是谓中气。中者，土也，土分戊己，中气左旋，则为己土，中气右转，则为戊土。戊土为胃，已土为脾。”他认为脏气的升降功能都取决于中气，因此，主张“中气之治”。
他认为湿、寒是诸多病证发病和病机的重要因素，因此治疗方面着眼于“中土”，制方常以泄水补火，扶阳抑阴为大法。他指出：“四维之病，悉因于中气。中气者，和济水火之机，升降金木之轴，道家谓之黄婆。”“胃主降浊，脾主升清，湿则中气不运，升降反作，清阳下陷，浊阴上逆，人之衰老病死，莫不由此。以故，医家之药，首在中气。中气在二土之交，土生于火而火死于水，火盛则土燥，水盛则土湿。泻水补火，扶阳抑阴，使中气轮转，清浊复位，却病延年之法，莫妙于此矣。”
《四圣心源》续成后，黄元御回顾此书的写作过程，从1749年二月开始，到1752年完稿，前后四年的时间内，没有按排过专门的撰著时间，也没有著述出一套完整的书稿来。虽然以往多是穷愁的境遇，但可惜的是放走了一些闲暇的时间。尽管皇帝赐以“妙悟岐黄”称誉，十分器重自己，但是自己却不能依赖皇恩不思进取。自己能在医学研究上做出有益贡献的时间已经有限了，应该严格要求自己，抓紧时间，完成对“四圣”典籍的注释和阐述。

 

[孙洪彪]

新书八部，尊经自成一家言

昌邑黄坤载先生，学究天人，湛深《易》理，其精微之蕴，托医术以自见。著《伤寒悬解》、《金匮悬解》、《伤寒说意》、《长沙药解》、《玉楸药解》、《四圣心源》、《四圣悬枢》、《素灵微蕴》等书，凡八种，一扫积蒙，妙析玄解，自仲景以后，罕有伦比。其宗旨言：中皇转运，冲气布濩，水木宜升，金火宜降而已。
顾复初《重刻黄氏遗书序》

 

[孙洪彪]

删削医著，扶阳抑阴

1753年(乾隆十八年，癸酉)，黄元御四十九岁。他考虑到“良时非多”，决心集中精力将研思的旧章完成，对写出的书草修改定稿。春节过后，他和门人毕维新从故乡赶回北京，投入紧张的撰著天地。这一年，他完成了五部医著的撰写或修改，心里十分得意，认为自己的得天之厚是俗人所不能理解的。
二月初，黄元御着手注释仲景在《伤寒论》和《金匮玉函要略》中用过的方药。仲景字长沙，故此书名为《长沙药解》。书中选取仲景书中常用药物162种。以药为经，以方为纬，于每药之下，先说明它的气味归经，性能功用；再摘录《伤寒》、《金匮》用过这味药物的处方和这个处方所治的病证，逐一作出注释。注释的内容，既考证《神农本草经》中的依据，又指明前贤论述中的得失，简明精当，条分缕析，是一部辩章药性，继承和宏扬仲景药法的重要著作。
《长沙药解》不仅对仲景所用方药系统注释，而且论药释证，探寻机理，以明其用。《长沙药解》的研思，使他对“误药粗工”倍感愤慨。在《长沙药解自序》中写道：“停笔怆怀，中宵而叹，公孙悼倍偏枯之药，以起死人，其药不灵，何则?人已死也。然以治偏枯，则其药灵。偏枯者，半死半生也，偏枯之人而使之不枯，是半死之人而使之不死也，则公孙悼之药能起死人也可。今以起死人之药而治偏枯，其药也不灵，非药之不灵，人之不解也。噫!前古圣人，尝草木而作经，后古圣人，依感复而立法，欲以生人，而后世乃以之杀人，由其不解人理，不解物性也。”他怀着解释药性挽救病人的信念，又时值“仲春之初，东郊气转，北陆寒收”的宜人环境，在其多年颖悟的基础上，竟在当月之内完成了这部阐述制方用药“颇为详悉”的方药著作。
五月，删定《伤寒悬解》。
七月，笔削《金匮悬解》。
八月，修温疫痘疹，到九月十七日改完《四圣悬枢》。
九月下旬，润色《四圣心源》。
九月已届晚秋。常言道：一场春雨一层暖，一阵秋雨一层寒。黄元御在《四圣心源自叙》中写当时的景况和心情说：“维时霖雨初晴，商飙徐发，落木飘零，黄叶满阶。玉楸子处萧凉之虚馆，坐寂寞之闲床，起他乡之遥恨，生故国之绵思。悲哉!清秋之气也，黯然远客之心矣，爰取《心源》故本，加之润色。”从春到秋，他是在繁忙紧张地著述中渡过的，八个月的时间内，定稿五部著作。现在秋时将尽，寒冬临近，天气渐冷，心生凉意，怎不让人产生思乡之情?
在远离家乡的北京，居萧凉寂寞的虚馆，是不是也有慰藉之处呢?事情总是既相反又相成的。黄元御看一看书案上修改好的五部书稿，计五十五卷之多，真有“等身”之感。所以，心里欣然自慰。他在《自叙》中陈述了自己的满意之情：“嗟乎!往者虞卿违赵而著《春秋》，屈原去楚而作《离骚》，古人论述，往往失地远客，成于羁愁郁闷之中。及乎书竣业就，乃心独喜，然后知当时之失意，皆为后此之得意无穷也。向使虞卿终相赵国，屈原永宦楚邦，则《离骚》不作，《春秋》莫著，迄于今，其人已朽，其书不传，两人之得意，不如失意也。当世安乐之人，其得天者诚厚，然隙驷不留，尺波电谢谢，生存而处华屋，零落而归山丘，身与夕露同晞，名与朝华并灭，荆棘狐兔之中，樵牧歌吟之下，其为安乐者焉在!窃以为天之厚安乐之人，不如其厚羁愁之士，丈夫得失之际，非俗人之所知也。”他面对今年取得的著述成就，对照前几年著述荒疏的岁月，决心集中精力，抓紧时间完成自己为使四圣之业，“一火薪传”的著述。
黄元御在撰述和删修自己的巨著中，十分注重天人相应的哲学观点和扶阳抑阴的医学理论。徐树铭在《昌邑黄先生医书八种序》里说：“八种之书，昔远词文，义闳体博，末学粗工，卒难寻求。昧者未睹玄微，略循枝叶，辄疑黄氏意主扶阳，不无偏胜。不知黄氏之言曰：足太阴以湿土主令，足阳明从燥金化气，是以阳明之燥，不敌太阴之湿。及其病也，胃阳衰而脾阴旺，湿居八九。胃主降浊，脾主升清，湿则中气不运，升降反作，清阳下陷，浊阴上逆。人之衰老病死，莫不由此。此故医家之药，首在中气。中气在二土之交，土生于火而火化于水，火盛则土燥，水盛则土湿。泻水补火，抑阴扶阳，使中气轮转，清浊复位，却病延年，莫妙如此。此黄氏之微言也，神而明之，讵有偏胜患乎!”黄元御扶阳抑阴的方药指导思想，也是他医疗实践经验的结晶。他总结道：“阳性动而阴性止，动则运而止郁，阳盛而生病者千百之一，阴盛而生病者尽人皆是。”

 

[孙洪彪]

作药解，遣药配伍

1754年(乾隆十九年，甲戌)，黄元御已五十岁。这一年，他要修改好所有医稿，完成十几年来在穷愁失意中撰写的七部著作。
春节刚过，黄元御便离家赶回北京。时值京都热闹非凡的新春正月，但他既无心观耍景，也无意游好去处。守于萧凉荒馆，坐在寂寞闲床，开始删定《伤寒说意》书稿。1748年从春至秋写出《伤寒悬解》，1750年春在济南与申士秀交谈后，为进一步阐明仲景《伤寒》的内在涵义，又草成《伤寒说意》数篇，直到1751年六月随驾武林后，才在江都仓促续成全书。书稿已束之高阁三年有余了，今日始得修定。在修改的过程中，他越法感到用“说意”的形式来表达仲景《伤寒》的思想，比单纯按字句来注释，更能透彻地反映出《伤寒》的旨意。黄元御志在继承和宏扬“四圣”医术，所以对这部《伤寒说意》，自己甚为满意，改完书稿后，在《自叙》中说：“仲景之意得矣，仆之得意，不可言也。”赵汝毅在《伤寒说意跋》中高度地评价说：“昌邑黄坤载先生医术，仲景而后一人也。”
黄元御近年来身体状况，江河日下，十几年前因庸医误药损伤中气，后来屡病中虚，此时又忙于删定医稿和抄录刊印，所以从修定《四圣心源》起，有时便让门人毕维新代为笔述。
五月，完成《素灵微蕴》的修改定稿。这是最早写成的一部书，放到最后来修改，甚有功成业就之感。然而，想到自己对方药的专著仅有《长沙药解》，仍有不尽人意处，于是修完《素灵微蕴》后，便开始撰著《玉楸药解》一书。
《玉楸药解》的撰著，从六月开始，到八月二十五日书竣。此书将《长沙药解》之外，仲景没有用过的药物，但在临床又是常用的291种，按草、木等部分为八卷。每味药下，先指明其性味归经，然后陈述其功用治证。内容宏丰，切合实用。遣方用药中，也渗透出他的贵阳贱阴，注重肝脾的学术观点。
贵阳贱阴，是医疗和保健的基本方法。他在“肉桂”条指出：“血中之温，化火为热之原也。温气充足，则阳旺而人康，温气衰弱，则阴盛而人病。阳复则生，阴盛则死，生之与死，美恶不同，阳之与阴，贵贱自殊”。同时还指明扶阳之法的保健意义：“欲求常生，必扶阳气，扶阳之法，当于气血之中，培其根本。”“肝脾发舒，温气升达，而化阳神。阳神司令，阴邪无权，却病延年之道，不外乎此。”这种学术观点也反映在他对药物的评价上。在助阳健脾药“肉苁蓉”条下说：“方书称其补精益髓，悦色延年，理男子绝阳不兴，女子绝阴不产，非溢美之词。”在“补骨脂”条下说：“温暖水土，消化饮食，升达肝脾，收敛滑泄、遗精带下、溺多便滑诸证，甚有功效。方书称其延年益寿，虽未必信然，要亦佳善之品也。”在“苍术”条的制法中说：苍、白二术，依法制之，“量加暖水温中之品合煎，久饵实能延年却老”。
《玉楸药解》是黄元御遣方用药的代表著作，充分反映出其遣方不求味多，用药不求价高，方简药效的突出特点。黄济在蜀本《黄氏医书八种序》里说：“余癸亥在资州，患失眠疾，医者言，人人殊，各尽所学，迄未霍然。甲子因公赴长沙，遇左君继明，为治颇效。见其为人主方辄有验，询之始知寝馈于黄氏医书者有年。其书理明辞达，迥异诸家，因携以入蜀。”

 

[孙洪彪]

新书八部，一代医宗

八月仲秋节过后，黄元御完成了《玉楸药解》的著述。两年来，他伴古寺，卧荒斋，远离绵思的故国，身处遥恨的他乡，以屈原等古代失地远客的著述精神为支柱，在羁愁郁闷中，书成业就，这是聊以自慰的。然而，书已脱稿，面对现实，那“夕阳虽然好，已是近黄昏”的思绪也就浮上心头。他在《玉楸药解》中写道：“萧萧古寺，落落荒斋。感岁月之已晚，伤春秋之欲暮。”正如他在分析病机时讲的“事有相反而相成者，此类是也。”回顾从三十岁发愤学医，到今年五十岁，二十年来的努力，使自己的夙志已成为现实。怎能不让他转悲为喜呢?所以他又写道：“当伯玉知非之时，值孔子学《易》之秋，事与之判，年与之齐。慨世短而心长，念身微而愁剧。虽然子长作《史》，子云草《玄》，固当牢骚于创始之日，亦心愉快于勒成之时者。志励丁年，书竣苍首，十仞作井，一篑成山，此也烟岚著书之士，最为破涕而笑者也。”
黄元御对自己在著述上的成就感到是在失意中而得意，从而“破涕而笑”，对自己的事业也感到是极其崇高的，二十年中所作的一切都是为了“继古圣之匡维，衷群言之淆乱，回苍生之颠沛也。”
《素灵微蕴序意》中指出：“轩岐既往，灵素犹存，世历三古，人更四圣，当途而后赤水迷津，而一火薪传，何敢让焉。因溯四圣之心，传作《素灵微蕴》二十有六篇，原始要经，以究天人之际，成一家之言，藏诸空山，以待后之达人。”二十年后，八种书成，真正做到了对轩岐灵素的一火薪传，终于实现了书竣业就成一家之言的初衷。《黄元御神道碑》记载：“乾隆庚午北游帝城，辛未随驾武林，高宗赐以官，不受。以布衣之士，陪万乘之辇，当时高其节，后世尊其学。至今中国研究医学者，皆奉为山斗。呜呼，此足极天下之至荣也。”又记“呜呼!忠宣公以功业著，为一代名臣，先生以学术鸣，为一代医宗。后先辉映，世济其美，足以光邑乘矣。先生所治危症，有神效。高宗以‘妙悟岐黄’额诸医院门首。”
《黄氏医书八种》在中医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对中医继承和宏扬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清史稿》载：“阳湖张琦曜孙，父子皆通儒，医鸣，取黄元御扶阳之说，偏于温”。清王闿运《归里日记》中记：《黄氏医书八种》自问世以来，在社会上不胫而走，尤其在岳、湘、巴、蜀，“凡悬壶者，无不知有黄元御也。”湖南湘潭道光丁酉举人欧阳兆熊《水窗春呓》载：他做过曾国藩的幕僚，从扬州挂冠返回南方，于同治五年(1866年)在故乡开办医馆，招收学生，以黄氏《八种》为教本，明文规定：“有来学者，给以纸笔酒食，令其诵习，不熟此书者，不准行医。”
《黄氏医书八种》写完，他想结束颠沛流离的生活，退隐安居乐业的故乡。保养虚弱的身体，度过疲惫的晚年。他在《玉楸药解自叙》的最后长舒道：“念沧桑之更变，叹陵谷之迁移，其间宏才远略，丰功伟烈，生而光显，没而泯灭者，不知几何?三不朽事业，殊不在是，与其收功臣之带砺，享良相之茅土，不如永日啸歌，逍遥于黄叶青山下也。”这正是他心情的真实写照。八月秋风送寒，南渡北雁起飞，他怎能不思束稿登程呢?

 

[孙洪彪]

急景催年，忧乐中书竣业就

已有清一代科举，奔走天下士，先生少负奇才，常欲奋志青云，以功名高天下。中年得目疾，为庸医所误，自以为无路仕进，遂闭门读书，纵观古今医学数百种，会萃古今名医学说，集其大成为一家言。所著有《伤寒悬解》、《金匮悬解》、《四圣心源》、《四圣悬枢》、《长沙药解》、《伤寒说意》、《素灵微蕴》、《玉楸药解》八种，已行于世矣。先生自叙云：“心游万仞，精骛八极，灵思妙悟，离披纷来，幽理玄言，络绎奔赴，此亦足天下之至乐也。吾尝观自古豪杰著书之说，藏之名山，传之后世者，当其时必悲郁穷愁，所遇不合，而后得闭户著述，以发其抑塞磊落之气。韩子作《说难》，扬雄草《太玄》，屈原赋《离骚》，司马成《史记》。得意之事，皆自失意中来，古人所以不朽也。”先生因失目而得穷困，因穷因而得读书，而后得以学术名天下，后世较世之至酣，豢富贵夸乡里而荣一时者，固不可以道理计，此难为一二俗人言也。
《黄元御神道碑》(1923年)

 

[孙洪彪]

受惜分阴，笺注《内》《难》

1755年(乾隆二十年，乙亥)，黄元御五十一岁。
春节过后，他从家乡回到北京，本来打算写成医著八种就结束著述生涯，但去年秋末临返里之前，门人维新就一再请求，把《内经》和《难经》也注释出来。这样“四圣”的医著就能全部作出笺注了。毕维新在黄先生门下，服习一年多来，医术已相当高明。名师出高徒。黄元御称赞毕子(名武龄，字维新)，“直与扁仓并驾”。所以，他便同意再把黄帝《内经》的《素问》与《灵枢》和扁鹊(姓秦，名越人)的《难经》作出注释。于是又有“著作裴然之志。”他在《素问悬解自序》中写道：“时维二月，寒消冻解，律转阳回，门柳绽金，庭兰孕玉。玉楸子客况萧零，旅怀索落，歌远游之章，诵闲居之赋，幽思缕起，殊非杜康所解，乃笺注《素问》，以消菀烦。”此景此情，不禁让人想起此时此刻，也在北京西郊呕心沥血创作着《红楼梦》的曹雪芹来。曹雪芹和黄元御不但有着“地缘”和“业缘”，就曹雪芹的祖母李氏及在京的李氏之姪李鼎等和黄元御是同乡且不说，而且同代的“史湘云”，跟黄元御也是祖籍同在昌邑城内。黄元御“久宦京华”，与文人墨客来往甚密，见诸文字的有请解《道德》的澹明居士和一起交谈《周易》的元览处士等。他与曹雪芹是否有交往且不论，但那《红楼梦》中的遣方用药，那《黄氏医著八种》中的魏晋文风，可见他们的情思是相通的。
《红楼梦》第一回里说：“当此日，欲将已往所赖天恩祖德，锦衣纨绔之时，饫甘餍肥之日，背父兄教育之恩，负师友规训之德，以致今日一技无成、半生潦倒之罪，编述一集，以告天下：知我之负罪固多，然闺阁中历历有人，万不可因我之不肖，自护己短，一并使其泯灭也。所以蓬牖茅椽，绳床瓦灶，并不足妨我襟怀；况那晨风夕月，阶柳庭花，更觉得润人笔墨；我虽不学无文，又何妨用假语村言，敷演出来，亦可使闺阁昭传，复可破一时之闷，醒同人之目，不亦宜乎?。”这段文字和黄元御《自序》描述的“门柳绽金，庭兰孕玉。玉楸子客况萧零，旅怀索落”，“乃笺释《素问》，以消烦”，这些创作的艰苦环境和乐观心情是何等的相似。
黄元御虽业医，但著述中的文字造诣也常为学术界所赞许。其为文清俊华丽，通脱流畅，形式仿南朝骈体，构句精练，如江河“恽浩流转”，水净沙明；其“雕虫篆刻之工”，有似“日月光天，山河丽地”，可令“古圣心传，昭然若揭”；其注释论证，条分缕析，发其微旨，扼要精当，拓开新义，自成一家之言。奭良在《野棠轩诗集》(卷四)的《儒医篇》中把黄元御和徐大椿齐名，写道：“洄溪、玉楸并时，或古于文或明理”。黄元御在《灵枢悬解自序》中谈及自己的文才时说：“昔汉武爱司马长卿文，仆文未必如长卿，而澹明最好之，书成八九时，连索序、草。逐臭海上之夫，辇上君子亦有此癖，序毕呈焉。恐未足发凌云之意尔。”在《黄氏家谱》中，称其“有才学”。《昌邑县续志》(光绪三十三年)中，把黄元御所著《杝元赋》和《周易悬象自序》载于《艺文卷》。
十一月终，《素问悬解》写成。
《素问悬解》十三卷，八十一篇。世传《素问》刺法篇、本病篇已亡，黄元御取诊要经终论部分内容补刺法篇，取玉机真藏论部分内容补本病篇，恢复原来篇目，并将各篇重新编次，为养生、藏象、脉法、经络、孔穴、病论、治论、刺法、雷公问、运气等十类。各段经文逐一注释，尤其对天人相应、阴阳五行、升降浮沉等理论，作了充分地阐述。他在《素问悬解自序》中说：“十一月终书成，淆乱移正，条绪清分，旧文按部，新义焕然。”阳湖冯承熙在《新刻素问悬解叙》中评价说：“观其条理分明，篇第昭晰，其所移置，则若符节之合也。义意周密，脉络融贯，其所诠释，则日星之炳也。然后叹穷微探奥，集其大成，远胜于前人之所为者。”
一年之内，完成了《素问》这部经典医学著作的诠释，黄元御虽然精力衰乏，年迈气虚，又要抓紧时间，分秒必争，但是忙碌一年，脱稿之后，心里却感到充实和快慰。他在《素问悬解自序》中，慨叹道：“嗟乎!以东海顽人，远宾上国，研田为农，管城作君，流连尺素，爱惜分阴。春雪才收，秋露忽零，星斗屡易，弦望几更。倏而陇阴促节，急景催年，冰澌长河，霜结修檐。岁凛凛以愁暮，心悢悢而哀离，夜耿耿而永怀，昼营营而遥思。此亦羁客迁人骚牢悱怨之极，概诚足悲忧不可说也。无何稿脱书清，事竣业就，遂作岐伯之高弟，黄帝之功臣。是即拥旄万里之荣，南面百城之乐也，贫而暴富，莫加于此矣。”去年当八部书成时，那种想停止著作的念头完全改变了。他现在想的是，在有生之年，把“四圣”医著全部作出注释，做献身于中医事业的“高弟”、“功臣”才是人生无上的荣耀和最大的快乐。
1756年(乾隆二十一年，丙子)，这是黄元御生前紧张著述的最后一年。他想在这一年中，要写完《灵枢悬解》和《难经悬解》，使“四圣”的经典医著全部臻于诠释。
春节后回到北京，医友同仁、文人墨客都前来叙旧谒见。特别是澹明居士，他同黄元御从老子到庄子，从《道德经》到《庚桑子》谈得格外投机。澹明居士见黄元御对道家学说研究精深，见解义新，于是请他编撰一部解《道德经》的著作，并奉劝他先写完这部书，再去诠释《灵枢经》。
《道德经解》，从进入二月提笔述作，整个写作过程，仅是二十个日日夜夜艰辛的砚田耕耘，到二月二十四日便笔收稿成，真可谓“一挥而就”。黄元御对《道德经》的研究是在做“邑庠生"时就打下了基础的。在回忆这段学习时，他在《金匮悬解自叙》里说：“百家诸子之论，率皆过目而冰销，入耳而瓦解。”在后来的著述过程中，不断运用这些学说的基本原理，也进一步加深了对这些基本原理的理解。在他的第一部医著《素灵微蕴》中，就曾引用老子弟子庚桑子的话：“草郁则为腐，树郁则为蠹，人郁则为病。”而且他对道家的庚桑子也是十分崇敬的，从庚桑子那里取得了很大的精神力量。他在《素灵微蕴序意》里说：“玉楸先生，宰思损虑，气漠神融，清耳而听，明目而视。既遭庸医之祸，乃喟然太息，仰榱而叹日：是余之罪也。夫昔杜子夏、殷仲堪辈，祸剧折肱，而未尝游思医事，后之病者，不能遁天之刑也。古之至人，视听不用耳目，自兹吾作庚桑子矣。杜门谢谢客，罄心渺虑，思黄帝、岐伯、越人、仲景之道，三载而悟，乃知夫圣人之言冥冥，所以使人盲也。”回想庚桑子这位道家的“古之至人”，鼓舞自己走上了尊四圣从医业的道路，现在已年过半百，功成业就了，再回过头来撰述《道德经解》，怎不让他心潮澎湃，挥笔书成呢?
从二月二十五日又开始起草《灵枢悬解》。《灵枢经》是《素问》的理论基础，经历代流传，错乱舛互。黄元御将其编次重新调整，按刺法、经络等分为九类。各编经文分段注释。释文探赜索奥，发其微旨，文笔流畅，扼要精当，条分缕析，前后融贯，于经络、刺法等理论多有创见。在写作期间，澹明居士又来过几次。他很欣赏《道德经解》的文辞和立意，因此，五月二日刚书成笔落，澹明居士就把《灵枢悬解》的草稿和序言一起带去拜读了。
五月，北京的天气已经炎热难当，而且物价昂贵，炊米难济。所以，黄元御在贫病交加中感到“鼻头出火，心下如痗”。他想到汉时梁鸿去吴越避患，晋时陆机去洛阳谋宦，于是更感颠沛流离景况的落拓和在这异乡做事的艰难。何况现在正是“风景山河之泪，又复淫淫欲下也。”他进而想到，“忧能伤人，悲可陨性”，因此过去不少象我这种景况的人，有的早已成为泰山之鬼，有的只得“地下修文。”然而，我自己竟然还能活下来，并且还坚持著书，原因何在呢?他在《灵枢悬解自序》中说：“而仆以沉菀偃蹇之身，岿然独在，赖此尺籍，以消长日，凭此寸颖，以遣烦冤，岐黄之德普矣。而嘉惠藐躬，功亦不细，长生久视之法，即此而在，不必远访崆峒，遥羡蓬莱也。”他想到自己著述医书是为着济世救人，心理上的悲忧烦冤就会克制和解脱，而且教育人们掌握医药卫生的学问，也会有益于自己的健身，因此也没有必要去寻找别的养生之道了。他依靠内心高尚的医德，依靠“四圣心传”的精神支柱，在年老体衰生活艰辛中，坚持着自己对古典医著的撰释工作。
没有苦中苦，难为人上人。越是艰难困苦，付出的代价越大，取得的成绩也就更加显著，成功带给创造者的幸福也就会更为惬意。他在《灵枢悬解自序》里欣慰地说道：“迨乎论成注毕，则己变泣成歌，破愁为笑。人之情，已富者不美，已贵者不荣，朱绂无忧，绿萝常亲，摊卷朗吟，其乐靡穷!吾今而知，莫富于山林之士，莫贵乎烟霞之人，此中真意，正自可悦耳。”心里不但高兴，而且看到自己事业上的成就，还感到十分荣耀。所以又说道：“慨自龙胡已去，圣藻犹存，而遗文颠倒，乱于俗士之手，遂经传而义晦。自兹以还，玄珠永坠，赤水迷津，讵意斯文未丧，千载重明，日月光天，山河丽地，古圣心传，昭然若揭。向使身都通显，则今段奇功，淹没于晏安豫乐之中矣，何以有此!然则穷愁著书，是乃岐黄之灵，抑亦彼苍之心也，又何怨焉。”按照自己的心愿做事，而且又取得了可喜的成就，达到了预期的目的，这是符合天理，顺乎人情的，自己还有什么怨愤呢?
五月二日写完《灵枢悬解》，五月十六日又开始写《难经悬解》。
他对扁鹊和他的《难经》评价很高，在《难经悬解自序》中指出：“昔黄帝传《内经》，扁鹊作《难经》，《史·仓公传》所谓黄帝、扁鹊之脉出。黄帝脉出即《内经》，扁鹊脉出即《难经》也。妙理风生，疑丛雾散，此真千古解人!其见五藏症法，全恃乎此，不须长桑灵药，上池神水也。”
五月二十二日书竣，前后仅用七天时间。
《难经悬解》，上下两卷。黄元御发素灵之微蕴，将八十一难次序重新调整，并一一诠释，对人体尺寸部位、脉法病能、气血营卫分属、左肾右命、泻南补北等经旨，进行了充分的阐述和发挥。他认为“岐黄而后，难《灵》、《素》者，扁鹊耳”，作出《难经》的诠释，对继承和发扬扁鹊的高超医术有着重要的作用，可以“使自今以往，当生者皆使之起，则扁鹊虽死，而其德大矣!”
六月，著述《周易悬象》。
早在三月间，黄元御与元览处士“烛下清言”，谈到《易经》中的有关问题，有一些当时他很难做出透辟的解释。黄元御研究《易经》十几年了，但他自己总感到还没有真正挖掘出它的内在本质。这时，“四圣"的医著全部诠释完了，《道德经》也作出解释了，所以他便从六月开始，又对《周易》作深入研究和进行诠释。
黄元御很早就十分喜读《周易》。他在《伤寒悬解自序》中说：“然文信不迁，《吕览》弗著，西伯非囚，《周易》何传，是巴蜀乃不韦之乐地，羑里为文王之吉宅也。仆也爱此两书，不敢续尾，今日顿启灵源，成兹元构，虽不媲美前哲，要亦可备一家之言也。”他不仅喜读《周易》，而且也乐于运用它。在第一部医著《素灵微蕴》的卷一《胎化解》里，就引用到，“《易》谓乾道成男，坤道成女者，以坤体而得乾爻则成男，以乾体而得坤爻则成女，非秉父气则成男，秉母气则成女也。”黄元御通过研究《周易》，掌握了我国古代的自发辩证法思想，这对他的医学著述有着很大的帮助。后来的学者对此评价颇高。颜崇实在《黄氏遗书序》中说道：“先生著书，以地元为主，以扶阳抑阴为义。窥其旨趣，盖原本大《易》，合符《河》、《洛》，约契《参同》，所谓阴阳会通，玄冥幽微者。”顾复初在《重刻黄氏医书序》中也说：“《老子》曰：知常曰明。又曰：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之，不足为道。然则读先生是书者，可于此而得其微意所在矣。夫《易》言天道，而寄其用于卜筮，先生明《易》，而著其理于医术，天下事何浅之非深，何远之非近，岂独医为然哉!”他能用《周易》的原理对医术做出辩证的阐释，说明他对《周易》的研究是相当精透的。阳湖赵曾向在《重刻黄氏医书后》中评说道：“先生博极群书，尤邃于《易》，诸子百家，靡不精熟。”所以，黄元御被列为清代以医家之深通道学的四大家之一。
黄元御在《周易悬象自序》中说道：“六月中，乃草《周易》。诸象元杳，皆在说卦之中。临文有得，不烦蔓引株连。尔时，剪烛夜研，辟户晨推。每讶心开，恒惊须断。迄于三灵之感，一线幽通。太璞既雕，大圜亦破。乃知圣经渊妙，以至于此。水尽山穷，别开天地。往于故纸堆中求之，宜其不得也。”他对自己这段著述《周易》的生活是很得意的，对研究出的丰硕成果也是很满意的。那么，为什么过去“故纸堆中”解释不明白的问题，他现在却作出了精辟的阐述呢?为什么他过去对《周易》的研究一直没有达到这样“别开天地”的境界呢?这个道理，现在悟出来了。他写道：“嗟乎!三圣明《易》，皆遭困危，是真《易》能困人耶?非《易》能困人也，不困不解耳。以《易》理之元，三圣于困中解之，况无三圣之才，欲于得意之际，砉然解矣，不亦难乎?所谓困亨者，此也。然则，与欲求亨，不如守困矣。”他和《周易》的作者都有着羁困的人生阅历，因此对事物有着相同的看法，对道理有着一致的理解，对《周易》作出的诠释，理论上就更为透彻和深刻。《四库全书总目》经部《易》类记有黄元御《周易悬象》八卷，并评价此书是“在近人《易》说中，犹可谓有根据。”
春秋欲暮，黄叶青山
六月，在“上临赫日，下拂炎风”，暑热难当中，写成《周易悬象》后，他拜会过友好往来的医子处士，叮嘱过“与扁仓并驾”的门人毕维新，便伴着南去的秋风，返回昌邑故乡来了。他带着写好的书稿回来了，带着陪同自己整个人生的笔墨纸砚回来了。他不去留恋那悬于太医院门首的“妙悟岐黄”御匾，也不留恋那京城中求索书稿者的衷言，更不留恋那问病者车轿迎送的虚荣。只有他自己才能理解到，这是完成了对“四圣心传”光荣使命的“凯旋而归”了。
他回家后，住进昌邑城里南隅居处，堂屋是五间前出厦的“锁皮子”式砖房，东邻直接帝藏古寺，西去可望“忠宣公祠”，北枕车水马龙的“四知祠”街，南面水清柳绿的城隅荷塘。白天求诊问病者络绎不绝，夜晚诵读挥笔时连篇成章，大有黄福“后乐堂”遗风。
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丁丑)，黄元御五十三岁。
这一年，他不但没有再去北京，而且也没有外出远游。只是在出诊途中欣赏一下西山的苍松，瞻望一下潍水的清流。在他的自我感觉中，的确已是“江河日下”了。在这“春秋欲暮”，“急景催年”的日子里，撰述和编修了他的《玉楸堂稿》，这是他的最后一部著作。
《玉楸堂稿》里的内容，象他的人生内容一样的丰富多彩，有医案医话、诗文词赋、杂说随笔诸类，应有尽有。
《玉楸堂稿》中的医案医话，在昌邑传抄很广，有药简价廉，治病灵验的民间土方、验方；有怪病、偏方，起死回生的神奇医案；也有天人相应，运用自然条件来却病养生的趣谈医话。
《玉楸堂稿》，在人们的传抄中，由于各取所需，所以流传下来的抄本，内容和书名都各不相同，有的名为《玉楸诗稿》，有的名为《玉楸文稿》，有的则名为《黄氏医抄》。后来刻印出版的《黄氏医抄》竟有十数卷之多。
黄元御所著《玉楸堂稿》，为文立意新奇，结句流畅，情感奔放，妙笔生辉，人称“文驾魏晋之上”。《堂稿》诗文，生动地描绘出了他那“几度夕阳红”的暮年心境。回首当年，思绪万千。壮年怀志，他象一只古运河的帆船，来往于江淮与京都之间，不管风吹浪打，水流急缓，从未阻止过它的奔波。暮年知命，他象一只恋渤海的孤雁，在北京“荒斋”和故乡南隅之间，春去冬回，不怕顶风冒雪，千里跋涉，从没停休过飞渡。一生“研田为农，管城作君，流连尺素，爱惜分阴”，白天从日出写到日落，夜晚从剪灯写到油尽。现在奋笔《堂稿》，怎不叫人回首惊心，挥泪抒怀。日东出而西落，灯有点必有灭。人到日落灯熄之时，还有什么非分之想呢?他也想到应享的天年，祖父黄运启享年五十八岁，父亲黄钟六十三岁逝世。自己年过五十有三，从中年误药起，中气衰败，“屡病中虚”，“幸而未死”，“以沉
菀偃蹇之身”，而“长生久视”至今，已经是蒙“岐黄之德”了。
面对等身的书稿，回顾如愿的功业，从失意中，感到得意，从穷愁中，找到富足。二十余年，罄心渺虑，考镜灵兰，心游万仞，精骛八极，甚至“心精神瘁，几于白凤朝飞，彩毫夜去”。但是，终于达到了“讵以强弩之末，竟尔羽没石开，是亦千古之奇”的理想境界。所以，他感到“天之厚安乐之人，不如其厚羁愁之士”，从而“变泣成歌，破愁为笑”了。
1758年(乾隆二十三年，戊寅)，农历九月十七日下午二时，黄元御那二十多年前早已衰败的中气，在他以良医济世、对四圣“一火薪传”的人生之路走到理想的境界之后，自然地停止了轮转。

 

[孙洪彪]

黄元御年表
1705年康熙四十四年 乙酉
黄元御于9月18日下午5时，出生于山东省昌邑县城西郊黄家辛郭村。
1734年雍正十二年甲寅
黄元御30岁。
8月得目疾，因庸医误药，左目失明。委弃试贴，遂发奋学医，考镜灵兰之秘，讵读仲景《伤寒》。
1737年乾隆二年丁巳
黄元御33岁。
仲春，经过三年的研读，已领悟到《伤寒论》的旨意。“纵观古今《伤寒》之家，数十百种，岁历三秋”，“丁巳仲春，欹枕假寝，恍然解矣。”
1740年乾隆五年庚申
黄元御36岁。
9月28日，草成《素灵微蕴》二十六篇。从1737年初步掌握《伤寒论》的原理后，又进一步研究《内经》，经三年著述，写成其第一部巨著《素灵微蕴》。
1741年乾隆六年辛酉
黄元御37岁。
此后四年，南游江淮，先后两次去浙江钱塘，登临会稽山，瞻仰大禹陵。
1745年乾隆十年乙丑
黄元御41岁。
此后三年中，研读张仲景《金匮玉函要略》。
1746年乾隆十一年丙寅
黄元御42岁。
山东大饥，昌潍一带人相食。
11月24日上午，黄元御之父黄钟去世。黄元御在家为父治丧。
1747年乾隆十二年丁卯
黄元御43岁。
山东大饥，灾情仍无所减。
黄元御在家为父丁忧。
1748年乾隆十三年戊辰
黄元御44岁。
3月末，开始撰述《伤寒悬解》。
7月3日，《伤寒悬解》书成。
7月初，开始撰述《金匮悬解》。
8月末，《金匮悬解》书成。
1749年乾隆十四年 己巳
黄元御45岁。
春初，析瘟疫痘疹，开始起草《四圣悬枢》。
2月，撰述《四圣心源》，创辟大略，遇事辍笔。
1750年乾隆十五年庚午
黄元御46岁。
2月初，考写《黄氏家谱•迁徙渊源》。
春，旅寓济南，历下申士秀为其撰写《金匮悬解后叙》。黄元御起草《伤寒说意》数篇。
4月，北游帝城。为乾隆皇帝治疾有功，御赐“妙悟岐黄”匾额。
11月终，由北京南赴清江浦。
1751年乾隆十六年辛未
黄元御47岁。
2月，乾隆皇帝南巡，黄元御随驾武林(杭州)。
4月，回到清江河院署，研思《四圣心源》。十得其九，厥功未成。
6月，客处江都(扬州)，续成《伤寒说意》全书。
6月末，又回到清江河院署，对《四圣悬枢》修改定稿”。
8月15日，开舟北上，再客京华(北京)。
秋，南浮江淮，客阳邱，准备写《长沙药解》，但未考虑成熟，因此没下笔。
1752年，乾隆十七年壬申
黄元御48岁。
10月，作《天人解》，续成《四圣心源》全书。
1753年乾隆十八年癸酉
黄元御49岁。
2月，作《长沙药解》。
5月，删定《伤寒悬解》。
7月，笔削《金匮悬解》。
8月，修改温疫痘疹，定稿《四圣悬枢》。
9月11日，写《四圣心源自序》。
9月17日，修完《四圣悬枢》。
1754年乾隆十九年甲戌
黄元御50岁。
1月，久宦京华，复加删定《伤寒说意》。
5月，修成《素灵微蕴》。
6月，开始撰写《玉楸药解》。
8月癸丑，《玉楸药解》书成。
8月甲寅，撰写《玉楸药解自叙》。
1755年乾隆二十年乙亥
黄元御51岁。
2月，开始撰写《素问悬解》。
11月，《素问悬解》书成。
1756年乾隆二十一年丙子
黄元御52岁。
2月，撰《道德经解》。
2月25日，开始撰写《灵枢悬解》。
5月2日，《灵枢悬解》书竣。
5月16日，始创《难经悬解》。
5月22日，《难经悬解》书竣。
6月中，撰写《周易悬象解》。
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丁丑
黄元御53岁。
撰修《玉楸堂稿》。
1758年乾隆二十三年戊寅
黄元御54岁。
9月17日晚9时在昌邑城里南隅寓所去世。葬于昌邑城西郊黄家辛郭村南黄氏祖茔。
说明：本书对黄氏的年龄计算，采用其著作中自称的虚岁数，即比周岁数大一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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