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岐黄生涯七十年的回顾
朱良春
南通市中医院首任院长 主任医师 朱良春
【作者简介】
朱良春(1917~)，江苏省镇江市人，为朱熹公第29世裔孙。1938年毕业于上海中国医学院，一直从事中医临床、教学、科研工作。擅长中医内科杂病，对风湿类疾病尤有体会，曾提出“顽痹从肾论治”的观点，研制的“益肾蠲痹丸”治疗类风湿关节炎，具有卓效，能修复骨质破坏，获国家科技奖。又喜钻研本草，著有《虫类药的应用》、《朱良春用药经验》等书10余部，多发古人之未发，补前贤之未逮。 其“辨证论治与辨病论治相结合”、“培补肾阳法”治疗慢性久病及以“先发制病，发于机先”的观点治疗急性热病，在临床实践中具有积极意义。先后撰写论文180余篇，其中40余篇获优秀论文奖。1987年获国务院“杰出高级专家”及卫生部全国卫生文明工作建设先进工作者称号，1991年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曾任南通市中医院首任院长、中华中医药学会理事、江苏省中医学会副会长、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人民政协江苏省委员会常委、南通市政协副主席等职。现任中华中医药学会终身理事、中国中医药研究促进会常务理事、国家优秀中医临床人才研修项目专家指导委员会委员、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西医结合治疗非典临床研究特别专项顾问组成员、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中国中医科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高等中医教材顾问委员会委员，以及南京、广州、浙江、黑龙江、长春中医药大学兼职或客座教授，新加坡中华医学会专家委员等职。
【治学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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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读中学时，因病辍学，甚感病痛之苦，一面服药，一面阅读中医养生保健书籍，萌发学习中医之念，征得父亲同意，初拜武进孟河御医世家马惠卿先生为师，背诵古典医籍，跟随临证抄方，初步打下基础。随后报考苏州国医专科学校，接触较多名师。抗日战争开始，乃转学上海中国医学院，插学四年级，有幸跟随章次公先生临床实习，并蒙章师介绍半天在世界红十字会医院为难民义诊，获得较多实践体会；半天在章师处实习，得到亲炙，学乃大进。章师之求实、革新精神，尤令吾侪受益终生。先生“发皇古义，融会新知”的治学主张，使余扩大了视野，形成了兼收并蓄的风格，为升堂入室铺平了道路。章师要求余等既要熟读《内经》、《伤寒杂病论》等经典著作，又戒食古不化；既要汲取众家之长，又要有独立思考的判断能力；更要注重实践，体贴病员，这样才能成为一名德才兼备的合格医生。毕业临别时，章师赠送了一方镌有“儿女性情，英雄肝胆，神仙手眼，菩萨心肠”的印章给余，余一直以此作为行医做人的准则。余之所以有今日，师承、授业是很重要的，故余认为“读经典、拜名师、勤实践、重医德”是培养一个好医生的四要素，终生坚持，必得大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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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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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探本溯源,博采诸家?
要成为一名合格的中医师，余认为必须探本溯源，博采诸家。首先深研经典，然后旁通诸家。中医学的基础理论和辨证的客观方法，集中体现在四大经典著作中。对经典著作的学习分四步：
①通读原文，窥其全貌。例如《内经》一书，其“文简、意博、理奥、趣深”，不通读原文，就无法窥其全貌，理解全书的主要精神；不通读原文，更无法认识和辨别其中的精华和糟粕。
②熟读警句，掌握精髓。“书读百遍，其义自见”。
③独立思考，兼参校注。
④前后对照，融会贯通。
余一生悉心钻研经典，认为《内经》是中医基础理论的源流，病因病机、诊法治则之纲领、法则，悉蕴其中，必须下苦功认真熟读领悟，才能打牢基础，掌握深入堂奥的钥匙。同时对仲景学说也要进行认真研究，因为它是在《内经》理论指导下，又丰富发展了《内经》理论，把中医理论和临床实践加以结合而产生的中医辨证治疗学。仲景学说是质朴的、严密的、充满辩证法思想的。六经辨证法的客观规律不仅适用于外感热病，同时也适用于内伤杂病。翻开《伤寒论》，六经病都有一个客观标准和传变规律，因为病有常，就有变。《伤寒论》把正治、反治、斡旋、救逆诸法都讲得清清楚楚，但是它的核心又离不开阴阳，离不开正与邪的斗争这根主线。它讲辨证立法，但又离不开八纲的具体应用。例如《伤寒论》56条：“伤寒不大便，六七日头痛有热者，与承气汤；其小便清者，知不在里，仍在表也，当须发汗……”此条说明，“头痛有热”的症状在太阳病与阳明病均可见到，前者系风寒外束，后者因阳明燥热上冲。但要区别其为太阳表证抑为阳明里证，又当审之于“小便”，若小便黄赤，里热炽也；若小便清，则病在表也。其辨证之精细，于此可见。对明清崛起的温病学亦应进行研究，温病学是《伤寒论》的延伸和发展，不能把它们割裂开来，要从源到流地进行继承和发扬。对汉唐以来的历代主要著作如《千金方》、《外台秘要》，以及金元四大家学说亦需浏览深研。对明代孙一奎所著的《赤水玄珠全集》，余赞赏他学本灵素，又善于融会变通各家之说，在临床上孙氏强调以“明证”为主，于寒、热、虚、实、表、里、气、血八字，谆谆致意，余认为这是既辨病症，又别病位和层次的辨证要领，执此则“证”自“明”矣。孙氏在学术上不存偏见，对于前人之说，总是择善而从，用其长而去其偏，这种治学方法非常值得后人学习效法。对前人的医案，余亦爱不释手，因为医案是医家的实践记录，是第一手资料，是最真实、最生动的素材，是活的经验。一部好的医案，往往是一位医学家数十年的经验结晶，其中有很?多宝贵?的东西，值得学习和借鉴，可以从中领悟到前人的辨证思想，学?习到辨?证论治的方法。对后世的诸家著作及近代医籍、杂志，均应浏览，汲取其中有益的内容，为我所用，融会贯通，既受其益，乐亦在其中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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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张辨证论治与辨病论治相结合?
辨证论治是中医临床学的特点，也是中医学的精华。辨证论治要求从总体把握人体的阴阳失调、邪正抗争的状态，把人体的阴阳失调与外部环境结合起来，综合分析，强调因人、因时、因证、因地制宜，因而历久弥新，是制胜克病的利器。但对“病”的认识，有时不免笼统，这就要求临床家不可囿于故知，要努力“发皇古义，融会新知”，既发扬中医辨证论治之长，又注意汲取西医辨病的优势。?
余早在1962年就在《中医杂志》上发表专文，主张辨证论治与辨病论治相结合，以提高临床疗效。积数十年的临床经验，余对于辨证论治有较深入的研究，深得个中三味。如在2003年广州SARS疫病流行期间，余应邀参加广东省中医院的远程会诊，有一位77岁老翁在大手术后并发非典，昏迷不醒，汗出如雨，四肢冰冷，脉细如丝，病势危笃(进入重症监护室抢救)。主管医师用中西药治之不效，来电求教，余经过认真分析后指出：厥证有阳厥、阴厥之异，安宫牛黄丸是凉开，用于阳厥；此属阴厥，建议用温开的苏合香丸。用后果然立见效应，不久这位老人痊愈出院(见2003年5月9日《中国中医药报》)。此例患者的救治成功，充分证明了辨证论治的重要。但余不以此为满足，因为余在实践中发现，有很多疾病，不仅要辨证，而且需要辨病，例如肠癌早期似慢性痢疾或肠炎、病毒性心肌炎颇类热病后之劳倦证等，如不结合辨病，就易于因误诊、漏诊而延误病情。在对痹证的研究中，余发现同属于中医痹证的西医疾病多达几十种，如风湿关节炎、风湿热、类风湿关节炎、肩关节周围炎、尿酸性关节炎、强直性脊柱炎、骨质增生、皮肌炎、硬皮病、狼疮、白塞综合征、干燥综合征、坐骨神经痛等，虽然从辨证的角度看，这些疾病有许多共同点(如疼痛、活动受限等)，但从辨病的角度来看，却有很大区别。例如嘌呤代谢谢紊乱、血尿酸增高的“痛风”，从辨证看大多属于中医痹证中?的湿浊?瘀阻，如果能结合辨病，选择有利于调整代谢谢紊乱、促进血尿酸?排泄的?药物，即针对“病”的药物，疗效就一定会大有提高。余近年创?制的“痛风?冲剂”，即是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研制出的，患者服用后随着关节疼痛减轻或消失，血尿酸亦渐趋正常，而且没有西药排尿酸的副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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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系统运用虫类药的经验?
虫类药的应用由来已久。早在《神农本草经》中，即收载虫类药65种，汉代张仲景《伤寒杂病论》记载含虫类药的方剂多首，如著名的鳖甲煎丸、下瘀血汤、大黄 虫丸、抵当汤等，开虫类药临床合理运用之先河。迨至晋之葛洪、唐之孙思邈、宋之许叔微，将更多的虫类药更广泛地用于内外妇儿各科；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收载的虫类药达444种；清代叶天士，近贤张锡纯、章次公等都善用虫类药起沉疴大病。余从青年时代起就对虫类药潜心研究，1963~1964年，在《中医杂志》上连续发表了《虫类药的临床研究》，1981年又出版了《虫类药的应用》一书，首次系统地总结了历代运用虫类药的经验，并结合自己的体会，有所阐发。余认为虫类药有攻坚破积、活血袪瘀、息风定痉、宣风泄热、搜风解毒、行气消胀、壮阳益肾、消痈散肿、收敛生肌以及补益培本十大功用。因为蜈蚣、全蝎、蕲蛇、水蛭、地鳖虫、守宫等虫类药具有入络入血、搜剔病邪的特长，故用于恶性肿瘤、血液病、骨关节病、心脑血管病、慢性肾炎、肝硬化等诸多疑难重症的治疗，往往可以迅捷取胜，收到草木药不易取得的效果。这些论述从理论到实践，受到医林同道的关注，以至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同道皆以“虫类药专家”目之，引起国内外研究动物药者及临床医生的广泛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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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自创新方，追求临床疗效?
蔡陆仙尝云：“盖所谓方者，谓支配之法度也；所谓剂者，谓兼定其分量标准也”。故“方”是理法方药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前人的方剂，应该下苦功夫钻研，从其药物组成、君臣佐使、主治功效、加减变化、煎服方法以至禁忌，都应认真掌握。为此，余在20世纪60年代初即与缪正来同志合作，编写过《汤头歌诀详解》一书，为初学者指点学习方剂的门径。学习方剂，主要还是要得其精神，因为前人之方不过体现了前人对证之法，如果证有变异，还死抱原方不丢，依样画葫芦，就一定会影响疗效，甚至误事，如果这样还自诩为“经方派”，那就无非是徒托名高而已。清·张睿《医学阶梯》云：“欲查病者，务求善方，欲善方者，务求良法。”故为了提高临床疗效，应力求既“对证”又“对病”，尽可能使二者完美和谐地融于一炉，这样才能创拟出有新意的方剂。如治疗顽痹(类风湿关节炎、强直性脊柱炎等)的“益肾蠲痹丸”，余针对顽痹具有久痛多瘀、久痛入络、久痛多虚及久必及肾的特点，确定了以益肾壮督治其本、蠲痹通络治其标的方针，又根据虫类药“搜剔、钻透、袪邪”的特性而汇集了7味虫类药于其中，通过30多年的临床观察证明，疗效较佳。1985年曾系统观察此药治疗顽痹200例，总有效率为97.3%，且经实验证明该药确有显著的抗炎、消肿、镇痛、调节免疫功能，以及修复致病因子造成的骨质破坏等作用。
“益肾蠲痹丸”1989年通过省级鉴定，申报后获得新药证书，1991年获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进步奖，同年其临床实验报告在北京国际传统医药大会上宣读，得到国内外学者的一致好评，有力纠正了类风湿关节炎骨质破坏不能修复的错误认识，受到原诺贝尔医学奖励基金会纳罗顿斯强主席的赞许及首肯。除此之外，余还在实践中探索出一些新方，如治疗慢性肝炎、早期肝硬化的“复肝丸”，治疗慢支、肺气肿的“咳喘胶囊”，治疗慢性痢疾、肠炎的“仙桔汤”，治疗痛风的“痛风冲剂”等等，皆配伍得当，疗效显著，深得同道和患者嘉许。?
(五)疑难病诊治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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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疑难病，是指目前医者在临床上辨治感到棘手的疾病，问题在于辨证之“疑”，论治之“难”。诚如清·杨旭东在《杨氏提纲》中所言：“医之难，不难于治病，而难于知病。欲知病者，则在于望、闻、问、切，若不明于望、闻、问、切，自不能神、圣、工、巧，是不知病矣。”事实上大部分疑难病还是可辨可治的，关键是如何加强基础理论的熟练掌握和临床实践的灵活运用，不断探索总结，找到“证”的本质，明析客观规律，辨“疑”不惑，治“难”不乱，充分发挥中医药的卓越作用，自可得心应手，化解疑难病为可辨可治之疾。所以，余总认为：“世上只有‘不知’之症，没有‘不治’之症。”如果说不能治，那是因为我们尚未认识许多确有疗效的“未知方药”的缘故。《内经·灵枢》云：“言不可治者，未得其术也。”正是此意。?
“怪病多由痰作祟，顽疾必兼痰和瘀”；“久病多虚，久病多瘀，久病入络，久必及肾”；“上下不一应从下，表里不一当从里”。这是余对疑难病在辨治遇到困难时的一种解决思路，经常由此而消除困惑，问题得以解决。当须涤痰、化瘀、蠲痹、通络、息风、定痉时，如能在辨治原则下，参用虫类药，多可提高疗效，这是余近70年岐黄生涯的实践体验，屡试不爽。?
(六)无私传授医术，培养发掘人才
余平生无特殊嗜好，一直以工作、读书为乐，写作是最好的精神寄托，治愈病人是最大的快乐。70年来，余先后在国内外中医期刊上发表论文180余篇，已出版的著作有《中医学入门》(合著)、《汤头歌诀详解》(合著)、《传染性肝炎综合疗法》、《章次公医案》、《现代中医临床新选》(日文版合著)、《虫类药的应用》、《朱良春用药经验》、《医学微言》、《章次公医术经验集》、《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床家·朱良春》、《朱良春医集》等。余多次应邀外出讲学，足迹几遍全国，在古稀之龄时，还参加江苏省智力支边团远赴云南哈尼族、彝族红河自治州等边远地区，为贫困山民诊病，为基层医务人员讲课，先后5次应日本东洋医学国际研究财团等单位之邀，赴日本东京、札幌、西尾等地讲学、会诊，载誉而归。此外，在新加坡、法国、马来西亚等国，也曾留下余的医绩。在培养人才方面，余付出了很多心血，对学生循循善诱，倾囊相授，毫无保留。子女及门人承所学，各有所成。在发掘人才方面，余在担任中医院院长期间，曾多次深入民间，礼贤下士，寻访有一技之长者，著名蛇医季德胜以及陈照、成云龙等“土专家”，均经余先后发掘并聘请至中医院工作，被誉为中医院的三枝花。1992年在门人、子女的倡议下，
余创办了“良春中医药临床研究所”，2006年又创办了“良春风湿病医院”，为继承老中医的临床经验，总结弘扬其学术思想，作出了新的贡献。?
余从医70年来，谨守师训，未敢逾越，虽有所成，但距离“上工大医”的要求还很远，余要坚持“自强不息，止于至善”的精神，争取为振兴中医事业多做一点有益的事，以答谢谢党和人民的厚爱。?
【治学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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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严昶昇公以“济世活人，积德行善”勗之；章次公先师以“发皇古义，融会新知”训之；晚年以“自强不息，止于至善”自勉。(摘自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张奇文、柳少逸主编《名老中医之路》)
朱良春
南通市中医院首任院长 主任医师 朱良春
【作者简介】
朱良春(1917~)，江苏省镇江市人，为朱熹公第29世裔孙。1938年毕业于上海中国医学院，一直从事中医临床、教学、科研工作。擅长中医内科杂病，对风湿类疾病尤有体会，曾提出“顽痹从肾论治”的观点，研制的“益肾蠲痹丸”治疗类风湿关节炎，具有卓效，能修复骨质破坏，获国家科技奖。又喜钻研本草，著有《虫类药的应用》、《朱良春用药经验》等书10余部，多发古人之未发，补前贤之未逮。 其“辨证论治与辨病论治相结合”、“培补肾阳法”治疗慢性久病及以“先发制病，发于机先”的观点治疗急性热病，在临床实践中具有积极意义。先后撰写论文180余篇，其中40余篇获优秀论文奖。1987年获国务院“杰出高级专家”及卫生部全国卫生文明工作建设先进工作者称号，1991年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曾任南通市中医院首任院长、中华中医药学会理事、江苏省中医学会副会长、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人民政协江苏省委员会常委、南通市政协副主席等职。现任中华中医药学会终身理事、中国中医药研究促进会常务理事、国家优秀中医临床人才研修项目专家指导委员会委员、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西医结合治疗非典临床研究特别专项顾问组成员、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中国中医科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高等中医教材顾问委员会委员，以及南京、广州、浙江、黑龙江、长春中医药大学兼职或客座教授，新加坡中华医学会专家委员等职。
【治学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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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读中学时，因病辍学，甚感病痛之苦，一面服药，一面阅读中医养生保健书籍，萌发学习中医之念，征得父亲同意，初拜武进孟河御医世家马惠卿先生为师，背诵古典医籍，跟随临证抄方，初步打下基础。随后报考苏州国医专科学校，接触较多名师。抗日战争开始，乃转学上海中国医学院，插学四年级，有幸跟随章次公先生临床实习，并蒙章师介绍半天在世界红十字会医院为难民义诊，获得较多实践体会；半天在章师处实习，得到亲炙，学乃大进。章师之求实、革新精神，尤令吾侪受益终生。先生“发皇古义，融会新知”的治学主张，使余扩大了视野，形成了兼收并蓄的风格，为升堂入室铺平了道路。章师要求余等既要熟读《内经》、《伤寒杂病论》等经典著作，又戒食古不化；既要汲取众家之长，又要有独立思考的判断能力；更要注重实践，体贴病员，这样才能成为一名德才兼备的合格医生。毕业临别时，章师赠送了一方镌有“儿女性情，英雄肝胆，神仙手眼，菩萨心肠”的印章给余，余一直以此作为行医做人的准则。余之所以有今日，师承、授业是很重要的，故余认为“读经典、拜名师、勤实践、重医德”是培养一个好医生的四要素，终生坚持，必得大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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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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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探本溯源,博采诸家?
要成为一名合格的中医师，余认为必须探本溯源，博采诸家。首先深研经典，然后旁通诸家。中医学的基础理论和辨证的客观方法，集中体现在四大经典著作中。对经典著作的学习分四步：
①通读原文，窥其全貌。例如《内经》一书，其“文简、意博、理奥、趣深”，不通读原文，就无法窥其全貌，理解全书的主要精神；不通读原文，更无法认识和辨别其中的精华和糟粕。
②熟读警句，掌握精髓。“书读百遍，其义自见”。
③独立思考，兼参校注。
④前后对照，融会贯通。
余一生悉心钻研经典，认为《内经》是中医基础理论的源流，病因病机、诊法治则之纲领、法则，悉蕴其中，必须下苦功认真熟读领悟，才能打牢基础，掌握深入堂奥的钥匙。同时对仲景学说也要进行认真研究，因为它是在《内经》理论指导下，又丰富发展了《内经》理论，把中医理论和临床实践加以结合而产生的中医辨证治疗学。仲景学说是质朴的、严密的、充满辩证法思想的。六经辨证法的客观规律不仅适用于外感热病，同时也适用于内伤杂病。翻开《伤寒论》，六经病都有一个客观标准和传变规律，因为病有常，就有变。《伤寒论》把正治、反治、斡旋、救逆诸法都讲得清清楚楚，但是它的核心又离不开阴阳，离不开正与邪的斗争这根主线。它讲辨证立法，但又离不开八纲的具体应用。例如《伤寒论》56条：“伤寒不大便，六七日头痛有热者，与承气汤；其小便清者，知不在里，仍在表也，当须发汗……”此条说明，“头痛有热”的症状在太阳病与阳明病均可见到，前者系风寒外束，后者因阳明燥热上冲。但要区别其为太阳表证抑为阳明里证，又当审之于“小便”，若小便黄赤，里热炽也；若小便清，则病在表也。其辨证之精细，于此可见。对明清崛起的温病学亦应进行研究，温病学是《伤寒论》的延伸和发展，不能把它们割裂开来，要从源到流地进行继承和发扬。对汉唐以来的历代主要著作如《千金方》、《外台秘要》，以及金元四大家学说亦需浏览深研。对明代孙一奎所著的《赤水玄珠全集》，余赞赏他学本灵素，又善于融会变通各家之说，在临床上孙氏强调以“明证”为主，于寒、热、虚、实、表、里、气、血八字，谆谆致意，余认为这是既辨病症，又别病位和层次的辨证要领，执此则“证”自“明”矣。孙氏在学术上不存偏见，对于前人之说，总是择善而从，用其长而去其偏，这种治学方法非常值得后人学习效法。对前人的医案，余亦爱不释手，因为医案是医家的实践记录，是第一手资料，是最真实、最生动的素材，是活的经验。一部好的医案，往往是一位医学家数十年的经验结晶，其中有很?多宝贵?的东西，值得学习和借鉴，可以从中领悟到前人的辨证思想，学?习到辨?证论治的方法。对后世的诸家著作及近代医籍、杂志，均应浏览，汲取其中有益的内容，为我所用，融会贯通，既受其益，乐亦在其中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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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张辨证论治与辨病论治相结合?
辨证论治是中医临床学的特点，也是中医学的精华。辨证论治要求从总体把握人体的阴阳失调、邪正抗争的状态，把人体的阴阳失调与外部环境结合起来，综合分析，强调因人、因时、因证、因地制宜，因而历久弥新，是制胜克病的利器。但对“病”的认识，有时不免笼统，这就要求临床家不可囿于故知，要努力“发皇古义，融会新知”，既发扬中医辨证论治之长，又注意汲取西医辨病的优势。?
余早在1962年就在《中医杂志》上发表专文，主张辨证论治与辨病论治相结合，以提高临床疗效。积数十年的临床经验，余对于辨证论治有较深入的研究，深得个中三味。如在2003年广州SARS疫病流行期间，余应邀参加广东省中医院的远程会诊，有一位77岁老翁在大手术后并发非典，昏迷不醒，汗出如雨，四肢冰冷，脉细如丝，病势危笃(进入重症监护室抢救)。主管医师用中西药治之不效，来电求教，余经过认真分析后指出：厥证有阳厥、阴厥之异，安宫牛黄丸是凉开，用于阳厥；此属阴厥，建议用温开的苏合香丸。用后果然立见效应，不久这位老人痊愈出院(见2003年5月9日《中国中医药报》)。此例患者的救治成功，充分证明了辨证论治的重要。但余不以此为满足，因为余在实践中发现，有很多疾病，不仅要辨证，而且需要辨病，例如肠癌早期似慢性痢疾或肠炎、病毒性心肌炎颇类热病后之劳倦证等，如不结合辨病，就易于因误诊、漏诊而延误病情。在对痹证的研究中，余发现同属于中医痹证的西医疾病多达几十种，如风湿关节炎、风湿热、类风湿关节炎、肩关节周围炎、尿酸性关节炎、强直性脊柱炎、骨质增生、皮肌炎、硬皮病、狼疮、白塞综合征、干燥综合征、坐骨神经痛等，虽然从辨证的角度看，这些疾病有许多共同点(如疼痛、活动受限等)，但从辨病的角度来看，却有很大区别。例如嘌呤代谢谢紊乱、血尿酸增高的“痛风”，从辨证看大多属于中医痹证中?的湿浊?瘀阻，如果能结合辨病，选择有利于调整代谢谢紊乱、促进血尿酸?排泄的?药物，即针对“病”的药物，疗效就一定会大有提高。余近年创?制的“痛风?冲剂”，即是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研制出的，患者服用后随着关节疼痛减轻或消失，血尿酸亦渐趋正常，而且没有西药排尿酸的副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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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系统运用虫类药的经验?
虫类药的应用由来已久。早在《神农本草经》中，即收载虫类药65种，汉代张仲景《伤寒杂病论》记载含虫类药的方剂多首，如著名的鳖甲煎丸、下瘀血汤、大黄 虫丸、抵当汤等，开虫类药临床合理运用之先河。迨至晋之葛洪、唐之孙思邈、宋之许叔微，将更多的虫类药更广泛地用于内外妇儿各科；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收载的虫类药达444种；清代叶天士，近贤张锡纯、章次公等都善用虫类药起沉疴大病。余从青年时代起就对虫类药潜心研究，1963~1964年，在《中医杂志》上连续发表了《虫类药的临床研究》，1981年又出版了《虫类药的应用》一书，首次系统地总结了历代运用虫类药的经验，并结合自己的体会，有所阐发。余认为虫类药有攻坚破积、活血袪瘀、息风定痉、宣风泄热、搜风解毒、行气消胀、壮阳益肾、消痈散肿、收敛生肌以及补益培本十大功用。因为蜈蚣、全蝎、蕲蛇、水蛭、地鳖虫、守宫等虫类药具有入络入血、搜剔病邪的特长，故用于恶性肿瘤、血液病、骨关节病、心脑血管病、慢性肾炎、肝硬化等诸多疑难重症的治疗，往往可以迅捷取胜，收到草木药不易取得的效果。这些论述从理论到实践，受到医林同道的关注，以至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同道皆以“虫类药专家”目之，引起国内外研究动物药者及临床医生的广泛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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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自创新方，追求临床疗效?
蔡陆仙尝云：“盖所谓方者，谓支配之法度也；所谓剂者，谓兼定其分量标准也”。故“方”是理法方药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前人的方剂，应该下苦功夫钻研，从其药物组成、君臣佐使、主治功效、加减变化、煎服方法以至禁忌，都应认真掌握。为此，余在20世纪60年代初即与缪正来同志合作，编写过《汤头歌诀详解》一书，为初学者指点学习方剂的门径。学习方剂，主要还是要得其精神，因为前人之方不过体现了前人对证之法，如果证有变异，还死抱原方不丢，依样画葫芦，就一定会影响疗效，甚至误事，如果这样还自诩为“经方派”，那就无非是徒托名高而已。清·张睿《医学阶梯》云：“欲查病者，务求善方，欲善方者，务求良法。”故为了提高临床疗效，应力求既“对证”又“对病”，尽可能使二者完美和谐地融于一炉，这样才能创拟出有新意的方剂。如治疗顽痹(类风湿关节炎、强直性脊柱炎等)的“益肾蠲痹丸”，余针对顽痹具有久痛多瘀、久痛入络、久痛多虚及久必及肾的特点，确定了以益肾壮督治其本、蠲痹通络治其标的方针，又根据虫类药“搜剔、钻透、袪邪”的特性而汇集了7味虫类药于其中，通过30多年的临床观察证明，疗效较佳。1985年曾系统观察此药治疗顽痹200例，总有效率为97.3%，且经实验证明该药确有显著的抗炎、消肿、镇痛、调节免疫功能，以及修复致病因子造成的骨质破坏等作用。
“益肾蠲痹丸”1989年通过省级鉴定，申报后获得新药证书，1991年获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进步奖，同年其临床实验报告在北京国际传统医药大会上宣读，得到国内外学者的一致好评，有力纠正了类风湿关节炎骨质破坏不能修复的错误认识，受到原诺贝尔医学奖励基金会纳罗顿斯强主席的赞许及首肯。除此之外，余还在实践中探索出一些新方，如治疗慢性肝炎、早期肝硬化的“复肝丸”，治疗慢支、肺气肿的“咳喘胶囊”，治疗慢性痢疾、肠炎的“仙桔汤”，治疗痛风的“痛风冲剂”等等，皆配伍得当，疗效显著，深得同道和患者嘉许。?
(五)疑难病诊治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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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疑难病，是指目前医者在临床上辨治感到棘手的疾病，问题在于辨证之“疑”，论治之“难”。诚如清·杨旭东在《杨氏提纲》中所言：“医之难，不难于治病，而难于知病。欲知病者，则在于望、闻、问、切，若不明于望、闻、问、切，自不能神、圣、工、巧，是不知病矣。”事实上大部分疑难病还是可辨可治的，关键是如何加强基础理论的熟练掌握和临床实践的灵活运用，不断探索总结，找到“证”的本质，明析客观规律，辨“疑”不惑，治“难”不乱，充分发挥中医药的卓越作用，自可得心应手，化解疑难病为可辨可治之疾。所以，余总认为：“世上只有‘不知’之症，没有‘不治’之症。”如果说不能治，那是因为我们尚未认识许多确有疗效的“未知方药”的缘故。《内经·灵枢》云：“言不可治者，未得其术也。”正是此意。?
“怪病多由痰作祟，顽疾必兼痰和瘀”；“久病多虚，久病多瘀，久病入络，久必及肾”；“上下不一应从下，表里不一当从里”。这是余对疑难病在辨治遇到困难时的一种解决思路，经常由此而消除困惑，问题得以解决。当须涤痰、化瘀、蠲痹、通络、息风、定痉时，如能在辨治原则下，参用虫类药，多可提高疗效，这是余近70年岐黄生涯的实践体验，屡试不爽。?
(六)无私传授医术，培养发掘人才
余平生无特殊嗜好，一直以工作、读书为乐，写作是最好的精神寄托，治愈病人是最大的快乐。70年来，余先后在国内外中医期刊上发表论文180余篇，已出版的著作有《中医学入门》(合著)、《汤头歌诀详解》(合著)、《传染性肝炎综合疗法》、《章次公医案》、《现代中医临床新选》(日文版合著)、《虫类药的应用》、《朱良春用药经验》、《医学微言》、《章次公医术经验集》、《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床家·朱良春》、《朱良春医集》等。余多次应邀外出讲学，足迹几遍全国，在古稀之龄时，还参加江苏省智力支边团远赴云南哈尼族、彝族红河自治州等边远地区，为贫困山民诊病，为基层医务人员讲课，先后5次应日本东洋医学国际研究财团等单位之邀，赴日本东京、札幌、西尾等地讲学、会诊，载誉而归。此外，在新加坡、法国、马来西亚等国，也曾留下余的医绩。在培养人才方面，余付出了很多心血，对学生循循善诱，倾囊相授，毫无保留。子女及门人承所学，各有所成。在发掘人才方面，余在担任中医院院长期间，曾多次深入民间，礼贤下士，寻访有一技之长者，著名蛇医季德胜以及陈照、成云龙等“土专家”，均经余先后发掘并聘请至中医院工作，被誉为中医院的三枝花。1992年在门人、子女的倡议下，
余创办了“良春中医药临床研究所”，2006年又创办了“良春风湿病医院”，为继承老中医的临床经验，总结弘扬其学术思想，作出了新的贡献。?
余从医70年来，谨守师训，未敢逾越，虽有所成，但距离“上工大医”的要求还很远，余要坚持“自强不息，止于至善”的精神，争取为振兴中医事业多做一点有益的事，以答谢谢党和人民的厚爱。?
【治学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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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严昶昇公以“济世活人，积德行善”勗之；章次公先师以“发皇古义，融会新知”训之；晚年以“自强不息，止于至善”自勉。(摘自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张奇文、柳少逸主编《名老中医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