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注册
- 2008/12/01
- 帖子
- 3157
- 获得点赞
- 213
- 声望
- 63
虫类药是中药大家族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有着悠久的应用历史和丰富的经验。早在4000多年前的甲骨文中，先人就记载了蛇、麝、犀牛等60余种药用动物。《周礼》中有“五药”之称，东汉儒家学者郑玄注释说：“五药，草、木、虫、石、谷也。”虫药，成为当时对动物类药物的统称。东汉精通医学的唯物主义思想家王充，在《论衡•言毒篇》中，曾论述我国古代的虫类药分布的地域特点和毒性时说：“江北地燥，故多蜂虿；江南地湿，故多蝮蛇。……天地之间，万物之性，含血之虫，有蝮、蛇、蜂、虿，感怀毒螫，犯中人身，获疾痛”。文中所说的蝮、蛇、蜂、虿，指的都是我们今天常用的虫类药。
汉代本草学著作《神农本草经》中，共载录了365种中药，其中动物药67种，包括水蛭、僵蚕、地龙等虫类药28种，对其应用及功效都有明确的叙述。如水蛭，书中认为其有“治恶血、瘀血、经闭”的作用。南北朝梁时医药学家陶弘景在《本草经集注》中，收录了包括虫类药在内的动物药113种。至唐代，由国家颁布的第一部药典《新修本草》中，入典的动物药已达128种。明代大医药学家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共收载药物1892种，其中动物药440种，包括虫部收载的虫药116种，鳞部收录的龙类药和蛇类药25种，成为中医虫类药的集大成之作。《本草纲目》共有14卷载录药用动物，分为虫、鳞、介、禽、兽、人等六部。其中虫部之中，李时珍又分为卵生、化生、湿生三类。其分类之细，记载之丰，是历代中医本草学著作中最为科学和详尽的。
汉代医家张仲景在《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中，共用动物药38种组方，其中虻虫、䗪虫、鼠妇、蜂房等虫类药8种。他创制的“大黄䗪虫丸”、“鳖甲丸”、“抵挡汤”、“抵挡丸”、“下瘀血汤”等方剂，治疗疟母、瘀血内停、五劳虚极、肌腹甲错、蓄血发狂、少腹硬满等疾病,配伍精当，疗效确凿，至今仍用于临床。书中还论述了虫类药的炮制方法，如水蛭、虻虫等均注明“熬”字，汉代文学家、训诂学家许慎在《说文解字》中，释“熬”字作“干煎”解。南北朝刘宋时的药物学家雷斅的《雷公炮炙论》中，也载有“熬法”，如“取荠熟干实熬令焦黑”。这说明古代的“熬制”，与今天中药炮制方法中的炒焦、炒黄、酒炒、醋炒者相同。张仲景用炒制的方法，来减少水蛭、虻虫等虫药的毒性，以增强其疗效，说明古代医家用药的审慎和临床经验的独特。
清代医家唐容川在《本草问答》中，论及虫类药的作用时说；“动物之功利，尤甚于植物，以其动物之本性能行，而且具有攻性。”他认为，比起植物类中药来，虫类药的药源丰富，临床应用广泛，其性善于“行”即走而不守而擅于“攻”即活血化瘀，适用于妇、幼、内、外诸科。如辛凉解表的蝉退，利水通淋的蝼蛄，熄风止痉的全蝎，通经消症的水蛭，理气止痛的九香虫，化痰散结的白僵蚕，补肺益肾的蛤蚧等，都是虫类药中的佼佼者。现代药理学从蛋白质(酶)、多肽及氨基酸、生物碱、多糖类、甾体类、萜类、酚、酮、酸类、微量元素类等角度进行研究，进一步验证了古人论述的虫类药所具有的活血化瘀、镇痛定痉、化痰散结、利尿消肿、止咳平喘、祛风止痛、扶正补虚等作用的科学性的实质。
“以毒攻毒”是中医的基本治法之一。《周礼•天官•医师章》中就有“医师掌医之政令，聚毒药以供医事”的记载。中医典藉《黄帝内经•素问•汤液醪论》中，也有“当今之世，必齐毒药攻其中，谗石、针灸治其外。”唐代医家王冰注解《素问》中“毒药”一词说：“药，谓金玉土石草菜果虫鱼鸟兽之类，皆可以祛邪养正者也。然辟邪安正，惟毒乃能。以其能然，故通谓之毒药也。”古代医家认为，虫类药本身特殊的毒性，使其独具其它药物所不具有的攻邪的疗效。近代医家张锡纯在《医学衷中参西录》中，论述蜈蚣以毒攻毒的作用时说：“性有微毒，而转善解毒。凡疮疡诸毒皆能消之。”书中还详述了具体的入药方法：“用时宜带头足，去之则力减，且其性原无大毒，故不妨全用也”。可谓是临床应用虫类药的经验之谈。
清代医家叶天士是擅用虫类药的大家，他认为虫类药有善行不守的特性，指出疾病“久则邪正混处其间，草木不能见效，当以虫蚁疏逐，以搜剔络中混处之邪。”明确指出虫类药疏逐、搜剔经络之邪的疗效，要高于草木类的植物药。他的《临证指南医案》中的使用虫类药的医案，多为沉疴痼疾，如治疗积聚积、疟母者，常取蜣螂虫、䗪虫、全蝎活血通络、软坚散结；对于头痛、痹证等，每用全蝎、地龙、蜂房入络搜邪，熄风止痛。而疮疡和儿科痘疡者，则常用用僵蚕、蝉蜕清热祛风、凉血解毒。书中记载的宋姓疟母兼疝气案，“少腹痛渐硬，气窜绕阴器筋痛，乃为邪攻肝经络脉，……乃结疝瘕之象。”遂以全蝎伍以淡苁蓉、当归身、枸杞子、炒黑小茴、穿山甲等，温肾疏肝而愈。叶氏用虫类药，主张病分内外，药辨缓烈，除了辨证施治外，在剂型和给药途径亦多有创见。如用蜣螂、䗪虫等治疗内科积聚疟母等实证，则用米糊为丸或熬成膏剂内服，缓其攻伐之性以顾护病家正气；而用水蛭，蚰蜒治疗外科瘰疠，痔疮等，常制成敷药或栓剂等外用。多取其软坚化痰之力和祛邪通络之功。
章次公先生为近代名医，亦以擅用虫药而闻名于杏林。他的弟子编著的《章次公医案》中，收载了百余例类虫药医案，常用的虫药有地鳖虫、蜣榔虫、地龙、蝼蛄、蟋蟀、蜘蛛、僵蚕、全蝎、蜈蚣、蕲蛇、虻虫、蜂房、九香虫、五谷虫、蚕砂、蝉蜕等16种。章先生喜欢用虫药对药，如蝼蛄与蟋蟀，二者皆为利水消肿之品，研末吞服的疗效远胜于入煎者。章氏用其治疗心性、肾性、肝病、外伤等引起的水肿和小便不利之实证，常常有药下肿消之效。蕲蛇和蜂房，二药皆有祛风止痛，通络攻毒之功，章氏以二药同用，治疗风湿痹痛、外伤瘫痪等症，以蕲蛇治腰部风湿痛最佳，蜂房搜经络之风定痛为首选，临证时随症情而各有侧重。
章氏常用地龙治疗高热、抽搐、惊厥、咳喘以及各种杂病中，络脉有瘀阻兼小便不利之症。如热病惊厥病势危急者常与全蝎同用，以助熄风定惊之力。而痰壅肺闭的喘咳，常与僵蚕同用，以增其化痰散结之功。章氏还用虫类药创制了外用方，用于风寒头痛伴呕吐者，方用炙蜈蚣一条，冰片0.6克，其研成细末后，每3小时搐鼻一次，连连得嚏者佳。一位患“头风病”的赵姓患者，头痛数十年，痛在前额眉棱处，初起每星期发作一次，后渐至每天头痛，久治无效。章氏辨为“血虚生风”的证型。方用僵蚕、全蝎两味虫药，配伍川芎、当归、丹皮、甘松、甘草，送服“小金丹”两粒。多年痼疾，数剂既愈，由此可见虫类药起沉疴祛痼疾的药效。章氏在本案中，汤剂和成药并用。小金丹本是中医外科治疗寒湿痰瘀所致的流注、痰核、瘰疬的名方，方中亦有五灵脂、地龙、麝香等动物药或虫类药。此案足以窥见章氏异病同治的辨治思维和选方择药的明彻。
著名中医学家朱良春先生，以专著《虫类药的应用》一书，蜚声于中医界，成为当代应用虫类药的方家。全书共载录了22种(附11种)常用的虫类药，对其科属产地、性味归经、炮制服法、功能主治、临床应用、服法用量等，均作了详尽的阐述。发本草千古之秘诀，汇中医百家之精萃，实为一部学术经验俱精，理法方药堪全的圭臬之作。书中收录的二百余首方剂，以虫类药为君药，治疗中风、肺结核、慢性肝炎、臌胀病、癌症、痰核、瘰疠等，涉及到中医临床内、外、妇、幼、瘟病等各科的疑难病，疗效确凿。
朱氏应用虫类药，不但依据古代本草书中的常见的记载，更关注历代医家对虫药的零星散在的心得和论点，并在临床上悉心加以验证，发扬光大先哲的创见，使虫类药的应用范围日趋扩大。如《神农本草经》中载，“斑蝥可治阴疽”。朱氏据此组方“活血箍消散”，治疗阴疽、流注、瘰疬等呈现漫肿无块、皮色不变的症状；《本草拾遗》中，有蜂房“治阴痿”的观点，朱氏将其用于阳痿等男性性功能障碍，借蜂房走而不守之性，来疏通肝之经络。叶天士的《临证指南医案》中，有“将虫药配辛药以通阳豁邪”的论说，朱氏创制了“夺痰定惊散”，治疗痰浊蒙蔽心阳，患者惊厥神昏，有内闭外脱之势者，使虫类药在急症的治疗中一显身手。
对虫类药的配伍应用，朱氏认为，虫类药的性味多为辛平或甘温之品，独具熄风搜风之性，“其性多燥，宜配伍养血滋阴之品，如与地黄、石斛同用；攻坚之剂多为咸寒，应伍以辛温活血和络之剂，如当归、桂枝等。”这些都是朱氏应用虫类药的经验之谈，可启蒙后学者之思，有执经问难之教益。
深入浅出探医经之源，由博返约究药典之理。虫类药走窜之性最捷，攻坚之性最强，搜剔之力最猛，去瘀之效最峻。临床上用之得当，常常有意想不到的起沉疴除痼疾拯危症之效。但囿于对虫类药的成见，或惧于虫类药的特性，虫类药在临床上的使用概率并不高，影响了中医临床疗效的积累和古代虫类药医论的发挥。
若干年来，我们在临证时，注重将历代本草中的记载和历代医家的名方应用于临床各科，辨证用虫，择虫组方，不断地验证虫类药的应用法则和疗效，并将点滴心得汇成一轶，编辑成《虫类药证治拾遗》一书，期望融汇古今经验，分享临床信息，为临床医生了解和使用虫类药提供实用便捷的索引。与同道共勉，更好地将虫类药应用于中医临床，续写虫类本草的现代应用篇。
昆虫不仅是医家手中的良药，在人类的饮食谱中，曾是动物蛋白的重要来源。我国是食用昆虫最早的国家之一，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周礼•天官》中说的“醢人”，是宫廷中专门制作肉酱的厨师，其中就包括用“蚳”即蚂蚁的卵制成的“蚳醢”。《礼记•内则》中亦有“腶修蚳醢，脯羹兔醢，麋肤鱼醢”的记载，说明用蚂蚁的卵制成的肉酱，是当时帝王的膳食珍馐。蜈蚣也是食疗药膳的佳品，民间认为其有强壮健身的功用。据《南越志》载：“南山出蜈蚣。……俚人燃炬遂得，肉曝为脯，美于牛肉”。而今，炸蝎子、炖蛇肉等，都是世人滋补健身的药膳上品。在泰国清迈举办的食用昆虫国际研讨会上，专家们指出，目前全世界可食用的昆虫有1400多种。这些昆虫营养丰富，可以像肉类和海鲜一样，提供高质量的蛋白质，而且包含脂肪、维生素和各种宏量和微量元素。国际粮农组织的专家说，昆虫是高蛋白低脂肪的“绿色食品”，不与人类争夺粮食，可以当作应对饥荒的替代品。在泰国，“油焖蟋蟀”、“软炸蝗虫”、“酥脆蚕蛹”等，成为受宠的新美食。这说明，古今中外，不论是食谱还是药典，养生或祛病，昆虫都是人类的老友新朋。
唐代诗人白居易在《放言》诗中云：“赠君一法决狐疑，不用钻龟与祝蓍。试玉要烧三年满，辨材须待七年期。”中医药学的蓬勃的生命力，得益于几千年临床疗效的金水相生的滋润。作为中医学人，为传统国粹的复兴，需要知常达变的学识、甘于寂寞的敬业和日积月累的勤勉。在中医虫类药的使用中，我们应该师古而不泥古，创新而不离宗，使虫类药在应对现代疾病谱发生变化后的今天，为世人的健康大显身手，使其特定的疗效再放异彩。
汉代本草学著作《神农本草经》中，共载录了365种中药，其中动物药67种，包括水蛭、僵蚕、地龙等虫类药28种，对其应用及功效都有明确的叙述。如水蛭，书中认为其有“治恶血、瘀血、经闭”的作用。南北朝梁时医药学家陶弘景在《本草经集注》中，收录了包括虫类药在内的动物药113种。至唐代，由国家颁布的第一部药典《新修本草》中，入典的动物药已达128种。明代大医药学家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共收载药物1892种，其中动物药440种，包括虫部收载的虫药116种，鳞部收录的龙类药和蛇类药25种，成为中医虫类药的集大成之作。《本草纲目》共有14卷载录药用动物，分为虫、鳞、介、禽、兽、人等六部。其中虫部之中，李时珍又分为卵生、化生、湿生三类。其分类之细，记载之丰，是历代中医本草学著作中最为科学和详尽的。
汉代医家张仲景在《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中，共用动物药38种组方，其中虻虫、䗪虫、鼠妇、蜂房等虫类药8种。他创制的“大黄䗪虫丸”、“鳖甲丸”、“抵挡汤”、“抵挡丸”、“下瘀血汤”等方剂，治疗疟母、瘀血内停、五劳虚极、肌腹甲错、蓄血发狂、少腹硬满等疾病,配伍精当，疗效确凿，至今仍用于临床。书中还论述了虫类药的炮制方法，如水蛭、虻虫等均注明“熬”字，汉代文学家、训诂学家许慎在《说文解字》中，释“熬”字作“干煎”解。南北朝刘宋时的药物学家雷斅的《雷公炮炙论》中，也载有“熬法”，如“取荠熟干实熬令焦黑”。这说明古代的“熬制”，与今天中药炮制方法中的炒焦、炒黄、酒炒、醋炒者相同。张仲景用炒制的方法，来减少水蛭、虻虫等虫药的毒性，以增强其疗效，说明古代医家用药的审慎和临床经验的独特。
清代医家唐容川在《本草问答》中，论及虫类药的作用时说；“动物之功利，尤甚于植物，以其动物之本性能行，而且具有攻性。”他认为，比起植物类中药来，虫类药的药源丰富，临床应用广泛，其性善于“行”即走而不守而擅于“攻”即活血化瘀，适用于妇、幼、内、外诸科。如辛凉解表的蝉退，利水通淋的蝼蛄，熄风止痉的全蝎，通经消症的水蛭，理气止痛的九香虫，化痰散结的白僵蚕，补肺益肾的蛤蚧等，都是虫类药中的佼佼者。现代药理学从蛋白质(酶)、多肽及氨基酸、生物碱、多糖类、甾体类、萜类、酚、酮、酸类、微量元素类等角度进行研究，进一步验证了古人论述的虫类药所具有的活血化瘀、镇痛定痉、化痰散结、利尿消肿、止咳平喘、祛风止痛、扶正补虚等作用的科学性的实质。
“以毒攻毒”是中医的基本治法之一。《周礼•天官•医师章》中就有“医师掌医之政令，聚毒药以供医事”的记载。中医典藉《黄帝内经•素问•汤液醪论》中，也有“当今之世，必齐毒药攻其中，谗石、针灸治其外。”唐代医家王冰注解《素问》中“毒药”一词说：“药，谓金玉土石草菜果虫鱼鸟兽之类，皆可以祛邪养正者也。然辟邪安正，惟毒乃能。以其能然，故通谓之毒药也。”古代医家认为，虫类药本身特殊的毒性，使其独具其它药物所不具有的攻邪的疗效。近代医家张锡纯在《医学衷中参西录》中，论述蜈蚣以毒攻毒的作用时说：“性有微毒，而转善解毒。凡疮疡诸毒皆能消之。”书中还详述了具体的入药方法：“用时宜带头足，去之则力减，且其性原无大毒，故不妨全用也”。可谓是临床应用虫类药的经验之谈。
清代医家叶天士是擅用虫类药的大家，他认为虫类药有善行不守的特性，指出疾病“久则邪正混处其间，草木不能见效，当以虫蚁疏逐，以搜剔络中混处之邪。”明确指出虫类药疏逐、搜剔经络之邪的疗效，要高于草木类的植物药。他的《临证指南医案》中的使用虫类药的医案，多为沉疴痼疾，如治疗积聚积、疟母者，常取蜣螂虫、䗪虫、全蝎活血通络、软坚散结；对于头痛、痹证等，每用全蝎、地龙、蜂房入络搜邪，熄风止痛。而疮疡和儿科痘疡者，则常用用僵蚕、蝉蜕清热祛风、凉血解毒。书中记载的宋姓疟母兼疝气案，“少腹痛渐硬，气窜绕阴器筋痛，乃为邪攻肝经络脉，……乃结疝瘕之象。”遂以全蝎伍以淡苁蓉、当归身、枸杞子、炒黑小茴、穿山甲等，温肾疏肝而愈。叶氏用虫类药，主张病分内外，药辨缓烈，除了辨证施治外，在剂型和给药途径亦多有创见。如用蜣螂、䗪虫等治疗内科积聚疟母等实证，则用米糊为丸或熬成膏剂内服，缓其攻伐之性以顾护病家正气；而用水蛭，蚰蜒治疗外科瘰疠，痔疮等，常制成敷药或栓剂等外用。多取其软坚化痰之力和祛邪通络之功。
章次公先生为近代名医，亦以擅用虫药而闻名于杏林。他的弟子编著的《章次公医案》中，收载了百余例类虫药医案，常用的虫药有地鳖虫、蜣榔虫、地龙、蝼蛄、蟋蟀、蜘蛛、僵蚕、全蝎、蜈蚣、蕲蛇、虻虫、蜂房、九香虫、五谷虫、蚕砂、蝉蜕等16种。章先生喜欢用虫药对药，如蝼蛄与蟋蟀，二者皆为利水消肿之品，研末吞服的疗效远胜于入煎者。章氏用其治疗心性、肾性、肝病、外伤等引起的水肿和小便不利之实证，常常有药下肿消之效。蕲蛇和蜂房，二药皆有祛风止痛，通络攻毒之功，章氏以二药同用，治疗风湿痹痛、外伤瘫痪等症，以蕲蛇治腰部风湿痛最佳，蜂房搜经络之风定痛为首选，临证时随症情而各有侧重。
章氏常用地龙治疗高热、抽搐、惊厥、咳喘以及各种杂病中，络脉有瘀阻兼小便不利之症。如热病惊厥病势危急者常与全蝎同用，以助熄风定惊之力。而痰壅肺闭的喘咳，常与僵蚕同用，以增其化痰散结之功。章氏还用虫类药创制了外用方，用于风寒头痛伴呕吐者，方用炙蜈蚣一条，冰片0.6克，其研成细末后，每3小时搐鼻一次，连连得嚏者佳。一位患“头风病”的赵姓患者，头痛数十年，痛在前额眉棱处，初起每星期发作一次，后渐至每天头痛，久治无效。章氏辨为“血虚生风”的证型。方用僵蚕、全蝎两味虫药，配伍川芎、当归、丹皮、甘松、甘草，送服“小金丹”两粒。多年痼疾，数剂既愈，由此可见虫类药起沉疴祛痼疾的药效。章氏在本案中，汤剂和成药并用。小金丹本是中医外科治疗寒湿痰瘀所致的流注、痰核、瘰疬的名方，方中亦有五灵脂、地龙、麝香等动物药或虫类药。此案足以窥见章氏异病同治的辨治思维和选方择药的明彻。
著名中医学家朱良春先生，以专著《虫类药的应用》一书，蜚声于中医界，成为当代应用虫类药的方家。全书共载录了22种(附11种)常用的虫类药，对其科属产地、性味归经、炮制服法、功能主治、临床应用、服法用量等，均作了详尽的阐述。发本草千古之秘诀，汇中医百家之精萃，实为一部学术经验俱精，理法方药堪全的圭臬之作。书中收录的二百余首方剂，以虫类药为君药，治疗中风、肺结核、慢性肝炎、臌胀病、癌症、痰核、瘰疠等，涉及到中医临床内、外、妇、幼、瘟病等各科的疑难病，疗效确凿。
朱氏应用虫类药，不但依据古代本草书中的常见的记载，更关注历代医家对虫药的零星散在的心得和论点，并在临床上悉心加以验证，发扬光大先哲的创见，使虫类药的应用范围日趋扩大。如《神农本草经》中载，“斑蝥可治阴疽”。朱氏据此组方“活血箍消散”，治疗阴疽、流注、瘰疬等呈现漫肿无块、皮色不变的症状；《本草拾遗》中，有蜂房“治阴痿”的观点，朱氏将其用于阳痿等男性性功能障碍，借蜂房走而不守之性，来疏通肝之经络。叶天士的《临证指南医案》中，有“将虫药配辛药以通阳豁邪”的论说，朱氏创制了“夺痰定惊散”，治疗痰浊蒙蔽心阳，患者惊厥神昏，有内闭外脱之势者，使虫类药在急症的治疗中一显身手。
对虫类药的配伍应用，朱氏认为，虫类药的性味多为辛平或甘温之品，独具熄风搜风之性，“其性多燥，宜配伍养血滋阴之品，如与地黄、石斛同用；攻坚之剂多为咸寒，应伍以辛温活血和络之剂，如当归、桂枝等。”这些都是朱氏应用虫类药的经验之谈，可启蒙后学者之思，有执经问难之教益。
深入浅出探医经之源，由博返约究药典之理。虫类药走窜之性最捷，攻坚之性最强，搜剔之力最猛，去瘀之效最峻。临床上用之得当，常常有意想不到的起沉疴除痼疾拯危症之效。但囿于对虫类药的成见，或惧于虫类药的特性，虫类药在临床上的使用概率并不高，影响了中医临床疗效的积累和古代虫类药医论的发挥。
若干年来，我们在临证时，注重将历代本草中的记载和历代医家的名方应用于临床各科，辨证用虫，择虫组方，不断地验证虫类药的应用法则和疗效，并将点滴心得汇成一轶，编辑成《虫类药证治拾遗》一书，期望融汇古今经验，分享临床信息，为临床医生了解和使用虫类药提供实用便捷的索引。与同道共勉，更好地将虫类药应用于中医临床，续写虫类本草的现代应用篇。
昆虫不仅是医家手中的良药，在人类的饮食谱中，曾是动物蛋白的重要来源。我国是食用昆虫最早的国家之一，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周礼•天官》中说的“醢人”，是宫廷中专门制作肉酱的厨师，其中就包括用“蚳”即蚂蚁的卵制成的“蚳醢”。《礼记•内则》中亦有“腶修蚳醢，脯羹兔醢，麋肤鱼醢”的记载，说明用蚂蚁的卵制成的肉酱，是当时帝王的膳食珍馐。蜈蚣也是食疗药膳的佳品，民间认为其有强壮健身的功用。据《南越志》载：“南山出蜈蚣。……俚人燃炬遂得，肉曝为脯，美于牛肉”。而今，炸蝎子、炖蛇肉等，都是世人滋补健身的药膳上品。在泰国清迈举办的食用昆虫国际研讨会上，专家们指出，目前全世界可食用的昆虫有1400多种。这些昆虫营养丰富，可以像肉类和海鲜一样，提供高质量的蛋白质，而且包含脂肪、维生素和各种宏量和微量元素。国际粮农组织的专家说，昆虫是高蛋白低脂肪的“绿色食品”，不与人类争夺粮食，可以当作应对饥荒的替代品。在泰国，“油焖蟋蟀”、“软炸蝗虫”、“酥脆蚕蛹”等，成为受宠的新美食。这说明，古今中外，不论是食谱还是药典，养生或祛病，昆虫都是人类的老友新朋。
唐代诗人白居易在《放言》诗中云：“赠君一法决狐疑，不用钻龟与祝蓍。试玉要烧三年满，辨材须待七年期。”中医药学的蓬勃的生命力，得益于几千年临床疗效的金水相生的滋润。作为中医学人，为传统国粹的复兴，需要知常达变的学识、甘于寂寞的敬业和日积月累的勤勉。在中医虫类药的使用中，我们应该师古而不泥古，创新而不离宗，使虫类药在应对现代疾病谱发生变化后的今天，为世人的健康大显身手，使其特定的疗效再放异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