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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王国维(1877年—1927年)，字伯隅、静安，号观堂、永观，浙江海宁人。近代中国著名学者，杰出的古文字、古器物、古史地学家，诗人、文艺理论学、哲学家。
世代清寒，幼年苦读，为秀才。早年屡应乡试不中，遂于戊戌风气变化之际弃绝科举。二十二岁起，他至上海《时务报》馆充书记校对。利用公余，他到罗振玉办的“东文学社”研习外交与西方近代科学，结识主持人罗振玉，并在罗振玉资助下于1901年赴日本留学。
1902年王国维因病从日本归国。后又在罗振玉推荐下执教于南通、江苏师范学校，讲授哲学、心理学、伦理学等，复埋头文学研究，开始其“独学”阶段。1906年随罗振玉入京，任清政府学部总务司行走、图书馆编译、名词馆协韵等。其间，著《人间词话》、《宋元戏曲史》等名著。
1911年辛亥革命后，王国维携生平著述62种。(收入其《遗书》的有42种，以《观堂集林》最为著名。) 眷随儿女亲家罗振玉逃居日本京都，从此以前清遗民处世。其时，在学术上穷究于甲骨文、金文、汉简等研究。1916年，应上海著名犹太富商哈同之聘，返沪任仓圣明智大学教授，并继续从事甲骨文、考古学研究。1922年受聘北京大学国学门通讯导师。翌年，由蒙古贵族、大学士升允举荐，与罗振玉、杨宗羲、袁励准等应召任清逊帝溥仪“南书房行走”，食五品禄。1924，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驱逐溥仪出宫。王国维引为奇耻大辱，愤而与罗振玉等前清遗老相约投金水河殉清，因阻于家人而未果。
1925年，王国维受聘任清华研究院导师，教授古史新证、尚书、说文等，与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李济被称为“五星聚奎”的清华五大导师，桃李门生、私淑弟子遍充几代中国史学界。
1927年6月，国民革命军北上时，王国维留下“经此世变，义地再辱”的遗书，投颐和园昆明湖自尽。在其50岁人生学术鼎盛之际，为国学史留下了最具悲剧色彩的“谜案”。
作为中国近代著名学者，王国维从事文史哲学数十载，是近代中国最早运用西方哲学、美学、文学观点和方法剖析评论中国古典文学的开风气者，又是中国史学史上将历史学与考古学相结合的开创者，确立了较系统的近代标准和方法。这位集史学家、文学家、美学家、考古学家、词学家、金石学家和翻译理论家于一身的学者，生平著述62种，批校的古籍逾200种。(收入其《遗书》的有42种，以《观堂集林》最为著名。) 被誉为“中国近三百年来学术的结束人，最近八十年来学术的开创者”。梁启超赞其“不独为中国所有而为全世界之所有之学人”，而郭沫若先生则评价他“留给我们的是他知识的产物，那好像一座崔嵬的楼阁，在几千年的旧学城垒上，灿然放出了一段异样的光辉”。
2.赵元任(1892-1982)，字宣仲，江苏五进人，生于天津。1910年为游美学务处第2批留学生，入美国康奈尔大学，主修数学，1914年获理学士学位。1918年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19年任康奈尔大学物理讲师。1920年回国任清华学校心理学及物理教授。1921年再入哈佛大学研习语音学，继而任哈佛大学哲学系讲师、中文系教授。1925年6月应聘到清华国学院任导师，指导范围为“现代方言学”、“中国音韵学”、“普通语言学”等。1929年6月底国学研究院结束后，被中央研究院聘为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兼语言组主任，同时兼任清华中国文学系讲师，授“音韵学”等课程。主要著作有《国语新诗韵》、《现代吴语的研究》、《广西瑶歌记音》、《粤语入门》(英文版)、《中国社会与语言各方面》(英文版)、《中国话的文法》、《中国话的读物》、《语言问题》、《通字方案》，出版有《赵元任语言学论文选》等。1938年起在美国任教。
(摘自《清华人文学科年谱》，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
3.陈寅恪(1890—1969) 江西义宁(今修水)人。早年赴日本留学，清光绪三十一 年(1905)归国，后入上海吴淞复旦公学学习，宣统二年 (1910)赴欧洲留学，先后在德国柏林大学和瑞士苏黎世大 学学习语言学。次年归国。1913年赴法国巴黎高等政治 学校经济部留学。1914年归国，一度任蔡锷秘书，参加讨 袁之役。1918年赴美国，入哈佛大学，从朗曼习梵文和巴 利文。1921年转往德国柏林大学研究院梵文研究所习东 方古文字。1925年归国，应清华学校之聘，与王国维、梁 启超、赵元任同为国学研究院导师；清华改制后，任中文、 历史、哲学三系合聘教授。1930年后，兼任中央研究院历 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兼第一组(历史)主任、故宫博物院理 事、清代档案编委会委员。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赴香 港大学讲学，任中文系主任、1941年起任西南联合大学 教授。1945年应牛津大学之聘，赴英国任教，兼治眼疾。 1947年返国，任清华大学教授。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 院院士。同年底，转任广州岭南大学教授。1952年后，任 中山大学教授、中央文史馆副馆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 科学部委员等。1930年在其所撰《陈垣敦煌劫余录序》 中最早提出“敦煌学”的概念，指出“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在该序中，就北京图书馆所藏八千余卷 敦煌写本提出九个方面的研究价值，即摩尼教经、唐代史 事、佛教文义、小说文学史、佛教故事、唐代诗歌之佚文、古 语言文字、佛经旧译别本、学术之考证，为敦煌学研究指明 了方向。撰有《大乘稻芊经随听疏跋》、《忏海火罪金光明经 冥报传跋》、《有相大人生天因缘曲跋》、《须达起精舍因缘 曲跋》、《韦庄秦妇吟校笺》、《西游记玄奘弟子故事之演 变》、《莲花色尼出家因缘跋》等多篇论文；还在《敦煌石室 写经题记汇编序》、《元白诗签证稿》等论著中，利用敦煌资料补史、证史、大多数敦煌学论文收入《金明馆丛稿初编》、《金明馆丛稿二编》；《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 论稿》及《元白诗笺证稿》三书也使用一些敦煌资料；还撰 有《寒柳堂集》、《柳如是别传》等。
4.章太炎,名炳麟(1869--1936)初名学乘，字枚叔。后改名绛，号太炎。浙江馀杭人。 清末民初民主革命家、思想家、著名学者，研究范围涉及小学、历史、哲学、政治等等，著述甚丰。
1897年任《时务报》撰述，因参加维新运动被通缉，流亡日本。1900年剪辫发，立志革命。1903年因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并为邹容《革命军》作序，触怒清廷，被捕入狱。1904年与蔡元培等合作，发起光复会。1906年出狱后，孙中山迎其至日本，参加同盟会，主编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与改良派展开论战。1911年上海光复后回国，主编《大共和日报》，并任孙中山总统府枢密顾问。曾参加张謇统一党，散布“革命军兴，革命党消”言论。1913年宋教仁被刺后参加讨袁，为袁禁锢，袁死后被释放。1917年脱离孙中山改组的国民党，在苏州设章氏国学讲习会，以讲学为业。1935年在苏州主持章氏国学讲习会，主编《制言》杂志。晚年愤日本侵略中国，曾赞助抗日救亡运动。
早年接受西方近代机械唯物主义和生物进化论，在他的著作中阐述了西方哲学、社会学和自然科学等方面的新思想、新内容，主要表现在《訄书》中，认为“精气为物”，“其智虑非气”；宣称“若夫天与上帝，则未尝有矣”，否定天命论说教。其思想又受佛教唯识宗和西方近代主观唯心主义影响。随旧民主主义革命失败，思想上渐趋颓唐。
在文学、历史学、语言学等方面，均有成就。宣扬革命的诗文，影响很大，但文字古奥难解。所著《新方言》、《文始》、《小学答问》，上探语源，下明流变，颇多创获。关于儒学的著作有：《儒术新论》、《订孔》等。
一生著作颇多，约有400余万字。著述除刊入《章氏丛书》、《续编》外，遗稿又刊入《章氏丛书三编》。
5.钱穆(1895—1990)，中国现代历史学家、。江苏省无锡人。字宾四。笔名公沙、梁隐、与忘、孤云。
钱穆九岁入私塾，熟习中国的传统文献典籍。十三岁入常州府中学堂学习，1912年因家贫辍学，后自学。1913-1919年任小学教员。1923年后，曾在厦门、无锡、苏州等地任中学教员。1930年以后，历任燕京、北京、清华、四川、齐鲁、西南联大等大学教授，也曾任无易江南大学文学院院长。1949年迁居香港，创办了新亚书院，任院长，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至1964年退休为止，期间曾获得香港大学、美国耶鲁大学名誉博士称号。1966年，钱穆移居台湾台北市，在“中国文化书院(今中国文化大学)”任职，为“中央研究院”院士，“故宫博物院”特聘研究员。1990年8月在台北逝世。
钱穆是完全靠自修苦读而在学术界确立地位的一个学者。其治学颇受清儒章学诚“六经皆史”思想的影响。对中国历史尤其是对中国历代思想家及其思想源流的研究和考辨，均自成一家之言。提出，先秦时期，儒、墨二家是后来诸子各派的发端，由此分源别派，旁通四达，互相中国古代文化的源流。他在儒学方面的研究成果也非常突出，如认为司马迁的《史记•孔子世家》真伪混杂，次序颠倒，后世传说亦不可轻信，遂详细考辨孔子的生平事迹，包括、生卒年月、父母、志学、初仕、设教、适齐、适卫、过匡、过宋、仕鲁、至陈、至蔡、及晚年居鲁等，以及孔子的政治活动和著述等，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又如对晚清今文经学家如谬平、康有为等认定刘歆伪造古文经一呈，钱穆撰《刘向歆父子年谱》，以令人信服的证据否定了今文经学家的观点，了结了晚清道咸以来的经学今古文争论的公案，在北方学术界一举成名。。此外，钱穆对宋明理学尤其是朱熹之学、对清代学术尤其是乾嘉学派等，都有很深的研究。
在历史研究中，重视中国历史发展的特殊性和悠久的传统，在通史、文化史、思想史、史学理论与方法等方面都有深入研究，闻名海内外。 钱穆重视探求中华民族文化的内在精华，并给予其以高度评价，他认为“我民族国家之前途，仍将于我先民文化所贻自身内部获其生机”。晚年的钱穆比较偏重于文化哲学的研究，并就中西文化的问题作了很多深入的思想考，在其一生的最后一篇文章《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的贡献》(载于刘梦溪主编的《中国文化》1991年第4期)中，他对中国传统哲学的“天人合一”思想有了新的体认，并“深信中国文化对世界人类未来求生存之即在此。”
钱穆著述颇丰，专著多达80种以上。其代表作有《先秦诸于系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国史大纲》、《中国文化史导论》、《文化学大义》、《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国历史精神》、《中国思想史》、《宋明理学概述》、《中国学术通义》和《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等。此外还有结集出版论文集多种，如《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中国文化丛谈》等。
6.陈垣先生简介
中国历史学家﹑教育家。字援庵。广东新会人。生于1880年(清光绪六年)。自幼好学﹐无师承﹐靠自学闯出一条广深的治学途径。在宗教史﹑元史﹑考据学﹑校勘学等方面﹐著作等身﹐成绩卓著﹐受到国内外学者的推重。他重视教育事业﹐在大学和科研机构任教四五十年间﹐对广大青年学者热心传授﹐影响深远﹐造就了众多的人才。他曾任国立北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辅仁大学的教授﹑导师。1926~1952年﹐任辅仁大学校长﹔1952~1971年﹐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1949年以前﹐他还担任过京师图书馆馆长﹑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长。1949年后﹐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长。历任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少年时﹐他受“学而优则仕”的儒家思想影响﹐曾参加科举考试﹐未中。后以经世致用为宗旨治学。1905年﹐在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民主革命影响下﹐他和几位青年志士在广州创办了《时事画报》﹐以文学﹑图画作武器进行反帝反清斗争。继之辛亥革命﹐他和康仲荦创办《震旦日报》﹐积极宣传反清。1912年被选为众议院议员。后因政局混乱﹐潜心于治学和任教。
他曾在一段时期内信仰宗教﹐故从1917年开始﹐他发愿着中国基督教史﹐于是有《元也里可温考》之作。他认为﹐中国基督教初为唐代的景教﹐以次为元代的也里可温教﹑明代的天主教﹑清以后的耶稣教。所谓“也里可温”﹐是元代基督教的总称。元亡﹐也里可温就绝迹于中国。但作为宗教史来说﹐它又是世界宗教史的一个组成部分。他这一著作不但引起中国文学界的注意﹐也受到国际学者和宗教史研究专家的重视。此后﹐他又先后写成专著《火祆教入中国考》(1922)﹑《摩尼教入中国考》(1923)﹑《回回教入中国史略》(1927)。
在研究宗教史的同时﹐他还注意研究元史﹐从事《元典章》的校补工作﹐并采用了两百种以上的有关资料﹐写成《元西域人华化考》一文﹐在国内外史学界获得高度评价。在研究《元典章》的过程中﹐他曾用元刻本对校沈刻本﹐再以其他诸本互校﹐查出沈刻本中伪误﹑衍脱﹑颠倒者共一万二千多条﹐于是分门别类﹐加以分析﹐指出致误的原因﹐1931年写成《元典章校补释例》一书﹐又名《校勘学释例》。
他在校勘学﹑考古学的成果还有《旧五代史辑本发覆》(1937)﹑《二十史朔闰表》和《中西回史日历》等书。他阅读了大量宋人﹑清人有关避讳的述作﹐并广泛收集引用了一百种以上的古籍材料﹐写成《史讳举例》一书﹐“意欲为避讳史作一总结﹐而便考史者多一门路﹑一钥匙也”。
“七七”事变爆发后﹐北平被日军侵占。他身处危境﹐坚决与敌斗争。在大学讲坛上﹐他讲抗清不仕的顾炎武《日知录》﹐讲表彰抗清民族英雄的全祖望《鲒埼亭集》﹐以此自励﹐亦以此勉励学生爱国。同时﹐他还利用史学研究作为武器﹐连续发表史学论著﹐抨击敌伪汉奸﹐显示不屈不挠的民族气节。在八年抗战期间﹐他连续写成《南宋河北新兴道教考》﹑《明季滇黔佛教考》﹑《清初僧诤记》﹑《中国佛教典籍概论》等宗教史论文及《通鉴胡注表微》﹐都含有讽今喻世﹑抒志表微的用意。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他已经六十九岁。在掌握了丰富的历史知识并曾深入研究﹑著作等身的基础上﹐他很快接受了新事物﹑新思想。经过十年的实践﹐终于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的十年间﹐先后写了二十多篇短文。但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他被软禁﹐到1971年6月﹐饮恨以殁。
7.钱钟书(1910年11月21日—1998年12月19日)，字默存，号槐聚，江苏无锡人，中国近代著名作家、文学研究家。 生平
钱钟书是古文学家钱基博之子，幼年过继给伯父钱基成，由伯父启蒙。伯父上茶馆听说书，钟书都跟去。二十岁后，伯父、伯母先后去世。钟书考上清华大学。毕业于清华大学外文系，获文学学士，赴上海，到光华大学任教。后考取第三届(1935年)庚子赔款公费留学资格，名列榜首，留学英国牛津大学。大学毕业后任教于多所高校，后就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其夫人杨绛也是著名作家，育有一女钱媛(1937-1997)。曾为《毛泽东选集》英文版翻译小组成员。1998年逝世，享年88岁。 当年在清华大学外文系有龙虎狗“三杰”之说，狗是翻译家颜毓蘅，虎是剧作家曹禺，龙则是钱钟书，实为三杰之首。夏志清说钱钟书“才气高，幽默，很会讽刺人。他什麽人都看不起，当时联大的教授恨他的也不少。他虽然一方面仍是谦虛，但是恃才傲物。”，据说钱对西南联大外文系几位教授有这样的评价﹕「叶公超太懒，吴宓太笨，陈福田太俗」。钱读书爱做眉批，于是清华图书馆的藏书上便到处有了“钱批”。钱钟书早年「好义山、仲则风华绮丽之体，为才子诗，全恃才华为之」，陈衍则批评他：「汤卿谋不可为，黄仲则尤不可为」，因而改弦易辙，奉衍若神明。 钱钟书在小说《围城》中成功塑造了一批特点鲜明的知识分子，生动地再现当时知识分子的普遍状态与心态。书评家夏志清先生认为《围城》是「中国近代文学中最有趣、最用心经营的小说，可能是最伟大的一部」。 1938年，钱钟书留居蓝田两年，写了《谈艺录》的一半。两年后回到上海，又写了《谈艺录》的后一半。此书于1942年完稿。《谈艺录》问世后，广受好评。文史家曹聚仁在《我与我的世界》(1972)一书中说：“胜利以后，回到上海，读了钱钟书先生的《谈艺录》，才算懂得一点旧诗词”。夏志清认为“钱著《谈艺录》是中国诗话里集大成的一部巨著，也是第一部广采西洋批评来译注中国诗学的创新之作。”然而，海外学者一开始对于《谈艺录》它的评价并不高。夏志清就说过，尽管该书‘眼光正确，范围惊人，旁征博引……，却没有能替中国诗的急需重新估价立下基础’(《中国现代小说史》)。 1957年，钱钟书的《宋诗选注》出版，不久即遭到批判。当时在台湾的胡适看过这本选注说：“黄山谷的诗祇选四首，王荊公、苏东坡的略多一些。我不太爱读黄山谷的诗。钱钟书没有用经济史观来解释，听说共产党要清算他了。”“他是故意选些有关社会问题的诗，不过他的注确实写得不错。还是可以看的。” (《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1959年) 1979年，在其学术代表作《管锥编》中，钱先生不仅通过传统的训诂方法澄清了许多学术史上之公案，更在大量文献梳理与互证的基础上，作了大量精辟与独到的评论。是集数十年功力的学术钜著。该书为集合各种学科知识，对中国古典如《周易正义》、《毛诗正义》、《左传正义》、《史记会注考证》、《老子王弼注》、《焦式易林》、《楚辞洪兴祖外传》、《太平广记》和《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等进行论述，自成一家之言，他也因此被推为现在中国的文化批评大师。《管锥编》据说起草于1972年，是文革中期，钱当时无家可归，住在文学所的一间小办公室里。据《谈艺录》、《管锥编》责任编辑周振甫记载，钱当时的书桌既是饭桌，晚上还要当床。 夏承焘在1948年9月17日的《天风阁学词日记》中说过，「阅钱钟书《谈艺录》，博闻强记，殊堪爱佩。但疑其书乃积卡片而成，取证稠叠，无优游不迫之致。近人著书每多此病」。他的《管锥编》大抵上也是如此。
著作
论文：《十八世纪英国文学里的中国》(牛津大学学士学位毕业论文，1937)，《古典文学研究在现代中国》(钱钟书参加意大利米兰举行的欧洲汉学家第26次大会的演讲，1978)；
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1941)；
小说：《猫》(1945)；
中短篇小说集：《人·兽·鬼》(1946)；
长篇小说：《围城》(1947)；
诗集：《槐聚诗存》(1995)；
学术著作：《管锥编》(1979)、诗论《谈艺录》(1948)、《七缀集》(1985)、《宋诗选注》(1958)等。
其他作品：《诗可以怨》(后收入《七缀集》)(《文学评论》1981年1期)、《也是集》(1984)、《模糊的铜镜》(《随笔》1988年第5期)、《石语》(1996)。
参考书目
杨绛著《干校六记》(一九八一年五月在香港出版，同年七月在北京出版)
杨绛著《我们仨》(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出版)
李洪岩著《钱钟书与近代学人》(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年2月第1版)
8.夏承焘字瞿禅，少号仲炎，晚号 夏承焘(1900-1986)字瞿禅，少号仲炎，晚号瞿髯。温州市鹿城区人。出身于清贫家庭，兄弟姐妹六人，八口之家全赖先开小布店后转布业公会任小职员的父亲维持。他的成才之路是坎坷不平的。读过私塾，与同塾学友郑振铎最投契。后又一起考入浙江省第十师范学校。他在师范学校期间，勤奋好学，几乎读遍校图书馆的古典文学书籍，且时与挚友李骞(字慧园)相互切磋，吟咏诗词。1918年毕业后，限于经济条件，不能升入大学深造。开始在任桥、霍溪、梧埏等地小学任教。这期间，温州先后建立了慎社和瓯社两个文学团体。慎社成员主要写诗，瓯社主要写词，夏承焘和好友梅冷生、陈仲陶、严琴隐等两社都参加。瓯社是吴兴人林＊翔(号半樱，时任温州道台)倡办。他的诗词创作在半樱先生的鼓励、指导下，已斐然可观。 1921年经友人介绍赴陕西教育厅工作，后在西安中华圣公 会中学(后改名西京中学)任国文教员，兼陕西第一中学教职。并一度担任西北大学国文讲席。1925年6月离西安返温。先后应聘在瓯海公学(今温州四中)浙江第十中学(今温州中学)和宁波四中、严州九中等校任教。他在本地和外地中、小学里任教近十年。教学十分认真，深受欢迎。而课余则刻苦读书、钻研。孜孜不倦于写作。有时到书店去转转，时兴“家贫梦买书”之叹。1926年，为了读书方便，他将家迁到籀园图书馆附近的妆楼下。他自己认定一个“笨”字，“笨”字从“本”，头顶“竹”册，就是要发奋勤读，一步一个脚印，从根本学起。因此他的基础很扎实。 1930年下半年，夏承焘离温赴抗到之江大学任教，首度携眷移居秦望山月轮楼。开始了长达半个世纪的高等学校教学生涯。历任杭州之江大学、浙江大学、浙江师范学院、杭州大学讲师、系主任、教授。他又是词学研究专家、文艺家。在杭期闻，先后与龙榆生、朱疆村、冯沅君、陆侃如夫妇、冒鹤亭等把晤；又结识了马一浮、金松岑、唐玉虬诸翁。曾致函同学大梅论姜词旁谱。其后与唐圭璋、任二北、邓广铭等通函。1932年春，又与顾颉刚、吴鹭山订交。在与这些良师益友相互问学析疑解惑中，夏承焘在词学研究和创作实践方面均获得显著提高。陆续在《浙江大学学报》、《中国文学会集刊》、《词学季刊》等学术刊物上发表研究成果。 新中国成立后，夏承焘兼任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浙江分院语言文学研究室主任、《文学研究》(后改名《文学评论》)杂志编委、《词学》杂志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编委会委员、中国韵文学会名誉会长、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四届全国委员。 夏承焘已出版的词学专著近三十种，尚有未结集论文百余篇待整理出版。其中《唐宋词人年谱》、《唐宋词论丛》、《月轮山词论集》、《美白石词编年笺校》、《词源注》等，有不少是发前人所未发，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他在词学研究上的主要成就和贡献，在于把词的理论建设和创作实践结合起来，以理论指引实践。以考信求实态度研究词体、词乐和词史，大大扩展了词研究领域，使传统同学趋向科学化、系统化和理论化，摆脱了前人词话式的评论。他专治唐宋词人潜牒数十年，旁搜博引史实或有关诗文资料，进行辨诬正误，归纳排比，以事系年，使唐宋十二词人年谱、生平事迹一目了然。为当代词学研究开拓了新路，且提供可靠的依据。故《唐宋词人年谱》出版，很受学术界重视。他并致力于词的音乐、格律研究，维清代陈澧等之后，将《白石道人歌曲》中的旁谱进行考辨、破译，使这部仅存的宋词音乐曲谱资料得以流传于世。张炎《词源》对词的格律、声韵、技巧、风格有系统论述，他对《词源》的探索，孜孜不已，写成了《词源注》。 夏承焘同作格律严谨，但他扬弃了张炎的“五音相生”四声阴阳之说；并指出周德清《中原音韵》分官调声情之说，与柳永、周邦彦、张子野等人作品也不符合。(见《唐宋词论丛》词律三义篇)他认为词的创作不必听从这些迂论的束缚，以声害意。并指出那些人自己的作品大部分没有实现这个苛求，说：“文人作此，往往不尽如乐工所为”。作词第一要求，作品必先成其为文学，然后求合乐律，读来顺乎口吻即可，但歇拍及警句宜格守格律。这是他的超越前人之处。对当代诗坛关注的传统诗词如何继承与革新，他作过有益的尝试。从前人流传下来的词谱请调中，根据其腔调的刚柔、轻重和长短不同的组合形式加以精心选择，为己所用。在《夏承青词集》中采用《减字木兰花》凋即多达二十首，该集压卷之作也是填此调词。因《减兰》这个短调上下阕部转韵，每隔两句一转，利用同韵的变换，实现内容的跳跃，涵括丰富的情节。如《减木兰花•鉴真法师塑像回国纪念》： 轻舟浮渡，六次成功临彼土。愿力无边，招手冯夷看海天。高坛讲律，盏盏禅灯明暗室。杖锡千家，环海都开友谊花。 仅用了八句四韵，短短四十四字，将唐天宝年间鉴真法师东渡日本传播中国文化的经过、毅力和贡献，进行艺术的的概括。是小篇幅大容量的范作。他善作长调，周总理逝世时，痛失知音，百感交集，选了一百零二字的《水龙吟》，以极精炼的艺术语言，概括了总理的崇高品格，盖世功业，并抒写了广大人民及自己对总理周公无限深沉的悼念之情： 昨宵海岳都惊，拿云千丈长松倒。当脑红旭，当年同画，山河杲杲。一代伟人，千秋公论，六洲此老。记西泠高会，灯边梦境，还制泪，温言笑。百万工农素缟，耐风霜学童翁媪。九关豺虎，重阍魑魅，公心了了。大地江河，送公归去，神洲八丧。但云瑞一哂，祁连高家，任长风扫。 此词在《人民日报•战地增刊》发表后，深深感动了广大的读者，成为传世佳作。 夏承焘很重视中外学术交流，同日本、美国、前苏联等国的学者有着广泛的交往和友谊。他学问弘博精深，不仅是有突出成就的词家，也是著名的诗人。蜚声国内外。 他的词集诗集充分反映了历史时代的演变。人生道路的曲 折，随着诗人思路笔路的不断发展成熟，意境的不断开拓提高，创作了大量思想性、艺术性高度统一的艺术作品。他的诗词创作，可分三个时期。 青少年时期。作品较多的是与慎社、瓯社诗友唱酬之作。如 鹦鹉、鹦鹉，知否梦中言语？(《如梦令》) 昨夜东风今夜雨，催人愁思到花残！ 玉魄虽香终是祸，红颜多色总多愁。(《落花》) 情思季婉，缠绵徘恻。 二十余岁离温以后，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西北的五年壮游，使霍禅先生在人生道路和诗词创作上都开辟了一个新境界。”(王季思语)他寄给陈仲陶的诗中有“一丸吞海日，九点数齐烟”(“数”或作“见”)和“足下千行来白雁，马头一线挂黄河”等惊人蒙语。另有两首词： 吟鞭西指，满眼兴亡事。一派商声笳外起，阵阵关河兵气。马头十丈尘沙。江南无数风花。塞雁得无离恨，年年队队天涯。(《清平乐•鸿门道中》)鼓角严城夜向阑，楼头眉月自弯弯。梦魂险路＊辕曲。草木军声寒战山。投死易，度生难。有谁忍泪问凋残。纸灰未扫军书到，阵阵哀鸿绕古关。(《鹧鸪天•郑州阻兵》) 反映了当时北方军阀长期激烈混战，战祸频仍的景象，调悲凉、慷慨。与前一时期词风相比，截然不同。抗日战争爆发后，收录在《夏承焘词集》、《天风阁诗》集中的作品，不论叙事、写景、议论、抒情，都表达出强烈的正义感和爱国主义精神。他以满腔热血写下不少爱国诗篇，曾为浙江抗敌后援会写过《抗敌歌三章》。还作《军歌》四首，其中二首： 不战亦亡何不战，争此生死线。全中华人戴头前，全世界人刮目看，战，战，战。 火海压头昂头进，一呼千天奋。左肩正义右自由，挽前一步死无恨，进，进，进。 又写了七古《战宝山》、七绝《沪战壮士歌》、七古《九月七日我军血战复宝山》等慷慨激昂的篇章。《护身符》长歌，揭穿日寇“不可战胜”的神话；而《寻尸行》三章，则是谴责日本空军滥炸沪粤，造成我无数平民惨死的兽行，表达了诗人无比深切的悲痛。抗日战争胜利，夏承焘投入普天同庆的欢乐海洋，抒写了不少庆祝的诗词。如《浣溪沙•九月九日温州观祝捷》： 犹有秋潮气未平。八方听角学春声。深杯莫问醉何名。夜夜天心忙却月，家家人面好于灯。八年前事似前生。 然而好景不常，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冒天下之大不韪，顽固坚持内战，使我国人民又蒙受一次巨大的劫难。他写道： 怎招来日月，正好听箫，又城角、吹愁如水！(《桐仙歌•重到杭州》) 表达了广大人民共同的痛楚。1949年春解放大军强渡长江，浩浩荡荡南下。他的笔下也吹拂着春风： 苏堤车马休相召，寒食清明都过了。尊前谁道已非春，应信明朝春更好。(《玉楼春》) 结句充分表达了对新中国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他又在《鹧鸪天•己丑人日立春》中抒写迎接解放的喜悦心惰：迷望眼，莽惊尘。兴来尚有笔如神。十洲梦觉雷声动，花事今朝看崭新。他深信新中国诞生后，必将以崭新的面貌出现于世人面前。 新中国成立后，是夏承焘诗词研究和创作更趋成熟。他积极参加上改，多次下乡下厂，接近工农群众，写了大量诗词散文歌颂新中国，庆幸自己“老来奇事见河清”。建党四十周年时，他写了《金缕曲》祝贺党的生日，并记述几次见到毛泽东主席的激动心情：“老闻名语犹增气，况几回京门貌见，绛霞东起。”陈毅元帅曾两次往访和他一起评诗论词，探索诗词创作的道路。这时期他的作品阳刚之气多于阴柔，显示出豪迈、清逸的新风。《玉楼看•陈毅同志枉顾寓庐谈词》： 君家姓氏能惊座，吟上层楼(当时夏住上海国际饭店)谁敢和。辛陈望气已心降，温李传歌防胆破。渡江往事灯前过，十万旌旗红似火。海疆小丑放跳梁，囊底闫罗头一颗。 结句化用陈毅诗“死后犹当率旧部，雄兵十万斩闫罗”以潇洒诙谐的笔调，笔扫千军的气概，再现了陈毅同志英武儒雅的大将风度，并盛赞他诗词的高超艺术。 十年动乱期间，他备受折磨。严重地干扰了他的研究和创作。连他从一九一六年(正月初一日)开始写的从不间断的《大风阁学词日记》，也中断了将近七年。他晚年迁居北京长期疗养，幸得与吴无闻夫人结合。吴无闻是夏先生挚友吴鹭山之妹，解放后曾任《文汇报》驻北京记者，笔下颇有文采。有此贤内助，暮年得到慰籍。 1986年5月11日夏承焘在北京病逝，终年八十七岁。一面绣缀“一代词宗”四个大字的红旗覆盖在他的遗体上。“千门桃李绛帐重茵传绝学，一代宗师春风词笔满中华”。遗体在八宝山公墓火化后，家属旋护送骨灰盒葬于浙西干岛湖羡山。夫人吴 无闻含泪赋《望江南•羡山夏承焘教授墓》：“明湖曲，小宅住词仙。映水石莲开一朵，花头趺坐好参禅，入定不知年”。嗣后，吴夫人精心审阅、整理夏承焘的不少遗著，使之得以出版。
哲学大家——冯友兰
9. 冯友兰，字芝生，河南唐河人。1912年入上海中国公学大学预科班，1915年入北京大学文科中国哲学门，1919年赴美留学，1924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历任中州大学、广东大学、燕京大学教授、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哲学系主任。抗战期间，任西南联大哲学系教授兼文学院院长。1946年赴美任客座教授。1948年末至1949年初，任清华大学校务会议主席。曾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印度德里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名誉文学博士。1952年后一直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1923年夏，冯友兰以《人生理想之比较研究》(又名《天人损益论》)顺利通过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毕业答辩，获哲学博士学位。是年秋回国后，沿博士论文方向写成《一种人生观》。1924年又写成《人生哲学》，作为高中教材之用，在这本书中，冯友兰确立了其新实在主义的哲学信仰，并开始把新实在主义同程朱理学的结合。在燕京大学任教期间，冯友兰讲授中国哲学史，分别于1931年、1934年完成《中国哲学史》上、下册，后作为大学教材，为中国哲学史的学科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
从1939年到1946年7年冯友兰连续出版了六本书，称为“贞元之际所著书”：《新理学》(1937)、《新世训》(1940)、《新事论》(1940)、《新原人》(1942)、《新原道》(1945)、《新知言》(1946)。通过“贞元六书”，冯友兰创立了新理学思想体系，使他成为中国当时影响最大的哲学家。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是冯友兰学术思想的转型期。新中国成立后，冯友兰放弃其新理学体系，接受马克思主义，开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中国哲学史。著有《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一、二册、《中国哲学史论文集》、《中国哲学史论文二集》、《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初稿》、《四十年的回顾》和七卷本的《中国哲学史新编》等书
世代清寒，幼年苦读，为秀才。早年屡应乡试不中，遂于戊戌风气变化之际弃绝科举。二十二岁起，他至上海《时务报》馆充书记校对。利用公余，他到罗振玉办的“东文学社”研习外交与西方近代科学，结识主持人罗振玉，并在罗振玉资助下于1901年赴日本留学。
1902年王国维因病从日本归国。后又在罗振玉推荐下执教于南通、江苏师范学校，讲授哲学、心理学、伦理学等，复埋头文学研究，开始其“独学”阶段。1906年随罗振玉入京，任清政府学部总务司行走、图书馆编译、名词馆协韵等。其间，著《人间词话》、《宋元戏曲史》等名著。
1911年辛亥革命后，王国维携生平著述62种。(收入其《遗书》的有42种，以《观堂集林》最为著名。) 眷随儿女亲家罗振玉逃居日本京都，从此以前清遗民处世。其时，在学术上穷究于甲骨文、金文、汉简等研究。1916年，应上海著名犹太富商哈同之聘，返沪任仓圣明智大学教授，并继续从事甲骨文、考古学研究。1922年受聘北京大学国学门通讯导师。翌年，由蒙古贵族、大学士升允举荐，与罗振玉、杨宗羲、袁励准等应召任清逊帝溥仪“南书房行走”，食五品禄。1924，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驱逐溥仪出宫。王国维引为奇耻大辱，愤而与罗振玉等前清遗老相约投金水河殉清，因阻于家人而未果。
1925年，王国维受聘任清华研究院导师，教授古史新证、尚书、说文等，与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李济被称为“五星聚奎”的清华五大导师，桃李门生、私淑弟子遍充几代中国史学界。
1927年6月，国民革命军北上时，王国维留下“经此世变，义地再辱”的遗书，投颐和园昆明湖自尽。在其50岁人生学术鼎盛之际，为国学史留下了最具悲剧色彩的“谜案”。
作为中国近代著名学者，王国维从事文史哲学数十载，是近代中国最早运用西方哲学、美学、文学观点和方法剖析评论中国古典文学的开风气者，又是中国史学史上将历史学与考古学相结合的开创者，确立了较系统的近代标准和方法。这位集史学家、文学家、美学家、考古学家、词学家、金石学家和翻译理论家于一身的学者，生平著述62种，批校的古籍逾200种。(收入其《遗书》的有42种，以《观堂集林》最为著名。) 被誉为“中国近三百年来学术的结束人，最近八十年来学术的开创者”。梁启超赞其“不独为中国所有而为全世界之所有之学人”，而郭沫若先生则评价他“留给我们的是他知识的产物，那好像一座崔嵬的楼阁，在几千年的旧学城垒上，灿然放出了一段异样的光辉”。
2.赵元任(1892-1982)，字宣仲，江苏五进人，生于天津。1910年为游美学务处第2批留学生，入美国康奈尔大学，主修数学，1914年获理学士学位。1918年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19年任康奈尔大学物理讲师。1920年回国任清华学校心理学及物理教授。1921年再入哈佛大学研习语音学，继而任哈佛大学哲学系讲师、中文系教授。1925年6月应聘到清华国学院任导师，指导范围为“现代方言学”、“中国音韵学”、“普通语言学”等。1929年6月底国学研究院结束后，被中央研究院聘为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兼语言组主任，同时兼任清华中国文学系讲师，授“音韵学”等课程。主要著作有《国语新诗韵》、《现代吴语的研究》、《广西瑶歌记音》、《粤语入门》(英文版)、《中国社会与语言各方面》(英文版)、《中国话的文法》、《中国话的读物》、《语言问题》、《通字方案》，出版有《赵元任语言学论文选》等。1938年起在美国任教。
(摘自《清华人文学科年谱》，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
3.陈寅恪(1890—1969) 江西义宁(今修水)人。早年赴日本留学，清光绪三十一 年(1905)归国，后入上海吴淞复旦公学学习，宣统二年 (1910)赴欧洲留学，先后在德国柏林大学和瑞士苏黎世大 学学习语言学。次年归国。1913年赴法国巴黎高等政治 学校经济部留学。1914年归国，一度任蔡锷秘书，参加讨 袁之役。1918年赴美国，入哈佛大学，从朗曼习梵文和巴 利文。1921年转往德国柏林大学研究院梵文研究所习东 方古文字。1925年归国，应清华学校之聘，与王国维、梁 启超、赵元任同为国学研究院导师；清华改制后，任中文、 历史、哲学三系合聘教授。1930年后，兼任中央研究院历 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兼第一组(历史)主任、故宫博物院理 事、清代档案编委会委员。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赴香 港大学讲学，任中文系主任、1941年起任西南联合大学 教授。1945年应牛津大学之聘，赴英国任教，兼治眼疾。 1947年返国，任清华大学教授。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 院院士。同年底，转任广州岭南大学教授。1952年后，任 中山大学教授、中央文史馆副馆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 科学部委员等。1930年在其所撰《陈垣敦煌劫余录序》 中最早提出“敦煌学”的概念，指出“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在该序中，就北京图书馆所藏八千余卷 敦煌写本提出九个方面的研究价值，即摩尼教经、唐代史 事、佛教文义、小说文学史、佛教故事、唐代诗歌之佚文、古 语言文字、佛经旧译别本、学术之考证，为敦煌学研究指明 了方向。撰有《大乘稻芊经随听疏跋》、《忏海火罪金光明经 冥报传跋》、《有相大人生天因缘曲跋》、《须达起精舍因缘 曲跋》、《韦庄秦妇吟校笺》、《西游记玄奘弟子故事之演 变》、《莲花色尼出家因缘跋》等多篇论文；还在《敦煌石室 写经题记汇编序》、《元白诗签证稿》等论著中，利用敦煌资料补史、证史、大多数敦煌学论文收入《金明馆丛稿初编》、《金明馆丛稿二编》；《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 论稿》及《元白诗笺证稿》三书也使用一些敦煌资料；还撰 有《寒柳堂集》、《柳如是别传》等。
4.章太炎,名炳麟(1869--1936)初名学乘，字枚叔。后改名绛，号太炎。浙江馀杭人。 清末民初民主革命家、思想家、著名学者，研究范围涉及小学、历史、哲学、政治等等，著述甚丰。
1897年任《时务报》撰述，因参加维新运动被通缉，流亡日本。1900年剪辫发，立志革命。1903年因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并为邹容《革命军》作序，触怒清廷，被捕入狱。1904年与蔡元培等合作，发起光复会。1906年出狱后，孙中山迎其至日本，参加同盟会，主编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与改良派展开论战。1911年上海光复后回国，主编《大共和日报》，并任孙中山总统府枢密顾问。曾参加张謇统一党，散布“革命军兴，革命党消”言论。1913年宋教仁被刺后参加讨袁，为袁禁锢，袁死后被释放。1917年脱离孙中山改组的国民党，在苏州设章氏国学讲习会，以讲学为业。1935年在苏州主持章氏国学讲习会，主编《制言》杂志。晚年愤日本侵略中国，曾赞助抗日救亡运动。
早年接受西方近代机械唯物主义和生物进化论，在他的著作中阐述了西方哲学、社会学和自然科学等方面的新思想、新内容，主要表现在《訄书》中，认为“精气为物”，“其智虑非气”；宣称“若夫天与上帝，则未尝有矣”，否定天命论说教。其思想又受佛教唯识宗和西方近代主观唯心主义影响。随旧民主主义革命失败，思想上渐趋颓唐。
在文学、历史学、语言学等方面，均有成就。宣扬革命的诗文，影响很大，但文字古奥难解。所著《新方言》、《文始》、《小学答问》，上探语源，下明流变，颇多创获。关于儒学的著作有：《儒术新论》、《订孔》等。
一生著作颇多，约有400余万字。著述除刊入《章氏丛书》、《续编》外，遗稿又刊入《章氏丛书三编》。
5.钱穆(1895—1990)，中国现代历史学家、。江苏省无锡人。字宾四。笔名公沙、梁隐、与忘、孤云。
钱穆九岁入私塾，熟习中国的传统文献典籍。十三岁入常州府中学堂学习，1912年因家贫辍学，后自学。1913-1919年任小学教员。1923年后，曾在厦门、无锡、苏州等地任中学教员。1930年以后，历任燕京、北京、清华、四川、齐鲁、西南联大等大学教授，也曾任无易江南大学文学院院长。1949年迁居香港，创办了新亚书院，任院长，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至1964年退休为止，期间曾获得香港大学、美国耶鲁大学名誉博士称号。1966年，钱穆移居台湾台北市，在“中国文化书院(今中国文化大学)”任职，为“中央研究院”院士，“故宫博物院”特聘研究员。1990年8月在台北逝世。
钱穆是完全靠自修苦读而在学术界确立地位的一个学者。其治学颇受清儒章学诚“六经皆史”思想的影响。对中国历史尤其是对中国历代思想家及其思想源流的研究和考辨，均自成一家之言。提出，先秦时期，儒、墨二家是后来诸子各派的发端，由此分源别派，旁通四达，互相中国古代文化的源流。他在儒学方面的研究成果也非常突出，如认为司马迁的《史记•孔子世家》真伪混杂，次序颠倒，后世传说亦不可轻信，遂详细考辨孔子的生平事迹，包括、生卒年月、父母、志学、初仕、设教、适齐、适卫、过匡、过宋、仕鲁、至陈、至蔡、及晚年居鲁等，以及孔子的政治活动和著述等，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又如对晚清今文经学家如谬平、康有为等认定刘歆伪造古文经一呈，钱穆撰《刘向歆父子年谱》，以令人信服的证据否定了今文经学家的观点，了结了晚清道咸以来的经学今古文争论的公案，在北方学术界一举成名。。此外，钱穆对宋明理学尤其是朱熹之学、对清代学术尤其是乾嘉学派等，都有很深的研究。
在历史研究中，重视中国历史发展的特殊性和悠久的传统，在通史、文化史、思想史、史学理论与方法等方面都有深入研究，闻名海内外。 钱穆重视探求中华民族文化的内在精华，并给予其以高度评价，他认为“我民族国家之前途，仍将于我先民文化所贻自身内部获其生机”。晚年的钱穆比较偏重于文化哲学的研究，并就中西文化的问题作了很多深入的思想考，在其一生的最后一篇文章《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的贡献》(载于刘梦溪主编的《中国文化》1991年第4期)中，他对中国传统哲学的“天人合一”思想有了新的体认，并“深信中国文化对世界人类未来求生存之即在此。”
钱穆著述颇丰，专著多达80种以上。其代表作有《先秦诸于系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国史大纲》、《中国文化史导论》、《文化学大义》、《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国历史精神》、《中国思想史》、《宋明理学概述》、《中国学术通义》和《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等。此外还有结集出版论文集多种，如《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中国文化丛谈》等。
6.陈垣先生简介
中国历史学家﹑教育家。字援庵。广东新会人。生于1880年(清光绪六年)。自幼好学﹐无师承﹐靠自学闯出一条广深的治学途径。在宗教史﹑元史﹑考据学﹑校勘学等方面﹐著作等身﹐成绩卓著﹐受到国内外学者的推重。他重视教育事业﹐在大学和科研机构任教四五十年间﹐对广大青年学者热心传授﹐影响深远﹐造就了众多的人才。他曾任国立北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辅仁大学的教授﹑导师。1926~1952年﹐任辅仁大学校长﹔1952~1971年﹐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1949年以前﹐他还担任过京师图书馆馆长﹑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长。1949年后﹐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长。历任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少年时﹐他受“学而优则仕”的儒家思想影响﹐曾参加科举考试﹐未中。后以经世致用为宗旨治学。1905年﹐在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民主革命影响下﹐他和几位青年志士在广州创办了《时事画报》﹐以文学﹑图画作武器进行反帝反清斗争。继之辛亥革命﹐他和康仲荦创办《震旦日报》﹐积极宣传反清。1912年被选为众议院议员。后因政局混乱﹐潜心于治学和任教。
他曾在一段时期内信仰宗教﹐故从1917年开始﹐他发愿着中国基督教史﹐于是有《元也里可温考》之作。他认为﹐中国基督教初为唐代的景教﹐以次为元代的也里可温教﹑明代的天主教﹑清以后的耶稣教。所谓“也里可温”﹐是元代基督教的总称。元亡﹐也里可温就绝迹于中国。但作为宗教史来说﹐它又是世界宗教史的一个组成部分。他这一著作不但引起中国文学界的注意﹐也受到国际学者和宗教史研究专家的重视。此后﹐他又先后写成专著《火祆教入中国考》(1922)﹑《摩尼教入中国考》(1923)﹑《回回教入中国史略》(1927)。
在研究宗教史的同时﹐他还注意研究元史﹐从事《元典章》的校补工作﹐并采用了两百种以上的有关资料﹐写成《元西域人华化考》一文﹐在国内外史学界获得高度评价。在研究《元典章》的过程中﹐他曾用元刻本对校沈刻本﹐再以其他诸本互校﹐查出沈刻本中伪误﹑衍脱﹑颠倒者共一万二千多条﹐于是分门别类﹐加以分析﹐指出致误的原因﹐1931年写成《元典章校补释例》一书﹐又名《校勘学释例》。
他在校勘学﹑考古学的成果还有《旧五代史辑本发覆》(1937)﹑《二十史朔闰表》和《中西回史日历》等书。他阅读了大量宋人﹑清人有关避讳的述作﹐并广泛收集引用了一百种以上的古籍材料﹐写成《史讳举例》一书﹐“意欲为避讳史作一总结﹐而便考史者多一门路﹑一钥匙也”。
“七七”事变爆发后﹐北平被日军侵占。他身处危境﹐坚决与敌斗争。在大学讲坛上﹐他讲抗清不仕的顾炎武《日知录》﹐讲表彰抗清民族英雄的全祖望《鲒埼亭集》﹐以此自励﹐亦以此勉励学生爱国。同时﹐他还利用史学研究作为武器﹐连续发表史学论著﹐抨击敌伪汉奸﹐显示不屈不挠的民族气节。在八年抗战期间﹐他连续写成《南宋河北新兴道教考》﹑《明季滇黔佛教考》﹑《清初僧诤记》﹑《中国佛教典籍概论》等宗教史论文及《通鉴胡注表微》﹐都含有讽今喻世﹑抒志表微的用意。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他已经六十九岁。在掌握了丰富的历史知识并曾深入研究﹑著作等身的基础上﹐他很快接受了新事物﹑新思想。经过十年的实践﹐终于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的十年间﹐先后写了二十多篇短文。但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他被软禁﹐到1971年6月﹐饮恨以殁。
7.钱钟书(1910年11月21日—1998年12月19日)，字默存，号槐聚，江苏无锡人，中国近代著名作家、文学研究家。 生平
钱钟书是古文学家钱基博之子，幼年过继给伯父钱基成，由伯父启蒙。伯父上茶馆听说书，钟书都跟去。二十岁后，伯父、伯母先后去世。钟书考上清华大学。毕业于清华大学外文系，获文学学士，赴上海，到光华大学任教。后考取第三届(1935年)庚子赔款公费留学资格，名列榜首，留学英国牛津大学。大学毕业后任教于多所高校，后就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其夫人杨绛也是著名作家，育有一女钱媛(1937-1997)。曾为《毛泽东选集》英文版翻译小组成员。1998年逝世，享年88岁。 当年在清华大学外文系有龙虎狗“三杰”之说，狗是翻译家颜毓蘅，虎是剧作家曹禺，龙则是钱钟书，实为三杰之首。夏志清说钱钟书“才气高，幽默，很会讽刺人。他什麽人都看不起，当时联大的教授恨他的也不少。他虽然一方面仍是谦虛，但是恃才傲物。”，据说钱对西南联大外文系几位教授有这样的评价﹕「叶公超太懒，吴宓太笨，陈福田太俗」。钱读书爱做眉批，于是清华图书馆的藏书上便到处有了“钱批”。钱钟书早年「好义山、仲则风华绮丽之体，为才子诗，全恃才华为之」，陈衍则批评他：「汤卿谋不可为，黄仲则尤不可为」，因而改弦易辙，奉衍若神明。 钱钟书在小说《围城》中成功塑造了一批特点鲜明的知识分子，生动地再现当时知识分子的普遍状态与心态。书评家夏志清先生认为《围城》是「中国近代文学中最有趣、最用心经营的小说，可能是最伟大的一部」。 1938年，钱钟书留居蓝田两年，写了《谈艺录》的一半。两年后回到上海，又写了《谈艺录》的后一半。此书于1942年完稿。《谈艺录》问世后，广受好评。文史家曹聚仁在《我与我的世界》(1972)一书中说：“胜利以后，回到上海，读了钱钟书先生的《谈艺录》，才算懂得一点旧诗词”。夏志清认为“钱著《谈艺录》是中国诗话里集大成的一部巨著，也是第一部广采西洋批评来译注中国诗学的创新之作。”然而，海外学者一开始对于《谈艺录》它的评价并不高。夏志清就说过，尽管该书‘眼光正确，范围惊人，旁征博引……，却没有能替中国诗的急需重新估价立下基础’(《中国现代小说史》)。 1957年，钱钟书的《宋诗选注》出版，不久即遭到批判。当时在台湾的胡适看过这本选注说：“黄山谷的诗祇选四首，王荊公、苏东坡的略多一些。我不太爱读黄山谷的诗。钱钟书没有用经济史观来解释，听说共产党要清算他了。”“他是故意选些有关社会问题的诗，不过他的注确实写得不错。还是可以看的。” (《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1959年) 1979年，在其学术代表作《管锥编》中，钱先生不仅通过传统的训诂方法澄清了许多学术史上之公案，更在大量文献梳理与互证的基础上，作了大量精辟与独到的评论。是集数十年功力的学术钜著。该书为集合各种学科知识，对中国古典如《周易正义》、《毛诗正义》、《左传正义》、《史记会注考证》、《老子王弼注》、《焦式易林》、《楚辞洪兴祖外传》、《太平广记》和《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等进行论述，自成一家之言，他也因此被推为现在中国的文化批评大师。《管锥编》据说起草于1972年，是文革中期，钱当时无家可归，住在文学所的一间小办公室里。据《谈艺录》、《管锥编》责任编辑周振甫记载，钱当时的书桌既是饭桌，晚上还要当床。 夏承焘在1948年9月17日的《天风阁学词日记》中说过，「阅钱钟书《谈艺录》，博闻强记，殊堪爱佩。但疑其书乃积卡片而成，取证稠叠，无优游不迫之致。近人著书每多此病」。他的《管锥编》大抵上也是如此。
著作
论文：《十八世纪英国文学里的中国》(牛津大学学士学位毕业论文，1937)，《古典文学研究在现代中国》(钱钟书参加意大利米兰举行的欧洲汉学家第26次大会的演讲，1978)；
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1941)；
小说：《猫》(1945)；
中短篇小说集：《人·兽·鬼》(1946)；
长篇小说：《围城》(1947)；
诗集：《槐聚诗存》(1995)；
学术著作：《管锥编》(1979)、诗论《谈艺录》(1948)、《七缀集》(1985)、《宋诗选注》(1958)等。
其他作品：《诗可以怨》(后收入《七缀集》)(《文学评论》1981年1期)、《也是集》(1984)、《模糊的铜镜》(《随笔》1988年第5期)、《石语》(1996)。
参考书目
杨绛著《干校六记》(一九八一年五月在香港出版，同年七月在北京出版)
杨绛著《我们仨》(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出版)
李洪岩著《钱钟书与近代学人》(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年2月第1版)
8.夏承焘字瞿禅，少号仲炎，晚号 夏承焘(1900-1986)字瞿禅，少号仲炎，晚号瞿髯。温州市鹿城区人。出身于清贫家庭，兄弟姐妹六人，八口之家全赖先开小布店后转布业公会任小职员的父亲维持。他的成才之路是坎坷不平的。读过私塾，与同塾学友郑振铎最投契。后又一起考入浙江省第十师范学校。他在师范学校期间，勤奋好学，几乎读遍校图书馆的古典文学书籍，且时与挚友李骞(字慧园)相互切磋，吟咏诗词。1918年毕业后，限于经济条件，不能升入大学深造。开始在任桥、霍溪、梧埏等地小学任教。这期间，温州先后建立了慎社和瓯社两个文学团体。慎社成员主要写诗，瓯社主要写词，夏承焘和好友梅冷生、陈仲陶、严琴隐等两社都参加。瓯社是吴兴人林＊翔(号半樱，时任温州道台)倡办。他的诗词创作在半樱先生的鼓励、指导下，已斐然可观。 1921年经友人介绍赴陕西教育厅工作，后在西安中华圣公 会中学(后改名西京中学)任国文教员，兼陕西第一中学教职。并一度担任西北大学国文讲席。1925年6月离西安返温。先后应聘在瓯海公学(今温州四中)浙江第十中学(今温州中学)和宁波四中、严州九中等校任教。他在本地和外地中、小学里任教近十年。教学十分认真，深受欢迎。而课余则刻苦读书、钻研。孜孜不倦于写作。有时到书店去转转，时兴“家贫梦买书”之叹。1926年，为了读书方便，他将家迁到籀园图书馆附近的妆楼下。他自己认定一个“笨”字，“笨”字从“本”，头顶“竹”册，就是要发奋勤读，一步一个脚印，从根本学起。因此他的基础很扎实。 1930年下半年，夏承焘离温赴抗到之江大学任教，首度携眷移居秦望山月轮楼。开始了长达半个世纪的高等学校教学生涯。历任杭州之江大学、浙江大学、浙江师范学院、杭州大学讲师、系主任、教授。他又是词学研究专家、文艺家。在杭期闻，先后与龙榆生、朱疆村、冯沅君、陆侃如夫妇、冒鹤亭等把晤；又结识了马一浮、金松岑、唐玉虬诸翁。曾致函同学大梅论姜词旁谱。其后与唐圭璋、任二北、邓广铭等通函。1932年春，又与顾颉刚、吴鹭山订交。在与这些良师益友相互问学析疑解惑中，夏承焘在词学研究和创作实践方面均获得显著提高。陆续在《浙江大学学报》、《中国文学会集刊》、《词学季刊》等学术刊物上发表研究成果。 新中国成立后，夏承焘兼任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浙江分院语言文学研究室主任、《文学研究》(后改名《文学评论》)杂志编委、《词学》杂志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编委会委员、中国韵文学会名誉会长、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四届全国委员。 夏承焘已出版的词学专著近三十种，尚有未结集论文百余篇待整理出版。其中《唐宋词人年谱》、《唐宋词论丛》、《月轮山词论集》、《美白石词编年笺校》、《词源注》等，有不少是发前人所未发，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他在词学研究上的主要成就和贡献，在于把词的理论建设和创作实践结合起来，以理论指引实践。以考信求实态度研究词体、词乐和词史，大大扩展了词研究领域，使传统同学趋向科学化、系统化和理论化，摆脱了前人词话式的评论。他专治唐宋词人潜牒数十年，旁搜博引史实或有关诗文资料，进行辨诬正误，归纳排比，以事系年，使唐宋十二词人年谱、生平事迹一目了然。为当代词学研究开拓了新路，且提供可靠的依据。故《唐宋词人年谱》出版，很受学术界重视。他并致力于词的音乐、格律研究，维清代陈澧等之后，将《白石道人歌曲》中的旁谱进行考辨、破译，使这部仅存的宋词音乐曲谱资料得以流传于世。张炎《词源》对词的格律、声韵、技巧、风格有系统论述，他对《词源》的探索，孜孜不已，写成了《词源注》。 夏承焘同作格律严谨，但他扬弃了张炎的“五音相生”四声阴阳之说；并指出周德清《中原音韵》分官调声情之说，与柳永、周邦彦、张子野等人作品也不符合。(见《唐宋词论丛》词律三义篇)他认为词的创作不必听从这些迂论的束缚，以声害意。并指出那些人自己的作品大部分没有实现这个苛求，说：“文人作此，往往不尽如乐工所为”。作词第一要求，作品必先成其为文学，然后求合乐律，读来顺乎口吻即可，但歇拍及警句宜格守格律。这是他的超越前人之处。对当代诗坛关注的传统诗词如何继承与革新，他作过有益的尝试。从前人流传下来的词谱请调中，根据其腔调的刚柔、轻重和长短不同的组合形式加以精心选择，为己所用。在《夏承青词集》中采用《减字木兰花》凋即多达二十首，该集压卷之作也是填此调词。因《减兰》这个短调上下阕部转韵，每隔两句一转，利用同韵的变换，实现内容的跳跃，涵括丰富的情节。如《减木兰花•鉴真法师塑像回国纪念》： 轻舟浮渡，六次成功临彼土。愿力无边，招手冯夷看海天。高坛讲律，盏盏禅灯明暗室。杖锡千家，环海都开友谊花。 仅用了八句四韵，短短四十四字，将唐天宝年间鉴真法师东渡日本传播中国文化的经过、毅力和贡献，进行艺术的的概括。是小篇幅大容量的范作。他善作长调，周总理逝世时，痛失知音，百感交集，选了一百零二字的《水龙吟》，以极精炼的艺术语言，概括了总理的崇高品格，盖世功业，并抒写了广大人民及自己对总理周公无限深沉的悼念之情： 昨宵海岳都惊，拿云千丈长松倒。当脑红旭，当年同画，山河杲杲。一代伟人，千秋公论，六洲此老。记西泠高会，灯边梦境，还制泪，温言笑。百万工农素缟，耐风霜学童翁媪。九关豺虎，重阍魑魅，公心了了。大地江河，送公归去，神洲八丧。但云瑞一哂，祁连高家，任长风扫。 此词在《人民日报•战地增刊》发表后，深深感动了广大的读者，成为传世佳作。 夏承焘很重视中外学术交流，同日本、美国、前苏联等国的学者有着广泛的交往和友谊。他学问弘博精深，不仅是有突出成就的词家，也是著名的诗人。蜚声国内外。 他的词集诗集充分反映了历史时代的演变。人生道路的曲 折，随着诗人思路笔路的不断发展成熟，意境的不断开拓提高，创作了大量思想性、艺术性高度统一的艺术作品。他的诗词创作，可分三个时期。 青少年时期。作品较多的是与慎社、瓯社诗友唱酬之作。如 鹦鹉、鹦鹉，知否梦中言语？(《如梦令》) 昨夜东风今夜雨，催人愁思到花残！ 玉魄虽香终是祸，红颜多色总多愁。(《落花》) 情思季婉，缠绵徘恻。 二十余岁离温以后，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西北的五年壮游，使霍禅先生在人生道路和诗词创作上都开辟了一个新境界。”(王季思语)他寄给陈仲陶的诗中有“一丸吞海日，九点数齐烟”(“数”或作“见”)和“足下千行来白雁，马头一线挂黄河”等惊人蒙语。另有两首词： 吟鞭西指，满眼兴亡事。一派商声笳外起，阵阵关河兵气。马头十丈尘沙。江南无数风花。塞雁得无离恨，年年队队天涯。(《清平乐•鸿门道中》)鼓角严城夜向阑，楼头眉月自弯弯。梦魂险路＊辕曲。草木军声寒战山。投死易，度生难。有谁忍泪问凋残。纸灰未扫军书到，阵阵哀鸿绕古关。(《鹧鸪天•郑州阻兵》) 反映了当时北方军阀长期激烈混战，战祸频仍的景象，调悲凉、慷慨。与前一时期词风相比，截然不同。抗日战争爆发后，收录在《夏承焘词集》、《天风阁诗》集中的作品，不论叙事、写景、议论、抒情，都表达出强烈的正义感和爱国主义精神。他以满腔热血写下不少爱国诗篇，曾为浙江抗敌后援会写过《抗敌歌三章》。还作《军歌》四首，其中二首： 不战亦亡何不战，争此生死线。全中华人戴头前，全世界人刮目看，战，战，战。 火海压头昂头进，一呼千天奋。左肩正义右自由，挽前一步死无恨，进，进，进。 又写了七古《战宝山》、七绝《沪战壮士歌》、七古《九月七日我军血战复宝山》等慷慨激昂的篇章。《护身符》长歌，揭穿日寇“不可战胜”的神话；而《寻尸行》三章，则是谴责日本空军滥炸沪粤，造成我无数平民惨死的兽行，表达了诗人无比深切的悲痛。抗日战争胜利，夏承焘投入普天同庆的欢乐海洋，抒写了不少庆祝的诗词。如《浣溪沙•九月九日温州观祝捷》： 犹有秋潮气未平。八方听角学春声。深杯莫问醉何名。夜夜天心忙却月，家家人面好于灯。八年前事似前生。 然而好景不常，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冒天下之大不韪，顽固坚持内战，使我国人民又蒙受一次巨大的劫难。他写道： 怎招来日月，正好听箫，又城角、吹愁如水！(《桐仙歌•重到杭州》) 表达了广大人民共同的痛楚。1949年春解放大军强渡长江，浩浩荡荡南下。他的笔下也吹拂着春风： 苏堤车马休相召，寒食清明都过了。尊前谁道已非春，应信明朝春更好。(《玉楼春》) 结句充分表达了对新中国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他又在《鹧鸪天•己丑人日立春》中抒写迎接解放的喜悦心惰：迷望眼，莽惊尘。兴来尚有笔如神。十洲梦觉雷声动，花事今朝看崭新。他深信新中国诞生后，必将以崭新的面貌出现于世人面前。 新中国成立后，是夏承焘诗词研究和创作更趋成熟。他积极参加上改，多次下乡下厂，接近工农群众，写了大量诗词散文歌颂新中国，庆幸自己“老来奇事见河清”。建党四十周年时，他写了《金缕曲》祝贺党的生日，并记述几次见到毛泽东主席的激动心情：“老闻名语犹增气，况几回京门貌见，绛霞东起。”陈毅元帅曾两次往访和他一起评诗论词，探索诗词创作的道路。这时期他的作品阳刚之气多于阴柔，显示出豪迈、清逸的新风。《玉楼看•陈毅同志枉顾寓庐谈词》： 君家姓氏能惊座，吟上层楼(当时夏住上海国际饭店)谁敢和。辛陈望气已心降，温李传歌防胆破。渡江往事灯前过，十万旌旗红似火。海疆小丑放跳梁，囊底闫罗头一颗。 结句化用陈毅诗“死后犹当率旧部，雄兵十万斩闫罗”以潇洒诙谐的笔调，笔扫千军的气概，再现了陈毅同志英武儒雅的大将风度，并盛赞他诗词的高超艺术。 十年动乱期间，他备受折磨。严重地干扰了他的研究和创作。连他从一九一六年(正月初一日)开始写的从不间断的《大风阁学词日记》，也中断了将近七年。他晚年迁居北京长期疗养，幸得与吴无闻夫人结合。吴无闻是夏先生挚友吴鹭山之妹，解放后曾任《文汇报》驻北京记者，笔下颇有文采。有此贤内助，暮年得到慰籍。 1986年5月11日夏承焘在北京病逝，终年八十七岁。一面绣缀“一代词宗”四个大字的红旗覆盖在他的遗体上。“千门桃李绛帐重茵传绝学，一代宗师春风词笔满中华”。遗体在八宝山公墓火化后，家属旋护送骨灰盒葬于浙西干岛湖羡山。夫人吴 无闻含泪赋《望江南•羡山夏承焘教授墓》：“明湖曲，小宅住词仙。映水石莲开一朵，花头趺坐好参禅，入定不知年”。嗣后，吴夫人精心审阅、整理夏承焘的不少遗著，使之得以出版。
哲学大家——冯友兰
9. 冯友兰，字芝生，河南唐河人。1912年入上海中国公学大学预科班，1915年入北京大学文科中国哲学门，1919年赴美留学，1924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历任中州大学、广东大学、燕京大学教授、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哲学系主任。抗战期间，任西南联大哲学系教授兼文学院院长。1946年赴美任客座教授。1948年末至1949年初，任清华大学校务会议主席。曾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印度德里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名誉文学博士。1952年后一直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1923年夏，冯友兰以《人生理想之比较研究》(又名《天人损益论》)顺利通过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毕业答辩，获哲学博士学位。是年秋回国后，沿博士论文方向写成《一种人生观》。1924年又写成《人生哲学》，作为高中教材之用，在这本书中，冯友兰确立了其新实在主义的哲学信仰，并开始把新实在主义同程朱理学的结合。在燕京大学任教期间，冯友兰讲授中国哲学史，分别于1931年、1934年完成《中国哲学史》上、下册，后作为大学教材，为中国哲学史的学科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
从1939年到1946年7年冯友兰连续出版了六本书，称为“贞元之际所著书”：《新理学》(1937)、《新世训》(1940)、《新事论》(1940)、《新原人》(1942)、《新原道》(1945)、《新知言》(1946)。通过“贞元六书”，冯友兰创立了新理学思想体系，使他成为中国当时影响最大的哲学家。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是冯友兰学术思想的转型期。新中国成立后，冯友兰放弃其新理学体系，接受马克思主义，开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中国哲学史。著有《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一、二册、《中国哲学史论文集》、《中国哲学史论文二集》、《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初稿》、《四十年的回顾》和七卷本的《中国哲学史新编》等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