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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0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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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绍
读《内经》的人，在承认这部古典医著是中医精华的同时，也大都承认其中有糟粕。认为全部《内经》都是天经地义、白璧无瑕，这样的人是很少的。但究竟是哪些是精华，哪些是糟粕，则往往见仁见智，各不相同。这其中固然有些依目前条件，还不能过早下结论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存疑待考，是应当的。但也有一些，明明是唯心的、反科学的，也不许定为糟粕，这就不对了。《灵枢·阴阳二十五人》的"年忌"之说，就属于后者，是典型的糟粕。
《内经》中的糟粕，虽然很少，但决不止"年忌"这一点，为什么却单单把"年忌"提出来作为糟粕来对待?是有原因、有目的的。先生在《山东中医学院学报》1980年第四期发表的，以后又收入《名老中医之路》第一辑的"学医行医话当年"一文中，曾把该篇年忌之说，作为典型的糟粕来举例，说："《灵枢·阴阳二十五人》认为人从七岁起，每加九岁，如十六岁、二十五岁、三十四岁、四十三岁、五十二岁、六十一岁，皆形色不相得者的大忌之年，这更是形而上学"。后来有读者来信，不同意这种看法，认为这段年忌，"是我国古代医学家，对人体生理、生化和种种机能活动周期节律变化的最早探索，是生物节律学的萌芽阶段。"又说："生物节律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越来越多地引起生物学家、生理学家、临床医学家和心理学家的注意。""宇宙节律和生物节律，二者有密切的关系。"并举例证明："木星、金星、地球和水星这四颗星的起潮力，占到行星对太阳起潮力的97%，他们彼此'聚会'(指这四颗星在运动中于太阳的一侧排成一线)的机会较多，大约三年一次。这一天文现象，对地球气候，虽未引起太严重的反应，但还是有一定影响的，如使许多旧病复发就显示出他的周期节律，而且是一种自然的规律，因而便有生物钟之说。"还说："很多疾病的发生，是由节律造成的。如一日、一月、一年、一生之中，人体的内分泌变化，是很明显的，而且这种变化，造成机体在一定时间内抵抗力的薄弱而容易生病。如妇女在月经期间，就要注意调养，不要受寒过于疲劳和精神刺激，还要禁忌房事，月经就是女性中一个节律性周期反应。一个人，从婴儿到少年、青年、中年、老年，在不停的发生着规律性的变化，他们的交接、继续，在生命钟上，有没有准确的规律和反应?还应作深入的研究。"该读者根据上述看法，认为："《内经》关于年忌方面的论述，恐怕与这方面的研究有关，"至于是不是象《灵枢·二十五种人》说的那样，也还值得再作科学方面的分析。不过这种变化若存在，即便不是九年，而是五年、七年、十年，也不失《内经》在这方面的意义，因为它反映了生命节律的存在，已被古人所注意，而且在两千年前就涉及到了目前医学研究的尖端问题。"
归纳一下上述文章，主要有两个内容：①不同意将"年忌"看成糟粕，至少是定为糟粕为时太早。②这是现代尖端科学生物钟学说在我国古代的萌芽，不但不是糟粕，而且是可贵的，它增添了我们民族的自豪感。
是这样的吗?先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年忌是糟粕"，不是定论太早而是早该定论的问题。之所以说"年忌"是糟粕，不是根据别的，而是因为它缺乏物质基础和事实根据。把没有物质基础和事实根据的"年忌"。作为生物钟来认识，这是非常糊涂的。因为任何"钟"的概念之形成，至少得先有"钟"的事实，然后才能追究"钟"的道理。例如该读者所提女子的月经，按月行经，这是事实；所提四行星的"聚会"，也有"三年一次"的事实。除此以外，如一年之中的生、长、化、收、藏；女子的"七七"，男子的"八八"都有事实可查，所以才能说成"钟"。可是《内经》这段年忌的事实在哪里呢?在我来说，是从未听说过、更没有见过人有每九年必倒一次霉者，不知读者们曾见过这样的人否?如有只介绍一二，也算"钟"事实上的存在。至于说"即使不是九年，而是五年、七年、十年"都行，那又是什么"钟"呢?"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仅就世界之一角的中国来说，人口已过十亿，其中一岁、二岁、三岁、四岁，乃至百岁，任何人，哪一岁都有出现病痛、不适以及其它不幸的事件的可能，而且何止千计万计，这其中的规律性在哪里呢?"五年也行，七年、十年也行"，总而言之，不论何年，倒一次霉就行，没有规律性，只有偶然性，也能算"钟"吗?
"五百年必有王者兴"，这是孟轲得出的规律，但孟子以后就不灵了。宋朝柴望认为中国的多乱之年，常是丙午、丁未之年，他统计了从秦庄襄王五十二年丙午，至五代后汉的天福十二年丁未，这一千二百六十年中，属丙午、丁未之年共二十有一，都是中国有乱事之年。因丙丁属火色红，午于十二生肖中属马，未于十二生肖中属羊，遂有"红羊赤马悲"之说，后世亦简称"红羊劫"。这象是国家之多乱是有规律的出现了。但实质他是把不是红羊赤马之年的变乱不计算在内而得出的结论，这本身就没有说服力。证之近代史，庚子赔款，辛亥革命，都不是红羊赤马之年。《内经》年忌一之说，是否也把不是九年倒一次霉的人排除在统计之外?这值不值得深思?总而言之，"规律"不是巧合，也是不可强凑的。
《内经》之成书，人所共知，不少是汉代作品，而西汉末年，以迄东汉，正是谶纬学说盛行之时，《内经》"年忌"这段文字，与谶纬学说几乎没有差别。谶纬学说虽然在东汉以后的某一时期，在中国的某一角落，有时还有残余迹象，但总的来说，早已被广大群众所唾弃。"年忌"之所以能千余年来未被淘汰，是因为它依附于中医宝库的《内经》之中，瑕依瑜存故也。如果仅仅因为它是《内经》中的资料可以不问是否有物质基础，不问是否有事实依据，就认为可能是精华，这显然是错误的。
中华民族之伟大，并不在予她有些预言正好与后世的尖端科学相吻合，不吻合也并不影响她的伟大。更不应当把本不是的科学的东西硬说成是古人的科学预见。我们认识事物，首先要有事物现象的存在，譬如气功，在目前还是难以解释的，但事实存在，便否认不得。如果什么也没有，却硬讲是什么规律，则"君子可欺其方，难罔以非其道也。"本文虽然只对"年忌"这一学说作某些议论，但先生的中心目的是借"年忌"的论证来探讨如何正确认识我国古典医籍中的精华与糟粕的问题。这些问题，有暂时尚不容易解决的，也有本已早应解决，但受唯心论的干扰，以致仍在争论不休的，本文就是属于这一类。
读《内经》的人，在承认这部古典医著是中医精华的同时，也大都承认其中有糟粕。认为全部《内经》都是天经地义、白璧无瑕，这样的人是很少的。但究竟是哪些是精华，哪些是糟粕，则往往见仁见智，各不相同。这其中固然有些依目前条件，还不能过早下结论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存疑待考，是应当的。但也有一些，明明是唯心的、反科学的，也不许定为糟粕，这就不对了。《灵枢·阴阳二十五人》的"年忌"之说，就属于后者，是典型的糟粕。
《内经》中的糟粕，虽然很少，但决不止"年忌"这一点，为什么却单单把"年忌"提出来作为糟粕来对待?是有原因、有目的的。先生在《山东中医学院学报》1980年第四期发表的，以后又收入《名老中医之路》第一辑的"学医行医话当年"一文中，曾把该篇年忌之说，作为典型的糟粕来举例，说："《灵枢·阴阳二十五人》认为人从七岁起，每加九岁，如十六岁、二十五岁、三十四岁、四十三岁、五十二岁、六十一岁，皆形色不相得者的大忌之年，这更是形而上学"。后来有读者来信，不同意这种看法，认为这段年忌，"是我国古代医学家，对人体生理、生化和种种机能活动周期节律变化的最早探索，是生物节律学的萌芽阶段。"又说："生物节律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越来越多地引起生物学家、生理学家、临床医学家和心理学家的注意。""宇宙节律和生物节律，二者有密切的关系。"并举例证明："木星、金星、地球和水星这四颗星的起潮力，占到行星对太阳起潮力的97%，他们彼此'聚会'(指这四颗星在运动中于太阳的一侧排成一线)的机会较多，大约三年一次。这一天文现象，对地球气候，虽未引起太严重的反应，但还是有一定影响的，如使许多旧病复发就显示出他的周期节律，而且是一种自然的规律，因而便有生物钟之说。"还说："很多疾病的发生，是由节律造成的。如一日、一月、一年、一生之中，人体的内分泌变化，是很明显的，而且这种变化，造成机体在一定时间内抵抗力的薄弱而容易生病。如妇女在月经期间，就要注意调养，不要受寒过于疲劳和精神刺激，还要禁忌房事，月经就是女性中一个节律性周期反应。一个人，从婴儿到少年、青年、中年、老年，在不停的发生着规律性的变化，他们的交接、继续，在生命钟上，有没有准确的规律和反应?还应作深入的研究。"该读者根据上述看法，认为："《内经》关于年忌方面的论述，恐怕与这方面的研究有关，"至于是不是象《灵枢·二十五种人》说的那样，也还值得再作科学方面的分析。不过这种变化若存在，即便不是九年，而是五年、七年、十年，也不失《内经》在这方面的意义，因为它反映了生命节律的存在，已被古人所注意，而且在两千年前就涉及到了目前医学研究的尖端问题。"
归纳一下上述文章，主要有两个内容：①不同意将"年忌"看成糟粕，至少是定为糟粕为时太早。②这是现代尖端科学生物钟学说在我国古代的萌芽，不但不是糟粕，而且是可贵的，它增添了我们民族的自豪感。
是这样的吗?先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年忌是糟粕"，不是定论太早而是早该定论的问题。之所以说"年忌"是糟粕，不是根据别的，而是因为它缺乏物质基础和事实根据。把没有物质基础和事实根据的"年忌"。作为生物钟来认识，这是非常糊涂的。因为任何"钟"的概念之形成，至少得先有"钟"的事实，然后才能追究"钟"的道理。例如该读者所提女子的月经，按月行经，这是事实；所提四行星的"聚会"，也有"三年一次"的事实。除此以外，如一年之中的生、长、化、收、藏；女子的"七七"，男子的"八八"都有事实可查，所以才能说成"钟"。可是《内经》这段年忌的事实在哪里呢?在我来说，是从未听说过、更没有见过人有每九年必倒一次霉者，不知读者们曾见过这样的人否?如有只介绍一二，也算"钟"事实上的存在。至于说"即使不是九年，而是五年、七年、十年"都行，那又是什么"钟"呢?"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仅就世界之一角的中国来说，人口已过十亿，其中一岁、二岁、三岁、四岁，乃至百岁，任何人，哪一岁都有出现病痛、不适以及其它不幸的事件的可能，而且何止千计万计，这其中的规律性在哪里呢?"五年也行，七年、十年也行"，总而言之，不论何年，倒一次霉就行，没有规律性，只有偶然性，也能算"钟"吗?
"五百年必有王者兴"，这是孟轲得出的规律，但孟子以后就不灵了。宋朝柴望认为中国的多乱之年，常是丙午、丁未之年，他统计了从秦庄襄王五十二年丙午，至五代后汉的天福十二年丁未，这一千二百六十年中，属丙午、丁未之年共二十有一，都是中国有乱事之年。因丙丁属火色红，午于十二生肖中属马，未于十二生肖中属羊，遂有"红羊赤马悲"之说，后世亦简称"红羊劫"。这象是国家之多乱是有规律的出现了。但实质他是把不是红羊赤马之年的变乱不计算在内而得出的结论，这本身就没有说服力。证之近代史，庚子赔款，辛亥革命，都不是红羊赤马之年。《内经》年忌一之说，是否也把不是九年倒一次霉的人排除在统计之外?这值不值得深思?总而言之，"规律"不是巧合，也是不可强凑的。
《内经》之成书，人所共知，不少是汉代作品，而西汉末年，以迄东汉，正是谶纬学说盛行之时，《内经》"年忌"这段文字，与谶纬学说几乎没有差别。谶纬学说虽然在东汉以后的某一时期，在中国的某一角落，有时还有残余迹象，但总的来说，早已被广大群众所唾弃。"年忌"之所以能千余年来未被淘汰，是因为它依附于中医宝库的《内经》之中，瑕依瑜存故也。如果仅仅因为它是《内经》中的资料可以不问是否有物质基础，不问是否有事实依据，就认为可能是精华，这显然是错误的。
中华民族之伟大，并不在予她有些预言正好与后世的尖端科学相吻合，不吻合也并不影响她的伟大。更不应当把本不是的科学的东西硬说成是古人的科学预见。我们认识事物，首先要有事物现象的存在，譬如气功，在目前还是难以解释的，但事实存在，便否认不得。如果什么也没有，却硬讲是什么规律，则"君子可欺其方，难罔以非其道也。"本文虽然只对"年忌"这一学说作某些议论，但先生的中心目的是借"年忌"的论证来探讨如何正确认识我国古典医籍中的精华与糟粕的问题。这些问题，有暂时尚不容易解决的，也有本已早应解决，但受唯心论的干扰，以致仍在争论不休的，本文就是属于这一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