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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时间到自然整体：天下随时，道法自然，立象尽意——
刘长林
●人类文化分成了两大源流。中华传统文化的主流偏向于以时间为主，讲求认识活动的主体与客体相融，西方文化的主流则偏向于以空间为主，讲求主体与客体的对立，经过几千年的积淀与发展，形成了中西两种性质不同却优美对称的文化形态。
●我是做哲学工作的，深深感觉到，自从西学东渐，影响中国人了解自己本民族科学与文化最大的障碍，就是把唯物论哲学当作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中国传统文化主流谈不到是唯物论还是唯心论。非得用唯物论哲学来框架和研究中国文化和中医学……那就是自己把自己引到一个扭曲的错误的道路上去，不可能真正理解中国文化的精髓，也不可能理解中国人说的那个“气”、那个“道”是什么。
世界万物有很多层面，而方法和路径永远是具体的、有限的。
一切认识方法只与世界存在的某个层面、某个特殊领域有对应关系。用具体的、有限的方法只能进入与其对应世界的某一具体层面或具体领域，而不能进入其他层面或领域。世上没有万能的方法，一切科学方法都有相对性和局限性。
那么，《内经》用的是什么方法，走的是什么道路？进的是哪个层面？与西方科学、西医学不同在哪里？
中国文化的主流、《内经》认识世界的方法，概括起来有三项原则：
一是“天下随时”；二是“道法自然”；三是“立象尽意”。
这三项原则决定了中国传统的思想原点是“以时为正”，其关注和认识的层面是事物的现象层面，是发现事物自然整体层面的规律。
以时为正——天下随时
《内经》以阴阳五行为“道”，为根本理论，而阴阳五行的实质是昼夜四时，这使中医学成为真正以时间为本位的医学。
中西文化各有自己的原点。时空选择是决定文化性态的原始出发点，时空选择决定文化和科学的走向。
发源于古希腊、罗马的西方文化具有明显的空间特征，属于空间文化；诞生于黄河、长江流域的中华文化则具有突出的时间特征，属于时间文化。空间文化和时间文化是对人类生活影响最大的两类文化，其他种类的文化，则介乎二者之间。
时间和空间是万物的两种最基本的性质。天地万物都有自己的时间和空间，时空统一不可分割。但是时间和空间又是两个相互分别、各有自己独立意义的方面。当人们面对世界的时候，不可能时空并重，而必定有所选择：或以空间为本位，从空间的角度看待时间和万物的存在；或以时间为本位，从时间的角度看待空间和万物的存在。这两种态度和做法具有不同的意义和价值，对于人类都是必要的，有益的，不可避免的。之所以有这两种选择，是因为人的思维和感知在同一时刻只能有一个注意中心。因此，在对待外界事物时，或以空间为主，或以时间为主，这两种作法只能分别进行，而不可能体现在同一过程之中。
人类文化正是这样被分成了两大源流。中华传统文化的主流偏向于以时间为主，西方文化的主流则偏向于以空间为主，经过几千年的积淀与发展，就形成了中西两种性质不同却优美对称的文化形态。
中西文化的时空选择不同
中西文化不同的时空选择，可以用这两种文化主流的全部表现来说明。这里只能择其一二以示之。
西方：在哲学上，从古希腊至现代，西方有着重空间轻时间的传统。
前苏格拉底时期，哲学家们在创建学说时很少讨论时间问题，而花了好多气力争辩有没有虚空。比如，原子论的创建人德谟克里特坚持主张，一切事物的始基为原子和虚空，而原子永恒不变，没有时间属性。
对西方思想影响巨大的柏拉图，认为空间是神创造世界时所使用的永恒“质料”，存在于世界之先，像是一个母体，时间只是神创世界所用永恒模型的运动影像，当然在永恒之外。
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哲学的集大成者，他的时空理论以动力学为基础。他肯定了时间的客观性、真实性和永恒性。但是他强调空间位移是最基本的运动形式，而时间本身不是运动，时间不过是空间位移的计量。亚氏的时空观一直影响至今，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视时间为空间的第四维。
西方传统艺术以表现审美对象的空间美为主要目标。其传统绘画的基本技法是“光影”和“透视”，以造成强烈的空间效果，而以牺牲时间为代价。西方人喜欢的是静态美。中国传统艺术，以“气韵生动”为灵魂，力求展现生命韵律之美，即音乐流动之美，主张美产生于刚柔、进退、开合、动静、虚实、往来、消长等阴阳关系有节律的推移，故重传神而不重形似。中国人喜欢的是动态美。气韵就是生命，流动之美就是时间之美。
在科学方面，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被公认为西方科学思想的源头，其公理演绎式的逻辑思维形式一直影响着西方学术的发展。
西方最发达的学科是物理学。牛顿力学、电动力学、相对论、量子场论等都主要是研究空间属性。近现代西方科学的最大成就是对物质结构的研究，物质结构系事物的空间本质。现代系统科学虽然将关注的重心转移至时间，但所采用的方法和立场仍然是以空间为本位的。西方的生命科学、进化论、各种史学理论几乎皆如是。
中国：华夏古代学术从“观象授时”起始，很早就形成了“以时为正”的观念。
中华学术的源头是《周易》。如王弼：“夫卦者，时也；爻者，适时之变者也。”“是故，卦以存时，爻以示变。”(《周易畧例》)《易传》：“天下随时，随时之义大矣哉！”(《随·彖》)“损益盈虚，与时偕行。”(《损·彖》)“终日乾乾，与时偕行。”(《文言》)“先王以茂对时育万物。”(《无妄·象》)“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艮·彖》)“变通者，趣时者也。”(《系辞下》)六十四卦所揭示的正是自然与人事的时间历史规律，其核心思想可用“与时偕行”四个字来概括。
中国古人视宇宙为生生不息的大化流行，而不是既成万物的并列杂陈。
易曰：“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老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老子》第25章)“逝，远、反”指时间过程，意谓“道”就是不断逝去的时间。
中国古代天文学十分发达。天是自然界的最高概念和总称，其直接的显现是空间，但中国人对天的感受是“时”，称“天时”。天时带动地利。中国天文学的主要目的是测算历数。截止到太平天国，中国政府颁布的历法达102种之多。春秋时测定 太阳的回归年为365.25日，只比实际多11分14秒，比西方早了500年。中国传统农学取得辉煌成就，注重农时是其第一法宝。
孔子：“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故中国人偏重从演生的角度去理解各类具体事物。孔子：“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中庸》)中道即时道。孟子：“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孟子·万章下》)
《内经》以阴阳五行为“道”，为根本理论，而阴阳五行的实质是昼夜四时，这使中医学成为真正以时间为本位的医学。
《内经》以时间为本位，把人和天地万物看作是一个统一的生命过程。其直白而集中的表述，见《素问·四气调神大论》：“夫四时阴阳者，万物之根本也。所以圣人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以从其根，故与万物沉浮于生长之门。逆其根，则伐其本，坏其真矣。故阴阳四时者，万物之终始也，死生之本也，逆之则灾害生，从之则苛疾不起，是谓得道。”
阴阳的本始表现即昼夜四时。四时阴阳正是天地大系统所显示出来的时间。《内经》以四时阴阳为人和万物的根本，可见是要从具体的时间过程研究人与万物的死生、沉浮、终始等一切变化规律。更要注意的是，《内经》把顺从时间所显示出来的规律，如春夏秋冬、黑夜白日等，视为“得道”。这就表明，《内经》之“道”的实质是时间，是时间的根本特性与规律。
天人合一——道法自然
中国传统思维以时间为主，时间一维，朝着一个方向驶去，是不可切割分立的过程整体。势必形成和强化主客偕同、万物一体的观念。
空间的特性是并立和广延
空间的特性是并立和广延。空间可以切割、占有，只能分享，不能共享。在空间范畴内，主体与客体之间显示差别和排斥，这决定了西方传统的主客关系采取“对立”的形式。
诚然，认识活动必须主体与客体“相对”。但是相对有不同的形式，不同的性质。主客“相对”既可表现为“对立”、“控制”，也可表现为“合一”、“相融”。
西方传统所采取的主客对立只是相对形式中的一种，突出了相互排斥性，强调主体对客体的占有和宰制。
这就决定了西方人在认识过程中，主要采取抽象方法、分析方法、公理演绎方法以及限定边界条件的实验等方法，对客体实行预设、定格、抽取和控制。其所形成的概念和理论，不可避免地要割断对象的整体联系和流动过程。因而必定要透过(宰制)现象，到现象背后去寻找“本质”——事物相对稳定的内在联系。
在自然科学领域，所谓事物稳定的内在联系，大多表现为构成事物的物质实体和物质实体之间的关系。所以，沿着主客对立的认识路线前进，势必要走向还原论，将整体还原为部分，而认识的重心就在把握运动着的物质和物质如何运动。如是，无疑能够取得相当的认识效果，但是这样做的结果，就把丰富、生动和个别的外部联系、各种不稳定联系、与认识主体的联系忽略了，即现象丢失了。
时间的特性是持续和变易
时间一维，不可回逆，不可切割，不可占有，只能共享，不能分享。在时间的范畴内，主体与客体之间显示统一与平等的关系。这决定了中国传统贯穿着天人合一，主客相融的牢固观念。
时间存在的客观基础系事物的变易。
没有变易则无时间。但是，光有事物的变易，还不能构成真正意义上的时间。要将时间概念和变易概念作适当的区分。万物都在变易，并不意谓它们都有时间。时间一定包括过去、现在和将来三个要素，而且惟当将三者统一起来，才成为时间。所以，过去、现在和将来，必须相对于某一认识主体的当下，并被该主体综合成一个整体过程，这时它们才能成立，才能存在，也才有了时间。因此只有具备记忆和预想能力的主体，才有时间。时间只存在于有生命之主体的认知和行为之中。而记忆是由记和忆结合起来构成的。石头上可以留下痕迹，但石头有记而无忆，故石头只有变化，却无所谓过去、现在和未来。根据石头的现状，探寻它的过去，那是人的事情。
可见，时间有其客观依据，即事物的变化，但同时不能离开主体的感受、内省和实践。所以，由过去、现在和未来构成的时间本身，就是主客观的统一。中国传统思维以时间为主，这就决定了中国古人在观察客体时，总会把主体融入。因为没有主体的融入，也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时间。既然时间离不开感受，而感受本身正是主体与客体的融合，因此越是深入感受时间，在时间中观察世界，就越会与客观世界融合。而且，时间一维，朝着一个方向驶去，是不可切割分立的过程整体。因此，以时间为主看待事物，又势必形成和强化主客偕同、万物一体的观念。这就表明，天人合一、主客相融与以时间为本位的时空选择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
对中国意象思维的误会
近人在西学影响下对中国意象思维的误会莫过于认为，天人合一、主客相融的思维方式等于抹煞主体与客体的分别，因而不能再有真正意义上的认识活动，至多只能帮助人们进入一种澄明之境，一种高远甚至神秘的精神境界。于是，中国原本没有或缺乏科学思维的说法盛行。这种误解一定要匡正。
事实上，天人合一，主客相融不仅不排除二者之间原本存在的分别与相对，而且始终以此为前提。
试想，没有二者的分别与相对，如何谈得到他(它)们的相融与合一？其实说“合一”、“相融”的同时，就已经将分别与相对包含于其中了。而且，世界上还从来没有人能做到与天彻底无分别的合一。道学、佛学修行的目标是与天道、与自性、法性相合一，可是无论老庄，还是诸佛菩萨，都始终保存着自己的个性，有自己的名号，这就说明还有分别。
重要的是须要明确，天人合一中所保持的相对与分别在本质上与空间思维中的主客对立不同，它们是一种以协调统一为主导的相对，一种以尊重对方为前提的分别。而且，天人合一、主客相融的程度可以有不同的层次，不同的水平。它们都属于主客相对的另一种形式。
因此，天人合一，主客相融并不排除主体对客体有“观”，有“取”——仰观俯察，近取远取。“观”是观察，“取”是选取、比较和归类。从“仰观”、“俯观”、“近取”、“远取”可见，主体显然是把认识对象——天地万物，包括自身置于与自己相对的一边。否则，就无从观取。如果以为天人合一、主客相融就等于完全取消主客的分别与相对，从而不可能发展认识论，不可能产生科学思维，那显然是一个大误会。“观”和“取”就是《周易》所概括的基本认识方法。
但是要注意，《周易》所说的观，是以尊重客体为前提的观，而不是实验观察。控制边界条件的实验观察，是不尊重客体的，是以控制、宰制客体为前提的。
庄子曰：“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这两句话合起来，堪称天人合一之经典表述。这样的主客关系要求认识主体在认识过程中不做预设，不干预、切割、控制客体，完全尊重事物本来的生存状态，然后观察其自然而然的变化，找出其自然变化的法则。中医藏象经络、辨证施治、药性归经理论，其中许多的内容就是用这样的方法概括出来的。
在尊重和不干预的前提下，生化万物；认识、辅助、赞化万物，这就是“道法自然”。
“道法自然”在认识和实践中的具体表现，就是“顺”、“因”、“赞”、“辅”。因此，《内经》说：“未有逆而能治之也，夫惟顺而已矣。”(《灵枢·师传》)“从阴阳则生，逆之则死；从之则治，逆之则乱。”(《素问·四气调神》)时间不可逆转，万物的生化只沿着一个方向前进，故依从时间之道，把人和万物看作自行生化、自为自治的主体，《内经》主张“治”的根本原则是“顺”，即赞化，即辅赞人与万物的自为自治。《内经》说：“无代化，无违时，必养必和，待其来复。”(《素问·五常政》)此语可视为贯穿中医诊治的全过程。
中国哲学认为宇宙万物的本原是“气”
气是《内经》的核心概念。
不讲气，就没有《内经》，也没有中医。气的问题很深奥、很复杂，我知道得很少。只能说：气是实在，当天人合一，主客相融达到一定高水平的时候，就有可能感受到它的存在，就能够一定程度地了解它，一定程度地支配它。而用主客对立的方式，把天地万物视为在我之外的纯客观对象，就不可能发现“气”。
我认为，气和物质是两种不同的实在，气可以转化为物质，但气与物质有本质的区别：宇宙之元气，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既细无内，又大无外”的无限整体，所以气没有主客之分。而物质可以分割，它存在于主体的感觉之外，故既不能细无内，也不能大无外；元气无形，无分别，无边界，是虚体。而物质有形，有分别，有边界，是实体；元气除去是实在这一点以外，没有任何规定性。物质不仅是实在，同时还必定具有其他一些规定性，所以它不能“细无内”，也不能“大无外”。
因此，气不属于唯物论。唯物论认为物质是宇宙万物的本原，前提是它以主客对立的方式认识世界。
国人误解本民族科学与文化的障碍
我是做哲学工作的，深深感觉到，自从西学东渐，影响中国人了解自己本民族科学与文化最大的障碍，就是把唯物论哲学当作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唯物论哲学只是西方哲学的一个流派，不能以偏赅全。
作为一个流派能够存在当然有它存在的道理。而且，它作为一种哲学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既然是一个流派就是一偏，就不是大全。它绝不是认识宇宙的万能的方法。
唯物论和唯心论尽管打架打了上千年，但是唯物论和唯心论在一个根本点上是完全一致的。在哪一点上是一致的？就是主体在对待客体的时候都采取对立的立场。
中国传统文化主流谈不到是唯物论还是唯心论。非得用唯物论哲学来框架和研究中国文化和中医学……那就是自己把自己引到一个扭曲的错误的道路上去，不可能真正理解中国文化的精髓，也不可能理解中国人说的那个“气”、那个“道”是什么。
唯物论的积极作用主要在经典力学时代。
就是文艺复兴以后到19世纪末之前的自然科学，物理学，它们比较一致。19世纪末，物理学发现，物质可以转换成能量，唯物论就难于解释。20世纪，当量子力学和相对论出现的时候，唯物论已经不能适应，因为唯物论要求纯客观的东西，它要把主体跟客体严格地分别开来，这是它的前提。可是量子力学的测不准原理表明，对微观物体的某些物理量，如位置和动量，即粒子性和波动性，不可能同时获得准确的数据，就是说，对微粒子的观察结果与认识主体采取的方法和手段密切相关。
测不准原理证明，把主体跟客体严格区别开来是不可能做到的，至少在微观世界是这样。相对论其实也是这样。相对论认识世界，特别强调主体的状态，当认识主体处于高速运动，接近光速的时候，时间就变慢，空间就变小。说明时间跟空间不是绝对客观的，它跟主体的状态有关系。所以量子力学和相对论出现以后，前苏联的唯物论哲学家们齐上阵，大批它们是唯心论的反动的错误理论。当然最后，不得不败下阵来。
后来就是遗传学说，唯物论只允许用某种物质存在作为最后的根据，来解释世界。而基因遗传学认为，遗传过程的本质是一个信息的控制过程，所以唯物论就不能接受了。
再到信息论和控制论，控制论不考虑“机器”零件是由什么物质材料构成的，它考虑的是关系。所以前苏联的哲学家和学者们也曾大力批判控制论是“反动的唯心理论”。控制论创始人维纳说：“信息就是信息，既不是物质，也不是能量。”就是说，信息具有与物质同样的独立意义。
《内经》用“气”解释生命，解释治疗，而“气”在很多情况下，就只代表一种正常或不正常的调控关系，起承载和传输信息的作用。
可见，唯物论的基本结论是有局限性的。不能认为唯物论是绝对真理，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如果坚持这个，那中医学就难于生存，就非走样不可。(待续)
作者简介
刘长林，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196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88年任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哲学和美学、中医哲学的研究。曾任中国孔子基金会副会长、学术委员会主任，现任曲阜孔子书院副院长。代表著作有《内经的哲学和中医学的方法》、《中国系统思维》、《中国象科学观》等。
本文是作者在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药发展讲坛”上作的报告。
刘长林
●人类文化分成了两大源流。中华传统文化的主流偏向于以时间为主，讲求认识活动的主体与客体相融，西方文化的主流则偏向于以空间为主，讲求主体与客体的对立，经过几千年的积淀与发展，形成了中西两种性质不同却优美对称的文化形态。
●我是做哲学工作的，深深感觉到，自从西学东渐，影响中国人了解自己本民族科学与文化最大的障碍，就是把唯物论哲学当作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中国传统文化主流谈不到是唯物论还是唯心论。非得用唯物论哲学来框架和研究中国文化和中医学……那就是自己把自己引到一个扭曲的错误的道路上去，不可能真正理解中国文化的精髓，也不可能理解中国人说的那个“气”、那个“道”是什么。
世界万物有很多层面，而方法和路径永远是具体的、有限的。
一切认识方法只与世界存在的某个层面、某个特殊领域有对应关系。用具体的、有限的方法只能进入与其对应世界的某一具体层面或具体领域，而不能进入其他层面或领域。世上没有万能的方法，一切科学方法都有相对性和局限性。
那么，《内经》用的是什么方法，走的是什么道路？进的是哪个层面？与西方科学、西医学不同在哪里？
中国文化的主流、《内经》认识世界的方法，概括起来有三项原则：
一是“天下随时”；二是“道法自然”；三是“立象尽意”。
这三项原则决定了中国传统的思想原点是“以时为正”，其关注和认识的层面是事物的现象层面，是发现事物自然整体层面的规律。
以时为正——天下随时
《内经》以阴阳五行为“道”，为根本理论，而阴阳五行的实质是昼夜四时，这使中医学成为真正以时间为本位的医学。
中西文化各有自己的原点。时空选择是决定文化性态的原始出发点，时空选择决定文化和科学的走向。
发源于古希腊、罗马的西方文化具有明显的空间特征，属于空间文化；诞生于黄河、长江流域的中华文化则具有突出的时间特征，属于时间文化。空间文化和时间文化是对人类生活影响最大的两类文化，其他种类的文化，则介乎二者之间。
时间和空间是万物的两种最基本的性质。天地万物都有自己的时间和空间，时空统一不可分割。但是时间和空间又是两个相互分别、各有自己独立意义的方面。当人们面对世界的时候，不可能时空并重，而必定有所选择：或以空间为本位，从空间的角度看待时间和万物的存在；或以时间为本位，从时间的角度看待空间和万物的存在。这两种态度和做法具有不同的意义和价值，对于人类都是必要的，有益的，不可避免的。之所以有这两种选择，是因为人的思维和感知在同一时刻只能有一个注意中心。因此，在对待外界事物时，或以空间为主，或以时间为主，这两种作法只能分别进行，而不可能体现在同一过程之中。
人类文化正是这样被分成了两大源流。中华传统文化的主流偏向于以时间为主，西方文化的主流则偏向于以空间为主，经过几千年的积淀与发展，就形成了中西两种性质不同却优美对称的文化形态。
中西文化的时空选择不同
中西文化不同的时空选择，可以用这两种文化主流的全部表现来说明。这里只能择其一二以示之。
西方：在哲学上，从古希腊至现代，西方有着重空间轻时间的传统。
前苏格拉底时期，哲学家们在创建学说时很少讨论时间问题，而花了好多气力争辩有没有虚空。比如，原子论的创建人德谟克里特坚持主张，一切事物的始基为原子和虚空，而原子永恒不变，没有时间属性。
对西方思想影响巨大的柏拉图，认为空间是神创造世界时所使用的永恒“质料”，存在于世界之先，像是一个母体，时间只是神创世界所用永恒模型的运动影像，当然在永恒之外。
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哲学的集大成者，他的时空理论以动力学为基础。他肯定了时间的客观性、真实性和永恒性。但是他强调空间位移是最基本的运动形式，而时间本身不是运动，时间不过是空间位移的计量。亚氏的时空观一直影响至今，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视时间为空间的第四维。
西方传统艺术以表现审美对象的空间美为主要目标。其传统绘画的基本技法是“光影”和“透视”，以造成强烈的空间效果，而以牺牲时间为代价。西方人喜欢的是静态美。中国传统艺术，以“气韵生动”为灵魂，力求展现生命韵律之美，即音乐流动之美，主张美产生于刚柔、进退、开合、动静、虚实、往来、消长等阴阳关系有节律的推移，故重传神而不重形似。中国人喜欢的是动态美。气韵就是生命，流动之美就是时间之美。
在科学方面，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被公认为西方科学思想的源头，其公理演绎式的逻辑思维形式一直影响着西方学术的发展。
西方最发达的学科是物理学。牛顿力学、电动力学、相对论、量子场论等都主要是研究空间属性。近现代西方科学的最大成就是对物质结构的研究，物质结构系事物的空间本质。现代系统科学虽然将关注的重心转移至时间，但所采用的方法和立场仍然是以空间为本位的。西方的生命科学、进化论、各种史学理论几乎皆如是。
中国：华夏古代学术从“观象授时”起始，很早就形成了“以时为正”的观念。
中华学术的源头是《周易》。如王弼：“夫卦者，时也；爻者，适时之变者也。”“是故，卦以存时，爻以示变。”(《周易畧例》)《易传》：“天下随时，随时之义大矣哉！”(《随·彖》)“损益盈虚，与时偕行。”(《损·彖》)“终日乾乾，与时偕行。”(《文言》)“先王以茂对时育万物。”(《无妄·象》)“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艮·彖》)“变通者，趣时者也。”(《系辞下》)六十四卦所揭示的正是自然与人事的时间历史规律，其核心思想可用“与时偕行”四个字来概括。
中国古人视宇宙为生生不息的大化流行，而不是既成万物的并列杂陈。
易曰：“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老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老子》第25章)“逝，远、反”指时间过程，意谓“道”就是不断逝去的时间。
中国古代天文学十分发达。天是自然界的最高概念和总称，其直接的显现是空间，但中国人对天的感受是“时”，称“天时”。天时带动地利。中国天文学的主要目的是测算历数。截止到太平天国，中国政府颁布的历法达102种之多。春秋时测定 太阳的回归年为365.25日，只比实际多11分14秒，比西方早了500年。中国传统农学取得辉煌成就，注重农时是其第一法宝。
孔子：“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故中国人偏重从演生的角度去理解各类具体事物。孔子：“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中庸》)中道即时道。孟子：“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孟子·万章下》)
《内经》以阴阳五行为“道”，为根本理论，而阴阳五行的实质是昼夜四时，这使中医学成为真正以时间为本位的医学。
《内经》以时间为本位，把人和天地万物看作是一个统一的生命过程。其直白而集中的表述，见《素问·四气调神大论》：“夫四时阴阳者，万物之根本也。所以圣人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以从其根，故与万物沉浮于生长之门。逆其根，则伐其本，坏其真矣。故阴阳四时者，万物之终始也，死生之本也，逆之则灾害生，从之则苛疾不起，是谓得道。”
阴阳的本始表现即昼夜四时。四时阴阳正是天地大系统所显示出来的时间。《内经》以四时阴阳为人和万物的根本，可见是要从具体的时间过程研究人与万物的死生、沉浮、终始等一切变化规律。更要注意的是，《内经》把顺从时间所显示出来的规律，如春夏秋冬、黑夜白日等，视为“得道”。这就表明，《内经》之“道”的实质是时间，是时间的根本特性与规律。
天人合一——道法自然
中国传统思维以时间为主，时间一维，朝着一个方向驶去，是不可切割分立的过程整体。势必形成和强化主客偕同、万物一体的观念。
空间的特性是并立和广延
空间的特性是并立和广延。空间可以切割、占有，只能分享，不能共享。在空间范畴内，主体与客体之间显示差别和排斥，这决定了西方传统的主客关系采取“对立”的形式。
诚然，认识活动必须主体与客体“相对”。但是相对有不同的形式，不同的性质。主客“相对”既可表现为“对立”、“控制”，也可表现为“合一”、“相融”。
西方传统所采取的主客对立只是相对形式中的一种，突出了相互排斥性，强调主体对客体的占有和宰制。
这就决定了西方人在认识过程中，主要采取抽象方法、分析方法、公理演绎方法以及限定边界条件的实验等方法，对客体实行预设、定格、抽取和控制。其所形成的概念和理论，不可避免地要割断对象的整体联系和流动过程。因而必定要透过(宰制)现象，到现象背后去寻找“本质”——事物相对稳定的内在联系。
在自然科学领域，所谓事物稳定的内在联系，大多表现为构成事物的物质实体和物质实体之间的关系。所以，沿着主客对立的认识路线前进，势必要走向还原论，将整体还原为部分，而认识的重心就在把握运动着的物质和物质如何运动。如是，无疑能够取得相当的认识效果，但是这样做的结果，就把丰富、生动和个别的外部联系、各种不稳定联系、与认识主体的联系忽略了，即现象丢失了。
时间的特性是持续和变易
时间一维，不可回逆，不可切割，不可占有，只能共享，不能分享。在时间的范畴内，主体与客体之间显示统一与平等的关系。这决定了中国传统贯穿着天人合一，主客相融的牢固观念。
时间存在的客观基础系事物的变易。
没有变易则无时间。但是，光有事物的变易，还不能构成真正意义上的时间。要将时间概念和变易概念作适当的区分。万物都在变易，并不意谓它们都有时间。时间一定包括过去、现在和将来三个要素，而且惟当将三者统一起来，才成为时间。所以，过去、现在和将来，必须相对于某一认识主体的当下，并被该主体综合成一个整体过程，这时它们才能成立，才能存在，也才有了时间。因此只有具备记忆和预想能力的主体，才有时间。时间只存在于有生命之主体的认知和行为之中。而记忆是由记和忆结合起来构成的。石头上可以留下痕迹，但石头有记而无忆，故石头只有变化，却无所谓过去、现在和未来。根据石头的现状，探寻它的过去，那是人的事情。
可见，时间有其客观依据，即事物的变化，但同时不能离开主体的感受、内省和实践。所以，由过去、现在和未来构成的时间本身，就是主客观的统一。中国传统思维以时间为主，这就决定了中国古人在观察客体时，总会把主体融入。因为没有主体的融入，也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时间。既然时间离不开感受，而感受本身正是主体与客体的融合，因此越是深入感受时间，在时间中观察世界，就越会与客观世界融合。而且，时间一维，朝着一个方向驶去，是不可切割分立的过程整体。因此，以时间为主看待事物，又势必形成和强化主客偕同、万物一体的观念。这就表明，天人合一、主客相融与以时间为本位的时空选择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
对中国意象思维的误会
近人在西学影响下对中国意象思维的误会莫过于认为，天人合一、主客相融的思维方式等于抹煞主体与客体的分别，因而不能再有真正意义上的认识活动，至多只能帮助人们进入一种澄明之境，一种高远甚至神秘的精神境界。于是，中国原本没有或缺乏科学思维的说法盛行。这种误解一定要匡正。
事实上，天人合一，主客相融不仅不排除二者之间原本存在的分别与相对，而且始终以此为前提。
试想，没有二者的分别与相对，如何谈得到他(它)们的相融与合一？其实说“合一”、“相融”的同时，就已经将分别与相对包含于其中了。而且，世界上还从来没有人能做到与天彻底无分别的合一。道学、佛学修行的目标是与天道、与自性、法性相合一，可是无论老庄，还是诸佛菩萨，都始终保存着自己的个性，有自己的名号，这就说明还有分别。
重要的是须要明确，天人合一中所保持的相对与分别在本质上与空间思维中的主客对立不同，它们是一种以协调统一为主导的相对，一种以尊重对方为前提的分别。而且，天人合一、主客相融的程度可以有不同的层次，不同的水平。它们都属于主客相对的另一种形式。
因此，天人合一，主客相融并不排除主体对客体有“观”，有“取”——仰观俯察，近取远取。“观”是观察，“取”是选取、比较和归类。从“仰观”、“俯观”、“近取”、“远取”可见，主体显然是把认识对象——天地万物，包括自身置于与自己相对的一边。否则，就无从观取。如果以为天人合一、主客相融就等于完全取消主客的分别与相对，从而不可能发展认识论，不可能产生科学思维，那显然是一个大误会。“观”和“取”就是《周易》所概括的基本认识方法。
但是要注意，《周易》所说的观，是以尊重客体为前提的观，而不是实验观察。控制边界条件的实验观察，是不尊重客体的，是以控制、宰制客体为前提的。
庄子曰：“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这两句话合起来，堪称天人合一之经典表述。这样的主客关系要求认识主体在认识过程中不做预设，不干预、切割、控制客体，完全尊重事物本来的生存状态，然后观察其自然而然的变化，找出其自然变化的法则。中医藏象经络、辨证施治、药性归经理论，其中许多的内容就是用这样的方法概括出来的。
在尊重和不干预的前提下，生化万物；认识、辅助、赞化万物，这就是“道法自然”。
“道法自然”在认识和实践中的具体表现，就是“顺”、“因”、“赞”、“辅”。因此，《内经》说：“未有逆而能治之也，夫惟顺而已矣。”(《灵枢·师传》)“从阴阳则生，逆之则死；从之则治，逆之则乱。”(《素问·四气调神》)时间不可逆转，万物的生化只沿着一个方向前进，故依从时间之道，把人和万物看作自行生化、自为自治的主体，《内经》主张“治”的根本原则是“顺”，即赞化，即辅赞人与万物的自为自治。《内经》说：“无代化，无违时，必养必和，待其来复。”(《素问·五常政》)此语可视为贯穿中医诊治的全过程。
中国哲学认为宇宙万物的本原是“气”
气是《内经》的核心概念。
不讲气，就没有《内经》，也没有中医。气的问题很深奥、很复杂，我知道得很少。只能说：气是实在，当天人合一，主客相融达到一定高水平的时候，就有可能感受到它的存在，就能够一定程度地了解它，一定程度地支配它。而用主客对立的方式，把天地万物视为在我之外的纯客观对象，就不可能发现“气”。
我认为，气和物质是两种不同的实在，气可以转化为物质，但气与物质有本质的区别：宇宙之元气，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既细无内，又大无外”的无限整体，所以气没有主客之分。而物质可以分割，它存在于主体的感觉之外，故既不能细无内，也不能大无外；元气无形，无分别，无边界，是虚体。而物质有形，有分别，有边界，是实体；元气除去是实在这一点以外，没有任何规定性。物质不仅是实在，同时还必定具有其他一些规定性，所以它不能“细无内”，也不能“大无外”。
因此，气不属于唯物论。唯物论认为物质是宇宙万物的本原，前提是它以主客对立的方式认识世界。
国人误解本民族科学与文化的障碍
我是做哲学工作的，深深感觉到，自从西学东渐，影响中国人了解自己本民族科学与文化最大的障碍，就是把唯物论哲学当作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唯物论哲学只是西方哲学的一个流派，不能以偏赅全。
作为一个流派能够存在当然有它存在的道理。而且，它作为一种哲学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既然是一个流派就是一偏，就不是大全。它绝不是认识宇宙的万能的方法。
唯物论和唯心论尽管打架打了上千年，但是唯物论和唯心论在一个根本点上是完全一致的。在哪一点上是一致的？就是主体在对待客体的时候都采取对立的立场。
中国传统文化主流谈不到是唯物论还是唯心论。非得用唯物论哲学来框架和研究中国文化和中医学……那就是自己把自己引到一个扭曲的错误的道路上去，不可能真正理解中国文化的精髓，也不可能理解中国人说的那个“气”、那个“道”是什么。
唯物论的积极作用主要在经典力学时代。
就是文艺复兴以后到19世纪末之前的自然科学，物理学，它们比较一致。19世纪末，物理学发现，物质可以转换成能量，唯物论就难于解释。20世纪，当量子力学和相对论出现的时候，唯物论已经不能适应，因为唯物论要求纯客观的东西，它要把主体跟客体严格地分别开来，这是它的前提。可是量子力学的测不准原理表明，对微观物体的某些物理量，如位置和动量，即粒子性和波动性，不可能同时获得准确的数据，就是说，对微粒子的观察结果与认识主体采取的方法和手段密切相关。
测不准原理证明，把主体跟客体严格区别开来是不可能做到的，至少在微观世界是这样。相对论其实也是这样。相对论认识世界，特别强调主体的状态，当认识主体处于高速运动，接近光速的时候，时间就变慢，空间就变小。说明时间跟空间不是绝对客观的，它跟主体的状态有关系。所以量子力学和相对论出现以后，前苏联的唯物论哲学家们齐上阵，大批它们是唯心论的反动的错误理论。当然最后，不得不败下阵来。
后来就是遗传学说，唯物论只允许用某种物质存在作为最后的根据，来解释世界。而基因遗传学认为，遗传过程的本质是一个信息的控制过程，所以唯物论就不能接受了。
再到信息论和控制论，控制论不考虑“机器”零件是由什么物质材料构成的，它考虑的是关系。所以前苏联的哲学家和学者们也曾大力批判控制论是“反动的唯心理论”。控制论创始人维纳说：“信息就是信息，既不是物质，也不是能量。”就是说，信息具有与物质同样的独立意义。
《内经》用“气”解释生命，解释治疗，而“气”在很多情况下，就只代表一种正常或不正常的调控关系，起承载和传输信息的作用。
可见，唯物论的基本结论是有局限性的。不能认为唯物论是绝对真理，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如果坚持这个，那中医学就难于生存，就非走样不可。(待续)
作者简介
刘长林，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196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88年任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哲学和美学、中医哲学的研究。曾任中国孔子基金会副会长、学术委员会主任，现任曲阜孔子书院副院长。代表著作有《内经的哲学和中医学的方法》、《中国系统思维》、《中国象科学观》等。
本文是作者在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药发展讲坛”上作的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