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文化 记丁居士谈印公法师琐事

[邯郸居士]

记丁居士谈印公法师琐事

罗鸿涛



余与丁仲祜老居士①，相识有年矣。每星期休沐，辄往过访，畅谈古今。于印公老法师②遗事，亦时有谈及。事虽琐屑，记之亦足供后人之景仰焉。

丁居士之与印公，最初仅有书函之往返。及其晤面，已在印公发心印行《安士全书》之时。印公以丁居士经营出版业，故以估价排印事相委托。其时物价尚低，印《全书》一部，需费银币一元。及以所估价相告，印公即谓可先印五千部。丁居士骇然。以印公破衣草履，衣单萧条，不似囊有余蓄者。乃转告印局，先印一千部。其意以为即使印公不能付此数，则此一千元，由伊独立供养可耳。然不及五、六日，印公又来告，嘱增印五千部。丁居士又转告印局，增印千部。如此者不及一月，印公之印数，已达三、五万部。丁居士怪之，偶访印公于太平寺，才谈数语，有闽人之供职于海军部者，来见师，志诚顶礼。印公为之称述《安士全书》之佳妙，谓其有功于世道人心，倘肯附印，功德无量。其人连称愿意，即自怀中出支票簿，立掣票币一千元以为助。丁居士于此，始知印公感召力之伟大，乃晓然于印公之一印三、五万部，为可能之事，初非有丝毫之夸张存乎其间也。

然印公募缘之易，虽如上述。惟其为人，丝毫不苟取，尤不敢作欺因瞒果之事。故檀施之所入，一经指定作何用途，决不肯有所更易。而自身之所需，决不分文染指于其间。何以知其然？试再举一事如后以为证。

迨印书告一段落，印公将回普陀。临行前，往辞丁居士，告以归期。且请备银币二元，以作盘川。丁居士愿意供养五元，请其不必归还。印公不可，仅受二元，且言定于到寺后二、三日内，设法汇还。丁居士漫应之。及行期已届，丁居士忽有事欲与印公面商，乃赴其所乘之轮船，遍寻全船，自大菜间房舱以至统舱，未见其人。其后始于炉子间附近，发见印公，地位既极狭隘，空气又极燥热。他人皆望而以为苦，独印公取其价廉，倨处其间，夷然自得。丁居士匆匆与之商谈讫，遂离船而别。后三、五日，即接印公来函，并汇还其所借之款。印公之不苟小节，一至于此，是可称已！又观其萧然就道，舱位简陋，又乏侍从。此种作风，除弘公老律师③，与相仿佛外，渺难再见。以视今世之所谓大德长老，每一出门，前呼后拥。每一抵埠，迎者夹道。其相去真不可以道里计矣！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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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丁仲祜：即丁福保居士。
(2) 印公法师：即印光大师。
(3) 弘公律师：即弘一大师。

摘自《印光大师纪念文集》

 

[邯郸居士]

丁福保
开放分类： 佛学、国学、中医、医学家、无锡人


丁福保(1874.6.22——1952.11.28)

生平
字仲祜，别号畴隐居士，原籍江苏常州，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6月22日生于无锡。

他的祖父文炳公，曾任浙江海盐县典吏，咸丰庚申年去世。父亲承祥公，母薛氏，育有二子一女，长子宝书，精于绘事，次即福保，女名迎梅。

福保7岁入家塾就读。他自说天性甚钝，读书不上百遍不能背诵，到13岁，他的长兄为他讲解《左传》、《史记》、《汉书》、《文选》等，他每夜苦读到三更始就寝，于是学业大进。长兄与吴稚晖、陈仲英、廉南湖、裘保良等都是好友，他追随在这些人之后，饱闻雅言闳论，获益匪浅。

福保22岁入江阴南菁书院，受学于长沙王先谦，读《尔雅》、《说文解字》、《文选》、《水经注》等；并阅《四库提要》、《汉学师承记》、《读书杂志》等书，始识治学门径。遂立志搜集各种文字学之书籍，这是他以后编纂《说文诂林》的远因。23岁补无锡县学生员，于治经史之外，兼习算术、代数、几何、三角等法。光绪廿三年(1897年)丁酉，奉父母命完婚。是年8月，与长兄宝书奉父命赴南京参加乡试。时，承祥公肺病颇剧，而兄弟迫于严命又不得不行，及试毕返无锡，承祥公已先一日逝世，福保为此抱恨终天，从此不再应试。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福保25岁，任俟实学堂教习，薪水有限，年终无度岁之资，深感乏钱之苦，重读《史记·货殖传》，方知谋生之术，技艺为先。翌年，辞教习职，赴上海从新阳赵静涵先生学医，兼学日本文字。光绪三十年(1904年)，长沙张文达聘他入京，任京师大学堂译学馆算学兼生理卫生学教习，月薪规银120两。然离乡别井，非其所愿，任教二年，力请辞职，并荐人以自代。南归之日，译学馆学生及同事群至车站相送，依依不舍，可见其感人之深。是年，他偶读《释氏语录》，录其警句作座右铭，此为其接触佛教之始，以后结识佛学者杨仁山居士，始知佛教大意。

自京师南返，在上海悬壶行医。宣统元年(1909年)，赴南京督院应医科考试，得最优等内科医士证书。返回上海，除行医外，并创办了一所医学书局，刊印他自己编著的生理学、医学书籍。同时他还编著了《笔算数学》、《代数备旨》、《形学备旨》等，是我国早期的算学书。

宣统二年(1910年)，两江总督端方聘他为考察日本医学专员。他到日本考察医学设施，并入日本千田医科学校进修了一段时间，由日本返国时，采购了大批的医学书籍，携之以归。同时，他在日本购得唐慧琳撰的《一切经音义》百卷、辽希麟撰的《续一切经音义》10卷，这对于他后来编纂《说文诂林》一书大有帮助。福保返回上海，行医之外，把由日本带回的医学书翻译刊行，以传播新医学知识，他在上海创办了一个“中西医学研究会”，结合中西医界同仁，倡导医学研究。入民国后，他全家迁居上海。1914年，母亲薛太夫人病逝，继之他又大病几死，自此戒荤茹素，虔诚信佛。除行医、印书外，并广购佛学书籍，作深入的研究，他于1920年刊印的《佛学丛书》自序中说：

余自垂髫后，即喜披览典坟，为义理辞章考据之学者10余年，奔走衣食，任算学教授者6年，翻译医书，为人治病者10余年，积书至10余万卷，而于各种学问皆一知半解，未能深入其奥宓，惟涉猎之余，性喜刻书， 因成《医学丛书》、《文学丛书》、《进德丛书》，凡3部。

然蹉跎荏苒，年逾四十，而道不明，德不立，晓夜以思，为之惧且耻，茫乎未知人生究竟为何也。于是悉弃其向所为学，一心学佛，聚经万余卷，积数年之力，钻研穷究，始知内典之博大精深，非世间书籍所能比拟。

他是一个大有慧根的人，虽然年近40岁才开始信佛，然而他勇猛精进，研读经典，刻印经书以弘扬佛法，捐输钱财以救贫困；曾在无锡创设贫民教育社，首捐3千银洋以为倡导，他常捐钱给无锡图书馆，使图书馆购书供人阅读，以启发民智。

仲祜在民国初年，曾刻印佛经流通。他印经流通的方式，见于《丁氏佛学丛书》所附的启事：

先垫出资金1万元，为编译印刷各费。此举非谋利性质，故每月不提官利，须持各种佛书流通后，再将基本陆续归还，若有盈余，决不提取，即以盈余广印经典；或划出一分，为印送佛学门经书之用，论其结果，他日即以余款及经典，移交热心弘法之人……。

奉劝海内同志，或集款，或个人之款，亦可照敝处章程，开办佛经流通处，不过暂垫款项而已，垫付之资金，他日仍可归还，在已则无所捐失，在人则获法施之利，自度度人，莫妙于此，大善知识其有意于斯乎?

仲祜以弘扬佛法、流通佛经为志，惟感于佛教经典文字艰涩，于初学者不易了解。虽然历来缁素大德多有注疏解说，而古人注疏多重于判教科文，谈玄说妙，这都不是初机学佛的人所能领会的。因此，他选择了一些卷数较少的经典，依照汉儒训诂的方式，逐字逐句的解释，这种解释，没有繁琐的科文，也没有谈玄说妙的玄理，而名之曰“笺注”，使初读佛经的人容易入门。这种逐字逐句解释的方式，在今天看来，乃是一种非常繁琐，且割裂经文的“笺注”。它是在每句之后，再以一大串小字来注解，不过在当时说来，已经是相当进步的方法了。

1920年，仲祜以他已笺注脱稿的十多种佛经、学佛入门的小册子和佛学辞典，合起来命名曰《佛学丛书》，分册出版，这套书出版的因缘，见于他写的《佛学丛书自序》一文中：

吾国之有丛书，由来久矣。小戴甄录三代制度而为《礼己》，不韦收集晚周遗说而咸《吕览》，说者谓后世丛书，权舆于此……。于是流通佛经，为烦恼海中设一慈航，普度含灵，截断生死流，登彼涅盘岸，以跻之清泰之域。惟经文奥衍，非注不能明也，而古注尤为难读，非初学所能会悟，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惟有舍弃一切，发弘誓愿，编纂初学入门之书，及佛学辞典，与别为浅近之笺注焉而已。所谓浅近之笺注者，须字字考其来历，句句求其证据，既不敢空谈晃漾，游衍而无归；又不敢显分宗派，出奴而入主，仍用汉儒注经之例，以之为模范焉……。

佛经之注，过繁则阅者厌倦，未终卷而辄弃去，过简则语焉不详，不能有所发明，余力求繁简得中，欲免此二者之弊，惜有志焉而未迨耳。呜呼，法海无涯，偶尝一滴；管蠡之见，所得几何，率尔操觚，安敢遽为定本?未能自度，先欲度人，以盲引盲，人已两失，甘露不善用，而翻成毒药，是余之所大惧也，然必待自度而后度人，恐度人终无其时，此余所以毅然决然而笺注佛经者，职是故也。

福保在上海行医垂30年，于应诊之外，注经著书，他日常鸡鸣即起，开始工作，日间应诊，晚间继续于灯下工作，虽严冬盛暑，而工作不辍。在上海数十年，不大参加上海佛教团体活动，这大约与他的职业有关。他白天忙于应诊，晚间忙于著书，就没有余暇去参加各种活动了。

福保晚年不复为人治病，他在住宅之旁另筑一小楼，三间二层，名曰“诂林精舍”。精舍楼下为中厅，东为客室，西为食堂。楼上则图书满架，古今典籍咸备，生活起居皆在此精舍之中。每周之首，恒邀集亲友，谈笑为乐，晚间则以糜粥素菜待客，十余年不曾间断。吴稚晖先生亦时为座上客，抗战时期稚老入川，提倡粥会，盖即源此而来。

福保垂老注经著书不辍，他的朋友李审言在《丁氏佛学丛书序》中称：

吾友丁君仲枯，本以经生精研训诂，既而上究轩岐本经，为大医王以救世，又复为晁陈目录之学，今则谢谢绝一切，颛以笺疏佛经为业。

1952年，福保以老衰在上海逝世，享年79岁。他一生著述等身，而流传最广、最为人所称道的，则为他所编纂的《佛学大辞典》。



成就

丁福保原有国学基础，热心收集整理古籍。其中有不少善本古籍，编印了《汉魏六朝名家集初刻》、《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历代诗话》及其续编、《清诗话》等书。编辑时，“误者正之，伪者删之，阙者补之”。另有《文选类话》，历时20年始成。

民国5年起，他信奉佛教，宣扬佛学，编写了《佛学指南》、《佛学初阶》等读物，笺注了《金刚经》、《六祖坛经》等10余种佛教典籍；并参考日本出版的几种佛教辞典，编成《佛学大辞典》，于民国10年出版。早年在日本购得国内已经散佚的唐释慧琳撰《一切经音义》(100卷)和辽释希麟撰《续一切经音义》(10卷)两书，他据此编为《一切经音义汇编》，石刻重印广为流传。又选辑道教经籍100种，编成《道藏精华录》，于民国 11年出版。后又撰写《老子道德经笺注》，于民国16年印行。

1912年起，丁福保正式着手编纂《佛学大辞典》。在长达八年的时间里，他呕心沥血，为此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在《佛学大辞典》“自序一”中，他说自己为编纂这部辞典“摒弃一切，痛自淬厉”，“沉面濡首，至忘寝食”。在编纂的过程中，他参考了日本织田得能、望月信亨等人编的多种佛教辞典。至1919年，丁福保终于完成了《佛学大辞典》的编纂工作。1922年，《佛学大辞典》由上海医学书局正式出版。

这是中国第一部新式佛学辞典，此书辑录佛学词条三万余，360多万字，内容广泛，基本上囊括了佛教各种专门名词、术语、典故、典籍、专著、名僧、史迹。《佛学大辞典》对每条辞目首先注明其词性，如“名数”、“物名”、“地名”、“书名”、“人名”、“术语”、“杂语”、“譬喻”、“故事”、“仪式”、“图象”等，然后解释其词义，徵引其出处。凡一辞有多义者，则依次列出，有的亦作必要的考证。而对翻译的重要专门名词、术语、人名、佛典等，则均注出梵文或巴利文，以便检阅原书。此外，该辞典还编有详细的辞条索引，颇便检索。

丁福保还钻研《说文解字》，历时30年，汇集182种、1036卷注释和研究《说文解字》的著作，以许慎的原书次序为纲，编辑成《说文解字诂林》，具有查阅一字而各家论说齐备的功用，于民国17年出版。次年，翻造上海大通路瑞德里的旧居后，取名“诂林精舍”。后继续汇集有关《说文解字》的其他46种论述，于民国20年编印《说文解字诂林补遗》，并编写了《六书正义》、《说文钥》等数种文字学的著作。丁福保还喜爱收藏和研究古钱币，于民国27年编印《古钱大辞典》，同时出版《古泉学纲要》等著作。他整理古籍20余年，印行多种大型图书，其名声在学术文化界比医药界更为人所知晓。由于他的社会声望，曾先后在上海佛教医院、上海福幼院、世界提倡素食会、上海卫生教育社、中国医学杂志社、古钱学会等慈善机构和学术团体担任职务。

1952年11月28日，丁福保因病在上海去世，终年78岁。生前编成而未及出版的《四部总录》遗稿经其学生周云青整理后， 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医药编”、 “天文编”、“算学编”、“艺术编”4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