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神开山掌门

[三先生]

姓郑，名钦安，字寿全，1824年生于四川邛崃，师承成都名医刘芷塘，后于成都东华门街一个叫弯弯栅子(现人民东路东鹅市巷口附近)的小巷内行医。
理论上强调‘阳主阴从’，临证擅用附、姜、桂。《邛崃县志》称其为“火神派首领”。并广收门徒，著书立说，对后世影响深远。被尊为火神派的开山鼻祖。

 

[三先生]

火神派的宗师和传人

郑钦安中年设帐授徒，自然桃李众多，传人不在少数。从有限的资料中可知，入室弟子有卢铸之(1876—1963)先生，光绪十六年从师于郑钦安先生学医，“三载亲炙，有闻必录”，继承郑氏学术思想，屡起沉疴，时人尊为“卢火神”。儿子卢永定传其衣钵，在60余年实践中善用大剂附子、桂枝、生姜等品，屡起沉疴痼疾，民间亦尊为“卢火神”。卢铸之的孙子卢崇汉年青时即有“小火神”之称，现为成都中医学院教授，可谓一门三代，薪火相传。他们临证屡用大剂附子、姜桂治愈顽疾大症，口碑颇佳，2006年中国中医药出版社电子版《医林火神卢崇汉》，推介其学术思想，为当代火神派代表人物。

另有郑仲宾先生(1882-1942)，“少时师承郑钦安”，蜀中名医，亦有弟子传人。

郑钦安的学说著作传播较广，私淑、遥承火神派者更多，举其要者录之。

吴佩衡(1886——1971)，四川会理县人，云南四大名医之一。推崇郑氏学说，认为“郑钦安先生的著作是在实践中阐扬仲景医学的真理，其独到之处，能发前人所未发，我认为在治疗疾病上很有价值，可以作为中医科学化的基本材料。”解放后任云南中医学院院长，可谓桃李满门。儿子吴生元、孙子承其衣钵，现为云南中医学院附院主任医师，皆为火神派传人。

祝味菊(1884—1951)，浙江人，弱冠入蜀，从刘雨笙等研读医经，42岁移沪行医，以其擅用附子名噪沪滨，门人有陈苏生、王兆基、徐伯达、徐仲才、胡觉人等多家，竞至“遂有祝派之称”，可见影响之大。儿科名医徐小圃早年偏重于“小儿纯阳，无烦益火”的理论，用药主“清”。后因其子患“伤寒”垂危，自治不效，请祝味菊用附子等辛热药物化险为夷，乃折身向祝氏求教，亦成擅用附子大家。

吴佩衡与祝味菊二公均以擅用附子著称，人誉“吴附子”、“祝附子”，声名著于国内医坛，为近现代火神派代表人物，人皆知吴、祝二公擅用附子，却罕知郑钦安乃其学术宗师，可能与年代久近有关。

唐步祺(1917一2004)，四川名医。祖父唐蓉生以医闻于世，私淑郑钦安。唐步祺幼承庭训，研习郑氏之学，民间誉为“唐火神”。终身钻研火神派学术思想，晚年穷十五年之功撰成《郑钦安医书阐释》一书，堪称火神派代表人物，弟子远及海外。

还有范中林((1895——1989)，唐步祺早年之师，人誉“范火神”。以及补晓岚(1856一1950)，人誉“火神菩萨”，刘民叔(1897—1960)，人誉“刘附子” 等川蜀名医，贵州李彦师(人誉“李附子”)等，均善传承火神派思想，擅用附子而有较大影响。

其它还有重庆龚志贤、成都戴云波、无锡张剑秋、湘潭朱卓夫、西昌张紫衣、云南李继昌先生等，皆为当代名医，传承火神派衣钵，以擅用附子著称。限于眼界，其它未知的火神派传人，尤其民间更是不知凡几，无疑已经形成火神派之绵延不断的人才链。

回顾一下，医史上除张景岳以擅用熟地而称“张熟地”，余师愚以擅用石膏而称“余石膏”以外，象火神派这样众多医家享有“某火神”、“某附子”之誉的现象，可称绝无仅有，足证其学术观点和用药风格之鲜明，影响之深远。单从这一点上似乎可以说，其它医派都不可及。

 

[三先生]

火神派的著作：

郑钦安的《医理真传》成书于清同治八年(1869)，这是火神派的奠基之作，集中阐述了火神派的学术思想。《医法园通》成书于清同治十三年(1874)，该书羽翼《医理真传》，丰富完善了火神派的思想内涵，此二书最能代表其学术思想，也是其一生独特经验之总结。郑氏还著有《伤寒恒论》一书，对《伤寒论》作了阐释。据《全国中医图书联合目录》统计，郑钦安三种医著在1869—1940年的七十年间曾多次刊印，共有30种版本流传于世。在清末，刊行版本种类之多，刊行频率如此之高，除了经典医籍和以普及医学为特点的陈修园著作外，能如此流行和传播的医书，实不多见。

1962年云南中医学院在吴佩衡主持下将《医理真传》和《医法园通》作为教学参考资料翻印；1987年、1990年四川巴蜀书社先后校点出版《医理真传阐释》和《医法园通阐释》(唐步祺)； 1993年，中国中医药出版社校点刊行《医理真传》和《医法园通》(余永敏校)；1994年北京古籍出版社影印发行上述两书；1996年四川巴蜀书社出版《郑钦安医书阐释》(唐步祺)，含郑氏所著三本著作。以上各个版本，均曾多次再版印刷发行，读者众多，火神派学术思想可谓薪火不断。

其它火神派传人的著作主要有：祝味菊：《伤寒质难》、《祝味菊医案选》等；吴佩衡：《麻疹发微》、《伤寒论新注》、《吴佩衡医案》等；卢铸之：《郑钦安先生医书集注》、《卢氏医学心法》、《卢氏临证实验录》等；刘民叔：《素问痿论释难》、《华阳医说》、《鲁楼医案》等；范中林：《范中林六经辨证医案选》等等，这些都是研究火神派学术思想的重要资料。

 

[三先生]

形成的渊源

理论渊源：
历史上，各家医派虽然都有自己的一家学说，但是在理论上有继承，有发展，则是各家学派的共同特点。任何医学流派的形成都是继承经典医籍和前辈医家经验的结果。可以说，每个医学流派都有其学术渊源，都可在前辈医家著作中整理出其思想脉络来。比如金元四大家虽然各树一帜，但都学有所本，均以《内经》为宗，并吸收前辈或同时代医家的学术思想，抓住某一个或某一方面的研究课题如脏腑病机、“六气皆从火化”等深入钻研，并有所创新而独树一帜，成为独具特色的医学流派。
火神派也不例外，总体分析，火神派脱胎于伤寒派，又吸取了温补派的理论精髓，结合自己的多年实践，进而发展为独立的学术流派一一火神派。
郑饮安早年师从于名医刘芷塘，尽得其传，刘氏“指示《黄帝内经》、《周易》太极、仲景立方立法之旨。余沉潜于斯二十余载，始知人身阴阳合一之道，仲景立方垂法之义”，“ 所览医书七十余种”。可以看出，郑氏穷二十余年之精力，探索《周易》、《内经》、《伤寒》三书的精髓，始知“人身阴阳合一之道，仲景立法垂方之义”。故其学术思想之基础，上溯《周易》、《内经》，中得《伤寒》心法，下览历代医家著述而兼采其长，从而奠定了深厚的理论功底，于《伤寒论》研究尤深，著述了《伤寒恒论》，成为其理论的根基，进而提出自己的一系列学术主张，他在《医法圆通》序中说，自已“不揣鄙陋，采取杂症数十条，辨明内外，判以阴阳，经方、时方皆纳于内，俾学者易于进步，有户可入，虽非万举万当，亦可为医林之一助云尔”，其著书立说之心昭然明示矣。所谓“可为医林之一助”者，一种医学见解之意也，志在“俾学者易于进步，有户可入”也，其创立火神派学术思想之心了然可知矣。
除了《伤寒论》，对其影响最大的恐怕就是温补学派了。以薛已、张景岳为代表的温补学派继承了易水学派的脏腑病机学说，既重视脾胃以治疗内伤杂病，又深入探讨了肾命学说，从真阴元阳两个方面阐述了人体阴阳平衡的机制及其重要意义，提出注重阳气的学术见解，对后世医家产生积极的影响，追随者甚多，郑钦安及火神派的传人显然从中吸取了很多精华，尤其是重视阳气的观点，为自己著书立说奠定了基础。
时代因素：
一个医学流派的产生，离不开时代背景。各家医派的学术主张都是根据当时的社会环境、医界的现状和时弊，为了补偏救弊而提出的，历览各个医学流派产生的背景，都能证明这一点。学术争鸣从来就是摧生医学流派的有力因素，火神派同样是在批判世俗时弊的情势下产生的。
清初，温病学说逐渐兴起，乾隆以后，叶天士更将温病学发展至鼎盛阶段，《清史稿》载：“大江南北言医者，辄以(叶)桂为宗，百余年来，私淑者众。”时人称：“近来习医者，案头无不置一叶氏医案”，谢谢观也认为，“有清中叶，医家于温热治法最所殚心”，以至用药多以寒凉轻灵为风气，相延日久，则形成一种倾向，不求经旨，拘守成法，脱离辨证，出现崇尚阴柔，恣用寒凉的流弊，所谓“时方派”、“轻灵派”成为一种时尚，所用之药大都是豆豉、薄荷、桑叶、菊花、银花、连翘、丝瓜络之类所谓轻灵之品，给医界带来相当不良的影响。《吴医汇讲》杨存耕即指出：“近来风气，畏温热而喜寒凉，每见元虚、湿温、风湿等症，舌白渴不欲饮者，亦有用犀角、地黄、竹叶、石膏辈，病本在气分，或反引入血分，或胃败不纳，呃逆泄泻，轻病重，重病死，深为扼腕。”加上长期以来积淀的喜补畏攻、喜轻避重、只议药不议病的庸俗医风之流行，导致了象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所批判的那样,“古之时庸医杀人，今之时庸医不杀人亦不活人，使其人在不死不活之间，其病日深，而卒至于死”。
为了扭转时弊，郑氏从推重阳气的观点出发，反复批驳了“畏温热而喜寒凉”的倾向及对附子等辛热药物的偏见：“目前，世人畏附子、干姜，不啻砒毒，即有当服附子，而亦不肯服者，不胜屈指矣。嗟呼!阴阳不明，医门坏极。喜清凉而恶辛温，无怪乎阴盛阳衰矣。”052“只因世风日下，不究病之阴阳，专究方药之平稳。不知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多死焉。火猛烈，民望而畏之，鲜死焉。总之，水能生人，亦能死人；火能生人，亦能死人。” “昧者不明阴阳底蕴，畏姜附视若砒霜，不敢轻用，病家亦不敢轻服，相沿成风，牢不可破。犹其不知姜附乃少阴主药，仲景用之以扶少火而生气者也。”
“最可怪者，近之病家好贵恶贱，……甘死于参、芪、归、地之流，怕亡于姜、附、硝、黄之辈。此皆医门不幸，亦当世之通弊也。”
就在这种与时俗流弊辨争的情势下，郑钦安著书立说，以《医理真传》和《医法园通》两书应世，大张旗鼓推出了火神派的学术主张，以“为医林之一助”，成为“火神派首领”。
顺便提一下，郑钦安能够创立并推行火神派，与其设帐授徒有一定关系，正是这一点，为传播其学创造了有利基础。相对于其它学派而言，这一点比较特殊。众所周知，一种新学说提出以后，并不一定就形成学派，独木不成林，一人不成派。所谓“派”，需要一定人数作基础，得到一帮人的支持、附和，试看各家学派都是由师徒传授、师承教育而形成的。虽然不排除私淑和遥承之辈，毕竟不如亲炙者。郑钦安中年设帐授徒，传授其学，显然具备了这一特殊优势。所谓设帐授徒，相当于办了一个学习班、培训班，人数当有一定规模。考金元四大家中尚无设帐授徒之例，仅是传统的师徒传授，师长传带，人数有限。与设帐授徒比较，人员规模显然有多寡之别。郑钦安作为师长，在培训班中处于核心地位，由他提出火神派学说，众多弟子接受并奉行之，传承下去，自然形成以他为“首领”的新的医学流派。作者推测，其《医理真传》、《医法园通》二书即是授课教材，观其书中体例，似乎可以看出这一点。再看两书题款，除署名“郑钦安著”以外，尚署有“同门某某、某某……同校”款式，显然是师生合作的成果。
地域因素：
任何一个学派的产生，都与医家所处的地理环境、气候特点有着一定的关联，例如，温病学派产生于江浙地带，显然与该地气候偏于湿热，温病高发有关。火神派诞生于四川亦非偶然，著名医家谢谢利恒先生早已认识到这一点，他在《中国医学源流论》中指出：“吾国地大物博，跨有寒温热三带，……是以水土气候，人民体质各地不同，而全国医家之用药，遂亦各适其宜，而多殊异。即以长江流域论，四川人以附子为常食品，医家用乌附动辄数两，麻黄柴胡动辄数钱，江南人见之，未免咋舌，然在川地则绝少伤阴劫津之弊者，则以长江上游由青海西康雪山中急流入川，寒性正盛，川人饮此寒水，故用乌附热药适得其平，解表亦非多量麻柴无能为力。”

谢谢氏所谓“四川人以附子为常食品”，我们可以找到很多资料佐证。已故四川藉名医何绍奇先生(1945一2005)曾回忆说：“(四川)江油为附子之乡，至今街上还设店卖附子，1包1公斤，色如冰糖，谓是上品，用以馈赠亲友。我小时候身体弱，尿床，每到冬至，几乎家家户户都用附子炖狗肉。这时，父亲就带我去他朋友家喝狗肉附子汤。在我印象里，附子的味道和土豆差不多，久煮之后，嚼着面面的，大概1碗4~5片，约1两左右。一次，我在上海拜访姜春华先生，他问我：你们四川人拿附子当菜吃，是真的么？我说我就吃过，姜老为之咋舌。”
著名学者南怀谨先生抗战时期的一段奇遇也很有趣：“抗战时到达四川后，遇见了一位有名的中医，外号叫‘火神爷’。这位火神爷家中常年不断地煮着一大锅附子汤，谁都可以喝上一碗。对于这一桩医案，我内心常感不解。到了峨眉山，才因庙中僧人喝附子汤而有所契悟。原来峨眉山中峰大坪寺的开山祖师，当年初建山上寺庙时，受过许多困苦，在他饥寒交迫时，常在山中采集乌头来吃，乌头也就是附子。后来山上众僧相沿成习，每年规定一日，全体僧人停食，只喝附子汤，以纪念开山祖师的艰苦奋斗。
当大家喝附子汤的这日子来临时，附子早已入锅煮一昼夜又多了。所以大家年年都喝附子汤，但也没有死过一个人。于是我才恍然大悟：经过久煮的附子，可能毒性早已挥发殆尽，剩下的是增加热能的成分。难怪火神爷家的附子汤大锅，也是日夜不停地在沸腾着”(南怀谨《道家·密宗与东方神秘学》，北京燕山出版社，1992年3月版)。
由是可知，四川人真是视附子为“常食品”，“啖附子如芋栗”。在这种饮食习俗中，难怪何绍奇先生说“善用附子者莫过于四川医生”，“ 医家用乌附动辄数两”了。火神派的宗师郑钦安，诸多传人吴佩衡、唐步祺、范中林、卢崇汉等均出自四川自是情理中事。另一传人祝味菊虽系浙江人，但弱冠入川，拜蜀中名医刘雨笙等3人为师，数年学成，且在四川度过了17年光景，入境随俗，自然形成擅用附子的用药风格。1926年为避“川乱”迁居上海，名扬沪上，因此祝氏亦可视为“川医”。同样由于地域原因，与四川比邻，气候特点相似的云南、贵州两省，亦多火神派医家，擅用附子，自是顺理成章。
需要提请注意的是，地域因素虽是火神派产生的一个原因，但是绝不能成为限制火神派理论传播全国的理由。地域虽然不同，医理却是一致。况且有是病用是药，地域绝不可能成为限制一家学说传播的口实，这一点应该是常识。纵观医史，各个学派、各家学说，从未因为地域因素而受诞生地的限制，无论产生于江浙地带的温病学说，还是诞生于中原的伤寒派，至今不是仍在全国通行吗？还有一个著名的事例可资证明：祝味菊先生虽系浙江人，但弱冠入川，学得火神派理论后，东赴上海，以擅用附子大行其道，竞有“祝派之称”。他既未因身属浙江藉而反对火神派，亦未因行医沪上而对使用附子有所收敛。当然，这与因地制宜的辨证精神并不相背，这一点无庸赘言。

 

[三先生]

历代医家的影响：
火神派以擅用附子为突出特点，但郑钦安绝非最早擅用附子的医家，历代前贤中擅用附子者为数不在少数。正是这些医家应用附子的长期经验积累，才影响和启发了火神派的诞生。医圣张仲景可谓善用附子第一人，我们另外再论。其它擅用附子者引述如下：
宋代石藏用：《泊宅编》记载：“蜀人石藏用以医术游都城，其名甚著。余杭人陈承亦以医显。然石好用暖药，陈好用凉药，……皆有称于一时。俗语云：‘藏用檐头三斗火，陈承箧里一盘冰’”。陆游《老学庵笔记》亦有记载：藏用“名用之，高医也。尝言今人禀赋怯弱，故按古方用药，多不能愈病。非独人也，金石草木之药，亦比古人弱。非倍用之，不能取效。故藏用以喜用热药得谤，群医至而为谣言曰：‘藏用檐头三斗火’。”
明代严观：严观，“仁和人，其治病也，不拘古方，颇有胆略。有‘严附子’ 之称，以其善用姜汁制附子也。”“或难之曰：附子性热，当以童便制，奈何复益以姜？严曰：附子性大热而有毒，用之取其性悍，而行药甚速，若制以童便则缓矣，缓则非其治也。今佐以生姜之辛而去其毒，不尤见其妙乎，是以用获奇效” (《浙江通志》)。 。
明代吴球：生活于16世纪上半叶，字茭山，浙江括苍人，曾为御医，善用附子，人称“吴附子”。著有《诸证辨疑》，《活人心统》，今存抄本，李时珍《本草纲目》间引其论。《名医类案》和《名医续案》中均载其投用附子验案，颇具功力，常医莫及，援引如下：
一富室患中寒阴证，名医盈座。最后延吴御医至，诊之曰：非附子莫救，但忘携来。令人急至药铺购之，拣极重者三枚，生切为一剂，计重三两投之。众医吐舌，私自减其半量，以一两半为剂进之，病遂已。吴复诊曰：为何减吾药量？吾投三枚，将令其活三年也，今止活一年半耳。后年余果病发而卒。《名医类案.卷一》(《太医案赏析》)按：生用附子，出手就是3两，并期以除断病根，真擅用附子者也。
另：有菅姓妇患目眶红肿溃烂，数年愈甚，百计治之不能疗，目亦近盲。御医吴球诊之曰：“吾得之矣。”为投大热之剂数服，其病如失，目亦复明。问之，曰：此女人进凉药多矣，用大热剂，则凝血复散，前药皆得奏功(《名医续案》)。按：“十问歌”：“再兼服药参机变”，提示诊病需参考先前用药，以供辨证参考。此病“红肿溃烂”，前医势必多用凉药。然其“不能疗”，当“反佐以取之”，故用大热之剂(揣摩当是附子)收效。此等眼界，颇见吴球功力。
以上石藏用是蜀人，而严观和吴球均是浙江人，并非四川人。单凭这点，可见地域因素并非摧生医学流派的必然条件，更不可能阻碍其向外传播。
其它擅用附子的医家肯定还有，限于眼界无法顾及。由于上述医家未能传下医著，无法窥其学术思想，但其千百年来的经验积淀和传播，无疑会对火神火神派不如伤寒派、金元四大家那样影响广泛，医林中很多人甚至不知道它，当然这与其诞生时间较晚有关。郑钦安1911年辞世，至今不足百年，从《医理真传》1869年出版算起，至今亦不过130多年，因此有人称，火神派是“传统国医中最年轻的一个流派”。这里不说伤寒派，即金元四大家至今亦有七八百年的历史了，与这些古代学派相比，火神派从时间的积淀上恐怕就无法相比，影响与传播自然不如上述医派了。但是百余年来继承火神派之学者却薪火不断，至今未衰，且有逐渐兴旺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