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劝学篇

[杏林一脉]

中医劝学篇
——补证“学中医‘难’”
此篇立论之动因，不在医学该学否，中医该学否？医学之于人类，之于个人，其重要性无须赘言；中医之于人类，之于民族，之于自身，之于子孙，其重要性业已阐明。政府基于人命关天，不得不管制行医以牟利。但任何人无权剥夺你和家人学医(专业或业余)以“事亲济人”、“救死扶伤”及自尝百草以自救的神圣权利。且“物以稀为贵”。世上“纯(专精)中医”愈少，其身价愈高。当政者若果真“以民为本”，终究要给予承认。至少，个人或家庭安排一人学医，尽量多懂得一些医学知识，全家人的健康寿夭就不致于不得不托付于人间鬼魅与天地神灵。但此处劝学，全因中医难学，令人望而却步，以致苦学深研的人越来越少。
国内外普遍反映“学中医——难”。我联系自己学习中医尤其初学时的切身感受，对此深表赞同，可惜叫“难”者甚众，证“难”者寡。故本书在此辟专节给以补充论证。尤其是少数学者提出了“难”的观点，却不作深入考察论证，便匆匆忙忙作出一些似是而非，误己误人的结论，这就使得对“学中医‘难’”加以补证尤有必要。
(1)“难学”之最？
一点不错，中医确实难学。在现有的科学门类之中，是否是难学之“最”？这个命题仅是根据种种反映和迹象提出的假设。我本身缺乏博学多科的广博知识，没有比较，不敢作为定论提出，且留待“中西兼通”和“博学多才”的学者审定，然而无论如何，中医难学是肯定的。在难学的程度上，也还不仅仅限于“开头难”、“入门难”这种一般性的难度，而且存在着自始至终的“难”。入得中医门来，非得活到老学到老，活到老干到老，活到老“创造”到老不可，乍一想来，真是“难”到使人不寒而傈，足以令人望而却步。可是对于不信邪，不畏难的人来说，“难”到后来，反而劲头越足，越“难”反而越不觉其“难”——也许这是对“难”产生了一定的“耐受性”的缘故——人生来就有相当的“耐受性”潜力。谁如果畏难，图舒适，轻松，省事，幻想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把本来难学的中医学到手，就能执一方而能治百病，甚至以为不必深钻中医理论就能执中医一科而驾驭百科，那他是完完全全想错了！
(2)“难”从何来？
中医之所以难学，是因为：
中医学研究对象——“人”过于“灵活”。病人千差万别，病情千变万化，导致中医体系高级复杂，中医理论繁复错综，中医治法灵活多变，中医表达艰深古奥；又密切联系临床，以致离开临床实践简直无法理解，无法掌握。
南北朝萧纲当皇帝不行，对医学颇有见地。其《劝医论》云：“天地之中，惟人最灵，人之所重，莫过于命。……况医之为道，九部之诊甚精，百药之品难究，察色辨声，其功甚秘，秋辛夏苦，几微难识。”
可见，“难”是必然的，若应难反不难，便失去存在与钻研价值。果欲真心学中医者，就得硬着头皮，耐着性子，甚至还得“削尖脑袋”，一字字啃，一句句钻，一条条记，一篇篇融，尤其还得一病病看，一证证辨，一方一药体察，一案一例记录与总结成败。会学的，他还要努力创造条件，一师一师去参，一点一滴去套(那“祖传秘方”，高师“绝招”，不削尖脑袋，恭恭敬敬，狠下功夫去“套”，是很难轻易得到的)。非如此这般地积几十年乃至几代功力与经验难有大成。舍此别无良法捷径。
学中医的“超级”难度从何而来？刘亚光明确提到：“中医的理论与现代青年的知识结构不相适应。现代青年的知识结构中，现代科学知识占相当的比例。中医理论对于青年学生来说，就显得枯燥无味，晦涩难懂了。”
著名科学家钱学森也注意到：“现在高中毕业的学生到中医学院后，读到中医的经典著作是很困难的，不要说语言文字的问题，整个思路都对不上号。”
中国的青年学生如此，国外转攻中医的洋学者更是如此。这不能不说是学中医难的一大原因。但是对于这种学习中前后的两种知识结构不相适应(互不相容)的情况应该采取什么态度？是积极改变学前知识结构，放弃先入之见，还是消极改变被学对象而使之适应学前非(反)中医知识结构？后一种消极办法是否能把中医学到手，培养出中医继承人而使中医得到弘扬？不言自明。但不少自称“学者”“专家”的人竟连这点最普通、最起码的常识都不懂。
李惠治讲得好：“人们对于自己不懂的东西要么推崇备至，要么贬得一钱不值。这都不是科学的态度。为要了解一门学问，首先就要学习它的语言，就象不懂计算机语言的人无法理解计算机一样，不懂中医的语言又怎能真正掌握它呢？因此，一切想要研究中国医学精糟与发展前途的人，务必先掌握中医的基本理论，而后则不难认识其价值。”
李氏进一步提出了横在当代青年中医面前的一个“根本问题”：“历史上，在人们没有接受过现代自然科学教育的情况下，中医的语言就是时代的语言，是后学者接受的唯一的思想方法与符号信息。但当代的年轻人已然接受了12年的现代自然科学教育，头脑中所有的符号信息与思维方式都是‘当代’的。突然的转变，两种思维方法、符号信息所产生的矛盾是古之学者所未遇到的，也正是这一代青年中医所面临的根本问题。”
这就要求所有真心想学中医而又已经具有现代“实体论”思维方式的人，必须首先放弃先入之见，就象跟着气功师练习气功首先必须“入静”——排除杂念一样，把原有的思想方法抛开。不但要专注于中医教材和一些入门书籍，而且要阅读原著。我们这一代走了弯路的青年中医还得重新补上这一课，从头学起。尽管这是难于转变的，但确是作为一名中医不可或缺的。只有这样才能彻底排除近世他人的曲解和干扰、乃至非理性的恣意否定和篡改。
前面我们提到过“思维负迁移”对中医临床思维的严重干扰问题。根据这一最新认识理论，已具西医和现代科技头脑者想涉足中医，首先就得“换脑筋”。否则绝难领会和学得真谛。许多“西学中”同志费了很大功夫没能把中医学到手，关键就是这一关没过好。他们时时处处总在那里用西医观点框套中医，这是永远也套不进的。这些同志学中医可谓难上加难。惟其难学，方愈显其可贵。学科学岂可犯难么？曷能为了易学而不惜把中医学改得面目全非？
诠释、翻译可以减少难度，但有其局限性。它固然可以帮助入门，却不能真切反映原著。大凡治学以严者，决不满足诠释翻译而必读原著，以免遗漏错讹。
我手头一时找不到能够直接说明单靠诠释或翻译进行中医学习远远不够的典型例证，姑且让我借助李约瑟对译本的科学态度予以说明：
对于任何一个只能完全依靠译本的人来说，要完成本书(指《中国科学技术史》——何注)这样的工作，是绝对不可能的。这不仅因为大量必要的材料还从来没有译成任何西方文字，而且也因为最可信的汉学家中还有许多人在使用科学技术名词方面非常随便，即使他们懂得这些名词，也常常这样。可以举出一些具体例子来着重说明这一点。
在唯一完整的《墨子》译本中，有一段讲到纺织技术。西方译本的译文是：“妇女们从事各种色彩的刺绣，男人们则纺织带有镶边花纹的织物。”……发明手工提花职布机的年代在技术史上是非常重要的。假使根据这一译文的字面意义来看，就很容易错误地把这种机器的发明年代放在公元前四世纪，而不是正确地放在公元前一世纪。可是再看一下原文，便知道它根本没有提到织带有花纹的图案；原来，男人们做的手工为“刻镂”，按字义是“割和刻”。这无疑是指“刻丝”，指的是一种将各种颜色的丝线缝入已经织成的织物而织成的织锦。实际上，这里根本没有涉及手工提花织布机。
又如《论衡》一书。这是王充在公元83年左右所写的非常重要的科学著作。其中提到酒。译文是这样的：“酒从煮过的谷物中蒸馏出来。”可是原书用的动词是酿。酿是发酵，并不是蒸馏。译文中还有许多地方也有同样的情况。假使信赖这位确是很有成就的著名汉学家的译文(或是懒于花气力攻读原文、查核原著——何加)，便会使人错误地相信，中国人早在公元一世纪就懂得用蒸馏法从酒中提取含酒精成分很高的烈酒。这一错误是达吉恩在五十多年以前指出的。达吉恩是一位研究医学的人，并不是重要的汉学家。可是他懂得发酵和蒸馏的区别。……当译者们遇到的不是实际事物，而是比较广泛的概念时，往往很容易将完全是西方的概念放入中国人的著作中。在关于原子、自然法则和类似概念(原注另录于下——何按)的论述中，可以发现许多这类例子。相反地，也有人倾向于不把象“道”这类中国所特有的术语翻译过来，只是在第一次出现时尽力加以解释，以后便把它音译出来。这种做法是很有道理的。
何按：在上段文字中有一段“原注”，实际提出了将中国古文译成外文的一般原则。这些原则是建立在他自己的科学翻译实践基础上的。从这里可以看出翻译的严肃性。因此我们将它作为本书正文录入，以备将来有志中医经典著作翻译的同志参考——这是中医走向世界的一项重要工作。
原注：“真正伟大的汉学家们都很清楚，对于著作的主题必须具有实际的与专业的学识。在夏德的自传中，我们可以看到下面一段：翻译一章古罗马史学家李准的著作，一般只要懂得语法，借助于字典，便无困难了。可是，翻译一篇中国古文则不然，往往远非把字句搬译过来的问题。就欧洲学者来说，他应先掌握背景知识，即不仅仅是单纯的照抄照译，而且还应查考。只有弄清原话的来龙去脉，译文方能不失真意。因此，当文中涉及技术问题时，即使很有造诣的语言学家也要博览群书(恐怕有时还得亲身参加专业实践——何加)，才能胜任愉快。
也许有人会提出疑问：既然这样，为什么在这本书里没有把汉字全部删去呢？我认为在这样一本书里是绝对不能没有汉字的，因为汉字的同音字极多。任何一位懂得中文的人，如果只看到汉字的音译或拉丁拼音而没有看到原字，便会感到非常难懂，而且这样的著作便很难用作研究的工具。况且拉丁拼音的方法很多，人们往往各执一说而争论不休。同时，没有一种拉丁拼音能精确地表达出汉字发音中的许多细微的区别，因而至今还没有一种能为大家普遍接受的方法。……
我特别希望目前正在学习中文和其他亚洲语言的青年学者当中有人已具有或将具有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和经验。这样，本书就可能会鼓励他们对这一引人入胜的边缘领域进行深入的探索。因此，如果由于本书只用拉丁拼音而没有汉字，使他们受到涵义不准确甚至混乱之害，那将是不可饶恕的。”
我想读者和我一样，会从上述引文中不但感知李约瑟先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中所花的时间和精力、所下的精深功夫，而且会感触到一位伟大科学家的良心和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医学和生命相关连，稍有不慎就会由救人变成杀人。因此责任感尤其重要。大家一定不会忘记，我在本书篇首专题举荐的“一个特别值得珍视的科学论断”，就正是和这种辛勤的劳作、精深的功夫、严谨的态度、科学家的良知、强烈的历史责任感等等联系在一起的。那可真是一个分文不取的无价之宝啊！
相形之下，那种随心所欲地阉割中医学灵魂，不负责任地信口雌黄的观点、主张和做法，难道不应该受到严厉谴责并迫使其彻底放弃吗？
上面的材料可谓是有关中文译外的翻译问题的专题笔谈。按理应当放到本章第二节“6、翻译问题至关重要”一段中。笔者之所以坚持放在这里，是因为还没有见到有人把中文特别是古文翻译的难度揭示得如此淋漓尽致、入木三分。而与这个难度形影不离的，还伴随着一个中文(含古文)译作的“可信度”的倩影。显而易见，汉语翻译的难度与可信度双双和洋人学中医的“超级”难度紧紧联系在一起。
在李约瑟看来，翻译不当也会造成“涵义不准确甚至混乱之害”因而“不可饶恕”。可是国内某些学者却撇开翻译，力主“采用现代科学语言表达”。这固然一举免却了李约瑟罗列的种种令人头疼的困难和麻烦，然而中医学是否因此就变得易学了呢？否！例如“经络”，不少人想用“神经”“血管”“淋巴”等等现代科医学语言表达，用现代解剖和声光电强相比附，甚至改用“凤汉管、凤汉液、凤汉小体”(朝鲜金凤汉教授杜撰)取而代之。结果把经络概念弄得更糊涂、更不可捉摸、不可理解，因而最终只能给以彻底否定。然而只须追根溯源(追踪原始文献)并紧密结合医学临床，经络及其穴位便成为看得见、摸得着、用得上、讲得出，且疗效极为可观又极少副作用的活生生的中医学特有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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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举我亲手取效的针灸典型验案2则为例：

一、
1、中脘止痛案。1982年9月，我在母校附属医院病房实习。本院某教工之妹，36岁，工人，因胃痛住院。中医经治医师所做西医诊断：浅表性胃炎。是日晚8时胃痛发作，干呕，呻吟不止，大汗淋漓，翻滚于床。日间服中药汤剂无效(方不对证)；继服西药，疼痛呕吐反剧。师意候其疼痛自行缓解，不拟再下药。我想此刻针灸正可派上用场，遂征得带教老师同意，取二寸半银针一枚，寻中脘穴进针一寸半，捻转提插不过5分钟，疼痛迅止。其姐在旁不信，逼问其妹：“真不痛还是假不痛？”连问三声，所答归一。患者自行下床走动，全病室医患愕然。我初出茅庐，旗开获胜，难免得意之感。始得亲验针灸之神效，察知“中脘”穴并不玄乎，千真万确“客观存在”。所谓的“科学家”不承认，我有足够的证据和理由怀疑这样的“科学家”至少在中医专业上根本不懂科学。

2、针通癃闭案。1986年4月26日，湖南桃源县农妇张XX
42岁，患子宫肌瘤住本院妇科病房，住院号1506。行子宫肌瘤切除术后出现尿潴留，经西医西药反复治疗一周无效，每日须插留置导尿管，拔管即尿闭。5月13日经治西医师邀我会诊。察患者拔除导尿管半日，频上厕所但点滴难出，心烦气躁，坐卧不宁，痛苦莫可言状；面色苍白，大腹膨隆及于心下，如妊娠八月状。诊为术后正气受戕、气血亏虚、膀胱气滞、小水不行，以致正虚邪实之证。采用补法。穴取双侧三阴交、阴陵泉(均属脾经)，嘱患者仰卧于手术床上，请经治妇科医师针左侧，我针右侧，双侧同时进针。约进针一寸半得气，紧按慢提、捻转。15分钟后奇迹出现：小溲由点滴渐成细线，而后倾泻而出，腹胀顿消。加服中药2帖，以资巩固。次日恩师刘炳凡来常德讲学；我听完报告急忙去查房，察知患者当晚擅自将两帖药吃掉，今晨已痊愈出院。庆幸未发生不良反应。半年后因感冒来院，告知出院后无复发。患者因在当地住院时亲见邻床一70岁老妪吊盐水，小便不出为尿憋死，心怀感激。此后每来此地，有病无病必来诊室看望。

上两案乃一普通中医(实习)医生所得，并非针灸专家所为。在我——一个初涉临床者为“奇迹”，在中国实属寻常，为当今中医杂志所不屑刊登者(院内论文交流获奖金3元，我与妇科医师各分得一元五角)。

上2案足以证明，传统经络客观存在，其神奇疗效客观存在，不容否认，根本无须现代科学及声光电热磁核证明。只要认真去学，并不象某些“权威”渲染的那样，玄乎到深不可测的地步。

经络难学，阴阳更难理解。
日本家本诚一深刻提到中医阴阳难以掌握的问题。他说：“阴阳五行学说是中国医学的核心理论和重要支柱，如不正确掌握这一学说，就难以确切地研究中国医学。但在研究中国医学时，人们却常感到这种学说难以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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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阳学说之所以难以理解，大致有如下几个原因：

第一，阴阳学说的多义性，从天地自然到人事社会，都可以用阴阳来说明，寓意过于广泛；

第二，在叙述医学方面的阴阳时，往往掺入易经、宋代理学的哲学内容，致使医学中的阴阳概念发生混淆；

第三，唐代以后，根据《素问》运气七篇，将阴阳五行学说用于说明宇宙变化。这种说法的流行，使阴阳学说的原来含义隐晦不明；

第四，既往讨论阴阳学说主要根据《伤寒论》的资料，范围狭窄，不能反映整个中国古代医学。

何按：只有学习、研究得相当广泛而深入，才有可能提出上述“难以理解的原因”。笔者阅历有限，但在学医范围内却有如下体会：若从书本到理论再到书本，则难于理解；若改从书本到临床再到理论，则难点往往迎刃而解。跟师学习即有助于此。总之一句话，中医理论若脱离了临床，则简直无法理解，可谓玄而又玄；若紧密结合之，则如恽铁樵所说，近情着理人人可解，非艰深难晓不可思议。

如果我们嫌阴阳概念过于广泛、复杂和不确定、不严格，而对其固有的广泛性、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多义性等加以剪除，代之以所谓“CAMP、CGMP”，那么我们学到的就不再是中医的阴阳，我们就永远也没法把中医学到手。至于资料不足、范围狭窄，那么除了扩大范围、尽力搜求之外，别无选择。学任何科学均非易事。各门学科都有其自身特有的规律，不以人们的主观意愿为转移。有人为了便于学习，提出用“唯象中医学”取代传统中医学的主张。试问核物理就那么好学吗？是否可以首先造出“唯象核物理”之类取而代之，以便我们毫不费力地学到呢？显然不能。

数学同样如此。记得中学时代曾读到一本《趣味数学》。作者花了不少心血，确也提高了我们学数学的兴趣。但它并没有也不可能帮助读者轻而易举地登上数学家的宝座。尤其令人遗憾的是，数学科学并没有因之变成易学易懂的“趣味”科学。和趣味数学完全一样，中医药学也不乏趣闻轶事。它当然也可以帮助我们提高兴致，但同样不能代替对整个中医学的艰苦学习。对于任何科学门类，想学，就得老老实实。既不能知难而退，也不能投机取巧，更不能削足适履——让科学向着外行易学的方向发展或转换。

洋人学中医须花出比国人大数倍的气力，不但要学现代汉语，还要攻读古汉语，却未见有人提出要把中医学改换成“唯象”之类的，倒有不少万里迢迢径来中国求教。满晰博断言：采用西医术语解释中医，是在抛弃和毁灭中医。这样做，表面上把中医变得直观、具体、易懂，实际抛弃了中医核心与精华，抛弃了中医赖以独立存在的特色。除外欺世盗名混吃斋饭，何用之有？科学没有坦途。惟有在崎岖小路上勇于攀登者方能抵达光辉顶点。

中医学难固然主要源于中医本身的难学难精，也与研习者主观上的畏难情绪密切相关。而这种学习中医的畏难情绪，不但与不明了“东方语言是否优秀而值得一学”有关，还与“中医理论是否确有价值而值得一攻”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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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难而上
泽泻氏“汉方医学管见”一文反映出日本部分汉方医的“希望”，表明他们已经从实践中感受到中医经典的价值并打算迎难而上，逐步攻克这个堡垒：“汉方医希望从《素问》、《灵枢》、《伤寒论》、《金匦要略》进行学习。而且为了正确地掌握这些理论，总是想深入地研究这些学说。虽然这些都是古典学说，可是在疾病的理解上其观察非常切合实际，并且因为在实际治疗中非常有效，故对这些难得的宝贵理论总是很崇拜的。如果中国的医学只不过是单纯抽象的思辩理论，而没有实际的医疗实用价值，这样的医学经过悠久的历史一直存在到今天，这是不可能的。比起抽象的理论来说，实际疾病的治疗才是一般大众更为关心的事情。如果在中国的古代所形成(而又为后世千百代所补充映证——何加)的理论不能治疗疾病，那么这样的医学是不能经历数千年而延续至今的，早该被民众抛弃而消失了。”

1、 跟师学习，学医攻文
日本汉方界的下述动向反映出日本对中医学的强烈求知欲。他们对柯雪帆撰写的《医林掇英》为什么特别感兴趣？这是因为汉方医学虽然源于中医，但主要是从中医文献中吸取营养，缺少跟师的实践。单从书本上学，中医的很多东西是学不到的。柯氏医学小说艺术地再现了中医临床诊疗过程，使日本同道大开眼界，学到了从其它中医文献中学不到的东西；犹如跟在一位名老中医身后，亲历目睹中医药的诊疗过程和卓越疗效，并形象具体地接触了中医的一些高深理论。所以他们就要情不自禁拍手叫好了。
柯氏小说艺术的再现了中医临床辨证论治诊疗过程，也再现了青年中医跟师的学习过程。这对于国内的中医新人，无疑也是“雪中送炭”。
经验表明，跟师学习，是缓解中医学难的重要途径之一。另一个重要途径，即“学医攻文”。

2、 中医大家的成功经验
刘伯阜撰文总结了中国医学史上“学医攻文”不畏难而成中医大家的成功经验。他写道：
俗语说：“秀才学医，笼中捉鸡。”朱丹溪、王肯堂和何书田都是大家所熟悉的医家。他们无论在医学理论上还是在医疗技术上都为祖国医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这三位医家所取得的成就，并不是他们聪颖过人或自幼习医的结果，而是他们勤奋自砺、晨昏不懈的结果。正本溯源，他们竟是由饱读诗书的秀才而走上医学道路的呢！

朱丹溪从小学儒，三十岁时因母病久治不愈，才开始学医的。经多年努力，不但治好了母亲的痼疾，而且还掌握了许多医学知识，成为江浙一带名医，并创立了养阴学说，在金元四大学派争鸣中独树一帜。

王肯堂是进士出身，他感于世医杂药乱投，使母亲和妹妹的病误治而亡故，因而实践了范仲庵“不为良相，则为良医”的格言，致力于医学后竟以医名震世，还写了二百余万字的《证治准绳》，成为明代以前医学的集大成者。

何书田原为诸生，专于学业，年轻时就负有文名，尤工诗律，从三十三岁起才正式业医，并以医名驰世。诗文为龚自珍、林则徐所赞扬，誉满江南，并撰有《医学妙谛》、《救迷良方》、《竹竿草堂诗稿》等多种。

当然，朱丹溪等人的弃文(也许“弃”改“移”更贴切——何加)就医，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他们学医的过程，却也给我们一个有益的启示：那就是有了“文”这一基础，为学医也就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历代秀才学医而获得显著成就者，又何只此数人！孙思邈好学不厌，刻苦攻读，终于对医学典籍、诸子百家达到了无所不通的程度。史称李时珍“凡子史经传，声韵农圃，医卜星象，乐府诸家”无所不读；他耽于古籍，犹如爵食蔗糖。……他如恽铁樵……不一而足。

刘氏总结道：“中医典籍，不论是《内经》、《伤寒论》，或是《神农本草经》、《本草纲目》，都是前人用各个不同时期的文字记载下来的。这些书，成书年代距今越远，文字就越古奥艰深。……我们面对着用文言文记载的医书，如果看不懂(便绕道而行，干脆不看——何加)，那对祖国医学这个伟大的宝库又如何去发掘呢？通晓古文就是掌握打开这一伟大宝库的钥匙，没有这把钥匙，犹如登高而乏云梯，渡江而无舟楫，只好望洋兴叹了。所以学习医古文是看懂中医古籍的必由之路，别无捷径可走；非有一股韧劲不可，要学得顽强、学得扎实、持之以恒。”

吴杰有感于西医学界“重理轻文”倾向，醒悟道：
“医师、医学生的文史学习和修养应视为必要，‘文科知识缺乏症’(崭新的诊断！——何赞)很可能是某种失败的预兆。……‘医文同源’之说确有理据。”

3、“西学中”如此方见成效
“西学中”的同志中也不乏不畏学难、学有成效者。例如《上海中医药杂志》刊登金谷城“探宝、思考、发扬”一文并加了编者按，很值得一读。作者原是一位西医，但他有幸参加了“西学中班”，颇为认真地学习了中医基本理论，并在临床实践中认真地加以运用。最为可贵的是他在学习和运用中医理论时，能够将他娴熟的西医知识暂且搁在一边，基本上摆脱了先入之见的束缚，因此取得了显著成效并获得了创造性的医学成果，总结出了很好的经验和体会。可叹我们不少中医本科生乃至硕士、博士，为灼金之言所鼓惑，也许没有象他那样认真地学习过，象他那样认真地在实践中体验过，也就根本谈不上取得象他那样的成果。金氏如果坚持下去而不走回头路，他很可能抢在我们前头成为新一代名中医。
金氏写道：“我原是西医，在未学中医前，对中医能否治急病、疑难杂证和‘不治之症’等有怀疑，总认为中医只能调理调理。后来参加了上海市第五届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又于1975年调到中医科工作。工作的调动给了我进一步钻研中医的极好的机会。我有意识地用中医中药治疗各科老大难病种，向兄弟科室要些他们感到头痛的病例；碰到抢救病人要中医会诊时，我积极动脑筋，按中医的阴阳、五行、经络、脏象和病邪学说等基本原理分析病机，在辨证论治和立方遣药上下功夫，从单方验方中找办法，或向老中医、老药工请教和查阅古代文献(注意，这一套完全背弃了他的西医观点和做法——何加)。每日下班后仔细地回忆一天的工作，写日记心得。说实在的，过去做西医也没有这样认真过。几年工作下来，终于发现我过去的想法是片面的(对于一位西医说来，这一发现的重大意义并不亚于哥白尼发现新大陆——何评)。中国医药学不愧为一个伟大宝库。西医治不好的病，有的原因不明，；有的原因虽清楚，但被认为是‘不治之症’；有的病人已处于垂危状态；有的是西医正在研究的课题。例如有个牙关紧闭的30多岁的男性病员，病了将近半年，只能伸出舌尖，严重影响饮食，给生活带来许多不便。口腔科曾请市内许多医生会诊，采用了目前所能使用的各种方法，最后医生不得不从牙缝中插入凿子硬撬，但仍旧不能松动固定了的颞颌关节(这就是说，通过口腔科邀集西医各科‘分析’，结果还是没能‘综合’拢来。——何加)。我根据患者脾气急噪、结膜出血、脉象弦等特点，认为本病系肝胆经络郁火生风所致(该诊断是西医无论如何做不出来的——何加)。拟泻火熄风，方用龙胆泻肝汤合玉真散。服药三帖，患者即能伸出舌头。再与七帖，病人不来续方。发信随访，原来病已治好，他已上班(真乃医学奇迹——何评)。又如一例上消化道出血患者，身体一向很好，由于在节日里饮食不当，突然发病，一个月血色素急剧下降到3~4克，经输血等保守治疗无效，又剖腹探查，未找到出血病灶。病人继续吐血、便血，病情危重(折腾一番，忙煞一串人，仍然无济于事——何加)。按照中医原理，采用传统的止血方法，只用了2角钱的中药，第二天大便即由黑转黄，病情转危为安(真乃奇迹之二——何评。继续治疗，患者血色素上升到14克，重返地质队工作。又如外科治疗十二指肠球部溃疡，国外采用高选迷切这一新手术方法，国内刚开展。手术中有的病人发生喷门痉挛并发症，国外尚无报导，外科采用包括新思的明在内的多种方法不能解痉。……想到以往曾用调和营卫的方法成功地治愈过由植物神经功能失调引起的其它疾病，不妨在此一试，结果顺利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作者未能完全摆脱西医思维方法，在“解肌”和“解痉”之间竟然牵上联系，碰巧凑效，可喜可贺。但在正宗的中医那里，所谓“十二指肠球部溃疡”，一般说来是根本用不着手术切除的——何按)。

“我到中医科将近四年，积累了数百例用中医中治好的病例资料，其中一百多例难度较高。这比以往在西医门诊时遇到的病例复杂。事实告诉我，中医在治疗这类西医认为是老大难的病例方面潜力很大。这种潜力也正是现代医学所努力寻觅的。

“这类病人被治好，究竟是偶然碰巧还是具有内在规律？……我也一直在思考。开始，有些病例我根本没想到会治好。那个牙关紧闭病人二诊以后不来了，我想是病人没信心了。后来还是别人催促才发信随访，发现治好了。我感到太奇怪了，认为是碰巧。以后一次次地治好这类病人，病种也多了，涉及到内外妇各科，于是我开始怀疑‘碰巧’这个说法。有那么多‘偶然性’吗？(这个反诘表明金氏头脑中有关“偶然性”与“必然性”的概念仍然是截然分开的。依笔者陋见，中医作为“个体医学”而非“群体医学”，她的取效“必然性”常常是通过“偶然性”来体现的。这也就难怪当中医要时时遇到“碰巧”的讥讽——何加)，久而久之，我从毫无把握的状态中逐渐树立起信心，尽管有些疑难杂症很棘手，只要病因病机的分析合乎中医理论，其疗效也能事先估计一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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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攻关的潜力还表现在她给你一个好的思想方法，没有框框来束缚你。即使一次不成，两次不成，甚至许多次失败，你也不要泄气，耐心地摸索下去，就会摸到门路。我治好的不少‘怪病’中，有一些原来是毫无头绪的，都是经过许多次失败才找到关键的。这种经历使我对用中医中药探索和解决疑难杂症逐渐产生了兴趣，并树立起信心。

“我在实践中体会到，解决疑难杂症的办法，主要从两方面去找，一是从古人经方或近人验方中找现成的方法，象张仲景的《金匦要略》、《伤寒论》方和张锡纯的许多方子确实很解决问题；二是从中医理论中去找，把中医某一个基本论点弄通了或者有了新的体会时，往往会想出有效的方法来。对后者我体会尤深。对一条基本理论，理解到某一程度，往往可以解决某一方面的问题，如果你继续下功夫，还会在实践中产生新的认识，此时又可解决另一类问题。作为一个临床医生，‘山穷水尽疑无路’的境地是经常碰到的。正是中医的基本理论使我一次次眼前豁然开朗。不止一次地进入‘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境地(那些认为“中医理论属于古典的自然哲学”，“不能指导实践”的先生，当你们读到这位西学中同志的体会时，你们有何感想呢？——何诘)。

“我曾遇到一个外科急腹症病人，病程一月，已辆两次剖腹探察(真够惨的——何叹)。第一次见到回盲部扭转360度，手术复位后血运良好，但仍然腹痛，又第二次手术，无异常发现。止痛药无效。在这种情况下请中医会诊，予理气止痛未获效。在束手无策的情况下，仔细地询问病史，发现病人腹痛尽管24小时持续不停，但有周期性的在后半夜加重这一特点。此外，患者发病前曾受凉和有遗精。抓住这些特点，用中医的阴阳学说辨证：晚上阴盛阳衰，患者外受寒邪，内有肾亏失精，内寒与外寒相交，而寒邪致病特点是寒主收引，故有剧痛。于是给温阳壮阳药物，结果顺利地治愈了。如此复杂病情，俩次手术未解决，西药止痛无效，按阴阳学说辨证处方，真的治好了(真乃奇迹之3——何赞)，确实对我教育很大。以后我特别注意从时间上分阴阳，果然治好了一些老大难病人。”

何按：金氏上面所举是运用“阴阳学说”指导辨证治疗大获奇效的例证。下面是“五行”例：

“我还曾遇到一个白癜风患者，这种病，我从未治过，也未读过这方面的书，真有措手不及之感。反复考虑后，认为不妨按五行学说辨证。白色属金、属肺，皮肤变白，越来越严重，正是金旺肺热的表现；金过旺则乘木，木属肝，肝藏血，所以本病乃肺热乘肝所致。据此设计了一张方子，由泻白散加补肝汤组成，用后患者病情稳定。事有凑巧，有个同乡患**白斑，因年轻不愿手术，用此方半年，竟然意外地治好(真乃奇迹之4——何赞)。又从妇科要了几个病人治疗，确能止痒。后来妇产科用此方治疗40多人，发现有明显的止痒作用。对本病来说，不痒则病变不会发展，也算达到了治疗目的。这些例子使我认识到五行学说确有一定道理，怪不得历代名中医都用五行学说解释病因、病机。又如，一个Melkevsson-Ro-Senthal综合症病人具有下唇比上唇肿(肿大4倍)，面神经瘫痪及阴囊舌等三个特点。这是一种先天性疾病，不会好转，只会越来越差(于是在我们看来前面那一串英文西医诊断的实际含义即“不治之症”——何插)。我根据经络辨证，下唇属足阳明胃经，下唇肿大可能是胃热所致。询问病史，确有消谷善饥和口干欲饮等胃热症状。于是大胆地采用清胃热的方法，再加上过去治疗面瘫的经验，使肿大的下唇逐渐退肿，连陈旧性面瘫也有好转(真乃奇迹之5。上面那串英文诊断完全丧失“指导”作用——何加)。”

何按：上面我们照直录下了金氏创造的5个奇迹般案例。之所以不厌其烦，一个不拉，是因为它们来之不易。这些宝贵的案例，是通过临床实践得到的。高高在上、置身局外，不深入医学临床，不亲自动脑动手，是永远别想得到的。这些案例是靠中医理论指导获得的，不是靠西医知识，不是靠中西结合得到的。这些案例是应用阴阳五行经络这些(被外行视为“自然哲学式的框架”甚至“封建迷信”)中医固有理论得到的，不是靠“系统论”的时髦理论得到的。金氏的实践还证明：中医理论及其概念术语是“近情著理人人可解的”，并非“艰深难晓不可思议”、难学到不可理解、不可运用的地步。只要有心，只要下苦功夫，是完全可以学到的。

金氏上述奇迹般的案例，在中医界还远不是高水平的。但一个“半路出家”的同志能做到这一步，实属难能可贵。这些案例，无论在西医在中医，均无现成的治疗规范可循，完全依靠中医的创造性思维获效。金氏成功的秘诀在于：“西学中”要想见成效，首先必须“换脑筋”。我们衷心祝贺金氏获得成功！

如果本书撇开金氏案例另举纯中医起死回生的高级案例，难免“老王卖瓜”之嫌。因此金氏案例具有别的高级案例所不具备的宣传价值。此文的刊发，同时显示出《上海中医药杂志》编辑部的眼力和魄力——凭借生动的实例敢于向“西学中班”的钦定原旨叫板。

 

[杏林一脉]

然而，尽管亲身临床实践已反复证明，许多疾病的诊疗根本不需要和不可能“达到定性和定量的精密分析程度”，便可以运用中医理论及其方药治愈或控制症状，便可或快或慢、部分或全部恢复功能；而号称“定量的精密分析”(实际上没有也不可能达到)的西方医学反而束手无策或望尘莫及，或虽能诊断而不能治疗，或既不能诊断更不能治疗，可叹金氏文末仍然人云亦云地写道：“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中医对于许多有价值的发现，还未达到定性和定量的精密分析程度，因而往往使人感到中医理论很抽象。当然最好是马上经过实验科学把这些基本理论阐明”。金氏自己也意识到“看来不太容易”。于是提出“现在最迫切的是要有个过度阶段。即先从临床上一点点弄清这些抽象概念的现代医学含义和价值。”
何按：“弄清这些抽象概念的现代医学含义和价值”完全是虚无飘渺的幻想。它不应当成为我们的目标。只有弄清这些抽象概念的“临床”含义和价值，才是医学理论和临床工作者的唯一目标。我们真诚希望金氏把住方向，坚定不移地沿着正确道路走下去，不要中途转向，更不要倒退。本书期待金文的续篇。


4、不畏难的“洋中医”
上面我们从古到今，例举了中医名家的成长经历，也叙及一位“西学中”的转变过程。下面由中而外，论列几位“洋中医”——他们是中医走向世界的先驱者。这些“洋中医”几乎全是在中国和西方的政治关系尚未解冻、中医学远未为西方世界普遍知晓的情况下，在极其困难的逆境中开始从事中医学习和研究的杰出的外国学者和专家。若说难，也许没有比之更甚的了。

满晰博
这里的排列顺序，原则上以手头掌握的材料多寡为准。然而由于难以摆脱的感情关系，我不由自主地要把西德满晰博教授排在第一位——我在大学时代即开始从事“方歌研究”，并因此更多地得到各位老师、教授的指导乃至学院院长萧佐桃的亲自培育。但是第一次使我明白了中医学在科学上的地位，并从而坚定了中医专业思想的导师，却是满晰博这位洋中医。他的《独具一格的科学——中医学》一文，曾经使我激动不已，而且终生难以忘怀。由于笔者无能，至今未能与满教授谋得一面。权借此书，仅表敬谢谢之意。
感谢〈健康报〉记者冉铁提供了较之其他洋中医一份更为详细的材料。

满晰博，原名Porkert.M。其译名有波克特、鲍凯特等。波、鲍二名系音译，满晰博为其自取汉名。冉铁采访时问及：究竟尾字是“博”还是“驳”？冉在给我的信中说，其本人最后定为“满晰博”。问及理由，笑而不答。显而易见，这是一个具备中国特色且艺术性、文学性很强的名字。“满”既是父姓音译，又含有“以充实圆满为目标，永不满足”之意；“晰”含清明、渊深之意；“博”含广大、宽厚之意。三字聚而为一，反映出其人学术上不懈的追求，一辞两用。所以本书尊重本人意愿，凡提到他，概用“满晰博”。
满晰博乃德国慕尼黑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1933年生。他在慕尼黑和法国巴黎读大学的时候，独具慧眼选定的就是东方语言和汉学。真可谓“知难而进”。是中国道教引发了他对中医学的兴趣。50年代他就开始读中医书籍。在巴黎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 他又回到联邦德国学西医。为了学习中医临床学，满晰博曾远涉重洋，赴日本、马来西亚、香港、台湾、新加坡等地(之所以未到中国大陆来，显然是当时进不来的缘故——何猜)，接触了100多位中医大夫。他的中文藏书相当可观，有中医书籍8000多种，其它文史哲书籍20000多种。
满晰博学贯中西，通晓德、英、拉丁、中、法等多国语言。他自视为中医界的一员，以在西方传播中医学为己任。他曾撰著了多部中医专著，写的中医论文数以百计。他对中医学的评价得自多年刻苦的学习和严谨的科学研究。他把传统中医学看作“独具一格的科学”。和“古老”“过时”的贬抑针锋相对，他特意还把传统中医学誉为“现代的和将来的科学”，揭示出中医学无限光明的前途。

作为一名汉学家，一位在30多年的时间里，几乎单枪匹马从事中医学研究的西方学者，满晰博对中医学的理论和概念，提出了精深独到的见解。早在50-60年代他就指出，“藏象”决非单纯的古代中医解剖学。它的主要意义在于它是一种模型，是古代中医学家用以解释和推演人体生理、病理机制和规律的模型，便于使用和学习。这就相当于核子物理学的原子模型等图示。而任何一位物理学家都不至于天真地认为原子就是一个以原子核为核心，电子分层缠绕的样子。所以满晰博说，为什么藏象学说中的所有表达都建立在重叠和相倚的活动功能上，建立在循环的功能模式上呢？一旦我们对中医理论的复杂性作深入的研究，我们就会承认，选择这样一种模式来 说明人体的功能及其变化是巧妙而又合宜的。这也正是中医学方法论上的独到之处。因为古代中医学家使用的是感应的和综合的观察方法来研究人体，所以他们着重考察了人体的功能及其变化，简略了对直观的解剖位置的描述。而西方的医生至今仍漠视大量极有意义的功能性变化，虽然这些变化无须借助仪器，在医生自己和病人身上每小时都能清楚地察觉到。

 

[杏林一脉]

二、三十年前，满晰博就指出，“阴阳、五行”不是一种学说，而是中国特有的、科学研究中所必须的协定标准，是各个学科都可以借用的。中医学引入这一协定标准，是因为它是唯一被公认的、“无歧解的”，类似于西方科学界通用的“米突制”。

对于中西医结合，满晰博认为，应当先作方法论上的比较，不能用西医的概念来套中医；第二步作临床上的工作。比如对中药的研究，不应该用纯粹西方因果的和分析的方法，把中药学变成象西药学那样的药理学、制药学、生物化学等。他说，中医学者和从事中医研究的科学家的任务，决不是无批判地运用西方人兜售给他们的方法论，因为西方科学在几乎每一个方面都与中国的传统不同，在某些方面还不如中国的传统。如中医的方法论水平就很高，高于西方生物学的方法论。

同许多具有真知灼见的西方学者一样，满晰博认为，：中国古代的科学和技术是人类共有遗产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就其中的中医学而言，以其包罗宏富、条理连贯和卓有成效的知识体系，远非西方医学所能企及。虽然表面上看来，中、西医学动若参商，但从方法论上讲，它们不过是沿着两条不同的路，朝着严格意义上的科学——这一相同顶峰攀登的两支不同的队伍。他们终将殊途同归。

根据以上材料，我想多数读者会和本书作者一样，同意把满晰博赞誉为“对中医学研究有素，并已具精深造诣的中医理论大师和杰出的宣传家、战略家”。

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对于所谓“中西医学殊途同归” 问题，我渴望今生能有机会，叩首师前，亲聆教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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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赛瑞
张荔子给我们介绍了一位“热衷于中医事业的法国人——法国针灸学会会长乔治.赛瑞博士”。可惜材料很不完备。但仅从下面的材料中，本书作者就很想和他晤上一面。

乔治.赛瑞谈起他从事中医研究的经历：“我是学西医的，但我搞中医已有29年了。很早我就发现西医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够完善。而中医则把人看成一个有机整体，强调治病治本，辨证施治，我觉得更有道理。于是对中医发生了兴趣。”

他说，近十几年法国掀起了一阵针灸热，很多医生都用针灸为病人治病。针灸很适用，又便宜，受人欢迎。对于那些吃了很多药，在机体及精神上都产生了抗药性的慢性病人，吃药已不能起什么作用，针灸就更见功效了。

泽泻久敬
本书倍加推崇的日本泽泻久敬先生，堪称是一位捍卫中医科学地位的理论家和雄辩家。本书已经引录了他不少学术观点。他的文章中只提“汉方医”，但远远超出了日本汉方医，简直就象论说中国中医学一样。可惜本书尚不能为读者提供丝毫关于他的传记材料。只好请诸君原谅笔者的无能与孤陋寡闻，容再版增补。

库莫尔
库莫尔是联邦德国传统医学研究院院长。本书虽然暂时未能收集到他的学术材料，但有关他的事迹的报道却是很感人的。他致力于中国传统医学研究与推广，亲自开设中国传统医学诊所，第一个采用中医诊断(可悲的是在中医学发源地，中医病名诊断曾几度险遭废弃——何加)、中药结合针灸治疗，注重于“努力掌握正宗的中国传统医学”，曾先后5次赴中国学习、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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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做学问的楷模——李约瑟

现在，我要把对本书学术思想和观点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的一位国际科学巨匠——李约瑟博士郑重推荐给中医界同人。我之所以要专门为他设置一个“佳宾席”，是因为他不但是世界文明史上有伟大建树的学者，而且是所有从事科学工作的研究者不畏艰辛、治学严谨的楷模；同时在中西医学关系问题上，他还极富历史和哲人眼光。

本书从《中国科学技术史》“序言.志谢谢”中摘录的下列文字，按李氏原意，不过是如实记录下在该书写作及出版过程中给予指教、支持和帮助从而作出重要贡献的人们不容抹杀的历史功绩。他无论如何不会料到30年后会有人在一部有关中医发展战略问题的专著中，把这一部分并不属于原书正文的材料，作为一个不惜以大半生精力，潜心研究中国古代文化对人类文明的伟大贡献的了不起的学者的典型事例加以引用的。这些材料充分表明，他是一切希望涉猎中国文化和涉足中医学的洋人的光辉榜样。

一个外国人(含日本人)如果不愿意象李约瑟那样尽可能为自己创造必要的条件，充分利用比李约瑟(尤其满晰博)当年优越得多的有利因素，如果莫名其妙地以列强和洋老大自居，不愿意放下架子想学中国又不愿拜中国为师，想学中医又不愿意拜中医为师，只想等待憋足的“二道贩子”为其提供任何人都“可以接受的资料”，那他干脆守着西方好了，守着西医好了。如果他真想有点长进，真想获得一点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新知识，那么他就非得下一番苦功夫。我们有足够的理由认为，人们获得的成就与其虚心刻苦程度及其所创造条件的成熟程度成正比。如能这样，他就一定能够学到，而且可以超过中国人。李约瑟、满晰博即为明证。

作为一名中国人，首先就应该因为一部中国科技史由洋人抢先写出而羞愧。是中国缺乏必要的条件、必须的人才、必备的资料吗?显然都不是。依笔者陋见，首先是缺乏必要的自信，其次是缺乏一条正确的科技路线，因此缺乏该书由以产生的适宜的土壤。事情倒过来了，由一位外国学者批评“中国科学工作者本身，也往往忽视了他们自己祖先的贡献”，“在中国科学的广阔领域中，还有许多东西甚至连中国学者本身也从来没有涉猎过”。对此，我们更应该感到无地自容。对于李氏40年前的批评无动于衷，也许可以诿为不知——《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直到1975年才译成中文内部发行。10年后在教育部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著名教育家叶圣陶先生倡议中国科学家要学习古汉语，对此仍然无动于衷，这还有何理由推托呢？

下面这些材料表面看来似乎与本书无关，或与读者的专业和直接实践毫无干系，但仍然值得我们一读。我们可以从中学到所有专业人员都必须具备的谦逊的学者风度、刻苦的学习精神、严谨的治学态度。而本书引用的直接目的，是想借此说明，李约瑟的道路，是一切想要在中国文化及中医学这个世界超难度领域获得成果的国内外学者的必由之路，是中医学立足国内并走向世界的必由之路。离开李约瑟开创的这条正确道路，有关中医学的宏篇大论就难有真知灼见，以之“指导”中医学术就毫无成功的希望。

下面就来看看李约瑟提供的材料。
李约瑟写道：
“大约在20年以前(指1934年以前)，剑桥大学来了三位中国的生化学家，他们都是准备考取博士学位的研究生，在工作上和笔者比较接近，有时在临近的实验室工作。他们是沈诗章、王应睐和鲁桂珍。我首先应当感谢他们三位、特别是鲁桂珍对笔者的推动和鼓励。他们……在剑桥留下了一个宝贵的信念：中国文明在科学技术史中曾起过从来没有被认识到的巨大作用。正是他们在剑桥大学的时期内，我得到了他们的热情帮助，初步学习了汉语；当时为了掌握它，我不得不写了许多既好笑又烦人的信件。在这一方面，对我影响最大的是鲁桂珍博士。她的父亲鲁茂庭是南京一位著名的药剂师，对中西医药都很有研究。他除了教导他的女儿欣赏和了解现代科学以外，还使她相信：中国古代和中古代的医师和技士们的本领要比大多数汉学家愿意承认的强得多。人类历史上的一些很基本的技术正是从这块土地上生长起来的，只要深入发掘，还可能找到更有价值的东西。至少必须说，中国的全部科学技术史，应该是任何一部世界成就史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鲁茂庭的女儿成功地传播了这个信念。……

从那时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我一直继续学习中国的文字和思想，而且非常荣幸地得到了著名汉学家古斯塔夫.哈隆的指导。……
他同我一起学习《管子》一书，并通过这一学习使我体会到阅读中国古籍的艰难。他对我的这些多种方式的帮助，一直持续到1951年底他逝世的时候。在他逝世前几天，我还打电话请教他有关一本奇怪的书《曷鸟 冠子》的问题，他当即花了一刻钟时间详细说明了这本书的疑难之处。……(深感惭愧，我作为一名中国学子，至此才第一次从外国人那里看到这个中国古籍书名——何加)。

“从1942年-1946年，这个代表团(按指李约瑟应英国政府邀请在重庆参加的文化与科学协作代表团——何加)发展成为英国驻重庆大使馆领导下的科学联络局，有六位科学家和十位中国科学家参加。这一工作曾经给了我一个意想不到的好机会，使我能够初步知道一些中国的科技文献，因为在每一所大学里以及不少实业机关里，都有对科学史感兴趣的科学家、医生和工程师。他们不仅能够而且都非常乐意指引我走上正确的途径。……

1943年初我刚到昆明时，在这方面给我帮助的人士中间有史学家雷海宗和闻一多，牛津大学汉学家修中诚博士……。在科学家当中，钱临照博士对《墨经》中的物理学原理所作的阐释使我惊叹不已。华罗庚教授曾帮助我了解中国的数学，而经利彬则帮助我了解药物学方面的资料。在重庆，我曾得到卓越的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郭沫若博士的指导，……我还得到冀朝鼎的指导，他是〈中国历史上主要经济地区〉一书的博学多才的作者，现在是中国最主要的财政专家之一。……

这些朋友还介绍我认识许多对古籍有新见解的作者，例如侯外庐；其他在重庆的朋友(如陶行知、邓初民和林祖涵等)则善于指出哪一种见解是对中国社会发展史和经济发展史有正确认识的。此外，我在医学方面得到了陈帮贤和朱恒璧的帮助，在生物学方面得到了张孟闻的帮助，在化学方面得到了张资拱的帮助。

当我访问四川省其他地方时，也得到同样的帮助。在成都和嘉定，我有机会聆听郭本道以及已故黄方刚关于艰深而重要的道教的阐释。在老关台观主曾永寿身上，可以看到活生生的传统道教的化身。与此同时，当时武汉大学校长、已故王星拱博士，则使我看到了旧儒教的各方面的教义。在成都还有许多值得钦佩的学者，如哲学家冯友兰，病理学家、解剖学家及医学史家侯宝璋等等。

有一些巧遇简直是传奇式的。在陕西宝鸡时，有一天我乘坐铁路工人的手摇车沿着陇海路去五证寺，……我花了一个下午和李相杰教授一起查看了图书馆(当时河南大学疏散到此，利用一所精美的旧道观所作的临时校舍——何注)。李相杰向我这个剑桥大学的生化学家介绍说，在《道藏》中包含有大量从公元四世纪以来的炼金术著作，它们饶有兴味，而且是其他国家的化学史家所完全不知道的。李相杰对我所做的这番介绍，是我终身不能忘记的。

我几乎走遍了整个中国，并曾到达遥远的东南。一个炎热的夜晚，在粤北坪石河旁的阳台上，我和王亚南在烛光下谈到了中古时期中国封建官僚社会的实质。除此以外，还和吴大琨在曲江的书店和茶馆中讨论了其他社会学问题。后来，大战结束了，我在远方漫游四年后，终于有机会短期停留在富有传奇意味的北京城。在那里，在张子高、曾昭抡和李乔苹等人热情地带动下，化学史再次成为我们进行学术讨论的主题。此外，在这中国文献出版中心，我有可能买到许多在以后工作中必不可少的珍本，例如《太平御览》和许多丛书。

完全可以理解，作者对于那些通过赠书(尤其是在工作的早期)而给予帮助的中国学者是特别感激的。物理学家黄子卿博士是其中第一人。我到达昆明不久，他便赠给我一部《齐民要术》，即公元五世纪时贾思勰所作有关农业的著作。在良丰的时候，神经学家唐钺博士赠给我一部《天工开物》，那是宋应星——中国的狄德罗——有关十七世纪早期工程技术的一部重要著作。后来，前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所所长傅斯年又送我一部善本的《天工开物》。我们最慷慨的赞助人是著名的气象学家、长期担任浙江大学校长的竺可桢博士。在我将离开中国的时候，他劝说许多朋友四出寻找各种版本，因此在我回到剑桥后不久，整箱整箱的书籍就运到了，其中包括一部《图书集成》。我第一次认识竺博士是在贵州，……在那里，我开始熟悉他在天文学史方面所作的很有价值的工作。由于他的介绍，我认识了钱宝琮(及李俨——最杰出的两位中国数学史家之一)和王璡(他刻苦钻研冶金和化学史)。

离开中国六年以后，我很荣幸地又在北京度过了1952年夏天的大部分时光。在那里我遇到了许多老朋友，例如竺可桢博士、工程学史家刘仙洲教授、中国建筑艺术的积极保护者和建筑史家梁思成、以及著名的地质学家李四光和袁复礼。除了他们之外，我还认识了许多新朋友，例如火药和军事技术史专家冯家升和王振铎，王振铎的卓越的考古研究对罗盘针的起源和发展以及对唐代以前的工程成就提出了许多精辟的见解。我有幸和他一起在北海公园附近一个围着围墙的古老御佛寺的亭台上，共同讨论放在那里的一些使他能够把他的结论结合进去的精美模型，这的确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情。他当时是故宫博物院的院长之一，他的办公室就设在那里。我必须对李涛博士致以特殊的谢谢忱，他曾花费许多时间，在主要由他收集并存在中国协和医学院图书馆里的中医图书珍藏旁边，和我讨论医学史。在那一段时期，我有机会一次又一次去著名的琉璃厂和北京许多市场的旧书铺。在那里我又获得了研究中国科技史所必不可少的一些书籍。

在本书的整个准备时期中，我得到了我的朋友王铃(王静宁)在研究古籍方面的帮助。1943年我在四川李庄……第一次遇到他。当时我做的一次有关科学史的演讲激发他去研究中国早期的火药和火器史……。

王铃先生和我两人都感到应该在这里说明一下他在这七年多时间内对本书所作帮助的性质。……(此段引文已录于前——何注)假使没有这样一位合作者的友谊，本书即使能出版，也将推迟很久，而且可能会出现比现在更多的错误。”

何按：引文到此结束。我们看到，李约瑟为了了解中国发展的历史情况，努力搜求第一手资料，“几乎走遍了整个中国”，深入到学院、研究所、乃至寺庙、亭阁、酒楼、茶肄、旧书铺，“亲身体验中国人的生活”，“既不是以传教士或者正式外交使节的身份，也不是以商人的身份”，而是以一个虔诚学子的身份，向中国的专家、学者、内行也包括他自己的中国留学生请教，寻觅中国的文化典籍，包括原著甚至珍本、善本，从学习中国语言(现代和古代)开始，深入生活，了解社会；既学习中国的科学，也不放过中国的宗教甚至“迷信”，反复钻研、反复讨论、反复甄别、反复修改。为了完成自己的研究和著述，单是就教的中国学者就有如下46位：
沈诗章 王应睐 鲁桂珍-鲁茂庭 雷海宗 闻一多 钱临照 华罗庚
经利彬 郭沫若 冀朝鼎 侯外庐 陶行知 邓初民 林祖涵 陈帮贤
朱恒璧 张孟闻 张资拱 郭本道 黄方刚 曾永寿 王星拱 冯友兰
侯宝璋 李相杰 王亚南 吴大琨 张子高 曾昭抡 李乔苹 黄子卿
唐 钺 吴世昌 傅斯年 竺可桢 钱宝琮 李 俨 王 璡 刘仙洲
梁思成 李四光 原复礼 冯家升 王振铎 李 涛 王 铃
这个名单，几乎囊括了中国20世纪30-50年代方方面面所有的第一流文人学者。

读到上段引文，我们的可敬的“不信书”的“中医教授”，主张烧掉中医古籍的现代“科学派”，还有对传统中医学望而却步却异想天开倡言大动干戈以创新学的“权威”新贵们，你们该作何感想呢？ 有些人对于中国自己的优秀文化传统和祖先的伟大科技成就不屑一顾，更不思刻苦学习、继承发扬，反而数典忘祖，个别人甚至极尽诬蔑攻击之能事，争相毁弃。在李约瑟面前，难道一点也不感到羞愧？

在那“知识越多越反动”、汉字险遭罢黜、民族文化痿废、崇洋学外受批、“外行领导内行”、“白卷先生”当道、 “白专”道路关闭、“红”而不学无术、无知充任“导师”、政治“统帅”一切、能人统成“右派”的年代，人为扶植和造就的一代“学科带头人”，在李约瑟面前，难道不应该自己退步抽身，省了继续祸国殃民、贻害子孙？！
显而易见，对于中医学的精深钻研与对于中国科技史的广博探讨并无二致，同样需要李约瑟式的攻关精神。一个想成为真正的学者和在专业上有所建树的人，我想决不会嫌这段引文冗长。它的基本精神不但适用于我，也适用于您；不但适用于洋人，也同样适用于国人；不但适用于尚在茫茫学海中泛舟的莘莘学子，也同样适用于已经获得某一方面成就而壮心不已、有志另辟蹊径的学者名流。
不胜遗憾的是，本书不能同时列出参与培育出国际知名中医理论家、宣传家满晰博的那“一百多位”中医大夫的名单。

 

[杏林一脉]

6、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
“攻城不怕坚，攻书莫畏难。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尊敬的叶剑英元帅的诗句历历在目。中医是科学，有很高的价值，很值得一学——无论专业或业余。要想掌握它，就需要攻坚，就需要苦战，而决不可以畏难。只要我们能象李约瑟和满晰博那样，中医学难就会迎刃而解，中医振兴就不成问题，中医立足国内并走向世界就有了坚实的基础和必胜的希望。至此，本书已经花了相当大的篇幅，论证了两“难”：

一是“中西医学融合难”，
二是“学中医难”。
后者经过艰苦的努力完全可以攻克，前者即使费尽心机也是枉然。我们若坚持攻克学中医的道道难关，那么经过几年、十几年、几十年的不懈努力，便有可能成为一代名中医；而不少志士仁人汇通、结合了几十年乃至上百年，现在仍在那里穷于寻找“结合点”“突破口”，处境不胜尴尬，可谓骑虎难下。自己的所谓“成果”必须否定人家，而自己又被人家所否定；拿到临床上去，都很难立论站脚，可谓一事无成、徒费光阴。试问：孜孜是务，何益之有？听小女诵清 彭端淑《为学》一篇，姑录其要以与国内外中医同道共勉： “天下事有难易乎？为之，则难者亦易矣；不为，则易者亦难矣。人之为学有难易乎？学之，则难者亦易矣；不学，则易者亦难矣。
“西蜀之去南海，不知几千里也，僧富者不能至而贫者至焉。” 小结由日本遥遥领先而在近几十年来迅速波及全世界的中医热客观存在持续高涨。它是人类对于东方文化和中医学的充分肯定、高度赞赏和强烈渴求。继之而来的必将是中医国际化——它与超脱于现存中西医学之上的所谓“社会主义新医药学”这个医学“乌托邦”毫不相干。前者是后者的开台锣鼓、开路先锋，后者是前者的必然趋势、必定归宿。尽管目前世界对于独具一格的中医学的理解总体说来尚处于肤浅和朦胧阶段，然而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人们去彻底弄清中医学术的“庐山真貌”，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人们到中医经典中去淘金探宝。中医学发源于中国。她首先属于中国，但同时又是属于全世界、全人类的。尽管中医振兴和国际化的途程艰难坎坷、荆棘丛生，但是人类健康长寿的崇高利益和不懈追求必将化为巨大动力，促使中外愈来愈多的有志之士献身这一崇高而又伟大的事业，前赴后继、共同奋斗。有志者事竟成。中医振兴与国际化的宏伟目标一定要实现，也一定能够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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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晰博这么有智慧的人我居然昨天才从《中医哲学的时代使命》知道，真是孤陋寡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