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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0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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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中医药研究院
曹东义
在中医的经典里，我们见到的是黄帝要“著之玉版，藏之金匮”，岐伯也是避席再拜，称一些理论是“先师所口传”。
一部《黄帝内经》就是岐伯向黄帝传授医学知识的问答记录，是师徒之间心灵交流，岐伯所传授的医学知识，也是继承自前代医学家的理论与临床经验，有文字记载的内容，也有“先师口传”的“不刊之论”。
《灵枢·师传》说：“黄帝曰：余闻先师，有所心藏，弗着于方，余愿闻而藏之，则而行之，上以治民，下以治身，使百姓无病，上下和亲，德泽下流，子孙无优，传于后世，无有终时，可得闻乎？岐伯曰：远乎哉问也。夫治民与自治，治彼与治此，治小与治大，治国与治家，未有逆而能治之也，夫惟顺而已矣。顺者，非独阴阳脉，论气之逆顺也，百姓人民皆欲顺其志也。”黄帝对于岐伯传授的“书本知识”很不满足，还要听先师“心藏，弗着于方”的内容。
岐伯多次对黄帝说“此上帝所秘，先师传之也”。所谓“此上帝所秘”也就是宫廷帝王法律禁止流传的医学知识，也就是长桑君所说的“禁方书”。当然，只要是有价值的东西，法令禁止流传也不一定达到其预期的效果。“先师传之”。学下民间，医学就开始“大众化”的进程，也为医学发展拓展了空间。
为什么医学传授这么神秘呢？是出于保守吗？这需要历史地看问题。
首先是医学的对象是人体，古人对于医学知识的社会作用格外看重。《汉书·艺文志》曾经指出，好的医生可以促使疾病向痊愈的方面转化，而技术差的医生却可以造成不良后果。甚至愤而提出“有病不治，常得中医”。也就是不请医生治疗，也比误治好。现在仍然有“庸医杀人不用刀”的民间谚语，可见医生不是谁想当就能当的。
难能可贵的是，几千年之前，黄帝就有这样深刻的认识。他说：“余闻得其人不教，是谓失道，传非其人，慢泄天宝。余诚菲德，未足以受至道；然而众子哀其不终，愿夫子保于无穷，流于无极，余司其事，则而行之，奈何？”
一个执政者，一个国家的管理者，对于医学传承有这样深刻的认识，并且权衡利弊之后，一往无前地探索医学真理，实在令人敬佩。
岐伯面对黄帝的坦诚，也不敢怠慢，他知道黄帝忧国忧民，也知道黄帝了解医学之后的作用，绝不是一个医生可以代替的。因此，他回答说：“请遂言之也。《上经》曰：夫道者，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可以长久，此之谓也。”岐伯引经据典，也充分说明他不敢以医学发明人自居，而是“学有渊源”，《上经》有可能来于上古，也有可能高贵无比，也有可能是关于人体上部的经脉的学问。无论是哪一种解释，都说明医学知识是人类的财富，需要积累，也需要传承。
岐伯说：“色脉者，上帝之所贵也，先师之所传也。”当然，重视色脉是中医的特色，中医的特色绝非色脉一端。
黄帝从岐伯那里学来的医学知识，并没有把它作为“个人藏品”收藏起来，而是与臣子们时常切磋，雷公就是黄帝传授的弟子之一。但是，雷公不够聪明，时常搞错医学原理，黄帝就不客气地加以批评教育。
《著至教论》就是《内经》里一篇，黄帝教学的课程记录。“黄帝坐明堂召雷公而问之曰：子知医之道乎？雷公对曰：诵而颇能解，解而未能别，别而未能明，明而未能彰，足以治群僚，不足至侯王。愿得受树天之度，四时阴阳合之，别星辰与日月光，以彰经术，后世益明，上通神农，著至教，疑于二皇。”雷公的回答不能说不认真，他学习医学的决心是无可非议的。但是，他的医学修为却不值得恭维。
黄帝告诉他：“无失之，此皆阴阳表里，上下雌雄相输应也。而道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可以长久，以教众庶，亦不疑殆，医道论篇，可传后世，可以为宝。”雷公知道阴阳学说的重要，但是对于阴阳学说在医学里的具体应用，不是很清楚。黄帝不满地说：“子若受传，不知合至道以惑师教，语子至道之要。病伤五脏，筋骨以消，子言不明不别，是世主学尽矣。肾且绝，惋惋日暮，从容不出，人事不殷。”
《素问·示从容论》说：，黄帝退朝之后，还想着医学传承的事，就把雷公召来，讨论医学传承。
“黄帝燕坐，召雷公而问之曰：汝受术诵书者，若能览观杂学，及于比类，通合道理，为余言子所长，五脏六腑，胆胃大小肠，脾胞膀胱，脑髓涕唾，哭泣悲哀，水所从行，此皆人之所生，治之过失，子务明之，可以十全，即不能知，为世所怨。雷公曰：臣请诵《脉经》、《上下篇》，甚众多矣。别异比类，犹未能以十全，又安足以明之？帝曰：子别试通五脏之过，六腑之所不和，针石之败，毒药所宜，汤液滋味，具言其状，悉言以对，请问不知。”
黄帝督促雷公的学习情况，检查他掌握医学知识的实际情况，雷公回答说：“肝虚、肾虚、脾虚皆令人体重烦冤，当投毒药，刺灸砭石汤液，或已或不已，愿闻其解。”面对临床疗效不高的难题，雷公很困惑，按说提出来讨论也在情理之中，但是，黄帝很不满意他的回答，发起火来：“公何年之长，而问之少，余真问以自谬也！吾问子窈冥，子言《上下篇》以对，何也？”
“年之长”的雷公，不是好学青年，而是一个老臣，本来应该给面子，少批评，多教育，但是黄帝铁面无私，以一个“问之少”批评他幼稚，这的确让人很没面子。学习医学就要经得起这样的考问，才会成为一个大医。
黄帝告诉雷公，学习不深入，往往有失误，可以辱没师名，应该谨慎。
这四种过失是：“诊不知阴阳逆从之理，此治之一失矣。受师不卒，妄作杂术，谬言为道，更名自功，妄用砭石、后遗身咎，此治之二失也。不适贫富贵贱之居，坐之薄厚，形之寒温，不适饮食之宜，不别人之勇怯，不知比类，足以自乱，不足以自明，此治之三失也。诊病不问其始，忧患饮食之失节，起居之过度，或伤于毒，不先言此，卒持寸口，何病能中，妄言作名，为粗所穷，此治之四失也。”
社会上道听途说的学医之人不少，因此，黄帝感慨地说：“坐持寸口，诊不中五脉，百病所起，始以自怨，遗师其咎，是故治不能循理，弃术于市，妄治时愈，愚心自得。”混饭吃的“衣食医”，在黄帝时代已经出现了，所以高明医学家对于学术传承是很谨慎的。
当然，古代医学家“行医半径”很有限，“教会徒弟，饿死师傅”，也不是没有顾虑的，所以保守一点，也是自我知识产权保护的早期自发行为，无可厚非。
曹东义
在中医的经典里，我们见到的是黄帝要“著之玉版，藏之金匮”，岐伯也是避席再拜，称一些理论是“先师所口传”。
一部《黄帝内经》就是岐伯向黄帝传授医学知识的问答记录，是师徒之间心灵交流，岐伯所传授的医学知识，也是继承自前代医学家的理论与临床经验，有文字记载的内容，也有“先师口传”的“不刊之论”。
《灵枢·师传》说：“黄帝曰：余闻先师，有所心藏，弗着于方，余愿闻而藏之，则而行之，上以治民，下以治身，使百姓无病，上下和亲，德泽下流，子孙无优，传于后世，无有终时，可得闻乎？岐伯曰：远乎哉问也。夫治民与自治，治彼与治此，治小与治大，治国与治家，未有逆而能治之也，夫惟顺而已矣。顺者，非独阴阳脉，论气之逆顺也，百姓人民皆欲顺其志也。”黄帝对于岐伯传授的“书本知识”很不满足，还要听先师“心藏，弗着于方”的内容。
岐伯多次对黄帝说“此上帝所秘，先师传之也”。所谓“此上帝所秘”也就是宫廷帝王法律禁止流传的医学知识，也就是长桑君所说的“禁方书”。当然，只要是有价值的东西，法令禁止流传也不一定达到其预期的效果。“先师传之”。学下民间，医学就开始“大众化”的进程，也为医学发展拓展了空间。
为什么医学传授这么神秘呢？是出于保守吗？这需要历史地看问题。
首先是医学的对象是人体，古人对于医学知识的社会作用格外看重。《汉书·艺文志》曾经指出，好的医生可以促使疾病向痊愈的方面转化，而技术差的医生却可以造成不良后果。甚至愤而提出“有病不治，常得中医”。也就是不请医生治疗，也比误治好。现在仍然有“庸医杀人不用刀”的民间谚语，可见医生不是谁想当就能当的。
难能可贵的是，几千年之前，黄帝就有这样深刻的认识。他说：“余闻得其人不教，是谓失道，传非其人，慢泄天宝。余诚菲德，未足以受至道；然而众子哀其不终，愿夫子保于无穷，流于无极，余司其事，则而行之，奈何？”
一个执政者，一个国家的管理者，对于医学传承有这样深刻的认识，并且权衡利弊之后，一往无前地探索医学真理，实在令人敬佩。
岐伯面对黄帝的坦诚，也不敢怠慢，他知道黄帝忧国忧民，也知道黄帝了解医学之后的作用，绝不是一个医生可以代替的。因此，他回答说：“请遂言之也。《上经》曰：夫道者，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可以长久，此之谓也。”岐伯引经据典，也充分说明他不敢以医学发明人自居，而是“学有渊源”，《上经》有可能来于上古，也有可能高贵无比，也有可能是关于人体上部的经脉的学问。无论是哪一种解释，都说明医学知识是人类的财富，需要积累，也需要传承。
岐伯说：“色脉者，上帝之所贵也，先师之所传也。”当然，重视色脉是中医的特色，中医的特色绝非色脉一端。
黄帝从岐伯那里学来的医学知识，并没有把它作为“个人藏品”收藏起来，而是与臣子们时常切磋，雷公就是黄帝传授的弟子之一。但是，雷公不够聪明，时常搞错医学原理，黄帝就不客气地加以批评教育。
《著至教论》就是《内经》里一篇，黄帝教学的课程记录。“黄帝坐明堂召雷公而问之曰：子知医之道乎？雷公对曰：诵而颇能解，解而未能别，别而未能明，明而未能彰，足以治群僚，不足至侯王。愿得受树天之度，四时阴阳合之，别星辰与日月光，以彰经术，后世益明，上通神农，著至教，疑于二皇。”雷公的回答不能说不认真，他学习医学的决心是无可非议的。但是，他的医学修为却不值得恭维。
黄帝告诉他：“无失之，此皆阴阳表里，上下雌雄相输应也。而道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可以长久，以教众庶，亦不疑殆，医道论篇，可传后世，可以为宝。”雷公知道阴阳学说的重要，但是对于阴阳学说在医学里的具体应用，不是很清楚。黄帝不满地说：“子若受传，不知合至道以惑师教，语子至道之要。病伤五脏，筋骨以消，子言不明不别，是世主学尽矣。肾且绝，惋惋日暮，从容不出，人事不殷。”
《素问·示从容论》说：，黄帝退朝之后，还想着医学传承的事，就把雷公召来，讨论医学传承。
“黄帝燕坐，召雷公而问之曰：汝受术诵书者，若能览观杂学，及于比类，通合道理，为余言子所长，五脏六腑，胆胃大小肠，脾胞膀胱，脑髓涕唾，哭泣悲哀，水所从行，此皆人之所生，治之过失，子务明之，可以十全，即不能知，为世所怨。雷公曰：臣请诵《脉经》、《上下篇》，甚众多矣。别异比类，犹未能以十全，又安足以明之？帝曰：子别试通五脏之过，六腑之所不和，针石之败，毒药所宜，汤液滋味，具言其状，悉言以对，请问不知。”
黄帝督促雷公的学习情况，检查他掌握医学知识的实际情况，雷公回答说：“肝虚、肾虚、脾虚皆令人体重烦冤，当投毒药，刺灸砭石汤液，或已或不已，愿闻其解。”面对临床疗效不高的难题，雷公很困惑，按说提出来讨论也在情理之中，但是，黄帝很不满意他的回答，发起火来：“公何年之长，而问之少，余真问以自谬也！吾问子窈冥，子言《上下篇》以对，何也？”
“年之长”的雷公，不是好学青年，而是一个老臣，本来应该给面子，少批评，多教育，但是黄帝铁面无私，以一个“问之少”批评他幼稚，这的确让人很没面子。学习医学就要经得起这样的考问，才会成为一个大医。
黄帝告诉雷公，学习不深入，往往有失误，可以辱没师名，应该谨慎。
这四种过失是：“诊不知阴阳逆从之理，此治之一失矣。受师不卒，妄作杂术，谬言为道，更名自功，妄用砭石、后遗身咎，此治之二失也。不适贫富贵贱之居，坐之薄厚，形之寒温，不适饮食之宜，不别人之勇怯，不知比类，足以自乱，不足以自明，此治之三失也。诊病不问其始，忧患饮食之失节，起居之过度，或伤于毒，不先言此，卒持寸口，何病能中，妄言作名，为粗所穷，此治之四失也。”
社会上道听途说的学医之人不少，因此，黄帝感慨地说：“坐持寸口，诊不中五脉，百病所起，始以自怨，遗师其咎，是故治不能循理，弃术于市，妄治时愈，愚心自得。”混饭吃的“衣食医”，在黄帝时代已经出现了，所以高明医学家对于学术传承是很谨慎的。
当然，古代医学家“行医半径”很有限，“教会徒弟，饿死师傅”，也不是没有顾虑的，所以保守一点，也是自我知识产权保护的早期自发行为，无可厚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