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帝内经和伤寒论的比较
黄帝内经是我国最早现存的医疗保健的专著,也是中华有史以来民众为保护自身健康医疗经验理论的总结 ,以黄帝时期君臣问答的方式来组织、引导广大民间医工更好发挥作用 ,是留给后世依存医疗保健方面的理论基础 。
伤寒论是西汉末年张仲景依黄帝内经的理论为依据 ,总结了西汉之前治病部分之医术,倡导六经辨证之理法方药,开启中医治病的准绳。形成了中华文明医疗保健历史的使用。不过因为各自当时历史条件不同,两个时期进步的方向也有不同的地方,为了更好利用继承传统的医学,我们今天更应该剖析两书写作的当时背景,找出医学著作的异同,以更好理解内容利用其理论。
内经出书年代无法考究,伤寒论出书自西汉末年距今1800年,这里都是中华民族最早的记载,都是中华医疗保健的书籍,人们称之为医书。医是人生存的一种行业,不过两书内容也不尽相同,黄帝内经记的是保健管理方面的,你看其首先提出的是生命的年限,古人能活百岁,而今,半百而衰的原因,课题是怎样保健的问题,提出了人类生命的规律是生长壮老已,今时之人,半百而动作皆衰之原因,一个是时世异耶,就是环境的变化,贼风邪气入侵,一个是人将失之耶?就是自身的失误,包括饮食无节,妄行劳作,以妄为常,务快其心是失误的根源。
提出了生命的正常规律,顺之则昌逆之则病,所以半百而衰,就是人不能完成生长壮老已,这个过程是因为病,人类的智慧要采取应对疾病的措施就是治病,因此,因需求就产生了医这个行业。此业 在内经时期,中华大地已普遍存在,而且比较成熟,并且可能也有杂乱现象,急需规范,因此,黄帝召集专家学者研讨规范当时保健的策略,以便使医疗行业正常运行。以便领导组织行业使其兴旺,更好为人民服务,以安民心。讨论的记载就形成了黄帝内经。
因人类生存群居之故,分工不同,形成各行各业,每个行业都有主持者,管理组织层面和做工的人群,更多的是有需求的人群,也就是现在说的消费者,在古医这个行业,内经说的主持者是黄帝,组织管理层是所谓的师如天师、少师、伯高等人,完成这行业的工作者是医工,因此,黄帝内经保健管理的最终施使者是医工,这就好像工厂里的劳动者是工人一样,也像部队的指挥组织者之外,最重要的战斗人员是士兵一样,所以内经各论着重提出管理阶层组织引导基层劳动者医工怎样去工作,例如在《素问.四气调神论》和后面很多篇章说的是上工治未病,《生气.通天论》说的“病久则传化,良工弗为”《六节藏象论》:“不知年之所加,气之盛衰,虚实之所以不可以为工矣”邪辟内生,工不能禁也”《汤液醪醴论》:“今良工皆得其法,至于说各篇说的诊断的色脉,以教工识病,针灸明显引导规范医工的作业等等。
黄帝内经多次要求广大医师明白管理组织的目的曾在《素问.天元纪大论》《灵枢.师传》反复强调,行医的目的是“上以治民,下医治身,使百姓无病,上下和亲”。医用的理论要求《素问.天元纪大论》:“令有条理,简而不匮,久而不绝,易用难忘”
仲景的伤寒论是保健方面医疗行业中发热的部分,伤寒只是中华传统医学病中的一部分。不能代表全面的中华传统医学,从黄帝内经看,内经利用有效的主力是医工,另外也提到,当时和以前存在的“祝由”“方士”,虽然并没有对他们细微的交代,从话语中看出,对这两种从事保健的方法的存在并不陌生,在《素问.移精变气论》“古之治病,唯其移精变气,可祝由而已。”《素问.五脏别论篇》“余闻方士,或以脑髓为脏,或以肠胃为脏,或以为腑”《素问.至真要大论》经言胜者泻之,虚者补之,余锡以方士,而方士用之,尚未能十全”这说明内经时传统的医术还有祝由、方士,现在也还存在,但内经着重组织的医工才是正规军。
伤寒论序中说书叫《伤寒卒病论》,现在人们作书立传都叫伤寒杂病论是个错误,因为所谓的伤寒就是发热的病,伤寒论说“君子固密,则不伤于寒,触冒之者,乃名伤寒”这说明张仲景的伤寒论并非人体病变的全部,只有能触冒之病才叫伤寒,此病在临床中遇到的较多,但不是医疗保健的全部,所以自汉之后,各朝代都有注解伤寒论的他们注解伤寒论。都是在实践中发现了伤寒论的不足之处,很多注解伤寒论实事是弥补其不足,以卒病就是触冒后骤起得病,儒医故意说是杂病,实是混淆视听。
再者伤寒论所用以汤剂为主,对于其他剂型也有,可不多,而针灸按摩之法较少。
中华历史到汉朝时期,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后的两千年中华实际上就是现在说的政教合一的国家体制,在封建的帝王管理下的儒教,虽然原有的道教和传来的佛教同时存在,因为各教虽然叫法不同,可是都有相同点,就是各有信仰的权利,都是信仰神鬼天地轮回。
他们还可相互利用,相互吹捧,到处有庙宇道观,各地都有可敬的佛祖观音,修炼的太上老君,还有数不清的山神,城隍、灶君、土地财神,讲义气找关公,惩罚坏人找阎王,反正儒教人死了就是神,祖先已去世也是神,这些神会保佑后人平安,消灾灭病,这就是儒教的所敬的天地君亲师,这时的儒者志向不为良相,便为良医,作为领导组织层面的医,当然第一要尊重的君亲,因此,张仲景的伤寒论序中说,精究方术的目的是“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身。”这说明内经的医术最先考虑的是民众,仲景的医术最先考虑的是君亲。
黄帝内经虽然有阴阳离合之说,但自古到汉并不能得到充分的贯彻,但启玄子王冰总结医理是“行之有道,出入有门”这就是后世游医的门道之理。所以就出现了“各乘家技,始终顺归”的现象,仲景着重批判了这样的情况,倡导六经辨证,把身体与自然界的关系和体内各部的关系明确分别开来,并以理、法、方、药明确治则,明确吐汗下的作用及用时注意的事项,这是中医的第一次理论与实践结合的飞跃。至于六经到如今,儒医也说不清楚其真实的道理。
中华在封建社会自汉朝以后,儒教占据医学保健的领导地位,但儒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就是大部分人的精力放在管理国家大事上,对医疗行业实际操作有限,只有那不得第和受病痛折磨刺激的文人才致力操作,这就出现了历史上的济世医与衣食医的区别,医工就是衣食医的一种,自古至今中华医学保健没落之原因,清朝时期《医宗金鉴》的作者吴谦上书乾隆皇帝说:“而今习医者淳于意,张机之流”儒医文人已经霸占了医坛的组织领导地位。医工在行业上已被忽视或边缘化。
时至今日,让人痛惜的是,传统的中医仍旧被儒医把持,虽然封建社会已不存在,白话文已经普及,国家要人们学习的中医依然是八股之乎者也;祝由方士儒医与医工并未分清;中医主要为君亲还是为民存在争议,把服务对象分为富人和贫人,儒医故命清高的难懂的医理成了合法,内经中的医工简、便、廉、验的门道理论已被所谓的淘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