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理探讨何裕民：癌症只是慢性病

梦回杏林 · 2021/04/29

　　
中国：癌症发病率与病死率明显上升

　　与全球癌症发生的严峻形势相同，在我国从近几年开始，癌症已占据死因的首位。“恶性肿瘤已成为我国城乡居民的首要死因。”卫生部在2006年5月公布的一项统计报告中说。而且卫生部的调查数据显示，中国的癌症发病率正呈明显上升的趋势。
　　癌症，这个概念被WHO界定为：可影响身体任何部位的100余种疾病的通称，使用的其他术语为恶性肿瘤。“癌症正在成为人类第一杀手”，《中国癌症预防与控制规划纲要(2004-2010)》如此开篇。那么，这个“杀手”在中国的杀伤力，30年来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迄今为止共进行过3次全国居民死因调查。1973~1975年是第一次，第二次在1993年，最近的一次在2006年，其中都得出了有关癌症的数据。30年间，城市癌症死亡率(每10万人当中每年死于癌症的人数)从20世纪70年代的91.8/10万，上升到2006年的145 /10万；同时期的农村也由80.8/10万，上升到130/10万。计算下来，分别增加了约六成左右，绝对死亡人数则翻了一番多。
　　目前，我国每死亡5人中就有1人是死于癌症，而在0~64岁人口中，每死亡4人中，即有1人死于癌症。与此同时，20世纪70年代以前占人群死因近80%左右的各种感染类疾病，已下降到仅占区区的2.8%，完全无足挂齿。
　　可以说，几乎是突如其来的癌症恶潮，使人类一下子陷入了恐慌。有份素以严肃著称的新华社媒体，曾以“癌症爆炸”的醒目字眼出现于某期的封面(《瞭望东方周刊》，2007年第24期)，正文中大量如实描绘了癌症村、癌症高发地带。
　　

梦回杏林 · 2021/04/29

尴尬的局面：贫癌、富癌皆高发

　　癌症与生活方式、生活水平密切相关。据此，习惯上把癌症分为“贫癌”和“富癌”两大类。所谓“贫癌”，即与生活水平低下、卫生条件偏差等因素有关的癌种，如食管癌、阴道癌、宫颈癌等；“富癌”则多为富营养化所致的癌症，如肺癌、结(直)肠癌、胰腺癌及乳腺癌等。前者多见于发展中国家，后者则多见于发达国家。在国内，却存在着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高发癌谱并存的尴尬局面：肝癌、胃癌及食管癌等发展中国家常见癌症的病死率居高不下，而肺癌、结(直)肠癌及乳腺癌等发达国家高发癌症又呈显著上升趋势。
　　我国的高发癌谱也发生了变化。《中国癌症控制策略研究报告》显示了30年来主要癌症死亡率排位的变化(按死亡人数多少排序)：
　　1970年代的排位是——胃癌、食管癌、肝癌、肺癌、宫颈癌……
　　1990年代的排位是——胃癌、肝癌、肺癌、食管癌、直肠癌……
　　2000年代的排位是——肺癌、肝癌、胃癌、食管癌、直肠癌……
　　其中，死亡率下降最明显的是宫颈癌，上升最明显的是肺癌。
　　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我国许多方面的情况得到了改善，但癌症的主要危险因素并未得以相应控制。我国农村癌症病死率的上升速度明显快于城市，癌症高发地区亦多在农村和西部地区，成为当地农民因病致贫、返贫的重要原因。
　　癌症不仅严重影响劳动人口的健康，而且成为医疗费用上涨的重要因素。据有关部门估算，每年用于癌症患者的医疗费用达数千亿元。就家庭来说，癌症不仅严重影响患者的生命质量，而且疾病负担十分沉重。特别是在一些癌症高发或聚集性地区，可能引起居民恐慌，制约当地经济发展，影响社会和谐。
　　

梦回杏林 · 2021/04/29

向癌症宣战

　　20世纪后半叶，一系列的科技成果引发了人们生活上的大改变——能上天，能入地，能控制严重的感染，能知晓生命的本质(当时认定DNA双螺旋结构就是生命的本质，借助分子生物学就足以完全揭示它)，因此，人类无所不能，充满自负，攻克、征服癌症当然也不在话下。
　　于是人们便当然地举起了抗癌——杀死癌细胞的大旗，一如过去曾经成功应对肺结核、肺炎等，利用抗生素杀死细菌之高招一样，来对抗癌症，“向癌症宣战”！人们发展了种种杀死癌细胞的方法，如手术切割、放疗烧死、化疗毒死等。其中，又以化疗毒死最受宠幸，化学药物毒死癌细胞的治疗方法(化疗)成了抗癌的主力军及希望所在。因此，市面上涌现了数不清的化疗新药。
　　然而，就在人们自以为能再次取得抗癌捷报时，临床的情况却不乐观：化疗药对癌症的治疗和控制确有一定的效果，但始终停留在一个令人十分尴尬的境地——不管人们怎么更新化疗药，不管人们怎么加大剂量、拉长疗程，或组合各种化疗药配伍应用，除少数癌症的疗效有所提升外，癌症患者的远期疗效和5年生存率却并无多大提高。而且在这一过程中，接受治疗的患者们在肉体上、心理上、精神上，以及经济和家庭、社会生活诸多方面，却承担着越来大的创伤、痛苦与负担。2002 年国际癌症预防联盟(CPC)在文件中明确承认：“我们输掉了这场战争。”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NCI)也在2002年承认了这一点。
　　看来，现在是到了必须改变这一切的时候了！而这种改变不能仅凭一腔热血，还要凭借高度理性和脚踏实地，需要多环节切入的综合抗癌手段。
　　

梦回杏林 · 2021/04/29

一个悖论引发的质疑

　　有研究提示：1975—2005年的30年间，美国甲状腺癌、肾癌、乳腺癌、黑色素瘤和前列腺癌的发病率都增加了3倍左右，但这5种癌症的死亡率并没有明显变化。一种解释是：在这30年间癌症发病率的确不断增高，但由于诊疗水平的提高，做到了早发现、早治疗，大大降低了死亡率。这与后面将要提及的相关研究揭示不同癌症筛检组和对照组死亡率并无明显区别的结论相矛盾。因此，更可能的解释应该是：近几十年医学诊断技术的快速进步，查出了很多本来不治疗也不会死的“癌症”患者，人为地拔高了发病率。
　　后一个结论是韩启德院士做出的，他是资深而成就显著的病理学家，现任北京大学医学部主任、中国科学院院士，兼任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务。他认为主要是不必要的癌症筛检，查出了很多本不致命的“癌”，引起人群广泛恐惧的同时，还人为地拔高了癌症发病率。鉴于他的特殊身份，此论可谓是惊世骇俗，被媒体誉为“颠覆医疗认知”。我却为他的深刻分析及敢于直言而深深折服，他的所言表明，他是一位睿智且有道义感、有良知的学者，故值得尊敬。
　　当然，笔者完全认同他的这一分析。
　　事实上，现已有不少严肃的科学研究支持这种解释。例如，有研究发现：对非死于甲状腺癌者的甲状腺做薄层切片病理检查，其中36%的人患有甲状腺癌，如果切片更薄些，也许会发现更多的甲状腺癌患者。法医学家尼尔森在对死于非癌症的40~50岁妇女进行尸体解剖，乳腺组织切片中发现约40%女性乳腺已经癌变。底特律的科学家萨克尔等进行研究，对525例意外死亡的男性死者前列腺做病理切片，发现即使20多岁的年轻男性中也有近10%的人前列腺已经癌变。而且，癌细胞的检出率与年龄明显相关，70岁以上者，80%以上患有前列腺癌。但他们生前并没有任何症状与征兆。
　　由于诊断水平的提升，诊疗中无意发现的肿块越来越多。其中，多数是非致命性癌症。韩启德院士举例说：一项在50岁人群中进行的研究，肺脏CT发现，吸烟人群中50%有肿块，只有3.6%会成为致命性肺癌。非吸烟人群中15%也有肿块，只有0.7%是致命性肺癌。肾脏和肝脏的CT扫描，分别发现23%和 15%的人有肿块，其中，只有0.2%和0.5%为致命性癌症。对甲状腺做超声检查，发现67%的人有肿瘤，其中，只有0.01%为致命性甲状腺癌。
　　可明确地说，人群中确实存在相当数量的、终生没有征兆、不出现麻烦、不做病理切片也不会被发现的“癌症”。结合进化论及遗传学家的研究，细胞在适应中时时刻刻都在呈现“钟摆样”效应，摆动幅度过大，就可能出差错(细胞蜕变)，差错积累过多，可诱发癌变。因此，只要生存着，只要有进化，细胞癌变就是难以避免的。但这些蜕变不等于就是人们通常理解的致命性癌魔。
　　

梦回杏林 · 2021/04/29

杀尽癌细胞，谈何容易

　　毋庸置疑，癌症强调“三早”(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是有重要意义的。排除早期癌症患者自然生存期较长等因素后，“三早”还存在一个假设的可能性：即其中有一部分患者很有可能可以彻底杀尽癌细胞，故这是提高疗效的重要途径。但是，对于其他的癌症患者来说，要想杀尽癌细胞，谈何容易？
　　据有西方科学家统计，约有45%的癌症患者可以临床治愈，贡献率依次为手术22%、放疗18%、化疗及其他方法5%。对于曾经是“绝症”的癌症患者来说，这些已是了不起的成就了(据我们对上万患者的长期追踪观察，仅借助中医药，可使超过15%的癌症患者长期健康地活着，其中，有4%~5%的患者临床检查癌症消失，但我们并不认为这是完全杀尽癌细胞的结果)。即便如此，仍意味着还有多达40%~50%的患者无法临床治愈，但他们中间的许多人借助各种合理治疗，仍长期较有生活质量地活着。
　　有研究表明，一些“早期”癌症患者在确诊时虽经现有的各种先进技术设备的详细检查也未能发现远处有转移灶(显性转移)，但实际上此时有相当多的患者已经有远处转移(隐性转移，即亚临床灶)。如曾有人统计后认为癌症确诊时，60%的患者已有转移。美国每年诊断约80万实体癌患者，当时确诊肿瘤时约有50万患者已有转移。用PET-CT等的检查，还能够发现相当多的CT、MRI等现代先进设备检查发现不了的隐性转移。
　　总体上讲，目前常用的手术、放疗等方法，都是局部治疗。而现在比较一致的看法认为，癌症是以局部表现为主的全身性疾病，单纯的肿块切除甚或大范围切除，以及大剂量、大面积放疗，并不一定能提高治愈率，反而会导致患者生存质量下降。而化疗虽然是全身性治疗手段，但有效率并不高，价格却奇高；好处不大，副作用大。放化疗都是成指数杀灭癌细胞，即只能杀灭一定比例的癌细胞。所以，无论重复多少次也不可能真正100%地清除癌细胞。
　　癌症患者能够通过放化疗临床痊愈，是因为残存的癌细胞数量较少，可以通过人自身的免疫力将残余癌细胞完全清除，或有效地限制在休眠及僵死状态。但这些功能一旦不能发挥有效作用，残存下来的癌细胞侵袭能力常常更强，容易更快地发生复发和转移。如此，无论是从身体上、精神上、经济上都付出了极大代价，却只有为数不多的患者得到暂时的、有限的缓解，以至于有些癌症患者事实上不是死于癌症本身，而是死于治疗！
　　严格地说，治疗疾病最终的目的是恢复患者的健康和劳动能力，保存患者的生命。消灭某种疾病只是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所采取的手段之一。可是，在很多情况下，我们常常错把手段当成了目的，结果造成南辕北辙，出现了让人哭笑不得的结果。就像我们对患者实行手术、放疗或化疗，目的是为了治愈该患者；消灭肿瘤只是治愈该患者的手段，可是我们却常常为了消灭肿瘤而把患者这个“人”也一起消灭掉了。因此，我们强调：只要能够让患者好好活下去，癌细胞并非一定要斩尽杀绝，毕竟根本目的是让患者活下去！
　　

梦回杏林 · 2021/04/29

需从应对战略失败中走出

　　在1971年国情咨文中，美国尼克松总统用了大约100个词建议开展深入的癌症研究，以寻找根治癌症的方法。他当时并没有用“战争”这个字眼。这时，关于怎么做法，专家们的意见产生了严重的分歧。争论核心问题是要“创造性研究”还是“组织研究”，换句话说就是组织癌症研究的国家机构究竟应当拥有多大权力。
　　作为争论的一方，医学学术组织、医学院校以及上面提到的M.Sloan-Kettering的M.D.Anderson，及布法罗的RoswellPark等结成广泛同盟，他们乐于接受来自联邦政府的资助，但不愿接受政府的指导，甚至哪怕是松散的协调。
　　争论的另一方，是被公认为癌症研究教父的波士顿医生西德尼·法伯，他认为应当开展大规模、有组织的研究。他当时说：“我们不能等待对癌症的透彻理解，我们没有必要为了在癌症治疗方面取得巨大进展而追求在基础研究领域对所有问题都获得圆满的答案。在人类医学史上有很多案例，人们往往在获得成功疗法以后几年、几十年甚至几个世纪才理解治疗机制，比如牛痘、洋地黄、阿司匹林都是如此。”其实，从今天的观点来看，法伯无疑是正确的、现实的、有可能成功的。因为在有限的几十年时间内，人们对癌症的认识不可能十分透彻明了，但对癌症的有效应对却刻不容缓。可惜的是，他在这场争论中失败了。
　　今天，癌症研究已经细分为许多专业领域，精确计算美国政府从1971年至今在癌症研究领域投入的经费几乎已经不可能。不过从美国国家癌症研究院及其上级单位国家卫生研究院每年得到的经费以及大制药企业投入的研发费用、私人捐助等，仍然可以估算出总的投入：从1971年以来，投入癌症研究的总经费大约是 2000亿美元，而且通货膨胀等因素已经被扣除了。
很显然，原来的占据主导的路已证明走不通！
　　美国著名的健康专家、专栏作者加利·纽尔在20世纪90年代末有一段关于癌症的评论很值得品味，他指出：
　　“当今社会中，癌症成为了一种流行病并单独成为医学的一大重要课题——此课题不同于政治和经济领域的课题。每年上百亿美元的资金投入及80余万人在为癌症而勤奋工作。‘与癌症的战争’形成了许多抗癌大军。”
　　“每年，在美国癌症协会基金增加之前，我们总能听到许多关于临近攻克癌症，挽救数百万人性命的新闻报道。在这些新闻报道过后数月，仍然无任何突破性进展。人们对癌症付出的牺牲和痛苦仍在继续。根据美国癌症协会(ACS)的统计，至少有120万的美国人将在1999年诊断为癌症，并且有56.3万人将死于癌症。我们还被告之：治疗各种癌症的进展仅仅是对癌症的部分了解，而且我们仅在治疗少数几种癌症上取得了某些成就，但总的来说，我们输掉了这场战争。”
　　“部分原因在于领导这一战争的人们的战略失败，他们对于癌症的眼光注定是短浅的。对于他们而言，认为癌症是一个以肿块为表现的局部疾病。过去的肿瘤学家企图通过切除、毒杀，或照射肿块来消灭肿瘤，挽救患者生命。研究基金的分配由在这场与癌的战斗中哪个专家当头来决定。当国家癌症研究所(NCl)的头目是一个化疗学家时，基金就用于化疗；如果该头目是一个放疗学家，基金则用于放疗。不幸的是，少数人已经持续控制着基金的流向近30年了。这些同行没有吸收那些正在试验更先进、无毒、无侵害性和最重要的非专利的治疗方法的医生加盟。”
　　“事实上，金钱和自身兴趣成为研究者发明新的癌症治疗方法的障碍。对癌症基本性质的不了解妨碍了人们对新的疗法的接受。癌症社会团体到现在才开始认识到个人的态度、信仰，和某些特殊饮食对癌症的预后和形成有影响。直到最近才有科学家宣布环境是致癌的决定性因素，癌症的存在表明人体全身免疫系统的崩溃。有些医生至今仍很不情愿地宣布：仅用手术切除肿瘤或用化疗或放疗杀死肿瘤细胞的治疗方法最终均因副作用而以患者死亡而告终，并不能阻止肿瘤的发展和恶化。”
　　显而易见，以传统的对抗性方式，试图寻找特异性杀癌方法的“向癌症宣战”彻底失败了。但人们并未气馁，人们陷入了沉思。诚如美国著名肿瘤学家哈纳汉所总结的：“过去的路走不通了，我们期待着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研究方式。诚然，这种改变首先依赖于技术的进步，但最根本的改变还有赖于观念的更新。”
　　其实，从20世纪80年代起，WHO就一直在寻求关于肿瘤人们是否可以形成某种共识；而这一历史时期医学及相关领域发生的一系列重要事件或发现的重要事实，也促使人们加快了这种观念、方法及一系列对应措施的更新与转变。这一切，预示着人类能够更客观、积极而有效应对癌症的时代，正悄悄来临！
　　总之，严峻的癌症问题呼唤人类新的合理对策，而这一切首先应建立在对过去错误的反思与批判，以及对癌症一些基本认识和某些共识的寻求等方面。
　　

梦回杏林 · 2021/04/29

美国与上海的数字比较

　　我们常说，要用事实说话，而事实往往就体现在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数字之中。因此，对一些关键数字的解读，可以给人以启迪或提示。最近，关于癌症的一组数字引起了我们的关注。
　　上海有关部门曾发布经统计确认的上海市患过癌症而幸存着的人数，总共为13.4万人(2006年底)，结合上海市户籍人口总约为1368万(2006年底)，可以说上海市人口中，有1%的生存者曾患过癌症后还活着。
　　据美国癌症协会统计，20世纪70年代癌症幸存者为300万，2001年快速上升到1000万，而当时全美国的总人口还不到3亿。换句话说，美国不到30个人里面，就有1个人是患过癌症后还活着的。
　　据笔者所知，上海每年癌症新发病率和美国接近(标化后均接近300/10万)，换算一下均为3‰，即每年1000人中约有3人罹患癌症。相同的发病率，但生存率却大不相同，这里面的深层含义值得品味！
　　首先，我们作一个简单的推算：美国每年新增癌症患者100万左右(人口基数的3‰)，现有1000多万癌症幸存者，那么患癌以后的平均寿命就是10年以上；美国公布的癌症患者5年生存率为70%~80%；除去一些比较凶险的癌症，大多数癌症患者的平均寿命将大大超过10年。在上海，1400万人口每年新患癌症数在4.2万左右，现有幸存者13.4万人，平均寿命仅3年多一点点？就总体而言，上海地区癌症患者的5年生存率稍高于30%，与美国相比，这显然是一个巨大的落差。
　　有人会说这是科学技术水平的差异，这种看法对吗？笔者以为很值得分析分析。
　　首先，在开放的上海，一些最新的医疗方法迅即传到上海，至少化疗所用药物上海与美国并无大的差距。美国所用的许多新一代药物，在上海几乎均可找到。笔者的患者中很多人就曾经用过许多美国最新一代的抗癌药物，有些人现在还在用。不敢说所有的上海癌症患者都能用上国际最新的抗癌药物，但若以所用药物的差异来解释上述“巨大的落差”，显然太勉强！
　　中国由于人口基数大，癌症患者人数众多，高端医疗资源又高度集中在上海、北京等少数城市，因此这些城市的医生手术机会举世无双。有人曾戏说，上海某肝胆医院一名主刀医师1年的肝癌切除手术，是美国一所州立大型医院1年所有外科医师肝癌切除术的总和。熟能生巧，严格依赖实践经验和技巧的手术，中国医师特别是大城市医师，绝不逊色于国外。
　　放疗、生物疗法情况亦类似。
　　显然，不能仅仅用技不如人、设备不如人或药物落后等科学技术因素的不足对这一巨大落差作出合理解释，更何况我们还有中医中药！美国是没有中医药的，尽管笔者的一些海外同学在美行医中也会碰到美国肿瘤患者手术后求助于中医药，但这毕竟是很少的一部分。从笔者10多年的系统统计，到患者的自我体验，到中国肿瘤内科(化疗法)的奠基人孙燕院士的一再告诫，都表明：合理的中医药治疗对肿瘤康复是极有价值的，可大大提高肿瘤患者的生存率、生存期和生存质量。上海市癌症康复俱乐部就曾做过统计，其6000多名(统计时的数字)会员中，85%的人认为中医药对他们的康复有很大帮助就是明证。
　　这更凸显出这种巨大落差的刺眼性！
　　笔者认为，对此可作出以下合理解释：这是高度恐癌的社会文化极端扩散的后果。由于高度恐癌，故只能极度依赖化放疗，以致动不动就化放疗过度；对健康和保健的意识淡漠，平素不注意例行体检，早期癌的发现率很低，治愈率当然不会高了。
　　进一步加以分析，以下几重因素值得重视。
　　首先，中国是个没有宗教的国度(严复、冯友兰等哲人的判断)，而宗教总体上说是教育教徒们从容面对死亡的。故中国人较之其他众多民族，对死亡常是高度恐惧的。这已为跨文化的比较研究证实了，但这只是背景性因素。
　　更为重要的是，现在国人对癌症的极度恐惧广为扩散。“癌症就是死亡”的观点尘嚣日上，生癌就是“一切都完了”的观念深入人心，成为抹之不去的魔影。因此，有相当数量的癌症患者是被“吓死”的。笔者很清楚地意识到恶劣心理对癌症患者的治疗及预后有着极为消极的影响。笔者所领导的诊疗中心之所以能有癌症患者5 年生存率超过70%，很大程度上在于充分利用心身医学的综合优势，借助包括圆桌诊疗、康复协会、康复大讲堂、话疗、爱心使者(社会义务工作者)等形式，首先努力致力于纠正癌症患者的消极心理状态。
　　其次，上述社会观念使得落伍的、极度依赖化放疗的癌症治疗旧模式根深蒂固；其中还掺杂着各种利益纷争，更是加剧了化放疗过度。其实，国际肿瘤治疗界在20 世纪末已开始改变肿瘤的纯“对抗性”治疗思路，不再奉行“战争模式”，反对无休止的大剂量化放疗，而是主张适度治疗，主张以瞄得更准的靶向药物适度治疗，而国内却尚未能跟上这种重要的治疗思想转变。过度治疗，特别是过度化疗，成了国内癌症患者生存率低下的重要原因之一。
　　笔者曾与某省肿瘤医院化疗科主任同桌吃饭，在应酬席间，化疗科主任明确告诉席上诸位朋友：他的病房患者中，有九成是死于化疗过度的。当然，九成死于化疗过度，原因很复杂，其中大部分是晚期难治性癌症，然而这也折射出治疗过度的危害性。我们知道，1980年代以前，美国癌症死亡率与上海今天的现状还算比较接近的，也是不断攀高的。但在1990年代后期，生存期逐步开始延长。而这正好是发生在国际肿瘤治疗界强调适度治疗，讲究提高生存质量，重视靶向治疗以后所发生的事。以致到了2005年，美国的癌症患者死亡人数第一次开始下降。因此，是到了接受先进的观点，改变旧有的治疗思路的时候了。唯有这样，才能真正有效提高肿瘤治疗的效果，降低死亡率，减少患者的身心痛苦，并明显提升患者的生存质量，使有质量的生存期能不断延长。
　　第三，加强国民保健意识教育，强调注意例行体检，以期能发现早期癌症，这也是一项艰巨而重要的任务。
　　

梦回杏林 · 2021/04/29

　　
美国FDA官员的反思

　　2006年，美国FDA的几位学者型官员在《临床肿瘤学》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美国FDA对肿瘤药物的终端评价”文章。文中对过去13年来美国FDA评价肿瘤药物疗效标准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检讨。文章认为：临床上为追求有效率，即“完全缓解”加“部分缓解”率，不顾及患者心理、生存质量和个体上的差异，机械地按照教科书上的条条框框，或根据临床医生的惯性思维而实施的根治术或放、化疗，其实不能真实地反映癌症患者在治疗过程中整体和长远的利益。
　　通过对已推向市场的无数新抗癌药的追踪研究，美国FDA的肿瘤药物评审专家们终于领悟到，不论是基因类药物，还是生物导弹，或是小分子转移酶抑制剂等，虽然在实验动物的抗癌、治癌研究中多有捷报，使人们看到了征服“癌魔”的曙光；但每当将这些在实验室成就的抗癌领域中震惊世界的“伟大发明”，应用于治疗人体内实在的恶性肿瘤时，却难尽如人意。究其原因，人类生命活动的错综复杂性，并受到自身高级神经中枢和社会、人文、家庭及经济环境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岂是大白鼠等实验动物所能比拟！如人患癌症后的精神状态、环境因素对其免疫功能等有着明显的影响，对病灶抑制或治疗作用等的干扰，在某一特定时期往往甚于治癌药物的作用，这就是单靠某一治癌药物或治癌手段难以根本奏效的原因。
　　对此，笔者是深有体会的。早在1980年代末，笔者在实验白鼠中即已发现，从灵芝中提出的某些有效成分之合理配方组合，对多种动物癌瘤的“抑瘤率”达到 42%~48%，并能平均延长患癌小鼠寿命1.5倍。1990年代中期，我们优化了工艺，讲究更高的有效成分萃取率，并更新了配方，官方检验报告表明对多种动物癌瘤的“抑瘤率”高达58%~62%，并延长荷瘤小鼠寿命1.8倍。这着实曾让我们兴奋不已，因为从理论上说，抑瘤率达到30%就算是有抗癌效果。然而，用之临床，我们却发现与实验结果有一定距离。因为人不是小白鼠。动物实验与人的临床，不完全是一回事。对于人体身上实实在在的癌瘤，我们还必须兼顾多方面的因素，采取综合的方法，方能取得比较理想的疗效。我们认为，这也正是近年来WHO积极向各国积极推荐“生物-心理-社会”这一新型的医疗模式，并强调对患者进行心理、社会等因素有效干预的重要性所在。
　　有鉴于此，对美国FDA官员的反思，我们深表认同。
　　这就是说：治疗癌症，不能仅仅依赖于实验室成就的某一种“伟大发明”。越是复杂的问题和对象，越需要借助综合的措施和全面的应对方法，防治癌症就该这样！
　　

梦回杏林 · 2021/04/29

癌症只是慢性病

　　2000年前后，笔者在上海中医药研究所所长任上时，一位台湾的肿瘤同行来访，双方相谈甚欢。谈到兴致高时，他提出了“癌症只不过是一种慢性病，一种可以治愈的慢性病”的说法。他继续说：“不是吗？我手头有许多活过了5年，活得很好的患者？！”对啊，笔者突然反省自已，我们的肿瘤患者中至少有七成患者已过了5年，且总人数上千啊！这不是慢性病又是什么呢？况且，这些患者当时不都是被宣判为寿限不过几月到1年的患者吗？现不都好好地活着吗！？听了他的一番话，我们来劲了，一起交流了许多实例。后来一致认为，对多数癌症患者来说，他们患的只不过是一种与冠心病、高血压一样的慢性疾病，比较棘手，治疗有一定难度，但绝非不治之症。这位同行甚至认定：癌症有时还比冠心病、糖尿病等要好得多。不少癌症患者5年以后病情可完全稳定，甚或治愈，不再需要定期用药，而冠心病、糖尿病、高血压等只能终身服药。“不是吗？”他笑着反问陪同他一起来访问我的一些在座者。因为这些人听他这席话后颇为吃惊或不以为然。而笔者完全认同他的观点，因为自己亲诊的近千例完全康复患者中，多数已不再每日胆战心惊地吃药了。其中还各包括几十例诸如胰腺癌、肝癌、脑瘤之类患者。
　　由于有过这么一次令人愉快的交流，再加上一些重要的医学人士或组织也不断表达对癌症的新认识，笔者也底气越来越足地在不同场合表达了这么一种颠覆性的新观点：“对于老年人来说，癌症只不过是种慢性病。”特别是从2003年起的近2年时间内，受上海电台990之邀所做的《名医坐堂》“专家访谈”节目中，笔者就多次阐述及重申了这一新的正确观点“老年人的癌症只不过是一种慢性病”，它是衰老过程中难以避免的一种生理异常，或者说生理过程，就像衰老一样。
　　当时有海外尸检报告提示，80岁以上老年人中，出现恶性肿瘤的概率很大，有1/4的老年人身患癌症，却无任何不适，后却死于其他因素。近日，更有海归教授黄又彭博士以其自身曾长期从事尸检的经历，认定80岁左右病故的老人都做一遍尸解，会发现100%的人体内都会有肿瘤。作为一个资深的“海归”免疫学家，他也认为肿瘤的发生，是生物进化中的一个正常的过程，和DNA复制过程中的突变有关。这种突变是难以避免的生理过程，物种的进化就是建立在这类突变基础上的。因此，黄教授认为：对老年肿瘤患者来说，它只是一种慢性病，是一种难以避免的生理过程。他特别强调：越老风险就越低了(即年龄越大，肿瘤的自然发展就越慢，威胁和危害就越小)。这与我们原先所主张的老年肿瘤患者是“乐龄癌”可谓“异曲同工”。“乐龄癌”无须过于紧张，它本身发展十分缓慢。甚至还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可促使患者更加注意生活方式的合理与否，以改进不良行为，从而有利于健康。
　　这些观点无疑是正确的。它对传统的错误认识——“癌症不治”、“癌症＝死亡”是一种彻底颠覆。今天，我们更应该理直气壮地传播这一正确观念。因为它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临床上有很大一部分患者就是受错误观点的误导或因精神崩溃，或由此而追求过度治疗而殒命的。试举一案例以作注脚。
　　童老伯是笔者的忘年交，1996年开始相识，当时77~78岁，因吃东西有噎阻感而确诊为中段食管癌，做过内放疗，老人感到火辣辣的受不了，中途放弃了。一心只想吃中药，找笔者诊疗，初起每次2~3个子女扶他来，仍挺不起胸。大约1年多时间后，一切正常，老人逐渐的1年只来2~3次，说来看看笔者，平时每日日程按排得满满的，还上网、炒股。据他自己说，因心态好，炒股还没失过手。约1年半前，已是87岁高龄的他，又由子女陪来找笔者，原来近期发现心窝下痛，吃东西不像原先那么香了。一查，胃贲门有癌变。不过这次老人可不当回事了，他说这只不过是种慢性病，自己食管癌10年都过来了，这次又有点小问题，无非是继续吃中药、零毒抑瘤罢了。一段时间治疗下来，现在他吃饭已改善，没有什么不适了。由于心态健康，认识正确，所以童老伯直至现在每日仍是乐呵呵的。
　　这类案例太多，它们都可以佐证：对于老人来说，癌症只不过是种慢性病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