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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名医为何注重训诂考证？
——医经学派之“校订疏证”诸家!
金栋按：训诂，即给古书注释。阅读古书首要困难，即古今语言文字之隔阂。一般而言，时代越久远，困难亦就越大。为了比较顺利地读懂古书，通常皆要参阅古注。为古书注释，始于西汉初。先秦时代之古书，至汉代，有的已经不容易看懂，这就需要加以注释。以医书而言，早在三国南北朝期间，吕广、陶弘景、全元起等就先后注释《难经》《神农本草经》《素问》。重要医书，前人多已做过注释。
考证，指依据资料来考核、证实和说明。古人认为，考证也是一门非常重要之学问。如姚鼐《复秦小岘书》说：“天下学问之事，有义理、文章、考证三者之分，异趣而同为不可废。”(《辞海》)
古代名医认为，训诂考证之学，对于阅读理解中医经典至关重要。从而在饱食之后，闲来无事，不是研究如何治病，竟然搞起了训诂考证，撰写什么传世佳作。虽非普遍现象，然亦代不乏人！
如南朝时齐梁间名医全元起，医术精湛，当时有“得元起则生，舍之则死”之誉。就是这样一位名医，饱食之后，闲来无事，不是研究如何给患者治病，却搞起了什么训诂来，撰写什么《素问训解》传世佳作，很遗憾后来亡佚。
明代大医学家张介宾，医术精湛。饱食之后，不是研究如何给病人看病，亦搞起了训诂，撰写传世佳作《类经》《类经图翼》《类经附翼》。张氏医术虽精湛，饭是吃饱了，却无闲钱，《类经》等无力付梓出版，最后靠友人倾囊相助才得以出版。
明代另一个大医学家马莳，擅长针灸术，愈人无数。饱食之后，闲来无事，亦搞起了训诂，撰写什么《素问注证发微》《灵枢注证发微》等传世佳作。
民国有个名医叫张山雷，医术精湛，但不知为何，饱食之后，不是研究如何给人治病、将病治愈，却搞起什么训诂考证，撰写什么《难经汇注笺正》《脉学正义》《中风斠诠》等传世佳作。
日本有个丹波氏家族，先世是中国汉人，据史料记载，家族医术精湛，但不知为何，不是研究如何给人看病，却也搞起什么中医文献训诂考证，撰写什么《素问识》《灵枢识》《伤寒论辑义》《金匮要略辑义》《素问绍识》《医籍考》等传世佳作。
清代考证之风盛行，间或涉及古典医籍。就《内经》训诂考证而言，有俞樾《内经辨言》、张文虎《舒艺室续笔·内经素问》、胡澍《黄帝内经素问校义》、孙诒让《札栘·素问王冰注校》、顾观光《素问校勘记》、于鬯《香草续校书·内经素问》等，但他们皆非医者。
可见，古人训诂考证《内经》，反而以医界之外的学者较深入。这是因为这些学者，有这方面的知识和学问，具备了训诂考证的基本条件，才有能力做这些。
古人注释有时多凭印象立论，如马莳、张介宾等(重于训诂，失于考证)，对中医经典《黄帝内经》而言，总抱着是“黄帝”撰写的观点不放。现在仍有部分人认为，《黄帝内经》是“黄帝与岐伯等六臣子探讨医学理论”而作，殊不知，实非如此！因这些人皆是托名。故是否需要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以求其真、求其实、求其是？
实际上，古代医家有时多为衣食奔走，最低要吃饱饭，填饱肚子，再说其它。哪里还有时间搞学术研究、搞训诂考证！所以古代医家医术虽精湛，临床经验亦丰富，然儒学经学功底、训诂考证之学术知识每多不足，具备孙思邈所要求的“大医”条件之医家确实很少。然亦有的名医，饱食之后，熟读儒学经学，善于训诂考证，可谓临床考证两不误，如民国名医张山雷则是其一。
校勘训诂(考证)是研究《内经》的一种学术方法和或学派。研究者必须有国学文化底蕴，扎实的基本功。而历代医家多缺乏这种学问，涉足于此者甚少。任应秋说：“‘校勘’(训诂考证)是做学问的一个过程，对于医家来说，不一定都具备这个本领，历史上的大医家，也不一定都有这个本领，包括张仲景、李时珍等，也不一定有校勘的本领。”(《任应秋中医各家学说讲稿》)
清代考证之风盛行，后刮到了东瀛日本。日本学者尤其是江户时期医学界考证学派，莫不精研清儒之传世佳作。日本汉方界，最令人折服的，是成熟于江户后期之医学考证学派。
因训诂考证，需要高深学问修养，而日本汉方界具有这方面知识者，集中在江户医学馆，即由多纪氏(丹波氏)父子为中心之学术团体。如丹波元简《素问识》《灵枢识》《伤寒论辑义》《金匮要略辑义》等，丹波元坚《素问绍识》及丹波元胤《医籍考》等传世佳作，对我国中医界影响之深、影响之巨，凡是读过此类著作者，则会深有感触，且无不拍手称好！
业界或世人对考证抱有偏见，认为字词文献研究，对临床治病无大裨益，作为一个医者，不专心研究如何给病人看病、如何将病治好，却研究什么训诂考证。其实，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误解。如上举古代名医，特别是多纪氏父子等日本学者，极其重视临床实践，而且亲自采摘药材，或栽培药草，可谓学透医学文献，用活医术方药。
丹波氏一脉，为日本医学史上名门望族，远祖可追溯至东汉灵帝刘宏。因医术精湛，其姓氏丹波、多纪乃日本天皇所赐。若医术平平，能有赐姓之殊荣？
——医经学派之“校订疏证”诸家!
金栋按：训诂，即给古书注释。阅读古书首要困难，即古今语言文字之隔阂。一般而言，时代越久远，困难亦就越大。为了比较顺利地读懂古书，通常皆要参阅古注。为古书注释，始于西汉初。先秦时代之古书，至汉代，有的已经不容易看懂，这就需要加以注释。以医书而言，早在三国南北朝期间，吕广、陶弘景、全元起等就先后注释《难经》《神农本草经》《素问》。重要医书，前人多已做过注释。
考证，指依据资料来考核、证实和说明。古人认为，考证也是一门非常重要之学问。如姚鼐《复秦小岘书》说：“天下学问之事，有义理、文章、考证三者之分，异趣而同为不可废。”(《辞海》)
古代名医认为，训诂考证之学，对于阅读理解中医经典至关重要。从而在饱食之后，闲来无事，不是研究如何治病，竟然搞起了训诂考证，撰写什么传世佳作。虽非普遍现象，然亦代不乏人！
如南朝时齐梁间名医全元起，医术精湛，当时有“得元起则生，舍之则死”之誉。就是这样一位名医，饱食之后，闲来无事，不是研究如何给患者治病，却搞起了什么训诂来，撰写什么《素问训解》传世佳作，很遗憾后来亡佚。
明代大医学家张介宾，医术精湛。饱食之后，不是研究如何给病人看病，亦搞起了训诂，撰写传世佳作《类经》《类经图翼》《类经附翼》。张氏医术虽精湛，饭是吃饱了，却无闲钱，《类经》等无力付梓出版，最后靠友人倾囊相助才得以出版。
明代另一个大医学家马莳，擅长针灸术，愈人无数。饱食之后，闲来无事，亦搞起了训诂，撰写什么《素问注证发微》《灵枢注证发微》等传世佳作。
民国有个名医叫张山雷，医术精湛，但不知为何，饱食之后，不是研究如何给人治病、将病治愈，却搞起什么训诂考证，撰写什么《难经汇注笺正》《脉学正义》《中风斠诠》等传世佳作。
日本有个丹波氏家族，先世是中国汉人，据史料记载，家族医术精湛，但不知为何，不是研究如何给人看病，却也搞起什么中医文献训诂考证，撰写什么《素问识》《灵枢识》《伤寒论辑义》《金匮要略辑义》《素问绍识》《医籍考》等传世佳作。
清代考证之风盛行，间或涉及古典医籍。就《内经》训诂考证而言，有俞樾《内经辨言》、张文虎《舒艺室续笔·内经素问》、胡澍《黄帝内经素问校义》、孙诒让《札栘·素问王冰注校》、顾观光《素问校勘记》、于鬯《香草续校书·内经素问》等，但他们皆非医者。
可见，古人训诂考证《内经》，反而以医界之外的学者较深入。这是因为这些学者，有这方面的知识和学问，具备了训诂考证的基本条件，才有能力做这些。
古人注释有时多凭印象立论，如马莳、张介宾等(重于训诂，失于考证)，对中医经典《黄帝内经》而言，总抱着是“黄帝”撰写的观点不放。现在仍有部分人认为，《黄帝内经》是“黄帝与岐伯等六臣子探讨医学理论”而作，殊不知，实非如此！因这些人皆是托名。故是否需要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以求其真、求其实、求其是？
实际上，古代医家有时多为衣食奔走，最低要吃饱饭，填饱肚子，再说其它。哪里还有时间搞学术研究、搞训诂考证！所以古代医家医术虽精湛，临床经验亦丰富，然儒学经学功底、训诂考证之学术知识每多不足，具备孙思邈所要求的“大医”条件之医家确实很少。然亦有的名医，饱食之后，熟读儒学经学，善于训诂考证，可谓临床考证两不误，如民国名医张山雷则是其一。
校勘训诂(考证)是研究《内经》的一种学术方法和或学派。研究者必须有国学文化底蕴，扎实的基本功。而历代医家多缺乏这种学问，涉足于此者甚少。任应秋说：“‘校勘’(训诂考证)是做学问的一个过程，对于医家来说，不一定都具备这个本领，历史上的大医家，也不一定都有这个本领，包括张仲景、李时珍等，也不一定有校勘的本领。”(《任应秋中医各家学说讲稿》)
清代考证之风盛行，后刮到了东瀛日本。日本学者尤其是江户时期医学界考证学派，莫不精研清儒之传世佳作。日本汉方界，最令人折服的，是成熟于江户后期之医学考证学派。
因训诂考证，需要高深学问修养，而日本汉方界具有这方面知识者，集中在江户医学馆，即由多纪氏(丹波氏)父子为中心之学术团体。如丹波元简《素问识》《灵枢识》《伤寒论辑义》《金匮要略辑义》等，丹波元坚《素问绍识》及丹波元胤《医籍考》等传世佳作，对我国中医界影响之深、影响之巨，凡是读过此类著作者，则会深有感触，且无不拍手称好！
业界或世人对考证抱有偏见，认为字词文献研究，对临床治病无大裨益，作为一个医者，不专心研究如何给病人看病、如何将病治好，却研究什么训诂考证。其实，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误解。如上举古代名医，特别是多纪氏父子等日本学者，极其重视临床实践，而且亲自采摘药材，或栽培药草，可谓学透医学文献，用活医术方药。
丹波氏一脉，为日本医学史上名门望族，远祖可追溯至东汉灵帝刘宏。因医术精湛，其姓氏丹波、多纪乃日本天皇所赐。若医术平平，能有赐姓之殊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