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我国最早的实物医学信息
冲虚子
冲虚子
夏朝据《太平御览》八十二卷引《竹书纪年》：“自禹至桀十七世，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最后，夏桀无道，被商汤联合周边各国或部族给伐灭了。尽管发现了诸如二里头的不少夏遗址，但尚不能明显看到或推测到夏朝的医学情况，故这个问题只好继续等待考古学家的工作了。商朝则完全不同，大量的甲骨文给我们研究和分析医学的情况提供了不错的条件。目前看，研究我国最早的医学信息的实物，就只有从商开始了。
在距今120年的北京的一天，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得了病的时为清朝国子监祭酒王懿荣老先生，在查看根据京城名医开得的医方买回来的药，大儒知医，青蒿、莪术之类自然没有什么好看的，只有一味称为龙骨的东西引起了他的好奇。他信手拿起一片细细端详，发现有特别的痕迹，再仔细察看，像是用刀刻上去的，本身就是著名金石专家的他竟然可以大概辨认出一两个符号——那可不是一般的符号，而是最早的汉字。这件事由此引发了对位于河南安阳小王屯殷墟甲骨的收集、辨认潮，由此引发了对我国夏商周历史、我们的文化传统、文字、科技、思想、医学等的重新发现和思考。
很多人一定对我们的祖先为什么要用甲骨卜卦这个问题感兴趣。有人认为可能是为了吃乌龟滋补，甲骨留用卜卦。可能不对。我认为应该是和“河图”、“洛书”的事情有关。《易系辞上》说：“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汉代孔安国介绍说：“天于禹洛出书。神龟负文而出，列于背，有数至于九”。相传大禹做了《九畴》，并刻神龟的背上。这个传说的文化信息极大，和龟相关的就是从大禹开始就有用龟壳做书写工具的传统。大禹那么睿智，一定可以想到龟壳是那个时候易得、易存、易移动、书写面积较大的刻写板了。当然，古人有神龟崇拜的问题。《周易·颐》:“舍尔灵龟。”《史记·龟策列传》说:“古者筮必称龟。”《 淮南子·说林》也说:“必问吉凶于龟者,以其历岁久矣。”这么合适的刻写板子还有灵气，那自然就用它了，别是可能都是后人的附会了。
《诗·商颂·玄鸟》歌曰：“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诗·商颂·长发》又歌曰：“有娀方将，帝立子生商”。有娀氏的女子叫简狄的是帝喾的次妃(见上节有关帝喾的内容)，在野外吃了一颗玄鸟的蛋，生下了契，就是商的祖先。契刚开始就生活在漳河河畔，专家经过考证认为商人发祥于漳河流域到河北磁县这一段，应该可信。(见《商代史》卷一第2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宋镇豪主编)。
商可能是迁居最多的朝代。《文选·西京賦》说：“商人屡迁，前八而后五”。《史记·殷本纪》说：“自契至汤八迁”，汤到盘庚又迁了五次(迁五次立六都)。后人发现，不管怎么迁，商人总是沿着大河在冀南和豫中北范围打转转。这也就是河南处处有文物的原因。
和之前的夏朝相比，商朝的进步无疑是巨大的。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
一是对的疆域的治理比夏代严密了许多。“商王朝的国土经略，扩展波峰呈中心向四外平面辐射推进状，具有东西横向和南北纵向十字交叉扇张的要征。”中心区称为“商”，轴心地是为“商邑”，就是王畿，也叫“内服”，“四土”或“四方”是王畿以外的“邦”土所在地，即所谓“外服”乃是王朝力量可控的周围占地范围相当广袤的政治疆域地理。(见《商代史》卷一第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宋镇豪主编)。我这里强调需要引起注意的是中心和四方的结构和金、木、水、火、土(中央戊己土)的结构一致，其彼此关系以后再讨论。
二是青铜器制作达到顶峰，是以后世用青铜时代代称商代。青铜器表现出来的是商人的金属认知、冶炼能力，工艺水平，文字、文化、思维和信仰。商人的青铜器折射的是商人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状态，以及对天地自然的认识程度。
三是文字基本成熟。我们仅在用于记录卜辞的甲骨上就考古发现了5000到6000个字，那商人平时使用的一定远多于这些。我们经常说，熟练掌握3000个汉字就可以顺利交际，那可知商人的文字是很发达的了。
之前，我们对600年商代的认识只有《诗经·商颂》、《史记·商本纪》等。在认识甲骨文之后，商代的历史一下子就活泛了起来。“王亥”的辨认和考释最能说明问题。罗振玉辨认出“王亥”可能就是商的先公，王国维考释出“王亥”“并与《世本·作篇》之胲、《帝系篇》之核、《楚辞·天问》之该、《吕氏春秋》之王冰、《史记·殷本纪》及《三代世表》之振、《汉书·古今人表》之垓实系一人”(见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序)，一下子就把过去完全没有理解的《山海经》、《竹书纪年》甚至《周易》的一些内容联系到了一起。
《山海经·大荒东经》写道：“有困民国，勾姓而食。有人曰王亥，两手操鸟，方食其头。王亥托于有易、河伯。仆牛，有易杀王亥，取仆牛。河念有易，有易潜出，为国于兽，方食之，名曰摇民。”古本《竹书纪年》说：“殷王子亥宾于有易而淫焉，有易之君绵臣杀而放之。是故殷王甲微假师于河伯，以伐有易，灭之，遂杀其君绵臣。”故事说(商人的首领)王亥带队给河伯部落送牛，中途走到有易的部落歇脚时，被有易首领杀死。《竹书纪年》说这是因为王亥行为不端。不管怎么说，王亥的儿子上甲微后来借河伯的部队杀死有易的首领绵臣，灭了有易，为父亲报了仇。《周易》“旅”卦的爻辞竟然引用这件事对卦象做解释，说：“鸟焚其巢，旅人先笑后号啕。丧牛于易，凶。”但对上甲微可不是“凶”，他成功为父报仇后，返回故里，推翻了他叔叔的统治，被大家拥戴(其实是自立)为首领。有专家把上甲微视为商代的缔造者。
从王懿荣确定甲骨上刻的是文字之后，到现在已经100多年的历史了。在目前为止，共发现收集的甲骨据胡厚宣先生计算有16万片，孙亚冰在2003年统计为13万片，发现的文字有4000个以上，但辨认的大约2000个。平均每年辨认不到20个字，可见其难度之大。很多从事甲骨文专业的人员可能一生都没有辨认成功一个字，但一大批忠贞之士却为此而倾其一生，实在让人敬佩。从曾经写过小说《老残游记》的刘鹗(字铁云，号老残)著有《铁云藏龟》1903年出版，甲骨文著作不断。但极其宏大的则是由郭沫若先生任主编、胡厚宣先生为总编辑、胡先生的门人弟子和同事历经数年辛苦编纂的《甲骨文合集》，共13册，1983年出齐。行内称《合集》的就是这套书。配合这套书的《甲骨文合集释文》从1980年开始动手，1999年在发现甲骨文一百周年时才得以出版。而任主编的胡厚宣先生已于4年前辞世了。《释文》的总审校、他的学生的王宇信、杨升南在《释文》前以《总审校者的话(代前言)》，深情而追思式的记述了这本书的起端、过程，胡先生的指导和胡先生对这本书的贡献。声情并茂。我看了很多遍，前几天看的时候依然为之动容。
好了，我们还是回过头来看看甲骨文和医学相关的内容吧。
商代人称病为疒(读nè)，就是疾病的疾字。甲骨文的字形为一个人躺在床上出虚汗的样子。商代人对疾病的外在认识就是患病后，通身无力，只得躺下，或疼痛或发热冒虚汗，甚至呻吟连连。还有一个字形如箭头射在了腋下，也是疾。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内因得病为前者，外伤而病为后者呢？温少锋、袁庭栋(见所著《殷墟卜辞研究：科学技术篇》第300页，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3年版)也有这样的意思，姑为一家言，供参考吧。甲骨文和金文里都没有“病”这个字，但《论语》说：疾甚曰病。看来到先秦时“病”产生，尽管表达的都是病患的意思，但程度有区别，即病轻为疾，病重为病。商代人对疾病的定名是出于部位或病灶、病象病征，如“疾某”、“某疾”所以病名繁多。胡厚宣先生在1943年撰写的《殷人疾病考》可能是第一篇根据辨识出的甲骨文研究商代人对疾病认识的专文。他说：“殷人之病，凡有头、眼、耳、口、牙、舌、喉、鼻、腹、足、趾、尿、产、妇、小儿、传染等十六种，具备今日之内、外、脑、眼、耳、鼻、喉、牙、泌尿、产妇、小儿、传染诸科”。(见宋镇豪《商代疾患医疗卫生保健考》，《历史研究》2004年第2期)。宋镇豪曾在《夏商社会生活史》一文中在他历史的基础上，将甲骨文里涉及到的疾病扩为39种，在《商代疾患医疗卫生保健考》中进一步将疾病调增到疾首、疾目、疾盲、疾耳、听忧、耳鸣、疾自(鼻)、息惟出疾、疾口、疾舌、石舌(石、舌为一字)疾、疾言、疾齿、龋、齿蛊、疾颈、疾腰、疾胸、疾胁、疾伇、疾身、疛、疛腹、腹不安、胀、疾人、疾肱、疾肘、疾疋、疾胫、疾止、疾骨、骨凡有疾、肬、胯疾、疾其惟蛊等 53种(我的电脑打不出的从略)。如以现代医学分科，可分属之内科、外科、口腔科、齿科、五官科、呼吸道科、消化道科、眼科、骨科、脑科、神经科、肿瘤科、小儿科、妇科、传染病科等。
商代人对疾病的认识和治疗：
对外在的可以通过眼睛看到或用手可以摸到的人体骨骼和器官基本定名。如人体五官名眼鼻口耳舌。五脏六腑等内在器官不是很清楚，有人认为商人可能有过人体全面解剖，(如果有的话，刑罚更可能)，我觉得不太可能，就是解剖了，依当时的思维能力也不可能认识其特点和功能。奇特的是“心”字就是一个像心一样的象形字。这绝不是瞎猜出来的，说明商人一定见过心并观察过。当然，古人不可能知道心的功能，误认为“心之官，乃思也”。许多人觉得这样的认识很可笑。如果我要告诉你，古印度人认为胆是思维的器官，你还会觉得可笑吗？不应嘲笑人类童年的幼稚。
尽管有些问卜时对病情的描述已经到了可以做现在的病历的程度了，但对疾病的认识还处在直观的状态。不管是对疾病状态的描述还是处理，都是直观的，也就是最原始的状态。有意思的是，商人知道蛔虫，“疒佳回？”(《京》1647)，卜问：“是蛔虫的病吗？”温少锋、袁庭栋认为这是有关蛔虫病的最古的记载。(温少锋、袁庭栋著《殷墟卜辞研究：科学技术篇》第326页，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3年版)。
对疾病从轻可能到重，再严重到死亡有历程性的认识，从占卜中可以预测孩子的降生的大致日期，说明对人体的健康、十月怀胎有了认识。除了生育的时间有预知外，还看不出对疾病的发展有初步规律性的认识。比如用起(可以起床，表示好转)，辞(病势减轻)，克(病情控制)，正(刚康复)，去(已经康复)等词表达变化或好转；用灾、咎表达病情恶化；死：死亡。总体说，还处于初始的阶段。据专家对出土的商代墓葬的骨骸分析和统计，商代的孩童死亡率高达35.5%，女性的死亡高峰期是在15岁—25岁孕育盛期的青年时代，死亡率也很高(见《商代史》卷一第137-13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宋镇豪主编)。我相信，任何一个人看到这组数字都会为我们的先人所经受病痛的折磨而由衷的悲伤。所以，我不同意殷商“对疾病有很高的认识”的判断，考古发现也支持我的观点。
病因观。商人认为病是上帝或者先祖降灾。如：“……帝降疾”(《合集》18756)；“丁巳卜，贞亡降疾。贞帝肇王疾。贞不隹下上肇王疾”(《合集》14222)。再如：“贞王疾隹大示”(《合集》13697 正乙)，“[贞]王疾不隹大示”(《合集》13697 正甲)，“隹[祖]辛害王目”(《合集》1748)，“贞告疾于祖乙”(《京津》1650)等等，都是大示、祖辛、祖乙等祖先对现在的王的警示和惩罚。说起来很有意思，祖先崇拜不仅仅是对祖先的想念、感恩和祈求护佑，还有对祖先的惧怕。
我们更关心的是如何治疗。由于我们看到的是甲骨，是占卜时问卜的话，不可能记录如何治疗。所以一般的卜辞看不出医疗的情况。主要还是占卜问医，解决的办法自然主要是安抚鬼魂或驱鬼。但我认为不能排除真正的医疗。如胡厚宣先生通过对甲骨文的辨认，认为用石针或者发明了青铜针具，用以刺破痈处，引流恶血。(见胡厚宣《论殷人治疗疾病之方法》，《中原文物》1984年第4期)。考古发现也支持胡先生的考释。1973年在河北省藁城台西村商代遗址第十四号墓葬，发现了一件没有手柄的石镰，专家认为是当时的医疗器具，砭石的一种，名叫砭镰。(见马继兴《台西村商墓中出土的医疗器具砭镰》，《文物》1979年第6期)。不独有偶，同在藁城台西村商代遗址“西台”的东西两侧，发现了大量的桃仁和郁李仁遗存。桃仁和郁李仁直接食用会导致腹泻，故不会作为食物食用，应是药物使用。(见耿鉴庭、刘亮《藁城商代遗址中出土的桃仁和郁李仁》，《文物》1974年第8期)。《本草新编》说：“桃仁，味苦、甘，气平，苦重于甘，阴中阳也，无毒。主瘀血血闭，血结血燥，症瘕邪气，杀小虫，除卒暴，通润大便，活血通经止痛。苦以破滞血，甘以生新血。渍酒服之，能除百病也。”张仲景《伤寒论》里的桃仁承气汤、大黄牡丹汤都用桃仁，《本草新编》说：“郁李仁，入肝、胆二经，去头风之痛。又入肺，止鼻渊之流涕。消浮肿，利小便，通关格，破血润燥，又其余技。虽非常施之品，实为解急之需。关膈之症，最难开关，郁李仁善入肝，以调逆气，故能达上下，不可不备也。”《圣济总录》里就有郁李仁散等。在治疗方法上，胡先生还通过对甲骨文的辨认，认为殷商时已经开始用艾灸和按摩(或推拿)来治病了。
不孕不育、难产、生男生女直接延续到血脉的传承、爵位的继承和家族的兴衰，所以生殖是商代人或准确地说的贵族极为关心的事情，占据卜辞的相当部分。同时也说明，生育方面的困难比较突出。
卜辞里还反映了商人喜欢喝酒并致病的情形。“甲子卜，宾贞：毕酒才疒，不从王古？贞：其从王古？”(《甲》2121)。有人认为王患的是酒精中毒一类的病。我觉得可疑。江统《酒诰》说：“有饭不尽，委余空桑，郁积成味，久蓄气芳。本出于此，不由奇方。”(据王赛时《中国酒史》第4页，山东画报出版社2018年版)就是说当时的酒还是积存的饭自然秽化，由微生物作用而形成曲糵(读niè)，引起糖化和酒化，从而产生酒。类似于我们说的水酒。蒸馏工艺生产酒是很晚的事情了。王赛时先生说，“商人已经使用曲糵酿酒，并根据曲与糵不同发酵功能，酿制出‘酒’与‘醴’两种酒类产品。”“酒”的度数略高，“醴”的度数略低。(见王赛时《中国酒史》第22页，)而洪光住教授则直接断言；“醴”酒是甜酒。(洪光住《中国酿酒科技发展史》第70页，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11年版)。据此，所以我的判断是殷商时期的酒大多为甜度较高的酒，酒精度不会高，有人推测大概是6度左右。如果是这样的话，那饮用多少才可以酒精中毒呢？但罹患糖尿病或导致糖尿病严重，是完全可能的。商人喜欢饮酒导致的两个主要问题就是让依然珍贵的粮食进入非必需领域从而提高了粮食的紧张度，不利于政治、经济稳定。二是影响到贵族、王族的身体健康。
医疗机构和医疗范围。有的专家认为，殷商的占卜比较普遍，甚至村镇都有医疗。我认为是臆想。自从“绝地天通”以来，卜筮的权利被收归君王，被君王控制。殷墟的卜辞中就有不少王亲自占卜的记录。虽然存在非王卜辞的情形，但都是限于王族，下级部落和普通百姓是不会有这样的权利的。据胡厚宣先生辨认，有个职务叫小疒臣的，是历史记载的管理王室医疗事务的小官。而其他的管理医疗的官员还处于医巫未分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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