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用很简单的数据和逻辑，就能轻易分析出中医在非典中所做的事情。google能轻易查到，中医在非典中的数据：平均退烧时间---3天，我靠，我感冒发烧往往都是2-3天，你危重病人3天退烧？莫非吃了兴奋剂不成？ 平均花费5000元，晕倒，众所周知，非典重病人是要上呼吸机的，呼吸机一般费用是200元上下每小时，你重病人即使中医天下无敌，一吃就好，怎么也要用上24小时把，这就5000元了，莫非其他都不要钱的？以上2个数据足以证明:中医从来不敢收危重病人。
用广州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中西医治疗的病人的病情和钟南山的广州医学院第一附院呼吸疾病研究所单一西药治疗的病人的病情做比较时，我们读了《南方日报》2003年4月20日报道：《激流中的“南山”——记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所长。》“呼研所集中收治危重病人，不仅挽救了大量患者的生命，而且大大减轻了兄弟医院的压力。钟南山，成为同行们的靠山。---春节前后，广州的发病人数越来越多，不少医院因不大了解非典的传染性而遭到重创。这时，钟南山主动请缨，要求将最严重的病人送到呼研所。作出这个决定需要很大的勇气。第一，当时病因不明，谁都没把握治好病人，治不好就等于砸了自己的牌子；第二，当时已经明确该病具有极强的传染性，病情越重，传染性越强。钟南山没有考虑这些。他对全所同志说，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我们本来就是研究呼吸疾病的，最艰巨的救治任务舍我其谁？从此，一个个危重非典病人纷纷从其他医院转送过来。这些病人或合并感染，或多器官衰竭，治疗工作相当繁重。”
很明显，当时钟南山的病人的病情比广州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的病人严重得多。这两组之间的病人是“不均质”的。所以，即使广州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不给病人用中药，他们的病人也会比钟南山的病人死得少。
第二， 两组医生之间医疗经验严重不均质。首先是时间差。非典发病进入高峰在广东是2003年2月，香港是2003年3月，北京是2003年4月。因为没有任何一个西医事先受过非典的训练，全国西医手忙脚乱。人类的学习曲线是抛物线，头两三下的差距最大。如果有三个医生，一个没见过非典，一个治过一个非典病人，还有一个治过十个非典病人，他们三人之间应付非典的能力的差别之大就可想而知了。拿北京和香港比，北京的专家已经从广东学了两个月(下面讲到钟南山的第一手经验成为全国通用的救治方案)，从香港学了一个月。北京医生4月迎战非典时，他们的能力已经比香港医生3月的能力高出很多。北京的疗效应当比香港好。(我文中不讨论广东和香港的比较，因为广东的主力军是用单一西药的钟南山部，而我要讨论的是中药是否有作用。)
其次是条件：人力，物力，专家学者的水平和数量。北京在天子脚下，是共和国的脸面。非典时提供的条件比香港好很多，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再者说，4月的北京已经是草木皆兵，人人都超敏感。多少“嫌疑”都已经被关起来治疗了。所以，和3月的香港比，北京非典的病人可能在症状很轻的时候就接受治疗了。把北京的这几件事合起来，大家都明白，用不着中药，北京的疗效也应当比香港好。
第三，非典时期，组与组之间用药很不相同。因为毫无准备，初期用药完全是各自为政。作为一个突发事件，“乱”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要用“乱”中数据作出“中西医组的效果更好”的科学结论，是完全没有可能的。病人，医生和治疗措施(包括西药)这三个基本条件，在比较的两组之间差了十万八千里。这三个条件的不一样就足以造成两组治疗结果的显著不同，这个不同远远大于中药可能造成的治疗结果的不同。拿数字表达老百姓好理解。我们要观察的中药的作用(前景)是个个位数，而背景中两组之间差别已经成了千位数的区别。所以没有办法从千位数里挑出与中药有关的个位数。
所以，中医在非典中做了最少的事情，中医ff们出来四处夸耀，真是不要脸。
其实我一直纳闷，那些在呼吸机上失去意识的病人是怎么用中药治疗的，结果一看，原来是西医已经治好了的病人再送给中医做善后调理这批患者由于绝大多数在接管时都已渡过或正在经历SARS病程的高危期(即发病后的第7~14天)，因此，医疗队采取的是抓两头方针。一方面，对病情稳定的17例患者，重点通过中医问诊和舌诊收集到的呼吸系、消化系、心血管系以及精神方面的症状，围绕如何减少激素用量、停减抗病毒的利巴韦林、胸腺肽、丙种球蛋白、抗生素等，消除上述药物的不良反应和副作用如恶心、胃胀、纳呆、易激、大便干或稀、失眠、乏力等，进行辨证论治。另一方面，对危重患者，重点根据指南方案进行联合会诊，调节呼吸机参数，调整用药，稳定病情，逆转危象，降低死亡率，配用中医急救药如参脉针、参附针、安宫牛黄丸等。
中医理论认为，本报在渡过高危期且体温正常后，属于中医的温疫愈后调理，正虚余邪未尽，根据临床的不同表现，该院三位主检医师拟定了四个方法：1.症状以低热(37度左右)、口干渴、舌红少苔为主，治以益气养阴、清解余热，用竹叶石膏汤加减，如竹叶、石膏、半夏、麦冬、党参、甘草等。2.症状以消化道症状如食欲不振、纳差、腹胀、舌苔薄白为主，这也是抗病毒药和抗生素使用后常常引起的副作用，治以舒肝理气、健脾和胃，方用四逆散合平胃散，药如柴胡、枳实、赤白芍、甘草、苍白术、陈皮、厚朴等。3.症状以大便稀、四肢乏力、舌苔白而腻为主，这也可见于长期使用抗生素后肠道菌群失调。治以健脾和胃、理气化湿，方用参苓白术散加减。4.症状以胸闷痛、干咳、气短动则加重、苔质偏暗为主，也就是肺损伤后吸收的恢复期，肺内病灶吸收缓慢、肺功能受损、低氧血症等，治以宽胸顺气、活血化瘀，方用血府逐瘀汤加味原作者：ftmm123转载自：天涯社区
用广州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中西医治疗的病人的病情和钟南山的广州医学院第一附院呼吸疾病研究所单一西药治疗的病人的病情做比较时，我们读了《南方日报》2003年4月20日报道：《激流中的“南山”——记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所长。》“呼研所集中收治危重病人，不仅挽救了大量患者的生命，而且大大减轻了兄弟医院的压力。钟南山，成为同行们的靠山。---春节前后，广州的发病人数越来越多，不少医院因不大了解非典的传染性而遭到重创。这时，钟南山主动请缨，要求将最严重的病人送到呼研所。作出这个决定需要很大的勇气。第一，当时病因不明，谁都没把握治好病人，治不好就等于砸了自己的牌子；第二，当时已经明确该病具有极强的传染性，病情越重，传染性越强。钟南山没有考虑这些。他对全所同志说，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我们本来就是研究呼吸疾病的，最艰巨的救治任务舍我其谁？从此，一个个危重非典病人纷纷从其他医院转送过来。这些病人或合并感染，或多器官衰竭，治疗工作相当繁重。”
很明显，当时钟南山的病人的病情比广州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的病人严重得多。这两组之间的病人是“不均质”的。所以，即使广州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不给病人用中药，他们的病人也会比钟南山的病人死得少。
第二， 两组医生之间医疗经验严重不均质。首先是时间差。非典发病进入高峰在广东是2003年2月，香港是2003年3月，北京是2003年4月。因为没有任何一个西医事先受过非典的训练，全国西医手忙脚乱。人类的学习曲线是抛物线，头两三下的差距最大。如果有三个医生，一个没见过非典，一个治过一个非典病人，还有一个治过十个非典病人，他们三人之间应付非典的能力的差别之大就可想而知了。拿北京和香港比，北京的专家已经从广东学了两个月(下面讲到钟南山的第一手经验成为全国通用的救治方案)，从香港学了一个月。北京医生4月迎战非典时，他们的能力已经比香港医生3月的能力高出很多。北京的疗效应当比香港好。(我文中不讨论广东和香港的比较，因为广东的主力军是用单一西药的钟南山部，而我要讨论的是中药是否有作用。)
其次是条件：人力，物力，专家学者的水平和数量。北京在天子脚下，是共和国的脸面。非典时提供的条件比香港好很多，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再者说，4月的北京已经是草木皆兵，人人都超敏感。多少“嫌疑”都已经被关起来治疗了。所以，和3月的香港比，北京非典的病人可能在症状很轻的时候就接受治疗了。把北京的这几件事合起来，大家都明白，用不着中药，北京的疗效也应当比香港好。
第三，非典时期，组与组之间用药很不相同。因为毫无准备，初期用药完全是各自为政。作为一个突发事件，“乱”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要用“乱”中数据作出“中西医组的效果更好”的科学结论，是完全没有可能的。病人，医生和治疗措施(包括西药)这三个基本条件，在比较的两组之间差了十万八千里。这三个条件的不一样就足以造成两组治疗结果的显著不同，这个不同远远大于中药可能造成的治疗结果的不同。拿数字表达老百姓好理解。我们要观察的中药的作用(前景)是个个位数，而背景中两组之间差别已经成了千位数的区别。所以没有办法从千位数里挑出与中药有关的个位数。
所以，中医在非典中做了最少的事情，中医ff们出来四处夸耀，真是不要脸。
其实我一直纳闷，那些在呼吸机上失去意识的病人是怎么用中药治疗的，结果一看，原来是西医已经治好了的病人再送给中医做善后调理这批患者由于绝大多数在接管时都已渡过或正在经历SARS病程的高危期(即发病后的第7~14天)，因此，医疗队采取的是抓两头方针。一方面，对病情稳定的17例患者，重点通过中医问诊和舌诊收集到的呼吸系、消化系、心血管系以及精神方面的症状，围绕如何减少激素用量、停减抗病毒的利巴韦林、胸腺肽、丙种球蛋白、抗生素等，消除上述药物的不良反应和副作用如恶心、胃胀、纳呆、易激、大便干或稀、失眠、乏力等，进行辨证论治。另一方面，对危重患者，重点根据指南方案进行联合会诊，调节呼吸机参数，调整用药，稳定病情，逆转危象，降低死亡率，配用中医急救药如参脉针、参附针、安宫牛黄丸等。
中医理论认为，本报在渡过高危期且体温正常后，属于中医的温疫愈后调理，正虚余邪未尽，根据临床的不同表现，该院三位主检医师拟定了四个方法：1.症状以低热(37度左右)、口干渴、舌红少苔为主，治以益气养阴、清解余热，用竹叶石膏汤加减，如竹叶、石膏、半夏、麦冬、党参、甘草等。2.症状以消化道症状如食欲不振、纳差、腹胀、舌苔薄白为主，这也是抗病毒药和抗生素使用后常常引起的副作用，治以舒肝理气、健脾和胃，方用四逆散合平胃散，药如柴胡、枳实、赤白芍、甘草、苍白术、陈皮、厚朴等。3.症状以大便稀、四肢乏力、舌苔白而腻为主，这也可见于长期使用抗生素后肠道菌群失调。治以健脾和胃、理气化湿，方用参苓白术散加减。4.症状以胸闷痛、干咳、气短动则加重、苔质偏暗为主，也就是肺损伤后吸收的恢复期，肺内病灶吸收缓慢、肺功能受损、低氧血症等，治以宽胸顺气、活血化瘀，方用血府逐瘀汤加味原作者：ftmm123转载自：天涯社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