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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黑体]医学与《易》学[/FONT]【转贴】
“不知《易》，不足以言大医”，语出明代医学家张景岳，并说明这是唐代名医孙思邈之垂训。然检之孙思邈的著作，其中有关医者当知《易》的原话却是这样说的：
[FONT=仿宋]凡欲为大医，必须谙《素问》、《甲乙》、《黄帝针经》、《明堂流注》、十二经脉、三部九候、五脏六腑、表里孔穴、本草要对，张仲景、王叔和、阮河南、范东阳、张苗、靳邵等诸部经方；又须妙解阴阳禄命、诸家相法；及灼龟五兆、周易六壬，必须精熟，如此乃得为大医(《千金要方·大医习业》)。[/FONT]
在孙氏原论中，《易》不过是作为医家博学多识的一个侧面，并未与医家著作、医学理论相提并论。要在强调医者当通“命”——阴阳禄命、相法、灼龟、《易》等。而且在孙氏的著作中亦看不到医学与《易》有何联系。大体说来，在宋以前的医学著作中，均很少提到《易》。特别是在《素问》、《灵枢》、《伤寒论》等划时代的医学代表作中，根本看不到《易》的影响，更找不出基础理论中有什么内容是直接来源于《易》。在《易》的爻辞中虽可见若干文字涉及到躯体、疾病，但无医理，均为卜问外伤、孕、眼病等等。
由于中国古代医家多有兼通经史之言，或弃儒习医者，故其论述生理、病理、药理时，往往喜借卦象为喻。如《左传·昭公元年》载晋平公请医和诊疾，谓其病为“蛊”。有人问“何谓蛊？”对曰：“淫溺惑乱之所生也。于文，皿虫为蛊；谷之飞亦为蛊；在《周易》，女惑男、风落山谓之蛊。”其中举《周易》、文字为据，都是一种“象”的说明。
然而这种比喻，在宋以前的医学文献中并不多见，只是自宋代开始，才骤见增多。这与宋明理学昌盛的文化背景是一致的。……作为卜筮之书的《易》，何以被后人认为与易学有密不可分的渊源关系，实因视《易》为阴阳之源的看法自古及今屡见不鲜。其中最早的、且广为人知的，大概要数《庄子·天下》所说“《易》以道阴阳”。其后人们大多是将爻的画法“—”、“- -”，作为阴阳的代表。但许多研究者早已指出“《易》本无阴阳概念。‘《易》以道阴阳’是战国时思想，是说《易》者通过以阴阳观念解《易》之方法，将阴阳观念赋予了《周易》，从而把《易》纳入了阴阳体系。”在《易》学的发展过程中，《易经》的本来面目变得越来越模糊，越来越成为一种供思想家发挥个人学说的工具。《易经》与那些同属儒家经典的著作相比，后者内容与形式的统一规定了解说的发展不得随意发挥；而前者却有内容与形式可以相互分离，多途发展的特点。义理，是《易》的内容；象数，是《易》的形式。故说《易》者尽可各执一端，正如《后汉书·方术传》所说：“仲尼称《易》有君子之道四焉”，即《易·系辞》所言：“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
“易学的发展史，是《易经》的形式与内容割裂分离的历史，也是它不断走向形式化和抽象化的历史”；“而取象于事物矛盾关系的卦象说，则开辟了我国古代辩证法思想发展的一条重要途径。”(徐子宏译注《周易全译·前言》)一般认为，大讲阴阳的《易传》形成于战国中晚期之间，至迟也在战国末期。以此作为时间的坐标，可以了解先秦阴阳思想的发展状况。医学与《易》学，大致均是在这一历史时期接受了阴阳学说，但两者间却无直接的启承关系。最能说明这一点的，是《易》学体系采用的数字奇偶是“阳奇阴偶”：“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尤特以九、六为阴阳的代表，凡阳爻皆称为九，阴爻皆称为六。而医学中却是沿着“天六地五，数之常也”的阳偶阴奇关系发展，故有五脏(阴)、六腑(阳)，“天以六六为节，地以九九制会”，阳脉为六、阴脉仅五(马王堆出土帛书)等具体表现。古代中医学接受《易》学阳奇阴偶之说者，唯有一例，即认为妇女月经尽后六日可以受孕成胎，一、三、五日为男，二、四、六日为女。有关此说的较早记载是《医心方》中所引用的《洞玄子》，后世引此说时，多称“道藏经云”，并称道家“戒六日之淫，为此也。过此皆不能为孕”。此说虽属荒谬，却一直占有统治地位，唐、宋、元、明、清历代医家大多宗此说。张介宾虽然相信“《易》之为书，一言一字，皆藏医学之指南”，但于此处却有不同见解：“道藏经以一日、三日、五日得者为男等说，总属臆度，渺茫非有确见也，余不敢遵信”，这是因为他知道“有十日半月及二十日之后受胎者”。总之，历史上研究医、《易》关系最著名、力倡其说者虽属张介宾，但归根结底，他所得到的实质性结论亦不过是“欲该医易，理只阴阳”，《易》只是阴阳学说的一个载体而已。
——廖育群、傅芳、郑金生著《中国科学技术史·医学卷》
“不知《易》，不足以言大医”，语出明代医学家张景岳，并说明这是唐代名医孙思邈之垂训。然检之孙思邈的著作，其中有关医者当知《易》的原话却是这样说的：
[FONT=仿宋]凡欲为大医，必须谙《素问》、《甲乙》、《黄帝针经》、《明堂流注》、十二经脉、三部九候、五脏六腑、表里孔穴、本草要对，张仲景、王叔和、阮河南、范东阳、张苗、靳邵等诸部经方；又须妙解阴阳禄命、诸家相法；及灼龟五兆、周易六壬，必须精熟，如此乃得为大医(《千金要方·大医习业》)。[/FONT]
在孙氏原论中，《易》不过是作为医家博学多识的一个侧面，并未与医家著作、医学理论相提并论。要在强调医者当通“命”——阴阳禄命、相法、灼龟、《易》等。而且在孙氏的著作中亦看不到医学与《易》有何联系。大体说来，在宋以前的医学著作中，均很少提到《易》。特别是在《素问》、《灵枢》、《伤寒论》等划时代的医学代表作中，根本看不到《易》的影响，更找不出基础理论中有什么内容是直接来源于《易》。在《易》的爻辞中虽可见若干文字涉及到躯体、疾病，但无医理，均为卜问外伤、孕、眼病等等。
由于中国古代医家多有兼通经史之言，或弃儒习医者，故其论述生理、病理、药理时，往往喜借卦象为喻。如《左传·昭公元年》载晋平公请医和诊疾，谓其病为“蛊”。有人问“何谓蛊？”对曰：“淫溺惑乱之所生也。于文，皿虫为蛊；谷之飞亦为蛊；在《周易》，女惑男、风落山谓之蛊。”其中举《周易》、文字为据，都是一种“象”的说明。
然而这种比喻，在宋以前的医学文献中并不多见，只是自宋代开始，才骤见增多。这与宋明理学昌盛的文化背景是一致的。……作为卜筮之书的《易》，何以被后人认为与易学有密不可分的渊源关系，实因视《易》为阴阳之源的看法自古及今屡见不鲜。其中最早的、且广为人知的，大概要数《庄子·天下》所说“《易》以道阴阳”。其后人们大多是将爻的画法“—”、“- -”，作为阴阳的代表。但许多研究者早已指出“《易》本无阴阳概念。‘《易》以道阴阳’是战国时思想，是说《易》者通过以阴阳观念解《易》之方法，将阴阳观念赋予了《周易》，从而把《易》纳入了阴阳体系。”在《易》学的发展过程中，《易经》的本来面目变得越来越模糊，越来越成为一种供思想家发挥个人学说的工具。《易经》与那些同属儒家经典的著作相比，后者内容与形式的统一规定了解说的发展不得随意发挥；而前者却有内容与形式可以相互分离，多途发展的特点。义理，是《易》的内容；象数，是《易》的形式。故说《易》者尽可各执一端，正如《后汉书·方术传》所说：“仲尼称《易》有君子之道四焉”，即《易·系辞》所言：“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
“易学的发展史，是《易经》的形式与内容割裂分离的历史，也是它不断走向形式化和抽象化的历史”；“而取象于事物矛盾关系的卦象说，则开辟了我国古代辩证法思想发展的一条重要途径。”(徐子宏译注《周易全译·前言》)一般认为，大讲阴阳的《易传》形成于战国中晚期之间，至迟也在战国末期。以此作为时间的坐标，可以了解先秦阴阳思想的发展状况。医学与《易》学，大致均是在这一历史时期接受了阴阳学说，但两者间却无直接的启承关系。最能说明这一点的，是《易》学体系采用的数字奇偶是“阳奇阴偶”：“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尤特以九、六为阴阳的代表，凡阳爻皆称为九，阴爻皆称为六。而医学中却是沿着“天六地五，数之常也”的阳偶阴奇关系发展，故有五脏(阴)、六腑(阳)，“天以六六为节，地以九九制会”，阳脉为六、阴脉仅五(马王堆出土帛书)等具体表现。古代中医学接受《易》学阳奇阴偶之说者，唯有一例，即认为妇女月经尽后六日可以受孕成胎，一、三、五日为男，二、四、六日为女。有关此说的较早记载是《医心方》中所引用的《洞玄子》，后世引此说时，多称“道藏经云”，并称道家“戒六日之淫，为此也。过此皆不能为孕”。此说虽属荒谬，却一直占有统治地位，唐、宋、元、明、清历代医家大多宗此说。张介宾虽然相信“《易》之为书，一言一字，皆藏医学之指南”，但于此处却有不同见解：“道藏经以一日、三日、五日得者为男等说，总属臆度，渺茫非有确见也，余不敢遵信”，这是因为他知道“有十日半月及二十日之后受胎者”。总之，历史上研究医、《易》关系最著名、力倡其说者虽属张介宾，但归根结底，他所得到的实质性结论亦不过是“欲该医易，理只阴阳”，《易》只是阴阳学说的一个载体而已。
——廖育群、傅芳、郑金生著《中国科学技术史·医学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