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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伯坚、龙式昭编著《黄帝内经集解》
金栋[FONT=仿宋](河北省河间市人民医院主任中医师)[/FONT]补遗
《素问·阴阳离合论》第六
【补遗】
[FONT=仿宋]【阴阳离合论】吴崑说:此篇当与《皮部论》参看。此言阴阳,经之阴阳也。阳表阴里谓之离,一阴一阳相偶谓之合。又,异者为离,同者为合。
金栋按:与《皮部论》参看后,乃知三阴三阳六经之“开阖枢”当为“关阖枢”,“开”乃“关”之错字。《集解》已在经文中直接改之,甚是。开(開)、关(闗)繁体字形似致错。见下相关补遗。
高世栻说:见下文胡氏所引。
胡天雄说:高云:“此承上篇《阴阳应象》而复论阴阳之离合也。应象者,阴阳之征乎外也;离合者,阴阳之本乎内也。阴阳之理,本于太极,由阴而阳,故曰阴阳。离则有三,合则为一,从三而十百千万皆离也;三阳归于一阳,三阴归于一阴,皆合也。开阖枢者,开则为阳,阖则为枢,舍阖则不能为开,舍开则不能为阖,是阴阳互见,开阖并呈也。”天雄按:高说殊牵强,《阴阳应象》原在全本第九卷,而此篇则在第三卷,乃王氏编次于此,岂可谓承上篇而复论。《内经》一书,非出一人之手,亦非一个时期的作品。西汉初,始纂集成书,直是先秦一“医学论文汇编”而已。“开阖枢”本“关阖枢”之误文,篇中已详论之,此不赘。
金栋按:高世栻说“阴阳之理,本于太极”,乃宋儒附会《易》学之说,由宋初道士陈抟绘制《太极图》附会推演而来。太极图始见于宋代,周敦颐《太极图说》“认为有象有形的二气五行和万物,都出于原始的、绝对的实体太极”。(张岱年《中国哲学大辞典》)以图表示了太极生两仪(阴阳)等变化的过程。故至明代张介宾时,始以《易》学附会《内经》之医理,见于其著作《类经图翼·医易义》,从此而有医易同源之说。
胡氏说“至汉初,始纂集成书,直是先秦一‘医学论文汇编’而已”,此说不当。看来,必须对《内经》“成书”有一个公认的标准,即怎样才算“成书”。也就是今本《内经》体系的天人相应学说、气化学说、阴阳学说、五行学说、脏腑学说、经脉学说,针刺学说、养生学说、诊法学说等大体完成(除七篇大论之外),一般说来也编纂在一起了,算是成书。成书年代与书中所反映的内容出于什么年代不是一回事!观今本《内经》的具体内容,确实辑录了古代不同时期的医学文献,又吸取了当时的医学成就(包括解剖学)整理成书,故其中又有语言古朴、合于上古音韵、带有先秦习俗的成分,又有明显的两汉时代烙印——即五行学说。所以有些篇章可能出自或反映先秦时期的内容,而西汉初这些“医学论文汇编”尚未纂辑成书。如果今本《内经》在西汉初已经纂集成书的话,司马迁编著《史记》时,其《扁鹊仓公列传》为何没有《内经》的些许痕迹呢?
《史记》第一百〇五卷《扁鹊仓公列传》第四十五,是司马迁为战国时期名医扁鹊(秦越人)和西汉名医淳于意所立的传记,开创了在正史中为名医立传的先例。扁鹊约生当战国时期,《扁鹊传》中的医学理论已有阴阳说、早期经络说及刺法、脉诊等,和今本《内经》体系的基本内容相距还较远。最关键的缺陷是,五行学说未引进医学。这样便不可设想,先秦战国时期有大体与《内经》相同的理论体系。即《内经》不大可能成书于先秦战国。仓公生当西汉初期,据其传记所述,与今本《内经》理论体系相较,仓公之学比今本《内经》面窄,不很系统。要言之,司马迁不可能见到今本《内经》。所以说,今本《内经》的成书时间不是先秦战国时期。
再如,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简帛医书中有《足臂十一脉灸经》和《阴阳十一脉灸经》,经专家考证认为,马王堆医书下葬于西汉早期——下葬于西汉文帝十二年(公元前168年)。墓主人的随葬品应是他生前研读、使用的东西。马王堆医书应是西汉初年流传并且在使用的医书。其成书时代亦应断自汉初为妥。马王堆医书最有考证意义的是,其中的经脉学说是十一经脉,还没有今本《内经》中成熟的三阴三阳十二经脉之说。今可断言,马王堆医书时代,今《内经》的三阴三阳十二经脉学说远未完成。这不但为《内经》成书时代,提供了可靠地上限,也足资证明,经脉学说经历了长时期的发展演变。据此推断,今本《内经》不可能成书于西汉中期之前,怎么会是先秦战国时期呢?
又如,《灵兰秘典论》中的“中正”、“州都”之官,乃曹魏以后才有的官名,与先秦何干?
说《内经》成书于西汉初,是班固《汉书·艺文志·方技略》记载有“《黄帝内经》十八卷”的缘故。有学者考证,今本《黄帝内经》(《素问》、《灵枢》)非《汉志·黄帝内经》十八卷,当是东汉时期成书。所以时贤廖育群著《重构秦汉医学图像》说:“突破《素问》、《灵枢》两书就是《汉书·艺文志》所载‘《黄帝内经》十八卷’的禁锢之后,即打破了今本《黄帝内经》成书下限不会晚于刘歆《七略》的限制,使得我们需要重新考虑《素问》和《灵枢》作为两部独立的著作,其成书的上、下限究竟在何时。根据确切的文字记载,只能将这两部著作的成书下限定在东汉末年张仲景《伤寒杂病论》成书之前。而其上限则应该定在刘歆《七略》之后。这是因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能够汇集各种早期医学著作,进行校勘汇编工作,恐怕只有官府才能办到。如果在《七略》成书之前,就完成了这样两部大型医书的整理加工,而不加著录是不可能的。而且《七略》之前的许多其他医学著作,即或漏而未录,其命运也理应与《七略》著录之书的命运一样,不可能单独地、完整地保存流传下来。”
李经纬、邓铁涛说:本篇讨论阴阳对立统一的法则。合而言之,则阴阳为一气;分而言之,则十、百、千、万可至无穷尽之数。但总的来说,无非是一个变化的道理。人身的经络,也是这样,分而言之谓之离,有阴经与阳经之分;并而言之谓之合,表与里同归一气,相互协调。因此讨论阴阳变化离合之理,故名。
程士德说:对阴阳离合之数,注家有二说:一认为即指一阴和一阳而言。阴经和阳经,离之则为二,合之则为一。如《类经·经络类·二十九》注:“分而言之为离,阴阳各有其经也;并而言之为合,表里同归一气也。”《内经素问吴注·卷二》亦同此说。注云:“此言阴阳,经之阴阳也。阳表阴里谓之离,一阴一阳相偶谓之合。又,异者为离,同者为合。”一说认为阴阳各分太少厥(阳明)为离,三阴三阳总合于一阴一阳则为合,如《素问直解·卷一》注:“离则有三,合则为一,从三而十百千万皆离也;三阳归于一阳,三阴归于一阴,皆合也。”文中有“三阴三阳不应阴阳”语,则后说义胜。然阴阳本为一分为二,故以阴和阳二者而言,亦是离合之数。
任应秋说:所谓“阴阳”者,本无一定,各以对待而指之,故曰可十、可百、可千、可万,以致“不可胜数”。惟人体三阴三阳经者,则取义于天地四方之部位,故以“南面而立”为之定位。所谓“离合”者,离之则为三阴三阳之六经,合之则为一阴一阳之表里也。其论“根”“结”“为开”“为阖”“为枢”,可与《灵枢·根结》篇互参。
金栋按:本篇三阴三阳只言六经,言六经就不是十二经。只有足六经而未及手经。据本篇内容分析,所谓阴阳之离,离则为三不为二,三阳之离即足太阳为关,足阳明为阖,足少阳为枢;三阴之离即足太阴为关,足厥阴为阖,足少阴为枢。任氏认为三阴三阳之“六”,取义于天地四方之六合,可备一说。[/FONT]
金栋[FONT=仿宋](河北省河间市人民医院主任中医师)[/FONT]补遗
《素问·阴阳离合论》第六
【补遗】
[FONT=仿宋]【阴阳离合论】吴崑说:此篇当与《皮部论》参看。此言阴阳,经之阴阳也。阳表阴里谓之离,一阴一阳相偶谓之合。又,异者为离,同者为合。
金栋按:与《皮部论》参看后,乃知三阴三阳六经之“开阖枢”当为“关阖枢”,“开”乃“关”之错字。《集解》已在经文中直接改之,甚是。开(開)、关(闗)繁体字形似致错。见下相关补遗。
高世栻说:见下文胡氏所引。
胡天雄说:高云:“此承上篇《阴阳应象》而复论阴阳之离合也。应象者,阴阳之征乎外也;离合者,阴阳之本乎内也。阴阳之理,本于太极,由阴而阳,故曰阴阳。离则有三,合则为一,从三而十百千万皆离也;三阳归于一阳,三阴归于一阴,皆合也。开阖枢者,开则为阳,阖则为枢,舍阖则不能为开,舍开则不能为阖,是阴阳互见,开阖并呈也。”天雄按:高说殊牵强,《阴阳应象》原在全本第九卷,而此篇则在第三卷,乃王氏编次于此,岂可谓承上篇而复论。《内经》一书,非出一人之手,亦非一个时期的作品。西汉初,始纂集成书,直是先秦一“医学论文汇编”而已。“开阖枢”本“关阖枢”之误文,篇中已详论之,此不赘。
金栋按:高世栻说“阴阳之理,本于太极”,乃宋儒附会《易》学之说,由宋初道士陈抟绘制《太极图》附会推演而来。太极图始见于宋代,周敦颐《太极图说》“认为有象有形的二气五行和万物,都出于原始的、绝对的实体太极”。(张岱年《中国哲学大辞典》)以图表示了太极生两仪(阴阳)等变化的过程。故至明代张介宾时,始以《易》学附会《内经》之医理,见于其著作《类经图翼·医易义》,从此而有医易同源之说。
胡氏说“至汉初,始纂集成书,直是先秦一‘医学论文汇编’而已”,此说不当。看来,必须对《内经》“成书”有一个公认的标准,即怎样才算“成书”。也就是今本《内经》体系的天人相应学说、气化学说、阴阳学说、五行学说、脏腑学说、经脉学说,针刺学说、养生学说、诊法学说等大体完成(除七篇大论之外),一般说来也编纂在一起了,算是成书。成书年代与书中所反映的内容出于什么年代不是一回事!观今本《内经》的具体内容,确实辑录了古代不同时期的医学文献,又吸取了当时的医学成就(包括解剖学)整理成书,故其中又有语言古朴、合于上古音韵、带有先秦习俗的成分,又有明显的两汉时代烙印——即五行学说。所以有些篇章可能出自或反映先秦时期的内容,而西汉初这些“医学论文汇编”尚未纂辑成书。如果今本《内经》在西汉初已经纂集成书的话,司马迁编著《史记》时,其《扁鹊仓公列传》为何没有《内经》的些许痕迹呢?
《史记》第一百〇五卷《扁鹊仓公列传》第四十五,是司马迁为战国时期名医扁鹊(秦越人)和西汉名医淳于意所立的传记,开创了在正史中为名医立传的先例。扁鹊约生当战国时期,《扁鹊传》中的医学理论已有阴阳说、早期经络说及刺法、脉诊等,和今本《内经》体系的基本内容相距还较远。最关键的缺陷是,五行学说未引进医学。这样便不可设想,先秦战国时期有大体与《内经》相同的理论体系。即《内经》不大可能成书于先秦战国。仓公生当西汉初期,据其传记所述,与今本《内经》理论体系相较,仓公之学比今本《内经》面窄,不很系统。要言之,司马迁不可能见到今本《内经》。所以说,今本《内经》的成书时间不是先秦战国时期。
再如,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简帛医书中有《足臂十一脉灸经》和《阴阳十一脉灸经》,经专家考证认为,马王堆医书下葬于西汉早期——下葬于西汉文帝十二年(公元前168年)。墓主人的随葬品应是他生前研读、使用的东西。马王堆医书应是西汉初年流传并且在使用的医书。其成书时代亦应断自汉初为妥。马王堆医书最有考证意义的是,其中的经脉学说是十一经脉,还没有今本《内经》中成熟的三阴三阳十二经脉之说。今可断言,马王堆医书时代,今《内经》的三阴三阳十二经脉学说远未完成。这不但为《内经》成书时代,提供了可靠地上限,也足资证明,经脉学说经历了长时期的发展演变。据此推断,今本《内经》不可能成书于西汉中期之前,怎么会是先秦战国时期呢?
又如,《灵兰秘典论》中的“中正”、“州都”之官,乃曹魏以后才有的官名,与先秦何干?
说《内经》成书于西汉初,是班固《汉书·艺文志·方技略》记载有“《黄帝内经》十八卷”的缘故。有学者考证,今本《黄帝内经》(《素问》、《灵枢》)非《汉志·黄帝内经》十八卷,当是东汉时期成书。所以时贤廖育群著《重构秦汉医学图像》说:“突破《素问》、《灵枢》两书就是《汉书·艺文志》所载‘《黄帝内经》十八卷’的禁锢之后,即打破了今本《黄帝内经》成书下限不会晚于刘歆《七略》的限制,使得我们需要重新考虑《素问》和《灵枢》作为两部独立的著作,其成书的上、下限究竟在何时。根据确切的文字记载,只能将这两部著作的成书下限定在东汉末年张仲景《伤寒杂病论》成书之前。而其上限则应该定在刘歆《七略》之后。这是因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能够汇集各种早期医学著作,进行校勘汇编工作,恐怕只有官府才能办到。如果在《七略》成书之前,就完成了这样两部大型医书的整理加工,而不加著录是不可能的。而且《七略》之前的许多其他医学著作,即或漏而未录,其命运也理应与《七略》著录之书的命运一样,不可能单独地、完整地保存流传下来。”
李经纬、邓铁涛说:本篇讨论阴阳对立统一的法则。合而言之,则阴阳为一气;分而言之,则十、百、千、万可至无穷尽之数。但总的来说,无非是一个变化的道理。人身的经络,也是这样,分而言之谓之离,有阴经与阳经之分;并而言之谓之合,表与里同归一气,相互协调。因此讨论阴阳变化离合之理,故名。
程士德说:对阴阳离合之数,注家有二说:一认为即指一阴和一阳而言。阴经和阳经,离之则为二,合之则为一。如《类经·经络类·二十九》注:“分而言之为离,阴阳各有其经也;并而言之为合,表里同归一气也。”《内经素问吴注·卷二》亦同此说。注云:“此言阴阳,经之阴阳也。阳表阴里谓之离,一阴一阳相偶谓之合。又,异者为离,同者为合。”一说认为阴阳各分太少厥(阳明)为离,三阴三阳总合于一阴一阳则为合,如《素问直解·卷一》注:“离则有三,合则为一,从三而十百千万皆离也;三阳归于一阳,三阴归于一阴,皆合也。”文中有“三阴三阳不应阴阳”语,则后说义胜。然阴阳本为一分为二,故以阴和阳二者而言,亦是离合之数。
任应秋说:所谓“阴阳”者,本无一定,各以对待而指之,故曰可十、可百、可千、可万,以致“不可胜数”。惟人体三阴三阳经者,则取义于天地四方之部位,故以“南面而立”为之定位。所谓“离合”者,离之则为三阴三阳之六经,合之则为一阴一阳之表里也。其论“根”“结”“为开”“为阖”“为枢”,可与《灵枢·根结》篇互参。
金栋按:本篇三阴三阳只言六经,言六经就不是十二经。只有足六经而未及手经。据本篇内容分析,所谓阴阳之离,离则为三不为二,三阳之离即足太阳为关,足阳明为阖,足少阳为枢;三阴之离即足太阴为关,足厥阴为阖,足少阴为枢。任氏认为三阴三阳之“六”,取义于天地四方之六合,可备一说。[/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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