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的一些讲稿笔记，内容白话希望观点能够对同行老师有所启发，或者对初学中医的朋友有所裨益。(不定期更新)
part1
今天我们说起《黄帝内经》，评价这是一部医学巨著，很多人都知道，但是然后呢？如果不是学习中医的人可能就没有话说了，其实我们现在民间中医队伍里面不一定有很多人重视《内经》，我听过有一种说法是说《内经》侧重于说理，内容过于庞杂涉及面太广，主要表达一种调和思想，如果临床来说远不如背伤寒，本草来得直接，所以《内经》对临床指导有限。所以持这类说法的人，到了临床实践后，也侧重于看医案，看经验集，用药集，这个也很好，很多人走这个路子业务也能做得很好，临阵水平凭借经验和方剂的使用也能很高，这个你无可否认。
不管怎么说，我们其实会发现一个很奇特的现象，学中医的人流派思想体系众多，每个中医的用药习惯也不尽一样，学派之间互相批判和质疑的现象更是层出不穷，更不要说具体到某一个用药上的习惯经验了，这样的也很多，你无法去说一个对错是非，你发现即便是学术上看似相互对立的两个流派，两个医家，他最后的临床疗效都可能很好，而且学派之间互相的质疑批判，包括对历代中医著作的修订质疑，你会发现对于《黄帝内经》这样的著作，除了在某些文字上去考据，对其内容思想从来没有中医去大规模的口诛笔伐，因为不管你走任何流派，你的思想一定是符合一个“道”，你的学术思想再标新立异，用药再怪异难揣度，要想有疗效，你还是要回到一个合乎“道”的方式，一切疾病最终简化就是阴阳的失衡，至于外感内伤，某一脏腑的虚实，经络的瘀滞等等都是在这个体系下的，你的治法也是要合乎一个理性，就是培养生气，因为你是要把人治活而不是治死。即便在外邪盛或者内部有病理产物的时候，你用到了一些药物或者治法来攻消是以伤害正气为代价的，但是你的攻消去邪从长远来看也是培固生气。整个中国文化就是一个求生的文化，贵生的文化，讲求实用的文化，生生不息是我们文化的核心。《周易》里面说“天地之大德曰生”，我们这个民族如果说商代还带有迷信色彩浓厚，巫祝文化泛滥的，敬鬼畏神的原始特征，到了周公以后，尤其是孔子时代之后，重心被拉回人与社会的关系，礼法开始用，祭祀开始回到文化的层面，中国文化乃至医学的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实用求生”便开始奠基。
所以说《内经》一开始立足点就很高，是从“道”的角度，从“生”的角度来理性的阐释天地规律，万物消长的趋势和力量对比。你不可能要求中国的医生学者在《内经》的书的时代就能够拿出一系列具体到某个疾病的治法治则，不可能要求张仲景在汉代就开始用藿香和乳香没药这一类后世才被发现和引进的药物。但是时代既有他的局限性，又有他的恩赐性和难以替代的特殊性，正式在《内经》成书以前至上古的那一段所谓的单纯时代，生产力的低下和求知欲的旺盛，加之理性的萌发，才有了无数先贤通过“悟”“证”“践”的方式去朴素的归纳自然界和人体的固定规律，正因为那一个“思无邪”的时代，才有了那么朦胧真诚的语言去总结自己发现宇宙天地乃至人情世故。我们学校现在的一个《内经》方面的老师，张新渝，他总结内经的时候说：“这是一部战略性的著作”，他用到了“战略”这两个字，我认为《内经》不仅是战略性的著作，更是一部泉眼性的著作，汩汩滋养着他这个体系延展出去千万里的思想。
所以《内经》不是说你才开始学中医的时候就一定要把每一章句，每一个字词去弄懂，我提倡的一个方式就是《内经》常翻，看不懂的看看注释，看看历代医家的注解，不必全信也不必拘泥，看起走就是了，先过一遍有个印象，大二的时候再翻翻，可能就有不同的感觉了，临床的时候再翻翻，就开始信服里面的一些观点和理论了，临床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五十年你翻内经的时候的感悟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说这是一本泉眼性的著作。无论你后来接受的是那个体系，那个方式的治法用药，这本书其实是你终生提高的一个东西，无论在某个阶段都嗯呢该给你启发，你临床几十年对《内经》的某些章句完全可以有不同于历代大家的一个观点，也很正常。这就是这本书的特点和魅力。我以前把《易经》说是中国文化的泉眼，由《易经》思想影响下的诸子百家，儒道医阴阳兵法等等各不相同，但是他们从不同的切口发挥易学的一个思想核心，形成自己的体系，最后要变革革新也是从溯源开始，比如儒学的大变革一般都是以对《易经》的重新注解开始的，从周文王演六十四卦开始，到孔子正式创立儒家做易传，董仲舒引《易经》及先秦诸学派观点倡“天人感应”以迎合统治者奠定儒学正统，到了宋代，推动理学建立的“北宋五子”，周敦颐、程颢、程颐、邵雍、张载无一不是易学大家，周敦颐和邵雍重在象数，二程张载重在易理，包括南宋的朱熹也是易理方面的大家。讲了这么多易学，我们回到中医学说《内经》，其实《内经》在整个中医学体系里面的地位和作用就类似于《易经》在中国文化里面的地位和作用，都是泉眼性的著作，朱熹的《观书有感》里面说“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这个是做学问要参的大话头，我们整个文化绵延不绝有生命力在于我们的源头清澈深邃，我们中医能够在今天还有生命力，在历代中根据不同的实际情况社会情况发展也是“为有源头活水来”，这个活水就是《内经》，你看仲景确立的辨证论治原则，六经体系，虽然其六经与内经六经不尽相同，但是其基本思想仍然是来自于以《内经》为代表的上古医籍，他自己也在序中说“撰《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这个《九卷》就是我们《内经》的《灵枢经》部分。你看看后来的补土派，李东垣那一套，李东垣在自己的著作中就大量征引《内经》的原文来阐释自己的理论，他当时也是面临一个特殊的实际情况，就是社会环境很动荡，兵荒马乱，瘟疫流行，还有大兵围城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饮食生活就难以维系的很好，他发现仲景的方子用起来不灵了，对于很多突发情况，于是也是从《内经》理论入手，形成了他重视脾胃的思想。再举后面的温病学说的兴起，也是由于社会环境变了，明清的气候远没有两汉那么寒冷，而且社会相对稳定，封建集权体制进一步发展加强，我们看人口呢，汉代初年是一两千万，即便经过了文景的休养生息和武帝的文治武功也不过增长到5000万左右，到了东汉三国时期征战不休人口又开始锐减，你看《三国演义》里面最后灭亡蜀国的时候刘禅给邓艾的那个财务人口表，里面蜀国户二十八万，男女九十四万，这个战争对人口影响很大。到了明末呢？人口接近2亿，到了清末人口接近4亿，就是我们经常听到清末的一些讲救亡的诗里面“四万万人一同哭，去年今日割台湾”，所以到了明清瘟疫热病很多，还有家庭结构社会局势稳定了后虚劳房劳疾病也很多，这个时候温病体系应运而生，你看《素问*生气通天论》里面那句著名的“冬伤于寒，春必温病”，这类思想成为温病学伏邪说的基础之一。在温病里面对应的症状表现及伤及脏腑和气血原理在《内经》里面就更是数不胜数了。所以，《内经》既是中医学由经验医学走向系统和体系的标志，也是不断推动中医理论发展防止中医滑向经验医学的根本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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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说起《黄帝内经》，评价这是一部医学巨著，很多人都知道，但是然后呢？如果不是学习中医的人可能就没有话说了，其实我们现在民间中医队伍里面不一定有很多人重视《内经》，我听过有一种说法是说《内经》侧重于说理，内容过于庞杂涉及面太广，主要表达一种调和思想，如果临床来说远不如背伤寒，本草来得直接，所以《内经》对临床指导有限。所以持这类说法的人，到了临床实践后，也侧重于看医案，看经验集，用药集，这个也很好，很多人走这个路子业务也能做得很好，临阵水平凭借经验和方剂的使用也能很高，这个你无可否认。
不管怎么说，我们其实会发现一个很奇特的现象，学中医的人流派思想体系众多，每个中医的用药习惯也不尽一样，学派之间互相批判和质疑的现象更是层出不穷，更不要说具体到某一个用药上的习惯经验了，这样的也很多，你无法去说一个对错是非，你发现即便是学术上看似相互对立的两个流派，两个医家，他最后的临床疗效都可能很好，而且学派之间互相的质疑批判，包括对历代中医著作的修订质疑，你会发现对于《黄帝内经》这样的著作，除了在某些文字上去考据，对其内容思想从来没有中医去大规模的口诛笔伐，因为不管你走任何流派，你的思想一定是符合一个“道”，你的学术思想再标新立异，用药再怪异难揣度，要想有疗效，你还是要回到一个合乎“道”的方式，一切疾病最终简化就是阴阳的失衡，至于外感内伤，某一脏腑的虚实，经络的瘀滞等等都是在这个体系下的，你的治法也是要合乎一个理性，就是培养生气，因为你是要把人治活而不是治死。即便在外邪盛或者内部有病理产物的时候，你用到了一些药物或者治法来攻消是以伤害正气为代价的，但是你的攻消去邪从长远来看也是培固生气。整个中国文化就是一个求生的文化，贵生的文化，讲求实用的文化，生生不息是我们文化的核心。《周易》里面说“天地之大德曰生”，我们这个民族如果说商代还带有迷信色彩浓厚，巫祝文化泛滥的，敬鬼畏神的原始特征，到了周公以后，尤其是孔子时代之后，重心被拉回人与社会的关系，礼法开始用，祭祀开始回到文化的层面，中国文化乃至医学的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实用求生”便开始奠基。
所以说《内经》一开始立足点就很高，是从“道”的角度，从“生”的角度来理性的阐释天地规律，万物消长的趋势和力量对比。你不可能要求中国的医生学者在《内经》的书的时代就能够拿出一系列具体到某个疾病的治法治则，不可能要求张仲景在汉代就开始用藿香和乳香没药这一类后世才被发现和引进的药物。但是时代既有他的局限性，又有他的恩赐性和难以替代的特殊性，正式在《内经》成书以前至上古的那一段所谓的单纯时代，生产力的低下和求知欲的旺盛，加之理性的萌发，才有了无数先贤通过“悟”“证”“践”的方式去朴素的归纳自然界和人体的固定规律，正因为那一个“思无邪”的时代，才有了那么朦胧真诚的语言去总结自己发现宇宙天地乃至人情世故。我们学校现在的一个《内经》方面的老师，张新渝，他总结内经的时候说：“这是一部战略性的著作”，他用到了“战略”这两个字，我认为《内经》不仅是战略性的著作，更是一部泉眼性的著作，汩汩滋养着他这个体系延展出去千万里的思想。
所以《内经》不是说你才开始学中医的时候就一定要把每一章句，每一个字词去弄懂，我提倡的一个方式就是《内经》常翻，看不懂的看看注释，看看历代医家的注解，不必全信也不必拘泥，看起走就是了，先过一遍有个印象，大二的时候再翻翻，可能就有不同的感觉了，临床的时候再翻翻，就开始信服里面的一些观点和理论了，临床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五十年你翻内经的时候的感悟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说这是一本泉眼性的著作。无论你后来接受的是那个体系，那个方式的治法用药，这本书其实是你终生提高的一个东西，无论在某个阶段都嗯呢该给你启发，你临床几十年对《内经》的某些章句完全可以有不同于历代大家的一个观点，也很正常。这就是这本书的特点和魅力。我以前把《易经》说是中国文化的泉眼，由《易经》思想影响下的诸子百家，儒道医阴阳兵法等等各不相同，但是他们从不同的切口发挥易学的一个思想核心，形成自己的体系，最后要变革革新也是从溯源开始，比如儒学的大变革一般都是以对《易经》的重新注解开始的，从周文王演六十四卦开始，到孔子正式创立儒家做易传，董仲舒引《易经》及先秦诸学派观点倡“天人感应”以迎合统治者奠定儒学正统，到了宋代，推动理学建立的“北宋五子”，周敦颐、程颢、程颐、邵雍、张载无一不是易学大家，周敦颐和邵雍重在象数，二程张载重在易理，包括南宋的朱熹也是易理方面的大家。讲了这么多易学，我们回到中医学说《内经》，其实《内经》在整个中医学体系里面的地位和作用就类似于《易经》在中国文化里面的地位和作用，都是泉眼性的著作，朱熹的《观书有感》里面说“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这个是做学问要参的大话头，我们整个文化绵延不绝有生命力在于我们的源头清澈深邃，我们中医能够在今天还有生命力，在历代中根据不同的实际情况社会情况发展也是“为有源头活水来”，这个活水就是《内经》，你看仲景确立的辨证论治原则，六经体系，虽然其六经与内经六经不尽相同，但是其基本思想仍然是来自于以《内经》为代表的上古医籍，他自己也在序中说“撰《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这个《九卷》就是我们《内经》的《灵枢经》部分。你看看后来的补土派，李东垣那一套，李东垣在自己的著作中就大量征引《内经》的原文来阐释自己的理论，他当时也是面临一个特殊的实际情况，就是社会环境很动荡，兵荒马乱，瘟疫流行，还有大兵围城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饮食生活就难以维系的很好，他发现仲景的方子用起来不灵了，对于很多突发情况，于是也是从《内经》理论入手，形成了他重视脾胃的思想。再举后面的温病学说的兴起，也是由于社会环境变了，明清的气候远没有两汉那么寒冷，而且社会相对稳定，封建集权体制进一步发展加强，我们看人口呢，汉代初年是一两千万，即便经过了文景的休养生息和武帝的文治武功也不过增长到5000万左右，到了东汉三国时期征战不休人口又开始锐减，你看《三国演义》里面最后灭亡蜀国的时候刘禅给邓艾的那个财务人口表，里面蜀国户二十八万，男女九十四万，这个战争对人口影响很大。到了明末呢？人口接近2亿，到了清末人口接近4亿，就是我们经常听到清末的一些讲救亡的诗里面“四万万人一同哭，去年今日割台湾”，所以到了明清瘟疫热病很多，还有家庭结构社会局势稳定了后虚劳房劳疾病也很多，这个时候温病体系应运而生，你看《素问*生气通天论》里面那句著名的“冬伤于寒，春必温病”，这类思想成为温病学伏邪说的基础之一。在温病里面对应的症状表现及伤及脏腑和气血原理在《内经》里面就更是数不胜数了。所以，《内经》既是中医学由经验医学走向系统和体系的标志，也是不断推动中医理论发展防止中医滑向经验医学的根本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