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常说，中西医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差异，这种差异又主要地表现在中医学是建立在整体观念基础上的整体医学，而西医学是建立在还原观念基础上的还原医学，整体观念与还原观念被认为是中西医学之间最根本的差异，整体观念也被看成是中医学最主要的特点之一。那么，作为中西医学建立的基础的整体观念与还原观念是怎么形成的？或者说为什么作为中国传统医学的中医学会是建立在整体观念的基础之上而不是建立在还原观念的基础之上，而产生在西方的西方医学(西医学)为什么会是建立在还原观念的基础之上而不是建立在整体观念的基础之上？笔者在新近出版的著作《辨证论治新探——一本把中医讲明白的书》(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中对这一有趣的现象做出了深入的剖析，道出了产生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
我们知道，任何观念的产生都离不开这种观念产生的文化土壤，任何观念的差异都可以在产生这种观念的文化土壤中找到其差异产生的根本原因，作为中西医学建立基础的整体观念与还原观念的产生亦是如此。中医学整体观念的产生和发展根植于其赖以生存的东方文化(中国文化)的土壤并深深地打上了东方文化特征的烙印，而西医学还原观念的产生和发展则根植于其赖以生存的西方文化的土壤亦深深地打上了西方文化特征的烙印，中西医学整体观念与还原观念的差异实质上是东西方文化和思维方式的差异。而人类文化的产生又总是与一定的生产方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马克思主义认为，文化是一种上层建筑，而生产方式则是经济基础，在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关系上，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会产生与这种经济基础相适应的上层建筑。一般认为，东西方文化分别发源于源远流长的古老的中华文明和古希腊文明，因此，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包括中西医学整体观念与还原观念的差异，归根到底，主要地是由东西方(中国的和古希腊的)早期的各自不同的生产方式所决定的。
生产方式的不同并不是人为选择的结果，而是决定于人们所生存的地域，尤其是人类社会的早期，不同的地域、不同的地理环境的人们必然会选择不同的生产方式。具有五千年历史的中华文明发源于黄河流域、长江流域，这里三面环山，一面临海，通往外界的道路交通极不便利，形成了一个与外界相对隔绝、封闭的内陆型的地理环境。虽然地理环境相对遥远和封闭，但其内部却是广阔的平原，河川纵横，气候温润，土地肥沃，水利灌溉极为便利，这就为精耕细作的农业生产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因而造就了辉煌灿烂的中国古代的农耕文明。农耕文明是一种以土地的耕种为主要生产方式的农业社会文明，它不仅给中国人以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民族品格，也给了中国人以无为保守、知足求安的性格特点，更重要的是，它促进了原始中国人“天人合一”的思想观念的形成。比方说，人们在将农作物种下之后，就要依赖于大自然的风调雨顺，只有大自然风调雨顺了，才能五谷丰登，丰衣足食。而对土地的耕种又要求人们的行为必须与自然相顺应，春耕、夏作、秋收、冬藏，人们的生产和生活不能与大自然的变化和规律相违背，否则就会遭到自然的惩罚。正是这种在对自然的依赖和顺应中逐渐形成了中国古人“天人合一”的思想，认为人是天(自然)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人与天(自然)之间是一个和谐的，统一的整体。人与天地同源、人与天地同理、人与天地相通、人与天地相应以及人与天地相参等则构成了“天人合一”思想的主要内容，而对中国文化产生深远影响的“元气论”物质观就是在这种“天人合一”的观念的基础上产生的。
与长江、黄河流域的这种相对隔绝、封闭的内陆型地理环境不同的是，古希腊地处地中海中间，具有海上航运的天然优势，同时，地中海地区以其紧靠亚欧非三个大陆的地缘优势，成为当时世界物质与文化的交流中心。由于古希腊地区多山，土壤也多石灰质，这就使得古希腊人不能像地处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的中国古人那样可以依靠对土地的耕种来维持生活，因此，远古的希腊人建立了较为发达的造船业和航运业，依靠商业交换来换取资源和财富而获得生存，这种特殊的地理环境造就了古希腊特有的以商品贸易为主的工商业生产方式。工商业为主的生产方式，其显著的特点就是要获得更多的市场和资源，而地中海地区多是一些岛国，地域比较狭小，自然资源也相对贫瘠，因此，维持工商业生产方式所需的市场和资源就主要地依靠战争，用征服和掠夺的方式加以获得。此外，古希腊人在航运贸易的过程中，经常要面临着海上的风暴，这就迫使古希腊人要不断地与海洋相抗争，通过不断地提高航海技能和改进航海工具以战胜海洋的威胁，这样就在无形中培养了古希腊人开拓进取、创新求变的性格特点，在对人与自然(天)关系的认识上，就会很自然地产生“天人对立”“天人两分”的思想观念。这种思想观念的核心就是以人为中心，把自然(天)看成是要改造和征服的对象，认为人的生存就是建立在对天(自然)战胜的基础之上，从而将人与天(自然)完全地对立起来，相信人定胜天，通过人的努力就一定能够战胜自然，而对西方文化产生深远影响的“原子论”物质观就是在这种“天人对立”“天人两分”观念的基础上形成的。
元气论物质观认为，世界上的万事万物是在气的沟通、联络作用下而形成的统一的整体，而人又是宇宙万物中的一种，这样，在天与人的关系上就形成了中医学所特有的“天人一体”的整体观。“天人一体”的整体观将人与环境(天)之间看成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人体的本身就是环境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而人与自然界之间遵循着相同或相似的规律，而人之所以能够与环境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人体与天地之间存在着一种无形的“气”，人与环境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正是通过这一无形的“气”的感应、震荡和传递作用而实现的。中医学的整体观不仅将人与自然(天)看成是一个整体，而且将人体的本身也看成是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统一的整体。在中医学看来，人体是一个以五脏为中心，通过经络系统，把人的六腑、五体、五官、九窍、四肢百骸等各组成部分有机地联系起来的统一的整体，并通过精、气、神的作用来完成机体统一的生命活动。人体任何的一脏一腑、一官一窍、皮肉筋骨的生理活动都是整体生命功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机体的任何功能活动都是建立在与其他功能活动相联系的基础之上，处于统一的形气转化的整体联系之中。中医学的整体观很重要的一点还表现在对于“气化”的认识上。气化是元气论物质观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那么，何谓气化？简单地理解，气化就是宇宙天地间万事万物的运动、发展和变化。元气论物质观认为，宇宙天地间万事万物(包括人体)的运动、发展和变化都是在气的推动作用下实现的，即所谓的“气始而生化，气散而有形，气布而蕃育，气终而象变。”(《素问•五常政大论》)，因而称之为气化。将宇宙天地间万事万物(包括人体)的运动、发展和变化看成是在“气”的推动作用下实现的，无疑是中医学整体联系观的重要体现。
原子论物质观则认为，世界上的万事万物(包括人体在内)都是由各种不同的原子以一定的数量、按照一定的比例排列组合堆积而成的，整个世界就是由无限多个彼此独立、互不相干的物体机械地组合在一起而形成的，这样就为古希腊人在看待人与自然(天)的关系中所形成的“天人对立”“天人两分”的观念找到了可供解释和说明的理论基础。天人两分观虽然也承认人是自然进化的产物，人的生存离不开自然环境提供的物质和能量，但是人体(生命)一旦从自然中分化出来，就与环境(自然界)是互不相干的甚至完全对立的两个部分，人体有人体的运动变化规律，自然界有自然界运动变化的规律，人体的运动变化规律与自然界的运动变化规律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运动变化规律，不能用人体的运动变化规律来解释和说明自然界运动变化的规律，更不能用自然界运动变化的规律来解释和说明人体的运动变化规律，这就与中医学“天人一体”的整体观所认为的人与天地同理的认识是完全不同的。天人两分观根本不承认人与天地(环境)之间存在着以无形的“气”为中介的相互感应的作用，如果说人体与环境之间存在着某种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话，那也是人与环境之间以有形的物质、能量为中介的机械的、“刚性”的相互联系与相互作用，如人体与环境之间物质、能量的代谢谢交换，以及环境与人体之间的理化的、生物的作用等。这样，西医学在研究人体生命运动的变化规律时，就不会像中医学那样把人放在自然界的这个大背景中整体地、联系地去进行研究，而是把人与自然界完全分离开来孤立地、单独地去进行研究，这是西医学还原分析的思维方式重要表现之一。西医学还原分析的思维方式还表现在它的人体观上。与中医学把人体看成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相反，西医学则把人体看成是由有着不同解剖结构的器官、脏腑、官窍、皮肉筋骨等各个部分组合而成的，在西医学看来，人体实际上就如同一架可以任意拆分的“机器”，人体的每个部分(如上述不同解剖结构的各个器官、脏腑、官窍、皮肉筋骨等)就如同一架机器上被安装上去各种“零件”，每个零件都是各自独立地进行“运转”和“工作”，并共同承担和完成着人体的各种不同的生命活动，正如机器出现了毛病可以归结到组成它的“零件”出现了问题一样，人体的各种疾病也同样可以归结到构成人体的各个部件(如组成人体各个不同的器官、脏腑、官窍等)出现了异常的缘故。此外，如果说元气论物质观将宇宙天地间万事万物(包括人体)的运动、发展和变化的根本原因归结“气”的推动作用上(其实质是宇宙万物间的相互关系、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那么，原子论物质观则孤立地看待一切事物(包括人体)的运动、发展和变化，将事物的运动、发展和变化的根本原因归结于事物(物质)自身结构的变化。这种孤立地看待事物的运动、发展和变化的观点，其实也是西医学还原分析思维方式的重要表现。
总之，中国古代在“天人合一”观念基础上所形成的元气论物质观与古希腊人在“天人对立”观念基础上所形成的原子论物质观对后世东西方学术思想发展的影响是巨大的，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后世的东西方学术之所以走上了两种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归根到底，正是由于东西方两种不同的物质观影响的结果。而这种影响最突出的表现之一，就是中国人在思维方式上的整体联系观和西方人在思维方式上的还原分析观。表现在医学上，用整体联系的观点来看待人体的健康和疾病，因而形成了中国人特有的具有东方特色的医学科学体系，而用还原分析的观点来看待人体的健康和疾病，因而形成了西方人特有的具有西方特色的医学科学体系，中医学和西医学是建立在两种不同观念基础上的两种不同特色的医学科学体系。
我们知道，任何观念的产生都离不开这种观念产生的文化土壤，任何观念的差异都可以在产生这种观念的文化土壤中找到其差异产生的根本原因，作为中西医学建立基础的整体观念与还原观念的产生亦是如此。中医学整体观念的产生和发展根植于其赖以生存的东方文化(中国文化)的土壤并深深地打上了东方文化特征的烙印，而西医学还原观念的产生和发展则根植于其赖以生存的西方文化的土壤亦深深地打上了西方文化特征的烙印，中西医学整体观念与还原观念的差异实质上是东西方文化和思维方式的差异。而人类文化的产生又总是与一定的生产方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马克思主义认为，文化是一种上层建筑，而生产方式则是经济基础，在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关系上，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会产生与这种经济基础相适应的上层建筑。一般认为，东西方文化分别发源于源远流长的古老的中华文明和古希腊文明，因此，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包括中西医学整体观念与还原观念的差异，归根到底，主要地是由东西方(中国的和古希腊的)早期的各自不同的生产方式所决定的。
生产方式的不同并不是人为选择的结果，而是决定于人们所生存的地域，尤其是人类社会的早期，不同的地域、不同的地理环境的人们必然会选择不同的生产方式。具有五千年历史的中华文明发源于黄河流域、长江流域，这里三面环山，一面临海，通往外界的道路交通极不便利，形成了一个与外界相对隔绝、封闭的内陆型的地理环境。虽然地理环境相对遥远和封闭，但其内部却是广阔的平原，河川纵横，气候温润，土地肥沃，水利灌溉极为便利，这就为精耕细作的农业生产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因而造就了辉煌灿烂的中国古代的农耕文明。农耕文明是一种以土地的耕种为主要生产方式的农业社会文明，它不仅给中国人以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民族品格，也给了中国人以无为保守、知足求安的性格特点，更重要的是，它促进了原始中国人“天人合一”的思想观念的形成。比方说，人们在将农作物种下之后，就要依赖于大自然的风调雨顺，只有大自然风调雨顺了，才能五谷丰登，丰衣足食。而对土地的耕种又要求人们的行为必须与自然相顺应，春耕、夏作、秋收、冬藏，人们的生产和生活不能与大自然的变化和规律相违背，否则就会遭到自然的惩罚。正是这种在对自然的依赖和顺应中逐渐形成了中国古人“天人合一”的思想，认为人是天(自然)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人与天(自然)之间是一个和谐的，统一的整体。人与天地同源、人与天地同理、人与天地相通、人与天地相应以及人与天地相参等则构成了“天人合一”思想的主要内容，而对中国文化产生深远影响的“元气论”物质观就是在这种“天人合一”的观念的基础上产生的。
与长江、黄河流域的这种相对隔绝、封闭的内陆型地理环境不同的是，古希腊地处地中海中间，具有海上航运的天然优势，同时，地中海地区以其紧靠亚欧非三个大陆的地缘优势，成为当时世界物质与文化的交流中心。由于古希腊地区多山，土壤也多石灰质，这就使得古希腊人不能像地处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的中国古人那样可以依靠对土地的耕种来维持生活，因此，远古的希腊人建立了较为发达的造船业和航运业，依靠商业交换来换取资源和财富而获得生存，这种特殊的地理环境造就了古希腊特有的以商品贸易为主的工商业生产方式。工商业为主的生产方式，其显著的特点就是要获得更多的市场和资源，而地中海地区多是一些岛国，地域比较狭小，自然资源也相对贫瘠，因此，维持工商业生产方式所需的市场和资源就主要地依靠战争，用征服和掠夺的方式加以获得。此外，古希腊人在航运贸易的过程中，经常要面临着海上的风暴，这就迫使古希腊人要不断地与海洋相抗争，通过不断地提高航海技能和改进航海工具以战胜海洋的威胁，这样就在无形中培养了古希腊人开拓进取、创新求变的性格特点，在对人与自然(天)关系的认识上，就会很自然地产生“天人对立”“天人两分”的思想观念。这种思想观念的核心就是以人为中心，把自然(天)看成是要改造和征服的对象，认为人的生存就是建立在对天(自然)战胜的基础之上，从而将人与天(自然)完全地对立起来，相信人定胜天，通过人的努力就一定能够战胜自然，而对西方文化产生深远影响的“原子论”物质观就是在这种“天人对立”“天人两分”观念的基础上形成的。
元气论物质观认为，世界上的万事万物是在气的沟通、联络作用下而形成的统一的整体，而人又是宇宙万物中的一种，这样，在天与人的关系上就形成了中医学所特有的“天人一体”的整体观。“天人一体”的整体观将人与环境(天)之间看成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人体的本身就是环境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而人与自然界之间遵循着相同或相似的规律，而人之所以能够与环境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人体与天地之间存在着一种无形的“气”，人与环境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正是通过这一无形的“气”的感应、震荡和传递作用而实现的。中医学的整体观不仅将人与自然(天)看成是一个整体，而且将人体的本身也看成是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统一的整体。在中医学看来，人体是一个以五脏为中心，通过经络系统，把人的六腑、五体、五官、九窍、四肢百骸等各组成部分有机地联系起来的统一的整体，并通过精、气、神的作用来完成机体统一的生命活动。人体任何的一脏一腑、一官一窍、皮肉筋骨的生理活动都是整体生命功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机体的任何功能活动都是建立在与其他功能活动相联系的基础之上，处于统一的形气转化的整体联系之中。中医学的整体观很重要的一点还表现在对于“气化”的认识上。气化是元气论物质观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那么，何谓气化？简单地理解，气化就是宇宙天地间万事万物的运动、发展和变化。元气论物质观认为，宇宙天地间万事万物(包括人体)的运动、发展和变化都是在气的推动作用下实现的，即所谓的“气始而生化，气散而有形，气布而蕃育，气终而象变。”(《素问•五常政大论》)，因而称之为气化。将宇宙天地间万事万物(包括人体)的运动、发展和变化看成是在“气”的推动作用下实现的，无疑是中医学整体联系观的重要体现。
原子论物质观则认为，世界上的万事万物(包括人体在内)都是由各种不同的原子以一定的数量、按照一定的比例排列组合堆积而成的，整个世界就是由无限多个彼此独立、互不相干的物体机械地组合在一起而形成的，这样就为古希腊人在看待人与自然(天)的关系中所形成的“天人对立”“天人两分”的观念找到了可供解释和说明的理论基础。天人两分观虽然也承认人是自然进化的产物，人的生存离不开自然环境提供的物质和能量，但是人体(生命)一旦从自然中分化出来，就与环境(自然界)是互不相干的甚至完全对立的两个部分，人体有人体的运动变化规律，自然界有自然界运动变化的规律，人体的运动变化规律与自然界的运动变化规律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运动变化规律，不能用人体的运动变化规律来解释和说明自然界运动变化的规律，更不能用自然界运动变化的规律来解释和说明人体的运动变化规律，这就与中医学“天人一体”的整体观所认为的人与天地同理的认识是完全不同的。天人两分观根本不承认人与天地(环境)之间存在着以无形的“气”为中介的相互感应的作用，如果说人体与环境之间存在着某种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话，那也是人与环境之间以有形的物质、能量为中介的机械的、“刚性”的相互联系与相互作用，如人体与环境之间物质、能量的代谢谢交换，以及环境与人体之间的理化的、生物的作用等。这样，西医学在研究人体生命运动的变化规律时，就不会像中医学那样把人放在自然界的这个大背景中整体地、联系地去进行研究，而是把人与自然界完全分离开来孤立地、单独地去进行研究，这是西医学还原分析的思维方式重要表现之一。西医学还原分析的思维方式还表现在它的人体观上。与中医学把人体看成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相反，西医学则把人体看成是由有着不同解剖结构的器官、脏腑、官窍、皮肉筋骨等各个部分组合而成的，在西医学看来，人体实际上就如同一架可以任意拆分的“机器”，人体的每个部分(如上述不同解剖结构的各个器官、脏腑、官窍、皮肉筋骨等)就如同一架机器上被安装上去各种“零件”，每个零件都是各自独立地进行“运转”和“工作”，并共同承担和完成着人体的各种不同的生命活动，正如机器出现了毛病可以归结到组成它的“零件”出现了问题一样，人体的各种疾病也同样可以归结到构成人体的各个部件(如组成人体各个不同的器官、脏腑、官窍等)出现了异常的缘故。此外，如果说元气论物质观将宇宙天地间万事万物(包括人体)的运动、发展和变化的根本原因归结“气”的推动作用上(其实质是宇宙万物间的相互关系、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那么，原子论物质观则孤立地看待一切事物(包括人体)的运动、发展和变化，将事物的运动、发展和变化的根本原因归结于事物(物质)自身结构的变化。这种孤立地看待事物的运动、发展和变化的观点，其实也是西医学还原分析思维方式的重要表现。
总之，中国古代在“天人合一”观念基础上所形成的元气论物质观与古希腊人在“天人对立”观念基础上所形成的原子论物质观对后世东西方学术思想发展的影响是巨大的，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后世的东西方学术之所以走上了两种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归根到底，正是由于东西方两种不同的物质观影响的结果。而这种影响最突出的表现之一，就是中国人在思维方式上的整体联系观和西方人在思维方式上的还原分析观。表现在医学上，用整体联系的观点来看待人体的健康和疾病，因而形成了中国人特有的具有东方特色的医学科学体系，而用还原分析的观点来看待人体的健康和疾病，因而形成了西方人特有的具有西方特色的医学科学体系，中医学和西医学是建立在两种不同观念基础上的两种不同特色的医学科学体系。
